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弗朗兹·法农《大地上的受苦者》（1961）
第三章 国族意识之厄运
历史清楚的告诉我们：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从来就不是一开始就镶嵌在国族主义的观点中。长久以来，被殖民者的努力，是朝向废除一些令其挂心之事：像是强迫劳动、体罚、工资不平等、政治权利的限制等等。这个为了民主、反抗压迫的斗争，逐渐脱离了新自由主义强调普同性的混乱，而通向——有时候是十分艰苦的——国族的要求。然而，由于精英们的准备不足，他们和群众之间缺乏建置性的联系，他们的怠惰，加上应该说是在斗争关键时刻的软弱，将导致悲惨命运的开端。
国族意识，若不是协调的凝聚了全体民众内心深处所憧憬的生活，若不是来自人民的动员最具体、直接的成果，那它将只是个毫无内容、脆弱且粗糙的型态而已。我们在其中所发现的缺陷，充分说明了年轻的独立国家为何容易从国族过渡到种族，从国家过渡到部落。正是这些裂缝，使人理解那些损害国族的飞跃发展和国族统一的倒退现象。以后我们将看到，会出现这样的弱点以及其中涵盖的严重危险性是一个历史的结果：是因为落后国家的国族资产阶级不能使民众的实践理性化，即缺乏理性。
落后国家的典型弱点，那几乎天生就固着于落后国家国族意识中的弱点，不单单是因为被殖民者受到殖民体制缚手缚脚所造成的，它也是由于国族资产阶级的懒惰、精神贫乏以及极度受到国际思想影响的结果。
在殖民体制结束时得到权力的国族资产阶级，是个发展落后的资产阶级，几乎没有经济实力。总之，没有那种可以跟它想取而代之的宗主国资产阶级匹比的经济实力。沉溺在唯意志论的自我陶醉中的国族资产阶级，十分容易深信，自己能够进一步取代宗主国的资产阶级。但是，独立把它逼得走投无路，在它身上引发灾难性的反应，迫使它向过去的宗主国发出焦虑的呼唤。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和商人们，是新成立国家最开化的组成部分，他们的特征是人数少，集中在首都，从事商业，经营农业和自由业。在这个国族资产阶级的内部，既没有工业家，也没有金融家，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并不倾向生产、创造、建设和劳动，它们几乎全体被引向中介型的活动，它极大的使命感似乎就是流通。国族资产阶级没有产业领导人，只有中介人的心态。的确，殖民者的贪得无厌和殖民主义所设置的禁止输出制度，使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在殖民体制下，国族资产阶级不可能积蓄资本。然而，确切来说，一个落后国家中，国族资产阶级的真正历史任务，就是否认自己是资产阶级，否认自己是资本工具，而使自己完全成为由人民构成的革命资本的奴隶。
在落后国家中，真正的国族资产阶级，应该使自己背叛过去肩负的天职，使自己投向人民的学校；换句话说，把在殖民地大学所学习到的一切知识、技术的资本，投入人民的解放奋斗，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看到国族资产阶级经常背离这条英勇、积极有成果和正当的道路，反而心安理得的走入一条的可怕道路，因为那是一条反国族的道路，一条典型的资产阶级的、因循守旧的，卑躬屈膝的、愚蠢又厚颜无耻的道路。
国族资产阶级的过渡宿命
众所周知，从一定时期起，国族主义各政党的目标是纯粹国族的。他们用独立的口号动员民众，把其他的委诸将来再说。当有人问，这些政党它们所提出的经济计划如何，如何建立体制时，他们显得无法回答，因为，他们完全对自己国家的经济问题一无所知。
这个经济始终在他们之外发展：他们对本国的地上及地下现有的和潜藏的资源，只有一种从课本上得来的概略知识，所以他们只能抽象、笼统的谈论。独立后这个落后的资产阶级在数目上减少了，没有资本，拒绝革命，势必悲惨的停滞不进。它不能自由的发挥天才，过去可以略微轻率的推说它的天才受到殖民统治的阻碍。由于资本不稳定及高级管理人员稀少，使他们在几年间走入手工业型经济的绝境。在这种不可避免又十分局限的观点中，国家的经济是所谓建立地方产物的基础上的经济，因此出现相当多手工业的论述。在不可能设置一些能替国家和自己赚更多钱的工厂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就对手工业包裹上一种沙文主义式的温情，意思就是将它和新的国族尊严划上等号；此外，它还为资产阶级赚取实质的利益。这种对地方产物的崇拜，这种不可能想出新方向的困境，也表现在国族资产阶级深陷在殖民地时期特色的农业生产中。
独立后的国家经济并未重新设定方向，始终是花生、可可、橄榄的收成问题；同样，在基础产品的贸易上，也没出现任何的修正；国内并未建立任何工业，我们依然继续出口原料，继续让自己作为欧洲的小农，作为未加工产品的专家。
然而，国族资产阶级不断要求经济和商业部门国有化，因为他们不认为国有化意味着全体经济为国民共有，意味着满足全民的所有要求；他们也不认为国有化是按照新的社会关系来支配国家；对他们来说，国有化是把殖民时期承袭下来的那些不当的特权，一部分破格转移给当地人。
由于资产阶级既缺乏充分的物质手段，也没有足够的知识手段（即工程师、技师），他们的要求只局限在，占据前殖民者所占有的办公室和商店。国族资产阶级取代了以前殖民者的位置：医生、律师、商人、代理人、经理、货物过境或转运代理人。他们认为，为了国家的尊严和保全自己，应该占据所有这些地位。接着，他们要求，今后不论是外国的大公司想要在国内维持下去，或者有意进出国内，都要由他们经手。国族资产阶级发现了他们充当中介商的历史使命，正如人们所见的，所牵涉到的不是改造国家这个使命，而是充当一个伪装的、戴上今天新殖民主义假面具的资本主义的过渡角色。他们毫不引以为耻的、称职的充当西方资产阶级代理人，以此沾沾自喜。这个利字当头的角色、这个收入微薄的职位、这种目光如豆、这种缺乏壮志雄心，象征着国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去发挥它身为资产阶级该发挥的历史作用。在这里，可悲的是，我们看不到任何一个国族资产阶级身上可以看到的生气勃勃的开拓者风格、世界开创者和发明家风格。在殖民地国族资产阶级内部，享乐主义主导一切；在心理的层面上，他们自我认同于他们吸取全部知识之所在的西方资产阶级。他们追随的，是西方资产阶级否定的和颓废的负面，完全没有跨越探索和发明这些早先的阶段，这些不管怎样，恰恰是西方资产阶级之所以能有成果之理由。殖民地国族资产阶级在它的最初阶段，自我认同为西方资产阶级的结尾。千万不要认为它快速超过各个阶级。事实上，它是由结尾出发，它从未经历青春期的惊涛骇浪、大胆无畏，且在唯意志主义的那些时候就已经衰老了。
从国族资产阶级的颓废面来看，他们受到西方资产阶级的大力援助，后者以异国情调、打猎、赌场观光客身份的出现。为了他们，国族资产阶级全力建设休闲娱乐设施。这个活动将打着观光业的名义，纳入国家工业当中。如果我们想要证据来证明，前被殖民资产阶级摇身一变成为了西方资产阶级「派对」的筹办人，那么，我们必须回顾一下在拉丁美洲所发生的事：哈瓦那和墨西哥的赌场、里约的海水浴场、巴西和墨西哥的少女、十三岁的混血女孩、墨西哥的阿卡普科（Acapulco）和玻利维亚的科巴卡巴纳（Copacabana），这些都是国族资产阶级堕落的可耻印记。由于缺乏主见，由于疏离人民，自己把门关死，由于先天没有思考能力去顾全国家的大局，国族资产阶级就只能充当西方企业的代理人，并将自己的国家组成欧洲的妓院。
再一次，我们不应忘记发生在拉丁美洲某些国家的惨况历历在目：美国来的银行家、生意人和技术官僚，一降落到「热带地方」，可以一星期或十天就窝在为他们提供的「原住民保留区」里，享受酒池肉林的日子。
地主的行径实际上与城市资产阶级的行径一样，当国家一宣布独立，他们立刻强烈要求农场国有化。借助多重手段，夺取前殖民者的农场，以便强化在自己地盘上的支配力，他们并不试着改革农业、提高生产，或者把农业整合到真正的国家经济中。
其实，农场主要求政府保证他们的利益、特权，使他们享受比从前外国殖民者更多的方便和百倍的优惠，对农业劳动者的压榨更加强化和合法化。这些新殖民者玩弄两、三个口号，透过为国家努力的名义，要求农业劳动者加强劳动。完全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发展计划，没有革新，因为即使牵涉到最小风险的革新，也会使这些人恐慌，并使占有土地、犹豫不决的、小心翼翼的地主资产阶级陷入混乱，他们愈来愈陷入在殖民主义所设置的回路中。在这里，首创精神是政府的事，由政府确定革新，促进发展和提供融资。农业资产阶级拒绝即使是一点点的风险，他们反对打赌、冒险，只要求牢靠、迅速的回报。装进他们口袋里的巨额利润，只是作为国民所得，不是用来再投资。储蓄的心理支配了这些农场主，往往在独立后那几年，资产阶级毫不迟疑把他们从祖国所获取的利润托付给一些外国银行，另一方面，他们把巨款花在豪华消费、买轿车和别墅等种种被经济学家描述为落后国家资产阶级特点的东西上面。
