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弗朗兹·法农《大地上的受苦者》（1961）
第五章 殖民战争和心理失调
但是战争仍旧继续下去。我们还要再继续包扎那因为殖民主义翻腾而在人民身上造成的各种伤口，有时候这些伤口是无法抹去的。
今天，帝国主义为反对人的真正解放而战，到处抛下那会萌生腐败的芽，以致于我们应该毫不留情从我们的土地上和脑海里，将之连根拔除。
我们在这里讨论，产生自阿尔及利亚人民进行的国族解放战争的心理失调的问题。
人们可能会觉得，把这些精神科的病例笔记搬到这本书中不甚恰当。我们不得不这样做。
在这场战争中，由不得我们的是，精神医学的现象、行为和思考上的失调，对那些执行绥靖者，或「被安抚」旳居民身上产生重大影响。事情的真相是：殖民化在本质上所展现旳，就已经是精神病院的一大供货商了。一九五四年以来，在种种学术的论文中，我们要法国和全世界的精神科医生注意到，当他们要去正确「治愈」一个被殖民者——就是使他彻底同化到殖民地类型的社会中—所会遭遇到的困难。
因为殖民主义是一个对他人的系统性否定，一个疯狂的决定，拒绝给他人的所有属性，它逼得被宰制人民得不断问自己说：「我到底是谁？」
从被殖民者和殖民体制暴力对决中产生出的防御态度，形成一个结构，显示出被殖民化的人格。要理解这种「敏感体质」（sensitivity），只要研究和衡量一下，在殖民体制内生活一天中，被殖民者所遭受残害之深度和数量就够了。无论如何必须牢记，被殖民的民众，不单单是被统治的国族。在德国占领下，法国人还是人；在法国占领下，德国人也还是人。在阿尔及利亚，不仅有统治，还有那严格意义下，一种就是只占领土地的决心。阿尔及利亚人、包裹着毯布的妇女、棕榈树林和骆驼，构成了画景，法国人存在的自然背景。
恶劣、倔强、非常难应付的自然，在殖民地实际上被再现为偏僻荒漠、蚊子、土著和热病。当整个不驯服的自然本性终于被制伏时，殖民化就大功告成了。贯穿荒漠的铁路、沼泽地的干涸、土著在政治上经济上的不存在，这些实际上是同一码子事。
在殖民未受到武装抗争的那个时代，当有害的、刺激的总量超过一定的界限，被殖民者的防御阵地垮了，后者于是大量出现在精神病院。因此，在这殖民化成功的平稳时期，有着一个重大、规律性的精神病理，因压迫而直接被产生出来。
今天，由阿尔及利亚人民领导的历经七年的国族解放战争，由于它对人民而言是属于整体性的战争，于是成了一块利于心理疾患破壳而出的土壤〔注1〕。以下我们提供几个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的病例，他们都经过我们的诊疗，对我们而言，这些病例似乎特别具说明性质。用不着多说，但是，我们提交的并不是一份学术科学工作。我们避免一切关于征候学、疾病分类学或治疗的种种讨论。在这里使用的几个专门术语仅仅充当参考。但是，我们必须强调两点。
〔注1〕从一段未在《阿尔及利亚革命第五年》（L’an V de la révoution algérienne）最初两版中发表的引言中，我已指出，一整个世代的阿尔及利亚人，因沉浸在肆无忌惮的集体被屠杀中，而引起的心理、感情的后果，将是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留下的人间遗产。那些谴责在阿尔及利亚进行酷刑的法国人，严格说来，用的是属于法国的观点。我不是责备，而是对事实做一种见证：他们想保护当前、握有权力的拷问者的意识，并试图避免使法国青年的精神受到污染。我们只能同意这种态度。在这里集中的一些病例，主要是A系列的第四号及第五号的病例，可悲的展示也证明了法国民主主义者被灌输的强迫观念。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意图是要指出，可以预料的是，被折磨者的人格，因遭受的酷刑而完全被解体。
按一般规则，临床精神医学把我们病人所表现的种种不同失调，归结在「反应性精神病」（psychoses réactionnelles）这个范畴内。在这么做的同时，被优先重视的是引发疾病的事件，尽管多少会提及本身场域（主体心理、感情和生物学的历史）、或环境所扮演的角色。对我们而言，在这些病例中的肇发事件，似乎主要是冷酷无情、血腥的气氛、普遍化的不人道行为、人们目睹了可怕末日般的事情后留下的挥之不去的印象。
系列A中，第二号的病例是典型的反应性精神病病例，但是，系列B中的第一、第二、第四及第五号病例，由于在因果关系上呈现较松散的状态，我们无法真正去谈一个特定具引发性的事件。这里所谓的具引发性的事件，指的就是战争，这场经常带有真正种族灭绝样貌的殖民战争，这场终究撼动也粉碎世界的战争。我们使用反应性精神病这个既成的标签，同时是要特别赋予这场具全面性与特殊性的殖民战争一个优先地位。两次世界大战后，不少刊物探讨在被征召作战的军人、遭遇集体逃难或轰炸的老百姓身上产生的精神病理症状。但是，这里提到的一些前所未见的精神疾病类型，证实了——如果还需要证实的话——这场殖民地战争，甚至它所分泌出来的病理学，绝对是独特的。
另一个牢固的既成概念，认为这些反应性失调症，相对来说算是轻微，这个观念在我们看来，值得让它稍微灵活些。当然，我们可以描述一些属于次级精神病（psychotisations secondaires）的状态，但总之是在很例外的情形下，也就是一些整体人格彻底崩溃的病例。相反的，对我们而言，在此似乎有一个通则，即病理过程经常往恶性发展。这都是持续数月之久的失调，在自我遭受严重击袭的情形下，几乎总是留下虚弱这个后遗症，一般肉眼即可辨识。很显然，这些病人的未来极困难。一个例子将说明我们的观点。
在一个已经独立好几年的非洲国家里，我们有机会对一位爱国者——前反抗份子进行治疗。这位三十多岁的男性向我们咨询，要求纾解病痛，因为每年的某段日子将近，他就会陷入失眠，伴随着焦虑不安的状态，并固定出现自我毁灭的念头。关键日期那天，他在地下组织的命令下，在某个地方放置了一枚炸弹，炸死了十个人〔注2〕。
〔注2〕这些失调出现的时间，无论从哪个面向看来，都相当有趣。在他的国家宣布独立的几个月后，他认识了一些过去占领国的侨民，觉得他们很友好。那些人对独立致意，并毫无保留对爱国者在国族解放战争中的英勇行为表示敬意。于是这位战士突然感到一阵晕眩，他焦虑自问，是否在那些被炸死的人当中，可能有类似跟他说话的那些人。当然，那家成为攻击目标的咖啡馆，是公认的种族主义的巢窝，但从不禁止任何一个过客进去消费。从这个人第一次感到晕眩起，他尝试避免去想过去的事。然而，出人意料之外的，就在那个关键日期的前几天，最初的失调出现了，从此，这个失调就非常规律重复出现。
换句话说，我们的所作所为会永远紧追在我们身后。这些作为被安排的经过、发生的顺序和行为的动机，都可能在事后被彻底改变。这并不是人类历史及其众多限定条件对我们设下微不足道的陷阱之一。但我们能逃过晕眩吗？谁敢扬言，一生中没有过晕眩的纠缠？
这位战士在任何时刻都不打算否认自己过去的行为，他十分清楚知道他为国族独立所付出的代价。这些临界的病例，提问了革命的架构中的责任问题。
我们在这里所列举的观察，涵盖的时期从一九五四至五九年。某些病人是在阿尔及利亚接受诊疗，不是在当地的医疗中心，就是在我的私人门诊。其余的则是在国族解放军的卫生队里被治疗的。
系列A
这里收集了五个病例。有阿尔及利亚人或欧洲人，由明显的事实可见，他们都表现出反应性的心理失调。
一号病例：一个因为妻子被强奸而患阳萎的阿尔及利亚人
B先生是位二十六岁男性。他因顽强的偏头痛和失眠症，经国族解放阵线的卫生部转介过来。他过去是出租车司机，十八岁起积极参加国族主义政党的活动。一九五五年以后加入阿尔及利亚国族解放阵线支部，好几次，他利用自己的出租车运送传单，也载过一些政治委员。面对镇压的加剧，阿尔及利亚国族解放阵线决定将战争带到城市中心。于是，B奉命把突击队运送到攻击地点附近，并经常就地等候他们。
然而有一天，一场于欧洲城市中心进行的比较重要的行动陷入严重的包围，迫使他不得不抛弃自己的出租车，突击队队员四散。B成功逃离敌人的阵仗，躲到一位朋友家避难。几天后，他没回家而奉命先到最近的游击队那里。
他好几个月没有妻子和二十个月大女儿的消息，只知道警察在城里找他好几个星期。在游击队逗留两年后，他才收到妻子的来信，要他忘了她。因为她已被污辱，不用再做一起生活的打算。十分不安的他请求上级，让他秘密回家一趟，但被拒绝。然而，上级叫一个阿尔及利亚国族解放阵线的成员去找他的妻子和双亲。两个星期后，一份详细的报告送抵队长那里。
在发现他遗弃的车子后（他们在里头找到两个冲锋枪的弹夹），法国士兵由警察陪同，找到他家。他不在那，于是他们把他妻子带走，留置一个多星期。
她受审讯，被追问丈夫交往的人，并且在两天内受到粗暴的对待。第三天，一个法国军人——她不能确定是不是军官——叫其他人出去，把她给强暴了。过一阵子，第二个人当着其他人面前强奸了她，同时告诉她说：「如果有一天，妳见到妳那下流的丈夫，尤其别忘了告诉他我们对妳干的好事！」她又待了一个星期，没受到新的审讯。此后人们把她送回家。当她对母亲诉说自己的经历，母亲劝她把一切都告诉他。因此，当她一联络上丈夫，就向他坦白自己的受辱。
第一次震撼过去后，由于经常参加行动，B复元了。几个月里，他听到了阿尔及利亚妇女被强暴或受尽折磨的种种故事，也有机会遇到一些妻子遭污辱的丈夫，于是他本人的不幸，和那受到嘲弄的丈夫的尊严，被抛到次要地位。
一九五八年他奉命出国。当他再度归队后，一种异常的心神恍惚和失眠症使他的同志和上级十分不安。他的出发日期延后，上级决定叫他去看医生。我们是在这时候见到了他。立即接触情形良好。神情多变，可能甚至有些过度，微笑些微夸张，表面上露出愉快的样子：「很好，很好，我觉得现在好多了。给我一些补药、维他命，让我自己慢慢恢复。」背地里流露出一种深沉的不安，他随即便住院了。
