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1918—1919年德国革命文献汇编）
威廉港起义
1918—1919年德国海军革命运动的一章
伊卡洛斯
1943年，作者用英文撰写了本文，并将其作为小册子自费出版。尽管编者保留了原来的英式拼写，但对某些词汇的拼写做了修改，同全书保持一致。编者对本书收录的这个版本做了一些删减，保留了对威廉港起义的具体叙述，删掉了一些概括性的政治观点和历史引述，这主要是因为后者很难验证。删掉的部分在文中均已标明。除非特别指明，所有的注释都是编译者加上的。
原来的小册子还包含了一个《序言》，其作者是谁，至今仍不清楚。下面这段观察可能特别重要，尤其是因为德国从至少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就不断发生水兵起义和码头工人罢工：“不能不提的是，每个德国水手都有义务在帝国海军服役。商船队的船员几乎就等于战舰上的水兵。海军舰队里的其余兵力，是从产业无产阶级中的其它部分中征召来的。因此，他们不仅具有共同的利益，也具有相同的不屈精神。”
自序
还没有人编写过海上劳动者的历史，但是，当这部史书写出来后，它就会成为无产先锋狂飙突进的历史的一部分。
我曾完整地、积极参加过这些事件，所以我认为，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我有义务把这些事件记录下来，虽然我记得可能不够准确，但是这样可以让别人明白这些事件，不管他们有什么心思。
在1935年以前，我曾拥有一个完备的档案库，但是，为了同志们和我本人的安全，那个档案库已经被销毁了。里面的文件当然也都被销毁了，但是失去文件总比失去性命要好。
毕竟，我的脑袋现在还好好地长在脖子上，所以我才能进一步利用它。
——伦敦，1943年 |
战争的乌云笼罩着德国。第二国际最强有力的运动——德国工人运动的基层群众当时竭力要求采取措施，反对即将到来的战争。到处都举行了群众大会，有很多人参加，会上提出了口号：用群众行动反对战争。
然而，这个口号并没有得到落实。在工人组织——组织强大、纪律严明的党和工会的影响下，工人群众都在等待他们信任的领袖发出行动的命令，命令却迟迟不来！他们等到的不是行动，而是彻底的政治破产。
社会民主党违背了自己先前的教诲，1914年8月4日，它在国会中的发言人宣布：“值此危难关头，我们将与祖国共患难。”大多数社民党领袖发现自己原来是有祖国的。而工人却依然没有！
尽管罗莎·卢森堡、安东尼·潘涅库克[1]、海因里希·劳芬贝格[2]、约翰·克尼夫[3]等革命社会主义者同日益猖獗的阶级叛卖政策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为阶级事业做出了无可争辩的贡献，但群众和领袖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实质上的解决。绝大多数社民党领袖都不愿接受工人阶级自己做主的主张，并通过他们的修正主义机关“新闻工作者协会”[4]进行秘密工作，让无产阶级臣服于官僚组织。灾难已成定局。许多工人觉得自己付出的牺牲完全白费了。他们并不理解自己的组织的动力学，所以他们觉得自己遭到了叛卖，他们也确实遭到了叛卖。这一方面造成了幻灭，另一方面又造成了急躁和不耐烦的情绪。但事情仍在发展。（下略）
北海舰队与威廉港海军基地地下委员会
李卜克内西的召唤（“打倒战争！主要敌人在国内！”）产生了效果。它鼓舞了反战力量。巡洋舰、驱逐舰、鱼雷艇和其它小型作战单位的水兵通过窃窃私语，发动了一场宣传运动，偶尔还夹杂着几声欢呼：“Es lebe Liebknecht！[5]”与此同时，一个地下委员会也开始传达信号，这个委员会后来叫做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革委会传达了明确的指示、警告、信息和口号，这些信号通过可靠的盟友，以口口相传的形式迅速传播。每个成员最多只知道两个同志，一个在右，一个在左，就像链条一样。链条上的第一环是谁，只有一个同志知道——那就是革委会。
水兵们通过下层甲板、更衣室、弹药库、瞭望哨甚至是厕所里的密谈，建立起了一个地下组织，它为阻止帝国主义战争、推翻半封建君主制出了一臂之力。这个地下组织树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榜样。
除了革委会之外，还有一些人进行着个别的和平宣传，随着两位无害的良心反战者[6]——水兵莱希皮奇和科比斯遇害后，他们也几乎被彻底清除了。无论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们的斗争都构成了我们的斗争的一部分，所以他们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的事业而献身的。
