革命工长组织·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报告（里夏德·米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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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工长组织

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里夏德·米勒

　　本文是里夏德·米勒在1918年12月16日的第一次全德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根据大会的正式刊物《全德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Allgemeiner Kongreß der Arbeiter- und Soldatenräte Deutschlands（柏林，1918年，自行出版）译出。略有删减。

　　柏林执行委员会在全国各地都受到了猛烈的批判。到处都在流传着最耸人听闻的流言和许多所谓的“事实真相”。几周来，资产阶级报刊全力开动，对我们进行疯狂攻击。不幸的是，一些社会主义刊物不仅参加了这场攻击（我过一会就会拿出证据），还成了这场攻击的主力。
　　柏林执行委员会的头条罪名，是它企图建立独裁，并控制整个国家。当这些罪名跟其它同样荒谬的罪名再也站不住脚时，一场全面的诽谤运动开始了。（下略）
　　同志们，我们先来调查一下执行委员会受到诽谤的原因吧。首先，我们得观察它的根源。其实，我们要回溯得更远一些，回顾革命前的一些事件。只有很少人知道事情经过，我们也不打算在这里详述全部细节。但我可以告诉你们，革命的准备工作早在1916年7月就开始了^[1]。
　　当时，虽然还不清楚革命的具体目标是什么，也不清楚革命什么时候会到来，但是，只要是卷入了战争期间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过程的人，全都清楚战争将会带来革命。这些人大都成了执行委员会委员。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对它的第一个原因；资产阶级从来不希望社会发生剧烈转变，并对自己的权力落入工人和士兵之手感到愤怒万分。执行委员会委员遭受了大量的个人攻击，特别是我本人。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个过分敏感的人，但一家资产阶级报纸昨天写的东西实在太过分了——我等会再讲。
　　执行委员会之所以遭到攻击的第二个理由，要更加深刻一些。它跟这个事实有关：执行委员会及其代表的各个工人士兵苏维埃，是革命仅有的切实成果。革命推翻了旧的统治制度，用工人士兵苏维埃代替了它，掌握了国家权力。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统治遭到了动摇。新的秩序是以工人士兵苏维埃为基础而建立的，苏维埃的任务就是保证社会与政治的发展能按照社会主义理念与原则进行。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是德国工人士兵苏维埃的临时中央机关，这一点得到了公认。它成了革命的具体表现形式。
　　除此之外，其它一切都原封未动。整个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都跟以前一样，只有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是它们的化身——代表了国家统治权。因此，那些失去了权力的人——资产阶级政党及其报刊——对工人士兵苏维埃，特别是执行委员会集中倾泻怒火，是毫不为奇的。
　　在革命刚开始的时候，这种情况还不太明显。媒体被吓坏了。它很可能惧怕工人士兵苏维埃的权力。但是，当它发现这个危险并没有那么大，而且苏维埃也表现出了驯顺的耐心时，它就开始了日益变本加厉的诽谤。这是一种自然的现象。谁想要重建旧秩序，就必须消灭工人士兵苏维埃，因此他们必须同苏维埃进行殊死搏斗。
　　革命唯一的真实成果，就是工人士兵苏维埃，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了。如果苏维埃完蛋了，革命就什么都不剩下了。凡是同工人士兵苏维埃作斗争的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想要的是重建旧秩序，并从工人和士兵手中夺回政权。同工人士兵苏维埃作斗争，是目前的形势所产生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我们，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一直在致力于推动这场斗争。在革命力量的推动下，我们在11月11日宣布执行委员会是德国的最高政权机关。我们宣布，一切地方、地区、全国和军事机关，都必须在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与指挥下工作。当时谁也没有对此提出反对，所以我们就在11月17日提出了我们的政治指导方针。这些方针让反动势力大为惊恐。我们宣布：

　　工人和士兵已经推翻了旧的统治制度。在工人士兵苏维埃的革命组织之中，新的国家政权正在形成。必须巩固和扩展这一政权，革命的成果才能让整个工人阶级受益。把德意志国家政权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不能做到这一点。德意志国家政权必须成为以社会主义经济为基础的无产阶级共和国。资产阶级企图尽快举行国民议会选举，并让国民议会尽快就任，这就等于窃取工人的革命果实^[2]。