我们说过，刚掌权的被殖民者资产阶级，他们发动阶级的攻击性用来独占过去被外国人据有的位置。独立的第二天，他们立刻就和殖民主义同伙的律师、商人、地主、医生和高官起冲突。它要跟这些「侮辱国族尊严」的人进行无情斗争，它使劲挥舞着指导阶层的国族化和非洲化的概念大旗。事实上，它的行动愈来愈染上种族主义的色彩，它粗暴的向政府提出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我们必须占有这些位置。直到它们完全占据这些位置时，才会完全压住它们的火气。
至于城市的无产阶级、失业大众、小手工业者，与这种国族主义态度站在同一边；但是我们要给他们一个公道：他们只是追随资产阶级的脚步。如果说国族资产阶级和欧洲人竞争，手工艺者和小手工业者则是发动反对非本土非洲人的斗争。在象牙海岸（côte-d’Ivoire），其实有反达荷美（les Dahoméens）和反上伏塔族（les Voltaïques）的种族暴动。达荷美人和上伏塔人控制了小交易，独立后他们备感象牙海岸人民的敌意。我们从国族主义过渡到极端国族主义、沙文主义，最终到种族主义。人们要求外国人离开，烧毁他们的商店，摧毁他们的棚子，把他们私刑打死，象牙海岸政府的确勒令那些人离开，满足了国民。在塞内加尔则出现反苏丹人的示威，马马杜.迪亚（Mamadou Dia）先生指出〔注1〕：「确实是这样，塞内加尔人民只因为仰慕其领袖才接受马利神秘主义（la mystique du Mali）。他们加入马利联邦，除了表现出对这些领袖的政治上的信赖之外，没有别的意义。塞内加尔的领土并不因为加入马利联邦而失去活力；尤其因为苏丹人在首都达卡（Dakar）显得太强势，令人难以释怀。因此，这件事说明了联邦的分裂非但不会引起遗憾，反而受到民众的欢迎，人民松了一口气，而且，任何支持联邦维持下去的声音也没有出现。」
当若干阶层的塞内加尔人，一下子抓住了他们的领袖提供摆脱苏丹人的机会——这些苏丹人在商业上或行政部门上妨碍他们——的同时，刚果人旁观了比利时人大批离开，对此还不敢相信之余，马上决定对住在利奥波维尔和伊丽莎白维尔的塞内加尔人施加压力，叫他们离开。
如同人们所见，这两种现象中的机制是一样的。如果欧洲人限制了年轻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的贪婪，那么，对于大众和城市人而言，竞争主要是由不同国家的非洲人表现出来。在象牙海岸是达荷美人，在加纳是奈及利亚人，在塞内加尔则是苏丹人。
当由资产阶级提出的干部黑人化或阿拉伯化之迫切需求，并不是来自真正的国族化意图，只是出于把一向由外国人掌握的权力交给资产阶级的考虑时，大众在他们的思考水平上，也提出同样的要求，但是限于在黑人或阿拉伯国家的范围内。在倡言大陆大团结的热烈主张和大众受到指导阶层鼓吹下的行为之间，还可以描述出各种各样的态度。人们可以看到一个永恒的往返，在落入消亡的非洲统一，到最可恶、最令人恼火的沙文主义间的回归。
马马杜·迪亚指出：「在塞内加尔，那些领袖们曾经是主张非洲统一的主要理论家，并一再为这一思想牺牲了他们的地方政治组织和个人的地位，他们虽然出于善意，不能否认也必须负责到底。他们的错误——我们的错误——是借口反对巴尔干化[1]，而在分析中没有充分注意领土扩张主义这个前殖民主义的事实。我们的错误就在于我们的研究中没有对这个现象投以足够的关注。因此不管统一理论多么令人赞赏，多么能引起共鸣，但也无法消灭这个社会学事实，即这个理论是殖民主义的结果。我们被精神上最甜美的海市蜃楼幻影所迷惑，并把我们的理想当作现实，以为只要口头上谴责领土扩张主义及其产物——小型国族主义，就足以克服它并保证我们所幻想的事业将会成功。」〔注2〕
〔注1〕马马杜·迪亚《非洲国家和世界因有》（Nations africane et solidarite mondiale），PUF（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一九六〇年，一四〇页。
〔注2〕马马杜·迪亚，出处同上。
从塞内加尔的沙文主义到优洛夫族（ouolof）的部落主义，两者之间的距离并非很大。事实上，由于国族资产阶级行为上的气量狭小，理论立场的不明确，所以不能成功启发全体民众，不能首先提出与民众关联的问题，不能扩大他们的世界观；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就会见识到一股往部落主义立场而去的回潮，我们会见识到，心里带着愤怒的种族主义激烈的胜利。因为既然资产阶级唯一的口号是「让我们取代外国人」，既然他们急于要在所有部门取得自己的权利，夺占他人的地位，那么那些小国族主义者们，例如出租车司机、卖糕饼的、擦皮鞋的，同样可以要求达荷美人回到他们的国家，甚至更加极端的，要求富尔贝人（Foulbés）和颇尔人（Peuhls）滚回他们那未开垦的丛林或深山去。
我们应当用这种观点，来解释在新兴的独立国家中，联邦主义到处胜利的事实。我们知道殖民统治优待了某些地域。殖民地经济并未被整合进国家整体当中，它总是被安排在跟各个不同的宗主国的补充关系中。殖民主义几乎从未开发整个国家。它满足于发掘天然资源，开采这些资源并向宗主国的工业输出，因而可以使殖民地部分的部门相对富裕，而其他部分则继续落后与贫困，或加深这种现象。
独立不久后，住在比较繁荣地区的人会意识到他们比较幸运，并且出于内心原始的反射作用，拒绝扶养其他地区的国民。盛产花生、可可、钻石的地区展露头角，面对着构成国家其余部分普遍空荡荡的全景，这些地区的人民，仇恨的看着其他地区那些能引发他们妒忌、欲望和杀人冲动的人民。殖民地化以前的宿仇意识、种族之间的旧恨又重新挑起。巴卢巴人（Balubas）拒绝供养卢卢阿人（Luluas），喀坦加（Katanga）州建立国家后，阿尔贝·卡隆迪（Albert Kalondji）立刻给自己加冕为南卡扎伊（sud Kasaï）国王。
非洲统一是一个含糊的口号，但是非洲男女却热烈支持这一口号，并且运用它，对殖民主义施加可怕的压力，揭示其真面目，并在同一个国族内粉碎内部的地方部落主义。由于国族资产阶级急于捍卫自己眼前的利益，目光如豆，显露出它无力实现单纯的国族统一，无力把国家建立在牢固且丰饶的基础上。曾经击败殖民主义的国族解放阵线解散了，日趋衰败，浪费了他们既往的胜利成果。
种族和部落所进行的残酷斗争，企图占领外国人离开而腾出空位的好战心，这些同样也导致一些宗教上的竞争。在农村和偏远荒区，各种小教团、地方宗教、伊斯兰教的祭典重新活跃起来，并且也重新开始逐出教门这个阶段。在大城市里，在行政部门层级上，我们看到两大启示宗教正在对决：伊斯兰教跟天主教。
宗教披上了种族主义的面具
被非洲统一的诞生而撼摇了根基的殖民主义，重整势力，企图利用运动的弱点来粉碎统一的意志。殖民主义借由向非洲民众揭露「宗教」上敌对的存在，来动员他们。在塞内加尔，《新非洲》(Afrique nouvelle）每周散发对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的仇恨；在西海岸掌握大部分小商业的黎巴嫩人，被交付国族制裁。传教士向群众提醒，黑人大帝国在欧洲殖民主义到来以前，老早就被阿拉伯人侵略而摧毁的史实。人们毫不犹豫的说，是阿拉伯人的占领为欧洲殖民主义铺平了道路；人人畅谈阿拉伯帝国主义，并且谴责伊斯兰的文化帝国主义，穆斯林通常被排斥在重要位置之外。在另外一些地区则呈现相反的现象，信奉基督教的当地人，被看作是国族独立客观及意识上的敌人。
殖民主义忝不知耻的使尽诡计，志得意满使昨天联合起来对抗殖民主义的非洲人反目成仇。圣巴泰勒米大屠杀[2]的概念，在某些人的思想中成形了，殖民主义听到非洲统一的崇高宣言时，一旁静静的冷笑。在同一国家内，宗教分裂民众，这些宗教社团，被殖民主义及把殖民主义当作工具挑拨离间，彼此对立，到处爆发意外的事件。在一些天主教或基督教占优势的国家，人们看到穆斯林少数国族投身在罕见的虔诚当中。伊斯兰教的祭典重新活跃起来，他们强烈抵制天主教的暴力专制。人们听到一些部长在会议时对某些人说，如果他们不满意，何不去开罗算了。美国的长老教会往往把他们反天主教的偏见，移植到非洲的土地上，并透过宗教，使部落之间反目成仇。
在大陆的层次上，这种宗教的紧张，往往披上最卑劣的种族主义面貌，把非洲区隔成白色的和黑色两部分。什么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以北的非洲这种别名，终究掩饰不了潜在的种族主义。在这里，人们主张白人非洲拥有千年的文化传统，它属于地中海世界，是欧洲的延伸，具有希腊、拉丁文化的性质。黑色非洲则是了无生气的、野蛮的、未开化的……荒芜的地域。那里，人们整天听到关于女人的面纱、一夫多妻制、阿拉伯人歧视女性的嗡嗡声。所有这些想法，由于他们的侵略性，使人想起殖民者经常被人描述的样子。这两大地域各自的国族资产阶级，汲取了殖民主义最腐败的根源，他们替代了欧洲人，并在大陆传述一种对非洲未来十分恐怖且有害的种族主义哲学。由于他们的懒惰和依样画萌芦，促进了殖民时代特征的种族主义之植入和强化。同样的，这一点也不足为奇，假如我们在一个所谓非洲的国家里，听到的只是种族主义的想法，而且见识到父权的行为，这让我们会有一种苦涩的印象，以为自己身处巴黎、布鲁塞尔或伦敦。
