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弗洛伊德主义的基本思想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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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弗洛伊德主义与当代哲学、心理学思想流派

（批判的理解）

第一章弗洛伊德主义的基本思想核心

1．弗洛伊德主义和当代性
2．弗洛伊德主义的思想核心
3．当代哲学的类似核心
4．弗洛伊德主义的初步评价

　　1．1893年，两位维也纳医生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在专门的精神病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文，^[1]题名为《论歇斯底里现象的心理机制》（宣言）。文章为运用催眠术来治疗歇斯底里提供了崭新的方法。这一“宣言”成了当代欧洲最盛行的思想流派之一——“精神分析”的发展开端。
　　精神分析诞生时是作为一种简单的精神病学方法^[2]，其理论基础极其薄弱。在本世纪头十年里，精神分析就已确定了自己的一般心理学理论，这一理论重新阐述了人的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随后，这种心理学理论被运用于解释文化创作的不同方面，如艺术、宗教，以及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现象。所以，精神分析具有自己的文化哲学。精神分析的这些一般心理学和哲学的理论渐渐排斥了这一学说的原始的，纯精神病学的内核。^[3]
　　精神分析在欧洲知识界获得广泛成功还是始于战前。但是战后，尤其是最近几年，在欧洲各国和美国，它的影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按精神分析在资产阶级知识界影响的广度来看，它已是一切同时代思想意识流派所望尘莫及的。在这方面能与其媲美的也许只有人智说（斯泰纳学说）。^[4]甚至国际上的时髦流派，如当时的柏格森主义^[5]和尼采主义，任何时候，即使在其鼎盛时代，也没拥有过象弗洛伊德主义那样众多的追随者和爱好者。
　　精神分析“羸得欧洲”是相当缓慢的，而且一开始（在本世纪的头十年中）经历了非常艰难的道路。这表明，它并非象斯宾格勒学说^[6]那样，不胫而走，表面上“时髦一时”，而是更持久、更深刻地反映着欧洲资产阶级现实的某些本质方面。所以，任何一个人，只要想深入了解当代欧洲的精神面貌，就不能回避精神分析。因为它非常独特、令人难忘地反映了当代生活的特征。^[7]
　　怎样解释精神分析的这一成就呢？为什么欧洲资产阶级热衷于它呢？
　　当然，不是因为这一学说关于专门学科和精神病学的方面。如果以为，所有这些大量的精神分析的狂热崇拜者只是出于对精神病学的专业问题，以及对于研究这一学科的专门构造感兴趣，才倾心于精神分析，那是极其幼稚的。他们不是在这方面和弗洛伊德主义情投意合，在绝大多数情況下，弗洛伊德是他们研究过的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精神病学家。而《国际精神分析杂志》（“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Psychoanalyse”）成了他们翻译的第一种，也是唯一的一种专门论精神病学的杂志。如果以为，弗洛伊德成功地使精神病学的专业问题引起了广泛的注意，那同样非常幼稚。显而易见，并非由于对治疗方法成就的实际兴趣而导致了对精神分析的关注。倘若认为，所有这些大量的弗洛伊德的崇拜者只是些渴求痊愈的精神病院的病人，那就更加荒唐。毋庸置疑，弗洛伊德之所以能使当代资产阶级大为激动，不是靠其学说的专业科学，也不是靠它狭义的运用方面。
　　任何一个思想流派都不只是专家的狭小范围内的所有物。而它总是逐渐地获得广泛而又特殊的读者群。这些读者自然不会钻研学说的专业细节及细微差別。在每一个思想流派中，都可以挖出一个基本核心，即决定其成就与影响的整个体系的主要思想部分。这一基本核心能笼络人心，独自说明许多问题。它相对独立于广大读者难以理解的，该学说的科学理论的复杂构造。所以，可以用简单、粗糙的形式来标出它，用不着担心有什么不准确。
　　在本书第一章里，我们先略微涉及一下将进一步阐释的问题。我们的任务是挖掘弗洛伊德主义的这一基本思想核心，并给予它以初步的评价。
　　这样，我们按下面的内容来论述。精神分析是一座极为复杂，时而又饶有趣味的迷宫。在引导读者步入之前，必须一开始就使其站在坚决批判的立场上。我们应首先向读者说明，在什么样的哲学界状况之中，也就是说在哪些其它哲学流派之中，无论它们是否支配着欧洲知识界的思想，他应该来了解精神分析，以便真正把握这一学说的思想实质和价值。因此，必须强调，精神分析的核心决不是什么绝对新颖和意料之外的，而是完全可以纳入二十世纪第一个四分之一时期资产阶级哲学的一切思想发展的基本轨道，也许是它们的最鲜明和最大胆的反映。
　　在下一章，即第二章里，我们不急于阐释弗洛伊德学说本身，努力先使读者了解当代心理学各种流派的斗争，然后再去批判地理解这一学说的纯心理学方面。由此，我们就确定了要了解和评价弗洛伊德主义的专门心理学观点的步骤。
　　我们让读者有了批判的思想准备，作好了认识新现象的历史铺垫，从第三章开始转向系统阐释精神分析，不再用批评来打断这一叙述。本书的第二部分将重新回到第一部分两章中批判过的内容。