这些不幸的水兵曾派了一位代表去联系一些社民党重要议员，却吃了闭门羹。社民党议员并不感兴趣。
同时，海军中的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了。舰队高官下令对一些舰只的船员进行清洗，但是，海军的措施，已经不能阻挡革命运动迅猛发展的势头了，清洗也只能造成伤害，而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被怀疑为不可靠的水兵——当然，往往总会弄错人——都会接到命令，叫他们马上离开营房。几千名水兵被调到了弗兰德斯沿岸的海军师。
1917年3月，第三水兵团的水兵们散发了用印刷体字母书写的传单，上面还有革委会的签名。不久后，水兵们就在东端公园[7]举行了会议。这些会议当然都是非法的，但是水兵们采取了很好的保卫措施。当然，海军里的地下运动并没有止步于战舰上的舷梯和舱门里！
1917年4月，海军地下运动的一位左翼激进派[8]成员在汉堡休假时，在一位汉堡女同志的安排下，与另外十七人在大波尔斯特尔[9]附近的森林里的“绿色猎人之家”旅馆（ZumgrünenJäger）举行了秘密会议。这次会议的结果，便是一张写给士兵和军工产业女工的传单。
五千张传单在人群中散发、张贴在墙壁上，过了两天，军工产业发生了自发罢工。几十位罢工工人和传单散发者被捕入狱。不能不提的是，在汉堡积极参加运动的同志，都是军工产业女工和速记员，她们张贴了传单。许多英勇的女同志，还有印刷者——他是一个生意人，并不是运动的成员——都被判处苦役。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只提某个人的牺牲是不公平的。战士天生就是要战斗和牺牲的。只有这样做，阶级事业才能有一线光亮。“我们一定要为和平而斗争，否则世界就要迎来墓场一般的和平，这种和平将使欧洲和整个世界陷入最黑暗的反动时代。”（罗莎·卢森堡）
我们的任务，只能是在舰艇上、在海岸上加倍努力活动。
1917年7月，以战列巡洋舰“摄政王”号[10]为首的一个中队正停泊在下易北河，这个中队的水兵树立了榜样。水兵们接到“起锚，各就各位”的命令后，交换了几个眼神和手势，然后拒绝服从命令。他们自己的命令“开火”要比舰队高官的命令更有力。几百名水兵被判处一年到十五年不等的苦役。这次事件，以及海军部的态度，清楚地表明了当时的总体形势：当局已经出现了慌张和紧张，但下层的态度非常坚决。
水兵再次证明，他们敢于进行武装抵抗。他们明白，必须把海军水兵、陆军士兵和产业工人的行动协调起来，才有胜算。理论家可能会因为夸大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异而误入歧途，但脚踏实地的战士很少会这样。他们的态度是正确的。1918年1月，军工产业发生了自发的工潮，随后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哄抢面包店的事件。然后，一连几个月都非常平静。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火绒草”（Edelweiss）舞厅是威廉港最大的舞厅，快到夏天的时候，在火绒草舞厅里举行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得到了海军地下运动的一些小组的保护。那时已是深夜。舞厅里全是水兵和舞女，还有几个平民。在休息期间，乐队离开了舞台，突然舞台上的幕布落了下来，传出了喊声：“留在原地别动！”然后，从幕布后面传出了洪亮的、动人的、有说服力的声音：“我们即将迎来决定性的事件。最后将不会再有战争，辛勤劳动、流血牺牲的群众将不再受到压迫——但是我们必须进行艰难、漫长而苦涩的斗争。为了阶级事业，不要鲁莽行事。我们的日子会到来的。”
那个日子到来了。
到了九月，多个工人反对派小组在柏林举行了秘密会议。来自德国北部、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多家工厂派出了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总结了全国各地的报告，这些报告表明全国各地的独立工人活动都在不断增加；会议提出，革命阶级必须向广大群众积极解释自己的纲领，无论要付出什么代价，都要立即进行，不得延误。这次会议没有使用“社会主义”这个词，而是采用了“共产主义”——它意味着生产者自由而平等地组成自由人的公社。
群众受到了社民党的愚弄，为了使群众清醒过来、摆脱只求升官发财的领导层，已故的弗伦肯（Frenken）同志编写了一个宣言，没过几天，这份宣言就在能散发的范围内散发了成千上万份。
威廉港社会主义共和国
