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游荡世界的幽灵：马克思，《资本论》的诞生（2006）
第二章 诞生
“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1]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的序言中这样警告读者。然而，收尾比开头难多了。也许他应该加上一句：这部书的第一卷，是他生前唯一完成的一卷。经年累月的疲累与抗争已使他身心俱疲。
1868十月，马克思写信给他的俄国译者：“您不必等待第二卷了，它可能还得延宕六个月才得以出版。只要去年和1868年在法国、美国和英国进行的若干官方调查还没结束，或者这些调查的资料还没有公布，我就不可能完成最后的加工。”到了1870年，他又有推迟的借口了：“我整个冬季都卧病在床，工作也因此停顿下来。同时，从第一手资料了解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必须学习俄语。”接下来的几年，他大量搜集俄文书籍与统计资料，这让恩格斯十分恼火，他说他真想全部烧掉它们。他怀疑马克思以此作为挡箭牌，来阻挡出版商与朋友们日渐加剧的急迫恳求。
这样子的怀疑，到后来得到完全的证实。一八八三年马克思过世后，恩格斯开始从马克思留下来的手稿中整理出《资本论》第二卷。他在写给德国社会主义者倍倍尔的信中描述了他的庞大任务：
除了完全写好的部分外，其他的部分还很粗糙，通篇皆为草稿，大约仅有两章例外。引文毫无条理，随便记载在一块儿，仅仅只是为了日后选用的资料搜集而已。除此之外，他的字迹凌乱潦草，只有我才能辨识得出内容。就算如此，读起来仍然很困难。你问为什么连我也不知道这本书的完成程度？问题很简单：倘若我早知道的话，我就会日日夜夜盯着他、烦他、催促他，直到此书完成出版为止。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比谁都清楚。
《资本论》的第二卷于一八八五年问世，接着在一八九四年出版了第三卷（也是恩格斯编辑完成的）。而一九零五年那本通常被称为“第四卷”的《剩余价值理论》（Theories of Surplus Talue）则是由考茨基根据马克思在一八六零年代的经济史笔记编纂而成。这些笔记是针对古典经济学家斯密与李嘉图等人的著作做的广泛摘录。
总而言之，《资本论》是一部未完成的零散之作。回想当初，马克思原先的计划是要写六大册的。就用马克思学者吕贝尔（Maximilien Rubel）的话来说吧：“在我们面前，并没有一部由永久编订好的经典所组成的马克思主义圣经。”他必须强调这点，因为许多共产主义者把它视为圣书，坚持认为马克思说过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没说过的则都是错的。这两种立论皆站不住脚：书中有许多未提及与遗漏的部分，若马克思有足够的时间和体力，他会设法补足；书中亦存在若干讹误与误解，批评他的人们成功地紧咬这点不放，而事实上，那些崇拜《资本论》的人们也应该予以承认。“马克思发现了新大陆”，经济学家莱博维茨（Michael Lebowitz）说，“但这并不表示他正确描绘了全部地貌。”
他所发现的未知领域（terra incognita）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新世界，一个斯密从未了解的地景。一开始，马克思就提醒他的读者，他们将进入一个奇幻世界，在那儿，没有任何东西和它的表象一致。让我们看看他在《资本论》开头第一句选用的动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2]（引号为作者所加）。尽管不像《共产党宣言》著名的起始句（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一样充满戏剧性，但也揭示了类似的内容：我们正进入一个魑魅魍魉的世界。《资本论》中充斥着“幽灵般的客观性”（phantom-like objectivity）、“不真实的鬼怪”（phantom-like objectivity）、“纯粹幻觉”（pure illusion）、“不真实的相似性”（false semblance）等用语。唯有穿过这些幻觉面纱，才能揭示资本主义赖以为生的剥削机制。
马克思认为，商品具有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两种属性，一个物体的使用价值是显而易见的：衣服可以防雨御寒，面包可以充饥。要是交换价值真是使用价值的衡量工具的话，面包就会比绣有精美图样的丝绸背心来得昂贵许多。那么，该如何确定交换价值呢？
我们再拿两种商品例如小麦和铁来说。 不管二者的交换比例怎样，总是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示：一定量的小麦等于若干量的铁，如一夸特小麦=a英担铁。这个等式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在两种不同的物里面，即在一夸特小参和a英担铁里面，有一种等量的共同的东西。因而这二者都等于第三种东西，后者本身既不是第一种物，也不是第二种物。这样，二者中的每一个只要是交换价值，就必定能化为这第三种东西。
[3]
到目前为止一切仍然很传统：毕竟类似的“劳动价值理论”（Labour Theory of Value）早已由斯密、李嘉图及其他古典经济学家提出。斯密在《国富论》中一开始即强调“每个国家的年度劳动从根本上为其提供所有生活之所需..….”不过马克思走得更前进一步。正如商品兼具两种属性，即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据此，劳动本身也具有两种特性。使用价值是由“具体”或“有用”的劳动所创造，马克思将这种劳动定义为“一种确定的生产活动，有着确定的目的”；而交换价值则来自于“抽象”或“无差别”的劳动，这种劳动只能根据其持续的时间来衡量。因此，这两种劳动之间存在着内在张力。比如说，一个裁缝也许会尽其所能作出最耐穿的衣服，然而如果太耐穿，消费者便不再需要购买替换品了，如此一来就会危及裁缝的生意。这个道理也适用于生产衣物布料的织布工。如此一来，创造使用价值的需求与继续生产交换价值的需求便发生了冲突。
为了阐明劳动的两种面向，马克思开始开始针对一件上衣和二十码麻布的相对价值进行越来越超现实的长篇思考。他写道：“在与麻布的价值关系中，上衣比在这种关系之外，多一层意义，正像许多人穿上镶金边的上衣，比不穿这种上衣，多一层意义一样。”[4]作为使用价值，麻布显然不同于上衣；然而作为价值，麻布和上衣实际上是相同的，都是抽象劳动的体现。“麻布就这样取得了与它的自然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它的价值存在通过它和上衣相等表现出来，正像基督徒的羊性通过他和上帝的羔羊相等表现出来一样。”[5]
这个离奇的直喻（simile）提醒我们阅读的是一段冗长、不着边际的叙事，一部高度无稽的冒险故事。马克思学生时期曾经着迷于斯特恩（Laurence Sterne）那部情节枝蔓芜杂的小说《项狄传》（Tristram Shandy）。三十年后，他终于找到一个主题，可以让他模仿斯特恩开创的那种松散、不连贯的写作风格。和《项狄传》一样，《资本论》充满了悖论与假说、晦涩深奥的解释、异想天开的无聊琐事、断裂的叙事与荒诞奇事。不这么做，要怎么恰如其分地描绘资本主义那神秘且往往颠三倒四的逻辑呢？正如马克思所观察，他在那段关于麻布与衣服令人疲倦的重复论述中提到：“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论述中提到：“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6]