　　2．什么是弗洛伊德主义的基本思想核心呢？
　　人的命运，人的生活和创作的一切内容，也就是说，如果他是艺术家，他的艺术内容，如他是学者，他的科学内容，如果他是政治家，他的政治纲领和活动，——完全取决于他的性欲的命运，只取决于这一种命运。其它一切只是性欲这一基本的强大旋律的泛音。^[8]
　　如果人的意识告诉自己其它的生活和创作起因与动力，那么人在撒谎。在弗洛伊德那里，基本论题的展开总是伴随着对意识的批驳。
　　因而，人身上起重要作用的不是决定其历史地位和作用的各自所属的那个阶级、民族和历史时代，而只是他的性别和年龄。其余一切都仅仅建筑在此之上。人的意识的确立不在于其历史生活条件，而在于生物条件，主要是性欲。
　　这就是弗洛伊德主义的基本思想核心。
　　就一般形式而言，它并不新鮮，也不奇特，然而，新鲜和奇特之处在于其各个组成部分的仔细分析，例如性别和年龄的概念。因为在这里，弗洛伊德确实成功地揭露了丰富多彩的新因素和新特点。由于官办科学在所有涉及人的性生活问题上的无比虚伪，这一切在他以前完全不能够科学地加以考察。弗洛伊德多少展开和充实了性欲的概念。我们习惯于把这一概念和那些通常的生活认识联系在一起，而这些认识原来仅是他庞大理论中的一个小角落。在评价精神分析时，需要记住这一点。因为，例如指责弗洛伊德主义是“泛性论”的同时，不应该忘却弗洛伊德的“性欲”一词有着这种新的、特別宽泛的含义。
　　其次，在性欲和年龄间的联系问题上，精神分析揭示了许多难以意料之处。人的性欲史始于其诞生之时，经历了一个漫长、独特的发展时期。它迥然不同于“从无辜婴儿到成熟少年，再到无辜老人”这一素朴的体系。弗洛伊德竟然不落窠臼地解开了斯芬克斯让俄狄浦斯猜的人的年龄之谜。^[9]这种解谜有多少道理是另一回事，我们后面再论述它。这里我们注重的只是，弗洛伊德主义的基本思想核心的两个组成部分“性别和年龄”都已用新的内容加以补充和丰富了。所以旧内核本身已以新的形式来展示了。
　　然而，内核仍是陈旧的。在各个社会团体和阶级频频更迭、创造历史的所有时代中它常常重复出现。这是危机和衰落的主要标志。

　　当这一或那一社会阶级处于没落时期并被迫退出历史舞台时，其意识形态就开始再三重复和百般变换说法来强调：人首先是—个动物。它企图从这一“启示”的观点出发，重新评价世界和历史的整个价值。著名的亚里斯多德公式的第二部分（“人是社会的动物”）这时被彻底忽视了。
　　这些时代的意识形态把注意的重心转到了孤立的生物体。而机体一般动物生活的三个基本事件“出生、性交（Coitus）、死亡”，按其思想意义来看，开始和历史事件相匹敌，似乎成为历史的替代物。
　　人身上的非社会性东西和非历史性东西被抽象出来，并通过超社会、超历史的尺度和标准来解释。看来似乎这些时代的人们想逃避不适而又冷漠的历史氛围，躲进动物生活的机体温暖之中。
　　例如，在希腊国家的没落时期，在罗马帝国的衰歇时期，在法国大革命前的封建贵族制的崩溃时代，都出现过类似情况。
　　尽管在不同的情绪中，在诸如贪图享受，禁欲主义之类的现象中，还存在着各种细微的差别，罗马衰落时期的文学（如彼特罗尼的《萨蒂里孔》），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的法国贵族怀疑主义的智慧就这样向我们表现了自然之力、造化之功和历史之无力且无益的主题。恐惧历史、重新评价个人生活的利益、把人身上生理和性欲的因素放置首位——这就是所有这类思想现象的共同特征。