　　11月17日的决议非常明确指出：我们要维护和巩固革命的成果，绝不允许任何人夺走它们，掌握政权的人必须是体力与脑力劳动者——当然也包括士兵，尽管士兵苏维埃只是一种很快就会消失的暂时现象。
　　我们还非常明确地反对召开国民议会。但我现在并不想过多强调这一点；按照大会议程，我们将在以后讨论这个问题^[3]。总之，我们的立场，必然会使革命之敌跳出来战斗。（下略）
　　同志们，在我对执行委员会的活动，对执行委员会的敌人的活动——以及身份——做进一步汇报之前，我想简短地回顾一下它的起源。
　　革命是从柏林之外，特别是在北海沿岸迈出第一步的。讽刺的是，我们早就在为革命做准备，但是等到外地传来革命起义的消息时，我们才刚刚下定决心采取行动。旧的统治者制定了丧心病狂的计划，企图按照“要么胜利，要么光荣战死”这句格言，逼迫我们的整个海军舰队带着好几万我们最优秀的男儿去同英国进行殊死决战，幸好这个计划被及时揭露和阻止了。就在我们这些在柏林的人还没来得及了解它的时候，它就已经引爆了革命。
　　11月9日，革命来到了柏林。就在前一天，大批士兵抵达柏林。即将举行的起义似乎就要遭到武力镇压。资产阶级报刊，包括《前进报》在内，竭力阻止起义。《前进报》在11月9日早间版劝说工人不要罢工，要等到谈判彻底破裂后再罢工^[4]。但是革命的情绪已经变得无比强大。旧的统治者不敢为了自己的特权而战。不出所料，11月9日成了无比混乱的一天。我们没有预料到旧的统治者会如此迅速地退位。在一片混乱之中，一直在为革命做准备的那些人试图建立某种秩序，他们在11月10日号召在布什马戏场举行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5]。
　　与此同时，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共同成立了一个政府，即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社民党和独立党在其中各占一半席位。这个委员会被布什马戏场大会承认为临时政府。但是，同时又选出了执行委员会。（下略）
　　工人士兵苏维埃是在革命中诞生的，它们在全国各地到处成立，把革命带到了每一个地方，而我们既然是大柏林执行委员会，我们就把自己当成了全德工人士兵苏维埃中央委员会。按照我们的设想，必须成立德国的中央委员会。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需要一个中央政权机关，保卫劳动群众的统治权。我们在此基础上发布了我前面引用过的那个宣言，让一切地区机关、全国机关和军事机关接受我们的监督，并宣告我们在国家的管理中居于核心地位。
　　由于形势迅速发展，我们的措施显然只能是临时性的。我们一直是这样说的。我们一直强调，我们的权力是临时性的，我们会尽快让位给另一个由更广泛的群众选举出来的机关。考虑到执行委员会所起的作用，我承认我们看起来有点像是想在全国建立独裁。不幸的是，我们的敌人利用了这种担忧。他们宣称这就是我们的意图，并让很多德国人上了当。然而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打算，也从来没有宣布过这样的企图。令人气馁的是，社会主义报刊居然在散播这种谎言，破坏全国各地的工人士兵苏维埃对大柏林执行委员会的信任。（下略）
　　尊敬的同志们，如果你们看了提交给你们的文件^[6]，就会找到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名单。这份名单可以证明执行委员会的人选是尽可能广泛的。现在它的委员人数已经不是二十八人，而是四十五人^[7]。我相信，这已经清楚地证明了执行委员会的最初一批委员根本不打算把国家权力全部集中在自己手里。在整个政治体制被连根拔起，经济陷入停滞时（至少是经济看似即将停滞时）；换句话说，在公共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时，当反革命随时可能发动暴乱时，大柏林执行委员会宣布自己为国家最高机关。
