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爱国者：德国和奥地利的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潮流和波兰的工业发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永远的鹰——罗莎·卢森堡的生平、著作和影响》（2010）

　　根据罗莎·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要求和从中得出的方法，我们可以发现，在她的政论工作和理论研究生涯的初期就已经有了一种完全是预言的思想。鉴于马克思主义的预言很少能无可争议地正确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左派（它存在并一再出现）有充分的理由一再重复他们中的一员（卢森堡）早在大约一百多年前就已经说过的话，即本应肩负着社会进步的职责的民族解放运动，按照不同的起始条件，与其说正确地不如说极坏地开辟了道路。罗莎·卢森堡作为一个新手开始了政治活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报刊上宣传她关于俄属波兰的社会主义传播状况的信息和评价，以便对这种状况起到作用，同时，她形成了一种激烈的反民族主义的立场，这不是针对当今人们所熟悉的民族主义，而是非常清晰地针对左派所编织的民族主义。她称这种民族主义为“社会爱国主义”，并且谴责其代表人士，她所说的话，人们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可以用来指责无数怀有反帝国主义意图，对巴斯克人、巴勒斯坦人甚至天主教北欧人充满热情的宗主国左派：他们不愿意看到，这里从一开始就有一种革命的社会力量被送上舞台，在这舞台上，从长期来看，当相关运动取得胜利时，解放的、自由的目标自身只能丧失。言辞之激烈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观点是极端左派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左派是否能够按照卢森堡的路线在全球前途似锦，这似平至少是存在疑问的。但是作为关于崩溃过程和分配斗争的早期思想，很多民族解放主义者在苏联解体后用这一思想描述了它的极其丑陋的面目，卢森堡的言论隔着时空获得了其自身的回响，获得了没有意料到的分量：“现在，波兰的独立应当由波兰无产阶级自身，由波兰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来实现;应该强调，这里涉及的不是波兰作为一个国家通过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通过解放一切的社会主义变革而取得解放，而是关于波兰在现有的秩序之内取得国家独立，也就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波兰资产阶级共和国。波兰无产阶级应当对这个阶级国家提出其阶级斗争的下一个任务，正如奥地利无产阶级提出建立普选制。”（W1/1，第18页）同西欧斗争的比较指明了她想进行指责的方向：对她来说，法国资产阶级在西方实现自我解放的个别纲领走得还不够远，人们在拿大炮射击麻雀，用社会主义的潜能对付封建的不平等的残余。罗莎·卢森堡自信，对于人们可以用大炮做什么，她的主意要好得多：“为了夺取波兰独立，无产阶级必须打破欧洲三大强国的政权，而且还要足够强大到打破这些强国的资产阶级的物质生活利益。”（罗莎·卢森堡想要证明，资产阶级从波兰的半殖民地状态中获了利，就像1945年后，世界各地同超级大国进行合作的地区精英们一样。）“换句话说，资产阶级虽然是被奴役阶级，但同时也是统治阶级，它们需要进行统治，通过自觉建立一个新的阶级国家再次建立一个他们能够继续进行压迫的工具。在形成这一问题时，就自然会产生这一思想：一旦波兰的无产阶级有能力，不顾轴心国家和波兰资产阶级的统治实现波兰的重建，那么它就有能力，进行社会主义变革。”（同前书，第21页及下页）也就是说，如果无产阶级有判断力，那么它们就不想成为爱国主义者，而是坚定地融入无产阶级的国际当中，从而加速世界革命。有趣的是，罗莎·卢森堡在这里所阐述的，并没有同托洛茨基试图以非常麻烦的关键词“永久革命”来总结的理论相差太大。这一理论并不是指某种狂热的、最终无法终止的无政府主义的紧急状态，而是想说，人们必须放弃僵化的渐进式的社会进步的图景，这一图景是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的导师马克思去世到马克思的遗产管理者恩格斯去世之间的年份开始设计的。根据这一图景，在（继1905年革命和1917年春天资产阶级革命两次革命之后的）第三次俄国革命^[1]中所实际进行的一切都应当被推翻。一个殖民地的、半殖民地的、封建的或者（并非在它的所有交往形式上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首先要进行必要的生产关系现代化，然后是政治关系和法律关系的现代化。在此之后，不再受中世纪桎梏限制的资本主义才能在它的怀抱当中通过由它自己唤醒并形成阶级的无产阶级创造消灭它自身的前提条件。