　　3．正因为如此，在十九世纪末年，类似的主题又重新明显地呈现出来。抽象的生物体再度成为二十世纪资产阶级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纯粹理性”的（康德）、创造性“自我”的（费希特）、以及“绝对精神”的（黑格尔）哲学是资产阶级兴盛时代（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期）朝气蓬勃、自我清醒的哲学。它还充满着历史及资产阶级领袖的激情。到世纪的下半期，它就越来越庸俗化，并停滞在后继者的经院哲学的死气沉沉、毫无变化的体系之中（新康德主义者、新黑格尔主义者、新费希特主义者）。终于，在我们今天，消极、萎靡的生命哲学接踵而来。它用生物学和心理学装扮自身，百般变化，并且使用了所有可能加前后缀的动词“жить”（生活）、“переживать”（忍受）、“ИзжИвать”（摆脱）、“вживать”（体验）等等。^[10]
　　各种结构组成的生物学术语直接吞没了宇宙观。因为大家都千方百计地寻找一切生物学上的比喩，乐于使在康德纯粹理性的冷漠之中凝固了的物体复活。
　　这一当代哲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当代思想家们，如柏格森、齐美尔、^[11]戈姆佩尔兹、^[12]实用主义者、舍勒尔、^[13]杜里舒、^[14]斯宾格勒，尽管彼此之间存在着许多分歧意见，各属不同的流派，但是基本上仍然具备三个共同点：
　　1）哲学体系的中心是生物学意义的生命。有机体的一致被认为是哲学的最高价值和标准。
　　2）不相信意识。试图把意识在文化创作方面的作用降到最低限度。因此，把康德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哲学加以批判。
　　3）企图用主观心理学或生物学之范畴来替换客观社会经济的范畴。力图回避经济，直接从自然中认识历史和文化。
　　这样，作为至今仍最知名的欧洲哲学家之一，柏格森把生命冲动（elan vital）这一概念确立为整个哲学体系的中心。他竭力从这里引出文化创作的一切形式。认识的最高形式（指哲学的直觉认识）和艺术创作相似于本能。它最充分地反映了整个生命之流。柏格森轻视造就精密科学的理智，而且即使理智的形式，也是直接从机体的生物构造中演绎出来。^[15]
　　不久去逝的盖奧尔格·齐美尔在早期的论著中表现为一个康德主义者，到二十世纪就成了各种时髦的生物学流派的最旗帜鲜明的鼓吹者之一。他认为，个体生命之封闭的有机体的一致是一切文化价值的最高标准。凡是能接近这种个体一致的，才具有思想和意义。在其代表作之一《特殊的规律》中，齐美尔努力把个性特殊发展的规律理解成道德法则。他一边反对康德提出的道德法则是一种普遍形式（绝对的无上命令），一边又发展了自己特殊的道德法则的概念。这一法则应该调节的不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是封闭、孤立的有机体内部的力量和欲望。^[16]
　　刚故去的美国心理学家、实用主义之父詹姆士的追随者和实用主义者运用了更愚蠢的形式来表现哲学上的生物学倾向。他们试图把文化创作的一切形式都归结为适宜、合理等生物学过程。^[17]
　　弗洛伊德的同胞，维也纳“病理经验主义”哲学家根里赫·戈姆佩尔兹在未完成的哲学体系中表现出和弗洛伊德主义接近的独到之处。戈姆佩尔兹试图把诸如因果关系，客体等一切思想范畴一起归于人的机体对外界的感觉和情感反映。维也纳性学家奥托·韦伊宁格尔对他不无影响。^[18]
　　我们注意到，当代最有影响的德国哲学家，现象学派的主要代表马克斯·舍勒尔也以更加复杂的形式发表了同样的见解。舍勒尔一边反对心理论、简单生物论，宣扬客观主义，一边又深深怀疑意识及其形式，采用认识的直觉方法。舍勒尔在这方面和柏格森接近。他由生物体对外界的适应形式推出一切正确的经验科学。^[19]
　　著名生物学家、新活力论者、实验形态学的奠基人之一，现任的哲学教授汉斯·杜里舒在其著作中最彻底地表现出，要竭力使哲学服从于部门科学的任务和方法。他的体系的基本概念是“隐德来希”（亚里斯多德所用的术语。逐字译出的意义是指：“实现一种内在目的的活动。”）。“隐德来希”仿佛是有机体一致和达到目的的基本要素。它制约着机体的一切行为，无论是低级的动物作用，还是高级的文化活动。^[20]
　　最后，我们还得提提轰动一时，但已几乎被遗忘的斯宾格勒。他试图用生物学范畴来理解历史过程。^[21]
　　这样，我们发现，弗洛伊德主义的基本思想核心决不是孤立的。它附和着当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一切基本精神。当代哲学的整个体系始终贯穿着对历史的特殊恐惧。它力图不顾整个历史和社会去开辟另外的世界，并且就在有机体的深处挖掘到了这一世界。这是资产阶级世界瓦解和衰落的征兆。
　　弗洛伊德的“性理论”是时髦的生物论的极端。它把当代反历史主义的各种因素都集中到了一个浓缩的方面。