1918年10月底，北海舰队基地发生了大量水兵抗命不从的事情，一场爆发已经无法避免。
各级、各型战舰停靠在威廉港的码头和船坞里。包括战列舰“巴登”号[11]和战列巡洋舰“兴登堡”号[12]在内的主力舰已经做好了作战准备，正在等待舰队首长的命令。在码头外和雅德河[13]抛锚的军舰——巡洋舰中队、鱼雷艇与驱逐舰分队——也已做好了作战准备。
流言不胫而走：“为了皇帝和祖国的荣耀”，德国海军将进行殊死一搏，与敌人进行最后一战。
什么才是“祖国的荣耀”，水兵们有自己的见解。在私下会面时，他们用“李卜克内西万岁”来打招呼。停靠在岸边的船只，它们的船员大多数时间不在船上，而在岸上的工厂和大澡堂里。军官们传统上是不带手枪的，但是他们却一反常态，拿着手枪，威胁水兵们回到各自的军舰上。水兵们服从了，但是又有其他水兵下了船，跑到岸上，使岸上的水兵人数不断增加。革委会认为形势有利，便传达了口信：“夜里在新士兵公墓开会，需加妥善保卫。各单位都要派代表参加。”
按照秘密组织的规定，代表必须单独赴会，最多也只能两人同行，相互之间还要保持一定距离，避免引起注意。这次会议成功举行了，它证明了革委会的号召获得了广泛响应。会议得到了水兵的保护。出席会议的代表分别站在、跪在或坐在墓碑旁边。没有时间让人讨论或讲话。有人点到停靠在港口或河流中的军舰名字，黑暗中就有一个看不见的代表答道：“到”。一个同志简短却坚定地说道：“时候到了。现在不动手，以后就没机会了。必须小心而坚决地行动。要控制住军官和职员。首先占领通信室。控制军舰后，就在主桅杆或圆桁上升起红旗。为了新一天的红色黎明而战！”
按照组织的规定，所有代表都要留在原地，等发言人离去后，过了十分钟，代表们才散去。
幸好那天晚上的夜色很浓。一些同志在返回军舰和营房途中，听到了部队行军的沉重脚步声。有人开枪，有人大喊，“打倒战争！”发出行军的脚步声是水兵——约有三百人——他们被捕了，正在被押上火车，准备运往布莱梅附近的奥斯雷布斯豪森（Oslebshausen）监狱。在押运途中，水兵们向他们致以热烈的欢呼。有十几个水兵在经过海军部大楼时，发现站岗的是来自东弗里斯兰小城马克森（Marksen）的士兵。守卫海军部的是一个机枪分队。水兵果断出击，马上就夺取了十五挺机枪。分队长是一个老军士长，经过短暂的谈判后，他宣布站在水兵们一边。然后，水兵们通过帝国造船厂[14]的A门进军，他们抵达门岗时，发现那里已经被革命派控制了。水兵们继续向“巴登”号战列舰前进，发现那里的一些小部队已经被革命水兵控制了。水兵们登上“巴登”号，选出了新的指挥员。他是革委会委员。
这时候天已经亮了。停泊在干船坞里的一艘小型轻巡洋舰的甲板上传出了枪声，主桅杆上还挂着白旗[15]。经过大约一小时的战斗后，除了“兴登堡”号之外，其它的舰只都被革命派控制了。“兴登堡”号还挂着白旗。“巴登”号指挥员发出信号：“再不投降我们就要开火了”。有人看到“兴登堡”号上发生了战斗，一队司炉和烧火工准备登上“兴登堡”号帮忙。但在他们就位之前，白旗降下了，红旗升起了。同时，巡洋舰中队也发来信号：革命派也控制了巡洋舰中队。
按照革委会的命令，在海军部大楼外面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两万人参加了大会，然后他们绕着海军基地游行，带头的是第十五鱼雷艇半区舰队[16]。一位同志宣布：北海舰队的所有将军、军官已被撤职，只要他们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就不会受到伤害，但是，如果他们胆敢轻举妄动，就要吃苦头。
四位指挥员中的三位走进海军部大楼，把发生的一切告知将军。将军遗憾地说，他现在已经无力回天了。指挥员们对他说，目前还不会对他采取任何行动，只要他能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
到了这个时候，大群军工工人涌上街头。虽然很遗憾，但我还是得指出这个事实：此时仍有大量工人在等着他们的反革命领袖发出号令，所以只好强行解放他们。在这个时期，他们就跟他们的领袖，还有大量“白领无产者”一样，都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采取了反动的立场。
事态发展得非常快。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队伍在训练场上集合。经过发言和汇报之后，举行了工人士兵苏维埃的选举。每一艘舰只、每一家工厂和每一个市区都选出了苏维埃和代表。
