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华尔街——如何运作及为谁运作》（1997）

引言

　　如果不是为积累金钱的热情所驱动，很少有人会执迷于华尔街。自己也许要花几年时间作心理分析才能去解开这个矛盾，更不必说那些敏感而又不愿透露姓名的人了。
　　毫无疑问，矛盾的产生有其根源，但是最本质的影响也许是我毕业后在曼哈顿市区的一个小经纪公司里做的第一份工作。这个公司是由一个前贝尔实验室的物理学家创办的，他想用定量方法分析并买卖一种时新的金融工具，即期权。不幸的是，物理学家过于超越了他的时代在1975年，很少有人能理解期权，更少有人对高技术交易策略感兴趣而这些在后来却席卷了整个华尔街。
　　我的职务是总裁秘书，这不仅意味着我要替他打字、买午餐，甚至当他把袜子丢在按摩院的时候还得去给他买双新的。稍高层次的工作是编些程序去测试他的交易技巧。我像人类学家那样去认真研究，吸收其中的智慧和货币文化。这令人痴迷，但也使我怀疑自身的价值，让我感到空虚以及无能为力。
　　一早展，在乘电梯上班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个警察站在身旁腰上别着枪。我突然意识到，楼上乃至整个华尔街所运用的复杂交易策略最终依靠的都是武力。金融力量也是从枪管里生长出来的。当然对金融进行严肃的政治经济分析不得不涉及分析全部的复杂交易策略，但枪的印象却是深深地保留在我的脑海里。
　　在当前的不明确的所谓左派观点中，对于现代金融，有两种让人不大乐观的态度较为流行——第一种，一切都变而资本不受影响；第二种，一致的批判。第一种态度很荒诞，其代表人是吉恩保德瑞兰（1993年，pp.1011、33）他说道：

　　马克思并未预见到资本在自身的存在受到威胁时有可能政治化，使自己进入一个超越了生产和政治冲突的轨道，呈现一种自由欣喜和多变的状态，并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整合世界资本（如果还能这样叫的话）阻挡了政治经济的道路及价值规律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它成功地摆脱了自己的末路。因此，它能独立起作用并实现原始目标，而且绝对不用参照其他任何目标。货币是惟一真正的人造卫星，它是纯粹的人为制品，有着完全的星体运动能力并可迅速转化。现在货币找到了它的正确位置，一个比股票交易更不可思议的位置；它的升起和降落就好像一个人造太阳。

