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为了99%民众的女权主义（2019年）
论题1：
重塑罢工——女性主义新浪潮
女性主义罢工运动始于2016年10月的波兰，超过十万名妇女参与罢工游行以反对该国的禁止堕胎法案。到月末，这股激进的抗议浪潮漂洋过海来到阿根廷，那里的罢工妇女们以激昂的口号“一个都不能少”（Ni una menos），抗议以“露西亚·佩雷斯（Lucía Pérez）谋杀案”[1]为代表的令人发指的杀害妇女现象；随后其很快蔓延到意大利、西班牙、巴西、土耳其、秘鲁、美国、墨西哥、智利和其他几十个国家。这场街头运动很快便涌入工作场所和学校，并最终席卷演艺界、媒体界和政治界。在过去的两年里，它的口号#NosotrasParamos、#WeStrike、#VivasNosQueremos、#NiUnaMenos、#TimesUp #Feminism4the99亦在全球范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涟漪到波涛再到巨浪，一个全新的全球女性主义运动正蕴藏着足以破坏当下体制并重绘政治版图的潜在力量。
2017年3月8日，全球各地女性的同时集体罢工使各国一系列行动转变为一场浩浩荡荡的跨国运动。随着这一大胆的举措，她们将国际妇女节重新政治化，拒绝早午餐派对、赠送含羞草、贺曼（Hallmark）贺卡[2]此类非政治化的俗套仪式，并重新连接几乎被遗忘的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历史根基。她们的行动唤起了20世纪初工人阶级女性的动员精神——典型的便是在主要以移民和犹太女性领导的罢工和大规模示威的激励下，美国社会主义者组织第一次全国妇女节；德国的露易丝·齐茨（Luise Zietz）[3]和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4]呼吁创办的国际劳动妇女节（International Working Women's Day）。
如今的女性主义罢工再次体现了这类激进精神，并在争取劳工权利和社会正义的历史中重拾我们的抗争根基。她们将被海洋、山脉和大陆以及国界、铁网和高墙分隔的妇女团结起来，赋予“团结是我们的武器”这一口号新的意义；她们突破家庭和社会的隔阂，展示了女性力量所蕴藏的巨大政治潜能：她们以有偿和无偿的劳动着维系着人类世界。
但这不是全部，这场新兴运动还发明了一种新的罢工方式和新的政治形式。她们不仅组织直接性罢工与游行，还与罢市、堵路、杯葛的示威形式结合起来，激发了曾经辉煌但由于近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攻势而急剧萎缩的罢工行动中的群众潜能。这股新浪潮亦为罢工带来民主并扩大其范围——首先是通过扩大“劳动”的概念：女性的罢工活动不再仅仅局限于有偿的雇佣劳动，而同时涵盖家庭事务、性行为和情感劳动——这样的做法凸显了被性别化的无偿工作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重要性，而资本从这些劳动中无本获利。而就有偿工作而言，所谓的劳工议题也被重新定义——劳工问题不仅仅需要关注工资和工时，还需针对性骚扰和性侵犯、生殖正义所遇到的障碍以及罢工权利所受的限制。
因此，新的女性主义浪潮很有可能克服“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和“阶级政治”（class politics）之间顽固而分裂的对立——它拒绝将其抗争局限于任何单一领域，并揭露“工作场所”和“私人生活”的统一性；它重新定义了什么是“劳动”和什么叫“劳动者”，因而反对资本主义对女性劳动（有偿或无偿）的结构性贬抑。总而言之，女性主义罢工运动预示着一个前所未有的阶级斗争新阶段到来的可能性：女性主义、国际主义、环保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阶级斗争。
妇女的罢工激进主义在曾经强大、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工会被严重削弱的时刻爆发，这是非常应时的。如今社会活动家重振阶级斗争，对新自由主义的抵制已经转移到了其他领域：医疗保健、教育、养老金和住房。在资本针对工人和中产阶级生活条件长达四十年的攻击中，他们把目光投向了维持人类和社群所需的劳动和服务。也正是在这里，在“社会再生产”领域，发生着许多最为激进的罢工和反击——从美国的教师罢工浪潮[5]，到爱尔兰反对水务私有化的抗争[6]，再到印度达利特（Dalit）环卫工人的罢工[7]，在这些所有由妇女领导和推动的运动中，工人都在反抗资本对社会再生产的攻击。虽然这些抗争并没有正式加入国际妇女罢工运动，但却有很许多共通之处：她们要求承认再生产必要的工作价值，同时反对剥削；她们也将有关工资和工作场所的要求与增加社会公共服务开支的呼吁相结合。