第二天起，乐观屏障倒塌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意气消沉、若有所思、食欲不振、卧床不起的病人。他逃避政治讨论，并明显表现出对所有国族斗争事情毫不关心的态度。他逃避听到有关解放战争的消息。他非常吃力的谈论他的困难，但几天后我们就重新把他的经历串连起来了。
他在外面的时候，尝试过一次性行为，却失败了。他以为是过度疲劳，在经过急行军和营养不良时期后，这是非常正常的，于是两个星期后，他又尝试一次，又失败。他和同志谈起这件事，同志建议他吃维他命B12。他吃了，又开始新的尝试，又是新的失败。此外，在行动前，他有着克制不住想撕掉小女儿相片的欲望。如此一个象征性的结合，可以使人联想到无意识乱伦冲动的存在。然而，好几次谈话和一个梦（病人梦见一只小猫很快的腐烂，并且发出难闻的臭味），把我们引到另一个方向。一天，他对我们说：「这个女孩（指他的女儿）身上有些东西在腐烂。」从这个时期起，失眠变得十分痛苦，尽管使用大量的镇定剂，一种焦虑的兴奋状态仍持续发展，令我们卫生部相当不安。他第一次笑着对我们谈到他的妻子：「她尝过法国男人的味道。」从这时候起，我们才得以重新建构他的整个经历。事情的来龙去脉摊开了。他告诉我们，他在每次尝试性行为以前，总是想到妻子。对我们而言，他所提到的这些隐情，有着根本值得注意之处。
「我跟这个女孩结婚时，所爱的是我的表妹，但表妹的父母为她安排了另一门婚事。于是，我接受了我父母为我找的第一个妻子。她很温柔体贴，但我不爱她。我总是对自己说：你还年轻，慢慢等，当你再找到一个好女人时，就离婚另组一个幸福的家庭。所以，我并不依恋我的妻子。随着战争，我更加远离她。最后，我回家后几乎就是吃饭睡觉，都不跟她讲话了。
「在游击队里，当我知道她被几个法国人强奸后，我首先对这些恶棍十分愤怒。后来我说：『噢，事情并不严重，她没被杀，可以重新过日子。』好几个星期后，我才意识到她是『因为人家搜查我』才被强奸的。事实上，是为了惩罚她不招供才把她强奸的。她本来可以完全或至少供出一个战士的名字，从这个缺口他们可以找到、摧毁这个组织，甚至可能逮捕我。这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强奸，像我在乡下看到的，由于闲着无聊或虐待狂那样，这是强奸一个固执的女人，她接受一切，却不出卖自己的丈夫，而这个丈夫就是『我』。这个女人救了我的命，也保护了组织。她因为我而受污辱。然而她却不对我说：『这是为了你而遭受的罪！』反而跟我说：『忘掉我，重新过你的日子，我被玷污了。』
「从这个时候起，我决定战后跟妻子破镜重圆，因为我必须告诉你，我看到一些农民，替曾经当着他们的面被强奸的妻子擦眼泪。这令我震撼。而且我该向你坦承，起初我并不理解他们的态度。但我们愈来愈不得不介入这些故事，向老百姓解释一切。我看到一些老百姓自愿娶一个被法国军人强奸过并且怀孕的女人。所有这一切引导我重新思考我妻子的问题。
「我决定跟她和好，但我不知道再看到她时，我会作何反应。而且，经常，当我看女儿的相片时，我想她也受辱了。似乎妻子的一切都是腐烂的。要是他们拷打她，要是他们敲碎了她所有的牙齿，打断了她的一条胳膊，这些对我不算什么。但这件事能够忘掉吗？而且她是否一定要让我知道这一切呢？」
于是，他问起我，据我看，他的「性无能」是不是由于他自己的烦恼所引起的。
我回答说：「这不是不可能的。」
他坐在床上：「如果你碰到这种事会怎么办？」
「我不知道……」
「你会再想要你的妻子吗？」
「我想会吧……」
「啊，瞧，你不完全有把握……」
他双手捧着脑袋，不久离开病房。
从这天开始，他渐渐接受听些政治讨论，而偏头痛和食欲不振也大为减退。两个星期后，他在回部队前对我说：「独立时，我要去找我的妻子。如果行不通，我会再到阿尔及尔看你。」
二号病例：一次集体歼灭时幸免于难者所带有的不加区分的杀人冲动
S，三十七岁，农民。他住在康士坦丁的一个村子里。从不关心政治。开战时，他住的地方，正好是阿尔及利亚军和法国部队激烈交战的地方。就这样，他看到了死人和伤兵，但继续袖手旁观。就像全体人民一样，村里不时有农民跑出来帮助路过的阿尔及利亚战士。但是有一天，在一九五八年初，离他村子不远处发生了一次致命的伏击。敌军策动一场军事行动，包围村子，而村里却没一个士兵。所有村民被集中起来接受审问，没人回答。几个小时后，一个法国军官乘直升机降临，说：「这个村子太引人议论了，毁了它！」士兵们开始放火烧房子，同时用枪托殴打那些试图捡几件衣服或存粮的妇女们。某些农民趁乱逃走。军官下令把留下来的男人们集中带到一条河边，开始大屠杀，二十七个男人被枪毙，他被两颗子弹打伤，子弹分别射穿他的右大腿和左臂，左臂的伤造成他的肱骨碎裂。
他晕了过去，醒来时已在一队阿尔及利亚国族解放军战士的队伍里。他接受卫生部的治疗，并在能走动后被撤离。在路上，他的举止愈来愈不正常，令护送队不安。他要一支枪，但他是个老百姓，又是残废，他拒绝走在任何人的前面。他不要任何人在他背后。一天夜里，他突然夺取一名战士的武器，笨拙的向睡着的士兵开枪。他被相当粗暴的制伏，双手被捆，就这样被送到中心来。
起先他对我们说他没死，说他耍了其他人一招，渐渐的，我们重构了他侥幸未被杀死的故事。S并不焦虑，而是过分兴奋，伴随着激烈的暴躁不安，连吼带叫的阶段。他不大砸碎东西，但喋喋不休令人疲劳，卫生部经常处于戒备状态，因为他老是叫嚷着要「杀死大家」！在住院期间，他用身边随手拿到的东西当武器，连续攻击八个人，连护士和医生也不能幸免。我们甚至开始自问，这是不是经常处于亢奋状态、带有攻击性的非典型性癫痫发作。
进行睡眠治疗。从第三天起，每天的谈话使我们更能了解病理过程的动力。智能失调渐渐变得不那么严重，以下是病人所讲的一部分：
「神与我同在……但他不和那些死掉的人同在……我好狗运，……活着，要不被杀，就得杀人。……我以前竟然对他们的来历一无所知……我们当中有一些法国人。他们装扮成阿拉伯人。该把他们都杀光！给我一支冲锋枪。所有这些所谓阿尔及利亚人就是法国人。……他们让我不得安宁。我刚睡了，他们就走进我房间。但现在，我可以认出他们了。大家都想杀我。可是我会自卫。我要把他们全无例外的杀掉。我要把他们一批批的断喉，你也一样。你们想把我撂倒，但必须换另外的方式。干掉你们，我不会有任何感觉，大人、小孩、女人、狗、鸟、驴子……大家都会轮到……从此，我就可以安心睡觉了……」
所有这些话都是断断续续讲的，态度始终是充满敌意、傲慢、轻蔑的。
三个星期后，兴奋消失了，沉默不语和某种孤独的倾向使我们担心病情恶化。然而，一个月后他要求出院，学习一种适合他的残障状况的职业。于是便把他交给阿尔及利亚国族解放阵线的社会服务部。六个月后复诊，情况良好。
三号病例：在狂妄杀害一个女人后，产生去人格化的重度焦虑型精神病
DJ过去是大学生，十九岁加入阿尔及利亚国族解放军。
他到中心时，已经病了几个月之久了。他的表现很典型：极度抑郁，十分虚弱，嘴唇干燥，双手经常流手汗。胸口随着不断叹气起伏。失眠现象顽强。从开始错乱起，曾经两度企图自杀。谈话时出现幻听现象，有时目光盯住空间上的某一个点，停留一些时候，脸部表情生动，给观察者在看戏的印象。思想含糊不清。出现一些精神医学上叫作屏障（barrage）的现象：一个手势或一句话毫无原因突然中断。但有一个要素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病人谈到他的血从动脉和心脏大量流出来，流到动脉都快空了，心脏也数度停止跳动。他要求我们为他止血，不再让人闯进医院来「吸他的血」。有时，他说不出话来，要一支铅笔写道：「我没声音了，我整个生命要完了。」他经历去人格化（dépersonnalisation）的状态，令我们觉得病情严重。
好几次谈话时，病人跟我们谈到一个女人会在夜里来迫害他。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他母亲去世了，他十分爱他的母亲，什么也不能安慰失母之苦（这时他的声音大大降低，并且流出几滴眼泪），我把焦点朝向母亲的形象。我要他描述一下这个纠缠不休、甚至迫害他的女人，他宣称那不是陌生人，他十分熟悉她，因为他杀了她。问题于是在于，我们是否面对一个母亲去世后无意识的罪恶感情结，就像佛洛伊德在《哀悼与忧郁》（Deuil et Mélancolie）里所描述的那样。我们要求病人，既然他十分熟悉这位女性，似乎认为亲手杀了她，那么请他跟我们慢慢道来。就这样，我们重构了以下的故事：
「我从念大学的城市上山打游击，好几个月后，得到家里的消息。母亲被一个法国士兵枪杀，两个妹妹也被带往军营。直到现在，我不知道她们怎么了。母亲的去世使我十分震撼，我父亲已去世了好几年，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人，而我唯一的志向，是有一天成就一些什么，让母亲和两个妹妹过好日子。有一天，我们到一个殖民者的农园，那儿的经理是个活跃的殖民主义者，杀害过两个阿尔及利亚老百姓。我们摸黑到他家，可是他不在，家里只有他的妻子。她看到我们时，哀求我们别杀她：『我知道你们是要来杀我丈夫的，但他不在家……我对他说过好几次别参加政治。』我们决定等他丈夫。但我看着这个女人就想到我的母亲。她坐在一张摇椅上，似乎心神涣散。我心想为什么我们不杀了她，就在这时，她发现我在看她，就扑向我高声说：『我求你们……别杀我……我有孩子。』一会儿她死了，我用刀子杀死她。班长卸了我的武器，并下令出发。几天后我受到地区司令的审讯，我以为自己要被处决，但我才不在乎〔注3〕。接着我开始饭后呕吐，睡不好。再后来，这个女人每晚向我讨血债。那我母亲的血债又该上哪儿去要呢？」
夜幕来临时，病人一躺下，房间就「挤满女人」，都是那个女人。这是同一个女人的各种再版，她们的肚子上都有一个开口的洞，她们失血、苍白，消痩得可怕。这些女人纠缠这个年轻病人，要他还给她们流出的血。这时，一阵流水声充满房间，愈来愈大声，使人想起瀑布的轰轰声，同时这个年轻病人看到地板上沾满了血，是他的血，而那些女人变得愈来愈鲜红，她们的伤口开始愈合了。病人浑身冒汗并且在极度焦虑中醒来，辗转难眠到天亮。
