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转向的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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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转向的巨头

1　一国社会主义者佐野学
　· 上海逮捕的一幕
　· 由莫斯科到上海
　· 声明转向
2　工人出身的锅山贞亲
 3　由警察变成斗士的三田村四郎
　· 一百八十度转变
　· 坚不屈节的爱妻房子
　· 开枪拒捕终于就缚
4　“重建共产党”的田中清玄
　· 弃家投共
　· 狱中结婚
5　民主前卫同盟的风间丈吉
　· 非常时的旋风
　· 狱中的自我批评

1　一国社会主义者佐野学

　　日本曾有过一个所谓“转向时代”的名词，若要重写一部日本社会运动史的话，转向者的特殊立场是不能忽视的。日本共产党两巨头佐野学和锅山贞亲，在狱中声明所谓“转向”以来，其影响极大，产生许多追随者。据一九三三年官方发表的统计，全国思想犯，未决者一千三百七十人中，转向者达四百十五人，既决者三百九十二人中，转向者有一百三十三人。但同样称为转向，性质各有不同，如河上肇表示不放弃主义而停止行动；如佐野学和锅山则变成“一国社会主义者”，转变理论方向，主张新的运动形态；更有在理论和行动上都抛弃马克思主义而转向的；有的甚至转向宗教。
　　但凡事必有其主要路线。无论何种形态，若离开了主要路线的立杨，就不能成为主流。所以只有不转向者，才能说是不变节者。不过，如果时代的重压没有那样的残酷，转向者的面貌没准大不相同。尤其是关于天皇制和战争论方面，更觉其然。我们现在不必像从前那样议论纷纷，不妨冷静的加以检讨一下。

上海逮捕的一幕

　　佐野在三一五事件前，逃出东京，三月十三日到了上海。他在上海由渡边政之辅处获悉大搜捕的情报，就起草一道指令，图谋恢复己被破坏的党机关。正值当年五月发生济南事变，在事变前，他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的第六次大会，和党代表市川正一、山本悬藏、高桥贞树等，被推为执行委员，报告了重建日本共产党的状况，他在海外活动，奔波忙碌，既不知道三一五事什后，接着旋风般袭来了四一六事件，也不知道市川正一回国后已经被捕。
　　警视厅方面，百般设法侦查其行踪，但其去向，杳如黄鹤，毫无线索，只好布置天罗地网，虎视眈眈，伺机逮捕。翌年（一九二九年）特高课员们，忽然想起她和大冈山的市川正一家里，恐怕有什么联络，便派员驻守其家。果然某日投来一封暗号信。内称：“请速由日本派遣代表出席上海共产党大会。”约定的日子，是六月十日。警察当局，欣然色喜，以为有办法了。特高课劳动股长浦川和巡查长藤生、中原两人，立即冒充日本共产党员，五月二十八日由东京起程前往上海。到约定的那天，浦川股长等，着中装，在南京路大东旅馆门口守候，从下午二时等到四时，终不见佐野到来。他们一行疑为或者是信尚未收到，不免着急，密谋结果，急电东京警视厅。他们冒充共产党员，用很妙巧的手段，终于和佐野取得联络，结果约定在六月十六日和佐野会见。这是佐野约定的。
　　浦川股长等冒充共产党员，右手拿着香烟，左手抱着以英文报纸包裹的书籍，于当天下午三时行抵约定地点中央大旅店的会客厅。香烟与书籍，是他们“约定”的记号。果然佐野学，着西装，也是右手拿着香烟，左手抱着厚厚的西方书籍，如约而至。他满以为是日本共产党的派遣员来了，自然没有戒备之心。但一见面，浦川股长开口就是一句：“我们是警视厅派来的！”很有魄力的佐野，至此大吃一惊，面色顿时变青，呆若木鸡，哑口无言。双方胜负，已决于这一瞬间。他就被驱入汽车，送往公安局，羁押侦讯后，八月底引渡押解赴日。

