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一种新取向（2022）
第一章 大流行病、#MeToo运动和性别关系的矛盾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给女性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压力（Friedman，2020；Lewis，2020；Tharoor&Mellen，2021）。数亿妇女和女孩不仅面临疾病和死亡的威胁，还经受着经济、社会、身体和情感的重压。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警告，“新冠肺炎或导致全球新增1300万童婚，约4700万女性无法获取现代避孕手段”。（《经济学人》，2020a，2020c；Kristof，2020a,2020b）。世界范围的孕妇都或因此病毒而出现妊娠并发症。有些在分娩时被医院拒之门外，在缺乏物资和照料下死于分娩。（Turkewitz&Herrera，2020）。还有很多妇女无法堕胎。在美国，撇去妇女在堕胎中遇到的阻挠不谈，一些州甚至把堕胎定义为停工期间的“非必要”服务（Tavernise，2020）。
同时，饥饿、食品安全及因无力支付房屋租金而产生的恐惧与胁迫狠狠冲击了妇女和她们的家庭（Mari，2020）。在全球，特别是非洲，超过2.7亿人处于威胁生命的饥饿之中。（Goldbaum，2021）。在美国，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多财富以及3.33亿人口的国家，3800万人面临饥饿和食品安全的问题，其中1200万是儿童（Abramsky，2020；Feeding Ameriva，2022）。
全球大多外出上班的女性无法远程办公。在美国，没有大学学历的父母只有百分之九可以享受带薪休假；包括联邦和州政府在内的大多数雇主很少或根本不为为人父母的员工提供育儿救济（额外工资或额外休假）；而在可以产生高价值的私企（例如，脸书、苹果、微软、谷歌）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员工可以获得最好的福利（《经济学人》，2021c）。
与此同时，那些可以选择兼职或居家办公的女性不得不三班倒，并大幅减少本就不够的睡眠时间1。除了工作和做家务，她们还必须充当老师，那些孩子本该去幼儿园和托儿所。许多家庭面临着数字鸿沟——买不起笔记本电脑或无法正常上网令孩子们上不了网课。
根据加拿大劳工大会妇女权利主任维奇·斯莫尔曼（Vicky Smallman）的说法：“研究表明，女性更有可能为了照顾孩子或其他人而减少工作时间和休假。其结果是女性的收入水平下降，两性工资差距扩大；那些继续尝试兼顾带薪工作和远程学习的女性心理状况不佳（Doland，2020;另见Cohen&Hsu;2020;Schultz&Raj,2020,2020;Williams,2020）。到2021年初，美国已有230多万妇女，其中包括100万母亲，因疫情而失业。黑人、拉丁裔、亚裔和单身女性受创尤甚。她们身心俱疲，求助无援（Dockerman，2021，Hua，2021；《纽约时报》，2021）。美国女性也参与了“大辞职”，即数百万女性在疫情后辞职，她们意识到自己应该得到更有意义的工作和更好的待遇（Malone，2022）。在一项对全球职场母亲的工作调查中，有50%的人希望在大部分时间远程工作（Goldberg，2022）
妇女，尤其是有色人种妇女，更有可能从事基础性的、不稳定的工作，无论是在交通部门，疗养院、家庭护理、农业或工业中，她们都更容易接触到病毒（Coyle，2021；Madgavkar等人，2020）。有色人种女性患病和死亡的几率也更高，因为她们常生活在无法保持身体距离的多代同堂大家庭中。她们有更多关于贫困、营养不良和医保限制的健康问题，还要面对医疗体系中的种族主义。没有证件的妇女对给予家庭的援助感到恐惧。在美国，超过1100万人（主要是有色人种）没有证件，在一些州，因为担心被驱逐出境，这些人不会去申请医保或前往政府机关。
儿童教育也被打乱了。2020年，51个国家超过8.72亿学生无法回校上课，其中一半以学生的人因穷到无法上网而无法远程学习（Tharoor，2020）。联合国还估计，2400万儿童已经辍学，其中数百万将被迫打工谋生（Gettleman&Raj，2020）。
对拥抱、触摸、亲吻等任何形式的亲密接触以及社交聚会的限制使得人际关系变得非常紧张，全球众多妇女儿童也因与配偶、伴侣和其他家庭成员住在一起遭受了更多的家庭暴力，（Bosman，2020；Mlambo Ngcuka，2020；Stewart，2020）。由此导致的家庭暴力率上升被称为“疫情的阴影”。对儿童的网络性侵犯急剧上升（Jakes，2021）。除了一系列性病外，性工作者还被迫接触新冠肺炎。
全球的女性囚犯、移民、难民及其子女由于逼仄不洁的居住环境而受到新冠肺炎的感染（《纽约时报》，2020a）2。据埃拉·法斯勒（Ella Fassler）（2020）报道：“美国的看守所和监狱已经被新冠占领，成为了死亡陷阱。拥挤的住所、匮乏的防护装备、脆弱的医疗系统、人口的老龄化再加上不洁的环境，共同导致感染率比已经爆炸的美国平均感染水平还高5.5倍。还有报道称，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拘留中心的拉丁裔和加勒比裔妇女被强制绝育并切除了子宫。（Dickerson，Wessler，Jordan，2020）