几个星期的治疗后，他的梦般幻觉（恶梦）几乎完全消失。然而，他的人格里还有着一个很大的裂痕。他一想到母亲，这个开了膛的女人便以令人惊愕的分身出现。尽管这似乎不太科学，我们还是认为只有时间才可能使这位青年的肢解人格（la personalité disloquée）改善。
〔注3〕经法医鉴定证实了行为的病理，阿尔及利亚国族解放阵线参谋部决定不起诉他。
四号病例：一名抑郁的欧洲警察守卫，在医院碰到被他加害而陷入情感麻木的阿尔及利亚爱国者
A，二十八岁，已婚，无子女。我们得知，他和妻子因想要孩子而看了几年的病，很不幸无效。他经由上级指定，来找我们治疗行为失调。
立即接触的情况还不错。病人主动对我们谈他的困难：他和妻子及岳父母相处十分融洽，跟同事也是，上级对他很器重。使他烦恼的是，夜里他会听到一些叫声，妨碍他安眠。事实上，他告诉我们，几个星期来，他在睡前就关上了百叶窗，堵塞窗户的缝隙（现在正是夏天），他的妻子热得透不过气来，并对此十分懊恼。此外，他更用棉花塞住耳朵，来减轻激烈的叫声。他甚至为了听不到这些噪音，有时候在深夜里打开收音机，或放音乐。他对我们详尽叙述了他的故事。几个月前他被编入一个反阿尔及利亚国族解放阵线的大队，起先负责监视几座大楼或咖啡馆。然而，两三个礼拜后，几乎都在派出所值勤。于是他有机会进行审讯，这种工作进行起来绝不是没有什么「推挤拉扯」的，因为「他们什么也不肯承认」。
他解释说：「有几次，我真想对他们说，如果他们稍稍对我们有点同情心，就该开口，而不要迫使我们浪费几个小时逐字从他们口中套取情报。可是你完全拿他们没辄，他们对所有的问题千篇一律回答『不知道』，甚至连他们自己的名字也不知道。问他们住在哪里，他们也说『不知道』。于是当然……我们不得不下手。但他们大声鬼叫。最初，这令我觉得好笑。但是后来，却令我开始心神不安。今天，只要听到叫喊声，我就可以告诉您他的状况如何，审讯进行到什么程度。挨了两拳和耳朵后一记警棍的小伙子，会有某种说话、吼叫、声称他是无辜的方式。双手吊了两个小时后，会有另一种声音。浴缸浸水后，又是另一种叫声。诸如此般继续。特别是在电刑后，变得令人无法忍受。我们会说，这家伙好像随时会死。当然，有些人是不吭声的，是条好汉。他们想象马上会被杀，但对我们来说，我们对杀他们没兴趣。我们需要的是情报。为了情报，我们首先设法让他们鬼吼鬼叫，迟早他们会说的。这已经是一种胜利了。以后再继续。请注意，我们希望避免这些。但他们不配合，不让我们轻松完成任务。现在我竟然在家里也听到这些鬼叫声了，尤其是几个死在派出所里的人的哀号。医生，我对这个工作极度厌烦，如果你们把我治好了，我就要求调回法国去。要是他们拒绝，我就辞职不干。」
面对这样的病症，我开了一张请假单。由于病人拒绝住院，我私下替他做治疗。有一天，在诊疗时间稍早之前，我被召去急诊。我妻子要他等我回来，但他宁可到医院转一圈，跟我碰面。几分钟后，我在回家路上碰到他。他靠在一棵树下，显得精疲力竭，浑身发抖又冒汗，处于极度焦虑的状态中。我让他上车，把他载回家里。他一坐在沙发上，就告诉我，他在医院里碰到我的一个病人。此人在警察局受过审讯（是个阿尔及利亚爱国者），他是为了「木僵型震荡后失调症」（troubles post-commotionnels de type stuporeux）在医院接受治疗。于是我知道这名警察实际上参与了对这个病人的严刑逼供。我给他服几片镇定剂，缓和焦虑……他走后，我到那位爱国者的病房去。那里的医务人员什么也没察觉，而病人却不见了。最后我们在厕所里找到他，他在里面企图自杀（那个病人也认出那个警察，以为警察是来把他重新带回警察局的）。
后来，A来找了我几次，而在情况明显好转后，以身体健康状况不佳为由调回本国。至于那位爱国者，医务人员花好长时间一再说服他，这是一个幻觉，警察不能到医院来抓人，他是累了，他来医院是为了能被治疗云云。
五号病例：一位对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们施刑的欧洲刑警
R，三十岁，自动来找我们看病。他是个刑警，几个礼拜以来确信「出了毛病」。已婚，有三个孩子，烟抽得很凶，每天五包。胃口不好并且经常作恶梦。这些恶梦没有什么特征。让他觉得颇受困扰的，是他称之为的「疯狂发作」的状态。首先，他不喜欢受到阻挠：「医生，请解释解释。我遇到反对我的人，就很想揍他，甚至在工作之外，也想揍那个挡我路的家伙。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喏，譬如我去报摊买报纸，人很多，不得不排队，我伸手去拿我要的报纸（卖报纸的是我的哥儿们），排队的人里有个家伙用稍带挑衅的语气说：『别插队！』于是，我想揍他，我心中默念：『小老头，要是我给你几个小时的教训，看你还敢不敢搞怪。』」他不喜欢噪音。在家里，他想揍所有的人，随时想揍人。而实际上，他打自己的小孩，甚至连最小的孩子，才二十个月大，也照揍不误，并且下手相当残忍。
但是，使他惊愕的是，有天晚上，他的妻子强烈批评他打孩子打得太过分了（甚至对他说：「我发誓，你疯了……」），他竟然扑向她，打了她，并把她绑在椅子上，对她大吼说：「我要叫妳一辈子都记住，我是这里的主人！」
幸亏孩子们开始哭叫起来，他恍然自己举止的严重性，赶快给妻子松绑，并在第二天决定去找一位「神经专科」的医师看病。他明白指出，「以前他不是那样的」，很少体罚孩子们，而且无论如何都不会和妻子吵架。自从那些「事变」发生之后，现在的这些现象出现了，他说：「因为现在我们做步兵在做的事情，譬如上个星期，我们在执行部队做的事。政府高官们说，阿尔及利亚没有战争，而维持秩序、确保安宁，就是警察应该做的事。可是阿尔及利亚有战争，当他们察觉到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最使我受不了的是严刑逼供。您不会不晓得这种事吧？有几次我连续拷问了十个小时。」
「执行拷打，对你造成什么影响？」
「这太累人了……确实是大家互相轮流，但问题在于什么时候交班。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快要得到情报了，并且提防把煮熟的鸭子让给另一个人，使他捞现成的。于是，放手……或者不放手。
「甚至有时候，有人会为了让被受审人开口而给他钱。的确，对我们来说，问题就在：你能否叫那个家伙开口？这涉及个人成就的问题；大家在竞争，最后大家打人打得筋疲力竭，于是，我们利用那帮『塞内加尔人』帮忙审讯。但他们打得太凶，半个小时内便把人打坏了，或者打得太轻而没什么效果。事实上，这项工作要成功就必须聪明：知道什么时候抓紧，什么时候放松。这是嗅觉灵敏的问题。当那小子差不多了，就不必再继续拷打。这也是为何，这工作必须要自己来做：我们自己比较可以监视进度。我反对由别人代打，而自己每小时才进来看进展状况。尤其不能使那家伙有他不会从你们手下活着出来的印象。这样他就会思考为什么要说呢？既然知道说也救不了他自己的命。在这种状况下，您就没有任何运气知道什么了。应当让他抱着一丝希望，是希望使他开口。」
「最令我烦恼的，是我打妻子那件事。一定出了什么毛病，医生，我必须要处理这部分。」他的部门不准他休息，况且，病人不要精神科医生开证明，于是，他的治疗是在工作仍属「全职」的情形下进行的。我们轻易就可以猜到，实行这种配套会出现的弱点。他完全知道自己所有的狂乱是直接由审讯室的活动引起的，尽管，他仍然试图把责任完全抛弃在「事变」上头。由于他不考虑（这没有意义）停止刑讯（否则必须辞职），他直言不讳要我帮助他，让他能在不受良心责备、不患行为失调症的情况下，心平气和的拷打那些爱国者〔注4〕
〔注4〕在这个观察中，我们面对一个完整无缺的和谐体制。一个喜欢鸟语花香、安祥的享受交响乐或奏鸣曲的刽子手，这只是一个阶段。稍后，我们会发现一个镶嵌在彻底、绝对的施虐当中的存在状态。
系列B
这里收集了几个或几组病例，其中的引发事件，首先是全面在阿尔及利亚蔓延的战争气氛。
一号病例——一对十三岁、十四岁的阿尔及利亚少年杀害他们的欧洲玩伴
这里关乎一份法医的鉴定。一对十三和十四岁的阿尔及利亚少年，他们是一所小学的学生，被控杀害一位欧洲同学，也认罪。犯罪被重构，相片被列入诉讼记录。人们看见一个小孩抓住被害者，而另外一个小孩用刀子杀死他。两个年幼的嫌犯并不翻供。我们与他们做过很长的会谈。在此转述他们话中独特的部分。
⑴ 十三岁少年的话
「我们没生他的气。每个星期四，我们一起用弹弓打小山头与村子上空的鸟。他是我们的好朋友。他不想再上学了，想学他父亲一样当水泥工。有一天，我们决定干掉他，因为那些欧洲人要杀死所有阿尔及利亚人。我们无法杀死那些大人，可是他和我们年纪一样，我们能够杀了他。我们不知道如何下手，想把他扔进一条沟子里，但他可能只受点轻伤。于是，我们从家里拿了一把刀子，并把他杀了。」
「为什么选上他呢？」
「因为他跟我们一起玩。别人不会跟我们一起上那个小山头。」
「可是，他是个玩伴？」
「那为什么他们也要杀我们呢？他爸爸是个民兵，他说，必须把我们的喉咙割了。」
「但他没对你们说什么吧？」
「他？没有。」
「你知道他现在死了？」
「知道。」
「死亡是什么？」
「就是当生命结束时，人就升天了。」
「是你把他杀死的。」
「对。」
「杀死一个人会困扰你们吗？」
「不，既然他们要杀我们，所以……」
「你不怕坐牢吗？」
「不。」
⑵ 十四岁少年的话
这个小被告和他同学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几乎长大成人了，从肌肉控制、面部表情、口气和回答内容上，都表现出是个大人。他也不否认杀人。为什么他杀人？他不回答，却问我是否看过欧洲人坐牢。有没有一个欧洲人在杀害阿尔及利亚人后被抓进监狱？我回答他，我的确没见过欧洲人坐牢。
「然而，每天都有阿尔及利亚人被杀，是不是？」
「对。」
「那么，为什么在监狱里看不到欧洲人？您能解释吗？」
「不，可是你为什么杀死这个男孩，他是你的玩伴？」
「我告诉您……您听过里韦事件吗？」〔注5〕
「我听过。」
「那天我的两个亲戚在那里被杀了。我们这里的法国人发誓说要把我们一批批赶尽杀绝。有没有一个法国人因为所有这些被杀的阿尔及利亚人而被捕的？」