由莫斯科到上海

　　佐野学出自名门，生于丰后臼杵的世家，后藤新平的女婿医学博士佐野尨太是其兄长。他为早稻田大学教授金子马治所赏识，而当东床之选。他在第七高等学校时，虽常买醉于花街柳巷，但其性格却很朴实。入早稻田大学后，即与东京帝大的“新人会”发生联系，一九一七年毕业于政治科后，复入大学院继续研究，后曾服务于“南满铁路”的调查课，不久即被早大骋为经济原论和经济史的讲师。为继大山郁夫之后的名教授，集学生的人望于一身，在大学内外，发起反军事教育运动，并指导许多前进的学生团体。
　　一九二二年七月，他受荒畑寒村劝诱，加入日本共产党，就被举为常务委员。翌年六月发生的所谓第一次日本共产党事件，是因为他寄存于同志涩谷处的秘密文件被警视厅没收，才引起这次大搜捕，是很有名的一件事。他幸于该事件之前，脱离日本逃往海参崴。关于其逃亡之旅，据说有许多侦探小说似的插话流传当时。他于五月下旬某日，忽然不到早大的讲堂，深夜去九段公园托人寻得一套步兵中尉军服，冒充军人，逃出国外。
　　他以海参崴为基地，和荒畑寒村等继续活动，不久即赴莫斯科，任共产国际东亚部部员。他在苏联的生活，使他恢复了青年时代的热情，受到极深刻的影响。他在苏联一直逗留到翌年九月，其间曾列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并曾与苏联民众，共尝大饥馑后的凄惨生活，苏联优秀的劳农艺术家中，他也结识了很多知己。他常在充作大会会场的莫斯科国立大剧院的一角，在华美的苏联歌剧的休息时间，想到喜欢看戏的老母和终日感觉寂寞的爱妻幼子，当不止一次了吧，他这种家庭爱，后来在三一五事件公审时，使他心里产生怅惘感，那时他在共产主义大学教日本社会史。
　　一九二四年九月，他受到重建日本共产党的指令，先赴上海，仲野学潜入上海的情报，传到东京时，日本警察当局，非常兴奋，他在上海和朝鲜共产党领袖吕运亨来往，躲在旧法租界，和日本国内的同志，互通声气，时相连络，极力反对解散日本共产党，颇为活动。一九二五年一月，和工会国际本部协议结果，决定了《上海斗争提纲》后归国，与荒畑寒村、德田球一等，确立共产主义者集团，任中央委员，但不久即行自首，被虏监禁十个月，但执行三个月后，翌年一月一日出狱，由此充任《无产者新闻》主笔，开始了他纵横的活动。他的转向曾震骇一世，影响力很大。但他坚守《无产者新闻》的阵地，竭力指导左翼论坛，最后矫正“福本主义”的谬误，所负任务极为重要。《无产者新闻》的目的，是在宣传其后组成的秘密结社日本共产党的政策方针，对于合法的无产阶级政党，本来仅极力支持大山郁夫的劳动农民党，等到普选空气最热烈的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五日，他忽然在《无产者新闻》上，开始提倡《一切劳农政党的大同结合》。这个大同结合的问题，掀起了很大的波浪，他所以作此主张者，乃是根据是当共产国际批判日本无产阶级运动的《二十七年纲领》。该提纲对“山本主义”和“福本主义”，都曾加以批判，已述于前。
　　佐野于是对“福本主义”的错误，一一加以指摘。福本的偏左理论，企图将日本无产阶级运动的一切历史成果，在“扬弃”名下，一笔勾销。佐野在当年十一月发表的《读共产国际的批判》一文中曾说：“福本氏欲将日本无产阶级运动的一切历史成果，一笔勾销，不能不说是根本的过失。无产阶级运动也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物，由前代遗留下来的历史成果，必须加以维持而使之发展，而福本氏所谓‘扬弃’，并非将前代的历史成果加以批判而后吸收的真正‘扬弃’。尤其是群众团体曾根据福本氏的理论，实行了种种‘扬弃’，这是很明显的。”又说：“我从来对于以福本的理论为基础而展开的实际运动，虽常认为有种种偏向与缺陷，但仍不惜予以支持。其第一理由，与福本极端相反的山川一派的大众主义理论根本就是一种反革命理论，并且失去了重要的革命灵魂，反之，由福本的理论发展出来的实际倾向，则确曾含有最斗争性的成分。据我所知，日本无产阶级运动的最活跃分子，都在其阵列。第二理由，由福本理论而产生的种种倾向，可以在斗争过程中加以克服，只要我们努力克服就行了。我依然根本否定折衷主义理论……无产阶级运动的真正基础在于群众的活动力量和群众的主动。前驱的任务即圆满地动员这种群众并指导其活动。群众的斗争，在当前历史阶段，只有运用战斗性统一战线的战术，才能诱导成功。群众团体是这种斗争的基干，其任务非常重要……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对立，就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地对立。日本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性格非常特殊的政党。在当前历史阶段，既不使其为共产党，也不使其为社会民主党，只要作为在政治上动员广大群众的队伍，而充分发挥其特殊性。此事最为重要。”他又因“福本主义”对工会运动估计过低，建立了新的对策，就是工厂组织的充实健全，农民团体，无产政党，工会等的中央及地方组织的组织化。他身居党中央执行委员长的地位，负起了最盛时期日本共产党的重责。