此外，在阿根廷、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家，女性主义罢工运动已经吸引到反对紧缩政策的力量的广泛支持。不仅有女性和性别少数群体，男性也加入了大规模示威，以反对削减用于学校、医疗保健、住房、交通和环境保护的资金。通过反对金融资本对这些“公共品”（public goods）的攻击，女性主义者的罢工正在成为捍卫我们共同体所作出的广泛努力的催化剂与模范。
总而言之，新的女性主义激进浪潮正在重新发掘那个“不可能”的目标——既要面包，也要玫瑰[8]：既要夺回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从我们的餐桌上窃走的面包，也要从反抗的精神中培育出滋养我们灵魂的玫瑰！”
[1] 这场抗议的起因源于阿根廷一名16岁女高中生露西亚·佩雷斯在沿海城市马德普拉塔被毒贩性侵并凌虐致死，激发全国人民震怒。2016年10月19日，几万人组织了阿根廷有史以来第一次妇女大规模罢工，高举“一个都不能少”、“我们要活命”等示威牌，要求政府正视阿根廷日益严重的性虐待案件及家暴事件。
[2] 这三种都是欧美庆祝妇女节的主流方式。其中赠送含羞草源于1946年，两位为妇女平等而奋斗的意大利活动家丽塔．蒙塔格纳（Rita Montagna）和特雷莎．马特伊（Teresa Mattei）建议通过向其他妇女赠送含羞草花枝来庆祝二战后的第一个妇女节，以示尊重和支持。
[3] 露易丝．齐茨（1865—1922）是德国社会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她与克拉拉·蔡特金等提议将3月8日定为国际劳动妇女节。
[4] 克拉拉·蔡特金（1857—1933）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也是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10年8月，蔡特金主持召开第二次国际妇女代表大会，大会建议为纪念1909年3月8日美国芝加哥纺织女工要求“男女平等”的示威游行，她与露易丝·齐茨等与会代表提议将3月8日定为国际劳动妇女节，以团结各国妇女共同战斗，得到全体与会者赞同。
[5] 指美国2018—2019年教师罢工浪潮。导致罢工浪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多年来经济紧缩政策，以及对教育领域投入的大幅度压缩，不仅导致了教师生活的入不敷出，也使孩子的教育水平大受影响，因此，教师罢工得到了美国民众的广泛支持。罢工主要要求增加教师和后勤人员的工资，增加学校预算，缩小教室师生比例。罢工的成功程度各不相同，西弗吉尼亚州的罢工基本成功，而俄克拉何马州的教师得到的让步相对较少。
[6] 指爱尔兰2014—2016年爆发的反对水务公司引入水费抗议运动。一个名为Right2Water Ireland的联盟得到工会、公民组织、激进左翼团体和新芬党等政党和政治家的支持，曾发起多次抗议行动。
[7] 在以种姓为基础的印度社会中，主要是达利特人从事排水沟的清洁工作、垃圾收集和道路清扫。据估计，在2019年，达利特种姓的600万个家庭中，有40%至60%的家庭从事环卫工作。
[8] “面包和玫瑰”（bread and roses）是一个政治口号，也是一首相关诗歌和歌曲的名称。它起源于美国妇女选举权活动家海伦·托德（Helen Todd）一次演讲中的一句话“人人有面包，个个有玫瑰”（Bread for all，roses for all）它激发了诗人詹姆斯·奥本海姆（James Oppenheim）谱成诗歌《面包与玫瑰》。这首诗于1911年12月首次发表在《美国杂志》上，标题是“人人有面包，个个有玫瑰——西方妇女的口号。”这句话通常与1912年1月至3月间马萨诸塞州劳伦斯市的纺织业罢工有关，现在被称为“面包和玫瑰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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