到了晚上，代表们举行了会议，宣称自己是革命政府。选出了由二十一名水兵组成的苏维埃，它可以说是行政机关。这个苏维埃又选出了由五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拥有行政权。但是，当五人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开会时，却发现其中有四人不是革命社会主义者。第五位执委会委员对他们说，懦弱的假革命者是不能造就革命的，他不可能与他们共事。但是，当时的情形却让他们支撑了一阵子。其实，威廉港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两个政府：一个是五人执行委员会，它在军官俱乐部办公；另一个是革命委员会，它设在“巴登”号上，并得到了“千人兵营”[17]里的革命社会主义水兵的支持。（下略）
紧要关头
在这个时候，权力实际上掌握在工人、士兵和水兵的苏维埃手里；就算全国还没有达到这一步，至少在威廉港、布莱梅和布伦瑞克是这样的。革命无产阶级迫切要求明确的决定。此时城乡各地都发生了街头武斗和街垒战。由革命水兵组成的突击队被派往全德各地。为了同喀良施塔得[18]进行不间断的联络，革命委员会派出了几百名全副武装的水兵，前往柏林附近的瑙恩（Nauen），去占领无线电台，当时它还在艾伯特政府手里。
他们没有回来，占领电台的行动失败后，许多水兵去了柏林，在革命社会主义者、陆军少尉多伦巴赫[19]（他是卡尔·李卜克内西的朋友）的领导下，组成了人民海军师。我们想用威廉港的无线电台同喀良施塔得联系，但我们的信号被干扰了，先是遭到了芬兰某地的一个电台的干扰，然后又遭到了瑙恩电台的干扰，所以一直没能联系上。
在这种局面下——当时已经是11月18日了——工会领导和工业巨头建立了“伙伴关系”[20]。胡戈·施蒂内斯[21]在回忆录[22]里谈到了这件事（我从他的回忆录中引用一段）：“我们被彻底打败了。在这种绝望的局面中，来了一个伟人：德国工会总委员会主席列金[23]，他是我们的救世主。事实上，他拯救了我们；我们决不能忘记。”
施蒂内斯没有忘记。作为一位身价百万的工业家、全德最大的船主之一，他把自己最大的船只命名为“卡尔·列金”号。要说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曾遭到过如此可耻的叛卖的话，那一定是德国工人阶级。（下略）
言归正传，卡尔·拉狄克[24]——时任俄国驻德国全权大使——公开宣称“目前，工人革命在德国的胜利，意味着俄国革命的失败。”
斯大林在1923年讨论德国形势时极力主张：“我认为，应当抑制而不是刺激德国工人。”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共产国际不仅血腥镇压了喀良施塔得和乌克兰的真正革命派，还刻意压制了德国的工人革命。
拥护革命委员会的水兵认为，他们有义务进一步推进自己的活动，并不惜一切代价支援阶级同志。为此他们甚至决定，在必要的时候，要出动作战舰队，按照停战条约的规定，这些舰队依然配有武器，随时可以使用。
但是，还有其它困难。几十万工人仍然被过时的组织体系束缚着，被保守的领袖操纵着。1918年12月，柏林举行了第一次全德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25]，这次大会充分暴露了这个缺点。虽然听起来难以置信，但从这个“革命”议会之中，却能看出成立一个革命团体的必要性！卡尔·李卜克内西是主要发言人，他在发言中非常正确地指出：“反革命就在我们中间”，此时一些代表冲着他举起了枪。（下略）
在此期间，柏林政府印制了大幅海报，张贴在全国大小城镇的街头巷尾——当然，在威廉港、布伦瑞克和其它被革命派控制的城市里没有张贴——上面写着大字：“社会主义已在全德建成”，“社会主义正在前进”，等等。事实上，正在前进的是旧的反动势力，领导他们的是“社会民主党的解放者”。他们的主要报纸《前进报》——曾两次被柏林的革命工人占领和管理，但都被社民党夺了回来——在几百名工人在柏林的武斗中丧生时，却发出了这样的煽动：“死了几百人，里面却没有罗莎和卡尔[26]。”
社民党竭力鼓吹国民议会[27]，革命共产主义者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不要国民议会！武装工厂工人！建立革命法庭，审判战犯和反革命分子！”
此时，内战还远远没有达到高潮。决定性的战役还在后头。由产业工人组成的新队伍才刚刚开赴前线。他们不是作为党的工人或工会会员，而是作为独立的革命工厂部队，进行了自己的斗争。
就在这种极为紧张的气氛中，1918年12月28日，一个党诞生了，经过长时间的激烈争论后，它的名字定为“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斯同盟）”。（下略）
1919年1月，德国西北部际共团大会指派我同卡尔·拉狄克（他当时担任驻德大使）谈判，还要跟他讨论在威廉港和喀良施塔得之间建立无线电联系的方式方法。
我立即搭乘特快列车赶往柏林，以免耽误时间。我花了一整天时间都没找到拉狄克，却在半夜意外碰见了卡尔·李卜克内西，他对我说，拉狄克躲在郊区的一间公寓里，那座公寓属于工人合作社[28]。