「我不知道。」
「好吧，没有任何人被捕。我啊！我想上山（打游击），可是我太小了。于是我对X说，必须杀死一个欧洲人。」
「为什么？」
「在您看，我们该怎么办才好？」
「我不知道。但你是个孩子，而这种事是发生在大人身上的。」
「可是他们连小孩也杀……」
「但这不是杀你玩伴的理由。」
「好吧，我杀了他。现在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是不是你的朋友惹火了你？」
「没有，他没惹我什么。」
「那么？」
「就是这样。」
〔注5〕里韦（River）是个村子，，从一九五六年的某一天起，开始名震阿尔及利亚人地区。这天晚上，法国兵侵入这村子，把四十名男人从床上拖起来，并把他们集体屠杀。
二号病例——一名二十二岁的阿尔及利亚青年，具被控告妄想（délire d’accusation），并以「恐怖行动」伪装其自杀行为
这名病人是由法国司法当局指定来就医的。这项治疗处置的介入，是在阿尔及利亚的一些法国精神科医生进行完司法医学鉴定后施行的。
这名病人身体消痩，完全陷入精神错乱的状态。全身布满瘀斑，上下颌骨的骨折使他根本无法吃东西。因此，在两个星期内，借助各种注射给他提供营养。两个星期后，思想空白缓和了，经过接触后，我们可以重构这名年轻人的悲惨经历。
他年少时，以罕见的热情参与童子军活动，成为穆斯林童子军活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但在十九岁时，完全把童子军活动抛在一边，只关心自己的职业。身为机械操作员，他带着顽强的毅力学习，并梦想成为这一行的顶尖高手。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一日，他的注意力完全被职业上的问题所吸引，对国族斗争毫无反应。他已经不再跟老同学来往，他给这段时期的自己下一个定义：「被征召钻研自己的专门技能。」
然而，在一九五五年中期，在一次晚上的家庭聊天中，他突然觉得自己被父母看作叛徒。几天后，这个短暂的印象淡化了，但他仍陷入一种不安、莫名其妙的烦恼中。
于是他决定很快吃完饭，逃离家庭，并把自己关在房里，避免所有的接触。灾难是在这种状况下突然出现的。有一天，正午十二点半，他在街道正中央清楚听到有人骂他是懦夫的声音，他转过头去，没有看到任何人，他加快脚步，决定不工作了。他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吃饭。夜里开始发作了。三个小时内，他听见各种侮辱的骂声。他的脑子里、黑暗中回荡着一些声音：「叛徒……懦夫……你所有的兄弟都死了……叛徒……叛徒……。」
他陷入莫名其妙的焦虑，「十八个小时内，我的心跳每分钟一百三十下。我以为自己就快要死了。」
从此病人咽不下任何东西。日渐消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的一片漆黑中，拒绝给父母开门。将近第三天，他跪下来祷告。他告诉我，他每天保持十七至十八个小时的跪姿。第四天，他冲动得「像个疯子一样」，蓄着「想必也让人以为是疯子的胡须」，不穿上衣也不打领带出门到城里。在街上，他茫然不知要去哪，走着走着又走到欧洲区。他当时的体态（他像个欧洲人）似乎保护他免受欧洲巡逻们的取缔。
相反的，在他身边的一些阿尔及利亚男女却遭到临检、推挤、侮辱和搜身……然而，奇妙的是，他没带任何证件。敌方巡逻们对他的亲切，更使他坚信自己的妄想：「大家都知道我和法国人在一起。士兵们奉命别理我。」
此外，被临检的阿尔及利亚人双手放在颈后，他感到他们的目光充满对他的蔑视。抑不住的烦躁，促使他大步离开现场。他是在这种情况下走到法国参谋部大楼前。在栅栏前，好几个士兵拿冲锋枪对着他。他走向士兵们，扑向其中一个，想抢他的冲锋枪，一面大喊大叫：「我是阿尔及利亚人。」
他很快被制伏，被带到警察局去。局里的人坚持要他招供他的领导人和所属的其他人员的名单。几天后，警察和军人们发现，他们是在跟一个病人打交道。他们决定对他进行精神鉴定，并在得出精神疾病的结论后，命令他去住院。他对我说：「我想要死，甚至在警察局里，我以为并希望他们在拷打我后，会把我干掉。我很高兴被揍，因为这证明了他们也把我当作敌人。我再也不会听到这些指责而不反抗了。我不是懦夫，我不是女人，我不是叛徒。」〔注6〕
〔注6〕一九五九年期间，这类的病例在阿尔及利亚特别多。不幸的是，并非所有的病人都有幸去住院。
三号病例——一位年轻法国女性的精神官能症倾向，父亲是政府高官，在一次伏击中遇害
这位二十一岁的少女是位大学生，来找我求诊，因为有着轻微的焦躁型症状，在念书和与人交往时令她感到困扰。手心老是潮湿，周期性的焦虑，在这期间，水「从她手中流出来」，夜里偏头痛加上胸部受压迫。她啃指甲。但值得注意的是，她与人的接触十分容易，却很明显过快，而在私底下感到重大的焦虑。病人轻描淡写提及她父亲的死亡，然而，她父亲刚过世，因此我很快就把调查转向父女关系方面。她对我描述得很清楚，完全一清二楚，清楚到几乎贴近无动于衷的地步，恰是这种理性主义揭示了她的失调，和内心冲突的性质和起因。
「我父亲是高级公务员，负责管辖一大片农村地区。当事变爆发以来，他就愤怒的追捕阿尔及利亚人，达到完全不眠不休的程度，这些都令他亢奋。我眼看着父亲缓慢的变化，却无能为力。最后，我决定不再去探望父亲，待在城里。其实，我在家里时都彻夜难眠，因为叫喊声从下面直通到我的房间，不断折磨我；在地窖和改变用途的屋子里，有人在拷打一些阿尔及利亚人，叫他们招供情报。你们无法想象整夜听见这样的嘶叫声有多可怕。有几次我思考一个人怎么能忍受……我不谈拷打，只说听到痛苦的叫声。这种情况持续着。最后，我不回家了。我父亲很少来城里看我，少数几次他来看我，我无法做到正面看他时不局促不安及害怕。我变得愈来愈难以拥抱他了。
「因为我在乡下住了很久，几乎认识所有的人家。那些和我同年龄的阿尔及利亚青年，小时候曾跟我一起玩过。每次回家时，父亲总是告诉我他逮捕了一些新人。最后，我都不敢上街，我肯定会到处碰到仇恨。在我的心底，我认为这些阿尔及利亚人有理。如果我是阿尔及利亚人，我也会加入游击队。」
然而，有一天，她收到一封电报，通知她父亲受了重伤。她去医院，发现父亲已经昏迷不醒，不久就死了。她父亲是跟一队人执行侦察任务时受了伤，巡逻队中了阿尔及利亚国族解放军的埋伏。
「葬礼引起我的反感，」她说：「所有那些来为我那『拥有高尚的品德，使当地居民心服』的父亲悼丧的军官，令我厌恶。大家明明知道那是假的。谁不知道我父亲指挥整个地区的审讯中心？他们知道我父亲每天严刑逼供，打死十个人，而他们却忠诚、忘我、爱国等谎言连篇胡扯。我应该说，现在那些语调对我不再有任何价值了，总之是没多少价值了。我立刻回到城里，躲开所有的大人物。我拒绝他们给我的抚恤金。我不要他们的钱，这是我父亲流血丧命的代价。我不要，我要去找工作。」
四号病例——十岁以下的阿尔及利亚少年们所具有的行为失调症
这是一些难民的例子。他们都是被法国人杀死的战士或平民的儿子，被安排在突尼西亚和摩洛哥的各个中心。这些小孩子入学，安排给他们一些游戏和集体外出活动，定期接受一些医生的追踪调查。因此我们才有机会接触其中一些孩子。
⑴在这些不同的孩子身上，有着对父母形象明显的爱，他们执着寻找所有像父亲或母亲的东西，并小心翼翼保存下来。
⑵在他们身上普遍存在对响声的恐惧症、受到斥责时倍感不安、十分渴望平静和爱。
⑶许多孩子具有带梦游现象的失眠症。
⑷周期性的尿床。
⑸具有虐待狂的倾向：一种常玩的游戏；在一张紧绷的纸上狂乱戳许多窟窿。咬铅笔；执拗的啃指甲。他们私下虽然十分友爱，却经常吵架。
五号病例——妇女难民们的产褥精神病
我们将妇女们在生育期间出现的精神疾病，称作「产褥精神病」（psychoses puerpérales）。这些疾病可能在产前或产后的几个星期发作。这些病症的决定因素十分复杂，但估计有两个主要原因：内分泌系统失调和「情感的冲击」。后一项虽然很含糊，但一般大众称之为的「强烈情绪」也包括在内。
在突尼西亚和摩洛哥的边境上，自从法国政府决定在几百公里的土地上进行军事监控及焦土政策以来，就有将近三十万的难民。大家知道他们生活在一无所有的状态，一些国际红十字会成员多次去那里，见证了极度贫困和生活条件不稳定后，叮咛国际组织加强援助这些难民。因此可以预见，由于营养不良，那些孕妇们特别容易出现产褥精神病。
法国部队运用「穷追猛打」战略，频频出动空袭、扫射——我们知道法国军队在摩洛哥和突尼西亚领土上的轰炸不计其数，而萨基埃·西迪·尤素夫（Sakiet-Sidi-Youssef）这个受害村子更是血淋淋的例子……家庭支离破碎，集体迁移，为难民们带来持久不安的气氛。不得不承认，产后的阿尔及利亚妇女难民，很少没出现心理失调症的。
这些失调症有各种类型。或是烦躁不安，有时可以是带着狂怒的样貌，或是停滞的严重抑郁，并有多次自杀的企图，最后是伴随着哭泣、哀叹、哭天抢地的焦虑状态等等，同时也产生各种妄想的内容。或是发现一种模糊的被迫害妄想，对任何人都害怕，或者妄想法国人要杀她的小孩而产生的攻击性，或者是死亡迫近的印象，于是病人哀求看不见的刽子手饶了她们的孩子。
这里必须指出，那些妄想的基本内容，并未由于障碍被平静、缓和下来而一扫而光。被治愈病人其所处的情境，会维持并滋养这些病理的症结。
系列C 酷刑后的感情—智力变化及心理失调
在这里，我们集中了一些在酷刑后或在酷刑时，立刻出现多少算严重失调症的病人。我们将描述几个子类型，因为我们察觉到，无论对人格造成表面或深度的伤害，每种酷刑方法都各自对应到一种病态特征。
第一类在无差别的酷刑待遇后，即所谓的预防性的酷刑后
这里我们所指涉的，是一些粗暴的方式，重点主要不在刑求，而是让人开口说话。达到一个极限，超过后痛苦即变得无法忍受的原则，在此有着独特的重要性。目的是要尽可能迅速达到这个极限。不讲究精心进行；有的是进行大量、各式攻击：好几个警察同时拷打；四个警察站在那里，围绕着犯人，拳打脚踢玩弄他，而一个警察用香烟烫他的胸膛，另一个警察用棍子敲他的脚掌……在参照受刑者吐露的隐情后，我们始终觉得，在阿尔及利亚使用的某些酷刑特别残忍。