　　但是，按照早期的罗莎·卢森堡和中期的托洛茨基的说法，这种资产阶级革命在落后国家的发生至少要出现列宁和其他人当时所称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自我解放的任务借助于同样在落后地区通过自我形成的世界市场的权力而产生的无产阶级而实现，因为其他集团在此方面根本不能指望。如果这一分析正确，那么就要向无产阶级推荐，不是无偿地帮助资产阶级完成他们的职责，而是将革命推过逻辑上似乎合理、然而历史上可忽略的临界点——革命持续前进，没有中断，用托洛茨基令人误解的话说就是“永恒地”实现。事实上，这种受到僵化的图景式威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液化”和动态化，进行原始资料研究的人会在所有产生一定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那里遇到。如果事件紧迫，即使马克思本人也会将图景束之高阁；如果没有从中产生世界公民战争，那么列宁希望世界大战不要结束。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有趣的新左派领导人几乎在越南现象一出现就希望能够进行复制……不过，罗莎·卢森堡也这样希望，是因为东方的革命事件的发展一直在她的日程表上，并不是停留在社会主义超越爱国主义的展望上。有策略地阐述她关于波兰的工人运动的任务的观点，对她来说，还不够。于是她在1898年的博士论文《波兰的工业化发展》中继续进行研究，在已经经她断言和评判的政治事件之中又加入了经济论证。在此方面，她参阅了经济史，描述了手工制造业生产时期，将波兰的手工业的产生看作是“工业殖民化”，只是随着“外国的特别是德国的手工业者的吸引而产生的”。她使用令人印象深刻的繁多的数列勾勒了“从上而下的现代化”，这一点很久以后又被她运用于帝国主义理论以及其中对资本的生存必要的对非资本主义市场的不断殖民化的中心思想：“虽然，我们在其他国家，比如法国和德国，也能看到政府站在手工制造业的源头，也掌握着它的命运。但是，在这里，政府只是对城市生产的自然发展提供支持，这种生产自发地根据客观因素向手工制造业制造方式改变，正如商业资本的积累、销售市场的扩展、手工业的技术发展。在波兰，手工制造业完全和以前的城市手工业一样，全是进口的外来产品，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社会关系上都同波兰本国的经济发展没有任何联系。”（同前书，第121页）因此，波兰政府也不是特别重要，最后，它同俄国的沙皇主义建立了极其紧密的联系，这也是整个东方具有决定意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事实。在手工制造业之后（她将波兰的这一时期定为1820-1850年），向大工业的过渡又持续了20年。这时产生了一种情况，“在俄国的销售以及与此相关的亚洲市场的打开形成了波兰工业的生存网络”（同前书，第153页），从而产生了罗兹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税和贸易斗争，如果仅仅是自由竞争起作用的话，便宜而高产的波兰即使不能给自身带来胜利的话，至少它也能生存下来。但是卢森堡看到，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导致波兰的准殖民的依附关系，这就在政治上消除了纯粹的经济竞争——因此，又出现了新的动力：“当然，并非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按照统治者的意愿发展。既然俄国政府在经济上吞并波兰王国，将资本主义作为民族主义反对派的‘解毒药’来培育，因此它同样在波兰培育了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工业无产阶级，这个巨大的阶级按照它的整体形势变成绝对专制主义最厉害的反对者。即使无产阶级的反对不具有民族主义特色，它也会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因为它以波兰和俄国无产阶级的团结来富有逻辑地回应政府所期望的波兰和俄国资产阶级的团结。”（同前书，第197页）在对这一命题进行详细的、有广泛数据支持的论证之后，卢森堡以她的结论提出了预言，在人们称之为“全球化”的符号下，这些话也不无有趣：“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定律，它逐渐地同边远地区彼此结成物质联系，彼此经济上互不可分，最后将整个世界转变为一个牢固联系在一起的生产机制。当然，这种趋势在一国内部、在同样的政治和关税边境内部的影响最为强烈。波兰和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就产生了这样的结果。两国主要是农业经济，也就是自然经济国家，即直到60年代，它们彼此在经济上都是陌生的，每个国家都是具有特别的经济利益的封闭整体。但是，自从工厂生产在此地和彼处开始大规模发展起来，自从自然经济制造了货币经济的位置，自从大工业在两国的社会生活中成为决定性的因素，物质存在的封闭性就越来越被动摇了。”（同前书，第209页及下页）结束是掷地有声的预言：“我们认为，俄国政府、波兰资产阶级和波兰民族主义者都在同等程度上瞎了眼，波兰和俄国的资本主义融合过程还具有重要的辩证的一方面，他们对此完全无视。也就是说，这一过程从内部产生了这一时刻：在这个时刻，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利益同俄国的绝对主义政府形式产生了矛盾，沙皇统治在它的内部走向衰亡。或早或晚，这样的时刻必定角会到来：今天被沙皇政府宠爱的波兰和俄国资产阶级对他们的政治法官——专制主义感到厌烦，对国王感到倦怠。”（同前书，第210页）19年后，卢森堡的理智曾试图阐明的预言成了现实。^[2]当马克思主义者说“或早或晚”时，人们应当让他们履行诺言。

^[1] 指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译者注

^[2] 指俄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