声明转向

　　佐野学的所谓转向，在日本思想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事。他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九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时，被判无期徒刑，不服上诉。灰色的市谷监狱，是日本的思想先进者不能忘却之地。他在这冷酷的监狱中专候上诉判决期间，其心境渐起变化。其时他已是四十二岁的壮年。他开始热心研读各种宗教书籍。当局见其思想有了动摇的征兆，非常高兴，以为这是思想犯人教化上的绝好机会。他的转向，倘若实现，左翼阵营所受打击一定很大。当时司法当局正费尽心思企图取缔思想运动而感到束手无策的时候，一见佐野有转向的可能，自然喜出望外。锅山贞亲入狱以来，其心境也发生和佐野学一样的变化。当年初，当局准许他们两人狱中会见，互相发表思想改变的动机，加以检讨研究。
　　当局吩咐他们两人写自白书。既然知道他们可以转向，当然要对外发表以收效果。一九三三年六月九日，佐野、锅山两人共同签名的声明书，递给检察官宫城。声明书是写给自由法曹团律师上村进和同志藤沼荣四郎的。检察官宫城读完声明书后，莞尔而笑，当日下午三时，批准发表。官城在三一五事件一审时，任审判长，因开庭时允许公审，曾大受保守阵营的集中抨击，宫城说他并未劝告他们转向。司法当局劝告与否姑且不论。或许那时已经突入战争阶段的军国时代的重压，冲进了市谷监狱的厚壁？该声明书系于当年六月七日完成，要点如下：
　　“第一：（一）我们觉得现在的共产党，已渐变为不是劳动阶级的党，并己立于真正劳动者的关心与斗争之外。（二）共产国际已与各国劳动阶级的生活与斗争分离，其国际主义，已生破绽。（三）共产国际以战争迫在眉睫，拟使日本共产党采取战败政策，此举对日本民族和劳动者，均属有害。有这三种理由，主张与共产国际分离。
　　第二：内外情势已异常紧迫，共产党反与劳动阶级的生活与斗争分离，化为激进小资产阶级的机关，虽有许多真挚同志艰苦奋斗，而党内却有阴险的分派主义化。其根本原因，不仅出于共产国际指导的错误，而实因隶属于共产国际。
　　第三：共产国际已失去最初的活力，其中央集权制已渐为官僚主义所腐蚀，不问时地条件如何，徒然要求进行苏联式革命，其国际主义已机械化，实已成为苏联一国的机关。各国劳动者，已不顾共产国际而独自与本国资产阶级相斗争。第三国际，因其内部的矛盾，新的世界战争一旦爆发，必有全面瓦解之一日。吾人自一九二二年以来，在其阵营，舍身奋斗，但现在深感如再不改变这种态度，实不忠于日本劳动阶级。
　　第四：关于战争，反对共产国际的无政府主义式的战败政策。日本对中国军阀和美国资本的战争，是进步的战争与内部改革，是必然相结合的。劳动阶级在战时是绝对必要的。故主张生产机构须由劳工管理，和以武装人民为基础，积极参加战争，以求战争的胜利。新世界战争的主要内容，是世界资本主义与亚细亚诸民族的斗争，所以日本劳工，有立于亚细亚劳动人民的阵头的任务。在当今形势下，对苏联与中国苏维埃政府进行战争，既不是进步的，亦非得策。
　　第五：我们不采取抽象的国际主义，而应为实现以日本为中心的“一国社会主义”而努力。世界史的主要倾向，是在各大经济体系内，都有个别成立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日本民族，有其强国的民族统一，国家生活的训练，劳工的生产优越性，东洋文明的积蓄，高度经济的，文化的发达，历史上未曾受过奴隶生活，依据这些优秀的资质，确信必有独创地建设卓越的社会主义的能力。
