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独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西〕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1975）

第三章独裁

　　一个特定的党的作用提供了区别的标准：在一个党进步时，它（根据民主集中制）起民主的作用；在它倒退时，它（在官僚集中制的意义上来说）起“官僚主义的”作用。在第二种情况的党纯粹是执政党，而不是咨询的党；根据法律意义来说，它是一个警察组织，而其“政治党”的名称纯粹是虚假的比喻。

——葛兰西

苏维埃样板的移植

　　改良主义在几乎全部第二国际政党取得胜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无疑把建立新型的马克思主义党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但着手进行这项任务的办法不止一种；应当选哪一种办法，与列宁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知道的。许多社会主义党的左翼分子认为，一开始把维持劳工运动中特别是在工会系统中产生的分裂视作根本问题，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是有害的。根据战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也根据战后年代的革命斗争，反对改良主义的政治思想斗争可以在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内部展开。另外一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同意列宁提出的立即建立新的政党的必要性，却认为只有这些政党真正扎根于各国的土壤中时，才可能组成共产国际。埃贝莱因代表德国斯巴达克同盟成员，在后来成为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时抱的就是这个态度。埃贝莱因说：“显然，建立共产国际是绝对需要的，但现在建立为时过早。只有当革命群众运动几乎遍及所有欧洲国家，各国共产党已经建立起来时，建立共产国际才成为必要。”^[1]埃贝莱茵表达了罗莎·卢森堡的观点，这种观点不仅是出于对现状的关心，而且还出于对共产国际会生硬地坚持布尔什维克党样板的担忧。然而十月胜利给列宁的巨大威望压倒了这两个集团的犹豫心情。最后，共产国际和它的各国支部在各个方面都与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的观念一致，不仅在世界革命进程方面，而且在需要哪一类型的政党方面都完全一致。关于第一点，我们在前面一章中，已经看到了列宁的观念的总特点，正是从这个观念出发，才产生建立共产国际的迫切需要，也就是建立革命的“世界党”。然而，为了正确评价这个观念是怎样决定着共产国际的结构和作用，光考虑其总的内容是不够的，必须深入到较具体的内容方面。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像对其他国家的许多革命者一样，俄国革命已详细和确切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理论只能在大概的轮廓方面加以预测的事物——革命进程的内部作用过程，斗争的形式，这些斗争形式之间的互相关系，等等。在俄国革命中，各种可以想象得出的斗争形式几乎都被结合起来了，从政治宣传和鼓动到武装起义和内战，包括政治罢工、政治示威和新的革命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战争都结合了起来。议会和工会的活动尽管程度有限，也在这多方面的经历中露了头角。俄国革命的决定性的斗争形式是议会之外的形式，而工会所起的作用是不值一提的。在十二年时间内（1905——1917年），所有这一切斗争形式结合起来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是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所产生的突变和一系列斗争形式的重叠。这就在客观上要求革命的政党能够迅速地改变其策略，灵活地把活动的形式变为另一种形式。
　　俄国舞台还表现了革命国家军队与反革命国家国内革命力量（政治集团和游击队）的联合作战。不应忘记，多亏德国在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前后的侵略，也多亏协约国的干涉，在原先沙皇帝国的广袤的土地上出现了好几个民族国家——以资产阶级政党或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其它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反对派为首的国家——在乌克兰、高加索、波罗的海地区等地都有。1918年10月列宁指示建立一支三百万人的军队，以援助世界革命，如后来1920年夏天红军向华沙发起攻势一样。列宁这指示就来自俄罗斯帝国内部曾经开展过的联合不同斗争方式的经验。还必须记住，在形成“联盟”之前（在这“联盟”形成后各组成部分的民族独立实际上已经消失），俄国革命就采取苏维埃民族国家联盟的构成形式，从中列宁和共产国际已看到了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原型。
　　布尔什维克党在一个巨大的多民族国家的条件下已经形成了。它是俄国的，乌克兰的，格鲁吉亚的，波兰的，芬兰的和在该国工作的其他革命者的单一的国际党——事实上，它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的“国际”。形式上说来，在党内国籍是不重要的；然而，实际上“民族的”和“国际的”因素之间的矛盾经常出现，俄国霸权已经潜伏着了。
　　这一类型的党所处的必须维持其团结和效力的环境——处于非法地位，受镇压，无产阶级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中处于少数，以及由于民族压迫而产生的离心倾向等等——这些是党的机构和工作方式具有半军事化特征的主要原因。内战的年代强化了这些特征，形成了一些习惯和方法，这些习惯和方法给后来党的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斯大林体系之所以最后会建立，离开了这个背景，就不可能理解。
　　把这个俄国模式作经验主义的概括，其结果就是把世界革命想象为一个包括已提到过的一切斗争形式的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也就是无产阶级国际军队各国支队的联合行动，该行动需要一个中央总参谋部，就像布尔什维克党为俄国革命所提供的那个总参谋部一样。我们在共产国际文件中所看到的军事术语，无非是这样看待世界革命及其组织和领导形式、战略和战术要求的语言上的表达方式而已。
　　正像布尔什维克党曾经组织由俄罗斯帝国各民族无产阶级参加的为建立俄罗斯联盟苏维埃共和国而采取联合行动一样，于是共产国际也开始成立了；如它的章程第一条所声明的，以便组织各国无产阶级的联合行动，把建立世界联盟苏维埃共和国，——如我们在前一章中所看到的，不是作为遥远的目的，而是当前就要实现的任务。
　　正像布尔什维克党曾经是俄罗斯帝国各民族革命者唯一的政党一样，共产国际建立后也就成为全世界革命者“唯一的世界党”；其执行委员会，即常设的领导机构，被赋予特别的权力。它的指示对各国支部来说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它可以开除集团的成员或属于任何国家的成员，或整个支部，它可以撤换一国支部的领导，甚至在违反大部分成员意志的情况下予以撤换，等等。在这些情况下，各国领导实际上只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授予它们的那部分权力。自上而下，建立了铁的纪律和最严格的集中制。同为“在目前激烈的内战时期，对于共产党来说，只要其组织尽可能地集中，铁的纪律奏效，党中央在党的全体成员信任、支持下有力量和有权威，有最全面的权力，才能完成任务”。^[2]“全面的权力”总是被理解为递降的权力：每个委员会对在其管辖下的委员会有无限的权力，而对领导它的委员会则毫无权力。