在非洲某些地区，父权大家长主义令黑人颤抖，也有着一种汲取自西方文化中的猥亵思想，认为黑人根本无法理解逻辑和科学。有时候，人们甚至有机会见识到少数黑人处于近乎半奴隶状态，这些合理化划分，甚至合理化黑色非洲各国对白色非洲国家的不信任。当一个黑人非洲的市民漫步在白人非洲国家的大城市里，听到孩子叫他是「黑鬼」，或一些官员用蹩脚的法语对他说话时，也就见怪不怪了。
不，很不幸，这种现象并非单一特例：一些在撒哈拉以北念中学的黑色非洲学生，总是听到同学们问他们，在自己的家乡是否有房子住、他们是否知道电气、他们在家里有没有吃人肉。不，很不幸，这并非无稽之谈，在某些撒哈拉以北地区，当人们遇见一些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时，总会要求这些南方人把他们带到「随便哪里都可，但是要和黑人在一起」。同样的，在某些新兴的黑色非洲国家，一些议员甚至是一些部长，都严肃的断言，危险之处，并不在于国家再被殖民主义占领，而是可能被「从北方来的、肆意破坏的阿拉伯人」入侵。
资产阶级的无能为力
正如我们所见，资产阶级的无能并不仅仅显示在经济方面，他们借着狭隘的国族主义和种族的名义掌握权力，尽管有一些形式浮华、但内容空洞的宣言，完全不负责的玩弄出自欧洲的道德论或政治哲学的词句，最终还是证明，他们不能使最起码的人道主义占上风。当资产阶级强大时，他们按照自己的力量安排世界，则毫不迟疑的肯定一些具普同性意图的民主主义。对这个在经济上稳固的资产阶级来说，必须有一些特殊的条件，才会使他们被迫不去尊重自身的人道主义意识型态。西方资产阶级，尽管本质上是种族主义者，却经常透过多重的细致差异，来掩饰种族主义，使他们白璧无瑕的保存所宣示的人类最高尊严。
西方资产阶级充分布置了路障和栅栏，可以安心的和它所剥削和蔑视的人竞争。西方资产阶级对黑人、「北非的阿拉伯人」的种族主义，是一种蔑视的种族主义，是把对方视为无物的种族主义。但是，宣称人与人之间实质上是平等的资产阶级意识型态，为了使自己合乎逻辑、应付得宜，于是邀约次等人来完成自我人性化，这个过程，是透过去体现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这类的西方人道主义。
新兴国族资产阶级的种族主义，是一种防御性的种族主义，一种基于恐惧的种族主义。它在本质上，通常与庸俗的部落主义，甚至与党派及教团之间的对抗，没有区别。人们可以理解，为何那些敏锐的国际观察家并不太认真看待非洲统一的大问题。因为看得见的裂痕那么多，所以人们预感，在非洲统一到来以前，应该先解决所有的矛盾再说。
非洲人最近才发现自己，他们决定以整个非洲大陆的名义，来对抗殖民体制的压迫。然而，从这里到那里，那些急于获取一己利益和建立剥削国家体制的国族资产阶级们，却竭力阻止这种「乌托邦」的实现。他们深知自己的目标，竭力阻止统一，决心阻止两亿五千万人为战胜愚蠢、饥饿、非人类所进行的努力。这就是为何我们必须知道，非洲的统一只能靠人民的压力和人民的领导，也就是无视资产阶级的利害关系，才能达成。
从内政和制度面看，也证明了国族资产阶级的无能为力。在一些落后国家里，议会游戏根本是假的。资产阶级由于经济上的无力，也由于它不能催生和谐一致的社会关系，并也不能将这种社会关系立基于自身作为主导阶级的准则上，于是，它就选择了自己觉得最容易的解决办法：单一政党。他们尚未具备良好意识以及安心感，这些只有在经济力强大和掌握国家机构时，才能拥有的。他们不创造一个使国民安心的国家，反而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国家。
国家本来应该由于它的坚强和领导，使人信服，使人卸除武装，使人安眠；但它却相反，十分戏剧化的、炫耀自身的、制造混乱的、以暴力对待人民的，陷国民于经常的危险中。这个唯一的政党，是毫不掩饰的、肆无忌惮的、无耻的资产阶级独裁的现代形式。
事实上，这种独裁没有远大的前景可言，它不能制止自身不断冒出来的矛盾。由于资产阶级没有经济力来确保支配，并分给全体国民一杯羹，此外，由于它汲汲于以最快又最乏味的方式中饱私囊，于是国家更加陷入停滞。而为了掩盖这种停滞，为了掩盖这种倒退，为了让自己安心，为了给自己找骄傲的借口，资产阶级除了拼命在首都加盖宏伟的高楼大厦，只做所谓的声誉花费之外，别无其他。
国族资产阶级愈来愈不顾国内和国家落后的现实，反而向过去的宗主国、向确保为他们服务的外国资本家看齐。就像它绝不跟人民分享利益，也绝不允许人民利用外国公司支付的酬劳，它将发现，需要一个大众领袖去肩负双重角色：安定体制，并使资产阶级永续统治。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独裁，从一个领袖那里汲取了生存的稳固性。众所周知，在先进国家中，资产阶级独裁，是资产阶级经济强大的产物。相反的，在落后国家里，领袖代表道德的威力，让痩弱和一无所有的新兴国家资产阶级庇荫其中，并中饱私囊。
长久以来，人们从旁听说过或见过领袖，人们远远的或是在梦中追随领袖与殖民势力对抗，于是本能的信赖这位爱国者。独立前，领袖体现了人民的愿景：独立、政治自由和国族尊严。然而独立不久后，领袖非但不能实际体现人民的需要，不再成为带头者，让人民经由拥有面包、土地和一个重返人民神圣手中的国家，而获得尊严，反而暴露他私下的职能：成为国族资产阶级所建构的那种急于享受、唯利是图的机构中的总统。
领袖，尽管他经常是正直的，尽管他所作的宣言那么真诚，但是在客观上，他却成了今日国族资产阶级和前殖民公司利益结合下之保护者。他那纯粹受良心支配的正直，已日渐风化。由于领袖和大众的接触是如此不真实，导致他竟然深信人民怨恨他的权威，怀疑他为祖国服务的热忱。领袖冷酷批判人民对他忘恩负义，并日益坚决把自己列入剥削者的阵营。于是，他在知道原因的情况下，自我转变成腐化、享乐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共犯。
新兴国家的经济流通，不可逆转陷入新殖民主义的泥沼。国家的经济从前是被保护的，如今却完全被指导。通过贷款或赠与来提供预算。每一季，从总理到政府代表团，都到旧宗主国或别处筹募资金。
旧殖民的强大势力，增生了要求，积累让步和保证，并且愈来愈不会小心掩饰对国族国家的压制。民众在无法忍受的贫困中了无生气，慢慢意识到领袖们卑劣的背叛。这种意识，因资产阶级自身无力形成阶级，而变得更加激烈。资产阶级并不按照各种部门来层层分配财富，不做阶层化、差异化的工作。尤其当十分之九的人口继续饥饿，这个新的特权等级，更是侮辱人和令人愤怒的。这个等级无耻、快速且无情发财，引起民众彻底的觉醒，意识到明日的暴力将带给他们希望。资产阶级把国家的全部财富并吞到自己的利益中，它以一种逻辑，而且是匪夷所思的逻辑，对黑人或阿拉伯人极尽贬抑，使人联想到从前代表殖民主义者的种族主义学说。一方面是民众的贫困，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特权者毫无节制财富，以及它对其他人的蔑视，这些，使得民众的态度、想法坚决起来。
沦为空壳子的政党
但是，破壳而出的威胁将导致权威的强化和独裁的出现。具有战士和献身的爱国者背景的领袖，在人民和贪婪的资产阶级之间构成一道屏障：他替这个特权等级担保，并对这些人的无耻、平庸和伤风败俗视而不见。他协助阻挠民众的觉醒。领袖为了挽救这个特权阶层，对人民隐瞒了他的计谋，就这样，沦为蒙蔽和麻痹大众工作最热忱的工匠。每当他对人民讲话时，总是提起当年英勇的事迹，他代表人民而战斗，以人民的名义而胜利，告诉人民要继续相信他。作为楷模的，是许多非洲的爱国者，他们在前辈们的政治斗争中，谨慎引入了国族主义的决定性风范。这些人来自偏远荒地，他们说自己是来自偏远荒地，并以黑人之名说话，这让首都的国族主义份子感到羞耻，当权者视为丑闻一件。这些人，过去歌颂自己的种族，承担起所有的过去，无论是退化或人类学上的习俗，而今天，唉！他们又摇身一变，成为某团体的为首人物，转过身去不理睬偏远荒地，并宣称人民的使命就是跟随，一再，并且永远的跟随。
领袖安抚了人民。独立后几年中，领袖不能劝诱人民着手具体的事业，不能为他们开辟真正的未来，走上建设国家之道，只能一再重复独立的历史，重提解放斗争的神圣团结。因为领袖拒绝粉碎国族资产阶级，于是要求人民退回到过去，并陶醉于引向独立的回忆。领袖在客观上阻止人民，拼命把人民从历史上除名，或者执拗的阻止人民在历史上站稳脚步。在解放斗争期间，领袖唤醒人民，并答应人民一个彻底、英勇的步伐。如今他却加倍努力来麻痹人民，并且每年或每隔三、四年，要求他们回忆殖民时代，思量自己走过的漫长道路。