　　第六：日本共产党将日本君主制与俄国帝制等量齐观，而欲进行反君主制斗争，实属大错。日本的君主制，表现着民族的统一。我们应据实把握大众对君主制所抱的自然感情。
　　第七：共产国际促使殖民地国家分离的政策，亦属谬误。我们认为资本主义对殖民地的剥削，是日本民族所不当为的。日本民族应努力结合日‘满’台朝勤劳民众，组成一个巨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八：左翼劳工运动的一切分野，应自共产国际组织的影响分离，并应肃清其内部的小资产阶级成分，而以建设以日本为中心的一个社会主义为明确目标，实行改组。日本共产党应抛弃其非民族的纲领，毅然与共产国际分离，变为结合日‘满’台朝无产阶级的前锋。首先主要的任务，是在解决农业问题。我们敢将新的见解，陈诉于劳动阶级尤其是党的同志与全国劳动组合协议会同志们之前。”
　　这就是日本思想运动史上所谓《转向声明书》，当日宫城检察长谈道；“那样顽强的被告，反省转向的动机，大体已详尽于此，其中最重要之点，为战争问题即否定共产国际对日本共产党指示的战败主义。”长谷川如是闲评称：“字里行间，含有法西斯的东洋的倾向，尤其重点在抨击战败主义而肯定战争。惟附以‘生产机构须由劳工管理和以武装人民为基础’的条件，此点似与所谓右翼社会主义的主张，有根本不同之处。”第三国际机关报《国际通讯》八月四日发表《反对伺候日本帝国主义的叛徒》一文，猛烈抨击转向的二人，内称：“佐野、锅山等日本共产党最高指导者的转向，一言以蔽之，是对充满向本国内的法西斯中心势力投降献媚，与前已堕落的山川、荒畑等人，同属党内叛徒，故已加以处分。知识分子佐野和半知识分子锅山的口袋里，已有了被收买的银块。”当时在莫斯科的片山潜、山木悬藏、野坂参三发表了《致日本共产党》的共同声明。上诉审判于一九三四年四月开庭，由赤羽审判长承审，四月二十日森山检察官表示：“被告等已恢复了日本人的意识，这是转向的最重要之点。古今东西，国家兴亡相继，独日本皇统连绵，国体优秀，无与伦比。在日本人看来，固属当然，但以日本共产党员而能有鉴于此，诚堪注目。但被告等难放弃了变革国家的全张，但不放弃否认私有财产，尚不能谓为完全转向。”森山论述达两小时之久，最后主张酌量情状，要求对佐野、锅山各处以十五年徒刑，三田村处以无期徒刑，高桥处以十二年徒刑，杉浦处以九年徒刑，都比一审判得轻。当年五月十一日最后判决如下：“被告等组织共产党并指导该党，实属罪大恶极。当时因此有‘思想国难’之说，不知误尽多少青年子弟，由此而言，初审判夹，决非不当。姑念被告等实行转向，觉悟日本民族之优秀性，供认已知复归日本臣民之立场，审判长亦信以为真。爰觉初审判决，似嫌过重，故特酌予减刑。”判决佐野、锅山、三田村均处以十五年徒刑（初审均系无期徒刑），高桥处以九年徒刑（初审十五年），杉浦处以徒刑八年（初审十年）：
　　志贺义雄曾说：“佐野学实为党的最大叛徒”。今日观之，其理论诚有许多地方不能自圆其说。但从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也可见日本文化人的痛苦。七七事变爆发后，佐野又在狱中上书表示：“皇室中心主义、民族第一主义、国家主义等，为今后不变的信念。”日本战败后，风间丈吉等人，以佐野为顾问，组成“民主前卫同盟”，日本共产党在第五次大会时，认转向者为阶级犯罪者，禁止参加民主战线。