新冠肺炎带来的社会倒退已经使妇女工作出现了倒退，毁掉来了我们来之不易的一些成果。（Tharoor & Mellen，2021年）。我们曾取得哪些成果？来看看 21 世纪性别关系的矛盾发展。
从社会主义和废奴女权主义者的角度看#METOO运动的特点
在21世纪的前15年，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批评第二波女权主义者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放弃了激进的解放，被自由市场的资本和野心所诱。在苏珊·法卢迪（Susan Faludi）的标志性作品《Backlash》出版15周年之际，她（2006）说到，“女同胞们在即将奔向胜利时迷路了；我们执迷于从一个表面上狂热的粉丝那儿收获些闪闪发光的小礼物；那个粉丝是商业市场，而小礼物是商业文化的给予，在那里有关解放的话语成了一种全新的强大统治武器”（第14页）。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2013b）批评第二波女权主义者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女仆” 。“在新自由主义破环社会平等时她们却将重心转到了文化议题上“。（第 1页）。克里斯汀·安德森（Kristin J.Anderson）（2014）的《现代厌女症：后女权主义时代的反女权主义》（Modern Misogyny：Anti-feminism in a Post-feminist Era）认为，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新自由主义的有关消费主义、精致利己主义，和自由市场的诱惑是“女权主义目标去政治化”的主要原因之一（第2页）。
2017年全球兴起的#MeToo运动了暴露出女性无论在商界和学界有多么成功，仍然会被视作享用和虐待的性对象。（#MeToo运动是起源于社交媒体的一场反性骚扰和性侵犯的社会运动。这场运动在2017年10月爆发，最初是由美国好莱坞女演员阿什利·贾德发布推文揭露好莱坞制度性性骚扰和性侵犯的问题，之后，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到了这场运动中，分享她们遭受性骚扰和性侵犯的经历。这场运动很快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成为一场国际性的社会运动）它有可能戳破资本主义“自由”和“赋权”的神话，这些神话侵蚀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妇女运动。#MeToo运动揭示了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在本质上是相互勾结、不可分割的。
该运动另一个关键点是，它最初由一位非裔美国女性塔拉娜· 伯克（Tarana Burke）明确提出，在废奴女权主义的潮流下得到进一步发展。塔拉娜·伯克于2007年开始了她的竞选活动，其目标是关注有色人种女性、跨性别者和残疾人，这些人在美国最有可能遭受性暴力（Burke，2021）。她追求的是“真正的结构性社会变革”和“变革正义”。因为：
众多施暴者本身就是性暴力的受害者、特别是在儿童时期，因此很多事情变得复杂。我们要更清楚地理解正义的含义以及实现的手段。如果我们想修复性暴力对社会造成的创伤，就必须先修复施暴者和受害者的心灵之伤 ，否则这只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施暴循环。（Adetiba，2017）。
废奴女权主义是由非裔美国妇女发起的运动，她们反对监狱工业综合体（"Prison-industrial complex"（监狱工业复合体，一个由美国社会学家发明的词汇，用于描述由私人公司和政府机构合作运营的庞大监狱系统，这些公司从监狱建设、管理到提供产品和服务都参与其中。），并对其进行理论研究，这些努力明晰了#MeToo 运动的前景。废奴主义女权主义领袖，如塔拉娜 · 伯克（Tarana Burke）、安吉拉 ·戴维斯（Angela Y Davis）、鲁思 ·威尔逊 ·吉尔摩（Ruth Wilson Gilmore）、乔伊 ·詹姆斯（Joyames）、艾弗里 · 戈登（Avery Gordon）、罗马里琳·拉尔斯顿（Romarilyn Ralston）、 玛丽亚姆·卡巴（Mariame Kaba）、贝丝·里奇（Beth Richie）和吉娜·丹特（Gina Dent），认为性别暴力是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强调异性恋霸权的资本主义制度（Heterosexist capitalist）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机制为监狱惩罚式。她们反对资本主义对所有有色人种、女性、酷儿和跨性别者的非人化和商品化，并挑战其权力结构。