　　共产国际的建立过程对其最初就有的特征有着显著的影响。共产国际想当然地认为世界革命在不可阻挡地前进着，群众发动起来了，一切取决于能否组织一个对改良主义和折衷主义采取不妥协态度的先锋队，于是它一开始便采取严厉的手段以保证新的政党的纯洁性。这就是制订“二十一条”这个工人阶级运动历史中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方法的模式的用意所在。^[3]正如序言部份所说的，“二十一条”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实际上没有成为共产主义者”的集团和政党加入共产国际。辨别那些已经“在事实上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标准是完全无条件地接受这“二十一条”。这几点综合了上面已表达的党的观念，并坚持要立即清洗希望参加共产国际的集团和政党中的不忠诚分子，以便保证党的报刊、工会、议会团体、合作团体和自治地区的一切职务，党的领导机关更不在话下，完全由“事实证明为忠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员”来担任，同时一切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者和折衷主义者”都在清除之列。必须与一切改良主义和折衷主义组织，不管是政党还是工会立即彻底决裂。改良主义的工会国际，它在那个阶段包括西方大部分有组织的工人（将近二千万成员），被称为黄色组织，对这个组织，一切属于共产国际的党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各工会内部要广泛宣传与这个国家决裂的口号。
　　一方面，“二十一条”实际上意味着共产党员在劳工运动中制造分裂，而且是以一种机械的方式而不是通过政治思想教育过程来进行，那样做本来可以使劳动人民信服这个分裂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还意味着在共产国际各支部，以及在可能参加共产国际的新政党内开始实行一种内部清洗的做法，其根据就是在“可靠的和受过考验的”共产党员与受改良主义或折衷主义毒素影响的那些党员之间划清界限——而当时这两大类的大部分人都还只是朝共产主义迈出了第一步！
　　很多社会主义者和工会会员要参加共产国际，因为他们赞同俄国革命而且总的说来，他们拥护这个新国际的革命目标，但是他们不同意它的某些观点，特别是关于其结构和工作方法。首先，他们认为分裂劳工运动的政策是错误的，特别是在工会系统。“二十一条”把所有这些人，包括运动中许多有真诚的革命激情的优秀干部拒之于共产国际的门外。同时，许多与群众没有联系因而能很轻易向传统组织发难的人，纯粹由于能够表现出新入教者对于新教义的热情，便能俨然以“好共产党人”自居。在“二十一条”的影响下，总的说来，在共产国际在反对改良主义和折衷主义的斗争中所采取的方法的影响下，各共产党内一开始便表现出一种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在革命词藻的掩饰下使人看不到它脱离现实的实质。共产国际的成员们自以为在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榜样”办事，可实际上他们完全否定了那个实现十月革命并建立苏维埃国家的布尔什维克的精神。
　　那个党是在长期、复杂的反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政治思想斗争中形成的，是同俄国的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实际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它经历了1905年的革命，经历了以后的反革命时期，然后又经历了革命的新高潮，它通过了非法的和在沙皇俄国的议会中的斗争，在由盂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控制的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自己控制的苏维埃中起作用，又在政治罢工、起义和内战中经受锻炼，终于建立了这个党。这个在当时革命运动史上没有先例的经历造成了一个由知识分子和工人组成的核心，这个核心能够利用特殊形势夺取政权。
　　现在提出的要求是要一下子建立极端纯粹的布尔什维克党，而且其基础是在议会和工会活动中受过几十年改良主义精神培养的工人阶级，其中绝大多数曾经支持过那些同本国的资产阶级一起结成神圣同盟的“叛徒”领导人。就这个工人阶级所拥有的一些最新革命经验来说——主要是在罢工方面，——这些经验也提供了与俄国运动的经验不同的特征，例如，工会在西方起的作用比沙皇俄国的工会起的作用要重要得多。列宁完全知道布尔什维克党经历过的锻炼的复杂性（像他自己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强调的一样），怎么会采取以“二十一条”为象征的方法呢？我除了在前面一章中提出的解释列宁关于世界革命迫在眉睫的乐观主义的理由外，再也想不出其它答案。
　　直到第三次代表大会，“二十一条”似乎成了共产国际赢得工人群众和建立典范的共产党的“秘诀”。列宁对参加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意大利代表说：立即从你们党中驱逐改良主义分子，那么“工人群众会跟着我们走”。^[4]实践证明这种期望不符合欧洲国家的现状，即使是处于革命危机深入发展的国家，也不例外。
　　因此，与改良主义的这种决裂造成了与工人群众的决裂。除个别情况外，共产党仍局限于无产阶级中的少数派，有时是极小的少数派。^[5]而且，更糟的是在仍然忠宁自己组织的工人们看来，他们是对分裂工人阶级队伍负有责任的分裂者。他们的历史使命是——按当时流行的军事行话来说——为了共产国际的观点而去征服无产阶级的国际部队，以便把它变为革命的军队。但是他们一开始就把自己置身于这支部队的主力之外，把这支部队交给了改良主义领导人，并给后者提供了极好的证据以指控共产党人搞分裂、宗派主义以及无条件地服从远在外国的、不顾各国现实情况的领导中心等等。唯有俄国革命在工人阶级群众（即使他们已参加了改良主义组织）中激起的深刻同情，才给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挽回了一点“与改良主义决裂”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当革命的尝试在俄国以外到处碰壁时，社会党和工会领导人的言论和态度对大部分工人就变得更如有说服力。他们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改善我们的经济状况，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完成改革等等。而工人们根据经验知道，在这个方面，他们的传统组织曾得到良好的结果。
　　共产国际企图用名为“联合阵线”的战术来挽救时局，这主要是受“左派”共产主义的影响。然而，由于这个变化纯粹是战术性的，除了承认事态已有所变化，革命处于低潮外，没有任何战略上的考虑；又由于它对资本主义、改良主义根源等等问题缺乏根本的分析，它就使共产国际许多成员感到不能理解。他们的反应是容易理解的，因为这些共产党刚以与改良主义“叛徒”彻底决裂的精神建立起来，现在又被号召与同样这些“叛徒”建立统一战线。^[6]因此，共产国际的这个第一个“大转折”立即扩大了内部冲突，引起“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普遍出现。对于他们来说，“统一战线”战术把局部的目标摆到前面（代替直接推翻资本主义），包括利用议会等等，似乎就是恢复改良主义，是对革命和共产国际原则的背叛。
　　此外，虽然革命的退潮无疑在欧洲范围内是个事实，但在各个国家之间却有着巨大的差别。例如，在德国，形势仍然很混乱。1921年3月，共产党组织起义的企图无疑是一场冒险，但仍然不能排除严重政治危机的前景，正如1923年的事件所表现出的。在另外一些国家，如波兰和保加利亚，形势同样不稳定。在决定所有共产国际支部实行“总退却”时，共产国际的方针与各国的差异发生冲突，正像在1919—1920年中实行“总进攻”路线所发生的情况一样。结果只能是有害的，特别对最近新成立的尚无经验的共产党来说。因此，与1943年决议所声称的相反，在这“第一阶段”，来自权力无比的国际中心对各国共产主义方针的指导以及用以建立这些党的方法，与各国革命斗争的需要已经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早在这个时期，“俄国观点”也大大地影响着共产国际的方针，尽管它还不是用斯大林后来用的办法强加于人。正如1919—1920年之间，共产国际不惜一切代价发动进攻的路线是受到十月革命的生死存亡取决于它是否能迅速地扩大到西方去这一观点的强烈影响。1921年共产国际命令实行的总退却，主要是由于在俄国革命周围的国际形势中出现新的出乎意料的可能性，即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建立经济关系。当时，俄国国内形势严重恶化：由工人罢工、农民的联合抵制，尤为严重的喀琅施塔得的反抗等反映出来的社会经济危机，都要求必须实行退却。这个退却使党不会与群众脱离——新经济政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实施的。毋庸置疑，上面提到过的国际的和国内的两种情况，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有关苏联以外的革命运动问题的观点有着重大的影响。他们正是共产国际的实际领导人——就当时来说，主要并不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工作方法，而是由于他们在世界无产阶级中所享有的巨大的威望。