然而，必须说明，民众表现出完全不能欣赏他们走过的漫长道路。农民还是犁田的农民，失业者仍处于失业状态，尽管欢庆，尽管国家的旗帜仍新，却无法说服自己，生命中有些东西是真正改变了。掌权的资产阶级想证明些什么也是徒劳，群众无法抱持幻想。大家饿肚子，而现在由非洲人担任的警察局长，却使他们极度不安。民众开始赌气，掉头离去，不再对这些不给他们任何出路的国家感兴趣。
然而，领袖仍不时出现在电台上讲话，下乡巡视以安抚、平息并蒙蔽群众。由于没有政党，就更加需要领袖。在独立斗争时期，的确曾经存在一个由当前领袖所领导的政党，可是独立后，这个党却可悲的解散了。只有形式上的政党、名称、党徽和口号留下来。一个有建置的政党，本该是为群众真正的需要而组织起来，并自由传播那些基于需要而经讨论过后的想法；如今，政党却变成追求个人利益的工会。独立以来，政党不再帮助人民提出要求，帮助他们更加觉悟到自己的需要和更加巩固自己的权力。今天政党的任务，是把上面的指令传达到民众那里。再也没有那种能奠定和保证党内民主的从下而上和从上到下的往返。相反的，政党成为群众和领袖之间的障碍，再也没有党的生活了。在殖民地时代设立的党细胞、党支部，如今完全解除动员了。
战士们强忍怒火。这时，人们才意识到，有些战士在解放斗争中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其实，在战斗时刻，有些战士曾经要求领导机关，制定一个绵密的方针，确定目标，提出一个纲领。可是领袖们借口捍卫国族统一，一开始就断然拒绝这个任务。他们反复强调，方针就是反殖民主义的国族大团结。这些人做事说话有时把激烈口号当作挡箭牌，一切思想活动限于国族自决，或历史的趋势是横扫殖民主义等等说法。当战士们要求更加正确分析历史的风向时，领袖就拿希望、去殖民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来搪塞。
独立后，政党陷于令人惊讶的麻木不仁。只有在示威、国际会议、独立纪念日的场合，才动员战士。党的地方干部成为行政官，党变成政府机关，战士们重新成为平民，并空有公民权。
战士们在完成了把资产阶级扶上台的历史任务后，就被坚决劝退，以便资产阶级可以安稳的完成自己的任务。然而，我们并没有看到，有哪个落后国家的国族资产阶级完成了什么使命。几年后，政党的风化变得明显了，而观察家，甚至是肤浅的观察家，也能看到，过去的党如今成为一个空壳子，只是用来让人民保持停滞的工具。从前在战斗时曾经吸引全体国族的党，现在已经解体了。独立前参加党阵营的知识分子，现在通过他们的行动证明，当初入党，只是为了能在独立时分杯羹，党变成个人成功的手段。
然而，在新体制内部，存在着一种不平等的富裕化及富裕独占。有些人占两、三个缺，从不同的职务中谋利，展现投机主义的专家作风。特权增加、贪污横行、道德败坏。国家财富贫乏，乌鸦太多又太贪婪了。党沦为资产阶级的权力工具，用来加强国家机构，并确定将人民框架住，令他们不得动弹。党帮助政府压制人民，愈来愈成为强制和反民主的工具。党在客观上，有时在主观上，是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共犯。同样，国族资产阶级跳过建设阶段而投入享受，同时又在制度方面，跳过议会阶段，选择国家社会主义的独裁。今天，我们知道，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在拉丁美洲得逞的法西斯主义，是独立时期半殖民地国家辩证的结果。
在这些贫穷、落后的国家里——按理是最富有和最贫困并行——军队和警察支撑了体制。军、警是由外国顾问出主意而形成的，警力和兵力，跟国家其余处于萎靡不振的残余部分成正比。国族资产阶级愈来愈公然卖身给外国大公司。外国公司透过报酬而攫取特许权，贪污丑闻百出，部长们发财，他们的妻子变成娼妓，议员们予取予求，甚至到警察和税吏都不得不加入这个贪污队伍的地步。
反对势力变得更加挑衅，民众不用解释就领会了它的宣传。对资产阶级的仇恨从而更加明显。似乎得了早衰症的新兴资产阶级，根本听不进逆耳忠言，并显得不能掩耳盗钤，无法理解到，掩饰他的剥削，甚至只是稍稍掩饰，也对自己有利。
布哈柴维尔（Drazzaville）笃信基督教的《非洲周刊》(La Semaine africaine)，向体制的宠儿们写道：「有地位的名流及夫人们，今天你们享受舒适的生活，可能是自己所受的教育，拥有漂亮的豪宅，受朋友、亲戚的庇荫，给你们各种天职并打开了你们的新视野。但是所有财富给你们包上了一层外壳，使你们看不到周围的贫苦。要小心哟！」《非洲周刊》对尤卢先生（Youlou）[3]的走狗所提出的警告一点也不具革命性。《非洲周刊》是想告诉那些使刚果人民挨饿的人，上帝将会惩罚他们：「如果你们心中没有为处在你们下面的人着想，那么教堂里将没有你们的位子。」
真正的资产阶级并不存在
很清楚的，国族资产阶级并不因这种指责而感到不安，资产阶级攀附于欧洲，仍旧坚持利用这种状况。他们从剥削人民中获取的巨大好处，都被输往国外。新兴国族资产阶级往往比外国大公司更不相信自己所建立的体制。他们拒绝在自己的国家土地上投资，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对保护和养育他们的国家，表现出显著的忘恩负义行径。他们在欧洲金融界炒股票，并在巴黎或汉堡度周末。某些落后国家的国族资产阶级的行为，使人联想到，强盗在每次持械抢劫后，对同伙们隐藏自己的那一份赃物，并且小心翼翼准备撤退。这种行为暴露出，国族资产阶级扮演着长期看来是输家的角色。他们深知这种状况不会无限制持续下去，却打算尽最大可能利用它。然而，如此的剥削和对国家的不信任，将不可避免的引爆大众的不满。而在如此条件下，体制强硬起来，军队变成有组织镇压不可缺少的支柱，由于没有议会，军队成了仲裁者。但是军队迟早也会发现自己的重要性，使政府始终怀有可能会发生军事政变危险的压迫感。
正如大家所见，某些落后国家的国族资产阶级没有从书本上学到什么。如果他们好好注意拉丁美洲国家，无疑就会认清那些正在酝酿的危险。于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如此沸沸扬扬、制造轰动的小型资产阶级，注定停滞不进。在落后国家里，资产阶级此一阶段是不可能的。当然会有警察独裁、利益集团，但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生则注定失败。在一个贫困的国家里抢夺钞票的庸俗利益集团，早晚会成为受外国顾问团巧妙操纵的军队手中的一根稻草，任凭使唤。从前的宗主国所行使的是间接统治，透过它所喂养的资产阶级，以及透过国家的军队，后者由它的专家所架构而成，针对人民而设，用来使人民动弹不得并且害怕。
以上关于国族资产阶级所提出的几点意见，使我们得出一个不必感到惊讶的结论：在落后国家，资产阶级不可能找出生存和兴旺的条件。换句话说，编入一个党内的大众，以及具有高度自觉、备有革命原则的知识分子，两者共同努力，必须阻挡这个有百害而无一益的、缺乏经验的资产阶级的行进道路。
五十多年来，当人们在提到落后国家历史时，所问的一个理论的问题，就是关于资产阶级阶段能否被跳过，这个问题，应该在革命行动的层面上来解决，而非通过推理。在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只有当他们在经济上和技术上，足够强大到能够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社会，创造出壮大的无产阶级发展条件，使农业工业化，最后使一个真正的国族文化成为可能时，才能替自己辩护。
像在欧洲发展出来那样的资产阶级，才能在加强自己力量的同时，精心制作出一套意识型态；这个充满活力的、有教养的、世俗的资产阶级，完全成功的完成了它积累资本的事业，并带给国家最起码的繁荣。然而，在落后国家里，我们看不到真正资产阶级的存在，只看到一个野心勃勃、贪得无厌的、吝啬成性的小型特权阶层，他们甘于从旧殖民势力得到保障。这个目光如豆的资产阶级，呈现不出伟大的理想和创造性之样态。他们记住西方教科书里学到的东西，不是成了它的复制品，而是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它夸大讽刺的那一面。
对抗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远远不是一种理论位置。问题并不在于去解碼历史的裁判对他们定的罪，不应该因为他们有阻碍国家全体协调发展的危险，就去斗争他们。而是因为它百无一用，而必须要坚决与其对抗。这个资产阶级汲取蝇头小利，成就平平，思想平庸，企图通过树立个人威信，通过美国汽车的光鲜外表、在里维埃（Riviera）度假、在霓虹灯闪烁的夜总会度周末，来掩盖它的庸俗。