　　对于一个不把伊拉克的千万条人命当回事而称海湾战争只是一个媒介事件的作家而言，这并不令人惊奇。不过，它显示出了一种对金融的理解，这种理解是来自资本本身。例如乔治吉尔德，他宜扬时代的倒退以及旧的生产关系的优越性。数字乌托邦和其他唯心主义者迷失在第二甚至是第三等级的盲目崇拜中，他们无法解释计算机交易的神奇力量中的真正关系。
　　另一方面，各种左翼人士——自由派、民粹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那些尚未屈服于后现代主义的人，依然延续了批驳金融的传统，宣布它是寄生的、不当的、恶劣的和腐败的吝啬鬼，但是他们并没有提供多少证据。很多批评言辞只是称“投机”是社会资源的浪费，但并没有把它和最基本的“生产”作任何联系。研究力量结构的社会学家把“银行”描述成不吉祥的东西，但是他们的证据也常常是模糊不清的（例如，格拉斯堡，1989年b，作于金融大狂热末期，主要基于70年代的资料）。这些人似乎在20年甚至60年前就已经停止思考，不再收集证据了。
　　本书试图深入探讨现代美国金融是如何运作以及如何与现实世界相联系的。它似乎永远是压倒一切的系统——复杂而又最强大，这令人想起弗里德里克姆森（1991年，pp.39~44）读了约翰·波特曼投机的《旅馆》之后的暴赚和暴赔，主人公在现代跨国资本主义中感到目眩，这和我们迷失方向是类似的（我在1998年初写本书时，尤其感到目眩当时美国股市正处在或接近于125年中的最高点，也是公众几十年来介入最深的）。作为一种防止迷失方向的措施，詹姆森主张要有“辨别能力”，即，认真审视多变的世界可以使我们明白，世界除了范围广大之外，只不过是人类智慧和社会的产物，稍加努力就可以理解它，进一步努力就能够改造它。
　　美国金融系统的灰暗表现，往往与其宣称的能有效引导社会储蓄而使投资最优化的职能背道而驰。系统的成本高得惊人，它给出的资本分配信号很可怕，并且与实际投资的关系很不明显绝大多数资金经理只能勉强达到市场平均水平——有证据表明，活跃的交易使得业绩下降而不是提高——但他们及经纪人的佣金依然很高（兰科尼斯科、施福尔和威士尼，1992年）。长期以来，几乎所有的开支都由内部资金负担，通过牺牲利润和分红来实现。美国的金融系统不但没有促进投资，而且看来恰恰相反；美国的投资水平在第一世界（OECD）里的排名很靠后，低于传统经济学家如联储的达瑞尔科恩、凯文哈斯特和吉米·肯尼迪（1995年）所说的“最优”水平。真正的投资并不等于把基金买成股票。
　　比如说，股市也许是所有企业的核心^[1]。它到底做了什么？一般人和专家可能会说，它为投资筹集了资金。但实际上它没有。在1981~1997年之间，美国非金融公司由于收购和回购买入了8130亿美元的股票，比其发行量还要多。当然，个别公司的确发行了股票来筹资，但奇怪的是，只有很小一部分变成了投资。《华尔街时报》刊登的一篇关于1996年破记录的股票发行计划（麦克吉汉，1996年）的报道声称，海外私有化（例如德国电信等公司进入美国市场）和“美国公司的不断重组”是新股发行背后的原动力。换句话说，即使是新股市场，它与所有权的分配及重组之间的关系，也比它与筹集新资本的关系更密切——这一点我在本书中将另作阐述。
　　股市日常交易最多的是现存股票，而不是新发行的股票。1997年新股发行额大约是1000亿美元，破了记录一但这一年的总额只相当于纽约股市周的交易额^[2]。
　　金融市场做得最好的一件事是聚集财富。例如，政府债券对于普通纳税人和富有的券商来讲，都是收入再分配的方式。政府没有向富人征税，反面从他们那里借款，并对他们支付利息消费信用也养肥了富人；平民百姓苦于工资增长缓慢，采用VISA卡这种按月付款的方式使得每个月都很拮据，而钱都流入了贷方的腰包。非金融机构支付给股东的红利每年有几十亿，但这些钱并未用来再投资。惊人的巨额财富积聚在社会的上层就不足为怪了。第2章提供了一些详细的数据。本引言的目的是在于说明一些问题，顺便提一下：占美国人口0.5%的最富者拥有的财富比底90%的人的还多。10%的最富者的财富占全部财富的3/4还多。巨额的财富带来了非凡的社会力量收买政客、说客及专家教授来制定公共政策和公司政策。
　　这种力量正是第6章的主题，但它常为经济学家所忽视。自里根上台后，政府债务激增，“市场”的政治力量不断增强，最典型的是以财政紧缩的名义削减社会计划。重要的公共团体投资者增加了尤其是养老基金进入股市，使得股东的权力凌驾于公司政策之上。全球化和技术因素虽然使股市产生萎缩和动荡，但主要的责任是在于经纪人，他们抬高股价——结果使投资减少甚至终止。虽然外部股东起不到任何社会作用，但是其影响力却在增加；他们的行为对企业管理的影响日益重大，但他们对此却一无所知，单凭感觉或直觉进行交易。这引发了关于工人所有权的争论。
　　本书主要谈论美国市场。这不仅是因为作者的国籍，还因为以管理松散的股票与债券市场为核心的美国（和英国）金融系统已经在全球扩散开来。亨利考夫曼（1994年）称此为“全球金融的美国化世界银行及其他伙伴机构的发展促进了股市驱动模型，通过金融共同控制了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充斥着英语商业刊物的有关德国和日本觉醒的报道声称，如果他们知道什么是好坏，就应丢掉笨重的老一，从以银行为中心的系统转变为华尔街或伦敦城模式，对笔者来讲，这些证据虽不是特别及时，但已经足够了.
　　另外，日、德投资商所参与的国际金融市场，在松散性和速度方面都与盎格鲁一撒克森系统相似。股市最终成为全球新自由主义改革者头脑中的一种理想经济：每个市场，不论机票市场还是人力市场都已经或正在重组，成为类似于华尔街的市场，使价格尽可能自出地随时浮动。出于这些原因，研究美国金融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除了那些对美国金融活动方式特别关心的人之外，普通人也会很感兴趣。
　　本书在新闻界和学术界之间开创了一个新的空间：前三章观察了金融市场的总体状况——交易工具以及交易代理——第4章，第5章阐述了一些经济学家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曾经说过的有关金融的问题。我希望做到以一种明晰的方式把两个通常是分隔的世界放在一起，可是这样做的风险是有可能疏远了普通听众和学者。但这还是值得的。绝大多数金融新闻不涉及理论和历史观点，而学术研究主流派或激进派经常对日常的业务熟视无睹。
　　我必须承认我不是一个“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对于那些没有从事过专业的人而言，花几年时间钻研专业知识可能是痛苦的。最好的一个经验之谈就是H.L.门肯，他在《抑郁的科学》中写到：“这些业余人士必须赞同教授所讲的难懂的话，以便谋求真正的利益，我敢说，对于没有实践经验的人来讲，晦涩难懂的理论使他们倍感不安和怀疑，这的确是一项艰巨任务。”门肯认为，在承认教授的话是正统的之后对经济学的怀疑是由以下事实引发的：