2　工人出身的锅山贞亲

　　锅山贞亲与佐野学并称为转向派的巨头。他纯粹工人出身，由一个卫生衫工人起家，颇为类似在基隆港用手枪自杀的渡边政之辅。一九二二年五日入共产党，一九二五年在大阪市受荒畑寒村劝诱，加入共产主义者集团。翌年十一月在箱根的温泉旅馆和渡政商讨组织运动，为向共产同际报告党的情况而赴苏联，在莫斯科逗留至一九二七年七月。他在莫斯科和高桥贞树讨论“福本主义”，不久对携五色温泉大会的决议案入苏的渡政，指出“福本主义”的谬误，而使之承认。归国后被举为中央常务委员，为工会部负责人，对工厂组织的扩大，发挥了独特的手腕。
　　他和渡政的交情，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和渡政同样逃避了三一五的旋风，前来上海。渡政和锅山在上海分别后，未踏在日本国土就自杀了。但他仍暂留上海，观望形势，不久慢慢归国了。当时佐野学仍在上海图谋党的重建工作，所以锅山归国后和市川正一构成中央指导部，确立了三一五事件后己陷于崩溃状态的共产党的中枢。市川于一九二八年四月赴上海和佐野学、山本悬藏等同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对三一五事件的状态，曾做详细的报告，后即归国，幸躲开了官方的追缉。继三一五之后，翌年接着发生四一六事件，当局大加迫害，不久市川正一即被捕，锅山也在四月二十九日终被逮捕。当时他只有二十九岁。他在狱中和佐野学联名发表转向声明，理论上殆无异同。七七事变爆发后，佐野学在狱中又复上书发表意见，他也由小管监狱向司法当局上一书，题为《关于我的思想的内省》，强调“民族优越于阶级”，放弃阶级斗争，连所谓“一国社主义论”，也不遑顾及了。

3　由警察变成斗士的三田村四郎

一百八十度转变

　　三田村四郎，生于金泽市，小学毕业，做过送报员、工役、公司的茶房，帽子职工和保险掮客。他担任过的职业不算少，青年时确曾尝尽人生的艰苦。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四岁时，在大阪天主教堂警察分局充任了一名警察。那时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名叫逸见直藏，在大版发起组织房客联合会，积极活动。三田村在职责上时常被派去侦查其行动。因时常追踪，竟受逸见的影响，觉其为人确有受欢迎之处，而对其不顾一身利害的态度，大为钦佩。结果，三田村心里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了。一九一八年五月，他就抛弃了十个月的警察生活，投入社会运动的漩祸，不久自已就被人钉梢起来了。
　　一九二六年发生了有名的滨松日本乐器公司大工潮，那时他任日本劳动组合评议会中央委员，担任争议团总指挥。当局于当年五月对争议团干部百余名，实行弹压，一网打尽，他倒漏了网，逃到鸟田地方，两三天后又巧妙地跑回来，暗中指示，约有两月，终于七月二十九日在同志家中的阁楼里被捕。但不久就被释放。他因前妻已死，当时已经秘密与久津见房子结婚。