在《女权主义者与性罪犯》（The Feminist and The Sex Offender）一书中，废奴主义女权主义者朱迪斯·莱文（Judith Levine）和埃里卡·R·迈纳斯（Erica R.Meiners）（2020）也强调，性别暴力与国家暴力是分不开的。她们认为，#MeToo 运动证明了在彻底的社会变革之前，法律于性侵的受害者而言近乎一纸空文。”（第30页）。此外，她们指出，“ 最终的目标并不单单摆脱暴力，更是建设是一个人人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第5页）。
#MeToo和“黑命关天”运动的兴起下，#MeToo运动与反对种族主义、警察暴力、国家暴力、大规模监禁和监狱资本主义的斗争之间的有机联系，使展望全世界人类解放的深刻愿景变得可能。为了建设此愿景，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21世纪两性关系的发展，威权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鲜明特征以及与他们的斗争。（"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一个起源于美国的反种族主义和反警察暴力的运动和口号。该运动于2013年在社交媒体上首次出现，最初是作为对在佛罗里达州被枪杀的青年Trayvon Martin 之死的回应。该运动旨在推动对黑人的警察暴力行为进行制度性改革，同时促进社会中对于黑人群体的认识和尊重）
21世纪性别关系的矛盾发展
我们看到，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第二波女权主义的兴起，以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发展，年轻一代对改变性认同和性别角色的观点更加开放，并认为性取向和性认同不必是二元的（异性恋与同性恋、男性与女性）。与此同时，自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们目睹了反女权主义的反弹，其背景为资本积累的逻辑蔓延到社会各层面，伴有高科技对人际关系中个人的去个性化和否定化。
今天，世界数百万年轻人对LGBTQ的认同和取向持开放态度，并反对资本主义。在美国，70%的年轻人反对资本主义；50% 的美国千禧一代（1980年至1990年代初出生的人）支持同性恋的平权，其中20%认同LGBTQ的身份，12%反对原性别（即不认同出生时的生理性别）；50%的人认为性别是一个光谱，62%的人接受跨性别厕所。换而言之，美国千禧一代绝大多数都是自由和宽容的（Sexton，2019，第239页）。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年轻大学生正在参加性别研究课程和种族研究课程，这使他们能够辩证地将个人经历和现实看作一个整体，挑战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超越自我。
或许为了回应上述进步，大男子主义和强烈的厌女症倾向也在世界增长。在2016年美国大选之前播出的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Trump）关于享受性侵女性的评论录音也是这一趋势的明显表现。更不幸的是，在该次总统选举中，42 %的女性（近2500万）投票给了特朗普（Tyson&Maniam，2016）。尽管特朗普在四年任期里厌女、歧视其他种族、反劳工和反移民，但在2020年的选举中，还是有约33%的美国女性选民（包括47%的白人女性选民）投了他（Delmore，2020），甚至有25%的LGBTQ选民投了特朗普（Flores，Magni，&Rey nolds，2020）。在美国各州，禁止堕胎的新法律（见下文）与禁止公立小学课堂讨论性取向和性认同的法律齐头并进（Mazzei，2022）。各州也通过了禁止对变性青年进行性别认同治疗的法律（Conron 等人，2022）。
在非洲，除了南非允许同性婚姻和博茨瓦纳在2019年取消对同性恋的定罪，年轻一代对同性恋的恐惧一直在上升。尽管超过80%的非洲年轻人认为应该采取更多措施来保护少数人的权利，超60%的人认为性骚扰是他们国家的一个问题；但近70%的人不支持保护LGBTQ人群的权利（《经济学人》，2021a）。
在匈牙利，所有与“同性恋，改变性别”相关的教学都以反恋童癖的名义被禁止在公立学校开展（Butler，2021）。在波兰，政府一直在推动一场针对LGBTQ的仇恨运动，并将其视为恋童癖（Pronczuk，2021）。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长期退步，我们尚未有广泛的研究成果，在此背景下，让我们探讨更多有关世界性别关系状况的现实。