木头制成桌子后还是木头，是一件寻常、可感觉的物。然而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便转化为一个超感觉的物。“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的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7]由于不同的商品反映生产者的劳动，人们的特定社会关系“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8]。对于这种怪异的转换，马克思只能在宗教世界的幻境中找到合适的类比：“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称为拜物教（fetishism）。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在宗教的意义上，物神（fetish）就是那些被宣称具有超自然力量而被崇拜的事物，比如中世纪欧洲的圣骸。（早在一八四二年，二十四岁的马克思即揶揄过一名德国作家，这位作家宣称拜物教的形式“使人超脱感官欲望”，把人从单单作为一个动物的境况中拯救出来。马克思反驳：“拜物教远远无法使人超脱感官欲望，相反地，拜物教就是感官欲望的宗教。从欲望中引发的幻想蒙蔽了偶像崇拜者，这使他相信，为了满足他的欲望，无生命的东西会改变它的自然特性。”）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中，拜物教的信念是，商品具有一些神秘的内在价值，如同圣人的遗骸。这是一种欺骗。“直到现在”，马克思写道，“还没有一个化学家在珍珠或金刚石中发现交换价值。”[9]
这是个奇怪的例子，因为它暴露了马克思自己理论的局限。倘若真如他所说，珍珠与钻石的交换价值只来自获取或打造它们的劳动时间，那么为什么有时候人们会花费成千上万英镑买一条钻石项链呢？难道不是也能归因于它的稀缺性吗？或来自于它的美感？或者购买者纯粹只想高人一等？如果劳动力是唯一的决定因素，这样一来，餐馆里头毕加索留下的涂鸦，或约翰·列侬（John Lennon）戴过的帽子可能就不值几英镑，而一瓶醇厚的葡萄佳酿的“价值”也就和次等的葡萄酒相同了，如果两者都体现一定数量的劳动的话。
较为尊敬马克思的门徒将这些问题视为古怪的、与要旨无关的例外状况。此外，马克思自己不是也说过，商品具有“形而上学的微妙与神学的怪诞”吗？劳动价值理论可能没办法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猫王普里斯莱（Elvis Presley）的理发师搜集的几束头发，可以在二零零二年的拍卖会上卖出十一万五千美元；不过也许商品拜物教的概念——“围绕在劳动产品周围的巫术与魔力”——至少可以提出部分解释。从最广泛的意义上看来，马克思认为商品拜物教代表着“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这时我们又看到他多年前构思的影像渐渐开花结果，他在一八四二年为《莱茵报》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关于一条新律法。该法令禁止农民在私人的森林中捡拾枯木，然而这个行为却是农民自中世纪以来就享有的权利。“有可能使几棵新生的树木受害”，他写道，“这也无须明言：被奉若神明的林木获得了胜利，人却成了牺牲品！”这个想法，一八五六年再次出现在他面对宪章运动人士的一场演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任何事物似乎都孕育着相反的一面……我们所有的发明与进步似乎都导致了这样的结果：物质力量被赋予了思维生命，而人的生命却沦为物质力量。”）《共产党宣言》提到，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在，他则在《资本论》中写着：“属于人的一切都消解为非人的客体，获得令人惊讶的生机和活力。”
接着又出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工人被自己创造的对象统治且与之疏离？马克思正面处理了这个问题。倘若商品的价值是工人创造的，为什么他们没有获得自己创造的全部价值？他的回应是：在不发达的经济体系中，他们通常可以获得创造的全部价值。亚当．斯密曾在《国富论》中写道：“在事物的原始状态，即早于土地占有与商品积聚的阶段，劳动的全部产出皆属于劳动者，没有雇主和地主来与他分享。”如果木匠卖了一张桌子，用所得的钱买一袋小麦，这整个交易流程可以以C-M-C的公式来表示。C（Commodities）代表商品，转换为金钱M（Money），金钱又旋即转化为商品。不过，还有另一种商品流通的形式，在工业资本主义中日益盛行，可以写成M-C-M，资本家用钱购买不同的商品——劳动力、原料、机器——用以生产新的商品，新的商品随即被卖掉。
这两种循环都可以分为两个对立的阶段：C-M与M-C，不同的是顺序：在其中一个阶段，起点和终点为商品；另一个则皆为货币。
在C-M-C这个流通中，货币最后转化为充当使用价值的商品。于是，货币就最终花掉了。而在M-C-M这个相反的形式中，买者支出货币，却是为了作为卖者收入货币.…他拿出货币时，就蓄意要重新得到它。因此，货币只是被预付出去。
[10]
如果最初的投资在回收时没有变化，讨论这个繁琐的细节便毫无意义了。于是马克思把过程重写为M-C-M，其中M是原先预付的货币额加上一个增值量，“我把这个增殖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做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11]。从M到M的运动就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当然，他也承认：“在C-M-C中，两极C和C，如谷物和衣服，也可能是大小不等的价值量。农民卖谷物的价钱可能高于谷物的价值，或者他买衣服的价钱可能低于衣服的价值。他也可能受衣商的骗。”[12]然而，这些价值上的差异“完全是偶然的”，并不会模糊这两个公式的根本差异。简单的商品流通——为了买而卖——是满足需求的手段；货币流通作为资本，则本身就是目的。
正是剩余价值使货币转变为资本。但是，剩余价值从何而来？从当时还只是资本家幼虫，那个被称为货币占有者（Moneybags）的角度，马克思仔细考察了这个谜团。循环的每一阶段：M-C与C-M，仅仅是等价物的交换，倘若商品以其真实价值交换，货币占有者便不可能获得利润。更令人吃惊的是，就算商品不以其真实价值交换，情况还是一样：
假定卖者享有某种无法说明的特权，可以高于商品价值出卖商品，把价值一百的商品卖一百一十，即在名义上加价10%。这样，卖者就得到剩余价值十。但是，他当了卖者以后，又成为买者。现在第三个商品占有者作为卖者和他相遇，并且也享有把商品贵卖10%的特权。我们那位商品占有者作为卖者赚得了十，但是作为买者要失去十。实际上，整个事情的结果是，全体商品占有者都高于商品价值10%互相出卖商品，这与他们把商品按其价值出售完全一样。商品的这种名义上的普遍加价，其结果就像例如用银代替金来计量商品价值一样。
[13]
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劳动力是一种商品，因此，和其他商品一样，其价值是由生产与再生产这项商品（即劳动力）所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又再度回应了斯密。斯密写道：“对人的需要必然控制对人的生产，正如其他商品一般。”）以这样的方式来评定人的价值似乎有点怪诞，仿佛它们是一罐罐甜豆似的，但这恰恰就是马克思的观点：对于货币占有者来说，劳动市场不过是商品市场的另一分支罢了。那么，货币占有者是如何评估这一特辣商品价值呢？
劳动力所有者今天进行了劳动，他必须明天也能够在同样的精力和健康条件下重复同样的过程。因此，生活资料的总和应当足以使劳动者个人能够在正常生活状况下维持自己。由于一个国家的气候和其他自然特点不同，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自然需要本身也就不同。另一方面，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但是，在一定的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必要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是一定的。
[15]
马克思的计算方式是，维持日常所需的总必要支出等于每天六小时的工作量，但货币占有者容许他的工人在完成六小时的必要劳动之后就结束工作了吗？当然不是。为了得到工资，他们还必须再工作五到六个小时，以提供创造利润的“剩余劳动”。“‘剩余’价值的每个部分都要归因于无酬劳动”，马克思如此总结。他将这种剥削比作“征服者的老把戏，用从被征服者那里掠夺来的货币去购买被征服者的商品。”[18]与从前时代的唯一差别在于，抢劫的伎俩被隐藏起来了，受害者无法察觉。
在发现这个秘密后，货币占有者自然想要从这些金鹅身上获得更多蛋。最明显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工作得更久。而在《资本论》第八章的〈工作日〉中，马克思展示了这种非人化的公式对人类带来的后果。