坚不屈节的爱妻房子

　　久津见房子，一八九〇年生于冈山县，十八岁毕业于冈山高等女子学校后，就到东京，加入了当时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的福田英子的《社会妇女》这个刊物。后因与英子的情人石川三四郎发生暧昧关系，致被逐出而归乡，嫁给高田集藏。他是一个常到天主教堂大唱赞美诗、主张不抵抗主义、信奉神学的青年。生了两个女孩。但她不久又到东京，加入大杉荣的《劳动运动》，并创立“赤澜会”，和堤真柄等人一同活跃，一九二二年做了劳动组合评议会妇女部长，指导大阪印刷女工的工潮，嗣后与三田村发生恋爱，共同活动。其后她和田口右源太着手札幌电气局的组织时，忽遭三一五的逮捕，判处四年徒刑，至一九三三年六月由札幌监狱出来时，年已四十三岁。后来三田村声明转向，她却因一九四一年十月的国际间谍案件，株连被捕，判处八年徒刑，日本战败后，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才被释放。她已是五十六岁的老太婆了。她对人发表感想说：“战争最激烈的时代，是在狱中渡过了。现在的情形，一点也不知道。我将不问一切政治，含饴弄孙，以终余年。”

开枪拒捕终于就缚

　　三田村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受松尾直义的劝诱而入党，担任神户地区负责人，关西地方委员长，其后任北海道地方委员长，活动甚力。三一五事件时，他潜伏札幌，幸而漏网，不久，到东京，由于引起浅草瓦町事件，半年之后，终于被捕。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日午后七时许，当时三十四岁的三田村，秘密住在浅草瓦町四丁目丸山家的二楼，正与二十五岁的女同志森田京子吃晚饭的时候，忽然听见“借光，借光”之声，他知有异，连忙右手拿手抢，刚要下楼，即遭特高课员的奇袭。说时迟，那时快，他就对先头的巡查长高木信平开了一枪。子弹从高木的口中穿过去，应声而倒，不省人事。他就由楼上向外逃走，赤脚奔到隅田川的河岸，躲了下来。至于女同志森田京子则当场被捕。三田村后来觉得身无分文，无处可走，便偷偷地回家一看，只见一场乱斗的痕迹，空无一人，连警戒的人也没有，他便上楼，从书桌的抽屉里取出现款八百元。翌日，到小石川区饵差町井口政吉家中住了一周，追缉甚严，不敢久留，他为避风头，每天从新宿坐最后一班火车到甲府，翌日早车回新宿，潜入东京市内，如是者有数日之久，其后则藏身于市川正一的好友小林了俊家中。但另一方面，警察己将其照片发给全国警察机关，请求协力严行缉拿，后得悉锅山、三田村两人躲在赤坂区田町的幽会所“山竹”处，遂于四月二十九日午前二时由表町警察分局司法主任高木以下二十人前往逮捕了。高木司法主任，即被他开枪打伤的高木巡查长的弟弟。三田村所受的判决，在各巨头中最重，这是因为他还犯伤害罪。
　　佐野、锅山发表转向声明害后，依照他们二人的希望，在“行刑局”印刷多份，散发给狱中的各被告。一九三三年七月六日，三田村四郎作《告同志书》一文，向狱外的同志声明，同时高桥贞树、中尾胜男两人也起草声明书，表明大体赞成佐野、锅山的意见，分送各同志。三田村说：“共产国际已经破产，变成小资产阶级的集团，日本劳动阶级，为适应新形势，共产国际实为其桎梏，应早日与之分离，根据新的基准，谋重组党和工会，实为我辈日本劳动阶级先锋的义务……我检讨国家论的旨趣，现实斗争的经验，并展望将来的结果，认为废除君主制的口号，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上都属谬误，而且有害无益。日本共产党甚至令工会组织”全国劳动组合协议会“，也揭出废除君主制的纲领，企图把日本变为反君主国体。这种情形，是忠实履行《三二年提纲》的结果，也是第三国际的破产快要来临的结果。”今日关于“天皇制”问题的争论甚烈，共产党和阶级叛徒佐野派的对立，应溯源于此，方能得到明确的观念。