极端的集中制和俄罗斯化

　　共产国际成立伊始，这个把自己设想成一个领导和协调世界范围内大型革命斗争的机构，就不得不致力于指挥与具体形势日益紧密联系的活动，这种活动到头来，由于大革命的前景消逝越来越成了改良主义的活动。从一个建立在受包围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堡垒中的遥远的中心传来了关于各国政治形势详情的决议，制订了必须遵循的战术，而党的领导则依照他们是否愿意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规定的方针来决定任命或是更换。
　　这一权力无比的执行委员会与各国支部总参谋部之间出现的经常性的冲突；这些支部的内部危机，和大部分共产党的停滞不前甚至是实际上的衰退，反映了这个领导体制与各国国内现实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在1921年至1931年之间，共产国际会员数（除苏联党以外）不断减少。

1921年	1922年	1924年	1928年	1931年
887,745	779,102	648,090	445,300	328,716

　　在世界范围里，共产国际基本上是个欧洲组织。1924年，各大洲会员人数分布如下：欧洲为659,090（原文如此——译者注），美洲为19,500，亚洲为6,350，大洋洲为2,250，非洲为1,100。在欧洲（1924年数字），四个国家（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南斯拉夫）占已知数的五分之四——这意味着，在大部分欧洲国家中，共产党很小，而且只有很小一点影响。在美国也是如此。^[7]
　　当然，这样明显的衰退不能完全归咎于共产国际领导体制与各国国内现实要求之间的矛盾所产生的政治和组织影响，一方面也是由于客观条件的影响。有几个国家在战后的革命浪潮之后，建立了残酷迫害共产党的反动专政。尽管如此，低估最初提及的因素依然是很错误的。此外，反动专政是在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建立的，就是说在南部和东南部，在波兰建立的。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是合法的，但它们陷于停顿状态。而且除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外，党员数仍然很少。
　　共产国际领导人在理论上似乎很清楚：每个党必须把它的政策和工作方法适应本国的民族特点，他们在所有文件中都是这样提的。列宁逝世后几年内进行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运动还把这个要求包括在它的主要口号之中。但是共产国际的结构本身，其实际进行工作的方法，与这一把各国党的工作适应各国国内现实的需要却发生了激烈的矛盾——这在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中终究不得不予以承认。
　　在第二次至第六次代表大会之间，共产国际章程是按照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和执行委员会权力的要求进行修改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通过的章程规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对共产国际的各国支部都具有约束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要求属于共产国际的政党开除违犯国际纪律的团体和个人，它也有权将违反世界代表大会决定的政党从共产国际中开除出去。”第五次代表大会（1924年）强调，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是“强制性”的，并必须“立即”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撤销或修改各支部中央机构和代表大会的决定，并作出各中央机构必须予以执行的决定”。它可以将违反世界代表大会或执行委员会决定的党、集团或个人开除出共产国际。而且共产国际及其主席团有权“派遣全权代表前往各支部”，他们“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领导，并在行动上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负责”。他们“有权参加执行委员会派遣他们去的各支部中央机构和地方组织的一切会议。”在有关支部中央委员会召开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或集会上，他们可以“为了始终如一地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提出不同于有关支部中央委员会的意见”。在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上，章程起草委员会的报告虽然承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绝对不可能直接从莫斯科进行领导”^[8]，但也没有提出真正的权力分散的方案。后来在领导中心内部设立了许多“局”，以协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导世界某些地区的斗争（西欧、南非、东方等等）。这意味着大大地加强了由执行委员会支配的官僚主义机构。第六次代表大会还授权执委会向各国支部不仅派遣“特派员”，而且派遣“指导员”。这非但没有减轻共产国际结构极端集中化这一棘手的问题而是使它更为严重。
　　而且，要由基层提出改正共产国际的这一组织缺点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因为这些基层与各国的现实有直接的联系。由于共产国际这一机构继续起作用，它促使各国共产党的积极核心中最愿意顺从莫斯科中心的意志的那些人得到选拔。谁要是富于批判的精神谁就会被撤销领导职务。革新的创见是根本不可能被采纳的，除非是上面的意图。可是由于基层的唯唯诺诺，上层也就很难发现新问题以便及时抓住在发展中的变化。由于各国和地方组织唯命是从变得日益普遍，渐渐地他们递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消息和报导都反映了上级本身对事物的观点。类似现象在代表大会上也有所表现，代表大会的代表也就是通过上面已提到过的选拔过程产生的。“铁板一块”被提为原则之前在实际上早已确立了，而且，一旦被奉为原则之后，这原则就大大加强了实践中的“整体”性。久而久之，在共产国际各级组织中，从党的基层组织直至执行委员会本身，也包括各国支部的领导在内，政治性和理论性的讨论（后者变得越来越罕见）就退化为一种仪式，通过这种仪式，上级发布的真理，来自最高的真理源泉的真理，被传递到那些下层组织。这种仪式就其还能被称为讨论这点来看，其作用纯粹是行动方面的，它的任务仅仅是找出在特定情况下实施如此接受到的“路线”的最佳办法。
　　由于苏联的国家利益对共产国际的政策的影响日益增加。这个作用过程的歪曲性效果也就与日俱增。我们不必重复关于这点已讲过的一切，也不必预料以后会详细表明的关于共产国际一些最重要经验的东西，但是，强调指出从共产国际成立那一天起就存在着把它转变为苏维埃国家附属品的前提，是适当的，即使这个转变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多亏他们在其他国家共产党人的心目中享有巨大的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威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得以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主要负责职位，并因而得以任意运用后者所具有的特别权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设在莫斯科，这个机构的技术和财政来源主要依靠苏维埃国家。因此，俄国共产党在第三囯际能起的作用经常被人比作德国共产党在第二国际中起的作用。但这个类比只在大致上是正确的。在理论和政治方面，德国社会民主党确实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但它没有实际的决定权。此外，那时社会主义领导人都不会容许行使这种权力。1906年，考茨基写了一篇关于俄国革命动力的文章，列宁表示完全同意。列宁在这篇文章的俄文版序言中，强调了考茨基的功绩，并说所有国家的革命者需要这个运动“权威”的帮助；但他立即补充说正因为这种权威对扩大战士的眼界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工人政党中决不容许妄图从旁边、在远处解决当前政治中的实际而具体的问题。每个国家进行直接斗争的先进的自觉的工人集体，永远是解决所有上述问题的最卓越的权威。”^[9]
　　不过，共产国际自己——以及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苏联党却担当了这个“决不容许”的角色。只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坚持忠于马克思和列宁所主张的世界革命理论纲要，那么俄国革命就会被看成是服从于世界革命的因素，并有助于使共产国际的政策带上国际性的色彩——即使在这个时期，这个“决不容许”的角色给各国支部的政治活动和内部事务的各个方面造成了消极的影响。但是，我们看到，“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把苏维埃国家的安全看成是世界革命头等要事，而且结果导致各国运动的利益要服从苏联的国家利益。从那时起，苏联政府的外交政策的需要在共产国际作出关于战略战术的决定时影响更大，同时对共产国际内部事务也日益予以控制。俄国共产党内部问题发生时情况也是如此：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布哈林主义等的斗争，玷污了共产国际整个生涯，在各支部引起了危机和分裂，而各国的现实情况证明这种危机和分裂是不正当的；还削弱了各国的革命运动和国际革命运动。1926年，葛兰西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警告信，他在信中说：“今天你们是在冒险摧毁你们自己取得的成果，你们正在倒退并甚至会完全丧失苏联共产党在列宁指导下所取得的领导地位。看来由于你们专注俄国问题，你们就看不到这些问题在国际上的影响，也忘记了你们作为俄国战士的责任只能和必须在考虑到国际工人阶级利益时才能完成。”^[10]斯大林与这条道路背道而驰。他坚决把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包括在“俄国问题”的范围之内。