城里和市郊发生了大规模罢工。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都停驶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找到了拉狄克的“秘密”公寓，却发现他在忙着接待几个兴奋的女访客。
最后，我们进行了政治争论，结果，我明白了，布尔什维克党独裁制度不会推动世界革命。
前景与可能性
早在1919年1月，具有阶级觉悟的威廉港水兵就已经弄明白了总体形势；他们主要集中在千人兵营里，在潜艇训练舰“德意志”号上，在驱逐舰和巡逻艇之类的小型军舰上。为了保证不出错，水兵开始了自我教育与训练。船上和岸上开设了学习班，教授马克思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战略。由于社会民主党的所作所为，“社会主义”这个词已经被玷污了，所以用了“共产主义”这个词。水兵与德国西北部和威斯特法利亚的工业中心（鲁尔地区）的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团体密切合作，制定了一个战略计划，准备把反动势力从沿岸地区和德国西南部赶走，迫使他们退入柏林。我们认为，这个计划要比各自为战更好，它可以迫使反动派失去地利。我们希望让外地的革命力量腾出手来，再为被压迫阶级一举征服柏林。
北海基地的革命水兵决心为了阶级事业而战，不胜利就死亡。他们宣誓，一定要彻底消灭旧的阶级社会，让它再也不能翻身，彻底消灭奴役，消灭资本主义战争——他们已经受够了。这些水兵的精神是用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的。他们展望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性的工人社会，那里人人都是自由的，没有恐惧，没有匮乏，一个以工人民主为基础、人人团结为一的社会。（下略）
1月15日，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在柏林被艾伯特军队的军官残杀了。际共团在威廉港发动了总罢工，当时它除了几百名产业工人之外，还拥有五百名海军水兵。举行了群众大会和武装游行。军舰和千人兵营降下了半旗。海上无产者为两位敬爱的同志哀悼，而煽动杀害他们的《前进报》却领到了沾满鲜血的赏钱。（下略）
最能体现水兵们的精神的是这样一件事：在1月16日，反动的海军军官同盟（Bund der Deckoffizier）试图“从斯巴达克斯派手中解救威廉港”，革命派给他们好好上了一课，打出了一场没有几个白卫军预料得到的战斗。经过六个小时的巷战，死了一些人之后，海军军官同盟无条件投降了。通往雅赫曼桥的街道上到处是被丢弃的步枪和机枪。一些军官保证再也不会拿起武器对付社会主义革命派，后来他们遵守了承诺。不管这次叛乱是不是艾伯特政府煽动的，结果都是旧军国主义势力的一次失败。水兵支持革命委员会，同它的敌人公开斗争，并数次打垮了他们，但是没有一个军官被处死。（下略）
到了一月底，水兵的情绪越来越紧张了。柏林陷落了，基尔陷落了，布莱梅后方遭到了大军进攻。尽管威廉港和周围地区都部署了水兵和工人的岗哨，并成立了对付反革命分子的特别法庭，但这些措施仍是远远不够的。威廉港当时需要的——也是现在需要的，而且不仅仅限于威廉港一地！——是一场全面的、自下而上的革命。
显然，如果与水兵工人苏维埃中的旧成员合作，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必须从革命委员会的社会主义革命派队伍及其正在积极战斗的海陆部队中引入新鲜血液，才能做到这一点。
在经济方面，革命委员会设计了生产者自由而平等地结合的制度，它以工人民主为基础，利用了——由于他们很可能遭到孤立——国家银行的黄金作为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换手段，当然，这样做的话，黄金就不会被用来对付革命工人了。
人们对俄国寄予厚望。不管怎么说，现在都不是讨论的时候；最后的行动时刻已经到来——就算不能成功，也要给后世留下榜样。
威廉港革命公社
德国西北沿岸一带的斗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在布莱梅一带，各个革命团体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奋战[29]，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最后被消灭了。