4　“重建共产党”的田中清玄

弃家投共

　　接着三一五事件后，又发生四二六的大弹压，日本共产党多数指导者相继罹难，党的组织濒于崩溃。山中清玄突破了这个危机，于一九二九年五月任党中央委员长，佐野博为宣传部长，前纳善四郎为组织部长，构成了重建共产党的首脑部。他在三一五事件时，本已被捕。那时他正横滨船坞做组织活动，他竟能用中国武术，打倒看守中的警察，乘隙兔脱，潜入地下。他是在函馆经营产科医院的田中爱子的次子，乃父幸助，曾任交通部的小官吏，清玄两岁时，就失去了父亲。乃母也不再醮，抚养两个遗儿，开业产科医，以抚育儿子成人为乐。她是一个很能干的女人，又孜孜不倦地做事，不久就很有积蓄，在函馆买了三万两千坪（一坪为六平方英尺）的田地，成了女地主。她老后唯一的快乐，自然是希望爱儿能飞黄腾达，光耀门楣。自从其长子死去后，她唯一希望，就在次子清玄一人身上。这个宝贝儿子清玄，一九二七年春，毕业于弘前高等学校，名列前茅。但他在学校时，已经是“社会研究会”的有力会员。此子一出学校，即入东京帝大的美学科，为“新人会”的会员。从此就不与乃母通音讯，也不到大学上课。原来他在当年九月就进了横滨浅野造船所，当临时夫役，不久入党，为该造船所的组织。三一五事件后，七月间担任神奈川地方的工厂组织者，翌年一月任石川岛造船所的组织领袖，嗣任东京地方第三区委员长。其时四二六的旋风，业已袭来，但他又幸免法网。于是他对党的责任，忽然加重，担起委员长的重责。
　　其母听到儿子因三一五事件已遭逮捕的消息，大为伤心，惦念这个“不肖之子”将来如何结局？母亲的情爱，当然是纯粹的，无奈在久受封建官僚压制的日本社会中，她受尽了世人的冷嘲热讽。清玄于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二日在和歌浦二里滨，召开扩大中央委员会，但二月间就发生了第三次大搜捕，范围及于一道三府六县之广，被检举者达一千五百名，被起诉者四百六十人。此即所谓“二月事件”，他猝于七月十四日在千岁村被捕。此前二月十日，其母已在函馆家中服毒自杀，枕畔留下一纸遗言：“既己失去独子的我，活在世上，还有何希望？”

狱中结婚

　　田中清玄被捕时，还是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因为年轻，难免有几个女性，在其斗争经历中添上粉迹脂痕。报纸上曾大事宣传，说他是福本和夫以来的“赤色恋爱斗士”，但他绝不像一般放荡青年那样为女子而堕落。他为避开警察的锐眼，不得不混入女人堆。何况做地下工作，更不能不利用女性，以便掩世人耳目。当时他和爱人小宫川英子举行“狱中结婚”，曾哄动一时。英子生于长野县南佐久群畑八村富农之家，因乃兄新一在东京帝大时属于新人会，乃得与清玄相识。有一次她在和歌浦的寓所中，遭遇大阪府特高课决死队的夜袭，她把手枪绑在腕上，拼命开枪抵抗，不愧为女斗士。田中清玄关押丰多监狱，她则羁留宫津监狱，一对鸳鸯，拆散东西，乃于监狱提议办理结婚手续。
　　田中在监狱知道了佐野、锅山的转向。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他到第一次公审法庭受审，长发梳得整整齐齐，深茶色夹杉，白袜，这副打扮在共产党被告中，是很少有的。据说他那一身日本服，还是亡母和遗言一起留给他的。他在法庭首先阐述了转向的理由说：“我们初见佐野、锅山的声明书时，对其立场，是绝对反对的，但其后对于第三国际和日本共产党曾检讨了九个月的结果，深信其见解，完全合理，乃坚决决定积极参加该派。对已经爆发的战争，他人反对也好，赞成也好，我是积极赞成的。”
　　后来佐野博和川崎坚雄也接着声明转向了。田中被判十年徒刑，一九四一年假释出狱，走向了与社会运动绝不相同的方面，他现在横滨南区中里町一家造船厂当社长。日本战败后，“天皇制”被人批评时，他发表感想说：“我坐了长时间的牢，出狱后在三岛的龙泽寺参禅的结果，所得的结论，是归一于‘天皇’，无左无右，亦无中庸的绝对虚无。若有否认‘天皇制’者，我不惜与之一战。”由此可见他从前的转向，并非虚伪。