独裁的路线

　　我们已经看到，列宁主义关于作为共产国际的榜样的革命政党的结构和作用的观念，是俄国革命的极为明显的产物，它适合于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不得不克服的那种困难。在那种落后国家里，农民占压倒多数，没有民主传统或民主的制度。然而，正如罗莎·卢森堡很清楚地看到的，这个观念的本身就倾向于独裁主义、领导专政、清一色的官僚主义体制——倾向于能以“独裁”一词概括的现象。^[11]
　　然而，这个倾向一直到列宁在世的后期都遭到另外一些强大因素的反对。首先，波澜壮阔、轰轰烈烈和丰富多彩的俄国革命的进程在布尔什维克党的身上打下了烙印。这是一个培养具有坚定性格的革命知识分子的过程，他们有尖锐的批评精神，是哲学和政治传统的继承人；这一点使他们能够根据俄国实际情况吸收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集团的历史记载着频繁的冲突、争论和辩论，暴露了以极端中央集权主义与军事纪律的倾向为一方，以党的激烈的理论政治生活为另一方的长期紧张关系。列宁的独特的个性，就是把科学的严肃性与斗争的有效性以非凡的形式结合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抑止这种严重的紧张关系，保持党的统一。在内战时期，那时共产国际已被建立，还是保持讨论自由、倾向自由、甚至派别自由。在共产国际内，该机构所固有的“独裁”冒险遭到来自布尔什维克党的批评精神和自由讨论精神的反对，这种精神也正是参加共产国际的欧洲社会党的左翼支部的特征。随着俄国革命进入建设阶段，这种“独裁”的倾向开始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就像在共产国际中占优势。在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压力之下，党内斗争空前加剧。列宁试图用贯彻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通过在党内和苏维埃内的公开和无约束的辩论——来解决问题。可是，到头来——无疑是由于形势的严重性——他采取了在党内史无前例的措施，即是，正式禁止派别。列宁在通过这项措施的党的代表大会（1921年的十大）上的讲话表明：他把它看作由于形势所迫所采取的临时性的措施，而不应把它提髙到原则的地位，后来斯大林是这么做的。^[12]不过，这毕竟是靠拢“原则”的第一步。禁止派别，接着便是禁止倾向，最后则是禁止思想，不管情况多么个别，只要对斯大林的政策和观念有怀疑的话，都在被禁之列。托洛茨基在1921年用辛辣的嘲讽的手法评论共产国际所到达的局面时写道：“我们知道，现在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绝对正确的，那就是组成‘总路线’的思想和行为；另一种是绝对错误的，那就是偏离这条路线的思想和行为。当然，这并不说明今天是绝对正确的东西，明天不会成为绝对错误的。”^[13]
　　这种做法最严重的一个表现，便是在党的出版物中从此再没有与官方标准不一致的意见了。在前一阶段，尽管存在着共产国际的中央集权制和独裁主义的统治，可是在共产国际的报刊和其他出版物上却能阐明相反的意见。第六次代表大会后，这种现象便日渐减少。共产国际和苏维埃国家一样，也建立了审查制度。对这种制度，年轻的马克思当时对普鲁士的审查制度的批评完全适用，恩格斯在1891年当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提出有权审查考茨基编辑的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时所作的愤怒的批评也完全适用。恩格斯愤慨地说：“在德国社会主义科学摆脱了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法以后，又要把它置于一个由社会民主党的机关自己炮制和实施的新的反社会党人法之下，这实在是个绝妙的想法。”^[14]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官僚这一“绝妙的想法”被斯大林的官僚主义在苏维埃社会和在共产国际组织中运用时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苏联历史学家一般把第三国际看成是马克思对于怎样才是一个革命国际的观念的正确的化身。这种看法实在是很错误的。例如，谈到他自己领导的国际可藉以制订出共同的理论纲领的方法时，马克思指出：

　　“由于每个国家工人阶级的各种队伍和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所处的发展条件极不相同，它们目前所达到的发展阶段也不一样，因此它们反映实际运动的理论观点也必然各不相同。
　　“但是，国际工人协会所确定的行动一致，由各个全国性支部的机关报刊所促进的思想交流，以及在全协会代表大会上进行的直接的讨论，应当逐步导致一个共同的理论纲领的形成。