⑴由嘴里灌进水，并用肥皂水高压灌肠〔注7〕。
⑵把瓶子塞进肛门。
所谓「不动姿势」的两种酷刑：
⑶犯人跪着，手臂平行伸在地上，手心翻过来朝天，上身和脑袋挺直，一下都不准动。一个警察坐在囚犯后面的椅子上，用警棍强迫他不准动。
⑷囚犯站着，脸靠墙，双臂高举，手紧贴墙。同样，稍微动一下或是想要放松一下，就会惨遭毒打。
我们确定有两类的受刑人：知道一些事情的人；什么也不知道的人。知道一些事情的人在卫生部队里很罕见。当然，我们不是不知道某某爱国者在法国监狱里被修理过，但并未见到他以病人的身份来到这里〔注8〕。
〔注7〕这是引起大量死亡的酷刑。在这些高压灌肠后，肠黏膜受到各种损伤，引起肠穿孔，使气体栓塞和腹膜炎屡见不鲜。
〔注8〕显然，我们讲的是一些知情而在刑求下没有招供的阿尔及利亚人，因为大家清楚，一个招供的阿尔及利亚人事后马上被杀。
那些什么也不知道的人，却经常来看病。在这里，我们不谈那些在扫荡或包围时挨打的人，那些人并没有以病人的身份来找我们。我们专门谈这些不属于任何组织的阿尔及利亚人，他们被捕，被带到警察局或审讯处，遭受审讯。
精神医学症状描绘
⑴躁郁症：四个例子
这是一些悲伤、意气消沉的人，并无真正的焦虑现象，大多躺在床上，逃避接触别人；但突然会发展出极度、难以理解其含义的兴奋。
⑵心因性厌食症：五例
这些病人带来严重的问题，因为这样的心因性厌食症并发与他人身体接触的恐惧症，例如当护士走近要碰触他、牵他手时，他立即严厉拒绝，因而不可能补给人工的营养或给他服药〔注9〕。
⑶运动机能不稳定：十一例
我们接触到一些坐立不安的病人。由于他们持续处于孤独一人状态，很难接受跟医生关起门来进行门诊。
在第一类受酷刑的人身上，经常呈现两种感情：
首先是「不公平的感受」。这些人历经几天几夜无端的折磨后，似乎被弄坏了一些什么，这些受害者当中一个，曾有过特别痛苦的经历：经过好几天徒劳无功的刑求后，警察们终于相信他们在跟一个安分守己、与阿尔及利亚国族解放阵线无关的人打交道。尽管如此，一个刑警还是说：「可别这样就放了他，让他再痛苦一点，好让他出去后安分守己。」〔注10〕
然后，另一种情感是，「对一切道德议论冷漠」。对这类病人来说，不存在所谓正当理由。被施加酷刑的理由就很薄弱，就因为他是弱者。因此，首先要处理的是如何增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去问理由立论依据是否正确。只有力量才算数。
第二类 电刑后
在这类里，我们列入了主要受到电刑的阿尔及利亚爱国者。电刑以往是酷刑步骤的一部分，但是从一九五六年起，某些审讯专门只使用此刑。
精神医学症状描述
⑴局部或全身的体感异常症：三例
病人痛苦的感到浑身像有蚂蚁在爬，有人在拉他的手、脑袋炸裂、有人咬掉他的舌头。
⑵冷漠、意志缺乏、无动于衷：七例
这些病人缺乏生气、没有计划、萎靡不振、过一天算一天。
⑶电器恐惧症
害怕接近开关，尤其是收音机、电话更令他们恐惧。医生绝对不能提及电击疗法。
〔注9〕医务人员得日夜轮班看顾病人，并作解释工作。大家都理解到「稍加粗暴对待病人」这个方法，在这里是行不通的。
〔注10〕这种预防性的酷刑在某些地区就变成「预防性镇压」。在里韦，当时一片平静，而殖民者们不想遭到袭击（邻近地区已经开始骚动了），决定歼灭阿尔及利亚国族解放阵线的人。单单在一天内就残杀了四十多名阿尔及利亚人。
第三类在注射「真话血清」后（après le「Sérum de vérité」）
我们深知这种治疗的原则。面对一个似乎遭到无意识的内在冲突折磨而无法在会谈过程中将冲突外化的病人，我们会借助化学办法。静脉注射戊硫巴比妥（penthotal）是最常使用的办法，这会使病人得以摆脱那似乎超越他可适应范围的冲突纠葛。医生采取治疗措施的目的，是要把病人从这个「异物」〔注11〕中解放出来。然而，我们发现，要控制精神各审决机构[1]的渐进解体，是有困难的。我们经常眼见惊人的恶化情形或无法解释的新症状，因此，一般而言，我们几乎已放弃这种疗法。
在阿尔及利亚，军医和精神科医生们在警察局审讯室里发现了进行实验的大好机会。如果戊硫巴比妥能使精神官能症扫除那些遮蔽内在冲突的屏障，那么它也应该可能粉碎阿尔及利亚爱国者的政治屏障，不必靠电击就可以使囚犯招供（医学传统是教导我们要免除痛苦）。这是「颠覆战争」的医疗形式。
剧情是这样上演的。首先：「我是医生，不是警察，我是来帮助你的。」如此，几天后，我们获得囚犯的信任〔注12〕。然后：「我给你打几针，因为你受到非比寻常的打击。」几天里，我们随便进行各种疗法：维他命、强心剂、葡萄糖水。第四或第五天，再静脉注射戊硫巴比妥。开始审讯。
〔注11〕事实上，冲突一点也不是外在的。他只是人格积极发展的结果，里面不会有什么「异物」。倒不如说是没有被好好整合进去的病体。
〔注12〕有些主持「法国人参与」团体的精神科医生，被指派去鉴定囚犯，一开始与囚犯接触时，就自称跟辩护律师交情深厚，并且表明他们两（律师和他）将解救囚犯出去。所有在这种情况下受鉴定的囚犯都被处死了。然而，这些精神科医生却在我们面前吹嘘这种战胜「抵抗」，的妙策。我们在此也摘引了其中的一些病例。
精神医学症状描述
⑴口语刻板症（Stéréotypies verbales）
病人不断重复这类句子：「我什么也没说，请相信我，我没开口。」这种症状伴随着恒常的焦虑不安。实际上，经常有的情况是，病人不知道他是否被套出情报。于是他对他所捍卫的事和可能被供出姓名地址的同志，深具罪恶感，这罪恶感悲剧性的、沉重的压在他心底。不论人家怎么说，告诉他没这回事，也无法使他破败不堪的意识回复平静。
⑵智力或感官的知觉变得混浊
病人不能确认某个知觉对象的存在。他掌握一种推理，但又不加区别，根本分不清真假。一切都是真实同时又是虚伪的。
⑶对所有单独谈话的病态恐惧
这种恐惧，来自于我们可能随时会再对他进行审讯的深刻印象。
⑷抑制
病人心存戒备，他逐字逐句记下提问，投射出的回答也是一字一句都经过斟酌。这让我们会有几近抑制的印象，伴随有精神迟缓，字句中断、回到之前已说过的等等。
很清楚的，这些病人顽固的拒绝一切静脉注射。
第四类 经过洗脑以后
最近，我们谈很多在阿尔及利亚的「心理战行动」。我们并不想对这些方法进行批判研究，在此只局限于提及这些方法所导致的精神医学结果。在阿尔及利亚，有两种洗脑的刑讯机关：一、针对知识分子的
原则上是要引导囚犯扮演某个角色。我们可以知道这种方式是参照社会心理学流派〔注13〕。
〔注13〕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一门社会精神医学流派相当发达。拥护这一派的人认为，现代人的悲剧在于个人无法再扮演一个角色，沦为社会机制的一个齿轮。于是，提供的治疗方式，就在于让人能在真正的游戏活动中，扮演一些角色。我们随便扮演一个角色，甚至在同一天内变换角色，也可以象征性的处于不管是谁的位置上。美国那些在工厂工作的精神科医生，似乎在对工人进行团体治疗上，做出了奇迹。他们果然成功的让工人认同于英雄。劳资关系的紧张大大被缓和。
⑴推进合作活动
透过对合作的正当性进行讨论，诱使知识分子与法国合作。他被迫过双重生活：一个有名的爱国者，变成预防检束的囚犯。从事活动的目的，是从内部打击那些构成国族意识的各种要素。他不仅应该合作，而且被命令「自由的」和那些持保留态度的人，或反对派，进行辩论，并说服他们。这就是让他能吸引爱国者的注意力，也就是充当网民的一个漂亮手段。如果刚好他断言找不到反对派，我们就给他指派，或要他照做，把对方当成反对派。
⑵报告有关法国所作所为的价值和进行殖民的理由
为了充分执行这项任务，他们的身边大量聚集了「政治顾问团」。例如本地事务官，或者如心理学家、社交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等等，则是更好不过。
⑶一一驳斥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论据
阿尔及利亚不是一个国族/国家，现在不是，将来也不是。
没有「阿尔及利亚人民」。
阿尔及利亚的爱国主义是无稽之谈。
「叛徒」都是野心勃勃者、罪犯、上当受骗的可怜虫。
每个知识分子必须要轮流针对这些主题作报告，而且必须有说服力。每个月底给他们打分数（恶名昭彰的「奖赏」），这些报告作为决定是否开释该名知识分子的评估资料。
⑷过着完全病态的集体生活
独来独往是叛逆行为。于是我们始终跟某一个人在一起；禁止沉默，必须大声说出想法。
证词
在此引证一名被监禁和被洗脑几个月的教授的证词。有一天，集中营的牢头祝贺他进步了，并宣布即将开释他的好消息。他深知敌人的策略，对这个消息十分警惕。实际上，方法是，向囚犯预告释放的日期，并在之前几天搞一个集体批判会。一旦囚犯没有显示出已受矫正的决定性征兆，批斗会结束当天，通常会决定延期开释。出席的心理学者们说，这种会议暴露出国族主义病菌的顽固性。
然而，这一次不耍花招。囚犯真的被释放了。一出监狱，回到城里及家里之后，犯人对自己如此成功演出的角色感到十分满意。他很高兴又能重返国族斗争的位置，并开始试图联络其他同志。这时，一个刺痛的可怕念头闪过脑袋。他可能谁都没骗过吧，没骗过看守，没骗过其他牢友，尤其没骗过自己。
这场戏该在哪里结束？
还是这么一回事，必须清除疑虑，解除有罪推定。
精神医学症状描述
⑴对一切集体讨论的恐惧症。一有三、四个人的会面，抑制就立刻重现，并表现出异常的猜忌和沉默。
⑵无法说明或捍卫特定立场。思考的开展，是透过正反对比的命题组。一切被肯定的事物，可以在一瞬间又同时被否定。这的确是这一场战争中我们遇过最痛苦的后遗症。强迫性人格是阿尔及利亚殖民主义所实施的「心理作战」的成果。
二、针对非知识分子
在一些中心里头，像贝鲁瓦吉耶（Berrouaghia），我们不再从主体性出发来修正个人的态度。相反的，我们仰赖的是那具我们摧残的肉体，以此期待能瓦解国族意识，这真是彻底的矫正，以不施刑或给饭吃来表示奖赏。
⑴必须招认自己不是阿尔及利亚国族解放阵线。必须集体而且大声说出来。必须反复重述几个小时。