在这种情况下，威廉港革命委员会下令，岸上的海军水兵，只要能够参加战斗的，都要同正在逼近的白军战斗；还命令停泊在雅德湾[30]的一些鱼雷艇做好战斗准备，支援水兵。水兵的先头部队前进到了距离威廉港十五到二十千米远的前线，进入了早已设好的阵地。这些部队一队有十到三十名水兵，每一队有一位经选举产生的代表[31]，或者叫“大家信得过的人”，他们坚守阵地，抵挡正在进逼的艾伯特军队。水兵们完全明白，他们只有三千人，又没有多少陆地战斗的经验，他们根本不是一支拥有经验丰富的军官的四万人大军的对手，但是他们也明白，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战斗，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为了阶级事业，必须要有纪律——以友爱和信任为基础的自愿的纪律。他们对自己的代表，对担任指挥职务的同志，都怀着友爱与尊敬之情。
与此同时，千人兵营也进入了防御状态。机枪、步枪、子弹和手榴弹都下发了，储藏在每一层楼，在这栋高大威严的建筑物楼顶上，架起了几挺机枪。
1月26日午夜零时，革命委员会宣布整个威廉港戒严。旧的工人士兵苏维埃被撤职了。同时还没收了国家银行的二千一百万金马克，并派出特别部队把守银行大楼，这支部队拥有五十名水兵和十五挺机枪。包括国家银行在内，所有财政设施都被武装水兵夺取并把守了；革命委员会还占领了一切统计机关、邮政电报、电话局、水厂、发电厂、一切交通运输工具、火车站、粮食和原料仓库、印刷厂和一切政府建筑物。
铁路停运了，火车只能进不能出。革命委员会用大号字体印刷了五份不同的传单，在全城张贴，解释了即将发生的情况。
工人、领养老金者、一切穷苦的劳动者，特别是那些住在简陋的小木屋里的人，被告知要立即占领富人的闲置房屋；他们立即动手去做。还有许多战俘，也都不分国籍地释放了，根本没有人在乎他们是“异族”。阶级觉悟当场解决了这些“问题”，“人的意识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32]。
1月27日上午，革命委员会下令打开一间装满了海军供应品的仓库，向威廉港居民分发了好几吨腌肉、咸肉、豌豆、米和罐头食品。根据人们的需求，向人们发放了物资。
与此同时，正在观察来敌动向的前方观察员传来消息：威廉港已被彻底包围，只有水路还能与外界保持联系，一些水兵部队已经利用小型舰炮同来袭的艾伯特军队交火。其实，同这些同志交手的是军官团，他们冲向水兵，然后被打退了。（下略）
到了这个时候，威廉港各处街道和街垒都卷入了战斗。反动派以紧密队形投入战斗，遭受了惨重损失。手榴弹如雨点一般从楼顶上和窗户里投向反动军队，他们的叫声“艾伯特！谢德曼！”被革命派的吼声“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淹没了。艾伯特军队被多次打退，但是他们每次都会换上新的军官部队，大多数新部队都会遭受同样的命运。有时交火声停息了，只能听见一声爆炸；但是过了一会，交火声又响起来了，就像在断壁残垣之海上涌起了一阵狂暴的飓风。
在这种情况下，三十四名受了重伤的同志——A同志也在其中——被转到一艘鱼雷艇上，运往易北河下游的一个小城。
与此同时，夜幕降临之后，争夺千人兵营的战斗也打响了，这次战斗持续了十四个小时。在588名保卫者中，绝大多数都是作战舰队的水兵，还有十几个工人，其中还有几个是女工，还有一位海军高级军官的女儿，才刚十八岁，穿着水兵制服。
没过多久，一发中口径炮弹击中了体育馆，然后多发炮弹落在兵营各处。空气中传来一股难闻的味道，像是毒气。然后炮弹在兵营西边炸开了。但是水兵们进行了反击。他们选出了志愿者，在C同志领导下，他们在半个小时内粉碎了一支军官部队，抓了三个俘虏，缴获了两挺重机枪和一门53毫米火炮。
这次战斗持续了整个晚上，在天快亮的时候达到了高潮，炮弹一发接一发地射入兵营。火团一下接一下地闪烁，火光照亮了夜空。但是，没有一个人想投降。白卫军几次试图攻入兵营，都被保卫者用机枪和步枪火力击退了。在战斗中，在兵营的地下食堂里开了两次会，两次都决定殊死奋战，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投降。
但是，尽管艾伯特军队遭到了惨重损失，但革命水兵和工人的损失也很惨重。战斗中发生的激烈场面无需一一细数，只需要描写一个就够了。H同志受了致命伤，他紧握着身边的战友，吐出一句“不是共产主义就是死亡！”，他的战友跪了下来，亲吻了这位此前并不相识的同志的前额。
到了天亮的时候，两个同志还在操纵唯一一挺没有损坏的机枪……千人兵营的旗杆上，威廉港公社的红旗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被打碎了。
海上革命无产者的历史的一章结束了，但结束的仅仅是其中一章。