　　规律无时不在影响着教授的雇主。它指导的不是短暂或间接影响雇主的观点，而是对他个人福利和安全有深远影响的观点；它还深深影响了社会的经济结构，而这些正是雇主存在的基础而言之，正是科学的方法才使他们获得并保持这种财富，才使他们能够雇得起教授。

　　门肯认为，在该领域如果不服从规律，在物质上的损失要比其他领域（比如，文化研究）大的多。
　　经济学的分支中很少有比金融在这方面更能说明问题的。大部分的金融理论包括艰苦细致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服务于货币资本的所有者和经纪人。而对一些更重要的问题却很少研究比如金融市场如何实现有效分配社会资本的目标。不熟悉门肯定理的人，也许会少见多怪。
　　但是，利益不用再隐于难懂的言辞中数学现在成了首选的掩饰工具。这门海涩的学科用严谨的错觉吹捧自己——一个精巧的建立在脆弱基础上的统计工具，与其他社会科学分隔开来，更不用说更广泛的文化了。对于提出的任何基本问题，如经济生活的自身组织、目标和规律等，数学都是答不了的。
　　我确实要问，并希望回答这些难题，但是我也想按自然的方式运用科学。对许多非专业的读者，这些内容显得很难。我力图对含有高难度技术的部分加以区分在较的章节加上相应标题进行注明。大多数的内容不仅涉及了左翼观点，还包括轶事、故事、醒世和忠告等。虽然金融市场和经济学规律如此深厚而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生活当中，但是其中的大部分并未经过严格的检验。下面百十页的内容就是用来进行检验的，这也许比一些读者所预料的还要详细。但是我不想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对“市场”的抽象背后潜伏着一些机构，其目的在于使特权人群的财富和势力最大化——他们是第一世界的债权人和食利者阶级，控制着负债累累的第三世界。
　　我承认在写此书时有两点不足——第一，做实际的投资建议；第二，淡化交易丑闻，不点出害群之马的名字。对于第一点，我建议忘掉市场，这可以做到，但是真正能做到的人很少关于淡化丑闻，是因为很多人有这样的错觉；剔除烂苹果剩下的就是好苹果。而我的观点是，整个机制有问题。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每个从事金融工作的人都是不诚实的行贿的和贪婪的。有很多好人也在从事委托、分析、交易和出传证券的工作，一些人还是我的朋友与邻居。他们的个人特征与此无关。这就是系统分析的意义——把机构和其中的个人分开来考虑。
　　在我写这篇引言的时候，书里的很多数字就已经过时了。美国股市持续上市，达到市值的新水平、自1871年现代记录以来的最高点。在过去，高涨总是伴随着痛苦的下跌。但据说这是一个新纪元，资本的极乐世界，老规则不作用，因此股市有可能永远上涨。如果社会证券私有化了，它能构成一个正式的股价支持系统。但是，与这癫狂的牛市相伴随的却是自二战以来经济的最微弱增长。尽管股市上升点燃了人们谈论新黄金时代的热情，但标准统计数据却反映不出这个时代。
　　大多数高收入家庭以一种30年或70年来从未有过的形式（通过基金）涌入股市。同时，收入低于基金购买者的家庭却更多地陷入债务之中，形成了破记录的债务水平和破记录的倒闭报告一个社会两极分化越严重，下层从上层借的钱越多。
　　当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作为资本主义核心的著名的盎格鲁-美利坚股市还没有像书写完的时候那样高。我称赞过日本和德国的公司制度、金融体制和管理系统，这在1992年基本上是正确的。在1998年，这却似乎不合潮流（虽然这不像称赞马克思那样）。但是我将坚持我的立场。欧洲的停滞并不是因为僵化的结构和被宠坏了的公众，而主要是由于马斯特里赫特合并计划造成的财政与金融紧缩。说日本限制过度就等忽视了它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部分是由于放松管制和投机。如果以近5年作总结，就又忽略了日本前40年取得的强劲经济增长。在1998年对美国方式的热情不禁令人回忆起对10年前日本方式的热情。