⑵然后，必须承认过去自己是阿尔及利亚国族解放阵线，但明白这是不好的，再大叫：「打倒阿尔及利亚国族解放阵线！」
过了这个阶段，再进入另一个阶段：「阿尔及利亚的未来是靠法国，只能靠法国。」
「没有法国，阿尔及利亚将会回到中世纪。」
最后，「我们是法国人，法兰西万岁！」
这种情况下会出现的失调症并不严重。但，身体的不适和痛苦需要休息和平静。
系列D 身心症
阿尔及利亚殖民地战争，不仅仅增加了心理失调，助长了特殊疾病的出现。除了酷刑病、受刑者病和行刑者病等病理现象以外，还需加上一种在阿尔及利亚繁衍的氛围病，经常使执业医生在面对他们所不理解的病人时，一律会说：「一切都将随着这场该死的战争而结束。」
我们提议在D系列中，列入阿尔及利亚人会出现的疾病，其中有些人特别是被关在集中营里头，这些病症的特征是属于身心型。
我们将那些由冲突情境引发的器质性失调症，总称为身心症（pathologie psychosomatigue）〔注14〕。之所以称之为身心症，是因为其决定因素来自心理。这种病理现象，被看作是一种有机体反应的方式；换句话说，也就是去适应他碰到的冲突，失调既是症状，又同时是痊愈。更正确来说，大家一致认为有机体（再次重述，问题在于大脑皮质—内脏的统一性，即过去人们所谓的身心性）通过糟糕的，但总之是经济的方法来超越冲突。人体选择了最小的痛苦来逃避大灾难。
总而言之，这种病理现象在今天广为人所知，尽管我们觉得所提出的各种不同疗法（松弛、催眠暗示）的疗效似乎是靠运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国遭受轰炸和苏联居民被包围时，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关于此种失调症的描述倍增。当今，人们清楚知道，不需要被枪弹打伤，身体以及头脑即会因战争的存在而受苦。和所有战争一样，阿尔及利亚战争也创造了它的皮质内脏疾病配额。如果把下列的最后一组疾病排除，我们则可以说，在阿尔及利亚所遇到的失调症，是在常规/古典的战争下所会出现的描述。我们觉得最后一组似乎是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所特有的。这种特殊型的病理现象（全身肌肉挛缩），在革命前已引起注意。可是，记述这种病理的医生，却把它烙上了土著的先天烙痕，认为这是因他们神经系统的特异性，人们断言在里头找到了被殖民者锥体外路系统（système extra-pyramidal）占主导地位的证明〔注15〕。这种挛缩，实际上只不过是伴随姿态而生之物：被殖民者在面对殖民权威时所呈现的肌肉僵硬、沉默和执拗。
精神医学症状描述
⑴胃溃疡：为数众多。主要在夜间激烈疼痛，大量呕吐、消痩、忧伤和闷闷不乐，偶有易怒的情况。值得特别指出：这些病人大部分是十八至二十五岁的青年。在一般情况下，我们绝不建议开刀。然而，胃切除手术动了两次，而这两个个案都在同一年间再度发病。
⑵肾疝痛：他们在夜里疼痛到极点。很少有结石。这种绞痛罕见的出现在十四岁到十六岁的少年之间。
⑶妇女乱经：这病理现象众所周知，不必多说。妇女们或是三、四个月不来月经，或是月经来时剧烈经痛，引发性格和行为上的反应。
⑷由于特发性的颤抖而引起的嗜睡症（hypersommies par tremblements idiopathiques）：这是一些年轻的成年人，由于全身性、细微的颤抖而无法休息，令人想起帕金森症。一些有「科学精神」的人可能会提及锥体外路此一决定因素。
⑸少年白头：从审讯中死里逃生的人，他们的头发突然变白，一小撮，块状或全部变白。这些失调症经常伴随严重虚弱无力、同时有对一切失去兴趣及性无能的状况。
〔注14〕这个称法，表达了一个理想主义式的概念，是愈来愈被废弃了。实际上，有一个属于皮质—内脏层面的术语，延袭自苏联，尤其是巴甫洛夫（Pavlov）的工作成果，至少比较有利于把大脑放回它该有的位置，也就是把大脑看作是一个铸型，心理现象在那里确切进行加工、转化。
〔注15〕就神经的层次而言，愈是高等，就愈不呈现锥体外路的样态，如同我们所见，所有一切似乎都具一致性。
⑹阵发性心悸症（tachycardies paroxystiques）：心律突然加快，每分钟一百二十下、一百三十下、一百四十下。心跳过快引起焦虑、垂死的感觉，发作末了大量出汗。
⑺全身挛缩（contracture génémlisée）、肌肉僵硬：一些男性病人逐渐（有两个例子是突发的）感到无法做某些动作：爬楼梯、快走、跑步。这种障碍的原因是特有的僵硬，让人强烈联想起是否脑子里的某些区域受到损伤（中央灰结节部分）。僵硬会逐渐扩展，但缓步进行。下肢几乎不能弯曲、无法放松。一进到挛缩状态时，任何自主性的松弛都是不可能的，病人简直像是一团东西。脸部毫无表情，但显示出一定程度的茫然。病人似乎不能「使自己的神经紧张解除」，他永远处在紧张，等待状态中，处于生和死之间。如同其中一个人对我们说：「你们看，我已经僵硬得像个死人了。」〔注16〕。
〔注16〕在此多余的补充一句：这不涉及歇斯底里的挛缩。
从北非的犯罪冲动，到国族解放战争
不应该只是为了自己人民的自由而战，更应该在整个战斗时，重复教导人民，当然先是重复教导自己作为「人」的重要性。应该回顾历史——因其他人而受难的历史，并促使人民与其他人相遇的可能性。
实际上，参加武装斗争、国族斗争的战士，有意要一天天测量出殖民压迫而加诸于人身上的毁损。战士们有时会有筋疲力竭之感，因为他必须使他的人民恢复尊严，把全体人民从井里、从洞穴里拉出来。他经常发觉，不仅应该追击敌人，更应该追击那凝聚在被殖民者体内的绝望核心。压制的时代是痛苦的，可是战斗，当它在使受压迫者恢复尊严同时，亦发展出一个极具生产力以及具关键性的整合过程。一个国族战斗的胜利，不只是有助于国族各种权利之获胜，它同时让这个国族获得了密实感、一致性以及同构型。因为殖民主义不只造成被殖民者的去人格化。这种去人格化，也在集体的层次上，也就是社会结构方面被感受到。于是，殖民地人民，简化成群个人的集结，其存在基础只能从殖民者的存在中获得。
国族为了自己的解放而从事的斗争，依据情况的不同，会将它带往两个境地：对于那些透过殖民地的民政、军事占领、经济剥削而深植在意识中所谓的真理，要不将之抛弃，要不将之引爆开来。只有战斗才能真正拆穿这些谎言，它贬低并实际斲伤了我们当中最有觉悟的人。
在巴黎或埃克斯，在阿尔及尔或巴特尔，我们屡次看到一些被殖民者，强烈抗议着所谓黑人、阿尔及利亚人、越南人的懒惰。然而，在殖民体制里，一个积极工作的农民，一个拒绝休息的黑人，难道不算是单纯的病态个例吗？被殖民者的懒惰，是对殖民机器有意识的破坏；从生物学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出色的自我防卫的方式，不论如何，这拖延了殖民者对全国的控制。
森林和沼泽是被殖民者抵抗外国人深入的天然同盟。必须理解这件事，并且停止去论证和肯定黑人是勤劳的劳动者，阿拉伯人是罕见的开垦者。在殖民体制里，黑人的真相和阿拉伯人的真相，就是袖手旁观，不帮助压迫者更方便进行烧杀抢掠。政治觉悟尚未成熟、并未决定排拒压迫的被殖民者，他的责任是让自己不动如山。这是一种不合作的具体展现，总之就是一种最低限度合作的展现。
这些应用于被殖民者和劳动关系的考察，也同样可以应用于被殖民者对压迫者法律的遵守，规规矩矩纳税与否，以及可应用于被殖民者与殖民制度的关系。在殖民体制里，所谓感激、真诚和荣誉都是废话。最近几年，我有机会证实一个十分典型的基本事实：荣誉、尊严、信守承诺，只有在一个国族与国际同质的框架中，才能表现出来。既然你们和你们的同类人皆被当作狗那样清除，你们只能奋力，用所有的手段，恢复做人的尊严。因此，你们必须用尽气力压在施刑者的身上，使他迷失的理智重新找回属于普世的价值。在最近几年，我们有幸看到在战斗中的阿尔及利亚，以非凡的形式，展现出荣誉、奉献、热爱生命、视死如归。不，问题不在于歌颂战士们。这里牵涉到一个最平庸的事实，连最狂热的殖民主义者也不会错过做出这样平凡的观察：当涉及到保护人民或掩护兄弟时，阿尔及利亚战士有一种非比寻常的战斗和赴死的方式，即使参考伊斯兰或死后保证上天堂的想法，都无法解释这种慷慨献身。这个压迫人的沉默——肉体当然在呐喊——这个沉默压倒了行刑者。在这里我们又发现，当国族开始前进，当人类要求，并肯定自己无限的人性时，那个禁止任何人袖手旁观、维持不动的旧法则。
「可怕的犯罪天性」？
殖民主义所建立的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特点中，我们将讨论「可怕的犯罪天性」这一条。一九五四年以前，法官、警官、律师、记者、法医学者们都一致承认，阿尔及利亚人的犯罪天性是个问题。他们断言，阿尔及利亚人是天生的犯罪者。一种理论被制造，赋予种种的科学证据。这个理论，过去二十多年来在大学里被传授。阿尔及利亚的医科学生不知不觉接受这种教学，那些社会精英也一样接受殖民主义的洗礼，认定此为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先天缺陷。阿尔及利亚人天生懒惰，是天生的说谎者、天生的小偷、天生的犯罪者。
我们打算在这里陈述这个被公认的学说，重新提出它的具体基础和科学论据。接着，我们要重述事实，并赋予其他的解释。
「阿尔及利亚人经常杀人」，这是个事实，法官们会对你们说，五分之四的预审案件和伤害有关。他们主张，阿尔及利亚高居世界犯罪率最高国家之列，没有轻度犯罪的存在。当阿尔及利亚人，在此适用于所有北非人，做犯法之事时，总是达到罪大恶极的程度。
「阿尔及利亚人杀人相当野蛮」，首先，他们喜欢选择刀子作武器。「熟悉这个国家」的法官们，就这问题创造一个小小的哲学。例如，卡比利亚人喜欢手枪和步枪，平地的阿拉伯人偏爱刀子。某些法官会自问，阿尔及利亚人是否有着没有见到血腥就不罢休的冲动。他们会对你说，阿尔及利亚人需要感受热血，沐浴在受害者的血泊中。这些法官、警察、医生认真论述穆斯林的灵魂和鲜血的关系〔注17〕。有些法官甚至会说，一个阿尔及利亚人杀人的话，首先并特别是会割断对方的喉咙。阿尔及利亚人的野蛮，表现在多重伤口上，有些是死后才带上的不必要的伤口。尸体解剖无可辩驳的验证了这件事：尸体上有太多的伤口，证明了杀人者非但欲致其于死地，而且还连续砍杀。