安德鲁·L·亚罗（Andrew L.Yarrow，2018）在《男生出局：在美国社会边缘的男性》（Man Out：Men on the Sidelines of American Life）一书中写到，美国每四个男人中就有一个感到“被边缘化”。他认为，美国新出现的厌女症实际上是社会对全球化、第二机器时代和第二波女权主义兴起的反应。时代变化带来了性别定位的模糊、逐渐异化的工作、一夜情中的交易关系、色情、男性的高监禁率以及缺乏内涵丰富的人际关系。根据亚罗的说法，21世纪有六件事是新的：
1．在业的受教育男女人口比例不断变化；
2．极度不平等的经济产生了糟糕的工作，夫妻无法在社会经济等级中的较低层次生存；
3．男性工作的减少；
4．性别定位的模糊加剧；
5．网上约会；
6．一夜情。（Yarrow，2018，p75）
女权主义者和LGBTQ运动无疑对性别定位和二元性别概念本身提出了挑战。这些挑战加上越来越多的女性拒绝结婚或对伴侣抱有更高的期望，造成了如今许多男性无法应对的现实。在今天的美国，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多350万。到27岁时，拥有本科学士学位的女性比男性多出三分之一。30%的妻子比丈夫受过更多的教育（Yarrow，2018，p138）。八分之三的女性拥有学士学位或更高的学位，而只有十分之三的男性达到这一水平（Yarrow,2018,p70）。
美国的结婚率大幅下降。1970年，超过70%的美国成年人结婚，现在只有不到50%（Yarrow,2018,p129）。一半的婚姻以离婚告终。超过70%的离婚是由女性发起的。不结婚不再是一种污名。未婚者包括那些与异性或同性同居的人，7%的美国成年人目前同居，同居时间通常略多于一年（Yarrow，2018,pp.132 138；另见Graf， 2019； Stepler， 2017）。10%的LGBTQ成年人已经结婚。美国和英国收入最低的女性大多没有结婚（《经济学人》，2017c）。在全球范围内，“婚姻变得不那么守旧、不那么本分，也不那么强制”。平均结婚年龄有所提高。情侣更加强调夫妻之间的爱和承诺。离婚更容易被接受（Coontz，2006 ；《经济学人》，2017b）。这些数据一些与女性更强的生活能力有关，一些与不允许低收入人群结婚的经济限制有关，另一部分与人们成长中在家庭里经历的创伤有关（Yarrow,2018,p134）。在西方，与那些没有大学学历并且经济弱势的人相比，拥有大学学历和较高收入的人更有可能结婚并维持婚姻。
用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0）一项研究中的话来说：“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婚姻和经济的分层一直扩大，而且两者都可能相互推动 。”与此同时，亚罗（2018）认为，中产阶级蓝领工作的减少只是导致基于阶级的婚姻下降趋势的因素之一。在他看来，更持久的因素是，不结婚的成年单身生活植根于文化规范，制造业工作岗位的回归不会改变这一点（p137）。
在美国，超过60%的已婚女性离家工作。对婚姻的期望也发生了变化。经济保障和生育仍然重要，但爱、承诺和陪伴已成为结婚最主要的三个原因（Pew Research Center，2010）。总的来说，女性正变得更独立，寻求更高质量的陪伴。
老话说，不是男人不愿给出承诺，而是已经离婚的女人不想再婚，尚未结婚的女人不急于结婚。女性对婚姻的满意度往往低于男性，所以70%的离婚是由女人提出的。这一比例在上个世纪几乎没有变化 。（Yarrow，2018，p138）
“已婚男性在经济、心理以及健康和自尊方面通常都是走运的”（Yarrow，2018，第138页 ；另见《经济学人》，2015年）。
在印度，婚姻更多为了维系家庭，而不是个人的选择和满足。大多数妇女婚后仍与亲家住在一起。然而，由于四分之一的年轻人上大学，一半为女性，年轻人现在对于结婚对象有了更大的发言权，尤其是城市中产阶级（《经济学人》，2017d）。
在南非，60%的大学毕业生是女性。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为31岁。离婚率为44%，大多数离婚都是由女性发起的（Wasserman，2019）。在整个西非，由女性发起的离婚激增，不仅有受过教育、具有工作背景的城市女性，还有对婚姻期望更高、要求爱与尊重的农村女性（Mvulane，2020；Searcey，2019）。
在伊朗，尽管伊斯兰共和国实行了40多年的压制、厌女政策，妇女仍在继续反抗并发展自己。她们占大学毕业生的60%。虽然法定结婚年龄是13岁，但平均结婚年龄是24岁。同居也变得越来越普遍，尽管不是公开的（Afary&Faust，2021）。生育率为1.9％，每三次婚姻中就有一次离婚（德国之声，2019；Hein，2020；Pursaeh，2020）。尽管绝大多数女性的工作是为了赚钱帮助她们家庭，但她们大多受限于非正规的劳动力市场。伊斯兰共和国的父权制法律和行政制度使她们很难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所以其参与率只有16％（Afary，2020b）。但是她们在正规和非正规劳动力市场都面临着公开的歧视。