英国一八五零年制定的《工厂法案》（The Factory Act）将每周工时定为六十小时。（是六十小时的实际工作时数，还得加上：半小时早餐、一小时年餐，这表示从周一到周五，每天十二小时，周六八个小时。）该法案亦催生了一小批工厂视察员，他们每半年公布一次的报告为马克思提供了关于“资本家对剩余劳动贪得无厌”的详细证据。工人吃饭与休憩的时间被零碎地夺走，这些加起来便成了满满的钱袋：一位工厂主曾对视察员自吹自擂说，只要每天将吃饭时间缩短十分钟，“我一年就可以多赚一千英镑”。资产阶级的报刊也提供了更多资讯。《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在一次报道中揭露了诺丁汉（Nottomgham）鞋带行业的状况：“九岁到十岁的孩子，一大清早二、三、四点钟便被从肮脏的床上拉起，为了勉强糊口，被迫工作到晚上十、十一、十二点钟。他们四肢羸弱，身躯萎缩，面容苍白，麻木迟钝得像是木头人，使人看了不寒而栗。”
这种状况强烈呼应了恩格斯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八四五）。这本书交织了个人的观察，以及来自报纸、国会委员会、工厂视察员、议会议事录（Hansard）的各种骇人资讯。当英国机构公布这么多不利于自身的证据时，恩格斯对此感到欣喜万分：“我乐于为我的敌人作证”。《资本论》中，那些来自政府“蓝皮书”与《经济学人》的引述资料，证明马克思也已能娴熟运用这种写作技巧。
〈工作日〉是全书最长的章节之一，是一个收录许多恐怖故事的简编，马克思以哥特式（Gothic）的文体将其表达出来。他在导论写道：“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愈多，它的生命就愈旺盛。”[19]在七十多页血淋淋的盛宴后，他的结论是“吸血鬼绝不善罢干休。”工人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嗜血的资本家压迫，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20]但他承认，这样的法律本身不足以阻挠货币占有者和他的资本家同行，因为他们还有其他办法提高生产力，从而增加剩余价值。
倘若劳动力真是独特珍贵的商品，人们可能会认为雇主间的竞争会使工资上涨——在充分就业的时代，也许情况确实如此。然而，随着劳动成本提高，货币占有者发现，尽管以前投资节省劳力的机器似乎不会赚钱，但现在已显示出其财务价值了，特别是在无法延长劳动时间的情况下。正如马克思所言：“为了降低商品价格，从而降低工人薪资，资本……具有内在的驱动力以及持续的趋势去提高劳动生产力。”
理论上，机器能够减轻劳动者的负担。但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机器的作用始终是有害的——尽管对货币占有者来说很有益。（在他论述工业机器的章节中，就是以弥尔‘John Stuart Mill’《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的一句话开始的：“值得怀疑的是，一切已有的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劳。”）[21]机器以其自身优越的生产力代替了人类个体的力量，使工人不断屈从于资本。正由于自动机器的非人化技术，使得工人丧失了技能，他们透过与其他工人联合起来（如职业协会）保护自已地位的能力也消失了，但与此同时，机器却联合成一股庞大的力量。这些骇人故事的图景在《资本论》中经常出现：“在这里，代替单个机器的是一个庞大的机械怪物，它的躯体充满了整座整座的厂房，它的魔力先是由它的庞大肢体庄重而有节奏的运动掩盖着，然后在它的无数真正工作器官的疯狂的旋转中进发出来。”[22]
机器一方面不再需要人力，但一方面也成为雇用童工的一种手段，因为童工体格较小，肢体更灵活，于是，工人与资本家的契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第一个前提是资本家和工人作为自由人，作为独立的商品占有者而互相对立：一方是货币和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另一方是劳动力的占有者。但是现在，资本购买未成年人或半成年人。
[23]
资本主义对技术的运用产生了一种持久的运动形式。一台机器每日工作十六小时，在七年半的时间内，产量与每日工作八小时、十五年内的产量是相同的。虽然它向制成品转移的剩余价值不会增加，却让资本家以两倍的速度吸收利润。因此这里存在着诱因，亦即，尽可能在一天之中延长机器运作的时间，并且增加机器操作者的工时。对此，工人是无力抵抗的。因为自动化技术透过创造马克思所谓的“产业后备军”的失业队伍，加剧了工作的竞争局面。这些剩余劳动人口不仅是工业资本主义必要的副产品，还透过提供“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一个杠杆。当市场随着铁路的发展而迅速扩张或建立新的分支时，“都必须有大批的人可以突然地被投到决定性的地方去，而又不致影响其他部门的生产规模。这些人就由过剩人口来提供。”[26]现代工业的周期——先是一段平均的活动期，接着是高度繁忙的生产、危机与停滞——就是取决于这批产业后备军不断的成形、吸收与重组。工业周期的许多阶段吸收这些过剩人口，但同时也是使过剩人口不断再生产的有力因素。
而剩余劳动人口又调节着工资的整体变动。马克思写道：
在停滞和中等繁荣时期加压力于现役劳动军，在生产过剩和亢进时期又抑制现役劳动军的要求。所以，相对过剩人口是劳动供求规律借以运动的背景。
[27]
马克思认为，工人的确被释放了，不过是在完全失业的意义上被释放。“且每一笔希望执行职能的新资本都能支配他们。”[29]当他们找到工作，由于害怕再度加入后备军，于是变得更容易受剥削。因此他总结：劳动生产力愈高，产业后备军的“相对数量也愈大”。因此，社会财富增加的后果，就是官方认定的贫民也跟着增加。“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30]，他以略显夸张的斜体字宣告。然而，话锋一转，下一句他又缓和了自己的说法：“像其他一切规律一样，这个规律的实现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不过对这些情况的分析不属于这里的范围。”[31]
在回避了所有反对意见后，马克思提出了《资本论》最恶名昭彰的论断：资本主义会导致无产阶级的“贫困化”（immiseration）或赤贫化。无数的专家学者将这句话理解为，透过绝对降低工人的工资与生活水平，资本主义得以不断扩大繁荣。专家学者们常常奚落这想法。看看今天的工人阶级吧，他们有汽车有微波炉，生活不算太悲惨吧？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曾说，大家可以安心地忽略马克思的全部作品了，因为工人的赤贫化“根本从未出现过”。由于萨缪尔森写的教科书是英美两国几代大学生一直使用的主要教材，因此他的观点已经成为流行的见解。
然而这却是一个迷思，是根据对《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误读所产生的。马克思写的是：“形成财富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的一个存在条件。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项非生产费用，但是，资本知道怎样把这项费用的大部分从自己的肩上转嫁到工人阶级和中等阶级下层的肩上。”[32]在这个脉络中，很明显地，马克思不是在谈整个无产阶级，而是“社会的最底层”，如长期失业者、病患或衣衫褴褛之人。这个阶层至今依然存在，通常被称为底层阶级（the underclass）。（曾有另一个流亡的犹太人也说过：“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33]但是，至今尚未有哪个经济学家敢说，由于耶稣预言了永久的贫困化，他的教导便完全不足为信。甚至连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这个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也承认：“不管是马克思针对雇佣劳动导致的非人化所提出的分析，还是针对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毁灭预言，物质上的贫困化都不是必要前提。”）