　　4．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当代哲学的基本命题呢？是否有根据来设想从人体的生物学原因直接推导出整个文化创作呢？抽象的生物个性，当代思想意识之基础的生物个体其实并不存在。因而社会之外的人，客观社会经济条件之外的人就根本没有。这是一种歪曲的抽象。人的个性只能是社会总体的一部分，只能处于阶级之中。他是历史现实和文化生产的一部分。若要成为历史的人，仅仅生理上的出生是不够的。动物只有生理上的出生，但它不是历史的。这就需要第二种出生，即社会出生。人的出生不是表明诞生了一个抽象的生物体，而是说明降生了一个地主或农民，资产者或无产者；还表示生于1800年还是1900年。因为只有这种社会和历史对人的制约才使人成为现实的人，决定着人的生活和文化创作的内容。任何回避这第二种的社会出生的企图以及由机体生存的生物学前提演绎出的一切东西都是不可信的，并且注定要失败的。因为无论一个人的每一举动，无论一种具体思想意识的形成（想法、艺术形象，甚至梦幻内容）都不可能脱离社会经济条件来阐释和理解。甚至即使生物学的专门问题，如不充分考虑被研究人体的社会地位，也不可能得彻底解决。显然，“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2]

^[1] 该文收入布洛伊尔医生和弗洛伊德医生合著的《癔病研究》〔《Stu- adien uder Hysterie》）一书。1895年第一版（1922年第四版）。（原注）

^[2] 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提出的治疗歇斯底里的方法应该只是对医学上其它疗法的一种补充。（原注）

^[3] 并非所有的精神分析者都象我们所说的那样.然而，这种观点是可信的。弗洛伊德后期的两本专著《超越唯乐原则》（“Jenseits des Lustprincips”1920）和《自我和伊底》（“Das lch und das Es”l923）具备纯哲学的性质.1922年，在上届世界精神分析者代表大会上，许多代表表示了忧虑，担心精神分析的投机的〔思辨的）部分完全排斥了它本来的治疗使命，关于这一点参见S·费伦齐博士和D·朗克博士合著的《精神分析的发展目标》（“Entwicklungsziele der Psychoanalyse”1924）。（原注）

^[4] 人智说是法国P·斯泰纳（1861一1925）等人的神智学的一种，它认为，人具有特別的“超自然”性质，可以直接与好像存在的灵魂世界交往。（译者注）

^[5] 柏格森·昂利〔1859—1941）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哲学主要是直觉主义。（译者注）

^[6] 斯宾格勒·奥斯瓦德（1880-1936）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先驱者之一。（译者注）