这个愈来愈背离全体人民的资产阶级，甚至未能从西方争取到令人侧目的让步：对国家有益的经济投资，和若干产业的设置。相反的，装配工厂增加，这使得国族经济痛苦挣扎在新殖民主义的类型中。不应该说国族资产阶级延缓了国家的发展，浪费时间，把国家导向可能的绝路。事实上，资产阶级在落后国家的历史中是个无用的阶段。当这个特权等级被自相矛盾吞灭时，人们就会发现，从独立以来，什么也没发生过，必须从头开始，从零开始。在资产阶级统治的时期设置的种种机制里，产业恢复、转移将不会发生，因为这个特权阶层除了毫无改变继承殖民者的经济、思想和制度外，什么也没干过。
相对来说，我们看到资产阶级在数字上、知识上、经济上的种种脆弱，要消解它显得较为容易。殖民地独立后，资产特权阶层主要是借由和老殖民势力建立各种协议，而获取力量。尤其人们留给他们和旧殖民势力单独在一起的空闲，使他们更有机会接替殖民主义的压迫者。可是，一些深刻的矛盾使这个资产阶级的队伍混乱，并给予认真的观察家一种不安定的印象。这个特权阶层尚未具有同构型。例如，许多知识分子谴责这种建立在寡头支配基础上的体制。在落后国家里，总有一些真诚的精英、知识分子、公务员，感到必须计划经济、将图利者逐出法律外，严格禁止欺瞒。此外，这些人在某种范围内，将为人民参加管理公共事务而斗争。
在获得独立的落后国家中，几乎总有少数正直但缺乏明确政治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本能的不信任独立不久就逐名求利的这种症状。这些人所处的特殊情境（人口众多的家庭赡养者）或他们的历史（艰难的体验，严苛的道德养成），解释了为何他们会对那些世故、唯利是图者带有如此明显的蔑视。在为了国家健全的方向而进行决战时，必须要知道利用这些人，阻止国族资产阶级，也就是摒弃独立后不久悲剧性的波折，摒弃国族统一的不幸，摒弃世风日下，摒弃国家被贪渎腐蚀、经济衰退，摒弃一个在短时期内建立在暴力及威吓下的反民主制度。这是为了进步的唯一选择。
资产阶级表面上的稳固，拖延了决定的形成，并使得新兴国家里最民主、进步的份子胆怯起来。在新独立的落后国家中，所有的指导层都集中在殖民主义所建设的都市里。由于缺乏对总体人口进行分析，而使得观察家们认为，强大、组织完备的资产阶级是存在的。我们知道，在今天，事实上，落后国家里并不存在着资产阶级。创造出资产阶级的，不是精神、爱好或态度。甚至它不是因希望就被创造出来，资产阶级首先是经济现实的直接产物。
然而，殖民地的经济现实，却是外国资产阶级的现实。他们通过代理人，即母国城市资产阶级，来到殖民地的城市。独立前，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一种，是母国城市资产阶级一个真正的分公司，它从宗主国资产阶级那里汲取其正当性、实力和稳定性。在独立前的动荡时期，被这个进口的资产阶级所涵盖的一些土著知识分子和商人们，努力自我认同于这个资产阶级。在他们身上，存在着认同宗主国代理人的资产阶级此一永恒意志。
这个资产阶级，毫无保留并且热情接受母国的思想机制，丧失自己的思想，并把意识建立在典型的外国基础上，它将饥渴的发现，自己缺乏成为资产阶级的东西，也就是金钱。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只是精神上想象的阶级，并不是它强大的经济实力、管理层的活力、概念的幅员广阔保证其资格。而且，在一开始时，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所谓的公务员资产阶级。他们在新国家行政部门中占据的位置，赋予他们安定和稳固。如果权力给予他们时间和可能性，他们终究能给积蓄一小笔钱，强化统治。然而，，他们始终无法产生一个伴随经济及工业发展而形成的真正的资产阶级社会。
人民政治化的必要性
国族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中介型的活动方向。他的能力，表现在贸易如小买卖、获取佣金等方面。不是用钱在滚钱，而是用他对做买卖的灵敏嗅觉在工作。他不去投资，无法累积资金，而这正是实现一个正统的资产阶级诞生和繁荣所需要的条件。如果以这样的速度，他需要几个世纪来建立工业化的雏型。不管怎样，他们遭到旧宗主国执拗的妨碍，旧宗主国在新殖民主义协议的架构内，已经采取了万全的预防措置。
如果政权想把国家带出停滞状态，并大步走向发展和进步，它首先必须使第三级产业国有化。但是资产阶级想要让图利、享乐的精神获胜，态度上蔑视群众，获利的方式可耻，甚至可说是一种偷窃，事实上他们在这个部门做了大量的投资。从前由殖民者控制的第三级产业，将由新兴资产阶级侵占。在殖民经济中，第三级产业本来远非最重要的部门，如果要向前发展，我们早该决定将其国有化。然而，国有化不应该是僵硬的国家控制形式，不是去安插一些在政治上尚未受养成训练的公民，让他们成为这些部门的首长。每当这个程序被安排时，人们会发现，政权实际上促进了由旧宗主国培养出来的官僚专制获得胜利，这些官僚很快就暴露出他们没有全盘考虑全体国民的能力。这批官僚开始破坏国家的经济活动，瓦解机构，使贪污、渎职、侵占公款、黑市等等猖獗起来，使第三级产业国有化，就是民主的组织产销合作社，就是通过群众参与公共事务，而排除这些合作社的集中化。我们看到，这只有使人民政治化才能成功。从前，人们意识到，有必要全盘厘清重要的问题。今天，事实上，落后国家一般已谨记使民众政治化此一原则；但，似乎我们并没有真正谈过这件首要的工作。当我们在肯定使人民政治化的必要时，也同时意味着：我们需要人民的支持，支持我们将着手进行的行动。一个表明要使人民政治化的政府，表示出它将和人民一起管理，并为人民而管理的欲望，这不应该是一句用来掩饰资产阶级领导的用语。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早就已经超越过这个权力的幼稚阶段，他们冷静借助自己的法律、经济力和治安来统治。既然他们的政权已经巩固了，他们不是非把时间用在蛊惑民心的姿态上不可；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统治，昂然行使权力。他们创造了合法性，并使自己理所当然成为强者。
新独立国家的资产阶级，尚无犬儒主义，亦无从容感，这两者是立基在老资产阶级的强势上才可能产生的。这也是为何他总忧虑着要掩盖内心深处的信念，要展现出改变，简而言之，就是要让自己显得受大众欢迎。使群众政治化，不是每年动员三、四次几万或几十万男女就可以；这些集会，这些轰轰烈烈的大会，首先是独立前的老战术，为了向自己和其他人证明，他与民众同在；使民众政治化，是使民众成熟而不是将之幼稚化。
这导致我们思考在一个落后国家中政党的作用。如前所述，我们看到把一些问题简单化的人，即属新兴资产阶级，他不断重述，在一个落后国家里，需要一个强权治理国家，甚至一种独裁统治。在这种观点下，人们赋予党监视大众的任务：党充当行政和警察两个角色，控制人民，不是为了确保他们能真正参与国家事务，而是要经常提醒他们，统治机构期待他们服从和遵守秩序。这个自以为被历史所乘载，自认为在独立后是不可少的独裁，实际上象征着有产阶级对统治落后国家所作出的一个决定：先是在人民的支持下，但不久就反对人民。党渐渐变成一个情治机关，这表明权力机构愈来愈倾向防卫。未定型的民众被当作是一股盲目的力量，应该通过欺瞒，或通过警力，使他们害怕，而加以牢牢的控制。党充当气压计和情治机关的角色，我们把活动家变成告密者，把惩戒的任务交付给他们；反对党才初具雏形，就立刻被以棒棍和石头来肃清。反对派候选人看着他们的房子被烧毁，警察一再挑衅，党成为唯一的，且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选票会支持政府的候选人。我们必须说明一下，在非洲，有些政府根据这种模式行事。所有的反对党，而且一般而言是进步的，他们为了争取在公共事务上具有更大的群众影响力而努力，期待傲慢且贪婪的资产阶级下台，然而却因警棍和监狱的关系被迫沉默，然后转入地下。
今天，许多独立的非洲地区的政党，都熟知十分严重的权力膨胀。只要一个党员在场，人们就沉默下来，变得像羊那样温驯，并对政府和领导者歌功颂德。但是在街头、在遥远村落的晚上、在咖啡店或河面上，应该听听民众那种苦闷、幻灭、绝望和抑制的愤怒声。党非但无助于人民表达苦情，使人民的意见自由传向领导方向，反而形成屏障加以禁止。党的领导们像吹毛求疵的士官长那样，不断叫人民「在队伍中肃静」。自称是人民公仆、自称为人民充分成长而努力的党，却在殖民政权交割后，急忙把人民赶回洞里。在国族统一方面，党更是错误百出：曾经标榜国族主义的党，变成种族的党。构成党的只是一个部落。这个宣称自己心甘情愿是国族的，保证代表全体民众的党，却秘密甚至公开组成一个如假包换的种族独裁。我们见到的，不再是资产阶级独裁，而是部落的独裁。部长、办公室主任、大使、省长统统由领导人的部落产生，有时直接从他的家族中选出来。这种家族型的体制，似乎又重现了古老的内婚制法律，而面对这个愚蠢、招摇撞骗、智识和精神上的悲惨，我们感受到不只有愤怒而已，还有羞愧。这些政府首脑才真正是非洲的叛徒，因为他们把非洲出卖给最可怕的敌人——愚蠢。人们可以预料，权力的部落化将导致地方分立主义的风潮。地方分权倾向出现，并成为主流，国家解体了、分割了，叫嚷着「非洲统一」而却只考虑自己一族的领袖，有朝一日和五个部落一起醒来，发现这五个部落也想要有他们自己的大使和部长；这位领袖，始终不负责任，不自觉且卑鄙的，谴责「背叛」。