[1] 安东·潘涅库克（Anton Pannekoek，1873年1月2日——1960年4月28日），出生于荷兰，在天文学上有很高造诣，1902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党，从1905年开始组织了荷兰社民党内的左翼，并领导“论坛”（Tribune）集团；1909年被开除后，成立了左派社民党。1905年后定居德国，在不来梅住了很多年，在那里培养了很多活动家。一战前曾同考茨基进行过论战。1914年返回荷兰，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1918年创立了荷兰共产党，支持德国的际共团，随后成为德国极左派的理论家。1920年对共工党的纲领产生了很大影响，并成为共工党的理论家。在共工党的一系列危机之后，继续从事科学活动，出版了许多权威著作；并继续在荷兰和其他地方宣传委员会共产主义。——中译者注
[2] 海因里希·劳芬贝格（Herinrich Laufenberg，1872年1月19日——1932年2月3日），出身于莱茵兰的一个天主教家庭。曾获哲学博士学位，参加过天主教中央党，后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1904年至1908年间在杜塞尔多夫当记者。1914年组织左翼反对派。1918—1919年任汉堡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在1919年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后参加共工党，在同沃尔夫海姆（Wolffheim）发展出了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思想后被开除。1922年后因病重退出政治活动。——中译者注
[3] 约翰·克尼夫（Johann Knief，1880年4月20日——1919年4月6日），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当过教师。1905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不来梅当记者。曾师从潘涅库克。1914年曾组织反对派，赞成反对派同社民党右翼决裂，并宣布自己是布尔什维克，与拉狄克保持着联系。1917年（或1918年）流亡荷兰，与戈尔特和潘涅库克合作，与斯巴达克同盟进行论战，拒绝出席德共（斯）成立大会。后因病重开刀，术后不治而死。——中译者注
[4] 新闻工作者协会（Verein Arbeiterpresse）是社民党的一个记者工会。——编注
[5] 德语，“李卜克内西万岁！”——编注
[6] 良心反战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指出于良心而反对战争的人。——中译者注
[7] 我不清楚伊卡洛斯说的东端公园是哪里。——编注
[8] “左翼激进派”是对接近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的活动家的俗称。——编注
[9] 大波尔斯特尔（GroßBorstel）是汉堡的一个市区。——中译者注
[10] “路伊特波尔德摄政王”号（SMS PrinzregentLuitpold）是皇帝级战列舰的最后一艘，1912年2月17日下水，1913年8月19日入役，1919年6月21日在斯卡帕湾自沉。——中译者注
[11] “巴登”号（SMS Baden）是拜仁级无畏战列舰的第一艘，1915年10月30日下水，1917年3月14日入役，它是一战中最后一艘完工的战列舰。1919年6月21日在斯卡帕湾自沉。——中译者注
[12] “兴登堡”号（SMS Hindenburg）是德夫林格级战列巡洋舰的第三艘，1915年8月1日下水，1917年5月10日入役，1919年6月21日在斯卡帕湾自沉。——中译者注
[13] 雅德河（Jade）是下萨克森的一条河流，长22千米，它起源于奥尔登堡附近，在雅德湾（Jadebusen）流入北海。——中译者注
[14] 帝国造船厂（KaiserlicheWerft）是国营造船企业，在威廉港、基尔和格但斯克设有工厂，负责为海军建造和保养军舰。——编注
[15] 指帝国海军军旗，它的图案为白底，上有黑色十字，中央有帝国鹰徽，左上角为黑白红三色条纹，上有铁十字标志。——中译者注
[16] 在德国海军中，区舰队（flottille）有时会分成两个“半区舰队”（halbflottille）。一个鱼雷艇半区舰队一般有6艘鱼雷艇。——中译者注
[17] “千人兵营”（Tausend-Mann-Kaserne）是威廉港的一个大兵营。伊卡洛斯在原文中采用了英文直译。——编注
[18] 被苏维埃政权控制的无线电台当中，喀良施塔得是距离威廉港最近的。——编注
