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题6：性别暴力有多种形式，并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勾结。我们誓要向它们统统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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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题6：
性别暴力有多种形式，并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勾结。我们誓要向它们统统宣战。

　　相关研究表明，从全球来看，在每三位女性当中，就有至少两位在一生中遭遇过性别暴力（gender violence）。在杀害女性的凶手当中，竟有38%的人是她们的亲密伴侣。亲密关系中的施暴可能涉及肢体暴力、感情暴力或性暴力（或者三者同时发生），这种行为是所有资本主义社会中无论哪个民族、阶级和种族群体里的常见现象。亲密关系暴力并非偶然发生的事情，恰恰相反，它植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结构。

　　如今我们经历的性别暴力，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家庭与个人生活的诸多矛盾变化，而这些矛盾变化又是植根于资本主义制度对培育人与盈利活动、对家庭与工作之间的标志性分割。有着重要意义的发展之一，是从早期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大家庭（男性长辈掌握了被抚养人的生死）过渡到现代资本主义的规模狭小的、异性恋的原子化家庭。对这种规模更小的原子化家庭的统治权，集中在“更为弱小”的男性家长手上。伴随这种过渡，亲属关系中的性别暴力的本质有了不同的表现。昔日明显用作维持制度权力（overtly political）的性别暴力，在现如今变得“私人化”了：更加非正式、更加属于“精神方面”，更少是“理性”的、更少是“有所克制”的。这种性别暴力时常受到酗酒行为、耻辱和对维持支配地位的焦虑的刺激，而且发生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个阶段。无论如何，在危机时期，这种性别暴力变得更为致命、更为普遍。当对社会地位的焦虑、经济的不稳定和政治上的不确定性更加剧烈时，性别秩序亦会趋于动摇。一些男人察觉到身边的女人“脱离了自己的掌控”，认为由于性自由与性别流动性的出现，现代社会“变得不正常了”。这些男人认为自己的妻子或女朋友“自视甚高”，自己的家不成家，而他们的小孩“不听话了”；认为他们的雇主过于刻薄，同事升职是对自己的不公平，认为自己面临失业的风险。他们的性爱技巧与性魅力受到了质疑。当这些男人认为自己的阳刚气概（masculinity）受到了威胁，就会大发雷霆。

　　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并非所有的性别暴力都是这种非常“私人的”、“非理性”的形式。其他形式的性别暴力都过于“理性”：将性侵犯作为一种控制的手法。例如，把对受奴役的、被殖民的女性的性侵犯当作一种武器，以恐吓有色人种的群体，迫使他们变得顺从；男性皮条客与人贩子反复地对女性实施强暴，以“粉碎她们的抵抗意识”；对“敌国的”女性实施有组织的集体强暴，将之作为一种战争手段。同样被当作工具的，还有发生在工作场所、学校与诊所的性侵犯与性骚扰。在这些场合，实施性侵犯的人通常是雇主与主管、教师与教练、警员与狱警、医生与精神科医师、房东与军队长官——这些人都利用公共制度所授予的权力支配被侵犯者。他们有权力要求得到性服务，当中一些人也这么做了。这种情况根源于女性在经济、职业、政治与种族等方面的弱势：我们对工资、求职推荐信的依赖，以及内心祈求雇主或工头不会问及我们的移民身份。等级化的权力（hierarchal power）横跨性别、种族与阶级，使上述性别暴力得以存在，性别暴力又反过来让这种权力制度得以巩固与正常化。

　　事实上，上述两种发生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性别暴力并不是毫不相干的。在一些场合中，这两种性别暴力会同时发生。例如在青少年群体、兄弟会或体育亚文化中，年轻男性通过辱骂甚至虐待女性来比拼社会地位或自我吹嘘，从而加深了对女性习以为常的厌恶。更有甚者，某些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性别暴力会相互强化，形成恶性循环。由于资本主义让女性承担绝大部分的再生产劳动，难以全身心地参与到“生产劳动”中去，导致我们当中大多数人只能委身于没有前途的低薪工作，不足以养家糊口，而这又反过来使得我们在“私人生活”中处于劣势，更依赖亲密关系，难以获得平等的权力。事实上，从总体上看，这种安排的首要受益者是资本。这种安排使我们受到加倍的侵害：一方面，我们受制于亲密关系；同时，我们受到资本的压迫。

　　女性主义对性别暴力的传统回应固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无论如何却是不够充分的。最有影响力的响应是要求将性别暴力入刑，并且加以惩处。这种所谓的“监狱女性主义”（carceral feminism），将本该受到质疑的事情视作理所当然：错误地预设法律、警员与法庭能够和资本主义权力结构保持足够的独立性，去对抗作为资本主义权力结构一部份的性别暴力。事实上，刑事审判制度不仅过分地针对有色种族的贫穷男性工人（包括移民），无视白领专才们的性侵犯与暴力行为，而且还让女性去收拾残局：长途跋涉去探望被关进监狱的儿子与丈夫，独立养活他们的家人，应对他们的服刑带来的法律影响与官僚程序。同样地，反人口贩卖运动与反对“性奴役”的法律往往被用来将移民女性驱逐出境，而性侵犯者或剥削她们的人却逍遥法外。与此同时，“监狱女性主义”忽视了幸存者离开性压迫关系后的去路。立法者固然可以将婚内强奸或发生在工作场所的性侵犯入罪，但这无法帮助那些无其他容身之处的女性。在这种情况下，但凡具备丝毫对阶级与种族的敏感性的女性主义者，都不会赞同“监狱女性主义”对性别暴力的响应。