总的来说，生育率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增长之后，特别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除了非洲一些国家，世界各地的生育率都在下降。随着避孕和受教育的机会增加，更多的妇女在当今世界危机四伏的压力下选择推迟或放弃生育（Cave、Bubola和SangHun，2021；Wee，2021）。
在美国，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工作的女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受教育程度也比以往任何时间都高。女性大学毕业生比男性多。事实上，拥有研究生学历、没有孩子、在科学和数学等领域工作的女性可以获得比男性更高的薪酬。但女性之间的阶级差距正在扩大：一方面是占比较低的高技能、高薪女性，另一方面是大量的低收入、低技能职位的女性（Foroohar，2012）。
性别在薪酬方面的差距也持续存在。理论上，在美国，为同一位雇主从事相同的工作内容，女性与男性的薪酬比例为98比100。可震惊的是，美国的现实是，男性每赚1美元，女性就只能赚49美分。因为女性必须花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孩子、老人或病人（Chalabi，2017；Newburger，2018）。
另一些非常令人担忧的事实揭示了社会工作中的自动化和机械化对性和生育的影响。世界各地的男性对色情产业的消费正在急速增加，因为技术使其变得更便宜甚至免费。为了与免费的色情网站和博客竞争，色情行业正在制作更多极端的性爱场景。年轻人观看这些场景后产生不切实际的欲望和厌恶女性的心态，并沉迷于色情。（《经济学人》，2015）。男性对色情的上瘾导致了阳痿的流行，包括年轻男性，因为正常的性行为不会再激发他们的性欲。在美国，40岁以下的男性有三分之一有勃起功能障碍或性欲低下（Spitz，2018）。
亚罗的《男生出局》（2018）显示，在美国，每五个男人中就有一个与工作、家庭、儿童、公民、社区生活以及人际关系脱节。他们不仅对政府和雇主感到愤怒，也对女性感到愤怒。这些愤怒、孤独的男性包括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男性，以及来自美国各地的各种种族、族裔和性取向的年轻男性（第xii页）。“其中少数是直言不讳的厌女主义者”（第xv页）。
一些男性用性器官的名字来称呼女性，还因为女性拒绝男性的性要求，使他们成为“非自愿独身者”而攻击和枪杀女性。一些人加入了“男性权利运动”和“庄园”（庄园是一个网站、博客和在线论坛的集合，宣扬男性气概、厌女症和反对女权主义。），并宣传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铁约翰》（Iron John）、福音派信仰的兑现者（Evangelical Promise Kepers）、路易斯·法拉汗（Louis Farrakhan）和全国男性委员会的观点（Yarrow，2018，第81页）。其中一些声称，大多数性侵指控都是谎言，大多数家庭暴力都是由女性实施的。一些人，如“红色药丸者”（Red Pillers），称男性为 “被压迫的性群体”，并鼓励男性强奸女性（Wachtell，2017；Yarrow，2018，第82页）（"Iron John"是一篇由德国作家、心理学家罗伯特·布莱创作的现代童话，讲述了一个男孩成长为成年人的故事，其中包含了许多象征和隐喻。该故事最初被收录在布莱的同名书籍中，并成为了20世纪80年代男性自我探索和成长运动的一部分，被广泛阅读和讨论。 "Iron John"的主题包括父亲关系、男性情感和力量的探索、男性文化和神话等。"Evangelical Promise Keepers"是一个基督教男性主义组织，成立于1990年初，目标是推动男性重新发现自己的角色，特别是在婚姻和家庭中扮演领导角色，并遵守基督教信仰和道德准则。Louis Farrakhan，是一位美国宗教领袖，领导黑人民族主义组织伊斯兰国家（NOI），因领导1995年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百万人大游行以及被广泛谴责为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言论而著称。红色药丸在电影《黑客帝国》中代表着将人从虚假觉醒到现实，红色药丸者认为现实的中的女性拥有的太多的权利而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太少了）。
与之相对，在美国18至44岁的男性中，只有30%的人自称 “十足的男子气概”（Yarrow，2018，第65页）。还有一个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的“支持女权主义的男性运动”，出版季刊的《男性之声》（Voice Male）旨在展示“男性的一种生活方式——不是以男性，而是人性为中心”（Yarrow， 2018，第83页）。Yarrow认为：