　　同志们，你们可以尽情批评我们。你们可以教我们怎样把许多事情办得更好。我们都理解。但是，谁也不能指责我们没有做过尝试，谁也不能质疑我们的善意。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我们本来应当实现变革，但我们没有做到，这只是因为我们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同志们，请考虑一个事实：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每天都要收到全国各地的数百封电报和信件。想向我们寻求建议和帮助的人把我们围得严严实实。而且我们没有技术性的基础设施，也没有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公务员队伍。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执行委员会委员被巨大的工作量和重大的责任压垮了，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你们应当回想一下，柏林的形势跟全国大部分地区都不一样。全国政府、普鲁士政府、陆军部、总参谋部、一切军事机关、外交机关、一切政府机关基本上都设在柏林。而且，那些影响最大、在战争中大发横财的公司，它们的总部也都设在柏林。在我们一夜之间成为国家最高机关后，人人都来向我们求助。另外，我们还得时刻关注士兵和工人，让他们相互之间保持和平与秩序。如果你们考虑到这一切，你们就会承认，要把每一件事都办得顺顺当当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发生了一些在平常情况下不可原谅的事情，希望你们能够谅解。
　　另外，参加了执行委员会的那些士兵并不是经过仔细选拔产生的，对他们的选拔本来应当更加谨慎。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是根本不该参加执行委员会的。遗憾的是，整个执行委员会不得不为他们犯下的错误承担责任。（下略）
　　关于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同执行委员会的关系，我要再讲几句。我要公开指出：这种关系最后已经变得不可忍受了。我只想指出一件事：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似乎再也不愿承认工人士兵苏维埃的权力了。在12月6日的反革命暴乱中^[8]，明确传达出了一个信息：可以接受艾伯特—哈泽政府，但决不能接受执行委员会！这次暴乱是冲着革命的成果来的。如果执行委员会完蛋了，工人士兵苏维埃也要完蛋。
　　我还惊讶地发现，军队是向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而不是向执行委员会或全体工人士兵苏维埃宣誓效忠的^[9]。他们的誓词是这样的：“我们谨代表自己的部队，发誓捍卫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及其临时政府——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然而，人民的统治权显然是由工人士兵苏维埃来行使的！军队本来应当向工人士兵苏维埃宣誓效忠！但是，他们却向“德意志共和国”宣誓效忠！请注意，不是“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两者不是一回事！有人可能会以为两者是一回事。但我不这么认为！同志们，我已经指出，在我们的11月11日宣言中，工人士兵苏维埃及其最高机关执行委员会，已经被承认为德国的政权机关。军队必须向国家最高政权机关宣誓效忠。如果他们不这么做，就只能证明某些人正在企图破坏革命的成果。（下略）
　　我们认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对整套反动政府机关进行彻底改革。但是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却不支持我们。正好相反：我们跟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充满了矛盾。革命后，我们就权力和职责的划分进行了谈判。这次谈判非常艰苦。足足花了五天时间才达成协议，这并不是执行委员会的过错。在你们收到的第25号文件里，你们会找到谈判的结果。在这份文件里，规定了工人士兵苏维埃与人民全权代表的五项法定职责：