事实上，马克思说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工资会出现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减少。这很明显是事实：没有哪家企业会在剩余价值增长百分之二十的情况下，同时以百分之二十的工资上涨的幅度，将全部战利品让与职工。“由此可见”，马克思写道，“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恶化。”[34]这里的关键句是“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劳动力越来越被抛在资本之后了，不管工人能买得起多少汽车和微波炉。
此外，马克思在同一段落中清楚表明，他对贫穷的界定（如同耶稣的界定）远远超出了英镑和便士的范畴：他讨论的是人类精神的毁灭，工人被资本禁锢的枷锁“比赫斐斯塔司（Hephaestus）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35]，一部分人的悲惨变成了另一部分人的财富的必要条件：
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转化为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36]
在一九七零年代，由于自动化的普及，出现了许多关于“休闲时代”（leisure age）即将到来的议论——一个我们无须工作的时代。当时出现了许多书籍，认真讨论我们该如何填满新的空闲时间，才不会毫无盼望地无精打采过日子。今天，任何经过二手书店的人看到这些被遗忘的著作，肯定会感到荒谬可笑、无可置信。现在英国雇员一生的平均工作时间总计大约是八万两百二十四小时，而在一九八一年时，是六万九千小时。我们并没有失去职业道德，而是越来越受工作奴役。在我们这个时代，许多人除了工作和睡觉之外无法做任何事情，于是现在流行的书籍反倒焦虑地追问到底该如何取得“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马克思可能不会为上述情况感到惊讶。在《资本论》第十章中，他拆穿了那些维多利亚中期经济学家的论述。在这些人的文章里，“在这一页可以读到，工人应当感谢资本发展了生产力，因为这种发展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在下一页接着就会读到，工人为了表示这种感谢，以后必须劳动十五小时，以代替原来的十小时。”[37]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缩短工作日，而是为了把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降低至最少。“工人在他的劳动的生产力提高时，一小时内例如会生产出等于过去十倍的商品，从而每件商品需要的劳动时间只是过去的十分之一，这绝不能阻止他仍旧得劳动十二小时，并且在十二小时内生产一千两百件商品，而不是以前的一百二十件商品。他的工作日甚至还可能延长，以致他现在要在十四小时内生产一千四百件商品等等。”[38]这个过程的目的是“为了缩短工人必须为自己劳动的工作日部分，以此来延长工人能够无偿地为资本家劳动的工作日的另一部分。”[39]
但假使所有这些额外的商品涌入市场，而工人们（作为消费者）却没有比以往更富裕，资本家最终只会留下成堆的未售出的货物。如此一来该怎么办呢？在一八四八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已留意到“周期性的循环导致的商业危机已日益危及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在危机期间，往往不只有很大一部分的产品被毁掉，还有一大部分既有的生产力也周期性地被毁弃。在危机时期，有一种瘟疫大肆流行，一种在过去时代看似荒唐的生产过剩的瘟疫。”他强调，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太狭窄，已无法容纳自己创造的财富了。资本主义有两种克服这个问题的办法：“一方面，它被迫摧毁大量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并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如此一来，危机的影响范围反倒越来越广，也越来越具毁灭性，人们防止危机的手段也越来越少。”
这就是从那时起每个政府都试图摆脱的“景气循环”。根据马克思的想法，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一天，便不可能摆脱这种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循环：扩张与衰退的潮汐性节奏是一个具有生产过剩倾向的体系的组成部分。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写道，“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40]。如果资本价值的保存是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贫困化为基础，那么它将会不断与资本同时具有的无限制、无条件的扩张生产趋势发生冲突。“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终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41]
于是，资本主义面临了自身武器的威胁。在一八四八年的起义失败后，马克思指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经济）危机影响下才有可能发生”。在那之后，他一直焦躁等着剧变的到来。一八五一年圣诞节时，他预料“危机最迟一定会在明年秋天爆发…….我比任何时刻都还要相信，没有商业危机，就必然不会出现重大革命。”市场上的每一次波动或银行的倒闭，都会带来类似的兴奋预告。“除此之外，商业危机也日益逼近，它的早期征候正从各个方面显现出来，事物正在变动之中”（一八五二）；“依我看，当前的局势必定很快就会导致一场大地震”（一八五三）。他的期待不断获得恩格斯的强化，恩格斯身为他在资本主义堡垒中的侦察兵，在一八五六年告诉马克思，明年将会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报应之日。整个欧洲的工业将遭重创，所有市场供给过剩……。有产阶级将陷入困境，资产阶级也将全部破产，战争与消耗会达到极端的程度”。一八五七至一八五八年的冬天，如同我们已见到的，马克思奋力撰写那后来成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的经济学笔记，“这样我至少可以在洪水来临前，大致把状况搞清楚”。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一八七三年）的跋重提了这个主题，以这本书的辩证文风来捍卫他的想法：
（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各个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这个危机又要临头了……
[42]
这个希望是徒劳的：几乎在一个半世纪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辩证法的使用仍然引起广泛争议。这个方法来自于他早期对黑格尔的研究，黑格尔综合了许多以往的辩证法形式——从芝诺（Zeno）的悖论到康德的批判。他将其纳入一种可以恰当地称为理性的自我生成过程，黑格尔本人称其为“从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或者说，在否定的东西中把握肯定的东西”，在追寻矛盾的过程中，将其集成到新的更为丰富的观念之中。每一个观念都是该观念所处的没那么发达的阶段的产物，但其自身也包含了更为先进的概念的萌芽。