不能失去和民众的接触
我们多次指出领袖角色中经常是有害的部分。那是因为在某些地区，党是以强盗集团般被组织起来，最冷酷强悍的人经常当任领导角色。人们往往乐于谈论这个领袖的祖先或他的魄力，并且毫不迟疑用一种同谋、略具欣赏的口吻，提到他使身边的人发抖。为了避免各式各样的暗礁，必须顽强战斗，以免党沦为领袖手中顺从的工具。领袖（leader）来自英语动词，意即带领、引导，现在已不存在所谓人民的领导者了。各国族不再是羊群，不需要被人领导。如果领袖带领我，我要他知道同时也是我在带领他。国家不该是由一个大人物来领导的事业，因此，人们可以理解，为何一旦这些领袖当中有人病倒，就会引起一阵恐慌。因为困扰他们的是接班的问题。领袖死了国家会变成怎样？那些曾经在领袖面前输诚的、不负责任的、不自觉的领导阶层，那些整天操心他们所过的好日子、鸡尾酒会、公务旅行和耍手段营利的人，迟早会发现国家核心的精神空虚。
一个国家，若要真正回答历史对它的提问，要发展城市，发展居民的头脑，则应该拥有一个真正的政党。党不该成为落入政府手中的工具，恰恰相反，党应该是人民手中的工具，由人民决定政策并由政府来执行。党不是，绝不该是所有政府成员和达官贵人们随便进出的政治局。太遗憾了，这个政治局构成了党的全体，而且政治局成员多住在首都。落后国家的党干部，都应该像逃避瘟疫那样逃离首都。除了几个人以外，他们都应该住在农村地区，应该避免把一切都集中在首都里。任何一个行政上的借口，也不能正当化首都的沸沸扬扬，它跟那十分之九的领土相比，是属过度开发，人满为患。党应该极度实行地方分权化，这是促使那些死气沉沉的地区，那些尚未感受活力的地区动起来的唯一办法。
实际上，每一个地区至少要有一个政治局员驻在当地，但避免任命他为当地的长官。他不能拥有当地的行政权力。对人民而言，党不是权力机关，而是一个作为人民通过它来行使权力和意愿的机构。权限的混乱愈少，双重性愈少，党就能扮演指导人的作用，对人民的决定就愈加有保证。如果党和权力机构混同，那时，党的活动家就会走最快的快捷方式，达到谋己利的目的，即在政府机关占有位置，加官进爵，改变等级，求取个人的功名财富。
在一个落后国家里，设置生气勃勃的地方领导干部，可以阻止城市畸形扩大的过程，以及农村群众纷纷涌向城市的现象。从独立后开始，全权安排有力的地方领导干部去恢复地区的活力，促进其觉醒，使住民自觉的作法，是一个要向前迈进的国家不该遗漏的必要事宜。否则，在领袖周围就会聚集了党的负责人和国家的达官要人们。政府机构膨胀，并不是因为发展和区分的结果，而是因为新的亲朋好友和活动家等待一个位置，并且希望渗入国家机构内；所有公民的梦想，即是进入首都，找一份闲差事；地方被遗弃，没受领导、没受教育和孤立无助的农民群众离开荒废的耕地，涌向都市的近郊，使游民无产阶级队伍过度膨胀。
这样一来，新的国族危机就将到来了。相反的，我们认为内地应该优先受照顾。说得极端些，政府设在别处而不是现在的首都也不会有任何妨害。应该舍弃首都的神化，并向未受惠的大众说明，这是为了他们而决定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下，这也是巴西在巴西利亚（Brasilia）尝试做的。里约热内庐的自大，对巴西人民是一大侮辱。但是不幸的，巴西利亚仍旧是个和里约热内庐同样畸形的新首都。这个新都市唯一的好处，是今天有一条穿过未开发荒漠的公路。不，任何理由也不能充分反对选择另一个首都，反对把整个政府搬到最荒废的一个地区去。落后国家的首都，是一个承继殖民时代的商业概念。但是在落后国家里，我们首先反而要增加接触农民群众。我们应当制定一个为人民大众的国家政策，我们绝不该失去跟那些为了他们自己的独立，和要具体的改善生活而斗争的民众的接触。
当地的公务员和技术者应该深入民间，而不是埋头在图表和统计表里；他们不该再为涉及搬迁到「内地」而生气、反对；不应该再看到落后国家官吏的妻子们，以离婚来威胁丈夫，如果他们不设法避免被分派到地方去。所以，党的政治局应该优先照顾匮乏的地方，而首都的生活，矫揉造作、肤浅，如同在国族现实生活上镀金的怪物生活，应该在国族生活中尽可能不占重要地位，国族里的一般生活才是神圣与根本的。
在一个落后国家里，党组织不应该只满足于和群众有联系，党应该直接表达民众的心声，党不是负责传达政令的行政部门，党是群众有力的代言人和廉洁的守护者。要达到党的这个概念，首先必须清算那种非常西方的、非常资产阶级的、十分蔑视群众、认为他们没有能力管理自己的、只能靠我们来领导的思想。事实证明，人民可以完全理解复杂的问题。阿尔及利亚革命带给阿尔及利亚知识分子最大的帮助之一，就是使他们接触民众，能够看到民众极度的、笔墨难以形容的悲惨，同时目睹了民众觉醒的睿智和迈向进步的觉悟。阿尔及利亚人民，这些挨饿的文盲们，这些几个世纪以来就被抛弃在惊慌失措黑暗中的男男女女，顽强抵抗了坦克和飞机，顶住了凝固汽油及心理战，尤其抵制了腐蚀和洗脑，抵制了国族叛徒和贝卢尼将军（Belounis）的「国族军」。这群民众尽管有弱者、犹豫不决的人和未来的独裁者，还是顽强的站稳脚步，因为七年的斗争，为他们开启了一些之前根本没想过但却存在的领域。今天，一些兵工厂在山中的地下好几公尺深处运作；今天，各级人民法庭在各地工作，各地方计划委员会有组织的瓦解大土地所有制，周全设计明日的阿尔及利亚。一个孤立的人可以表现反对理解某一个问题，但一个集团、村落以一种令人困惑的速度理解问题了。的确，假如我们谨慎使用只有法律或经济学学士才听得懂的语言，那就轻易的印证，我们认为群众应该接受领导。如果人们讲日常的语言，不受那些居心叵测想把问题复杂化来混淆民众、企图摆脱民众的念头所困扰，人们就会发现，群众懂得所有细微的差别、所有的诀窍。若只援引专业术语，这意味着我们把民众当作门外汉。这种语言不能掩饰那些讲演者想欺骗人民，想把人们拒于门外的用心；把语言变得深涩难解是一种伪装，在它的背后，浮现出更大的剥削企图，就是要夺走人们的财产和主权。我们可以跟人民说明一切，只要我们是真的要他懂。如果我们认为不需要人民，相反的，认为人民可能妨碍私人公司和有限公司的顺利进行，这些公司目的在使人民更穷困，若是如此，问题就截然不同。
广大群众、知识分子与政治领导人
如果认为可以不用人民插手，就完全可以领导国家；如果认为只要有人民在场，就会造成混乱、拖延事情的进行、或由于其天生的无意识而破坏，那就不容犹豫，必须把人民推开。但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人民受邀来领导国家，并不延迟反而会加速国家的进展。我们，阿尔及利亚人，有幸在这场战争中接触到某些事情；在某些农村地区，负责革命军事政治的领导人，的确面对了一些情境，需要一些彻底的解决方案。以下我们将提及几个这样的情境。
在一九五六至五七年间，法国殖民主义者封锁某些地区，严格限制人们在那些地区往来。农民于是不能再自由进城，添购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因此，在这一时期，食品杂货商大发利市，茶叶、咖啡、糖、烟草、盐价暴涨，黑市横行。不能支付现金的农民只能以自己的收成，甚至以土地抵押，或一块一块地割让土地；而在下一阶段，他们则沦为杂货商的佃农，开始在同样的土地上耕种。政治委员们意识到这种危险，立即作出反应，他们立刻建立起合理的粮食供应制度：进城的杂货商，必须要到国营批发商那里进货，这些批发商会开给他一张发票，上面详列商品的价格；零售商回到村子里，首先向政治委员报到，由后者检验发票，规定利润及售价，限制的卖价贴在店内，由村里一个类似监督员的村民在场，通知农民商品的应售价格。可是零售商很快发现一个窍门，三、四天后他宣布没有库存了，私底下他将货品在非法的黑市买卖。军政当局立刻作出了彻底的反应：决定重罚违犯者，没收的罚款缴纳村里经费或委成公款保管，或挪作社会救济、全村的公共工事之用。有时候，当局决定把犯法的商店关闭一段时期；如果再犯，则立刻查封，并选出一个管理委员会来管理，同时按月支付店主一笔钱作为补偿。
从这些经验出发，我们以一些具体情况为基础，向人民解释经济法则的作用。资本的积累不再是理论，而成为一个十分真实和当下的行动。民众懂得，从一家商店起，我们能够发财，把商店扩大，这时农民诉说这家杂货店放高利贷给他们；另外一些人则回忆，他如何把他们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以及他们如何从业主沦为劳工的历程。人民愈理解事理，就愈加警惕起来，愈加意识到，一切取决于他们自己，他们的得救来自团结一致，在于理解他们自己的利益，和认清谁是敌人。人们终于明白发财不是劳动的成果，而是有组织、有庇护的盗窃结果。有钱人不再受尊敬，他们不过是躺在人民鲜血中的豺狼野豹。在另一种观点下，政治委员必须决定，没有谁该为谁劳动，土地属于耕地者。这个原则，通过向人民讲解，形成阿尔及利亚革命内部的基本法则，聘雇农业劳工的农民，被迫把一部分土地交给他们过去的雇工。