　　1．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政权属于工人士兵苏维埃。工人士兵苏维埃的职责是维护和扩大革命成果，镇压反革命。
　　2．在全体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之前，由大柏林执行委员会代行其职能。
　　3．由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任命内阁，并将一些权力移交给它。
　　4．执行委员会有权任免内阁成员，并监督内阁的工作。在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与普鲁士的关系理清之前，这项权力同样适用于普鲁士政府。
　　5．如果内阁要任命部长，必须得到执行委员会的批准^[10]。

　　我们在谈判中明确地——并正确地，我要强调这一点——指出：在面临反革命的迫切威胁时，执行委员会不得不保留自己做主的权利。其实，这项权利不仅适用于执行委员会，也适用于一切地方性的工人士兵苏维埃。
　　当我们把行政权移交给内阁时，我们坚持保留监督内阁的权力。我现在依然相信，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我要直白地问你们一个问题：当内阁对我们的一切决议置之不理时，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只能通过不信任案罢免内阁。当然，自从那些日子以来，我们对政府失去了影响力。内阁就是不理睬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和提议。在双方的关系中，合作越来越少，竞争越来越多。（下略）
　　同志们，当我们得知，那些我们不能信任的军官仍对返乡士兵具有强大的影响，并在柏林城门向士兵分发武器弹药时，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必须要求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停止这种做法，并收缴武器弹药。
　　同志们，在试图推进革命，或至少是保卫革命成果时，我们遇到了一些障碍。人民全权代表总是跟我们作对。如果你们回想一下艾伯特和谢德曼昨天的发言，就会发现，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一直对执行委员会的作用感到坐立不安，一直想自行其是。如果你们支持这种做法，你们就是在帮助他们破坏革命政权，也就是损害了作为工人士兵苏维埃中央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并损害了革命的成果。
　　闭目塞听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如实介绍形势。同志们，人民全权代表政府得到了资产阶级报刊的全面支持。这是千真万确的。执行委员会一直遭到最可耻的污蔑。有人散发传单，宣称执行委员会应当为一切负责，包括由腐朽的、已经垮台的政权的错误所导致的后果在内。人人都在一边指着执行委员会，一边说：“士兵们，四年来你们一直在保卫祖国，抵御强敌，你们现在要把这个脓肿从德国人民身上切下来！”（下略）
　　这种宣传攻势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在我们遭到污蔑时，反革命正在组织动员——导致了12月6日的暴乱。关于这次暴乱，我们在执行委员会里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也跟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我不打算过多详述，但我想说一件事，我相信大部分执委会委员都会赞同我的意见：在这次暴乱期间，人民全权代表的做法让我感到非常费解。
　　这次暴乱是右派发动的。左派的暴动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糟。我们都知道这次暴乱的黑手是谁，而且我们有证据。所有反革命头目现在依然逍遥法外。他们可以再来一次暴乱。阴谋主使——陆军部的洛伦茨（Lorenz）上尉被放走了，下令释放他的就是他的上级——陆军部长。巴尔特同志在电话中告诉我，陆军部长坚持要求亲自调查洛伦茨上尉的案件。如果巴尔特同志现在对我说，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调查这个案件的委员会，我就会问他，既然洛伦茨上尉已被释放，那么这个委员会为什么还会存在？这就是整个内阁受到质疑的原因，因为谁也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明明证据确凿的罪犯却能获释。洛伦茨现在可以继续组织白卫军，摧毁残存的最后一点革命成果。
　　我还可以继续举例，说明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之间的关系。但我不会这么做。我认为，关于执行委员会是在何等困难的条件下工作的，执行委员会每天都要遇到全新的挑战，执行委员会是怎样同自然的和不自然的敌人作斗争的，我讲得已经够多了。
　　执行委员会与全体工人士兵苏维埃都是革命的孩子。小孩在成长时都要遇到出牙的问题。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工人士兵苏维埃都要遇到相同的问题。但是，与旧政权的恐怖相比，这些问题又算什么呢？有人指责我们挥霍公款。在过去六周里，执行委员会的开支是五十万马克，几乎全都用于继续处理紧急事务。与挥霍了三分之二的国民财富的旧政权相比，这算得了什么！
　　那些指责我们挥霍公款的人，曾无耻地批准在屠杀人类上挥霍数以十亿计的马克。他们根本没有权力指责工人士兵苏维埃挥霍金钱！我们是清白的。这些谎言和污蔑对苏维埃的活动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同时，同志们，对执行委员会的攻击，对全体工人士兵苏维埃的攻击，对我们造成了很大伤害。这些攻击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都产生了影响。外国人以为工人士兵苏维埃掌权后，德国就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反革命的目标正是工人士兵苏维埃。如果它们完蛋了，革命的最后一点成果也要跟着完蛋。这个大错，主要是由那些利用工人士兵苏维埃难免的错误来抹黑它们的人铸成的。
　　本次大会将作出正确的回答。我们，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曾试图保卫革命的成果。我们失败了。现在，革命的成果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我承认，组成执行委员会的人选不是很理想。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这让我感到欣慰。我和我的朋友们曾试图保卫革命。问题并不在于意志不坚定。不幸的是，有时候形势比我们更强。哪怕是今天——我请求你们考虑一下这个问题，自从革命爆发以来，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一切政治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政权问题。
　　同志们，你们必须做出决定。不要向后看，要向前看！我们经历了艰难的时期，我们经历过各种不愉快的事，我们怀着忧虑望向前方。但是，革命的命运现在掌握在你们手里，我们希望你们能保卫革命的成果，并进一步扩大它！

^[1] 1916年夏季，革命工长组织为了抗议当局逮捕卡尔·李卜克内西，举行了24小时群众罢工。这为革命工长组织同斯巴达克斯派的长期地下合作打下了基础。——编注

^[2] 请参阅《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7月，第74—75页。——中译者注

^[3] 大会议程里，有一次会议是专门讨论“要国民议会还是苏维埃制度”问题的。——编注

^[4] 社民党当时正在同首相马克斯·冯·巴登就威廉二世的退位和把政权移交给社民党进行谈判。——编注

^[5] 指革命工长组织。——编注

^[6] 为了按照议程进行讨论，大会的全体代表都收到了一整套文件。——编注

^[7] 执行委员会最初的二十六名委员全部来自柏林。后来又增加了十九名委员，代表德国各个地区、各邦和军队。——编注

^[8] 请参阅《时间表》中的“1918年12月6日”。——编注

^[9] 请参阅《时间表》中的“1918年12月10日”。——编注

^[10] 另请参阅《1918年11月23日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就工人士兵苏维埃和人民全权代表的国家法律地位发表的声明》，收录于：《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78—79页。两处引文有一些出入。——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