这个概念与马克思本身关于经济发展的观念有明显的关联——尽管黑格尔身为一个唯心主义者而非唯物主义者，无疑会抗议马克思倒置了他的方法。黑格尔认为，真实世界不过是“观念”的表现；但对马克思来说，观念其实是物质世界反映于人类心灵并转化为思想形式的东西。“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所有辩证法的基础形式”，马克思写道，“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形式之后才是如此，而这恰好就是我方法的特点。”在一八七三年他为《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所写的跋中，他回忆起，将近三十年前，当黑格尔辩证法大肆流行时，他就批评过它神秘的一面：
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地像莱辛时代大胆的摩西，孟德尔松对待斯宾诺沙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做一条“死狗”了。因此，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
[44]
甚至连《资本论》中明显最不含糊的预言——资本主义即将灭亡——也可以因此避开那些试图否证它的人的攻击。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语中，马克思强调，资本家的竞争将会使生产集中到更大的范围，也会加剧对劳动的压迫与剥削，但“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45]多数读者由此推论马克思资本主义已行将就木。如果考虑到马克思曾对每一次新的金融危机做出乐观预言的话，这其实是合理的推论（“依我看，当前的局势必定很快就会导致一场大地震”）。然而，对马克思来说，这会是一个惊人的设想。他对经济生产的各个不同历史阶段所做的描述——原始共产主义、古代、封建、资本主义——注意到每个时期皆延续了几个世纪，有时甚至上千年。马克思亦承认，比起以往任何时期，资本主义更有活力，也更具能量，如同他在《共产党宣言》提到的：“它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哥德式教堂的宏伟奇迹；它达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既然如此，他怎么会相信这股宏大的力量在一、两个世纪之后便会消失呢？
也许他并不是这样想的。也许《资本论》第一卷听起来像是资本主义的丧钟，但是在第二卷最后一章，一个针对假设推论所做的“网要式说明”提供了一个资本主义经济模型：它持续发展，没有周期性的危机，从理论上来说可以无限持续下去。虽然马克思盼望资本主义的崩溃与结束剥削——这种盼望有时会以灾难式的预言爆发出来——然而，只要你全盘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就会发现，他充满力量的修辞是有限制条件的，而且具有细微的差别。马克思经常被描绘成一个机械的决定论者，一个依据铁律与不可避免的后果来看待世界的人；但这却是一个夸张的描述。的确，他曾经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资产阶级的陨落以及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八五二）中，他还补充：“人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而来的条件下创造。”
《资本论》最初的序言曾经承诺要描绘出“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以铁的必然性发挥作用”[46]。然而，身为曾经学过法律的人，马克思知道，仅仅存在一部遏抑偷盗行为的法律，并不意谓一切偷窃行为都会消失（按：“规律”和“法律”的英文都是law）。这一点在他最具争议的一项构想——利润率趋向下降——中表述得特别明显。
利润率会随着经济发展而日趋降低，这个看法在所有古典经济学家（包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来说是很常见的，尽管他们对于为什么会发生有不同的看法。斯密将之归因于获利机会不断减少；李嘉图则认为，土地供给的有限会导致地租上涨，因而引起利润下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提及的原因则是，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使他们必须竞相投资于“不变资本”（工厂与机器），因此在比例上会减少对“可变资本”（工资）的投资。如同他所相信的，倘若人类的劳动是交换价值的来源，那么利润率——若不是利润的实际总额的话——必然会降低。于是乎，这“证明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必然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一般的平均的剩余价值率必然表现为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47]
这个大胆却不够具体的论断受到许多攻击，而马克思似乎早已预料到这件事。接下来的一章，他试着解释为什么在实际的情况下，利润率并没有按照他理论规定的那样下降。其中一个原因是对外贸易：廉价生产的进口商品可以提供较高的利润率。此外，还有一个我们熟悉的因素——产业后备军：生产力提高，导致工人过多，迫使工资下跌，因而减缓了使用昂贵机器取代人力的趋势。简单来说，“必然有某些起反作用的影响在发生作用，来阻挠和抵消这个一般规律的作用，使它只有趋势的性质”。[48]的确，“造成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同一些原因，在这里又会产生一种和这种趋势相反的对抗力量，或多或少地抵消这种趋势的作用。”[49]看起来他又是在换个方式重述自己的论点，使其不管怎么说都是对的。
在他那些讨论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过剩危机（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消费不足）的部分，也可以看到他提出了类似的附带条件。经济衰退造成的第一个后果就是价格下跌与货币贬值。但是这么一来，却恢复了利润率，从而重新带动投资与增长。又或者，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指出的：“已经发生的生产停滞，为生产在资本主义界限内以后的扩大准备好了条件。这样，周期会重新通过。由于职能停滞而贬值的资本的/部分，会重新获得它原有的价值。而且，在生产条件扩大，市场扩大以及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同样的恶性循环会再次发生。”[50]难道我们不能将这些周期性的变动仅仅视为一种自我校正的机制吗？——一个为了确保体系永久存在而非促使其崩毁的机制。用托洛斯基（Leon Totsky）的话来说：“资本主义就是靠危机和繁荣生存的，就像人类是仰赖呼吸生存一样。”马克思并没有在《资本论》中解释这个体系为何或如何（更不用说何时）会最终摧毁它自己。他仅仅表示确信这点：每一次新的萧条期会导致更大规模的资本集中，而这种垄断变成了生产方式的桎梏，直到“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兼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51]在描述了这幅美好的前景后，马克思就结束了 《资本论》第一卷（也是他唯一完成的一卷）。
应该说几乎要结束了。在铿锵有力的结语后，马克思决定加上一个反讽式的尾声，于是就出现了〈现代殖民理论〉这一章。这一章是为了揭示雇佣劳动工作者在摆脱束缚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在英国这样子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统治已经使国家资源彻底从属于自己，以至于经济学家将其视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但马克思注意到“殖民地的情况却不是这样”，货币占有者遇到了来自工人移居者的阻碍，这些工人移居者不是用自己的劳动帮资本家致富，而是让自己富起来。（当南澳大利亚发现金矿时，恩格斯在一八五一年九月写信给马克思说：“这件事是很好的。英国人将要破产，而那些被流放的杀人犯、强盗、强暴犯与扒手的合众国将向全世界提供一个惊人的例子，表明一个由公开的坏人聚居的国家能够创造什么样的奇迹。”）