^[7] 统一的国际弗洛伊德主义者组织的存在就可以说明弗洛伊德主义运动的广泛性。1924年举行了第八届弗洛伊德主义者会议。出席大会的各地方团体的代表分别来自维也纳、布达佩斯、柏林、荷兰、苏黎士、伦敦、纽约，加尔各答和莫斯科。创立了许多精神分析期刊和专门的“布达佩斯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1920年，在柏林为贫穷的精神病患者开办了第一家精神分析医院。（原编者注）

^[8] 作者强调的只是弗洛伊德主义的基本思想核心。在进一步的阐述之中（第三章），读者可以确信，无意识精神过程之存在的学说，“宣泄与反宣泄”说同样是弗洛伊德主义不可分割的部分。（见《性科学手册》（“Handworterb der Sexualwissenschaften”1926，第614页）中弗洛伊德的文章）〔原编者注）

^[9] 据希腊神话，女妖斯芬克斯那个著名的谜语是：“是什么用四条腿、两条腿和三条腿行走，腿越多时反而越没有力气？”聪明的俄狄浦斯猜出来谜底是“人”，因为人儿时用四肢爬行，成年时用双脚行走，到了老年则需要加上一根拐杖。（译者注）

^[10] 见Г李凯尔特的《生命哲学》（科学院，1922年）。书中有许多资料，但作者作为新康德主义者、唯心主义者，其观点是不能被接受的。（原注）

^[11] 齐美尔（1858一1918）德国哲学家。（译者注）

^[12] 戈姆佩尔兹（1832--1921）德国哲学家。（译者注）

^[13] 舍勒尔（1874—1928）德国哲学家。（译者注）

^[14] 杜里舒（1867—1941）德国生物学家。活力论的代表人物之一。（译者注）

^[15] 柏格森最重要的著作《创造进化论》，俄译本，莫斯科，1909年。（原注）

^[16] 见齐美尔的《特殊的规律》（罗戈斯通讯社，1914年）。该文作为一个章节收入齐美尔的最后一本专著《生活直观》（“Lebensanschauug“1909年），关于齐美尔，斯维亚洛夫教授已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撰写了一篇短文，作为齐美尔《现代文化的冲突》一书的序（彼得格勒，《基础知识》1923年）。

^[17] 见詹姆士的哲学著作《实用主义》（пратматизм）（俄译本，“蔷薇”出版社）。该书是这一流派的主要著作。（原注）

^[18] 戈姆佩尔兹的主要著作“Anschauungs Lehre”有俄译本：《直观理论》“蔷薇”出版社。关于韦伊宁格尔对他的影响参见《直观理论》172页一175页。（原注）

^[19] 从M ·舍勒尔的著作中，我们列举两本为例，如《现象学和同情感理论》（Phenomenologie und Theorie der Sympathlegefühle，哈勒， 1913年）、《论人的永恒》（“Vom Ewigen im Menschen”l920年）。除了巴姆梅尔的文章《马克斯·舍勒尔，天主教和工人运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7——8页，1926年）以外，没有关于舍勒尔的俄文论著。我们在准备出版的《当代西方哲学思想》一书中为舍勒尔专门写了一章。在列举的第一本书中，舍勒尔花了不少笔墨来分析和评价弗洛伊德主义。（原注）

^[20] 杜里舒的代表作：《机体哲学》（“Philosophie des Organischen”）1909年，2卷本版，做过重要修改的一卷本出版于1921年；《秩序论》（“Ordnungslehre”l926）和《实在论》（“Wirklichkeitslehre”1924）俄文版的杜里舒著作有《活力论及其历史和体系》（莫斯科，1915年）。评论他的俄语论文，参见尼·伊·卡纳耶夫的《当代新活力论》，《人与自然》杂志，1926年，1——2期，（国家出版社书籍发行联合公司列宁格勒分公司）。（原注）

^[21] 他的著作《西方的没落》，两卷本版。第一卷的第一部分有俄译本：《因果与命运》（科学院，1926年）。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批判斯宾格勒的论著有：杰博林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论文集），论文《欧洲的毁灭或者帝国主义的胜利》（国家出版社，1926年）。（原注）

^[22] 马克思。引自《费尔巴哈论纲第六》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普列汉诺夫译。“红色处女地”出版社，莫斯科，1923，第89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