　　对性别暴力的响应同样不足的，是由女性官僚（femocrats）提出的”基于市场关系的解决方案”。这些高踞跨国金融机构、脚踏高跟鞋的激进新自由主义者希望通过给不发达国家的“姐妹们”提供小额贷款，扶持她们做一门生意，来保护她们不受性别暴力的影响。能够表明小额贷款确实能让减少家庭暴力、让女性摆脱男性独立的证据，即便乐观看来也是值得怀疑的。然而，有一种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小额贷款加强了女性对借贷方的依赖。小额贷款束缚了穷人与女性工人的手脚，女性官僚对性别暴力的上述回应，反而造就了自身特有的暴力。

　　为了99%民众的女性主义反对“监狱女性主义”及女性官僚针对性别暴力的解决方案。我们明白，资本主义下的性别暴力并非正常秩序下的例外状况（state of exemption），而是一种系统性的暴力。由于性别暴力深深地植根于社会秩序当中，所以我们无法在脱离更为广泛而复杂的资本主义暴力的情况下，去理解并消除性别暴力。资本主义暴力包括：法律在生命政治（biopolitical）方面的暴力，不允许女性拥有生育自由；市场、银行、房东与放高利贷者施加的经济暴力；由警员、法庭与狱警代表的国家暴力；边境机构、移民制度及帝国主义军队施加的跨国暴力；主流文化施加的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控制了我们的头脑，扭曲了我们的身体，并扼制了我们发声的机会；“温水煮青蛙”式的环境暴力正在蚕食我们的社区与生活环境。

　　在当前的危机时期，这些资本主义特有的暴力变本加厉。以“每个人要对自己负责”为理由，新自由主义大幅度地削减了用于社会福利的公共支出。新自由主义将公共服务市场化，变成盈利项目，或是把原本由公共服务承担的责任交由家庭承担，迫使家庭（尤其是家庭中的妇女）负起全部的照顾重担。后一种做法助长了性别暴力。

　　在美国，按揭市场的崩盘对有色人种中的女性带来的影响更为严重。她们是最易遭受驱逐的人群，最有可能被迫成为无家者，或继续忍受亲密关系中的虐待。在英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主政者大幅度地削减了用于公共服务的支出，尤其是用于建设家暴庇护所的支出。在加勒比海地区，食物价格与燃料价格的上涨，加上用于社会服务的公共支出被削减，加剧了性别暴力的现象。上述措施还伴随着日益俱增的惩诫性的宣传与规训，告诫女性要做一名“好”妻子，或者让女性生育更多孩子。从施加于不符合性别规范或身份的女性所遭受的性别暴力，则得到了这些宣传的辩护。

　　如今，压迫劳工的法律使出现在严重依赖女性的经济部门的暴力恶化。在加工出口区（EPZs），如在墨西哥的三千家加工厂，性别暴力常被用作规训工人的手段。在工厂中，雇主与经理用连续强奸、言语侮辱和侵犯人格的搜身来提高产量与对付工人组织。一旦这些做法在加工出口区积习成俗，它们很快就会在社会上流行（包括在工人阶级的家庭）。

　　在资本主义社会，性别暴力并不是个别事件。相反，性别暴力深深地植根于一种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将女性的顺从和工作中的性别化组织、资本累积的动态过程交织在一起。从这一角度，我们便不会惊讶 #MeToo movement是从反对职场的性侵犯开始的，也不会惊讶是加利福尼亚州的移民雇农最早站出来声援影视行业的女性：直截了当地宣称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不仅是一名性侵犯，更是一位有权有势的老板，能够决定谁能够留在好莱坞工作。^[1]

　　任何形式的暴力，都是资本主义社会日常运作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即使是在最一帆风顺的情况下，也只有将野蛮的胁迫与”营造共识”的手段结合在一起，资本主义制度方可维持下去。任何一种暴力都无法被单独消除，除非同时将其他形式的暴力也一并连根拔起。为了99%民众的女性主义誓要根除所有形式的暴力及维系这些暴力的社会制度，致力于将反对性别暴力的抗争与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形式的暴力的抗争结合在一起。

^[1] 指2017年10月《纽约时报》和《纽约客》报道数十名女性声称遭到温斯坦电影公司联合创办人、电影制作人哈维·温斯坦性骚扰、性侵的事件。好莱坞的其他女性也表示与温斯坦有过类似的经历。之后不久，温斯坦被他的公司和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除名，妻子宣布与其离婚，而其支持过的政坛名人亦表示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