最后一章留下的一件趣事是皮尔（Peel）先生的悲喜故事。这个皮尔先生把五万英镑的现金与三千名工人阶级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带到西澳大利亚的斯旺河（Swan River）去。他只忽略了一件事：要让他的工人与生产数据分离。他们发现在这片空旷的区域有大量的免费空地，于是抛弃了他的雇主，留下他一个人在那里，甚至连一个替他铺床或到河边打水的仆人也没留下。马克思写道：“不幸的皮尔先生，他什么都预见到了，就是忘了把英国的生产关系输出到斯旺河去！”[52]
马克思是在商人韦克菲尔德（Edward Gibbon Wakefield）的书中看到皮尔的故事。韦克菲尔德引用这个故事来说明自发的、未经约束的殖民带来的可怕结果。韦克菲尔德抱怨，在斯旺河这个新屯垦区，“大量资本、种子、牲畜与工具，由于缺乏工人的使用而毁弃，同时……每个移民占有的资本并不比他能亲手使用的资本多多少。”在美国北方的几个州，情况也是如此。“是否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属于雇佣劳工，还是值得怀疑。”一旦有机会，工人便会脱离雇佣身分而变成独立生产者——甚至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上转变为自己原来主人的竞争者”。为了补救这个糟糕的情况，韦克菲尔德倡导“系统性的殖民”，这可以确保提供顺从、依赖的劳动者，并且在功能与地位上与奴隶没多大差别。要做到这点很简单，只要用人为的方式提高处女地的价格，让雇佣工人无法获得土地，就能迫使他们为可怜的皮尔先生工作。
你可以了解为什么马克思可以钟爱下面这段关于资本主义门槛的一个坦率入门规定。他写道：“韦克菲尔德的巨大功绩，并不是他关于殖民地有什么新发现，而是他在殖民地发现了关于宗主国的资本主义关系的真理。[53]……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54]马克思以这句话为本书作结，让我们得以了解他的写作意图。如果他把“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当作结尾，那么，人们可能会认为《资本论》基本上是一部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注定灭亡的预言性作品。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再度转向受害者，而非压迫者，从而重新表述了这个重要主题：不管资本主义的命运如何，也不管它会持续一世纪还是一千年，资本主义仰赖的是剥削。
于是我们又回到开始的地方了，一个类似但丁笔下的人间地狱，《神曲》的一个世俗化版本。在〈炼狱篇〉（Purgatorio）的第五章，维吉尔（Virgil）问但丁：“此地人们的低语与你有何关系呢？跟我来，让他们说话”（Vien retro a me, e lascia dir le genti）。没有引领人维吉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做了一点修饰，他警告他将不再对其他人的偏见让步了：“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斯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Segui il tuo corso, e lascia dir le genti.）。”[55]如此，这本书从一开始就被设想为走入地狱，甚至在闸释复杂的抽象理论中，他也生动表达了这番意境：
因此，让我们同货币占有者和劳动力占有者一道，离开这个嘈杂的、表面的、有目共睹的领域，跟随他们两人进入门上挂着“非公莫入”牌子的隐蔽的生产场所吧！在那里，不仅可以看到资本是怎样进行生产的，而且还可以看到资本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赚钱的秘密最后一定会暴露出来。
[56]
工作日从十二到十四或十五小时不等，此外还有夜间劳动，没有固定的吃饭时间，而且多半是在充满磷毒的工作室里吃饭。如果但丁还在，他会发现，他所想像的最残酷的地狱也赶不上这种制造业中的情景。
[58]
一大群不同职业、年龄、性别的各种各样的工人，争先恐后地向我们拥来，简直比被杀者的鬼魂向奥德赛拥去还要厉害。即使不去参看他们腋下夹着的蓝皮书，我们也可以一眼看出他们劳动过度。现在让我们从这一大群人当中再挑出两种人来，一种是女时装工，一种是铁匠。这两种人的鲜明的对照表明，在资本面前一切人都是平等的。
[59]
如果这个角色不存在，也许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就必须把他们编造出来。《资本论》含有许多狄更斯式的特质，马克思偶尔会直接表达对他所喜爱作家的赞许。好比在这儿，他回击那些资产阶级拥护者的说辞。这些拥护者声称，马克思批评对特定技术的应用，这表示他是社会进步的敌人，根本就不愿使用机器：
这完全是著名的杀人犯比尔·赛克斯的道理：“陪审官先生们，这些行商确定是被杀死了。但这不是我的罪过，这是刀的罪过。难道我们因为这种短暂的不便就该禁止用刀吗？请你们想一想！没有刀，哪里有农业和手工业？刀在外科手术上不是很能为人造福，在解剖方面不是给人带来知识吗？此外，在备办喜筵时，刀不是一位称心的助手吗？如果你们禁止用刀，那就等于把我们拖回到野蛮时代的深渊。”
[60]
那《资本论》自身的文学地位如何呢？马克思知道这部著作不会只被视为一本引用他人精华的二手材料。在《资本论》第一卷，他奚落某些经济学家“不能把在科学上无能为力的感觉完全压制下去，他们不安地意识到，他们必须在一个实际上不熟悉的领域内充当先生，于是就企图用博通文史的美装，或用无关材料的混合物来加以掩饰。”[61]马克思可能自己也害怕犯这种错误吧。这也许可以解释他在《资本论》第二版后记中指出的：“对于《资本论》文本上的缺点，我本人的评判比任何人都更为严厉。”[62]尽管如此，怪的是，并没有多少人将这本书视为文学作品。《资本论》已催生了无数分析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或利润率下降规律的书籍，但仅有极少数评论者严肃看待马克思自己关于创作一部艺术作品的理想（在写给恩格斯好几封信中，他曾经作过如此宣称）。
一个阻碍的因素，可能是《资本论》的多重结构使其无法轻易被归类。这本书可以被当成一本大部头的哥德式小说来阅读，其中的英雄主角们被自己创造的怪物所奴役、毁灭（“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或者，这本书也可以当成维多利亚时代的通俗剧来读（海曼‘S. E. Hyman’一九六二年的专著——《混乱的河岸：想像力丰富的作家达尔文、马克思、弗雷泽与佛洛依德》（The Tangled Bank: Darwin, Marx, Frazer and Freud as Imaginative Writers）甚至为这部戏剧取了合适的题目〈抵押已无赎回权的劳动力〉）；还可以视为一出黑色喜剧（当马克思揭露商品“幽灵般的客观性”，以揭示其崇高表象与可耻现实之间的差异时，使用了悲剧的一项古典手法，他剥下骑士华丽的盔甲，揭露了其中身着底裤的矮胖躯体）；或者当成希腊悲剧来读（弗兰克‘C. Frankel’在《马克思与当代科学思想》‘Marx and Contemporary Scientific Thought’中写道：“如同俄狄浦斯一般，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的叙述中，主角受到无可遏抑的必然性所掌握，无论他们做什么，必然性依然会向他们展现，与这种命运相连的是他们自身悲剧性的盲目，这是他们无法摆脱的思想，这阻碍了他们认清事实，直到为时已晚。”）；又或者，这本书可能亦可以视为一个讽喻式的乌托邦，如同《格里弗游记》（Gulliver's Travels）中的慧骃国（Houyhnhnms）一般，所有的景象都令人愉悦，只有人是卑鄙的：马克思眼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就如同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笔下那种马的虚幻乐园，这个虚假的伊甸园通过让普通人陷于无能为力的状态而被创造出来，这个状态就是那异化的怪物雅虎（Yahoo！）。