[19] 海因里希·多伦巴赫（Heinrich Dorrenbach，1888年2月18日——1919年3月18日），1910年参加社民党，一战爆发后志愿参军，获少尉军衔，获颁二级铁十字勋章。在香槟战役身负重伤后，逐渐开始反对战争，1918年夏季因开小差而被关押数月，获释后前往柏林，参加了十一月起义的准备工作，并组建了人民海军师。1919年1月起义失败后逃往布伦瑞克，被自由军团杀害。——中译者注
[20] 正式名称为“工商业雇主雇员中央伙伴关系”（Zentralarbeitsgemeinschaft der industriellen und gewerblichen Arbeitgeber und Arbeitnehmer）；请参阅《时间表》中的“1918年11月15日”。在小册子《1918—1921年德国、英国、意大利和法国的革命危机》（The Revolutionary Crisis of 1918–1921 in Germany, England, Italy and France）（芝加哥，工会教育同盟，1921年）中，美国激进工会组织者、共产党人威廉·Z·福斯特（William Z. Foster）正确地指出：德国革命之所以失败，这个协议起了很大作用，但在关于德国革命的文献中，这个协议的重要意义往往被低估了（第12—15页）。——编注
[21] 胡戈·施蒂内斯（Hugo Stinnes，1870年2月12日——1924年4月10日），德国工业家、政客。1890年继承了家传的煤矿和商业公司。后来他的企业逐渐控制了德国采矿业和钢铁业的命脉，他也随之成为德国的工业巨头之一。一战中他大发战争横财，1920年6月当选为国会议员。在德国工业与工会的谈判中，他经常以资方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中译者注
[22] 胡戈·施蒂内斯（1870—1924），德国工业家，他代表雇主签订了“工商业雇主雇员中央伙伴关系”协议。他从未发表过回忆录，不知道伊卡洛斯是从哪里引用这段话的。——编注
[23] 卡尔·列金（1860—1920），社民党工会活动家，他代表雇员签订了“工商业雇主雇员中央伙伴关系”协议。——编注
[24] 卡尔·伯恩哈多维奇·拉狄克（КарлБернгардовичРадек），真名卡洛尔·索贝尔松（Karol Sobelsohn，1885年10月31日——1939年5月19日），1903年起参加加里西亚、波兰和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参加过1905年革命，并因此被捕和关押过一年。后来在波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编辑部中工作。1912年被波兰党开除，1913年被德国党开除。一战中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曾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19年后担任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19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至1923年。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重要成员，1927年因此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7年以“间谍罪”被判刑。1939年遇害。1988年平反。——中译者注
[25] 原文为“工人士兵苏维埃总大会”；为了与本书中的其它文章保持一致，改成了现在这个名字。——编注
[26] 这句引文并不完全准确。关于此事的细节，请参阅本书收录的卡尔·雷茨拉夫的文章《诺斯克与残杀同志的开始》。——编注
[27] 原文为“国民会议”；为了与全书保持一致，改用现在这个译名。——中译者注
[28] 我不知道伊卡洛斯说的是哪个组织。——编注
[29] 请参阅本书中的“布莱梅”一章。——编注
[30] 伊卡洛斯在原文中用的是德文Jadebusen一词。——编注
[31] 伊卡洛斯在原文中用的是德文Obmann一词。——编注
[32] 这里可能是引用了马克思的话：“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3卷，第8页。）——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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