　　“因此，批判地审查同盟的纲领并不属于总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研究这个纲领是不是如实地反映了无产阶级运动并不是我们的任务。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只是要了解，它同我们协会的总的方向即工人阶级彻底解放有没有什么相抵触的地方。”

　　这里提及的“总的方向”，根据上下文，意思是承认阶级斗争的原则。在别处马克思说道：“在国际的章程中……提到追求共同目标、承认同一纲领的‘工人团体’，这个纲领仅限于指出无产阶级运动的基本路线，而从理论上阐明这些路线，则要在实际斗争需要的推动下，在容纳一切色彩的社会主义信念的各个支部内；在它们的机关刊物和代表大会上，通过交换意见加以实现。”^[15]
　　这可能会遭到，而且也时常遭到上述历史学派的反对，以便说明“差别继续存在”——说第三国际赖以诞生，必须从事工作的条件都不同于第一国际或第二国际的条件。确实，这些条件是不同的，但没有不同到影响决定釆用马克思所推荐的方法的深刻理由。不同工人阶级支部所处条件的差异，理论上的阐明必须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并把交换意见以及在所有支部的刊物上自由发表意见作为原则——这些才是决定的因素，从方法论观点来看，这些因素在第三国际时代和在第二或第一国际时代恰恰是同样绝对的。实际上，所涉及的问题是制订革命理论和革命政策所需的基本条件，这些理论和政策不是教条主义的，而是与实际运动的要求相一致的。
　　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认为的革命政党在国际和国内应该是怎样的一个党的观念完全相反，共产国际日益根据斯大林的启示，在党的工作和党的统一方面，引进了官僚主义的观念——不仅在政治和组织上，而且在理论上也都如此。统一被认为就是意见一致，就是独裁。托洛茨基说，“这个意见一致是党的特殊力量的象征。在革命运动史中，何时何地有过这种无声的‘独裁主义’呢？……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全部历史是内部激烈斗争的历史，通过斗争，党确立了它的观点，制订出它的方法。1917年，党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年，它的编年史就充满着剧烈的内部斗争，夺取政权后头五年的历史也是这样，尽管如此——没有产生分裂，也没有为了政治动机而进行大规模的开除出党，……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天这个可怕的‘独裁’，这个具有毁灭性的意见一致，把不恰当的领导人的每一次心血来潮变成一个大党的金科玉律呢？不容争辩，因为，正如罗特·法哈纳所解释的，‘在目前情况下，我们需要的是行动，而不是言谈’。多么可憎的虚伪！党必须完成‘行动’，但事先对行动的讨论却必须放弃！”^[16]
　　这里，托洛茨基指的是德国共产党，但他的论点对共产国际任何一个支部乃至对共产国际本身都是适用的。他指出，过去，直到列宁逝世之前，在布尔什维克党中不存在这个可怕的“独裁主义”，这是对的。但他没有看见那时已经存在着的某些征兆。这就是他之所以教条式地坚持过去那段时期的原因，对他来说那段时期体现了党应该是怎么一个党。
　　黑格尔说：“政党内发生了争执，似乎是党的不幸；但相反，这正是好运的象征。”然而，要领会这个真理，必须从党是什么这一辩证观点出发，而斯大林的观念的基本错误正好是抛弃了这个辩证观点。在斯大林看来，党发展中固有的矛盾必须通过行政的和官僚性质的手段来解决。为了使这些“解决办法”得到成功，“党的团结”必须被提高到神话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神话就在于把“党的团结”看成最髙利益，必须“像保护眼珠一样”保护这个利益。这个思想上的理由既简单又肯定能生效，因为它是用常识来说明问题的：如果党不具有“铁的纪律”，当它和一个强大的敌人作艰苦斗争时能取得胜利吗？因此，为了党的团结牺牲一切可能引起意见分歧的政治性或理论性的讨论难道不应该吗？因为意见的分歧可能变为倾向，倾向可能变为派别，派别可能导致分裂……这个弊病必须在萌芽状态予以消灭。少数人接受大多数人的意志还不够，还必须取消少数派。如果出现了分歧，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不够的（这个多数一旦在这机构起作用，就总是看领导的眼色行事），还必须和大多数人想法一致。独裁就是这样臻于完善的。于是，不仅行动上的分歧，而且思想上的分歧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实质上，这就是共产国际在三十年代所实施的思想和组织纲要。它的逻辑有助于确立这样的思想，即肩负改造世界重任，号称坚持最先进的社会思想意识的革命者，其主要的美德即是不会思考。
　　希特勒执政后，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威胁，以及侵略苏联的危险，提供了支持“独裁”的形而上学的有力论据。“任何企图用某一种派别活动分裂我们队伍的坚强团结的人，一定会感觉到列宁和斯大林经常教导我们的布尔什维克纪律意味着什么”，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所作的闭幕词中是这样威胁地说的：