为了适切处理资本主义的混乱逻辑，马克思的作品中充满了反讽，而过去一百四十年来，没有引起多数学者的注意。其中一个例外是美国评论家威尔逊（Edmund Wilson）。他在一九四零年出版的《到芬兰车站：马克思主义的源起及发展》（To the Finland Station: A Study in the Writing and Acting of History）提到，马克思的抽象表达方式（如商品的舞蹈、价值的滑稽十字绣等）的价值主要是反讽性的，同时与那些得到充分证实的残醋景象并置。这些悲惨肮脏的景象，是资本主义的规律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威尔逊把《资本论》视为对古典经济学的一种谐拟（parody），“一旦我们读过它后，那些传统的经济学著作对我们来说就再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我们总是可以从他们的论证和数据中，看出现实中残酷的人类关系，而这正是他们想要遮掩的。”他认为，当我们有机会从他人那里为自己获取利益时，虽然因此对他人造成痛苦，但我们却往往无动于衷。从来没有人对人性这种无限的能力有过如此深刻的心理洞察。“当马克思在处理这个主题时，他变成杰出的讽刺大师。马克思绝对是继斯威夫特之后最伟大的讽刺作家。两者有许多共同之处。”
威尔逊这段颂扬之辞似乎极为夸张、不可置信，必须提出证据才行。因此，就让我们转向马克思过世后出版的《剩余价值理论》（Theories of Surplus-Value）吧，也就是所谓的《资本论》第四卷。在这本书中，马克思描述了古典经济学家各种区分生产性劳动（productive labor）与非生产性劳动（unproductive labor）的尝试。被斯密归类为非生产劳动的有“教士、律师、医生、各种文人；演员、小丑、音乐家、歌唱家与舞蹈家等等”，所有这类人都是“依赖他人劳动中的一部分年产品而生活”。但这种区分真的这么清晰简单吗？马克思认为每一种设想得到的职业都可以是生产性的，并试图用一个明显荒谬的例子来证明这点：
哲学家生产观念，诗人生产诗，牧师生产讲道，教授生产讲授提纲等等。罪犯生产罪行。如果我们仔细考察最后这个生产部门与整个社会的联系，应该可以摆脱许多偏见。罪犯不仅生产罪行，而且还生产刑法，继而生产讲授刑法的教授，以及这个教授用来把自己的讲课作为“商品”投到一般商品市场上去的必不可少的讲授提纲……。
此外，罪犯还生产全体警察、全部刑事司法、法警、法官、行刑者、陪审法官等等；而所有这些不同的行业，每一种都是整个社会分工中的一定部门，都发展了不同的人类精神能力，创造了新的需求以及满足需求的新方式。光是“刑求”就推动了许多最巧妙的机械发明，并雇用了许多可敬的手工业者从事刑具生产的行业。
罪犯生产印象（impression），有时是伦理印象，有时是悲剧印象，得视情况而定；如此一来，也因唤起道德感与审美感而提供了某种“服务”。他不只生产关于刑法的课程书籍、生产刑法典，还生产这个领域的立法者，生产艺术、文艺、小说，甚至悲剧；不仅生产谬纳（Adolf Mullner）的《罪》（Schuld）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强盗》（Rauber），还有《伊底帕斯王》（Oedipus）与《理查三世》（Richard the Third）。（如果他是在今天写的话，或许会补充：没有罪犯，就没有葛里逊‘John Grisham’、摩斯探长‘Inspector Morse’、索伯拉诺‘Tony Soprano’，甚至也没有詹姆士．庞德‘James Pond’。）罪犯打破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安稳与千篇一律。如此一来，防止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停滞，造成了紧张不安的动荡局势。要是没了这个，连竞争的刺激都会减弱……
可以详细证明罪犯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要是没有小偷，锁是否能达到如今完美的程度？如果没有伪造钞票的人，钞票的印制是否能像现在完善？……此外，如果我们离开私人的犯罪领域：要是没有国家的犯罪，世界市场能成形吗？没有国家的犯罪，能不能产生民族呢？从亚当的时期开始，罪恶树难道不就同时是知善恶树吗？
如威尔逊所言，这一段可以与斯威夫特那个谦逊的建议相提并论：斯威夫特建议，挨饿的穷人不如吃掉多余的小孩来减轻爱尔兰的悲惨状况。
然而，威尔逊最终还是自失立场。他先是称赞马克思敏锐的心理洞察力，并且将其提升到讽喻天才的神殿中。但不久后，他便开始抗议“隐藏在马克思世界观之下心理动机的生硬”。他抱怨《资本论》中的理论，“比如说辩证法，不过是玄学家的创造罢了，这个玄学家始终不肯向马克思身上的那个经济学家让步。”这听起来很像那些德国评论家的说法，他们指责马克思的“黑格尔式的诡辩”—关于这个批评，马克思是欣然接受的，他承认在《资本论》中卖弄了黑格尔的表达方式。威尔逊对辩证法的表述感到非常反感，但辩证法和他高度读扬的讽喻手法是完全一致的：
这两种技巧都把表面上的现实颠倒过来，揭露其罪恶的秘密。正如美国哲学家沃尔夫（Robert Paul Wolff）在一九八四年的演讲中的评论，“称一位作家是斯威夫特以来最伟大的讽喻作家，接着又判定他最严肃的学术成就只是怪异的玄学，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恭维。”
那么，马克思的讽喻文学语言和他对资产阶级的“玄学”式描述有什么关联呢？或者，像沃尔夫的提问：“如果马克思真要完成他给自己设下的学术任务，那么他为什么必须用那种方式来写呢？”如果他希望写出一部简单明了的古典经济学作品，他大可以这么做——事实上他确实也做到了。一八六五年六月，他发表了两篇演讲，后来以《价值、价格和利润》（Value, Price, and Profit）为名出版，便简要、清晰地概述了他的商品与劳动理论：“一个人生产一个物品，若是为了自己直接使用，供自己消费，他创造的就是产品而不是商品。……商品具有价值，因为它是社会劳动的结晶……而价格本身不过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工人贩卖的不直接是他的劳动，而是他暂时让资本家支配的劳动力……”等等。不管这篇经济分析有多少价值，任何聪明的小孩都能理解：没有精心的隐喻或形上学论述，没有难解的哲学题外话，也没有华丽的文学辞藻。尽管讨论的是同一主题，为什么《资本论》的风格如此迥异呢？难道马克思突然失去了他清晰的表达能力？显然不是：当他在做这场演说时，他正在撰写《资本论》第一卷。我们可以从《价值、价格与利润》中的一些类比寻得线索。当他在解释利润是从贩售商品“真实”价格而来的，而非从人们所假定的那样，由非由加上额外的价格而来时，他写道：“这听起来有点似是而非，似乎也谬于日常现实。但是关于地球绕着太阳转与水是由两种易燃气体所构成的事实，乍听之下，也是一种怪异的言论。如果我们往往以日常经验判断问题，科学的真理就会显得不近情理了。”
隐喻的功能是为了通过将某些事物的本质转化到其他事物，将熟悉的事物转化为陌生的或与此相反的事物，从而使我们重新观看事物。一个墨西哥马克思主义评论家路德维克·席尔瓦（Ludovico Silva）曾经强调，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个隐喻，一个异化的过程，是词源学上的“隐喻”作为一种意义上的转移。这个过程将生命从主体替换为客体，从使用价值替换为交换价值，将人转变为畸形的怪物。在这个阅读脉络之下，马克思《资本论》的文学风格并不是一个非得应用于经济学论述之上的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缤纷虚饰，就像厚土司上的果酱；相反地，它是表达“事物虚幻本质”的唯一适当语言，一个无法被局限于现存诸如政治经济学、人类学或历史学这些传统既定学科框架中本体论意义的事业。易言之，《资本论》是一部完全自成一格的作品（sui generis）。在它之前或之后，完全没有一部丝毫与它相似的作品——也许这就是它一直被忽视或误解的原因吧。
[1]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一。
[2]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三九。