〔注17〕我们知道，伊斯兰教徒在没有确定动物的血已流空之前，不得吃牠们的肉，所以动物是割喉屠宰的。
「阿尔及利亚人无缘无故杀人」，法官和警察面对杀人动机经常是目瞪口呆：任何一个动作、一个影射、一句暧昧的话、因一棵共有的橄榄树而起口角、一只在八分之一公顷土地上瞎逛的家畜……。面对这种杀人，有时候是双重或三重的凶杀，动机、理由追究起来，实在是平庸得令人绝望。由此我们经常会有种印象，好似这个社会团体隐藏真正的动机。
最后，阿尔及利亚人偷东西时，总是透过破坏、或有或无的引发谋杀，同时，在所有的例子里头都有对业主进行攻击的行为。
所有这些围绕着阿尔及利亚人犯罪性的元素，似乎足以将其独特出来，甚至可以建立系统化。类似的观察，在突尼西亚和摩洛哥曾出现过，虽然较无深远寓意，但北非人的犯罪性愈来愈成为问题。在阿尔及尔大学精神医学教授波侯（Porot）超过三十多年的指导下，有好几个小组明确标定出犯罪性的各种表述模式，并对此提出一个社会学的、功能的和解剖学的解释。
我们在此引用阿尔及尔大学精神医学大师们对这问题所作出的主要成果。让我们再次提醒，这些进行了二十多年的研究结论，是精神医学资深教授在大讲堂里的授课内容。
就这样，阿尔及尔大学毕业的阿尔及利亚医生们，听到和学到的是阿尔及利亚人是天生的犯罪者这样的说法。而且，我想起我们当中某人十分认真陈述这些学说，并补充说：「尽管难以下咽，但这在科学上是确立的。」
北非人是罪犯，他掠夺的本性众所皆知，他的巨大攻击性更是有目共睹。北非人喜欢极端，因此绝不能完全相信他。今天是最好的朋友，明天就变成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不懂分寸，对笛卡尔主义根本一窍不通，平衡感、沉着冷静、中庸感，这些观念和他内心深处的秉性相抵触。北非人是粗暴的，遗传下来的粗暴者。他不可能守规矩，无法疏导自己的冲动。是啊，阿尔及利亚人是天生的冲动者。
我们明确指出，这种冲动非常具攻击性，而且，一般而言，是杀人的冲动。这样，人们才得以解释有忧郁症的阿尔及利亚人不符合常规的行为。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精神科医生，面临这样一个棘手的难题。医师在面对忧郁症的病人时，通常害怕他自杀。然而，患忧郁症的阿尔及利亚人却杀人。这个始终伴随自我谴责、自我破坏倾向、道德意识之病，在阿尔及利亚人身上，却具有毁灭他人的形态。患忧郁症的阿尔及利亚人并不会自杀，而是杀人。这就是经波侯教授的研究，并在他的弟子蒙塞哈（Monserrat）论文中所述及的「杀人的忧郁症」（mélancolie homicide）。
阿尔及利亚学派又如何理解这种异常呢？首先，阿尔及尔学派说，自杀是回归自己、凝视自己和自我反省。而阿尔及利亚人抗拒内在生活。北非人没有内心生活可言；相反的，北非人将烦恼丢到周围，以此来摆脱烦恼。他不作分析。既然忧郁症确实是一种道德意识的病，那么很显然，阿尔及利亚人就只能产生假的忧郁症，因为大家都知道，阿尔及利亚人意识不稳定，道德观念薄弱。如果我们参照法国作者所提倡的两种因果关系的话，阿尔及利亚人对情势进行分析的无能，以及对组织一个心理综观的无能，可以完全被理解。
首先是关于智力方面。阿尔及利亚人是头号的薄弱智者。如果想理解这些事实，首先得指出阿尔及尔学派所建立的症候学，其中提到的土著所表现出的特征如下：
·没有或几乎没有情绪性；
·轻信且容易受暗示；
·难以根除的固执；
·心理幼稚，不如西方小孩有好奇心；
·容易发生意外和易得暗示病。〔注18〕
阿尔及利亚人感知不到整体。他总是问些细枝末节的问题，并排除一切整合的工作。点画法派主义者（Pointilliste），对物体紧抓不放，在细节中迷失，对观念无动于衷，抗拒概念，口语表达降到最少，举止总是冲动和挑衅的。阿尔及利亚人不能从整体出发来解释细节，他们把个别因素绝对化，并把部分当作整体。因此，他面对很小的剌激会有全面的反应，像是对一棵无花果树、一个手势、在他土地上的一只绵羊这类微不足道的小事。天生的攻击性自行寻找出口，哪怕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借口，也能借机发泄。这是一种攻击性的纯粹状态〔注19〕。
〔注18〕波侯（A.porot）教授《医学、心理学纪要》（Annales médico-psycholgiques），一九一八年。
〔注19〕一个阿尔及利亚审判长的嘴说出这样的话：阿尔及利亚人的攻击性，表现在对「骑兵骑术表演」的热爱。他在一九五五年指出：「我们将这种反抗视为是政治性的，绝对是个错误。不时，他们所拥有的这种对战斗的爱，得要发泄出来才行！」民俗学者认为，建立一种可能可以疏导土著的全面攻击性本能的测验和投射游戏，应该就可以终止一九五五至五六年在奥雷斯山脉的革命。
阿尔及尔学派放弃了描述的阶段，开始进入说明阶段。波侯教授于是在一九三五年的布鲁塞尔法语圈的精神科医生与神经学家的会议上，明示了他的学说的科学根据。在讨论巴乎克（Bamk）关于歇斯底里的报告时，他指出：「北非土著的大脑皮质性的高级活动几乎没有进化，而是一个原始人。他们的生活是植物性的本质，本能的受间脑的控制。」
为了正确评估波侯教授此一重大发现，在此必须先提醒大家，在比较人类和其他脊椎动物时，人类这个物种的特征即是大脑的皮质化。间脑是大脑中最原始的一部分，人是受大脑皮质支配的脊椎动物。
波侯教授认为，北非土著的生活，是受间脑的要求所支配的。这等于说，北非土著没有大脑皮质。他并不回避这个矛盾，并于一九三九年在《南方医学和外科》（Sud medical et chirurgical）刊物上和他的学生，也就是现任阿尔及尔精神医学教授修泰尔（Sutter）合作，明确指出：「原始性并非缺乏成熟，并非是心智生活发展中显著的停滞。它是一种臻至演化终点的社会状态，它以一种逻辑的方式，适应于一种与我们不同的生命。」最后，教授们提到学说的根据：「这个原始状态，不只是特殊教育下所产生的一种结果，它有更深层的基础，我们甚至想，它的根本基质该是位于神经中枢结构上，至少是神经中枢动力分层化上的特殊体质。」正如我们所见，阿尔及利亚人的冲动性，他杀人的次数和特征，其永久的犯罪倾向和原始状态，绝非偶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协调一致的行为，一个可以用科学解释清楚的一致的生活。阿尔及利亚人没有大脑皮质，或者更精确的说，简直就像低等脊椎动物那样受间脑的控制。即使有大脑皮质的存在，也是十分脆弱的，几乎未被整合在动力学当中。因此，既不神秘也无矛盾。殖民者对于将责任委托于土著一事有所保留，这不是因为种族主义或父权作风的关系，而单纯只是一种对于被殖民者生物上的局限所做出的科学判断。
向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卡罗泰尔博士（Dr.A.Carothers）请教有关非洲的结论，可以用来见证此一回顾。这位国际专家将他的观察之重点部分，都集结在一九五四年出版的书中〔注20〕。
卡罗泰尔博士在中非及东非行医，可是他的结论却印证了北非学派的结论，这位国际专家认为，非洲人很少运用前额叶。非洲精神医学的特殊性，可以归结于额前头部的机能低下〔注21〕。
为了使别人明白他的结论，卡罗泰尔博士作了一个十分生动的比较。他提出，正常的非洲人是个「脑叶切除了的欧洲人」。我们知道，盎格鲁撒克逊派曾认为，对一大部分大脑施行切除，是某些严重型精神疾病的根本疗法。此方法经证实，会出现严重的人格肢解现象，于是从此被放弃。根据卡罗泰尔博士的看法，正常非洲土著和动了脑叶切除手术的欧洲人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注20〕卡罗泰尔，《非洲人的正常及病态心理学病理学》(Psychologie normale et pathologique de l’africain)收录于〈人种精神病学研究〉（Etudes ethno- psychiatriques），Masson出版。
〔注21〕同前，第一七六页。
在研究了一些非洲行医者的不同著作成果之后，卡罗泰尔博士向我们提出一个结论，而这个结论奠定了一个关于非洲人的统一概念。他写道：「这都是无关欧洲人的资料。它们是在东非、西非、南非的不同地域被收集到的，而且总体上，作者们彼此很少或完全不知道其他人的研究成果。因此，这些成果根本上的相似性，完全是值得注意的。」〔注22〕
〔注22〕同前，第一七八页。
在结束前，让我们指出，卡罗泰尔医师把茅茅团的叛乱，定义为欲求不满的无意识情结的表现，经过一些巨大的心理调适后，可能可以在科学上避免这种情结再度出现。
因此，像这样一个不寻常的行为：阿尔及利亚人经常性的犯罪，不值得一谈的犯罪动机，总是带有高度血腥味以及致命特质的吵骂打架，对观察家们构成问题，被当成了教材的解释，似乎可归结为下：北非人的大脑结构，可同时阐述土著的懒惰、智力上及社会性的无能，以及接近动物般的冲动。北非人的犯罪冲动，是在行为的层次上，表现出神经系统的某种交错配列。这是一种在神经学上可被理解的反应，这反应是属于事物的本性，即那些被以生物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事物。额叶在大脑活动中的未统整，说明了懒惰、犯罪、盗窃、强奸、说谎。而结论，是一位郡长——现在的省长给我的。他说：「必须用严格和无情的架构，去对付这些盲目听从自己本性法则的自然人。必须驯服本性，而不是去说服。」使之守纪律、矫正、制伏，以及现今会谈到的绥靖，这些是殖民者在占领地上使用最频繁的词汇。
意识觉醒之必须且持续