尽管女权主义使女性取得了巨大进步，也为男性做了很多好事 …但它对男性的影响要模糊得多。“性别之间的文化滞后”已经出现，女性发展出一套新的、更明确的信仰和更远大的理想，而男性还不清楚如何应对这些变化以及以后的行动。（Yarrow，2018，第68页）
随着男性的身份认同更加多变，"行为规范充满矛盾和雷区"（Yarrow，2018，第68页）。
《众人期待的男性：有毒的男子气概和人们自身制造的危机》一书的作者贾里德·耶茨·塞克斯顿（Jared Yates Sexton）（2019）也对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见解。作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和创意写作教授，塞克斯顿是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由极端贫困的单身母亲抚养长大，他和他的母亲在此期间受到了各种男人的身心虐待，经受了巨大的苦难。
他认为，随着2016年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Trump）当选美国总统，“就像所有被限制在私人空间、锁在门内的可怕东西突然闯入了公共舞台”（Sexton，2019， 第123页）。“从本质上讲，特朗普的当选是一场酝酿已久的运动…… 最终转变为一种政治认同”（Sexton，2019，第212页）。塞克斯顿指出了他成长过程中美国白人工人阶级中的父权信仰，以及在网络团体中宣扬的父权制和厌女观点的致命影响，这些团体统称为庄园。他们宣扬理查德· 斯宾塞（Richard Spencer）等极右翼人物或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等主张父权制为自然秩序并呼吁男性“承担责任”的观点。虽然塞克斯顿关注的是白人至上主义的父权制理论，但我们要注意，在美国，呼吁父权男性承担责任的话语也得到了伊斯兰国家的路易斯·法拉汗（Louis Farrakhan）等人物以及不同种族和宗教社区的许多其他领导人的推广。
然而，塞克斯顿在书中的主要想说，父权制危害男性健康，不仅不会让他们变得强壮，还会损害他们的身心。他认为，如果男性想要变得健康和强壮，就需要深思熟虑，评析问题，表露情感，照顾他人，并且服务社会（第250-252页）。
克里斯汀·安德森（Kristin J.Anderson）（2014）的《现代厌女症》（Modern Misogyny），在特朗普当选前两年出版，更多地关注以女性平等为幌子的隐秘厌女症。她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新自由主义的消费主义、自由市场理论和狭隘的个人主义所说的“赋权”的导致了20 世纪90年代的“后女权主义”。这种后女权主义背离了第二波女权主义的目标，即集体行动，改变资本主义，掌控自己的身体，以及薪酬平等。相反，它提倡狭隘的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减少“被性化和物化的可能”（第12页）。
安德森认为，这种后女权主义态度导致了大众媒体和广告中女性性客体化的普遍。它将性解放贬低为性的自我客体化。这也让资本主义推动色情行业成为主流的行为变得更加普遍和可接受，导致人们丧失批判色情文化的能力，甚至接受色情文化（第14页）。它没有把女性宣传为“性的主体”，而是把女性宣传成“他者欲望的对象”（第14页）。因此 ，“极端、露骨的色情是现在西方世界性教育的主要形式”（第16页）。
安德森还研究了2001年9月11日纽约市双子塔恐怖袭击、美国当年入侵阿富汗和2003年入侵伊拉克后军国主义的影响。她指出，在这些事件之后，美国大力提倡大男子主义，她展示了 “在危机时期，先前的进步……迅速退回到传统的父权制模式”（第28页）。这种性别角色倒退的例子包括把警察、消防员和男性急救人员视为帮助女性的超级英雄，后者的形象被描述为无助少女。此外，言情电影鼓励女性选择家庭而不是事业，纯洁舞会（一个由美国保守派基督教家庭举行的活动，一般是父亲陪同未婚的女儿前来参加）赞颂女生向父亲宣誓结婚之前保持贞洁的行为。军国主义还包括对公民权利、新闻自由的普遍侵犯和对移民的诋毁。因此，她认为，9·11袭击事件后，美国政府加强了军国主义的宣传，“加快美国已有的保守主义议程推进”，该议程“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 ”（Anderson，2014，第42页）。