于是，我们发觉，尽管在法国军队屡次进攻、轰炸和肥料供应困难下，土地产量依旧每公顷增加三倍。农民在收割时能估价和过秤获得的产品，他们想搞清楚状况。他们很容易发现，劳动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奴隶状态不允许劳动，劳动是以自由、责任和觉悟为前提。
在这些地区，我们顺利进行这些可作借鉴的试验，我们目睹了革命组织对人的建设，农民清楚领会了这个原则：若要更能品尝工作的滋味，必须要能清醒知道努力付出为何。人们使大众理解到，劳动不是力气的消耗，或一部分肌肉的功能运作，而是在付出劳力和汗水的同时，进一步用头脑和心去工作。同样的，在这些已被解放，又同时被排斥在旧商业流通之外的地区里，人们必得改变从前那种只能向都市和出口的生产方法。人们为民众和国族解放军安排消费物资的生产：小扁豆增产了四倍，并组织了木炭的烧制。新鲜的蔬菜和木炭由北方翻山越岭运往南方，而南方则向北方运送肉类。这是阿尔及利亚国族解放阵线（FLN）所决定的调配，设置了交通网。我们没有技术员，没有来自西方大学的计划工作者。但是在这些解放区，每个人一天的食物配给定量，达到当时未有的数字：三千两百卡路里。人民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自己更提出一些理论问题，例如：为什么有些地区在解放战争前从没见过橘子，但我们却每年向国外出口几千吨的橘子呢？为什么阿尔及利亚人大多没吃过葡萄，而几百万串的葡萄却满足了欧洲人的口腹之欲呢？如今，人民对于属于他们所有的东西，有了十分清楚的概念。阿尔及利亚人民如今知道，除了他们以外，谁都不是他们地上和地下资源的主人。如果有人不懂得阿尔及利亚国族解放阵线顽强的不容这些所有权遭受任何践踏，毫不妥协拒绝一切协调，那就必须记住，阿尔及利亚人民今天是个成年人，是负责的、自觉的人民。总之，阿尔及利亚人民就是土地的所有者。
如果我们列举阿尔及利亚为例来阐明我们的意图，丝毫不是为了赞美我们的人民，而是要指出，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自觉，在斗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很清楚的，其他人民也通过不同的道路，达到同样的结果。在阿尔及利亚，我们更加认识到，武力的对决是不可避免的。而在其他地区，通过政治斗争和党所进行的澄清工作，也引导人民达到同样的结果。在阿尔及利亚，我们了解群众能够解决他们碰到的问题；经验证明，在一个低度发展国家，重要的不是由三百个人构思、决策，而是由全体人民在理解之后共同做出决定，即使代价是必须花上两倍、三倍的时间。事实上，用来解释的时间，用来使劳动者人性化所「损失」的时间，可以在实行中得到补偿。人们应该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知道为什么要去。政治家不该不知道，若人民的觉悟是粗浅的、不透明的、肤浅的，那么前途依旧会被堵塞。我们非洲的政治家，应该对民众的状况有明确的想法。然而，这种明晰必须是深刻的辩证；全体民众的觉醒不是一下子就促成的，他们在建设国家事业中的理性参与，是线性的，首先，因为沟通和传达的手段尚未发达；其次，在时间性上，应该停止瞬间的、或者是下一次收成的时间性，成为世界的时间性，最后，因为殖民统治深植在脑海中的失望，总是会浮现出来。但我们不该不知道，任何的抗拒点，是精神上及物质上的殖民统治的遗产，战胜它，是任何一个政府不能回避的必要性。以殖民制度下的劳动为例，殖民者喋喋不休断言土著好吃懒做。今天，在某些国家里，人们又听到一些领导在重弹旧调。
事实上，殖民者要奴隶认真苦干。他想透过某种愚弄，使奴隶们相信，他们所耕种的是属于他的土地，损害他们健康的矿坑是他的，这显然是最卓越的异化手段。很奇怪，殖民者忘记他是靠奴隶的末日而发财。实际上，殖民者对奴隶说：「累死吧，让我发财！」今天我们该以不同的方式行事。我们不该对民众说：「累垮吧，但让祖国富裕起来！」如果我们想提高国民所得，减少进口有害无益的若干产品，提高农业生产和扫除文盲，我们必须解释清楚，必须让民众理解他们下这赌注的重要性。公共事务应是万人的事务，因此必要增加基层支部。我们的确经常满足设立一些全国性组织，例如妇女同盟、青年同盟、工会等等，并且总是设在首都。但是，如果人们想到设在首都的办公室后面找东西，如果人们经过存放档案的后厅，则会被空洞、虚无、虚张声势的情况吓一跳。我们需要基层，和确切提供内容和活力的支部。群众应该能够聚会、讨论、提建议和接受教育。公民应该有说话、表达自己、陈述意见，发挥创意的可能性。支部会议、委员会议是个礼拜性的仪式行为。这是给人听取和发言的绝佳机会。每次的集会都使头脑进行多重的联想激荡，眼睛则会发现一个愈来愈具人性化的象貌。
在落后国家，青年中很大一部分的人会向政府提出特殊的问题，重要的是，政府要能明确的谈这些。无所事事、而且经常是目不识丁的都会青年，尝遍了各种使人堕落的经验。先进工业国的各种娱乐，经常被提供给落后国家的青年。的确，通常一个社会成员的精神和物质的水平，和该社会自己赋予的娱乐消遣之间有同构型。然而，落后国家的青年却拥有资本主义国家青年的那一套娱乐：侦探小说、吃角子老虎、色情照片、色情小说、十六岁以下禁止观赏的电影、尤其是酒……。在西方，家境、就学、劳动大众的相对高水平下，可以相对的充当起防御物，阻挡这些流毒。但是在一个非洲国家里，智力的发展并不平均，两个世界激烈的碰撞大大撼摇了老传统，并使认知的世界崩溃了，非洲青年的感情、感受性，完全受到西方文化中所包含的各种攻击所侵袭，他的家庭经常表现出无法以一种稳定和均衡的力量去对抗这种暴力。
在这个领域中，政府应当充当过滤器和稳定剂。落后国家的青年工作委员们经常犯一个错误，他们以先进国家青少年委员会的方式来定位自己。他们总是谈论如何锻炼精神，使身体茁壮，提升运动素质，我们认为他们应当避免这种观点。一个落后国家的青年经常是游手好闲的，首先必须使他们有事干，所以青年委员会应当隶属于劳动部门。在一个落后国家里，劳动部门是不可或缺的，它和另一个必要部门——规划部——紧密合作，发挥作用。非洲青年不该被引向体育场，而是引向田间和学校，体育场不是设在都市的展示所，而是一个空间，座落于我们开垦、耕作、献给国家的土地之上。资本主义的运动观念与落后国家的运动概念有天壤之别。非洲政治家不该操心去培养运动员，而是培养有觉悟的人，再者，有觉悟的人都是具运动精神的。如果体育没有纳入国族的生活中，即国族建设中，只是一味培养国家运动员而不是有觉悟的人，那么很快就看到体育被培养职业选手和商业化腐蚀。体育不该是城市资产阶级提供自己的娱乐和消遣，最重要的工作是，时时刻刻去理解国家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该培养出例外的人物，不该寻找英雄，领袖的另一种形式。我们应当激励民众，打开他们的视野，充实他们，对他们加以区别，使他们人性化。
我们再谈谈这个一再出现脑际的念头，我们想要非洲的政治家分享这个念头，即必须使民众的全体努力增光，使劳动光耀夺目，使其从历史的不透明中走出来。作为一个落后国家的负责人，就是要知道，一切归结于教育大众，取决于提升他们的思想，取决于人们性急的称作政治化的东西。
的确，人们经常以一种罪恶的轻率，以为使大众政治化，就是插曲般的，让他们持有一些大论述即可。人们以为，只要领袖或一个领导人，以教训的口气就现实大放厥词，就尽到使群众政治化的当务之急。然而，政治化，是开放思想、启发思想、产生思想。诚如塞杰尔所指的「创造灵魂」那样，使大众政治化，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场政治演讲就可以一蹶而成的。而是狂热的激发群众去懂得，一切都取决于自身。如果我们停顿，那是人民的错，如果我们前进，那也是人民的错，没有上帝，没有担负一切的伟人，上帝就是人民，魔法的手就是民众的双手。我们再重复一次，为了实现这个事实，为了使它真正具体化，必须极度排斥集中化。从上到下，由下而上的循环应该是个严谨的原则。不是出于形式主义的考虑，完全只是尊重这个原则才有解放的保证。使领导上层鼓足干劲，并辩证地使它能从底部产生新的飞跃力量。再一次吧，我们阿尔及利亚人就快要懂这些事情，因为没有一个上面的领导成员可以随便下达解放的命令。在阿尔及利亚是基层在战斗，而且这个基层不是不知道如果没有它每天英勇和艰巨的战斗，最高领导阶层是支持不住的。同样的，基层也知道如果没有一个上面的领导，基层就不会统一且无秩序的瓦解。上层只有在人民进行斗争时才获得它的重要价值和牢固。严格说，是人民自由的给自己提供一个领导，而不是领导容忍人民。
国族经验、国族觉悟