假如我们不厌其烦重述殖民主义者的科学家们提出的学说，倒不是为了指出他们的贫弱和愚蠢，而是为了开始讨论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十分重要的课题。其实，在环绕着「革命」而来的问题中，在政治解释和厘清真相的层次上，很多经过辩论的主题当中，阿尔及利亚人的犯罪天性不过是一小部分而已。但刚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的会谈达到一定程度的丰富性，才使我们能深入并且更明确勾勒出个人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概念及范围。在革命实践当中，当我们在干部和战士面前讨论阿尔及利亚人的犯罪性问题时，当我们陈述革命以前的罪行、不法行为、窃盗等多种犯罪手法，当我们解释一个罪行的面貌，不法行为的频繁时，是用一种关系的作用来理解，一种男女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所存在的关系来解释，而且每个人对此都能有所理解；如果我们参与了阿尔及利亚人或北非人出于天职而犯罪这个观念的崩毁，这个钉入阿尔及利亚人意识中的观念，「我们易怒、爱打架、坏人……诸如此类」，那么，这就对了，我们可以说，革命进步了。
重要的理论问题，是必须随时随地阐明、揭穿骗局、驱赶那对自身的污辱。不应该等待国家产生新人，不应该期待在不断的革命变革中，人会不知不觉转变。这两个过程是重要没错，但必须助意识的觉醒一臂之力。革命实践，如果想要它是全面具解放性的，并且独具生产力的话，则必须要求，不能有任何不寻常的东西继续存在。我们有着一股独特的力量，强烈感觉到有必要将事件总体化，有必要把一切揽在身上，必须解决一切，负责一切。于是，意识并不厌恶走回头路，必要的话放慢脚步。所以，一个战斗的部队在战场前进时，埋伏终了并不意味着休息，而是一个让意识的觉醒能走上一程的时刻，因为一切必须同时并进。
对，阿尔及利亚人自然而然会认为法官和警察有理〔注23〕。因此，必须重新讨论在自恋的层次上，被体验为真正的男子气概表现的阿尔及利亚人的犯罪天性，并放在殖民史的层次上来谈。例如，指出阿尔及利亚人在法国的犯罪，根本上不同于直接在殖民剥削下的犯罪行为。
〔注23〕况且，十分清楚的，这种对于由欧洲人制造出来的形象的认同，是十分矛盾的。的确，欧洲人似乎——同样情绪矛盾的——向粗暴、激动、野蛮、忌妒、自豪、骄傲的阿尔及利亚人，为一件芝麻小事，为一句话而拿生命作赌注等等的阿尔及利亚人，致上敬意。顺便指出，与在法国的法国人相对照之下，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愈来愈倾向认同于对立于法国人的阿尔及利亚人的形象。
第二件事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在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人的犯罪，实际上是在封闭的圈内进行。阿尔及利亚人互相偷窃、互相殴打、互相杀人。在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人很少攻击法国人，避免同法国人吵架。相反的，在法国，移民在不同的社会、群体间犯罪。
在法国，阿尔及利亚人的犯罪减少。犯罪完全针对法国人，动机也彻彻底底是新的。以下这个吊诡现象大大有助于战士们认清真相：我们注意到，从一九五四年以来，涉及普通法的犯罪事件几乎消失了。不再有争吵、不再因为一些鸡毛蒜皮小事而导致死亡事件，不再因为妻子额头或左肩被旁人看见而怒火中烧。国族斗争似乎疏导了所有的怒火，把所有的感情或激情的活动都国族化了。法国法官或律师已发现了这一点，但战士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必须引导他知道这件事的道理。
其余的解释。
是否应该说，战争，作为社会化了的攻击性的最佳表现场所，把天生杀人的举动导向占领者那边呢？社会大动荡降低了犯罪及心理失调的频率，这是一种平庸的看法。因此，人们可能完全用战争的存在，来解释阿尔及利亚人犯罪行为的消减，战争把阿尔及利亚一分为二，同时把司法及行政机关视为敌方。
然而，在已解放的马格里布国家（Magrab，指北非的阿拉伯国家）中，那些同样在解放斗争时期会出现的现象，仍随着独立而继续维持着或逐渐明朗化。因此，殖民地此一背景似乎是相当独特的，足以让我们重新诠释犯罪性。这就是我们要战士注意的。今天，在我们国家里，大家都知道犯罪性并非阿尔及利亚人的先天性格，也不是神经系统组织的结果。阿尔及利亚战争，国族解放战争，使得真正的主角出现。在殖民情境下，前面已指出，当地人只跟自己人相处，他们倾向当彼此的屏幕，每个人对彼此掩盖了国族的仇人。被殖民者经过一天十六个小时的劳累后，倒在自己的席子上时，一个小孩的哭声穿过布帘墙壁，妨害了他的睡眠，仿佛是巧合，这是个阿尔及利亚小孩。当他去向杂货店央求一点粗面粉或油——他已积欠这个杂货商几百法郞了——而遭到拒绝时，一股巨大的仇恨和强烈的杀人欲望占据了他，而且杂货商是个阿尔及利亚人。当他躲过当地司法行政官几个星期后，有一天，他被这长官拦住，逼他缴「税」，他甚至来不及去恨欧洲人的行政官员；当地的长官，一个阿尔及利亚人，在他面前引起仇恨。
暴露在日常的杀人企图中：饥饿、未付房租而被扫地出门、母亲没奶水、骨痩如柴、工地关门、失业者像乌鸦般在经理人的身边游荡，土著终究会达到把自己的同类看作是无情的敌人这样的地步。如果他光着脚，被路中间的一块大石头擦破了皮，那是一个土著把石头放在那里的，他准备采下的几颗橄榄被X的孩子们在夜里偷吃了。对，殖民时代的阿尔及利亚以及其他的地方也是，人们为了一公斤的粗面粉可以干许多事，可以杀很多人，必须要有想象力才可以理解这些事情；或者，很有记忆。在集中营里，人们为了一小块面包互相杀害。我想起了一个可怕的场面：一九四四年，在瓦赫兰（Oran）。我们在一个兵营前等车，看见士兵们把几块面包扔给几个阿尔及利亚小孩，他们疯狂、仇恨的争夺。兽医们提及在家禽饲养场里所看到的「啄食的顺序」，可以用来说明这种现象。丢给家禽的玉米的确变成你死我活的竞争目标。某些最凶猛的飞禽吞下所有的谷物，而另一些不好斗的，明显消痩；所有的殖民地变成一个巨大的养鸡场、巨大的集中营，在那里，刀子是唯一的法律。
在阿尔及利亚，打从国族解放战争以来，一切都改变了。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的全部存粮，可以在一个晚上供应给路过的一队士兵。家里唯一的一头毛驴，可以出借来运送一名伤兵。而在几天后，当物主知道他的牲口被飞机扫射而亡后，他并不会诅咒或威胁借驴子的人，他并不对牲口的死感到不解，反而不安的询问伤兵是否安然无恙。
在殖民体制下，人们为了一公斤的面包或一只可怜的绵羊……什么都可以做。在殖民时代，人和物质的关系、人和世界的关系、人和历史的关系，就是人和食物的关系。对于一个被殖民者，像阿尔及利亚那样受压迫的情况下，活着丝毫不是体现价值，不是投入一个协调一致和具生产性的发展中：活下来就是不死，存在就是维持生命。每一个椰枣就是一个胜利，这胜利不是流血流汗的结果，但却像是一种感到生命战胜了的那种胜利。因此，偷椰枣、放任自己的绵羊吃邻家的青草，并不是否定别人的所有权、违反或不遵守法律，这是杀人的企图。要想理解偷窃是杀人的企图，而不是不友善或不法的行为，必须到阿尔及利亚的卡比利亚山区去看看，几个星期以来人们到深谷里去找土，并用小篮子把土背上去的光景。因为，唯一的观点来自这个愈来愈缩小的胃袋，胃袋的要求当然也愈来愈少，但不论如何，总要满足这个胃袋。怪谁呢？法国人与警察、军队、战车一起在平原上。山上只有一些阿尔及利亚人，上面是上天和它往生后的诺言，下面则是法国人，允诺的可是非常具体之物：监狱、警棍和死刑。人们注定只能靠自己。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对自身恨意的核心，这个核心导致隔离社会里种族冲突的特征。
阿尔及利亚人的犯罪性、他的冲动、他的杀人暴力行为，不是神经系统组织的结果，不是性格的特异性，而是殖民情境的直接产物。阿尔及利亚战士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不怕质疑殖民主义者灌输给他们的信念，他们知道，每个人只是其他人投射的屏幕，而事实上，每个人在扑向他人的同时，也是一种自杀，这些在革命的觉悟中应该有着根本的重要性。再说一遍，战斗的被殖民者，其目标是要结束统治；但他也应该注意，去清除压迫政权强加在他身上的所有非真理。在一个殖民体制里，如现存于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体制，殖民主义公开主张的思想，不只影响少数的欧洲人，更影响阿尔及利亚人。完全解放，是有关人格全方位的解放。埋伏或突袭、刑求或同胞的大屠杀，加强人们战胜的决心，更新了无意识，并滋养了想象力。当全国族动起来的时候，新人类不是这个国族后天的产物，而是与这个国族共存，与这个国族共同发展、共同胜利。这个辩证的要求，解释了为何我们对量身改造过的殖民化和表面的改革持保留态度。独立并不是一个应被驱逐的语词，而是令真正获得解放的男女存在之不可或缺的条件，所谓真正获得解放的男女，也就是所有可能使社会彻底转化之物质工具的支配者。
编按：本章节由彭仁郁（现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校阅协助。
〔译注1〕 des instances phychiques，指精神分析观点中，人格结构所包含的本我、超我、自我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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