保守派议程旨在剥夺妇女经过艰苦斗争取得的堕胎权利，这可从自1973年后对堕胎权利的反对看出，那年美国最高法院的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将堕胎合法化至怀孕六个月。珍妮·布朗（Jenny Brown（2019b）在《愧意何在：当今的堕胎斗争》（Without Apology： The Abortion Struggle Now，Jenny Brown 2019b）一书中认为，目前美国对堕胎权的侵犯既源于对白人女性低出生率的种族主义担忧，也源于对女性独立和性取向的恐惧。她带着我们了解保守派右翼逐步推翻1973年罗诉韦德案最高法院裁决的努力。这种逆转始于1976年的海德修正案，该修正案拒绝联邦医疗补助计划为堕胎提供资金。随之而来的是禁止青少年学校性教育课程提及堕胎，且堕胎需告知父母并征得同意的法律，规定了时间限制、等待期、强制性、超声波、阻挠妇女堕胎的强制声明、为迫使堕胎诊所和提供服务者停止服务的异常严格的标准、对堕胎服务提供者的诋毁、对进入堕胎诊所妇女的质问、对堕胎药RU486的供应和诊所服用的限制，以及对雇主提供的医疗保健计划缺乏堕胎并包含某些形式节育的允许。此外，2014年，联邦《未出生暴力受害者法》的通过意味着，任何导致胚胎和胎儿死亡的行为都被视作是孕妇造成伤害的罪行。这项法律转而又允许一些州对妊娠结果不佳或死产的妇女进行监禁（Brooks，2018；Brown，2019b，第146页；Pollitt，2015，第142页）。2021年9月，美国最高法院支持德克萨斯州的一项新法律，禁止怀孕第六周后堕胎。此外，它还授权义警向州政府收取至少10000美元的奖金，用于起诉和追捕在美国任何地方直接或间接帮助得克萨斯州堕胎妇女的任何人（Walker，2021）3。2021年10月2日，超过25万妇女在美国各地游行，反对这项法律。但其规模远不及特朗普（Lerer&Robertson，2021）任期内维护堕胎权的数百万人游行。美国多个州的立法机构正在通过反堕胎法，包括禁止或限制堕胎药使用的法律（Levenson，2022；Zernike，2022）。2022年4月，俄克拉荷马州签署了一项法律，将任何阶段的堕胎定为犯罪，并允许对堕胎者判处最高10年监禁（LeBlanc&Stracqualursi，2022）。2022年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剥夺了宪法规定的妇女堕胎权，并赋予各州十足的权力禁止堕胎。
布朗质疑美国维护堕胎权的运动，因为其运动没有把堕胎权的争取作为一个特定目标下的一环。她认为，我们需要自豪地认识到，堕胎也是一种权利和一种节育方式，始终都该是女性的一种选择。“女权主义的立场是，你可以绝对掌控自己要不要承担这件苦差（怀孕和分娩），否则就是不自由的”（第116页）。她还呼吁生育权的运动不要局限于争取某些权利，而是要向生育平等运动（the Reproductive Justice Movement）学习，该理念最先由黑人女权组织“姐妹之歌”（Sister Song）于20世纪90年代初倡导。生育平等运动将堕胎权视为更广泛斗争的一环，其中包括社会公平、全民医疗和教育。《生育平等简述》（Reproductive Justice: An Introduction 2017）一书的作者洛蕾塔·罗斯（Loretta Ross）和瑞奇·索林格（Rickie Solinger）认为，生育平等是拥有“不生孩子的权利”和“生孩子的权力”以及“在安全健康的环境中养育孩子”。（第65页）。
卡莎·波利特（Katha Pollitt）在《支持女性收回堕胎权》（Pro： Reclaiming Abortion Rights 2015）中也分享了这些观点,并进行了延伸。她对反堕胎运动声称“生命从受孕开始”的厌女主义根源提出了质疑。她认为，这种观点将女性贬低为携带胎儿的容器，并赋予胎儿在未经女性同意的情况下租用其身体的权利，仅仅因为女性发生了性行为（第91页）。她认为，“能够决定何时生育、生育几个的自由是现代理想婚姻的支柱，一个基于爱、陪伴和共同美好体验的平等、亲密关系。这有助于婚姻不那么拘泥于性别角色，更民主，对孩子也更好”（Pollitt，2015，第113页）。在这份论述中，波利特呼应了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 1986）早些时候的观点：
对女性来说，自由生育相当于对法定工作日的需求，后者被马克思看作19世纪工厂工人运动的巨大分水岭。马克思称追求法定工作日的抗争是“温和的大宪章”……这没有终结资本主义，但它们改变了工人与自己生活的关系。（第21页）
此外，·波利特（2015）认为，反堕胎的立场贬低了母性。它对做母亲所要承受的痛苦和辛劳一无所知，轻描淡写。一方面，它妖魔化领取福利的单身母亲，后者依靠微薄的公共援助资金生存。另一方面，如果一位单身女性为了免受单身母亲的痛苦而选择堕胎，人们则会告诉她做母亲十分轻松。
“反堕胎”运动不人道的明显证据是其缺少对黑人妇女和贫穷有色人种妇女的关注。在美国，黑人女性死于妊娠和分娩并发症的几率是白人女性的两倍（Sgaier&Downey，2021）。事实上，美国是世界上产妇死亡率最高的发达国家。（Rabin，2021）。黑人婴儿死亡率也是白人婴儿死亡率的两倍多（Gaither，2020；Saad，2020，第88页）。在美国，三分之一在医院分娩的有色人种女性报告称遭受了不尊重的照顾或虐待（《纽约时报》，2018）。用基安加·亚马赫塔·泰勒（Keeanga-Yamahtta Taylor）（2017）的话来说，“在提到对待美国工薪阶层、黑人和波多黎各妇女时，黑人女权主义者将生育平等视为首要议题。其他问题包括关于堕胎权和拒做妇科医学中常见的绝育手术等”（第9页）。