群众应该知道，政府和党是为他们服务的。自尊的人民，就是意识到自己的尊严的人民，绝不要忘记这些道理。在殖民主义占领时期，人们对人民说他们必须为尊严的胜利而奉献生命。但是非洲人民很快就明白，他们的尊严并非只被占领者否认；非洲人民很快就明白在尊严和主权之间，有个绝对的等值关系。事实上，一个自尊和自由的人民，就是拥有主权的人民。一个自尊的人民是负责的人民。想要「指出」非洲人民是幼稚且低能的企图，不再有用。一个政府、一个党都有其相应的人民，而人民迟早会有自己该有的政府。
若干地区的具体经验，检验着这些立场。在开会时，一些活动家为了解决难题，有时使用「只有将……」这样的口头禅。经常是这个唯意志论的快捷方式获胜，其中，自发性、简单化的各种混合论调，非理智的考虑，达到危险的顶点。每当遇到一位活动家如此放弃他的责任时，光对他说「你错了」是不够的。必须让他负起责任，要求他把道理说清楚讲明白，并触及「只有将」这句话的本质，这本质通常是残酷、无人性，归结起来是贫瘠的。领袖和活动家，谁也不掌握真理。在一些地方情况下，追求真理是集体的事；有些人经验较丰富，较快确立他们的思想，能在过去当中建立较多的精神关系。但他们应该避免压垮群众，因为被采纳的决定成功与否，取决于全体人民的自觉参与，谁也不能彻底摆脱。大家都会被杀害或受拷问，若是在独立国家的架构下，人人都会挨饿和共体萧条，集体战斗必须以基层的集体责任和领导层的合议责任为前提。对！必须把大家都卷入共同解放的战斗中去；没有双手干净的人，没有无辜者，更没有参观者；大家都在我们土地的泥沼中，和我们那空空如也的脑袋一起弄脏了双手，一切旁观者都是胆小鬼或叛徒。
领袖的责任就是使民众追随他，然而这种附着力必须伴随对要完成使命的觉悟、理解，甚至可以说是初步的智识化。我们不该迷惑人民，把人民融在激情和模糊不清之中。只有从人民中涌现的革命精英所领导下的落后国家，今天才能带领人民走上历史舞台。我们再重述一次，必须强烈和毅然决然反对国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特权阶级的出现，使群众政治化，就是使所有公民都意识到国家整体，就是把国族的经验变成每个公民的经验。正如几内亚（Guinea）总统图黑（Sékou Touré）写给第二届非洲作家会议的贺函上所说的那样：「在思想领域内，人可以自以为是世界的大脑，但是，从所有干预影响肉体和精神存在的具体生活面来看，世界才是人的大脑，因为，是在这个层次上，坐落着能力和思考单位的总体化，坐落着发展和完美化的机动力量，是在这个层次上，各种能量融合，彼此交相作用，归根究底，人的智力价值的总体于其中体现。」个人的体验，由于它是国族的体验，而且是国族生存的一个环节，于是不再是个人的、局限的、狭隘的，而是能通达国家与世界的真理。正如在战斗阶段，每个战士双手掌握祖国的命运那样，在国家建设阶段，每个公民应该在他每天的具体活动中继续参与全国的协调，经常体现辩证的国族真理，继续希望全人类获得胜利。假如造一座桥，无法丰富造桥者的意识的话，那还不如不造这座桥，就让人民继续用游泳或乘小船的方式过河。这座桥不应从天而降，不应由一名突然冒出来解围的神明[4]强加在社会景观之上。相反的，它应出自人民自己的力量与智慧。当然，他们可能会需要一些工程师和建筑师的协助，有时后者或许是彻头彻尾的外来者，但是当地政党负责人必须到场，合力将技术灌溉到人民枯竭的思想中，让他们了解这座桥的整体构造和细节，以便一起参与它的构思，并在竣工后，一起承担成果。必须让人民自己拥有这座桥。唯有如此，未来才有无限宽广的可能性。
一个自称为国族的政府应当承担全国族的协调一致，而在落后国家中，青年是最重要的一个领域。必须提高青年的觉悟，引导他们。我们在国家的军队中见到的将是这些青年。如果能对青年解释清楚，如果青年国族联盟能完成把青年纳入国家的任务中，那就可以避免发生像把拉丁美洲共和国的未来当作抵押，甚至加以破坏的错误了。军队绝不可成为战争学校，而是一个具有公民责任感的学校，政治学校。一个成年国家的士兵不是佣兵，而是拿起武器保卫国家的公民。所以，这也是为何，重要的是，士兵知道自己是为国服务，而不是替一个不管多么有魅力的军官服务。应当利用平民和军队为国服务，来提高国族觉悟的水平，使部落解体、国家统一。在一个落后国家里，尽可能快速动员所有男女。落后国家应防止重男轻女的封建传统延续下去，妇女不是在宪法的条文中，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在工厂、学校、集会中和男性平起平坐。西方各国让军人住在兵营里，但这并不代表是最好的方式。我们并不坚持必须使新兵编入军队。服役可以是平民役的，或是在军队中，但无论如何，最好是每个健全体魄的公民，都能随时进入一个战斗单位，达成保卫国家的任务。
贫苦大众治理国族政府
集体利益的大工程应由新兵来执行。这是促进落后地区的生机，使最多公民知道国家现实的妙策。必须避免军队成为一个自立的集团，因为它迟早会由于无所事事和没有任务而开始「搞起政治」，并且威胁政权。那些在客厅的将军们，仗着出入权力机构的会客室，老是梦想搞政变。唯一避免这种事情的办法，就是使军队政治化，即成为国民的部队。增加民兵同样是当务之急，在战争情况下，是全民进行战斗或工作。不应该有职业军人，而且职业军官的数字应该减到最少。首先，因为军官经常是从大学内挑选的，他们在别的地方更有用处。对于国家，一个工程师比一个军官更加不可或缺。其次，因为必须避免特权等级意识的形成。我们在前面所讲的，就是看到国族主义这一壮丽的歌声激起民众反抗压迫者，却在独立不久立刻分崩离析。国族主义不是什么政治理论，不是什么纲领。要真的避免国家倒退，避免这些停滞、这些缺点，那就应该迅速从国族意识，过渡到政治和社会的意识。国族是不存在的，假如它不存在纲领之中，这个纲领，由革命领导周详起草，之后由人民清楚且热情接续。应该经常把国族的努力，置于落后国家的总体范围内。
在男男女女的头脑和肌肉中，应该不断存在饥饿和黑暗的战线，贫苦和初步觉醒的战线。群众工作和战胜灾难的意志——这些灾难，几个世纪以来，把群众排除在人类思想史之外——应该是所有落后国家的共同命运。第三世界人民感兴趣的，不是比利时博杜安（Boudouin）国王结婚，或义大利资产阶级的丑闻之类的新闻。我们想知道的，是阿根廷人或缅甸人在扫除文盲斗争方面的经验，或领袖们的独裁趋势，这才是加强我们、教育我们和使我们的努力更加有效的因素。
正如人们所见，一个真正想在政治上和社会上解放民众的政府，必须有一个纲领。事实上，必须有一个对人的观念、一个对人类前途的构想。任何蛊惑人民的那一套，任何与前占领者的共谋，都代替不了纲领。人民起初头脑不清，不久就愈来愈清醒，奋力要求这种纲领。非洲人，落后国家的人民，和人们习惯相信的正好相反，很快就树立起政治觉悟和社会觉悟，可能重的是，他们往往在国族觉醒的阶段以前，就到达了这种社会觉悟。因此，常常可以发现，在落后国家里，对社会正义的强烈要求，恰恰是和原始部落制结合的。落后国的人民有挨饿者特有的举止，这意味着在非洲吃喝玩乐的人的日子没剩多久了。我们想说的是，他们的权力不可能无限延续，一个只给群众国族主义这个粮食的资产阶级，当不能履行它的使命时，必然陷入一连串的灾难。如果不对国族主义详加阐述、丰富并深入，如果它不急速转变成政治意识和社会意识，转变成人道主义，则将走入死胡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领导层把国族意识禁锢在枯燥无味的形式主义中。只有男男女女大量参加一些已经明确且充实的任务，才能赋予国族意识的内容和密度。那时，国旗和豪华的政府大厅不再是国族的象征。国族远离这些灯火辉煌和矫揉造作的地方，逃到农村，在那里重获生命及活力。生气勃勃表现国族的，就是全体民众跃动起来的自觉行动，就是男女一贯的、明确的实践。集体建造一个命运，担负适合历史的责任；否则，就是无政府状态、压迫、部落化政党的出现、联邦主义的出现。国族政府如果真是国族的，就该是由人民来统治的和为人民而统治的，为贫苦大众来治理并由贫苦大众来治理的。任何杰出的领袖，也不能取代人民的意志。因此，国族政府在操心国际威信之前，应该先恢复每个公民的尊严，充实他们的头脑，使他们的双眼充满人情味，创造出一个有觉悟、有自主的前景。
〔译注1〕 巴尔干化（balkanisation），十九世纪帝国主义大国把巴尔干半岛分裂成几个小国家，以便使其易于控制与制衡其他大国。
〔译注2〕 一五二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法国新教徒在巴黎庆祝圣巴泰勒米节（Saint Barthélemy）当夜，信奉天主教的查理九世下令屠杀十万名新教徒。
〔译注3〕 Youlou，一九六〇—六年的刚果总统，后来被推翻。
〔译注4〕 Deux ex machina（拉丁文），字面意义是借着某种机器从天降下的神。在古典戏剧里，指的是在关键时刻出面破解阴谋的人物。引申意为，当现实处境看来没有任何出路的时候，适时出面解围的某个人或某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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