　　“这要成为对个别党内那些少数人的警告，他们认为可以利用他们党的困难，他们党遭受的失败的创伤或猖狂的敌人给他们党的打击，来实现他们的派别计划，进一步谋求他们自己集团的利益。但是党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像保护眼珠一样维护布尔什维克党的团结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最主要最高的原则！”^[17]如果我们注意到季米特洛夫亲自做出了不仅在党内，而且在一般工人阶级运动中必须维护团结的榜样，当时在苏联正在进行的“反对人民的敌人，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特务、政治上的异端分子和法西斯主义代理人的无情斗争”，那么上述警告和它实施的方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8]这样，恐怖和谎言变成了维护共产主义运动甚至一般工人阶级运动的“独裁团结”的模范方法。

　　现实运动的辩证法要对独裁的形而上学进行更为残酷的报复。第一个受害者便是共产国际本身。荒谬的是这个独裁最受推崇的时期正是共产国际变为斯大林和各国共产党的障碍的时期。首先，我们已经看到，这是因为它妨碍了苏维埃国家与“民主”的资本主义列强面对纳粹侵略的危险订立外交协定。第二，因为在国内范围来说，它使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以及资产阶级的反法西斯的部分之间成立的联盟在政治上感到为难。第三，由于头两个因素的出现，使迄今为止一直抵制承认的历史上最重要的第三个因素，即在世界范围内不能依靠极端中央集权化的体制来领导各国革命运动。其思想意识上的先决条件不复存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是因为以前未存在过矛盾，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共产国际领导人就开始意识到这种不可能性。这点陶里亚蒂后来不得不承认。换言之，一种制度上的，结构上的，确定的独裁形式已宣告：它与国内因素——包括俄国国内因素和其它各个国家的国内因素——已发生矛盾。然而，根据前面已提到过的情况，矛盾的性质是不同的，这要看所牵涉的是不是俄国的国内因素，对这个因素共产国际处于从属的地位，要是所牵涉的是其它国家的国内因素，对于这种因素，共产国际则是一种从属的工具。第一个方面当然是控制共产国际的关键方面，第二个方面仅仅是补充性的。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国际的解散只是部分地满足了革命运动中非俄罗斯国家国内因素的原因。由于斯大林的独裁体制，以其他的形式保存了下来，非俄罗斯国家国内因素仍然得从属于苏维埃国家的利益。
　　如果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起，共产国际领导人就知道国际中心不可能领导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并且如果知道希特勒执政后，共产国际的存在成了苏联新外交政策的障碍，那么为什么不在那个阶段就解散共产国际呢？根据威廉·福斯特的证言，第七次代表大会前夕，在共产国际领导集团中确实曾经考虑过这个意见。
　　“促使共产国际的”“现存形式”成为过时的最基本的因素之一，是苏联在三十年代中期以人民的世界保卫者的身份大显身手。在这之前，苏联主要是采取守势，由共产国际领导世界斗争。但在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严重威胁逼近之时，苏联在世界舞台上作为它的主要敌手上前迎击，这就赋予其一种世界反法西斯主义力量的政治领导地位。这一点曼努伊斯基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得很清楚。他说：“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由于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斗争，‘苏联成了世界人民注意的中心，成了团结各民族、各国、甚至是各个关心维护世界和平的政府的中心。’因此，第七次代表大会前夕，在共产国际活动的最髙权力机关中所进行的讨论，已经指出了苏联作为和平和民主的伟大的保卫者所起的新的积极的世界性作用，将促使共产国际的世界政治领导成为过时。”^[19]
　　这一段话不仅告诉我们，在1935年已把解散共产国际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且还告诉我们解散的目的——除适应苏联外交政策的当前需要外——并不是废除共产主义运动的任何中心，而是让那个与已经长期担任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领导的中心继续存在使之不受对它有危害的中间机构的影晌，这个中心就是苏维埃中央。
　　然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并没有决定在1935年解散共产国际。总有一天苏联的档案馆会告诉我们促使他们推迟这一行动的确切动机；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我们还只能猜测。也许他们认为在“新的战术方向”时期有一个准备阶段是有用的，以便利用共产国际机构来克服那些可能的来自某些国家支部对解散的阻力。在季米特洛夫报告的一些段落中，正像我所引用过的那段一样，使人们作出这种假设：也许苏联领导人担心，如果他们拋弃已深深扎根于共产党之中的纲领性主张，再加在莫斯科对布尔什维克“老赤卫队”进行的可怕的清洗和“审判”所产生的影响，会使许多共产党员把共产国际的解散看作是彻底排斥列宁所创立的世界革命运动所代表的一切。也许他们还担心这会引起一场危机使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们建立第四国际的企图得以实现。^[20]还有一个假设也似乎是有道理的，即面临着威胁的暴风雨，斯大林在外交政策方面不是只打一张牌。他从来都没有排斥过与希特勒德国取得妥协的可能性，正像他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已经取得的妥协一样。同那些与第三帝国为敌的资本主义国家结成联盟只是几种可能的办法中的一种，再没有其他意义。从希特勒执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在公开发表的声明中，显然是非常谨慎地玩弄他的这两张牌的。只要两种选择一种都没有真正实现，共产国际就能继续充当对世界赌场施加“压力”的有用工具。总之，在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共产国际已是苏联外交政策的障碍，不过并未失去全部的使用价值。它还不是最后的障碍；到1943年它才成为最后的障碍。