在过去的十年里，争取堕胎权的斗争也在爱尔兰、阿根廷、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和波兰掀起了数百万妇女的抗议。2018年，爱尔兰选民以压倒性优势决定废除世界上最严格的堕胎禁令之一（Freytas Tamura，2018）。在阿根廷，2020年12月，包括工人阶级妇女广泛参与在内的一场强大的女权运动推动立法机构把怀孕15周之前的必要堕胎合法化（Politi&Londoño，2020）4。在墨西哥，堕胎于2021年9月合法化，在哥伦比亚，多亏女权运动者的努力，堕胎在2022年2月合法。虽然拉丁美洲在堕胎权利方面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在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洪都拉斯、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和苏里南，堕胎在任何情况下都r仍被定罪并禁止（McDonnell&Linthicum，2021）。在波兰，2020年10月和11月，数十万妇女抗议对堕胎增加的限制，并迫使政府推迟执行更严格的规定。然而，2021年1月28日，波兰政府实施了近乎全面的堕胎禁令。女性抗议者发誓要继续反对这项禁令（Kwai、Pronzuk和Magdziarz，2021；Majews ka，2020）。
在世界各地，对妇女，特别是贫困妇女和有色人种儿童的物化,非人化和商品化，最明显地体现在贩卖人口的大幅增加上。在当今世界约4000万被奴役的人中，估计50%是18岁以上的妇女；23%是18岁以下的女孩；21%是18岁以上的男性；7%是18岁以下的男孩（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8b）。贩卖妇女和女孩作为性奴的现象正在加剧。全球每年贩卖人口的利润约为1500亿美元，其中990亿来自商业性剥削（人权第一，2017；国际劳工组织，2017）。
人口贩卖可能包括强迫劳动、强迫婚姻、卖淫和器官摘取（国际劳工组织，2017）。区域战争和冲突便利了其发展。贩卖者还利用在线社交媒体平台宣传并招募同伙。在美国，从事性交易的青少年平均年龄为12至14岁。许多受害者是小时候遭受性虐待并离家出走的女孩（Do Something，2020）。据报道，2020年美国有数万名有色人种妇女和女孩失踪，其中包括7万名黑人女孩（Robles，2021）。
被贩卖和遭受性侵的妇女更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毒（Wirth等人，2013年）。在全球范围内，目前约有1800万妇女感染艾滋病。女性性工作者感染艾滋病毒的概率是男性的14倍。年轻妇女和少女（15-24岁）尤甚，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联合国妇女署，2020年）5。
诚然，世界大国经常对针对妇女的暴行视而不见，包括缅甸政府强奸和种族清洗罗兴亚穆斯林妇女，以及主要由政府军在刚果、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地区对妇女实施的强奸和袭击。
然而，2021年，在阿富汗，美国政府和其他北约盟国实际上将权力移交给了塔利班，那是一支厌恶女性、种族主义和圣战主义的军队，这些国家曾声称他们最初对阿富汗的占领是为了铲除塔利班（Afary，2022a）。塔利班是一支在许多方面与三军情报局（ISIS）和三K党（Ku Klux Klan）的极端主义和残暴行为相似的军队（Achcar，2021；Cole，2021）。自第二次统治以来，塔利班袭击了妇女的抗议活动，殴打和审查记者，阻止12岁以上的女孩上学，强迫女孩和妇女与塔利班战士结婚，强迫大多数在业妇女呆在家里，重设严密的性别隔离，并用道德警察取代了妇女事务部，称之为“促进美德和阻止邪恶部”（Engelbrecht&Hassan， 2021;Nebehay&Farge,2021;Pal,2021）
在乌克兰，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2022年的种族灭绝入侵重创了整个国家，尤其是妇女。俄罗斯士兵强奸和性虐待妇女、儿童和男子（Sidner et al.，2022）。截至2022年5月本文撰写之时，已有数百万妇女加入了抵抗,其中数万人拿起武器反对俄罗斯军队（Bloom&Moskalenko，2022）。数以百万计的妇女和儿童已成为邻国境内的流浪者或难民 。一些还是性贩运的受害者（Fallon，Cundy，&Crean，2022）。
二十一世纪两性关系的矛盾发展令人吃惊。这些趋势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揭示了巨大的挑战、新的可能性，以及对新的解放方案的迫切需求。不管怎样，为了进步，我们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概念和类别，充分认识到21世纪威权资本主义的独特特征，并从新的层面理解全球各种反对它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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