[3]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四一。
[4]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五四。
[5]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五四。
[6]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七一。
[7]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七一。
[8]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七二。
[9]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八一。
[10]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一三九。编按：联经版《资本论》之中译本以德文W代表商品（Ware）、G代表货币（Geld）。
[11]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一四一。
[12]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一四一。
[13]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一四九—一五零。
[14]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一四四。
[15]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一五九。
[16]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一五九。
[17]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一五九。
[18]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五六零。
[19]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二一九。
[20]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二八七。
[21]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三五五。
[22]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三六四。
[23]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三七六。
[24]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三七七。
[25]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三七七。
[26]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六零七。
[27]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六一三。
[28]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六一三—六一四。
[29]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六一三。
[30]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六一八。
[31]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六一八。
[32]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六一七。
[33] 译注：《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十一节。
[34]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六一九。
[35]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六一九。
[36]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六一八—六一九。
[37]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三零八—三零九。
[38]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三零八。
[39]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三零九。
[40]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二四八。
[41]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四九二。
[42]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一四。
[43]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一四。
[44]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一四。
[45]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七三零。
[46]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二。
[47]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二一五。
[48]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二三一。
[49]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二三五。
[50]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二五三。
[51]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七三零。
[52]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七三二。
[53]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七三二。
[54]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七四零。
[55]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四。
[56]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一六三。
[57]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二三三。
[58]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二三三。
[59]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二四零。
[60]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四二一。
[61]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八。
[62]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十。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