5　民主前卫同盟的风间丈吉

非常时的旋风

　　在三一五和四一六的旋风中，田中清玄等的重建共产党，在一九三〇年时，又不能不濒于崩溃了。所谓“非常时期”的血腥旋风，席卷全国。当时风间丈吉留在苏联很久，一九三〇年十二月，负起了重建共产党的使命归国，时值首相滨口雄幸被刺于东京车站，震动了社会之后。他和岩田义道等马上就着手再建工作，翌年二月正式创设“书记局”，被举为中央执行委员长，四月决定了适应新形势的方针草案。当年一年里，得党员数千人，有名的左翼推事尾崎升和京都帝大名教授河上肇搏士，都于此时人党。
　　他的指导方法，和向来的共产党指导者大不相同，他企图深入所有各阶级。形势也确已在变化之中，他变更《一九二七年提纲》，为筹措党的经费，组成共产党同情者之网，并确定“房屋资金局”制度，又颁发了所谓“非常手段”的指令。就在此时发生了川崎第百银行大森分行劫案，世人都认为是他干的，并以为这是“非常时期共产党”的特征。一九三二年秋，白画公然以手枪威胁，实行抢劫的集团，居然出现于“日本帝国”首都的中心；赤色抢劫事件，震骇了统治阶级。该事件因被宣传为强盗案件，以致一般人民对共产党自然而然产生了戒备之心和恐惧之念。他们固然不能与普通劫犯相提并论，但至少能使共产党的立场为之不利，报纸多以煽动的标题大事煊染，促使舆论对共产党产生恶感，据说甚至狱中同志，也颦首蹙额，认为这是共产党的堕落行为。该事件和后来的“赤色私刑事件”，至今在民众中留有很深的憎恶感。但我们如果将其当做历史的一出戏来看，则当时的日本，已是风风雨雨，天下骚然，暴力恐怖，公然横行，这一事件，只是当时的一种特殊的素描罢了。

狱中的自我批评

　　银行抢劫事件发生后，警察当局加紧缉捕风间，一九三二年十月三十日午后十一时许，他终于东京三原桥附近街头落网。世人称为“十月共产党事件”，其时他年仅三十一岁。
　　风间丈吉生长在新潟县三岛郡大津村的中农家庭，一度曾欲入陆军幼年学校，因误了入学日期而中止。他性格顽强，有如钢铁，如果他入了幼年学校，将不知他的思想怎样，这事想来也很有趣。他十五岁时翩然上京，做机械工的学徒，一面走读于住地的职业学校，不久即入东京钢铁工人工会，因参加罢工而被开除。从此出入于“社会主义同盟”，得识渡政、山悬诸人，又加入“水曜会”。其后结交高桥贞树，旧评议会成立后即加入，石川岛造船所发生工潮时，也曾话跃。一九二四年九月，其时二十五岁，他与德田球一相识，不久赴苏，留学于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他精通俄语，很用功，在莫斯科生活中，得到很多难得的教训，当时抢劫事件之外，还有共产党的桃色事件、美人计等，甚嚣尘上，但他本人只深信主义，既无妻子，也不近女人。
　　狱中转向接踵而来时，只有风间丈吉绝不为之动摇。入狱后的很长时间，对于狂飞乱舞的转向声明，付诸不闻不问，默默过着其监狱生活。但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七日，即苏联革命纪念日当天，他忽然在市谷监狱发表了转向自白书。
　　在自白书中，他对《三二年纲领》加以批判。该纲领规定日本共产党处理东北事变以后新形势的任务，非转向派的市川正一等一般人都认为是《二七年纲领》的发展，风间丈吉则主张这种发展是非常机械的，而且是毫不负责的东西，实有根本的谬误。他自称其自我批评，与其说是攻击共产国际，不妨说是痛快的自我批评，《三二年纲领》的解释，至今还是重大课题。大家知道日本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因此共产国际指示的纲领，自非绝对服从不可。
　　一九四六年二月山川均提倡组成民主战线，风间等转向派则创立“民主前卫同盟”，立于统一战线，但德田、志贺等不予理会，称：“始终反对战争，才是无战争责任者。”

1 一国社会主义者佐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