注释

^[1] 引自B·拉兹士和M·德拉什科维奇合著的《列宁和共产国际》第1卷第61页，斯坦福出版社1972年出版。
^[2] 德格拉斯选编：《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第171页。
^[3] 文件的正式标题是：《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见上书第168—172页。
^[4] 列宁：《关于意大利问题的演说》（在1921年6月28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455页。
^[5]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在人数上的确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在1913年和1919年之间，德国有组织工人的数字从四百万增加到一千一百万；英国从四百万增加到八百万；法国从一百万增加到二百五十万；意大利从将近一百万增加到近二百万；奥地利从大约二十五万增加到八十万（这些是大概数字）。改良主义的或非政界的领导人对绝大部分工会会员仍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1918至1924年间，在上述所有国家中进行了选举，这些选举可能是在比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后来进行的几次选举具有较大的资产阶级自由的条件下进行的。选举结果明确说明了工人阶级内部在传统的社会党与新的共产党之间的力量和影响的关系：

国家	选举日期	政党	票数（大概数字）
英国	1918年	工党	2,200,000
英国	1922年	政党	4,300,000
德国	1919年	多数党社会党员	11,500,000
		独立社会党员（中间派成员）	2,300,000
德国	1920年	共产党员	400,000
		多数党社会党员	6,100,000
		独立社会党员（中间派成员）	5,000,000
法国	1919年	社会党员	1,700,000
法国	1924年	社会党员	1,700,000
		共产党员	900,000
意大利	1919年	社会党员	2,000,000
意大利	1921年	社会党员	1,500,000
		共产党员	300,000
奥地利	1919年	社会党员	1,200,000
奥地利	1920年	社会党员	1,000,000
		共产党员	22,000

（上表转引自拉兹士的著作《列宁和第三国际》第249——250页）。

　　据阿瑟·罗森堡的说法是（引自他的著作第166—167页）：“1919至1920年期间，大部分欧洲工人支持第三国际”。这个估计与上述数字或者与革命斗争的结果不十分一致，但是它确实也有一点道理。很大一部分工人赞同新的国际，他们把这个国际看成是代表着俄国革命；但他们既不同意它对形势的看法，也不接受它提出的方法——特别是“二十一条”。毫无疑问，罗森堡在说下面一番话时指的是上述情况：“由于意见分歧，以及他们排斥大部分工人阶级，共产党人再一次发现自己处于少数。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得到一部分未转到第三国际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增援，实力得到加强，所拥有的会员数大大超过德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人于1921年又一次获得大多数英国、意大利、瑞典、丹麦、荷兰、比利时、奥地利和瑞士工人的支持。共产党人只是在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挪威才真正得到有组织工人的支持。共产主义得到波罗的海与巴尔干国家，如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政府的有力支持。受西班牙大多数工人支持的工团主义者脱离了第三国际……共产主义在非欧洲国家几乎不存在了。”
　　在已经引用的他那篇关于共产国际的文章中陶里亚蒂说：“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决裂比与社会民主主义决裂容易得多。”但是关于达到这种“决裂”的办法他却没有得出批评性的结论。

^[6] 这次“转折”开始于1921年6—7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因为……关于“工人统一战线”的头几个论点，共产国际执委会直到那年年底才拟就，并在12月举行的全会上得到批准。

^[7] 引自埃尼·克里格尔的《工人国际》一书，1970年，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12—113页。随后一段时期，在希特勒上台之后（人民阵线时期），合法政党的党员数增加了一些，特别是在法国和西班牙。然而，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数字（785,000）似乎是出乎意外的。考虑到当时德国共产党的瓦解，再加在1934年及1935年上半年武装斗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所遭受的巨大损失，其结果是党员数从1933年10月的300,000人下降到1935年上半年的30,000人。苏联历史学家B·M·列依布宋和K·K·希丽尼亚，在他们1965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一书中第一次表示不相信这个官方数字。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遭到损失的数字必需从这些数字中扣除掉。那样的话，共产国际成员数（除苏联党外），在第七次代表大会时期应该是500,000人左右。

^[8] 引自《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速记稿》，1929年，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出版，第五部分第109页。（要参阅上面引用过的第二次和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文件，见上面提到德格拉斯同书第1卷第165页，第2卷第119—120页。）

^[9] 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398页。

^[10] 引自G·费奥里的《安东尼奥·葛兰西》，1970年，伦敦新左派书籍出版社出版，英文版第124页。

^[11] 针对列宁在《怎么办？》和《进一步，退两步》中所作的关于党的学说的系统的阐述，罗莎·卢森堡立即对它提出了批评。1904年她发表在《新时代》上的论文《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在理论上对列宁的观点作了直截了当的批评。在该文中，她提出的意见是一针见血的：“把喜欢某种特殊的组织形式的倾向，例如地方分权主义，说成是机会主义，像列宁所做的那样，是根本不了解机会主义的本性（见罗莎·卢森堡的《政治著作选》，1971年，纽约霍华德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第300页）。在同一文章中，她指出了极端中央集权主义对党的政治活动的消极作用：如果照列宁所希望的那样，把具有消极性质的如此绝对的权力赋予党的领导机关，那么我们恰恰是把这么一个机构所固有的保守主义加强到危险的程度。如果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不是由中央委员会，而是由全党，或更确切地说，是由整个运动制定的话，那么党的各级组织显然就需要有行动自由，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发挥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以及利用形势所提供的一切办法。但是列宁所主张的极端集中主义充满了监工的缺乏独创的精神。那不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精神。列宁所关心的主要并不是使党的活动更有成效而是控制党——是缩小运动而不是发展运动，是束缚运动而不是使它一致起来（引自罗莎·卢森堡的《政治著作选》，1972年伦敦罗伯特·卢克，乔纳森·凯普编第103—104页）。