　　在日本长期的衰退之后，1997年东南亚的经济崩溃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的胜利主义，人们很快就忘记了亚洲曾经有过的非凡增长表现——以及日本曾经在资本主义历史上史无前例地取得比美英所经历的增长高峰还要高2~3倍的增长速度——艾伦·格林斯潘、记者和经济学教授已经将东南亚的经济崩溃宣布为经济政策的最终结果。
　　还不清楚为何美国几十年来最微弱的增长会成为美国方式的辩护。在1991年的衰退和1997年最后一季度之间的增长是二战后经济周期中最缓慢的。除了强大的股市之外，投资水平仅仅处于中等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是中等。从表面上看，你可能会认为美国将其主要对手远远甩在背后，但人均GDP的增长率比较结果却相反。1997年，美国和法国的增长率并列第二，次于加拿大，仅稍微高于主要欧洲国家。美国的增长率回落经济严重消沉。1989~1995年问，美国的信用膨胀并出现复苏，但它与加拿大和英国的增长率都处于七国集团的底层。1979~1988年间，美国和法国在七国集团当中最差。与危机前的亚洲“四小龙”的比较就更不值一提了。
　　也许是随着资本主义的成熟，金融顺差打破了管理体系的约束，促进了美国式地放松债券。于是全部这些比较资本主义的问题也许是学术性的；也许日本和德国最终要与美国更相似。当然，那可能是欧洲货币联盟的影响之一。果真如此的话，争论就不应该是工程意义上的哪个“运转更好”的问题。
　　在不考虑技术因素的时候，说美式系统“运转更好”并不意味着它更擅长什么。1997年11月22日，《金融时报》载了三篇文章：其中两篇是关于亚洲危机，另外一篇的标题是“改革可能殃及美国穷人”。按照后者，美国市长大会的调查表明，当福利“改革”在199年完全生效后，“大量”美国穷人将面临彻底破产。那种前景当然是深重的社会灾难，但在官方言辞中丝毫没有被认为是耻辱或危机。
　　有计划地祸害美国穷人与本书的主题很有关系。美国的金融和所有制关系是离散的、抽象的和癫狂的，而又似乎深深地同其他杜会机制相联系——一部分是原因，部分是结果——造成了这个如此贪婪两极分化、动荡而又常常出现暴力的文化，迫使每个人都要与他人竞争。如果这就算是成功，那么美国模式就是伟大的成功。在注重新生活方式的国家中，它也有可能出现。
　　在百十页的诊断之后，读者有权在本书结束时期待一个解决问题的处方。我试图做到这一点，但是最后一章很短而且主要是建议性的。我觉得，即使一个过渡阶段本身就值得去写一本书，这是千真万确的另一个原因是：金融改革并不是容易的或是独立的一件事。货币虽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但是单纯货币领域的改革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如果发现了金融的浪费和破坏性，你就已经作出对资本主义的判断了。当前，这可不是流行的观点。但是，如果我认为这种文化的病态将永恒持续下去的话，我还不如不写此书。

道格·亨伍德
（[email protected]）
纽约，1998年4月

^[1] 从很多方面讲，信用市场更重要，但它不引起公众太大的注意，也不像股市激起人的贪欲。

^[2] 除了股市引人注目以外，美国国债券的日交易量大约是纽约股市的10倍——1998年初期联邦券大约是2250亿美元，而股票是50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