^[12] 梁赞诺夫建议在关于“团结”的决议中明确规定，再不能在党的各个团体或个人提出的政治纲领的基础上选举党代大会的代表了，就像第十次大会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列宁用下列论点反对这个修正：“我认为梁赞诺夫同志的愿望可惜是不能实现的。如果在根本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我们决不剥夺党和中央委员向全党申诉的权利。……本届代表大会对下届代表大会的召开，不能加以任何约束，……如果关于统一的决议和革命的发展使我们团结起来，也就不会再因为政见不同而召开代表大会了。我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的所得到的教训，决不能够忘记。但是，如果发生了根本分歧，是不是能够禁止把分歧意见提交全党来裁决呢？不能！这是过高的愿望，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我提议加以否决。”（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247——248页）列宁用辩证的方法看待这个问题。不同纲领的集团，换言之，不同的派别是否要出现不是由法令可以决定的事情。问题在于运动的真正发展，不论是否出现重大的分歧。如果出现，解决的唯一办法是在党内进行公开讨论。
　　列宁关于在有重大分歧时，讨论应如何进行的意见也是很有益的，“需要全体党员十分冷静和极其细心地研究：（1）意见分歧的实质，（2）党内斗争的发展。这两个问题都需要研究，因为争论的实质是在斗争过程中展开、明朗化和具体化（并且常常发生变化）的，而整个斗争过程总是包含着不同的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在各个阶段上，参加斗争的人和参加斗争的人数都是不同的，斗争中的立场也是不同的，等等。这两个问题都必须研究，同时还一定要有能够从各方面进行检查的最精确的印刷文件。谁完全相信口头上的话，那他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十足的傻瓜。”（《列宁全集》第32卷，第26——27页）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在派别斗争方面的伟大专家在发言。但列宁逝世后有人却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想把共产党员变成这种“不可救药的十足的傻瓜”。

^[13]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引自《托洛茨基选集》第113页。

^[14] 恩格斯1891年2月23日致考茨基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490页。

^[15] 这些段落的前一部分引自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93页；后一部分引自马克思：《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36页。

^[16] 引自托洛茨基的《反对民族共产主义》（1931年，见《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斗争》1971年，纽约，探索者出版社出版，第110页。）

^[17] 引自《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文集》，第558页。

^[18] 季米特洛夫：《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1937年11月）见《文章和演说选》，1951年伦敦劳伦斯和维沙特出版社出版，第184页。在三十年代后半期，斯大林发动反对布尔什维克“老赤卫队”以及反对千百万苏联公民的恐怖运动时，若干侨居在莫斯科的欧洲共产党领导人和官员，代表其各自的共产党或为共产国际执行任务，这些共产党员是在法西斯主义或反动统治（德国、意大利、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等）下在非法的情况之下进行活动的。但斯大林以他们与托洛茨基主义、布哈林主义等等有交往或有同谋关系为借口，也对他们进行了镇压。这些受害者总是被指控为自己国家的警察当局和为各个资本主义的特务机构服务。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八次大会上，曼努伊斯基甚至声称波兰共产党已被秘密警察所渗透，正像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共产党所发生过的一样（1939年第十九期《世界新闻和评论》第382页）。在被斯大林秘密警察谋杀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员中，有两个是党最早的书记费里浦·费里包维也（即波斯戈维也和西玛·马尔科维也），另外还有约西普·塞津斯基（即高基也），他在1937年任职。那一年，除约瑟夫·布罗兹·铁托外，全部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被肃，共产国际就委派铁托建立新的领导机构（见拉兹士的《欧洲共产党》一书，1956年，巴黎金岛出版社出版，第145页）。波兰共产党受到的损失最大。K·S卡罗尔在他的《波兰的缺点》（1959年，伦敦麦吉朋和基伊出版社出版，第49——50页）一书中作了下列记载：“1938年1月，在苏联的全部共产党员被捕并立即被枪决。阿道夫·瓦尔斯基，七十一岁的工人阶级运动的老战士，列宁和罗莎·卢森堡的朋友，退出政治生涯已有多年，竟是第一个受害者。朗斯基尽管被认为是波兰最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威拉·柯茨塞瓦，当斯大林被流放西伯利亚时，曾和他在一起，还有亨利克·瓦来基及其他人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斯大林唯恐杀人不尽，特地从西班牙召回其余波兰共产党领导人，他们正在第一国际旅中战斗——这个旅以巴黎公社的波兰英雄贾罗斯劳·东布罗夫斯基的名字命名，其领导人普罗兹尼亚克，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勃朗特勃龙科斯基，勃龙斯基和许多其他人都征召前来送死。数以百计的较次要的领导人被放逐到北极圈的集中营去……1938年4月，共产国际正式宣布波兰共产党解散，因为它“已被间谍托洛茨基分子和工人阶级其他敌人所渗透”。一切活动奉命解散，并受到郑重警告：任何企图重建党的活动将被视作挑衅。在长期的残酷斗争中，皮尔苏茨基政权所未能实现的事，共产国际在几小时内就实现了；波兰的极左派，作为有组织的力量便这样消失了。”同时被枪决的还有德国、意大利和其他外国共产党员。

^[19] 引自《福斯特选集》第439页。

^[20] 第四国际于1938年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