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 第五部分 伦敦
一 伦敦的第一年正如人们所说，一切是短暂的，总不会长久。当马克思去英国的时候，他当然不认为那里会成为他永远的家。数年来，他与他的大多数流亡战友们一直认为这块大陆将很快出现新的革命浪潮。正如早期基督徒在等待救世主再次降临一样，他们认为他们当下的生活与那即将到来的伟大事件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这部分说明了马克思大部分生活的特殊性，期间很多生活实际上是在漫长的、不眠的流亡之夜中度过的。 离开在巴黎的燕妮和孩子们，马克思1849年8月24日在瑞士共产主义者载勒尔和一位从巴登来的民主主义者卡尔·布林德的陪伴下穿越了海峡。到达伦敦，他很可能暂时住在卡尔·布林德租来的房子中，这所房子在格罗夫纳广场上的一间咖啡屋上面：不管怎么说，这是他用的通信地址。他前景黯淡。到伦敦不久他在信中写道：“现在我确实处境困难。我的妻子临近产期，15日她又必须离开巴黎，我不知道到哪里去弄到必要的钱，使她能够动身并在这里安顿下来。”[1]燕妮甚至要把护照延长到9月15日也很困难（那时他们在巴黎租的房子已经到期）。17日她带着3个小孩子到了伦敦，身上还怀着不到3个星期就会出生的第四个孩子。格奥尔格·维尔特去接了她，格奥尔格·维尔特是一位批发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建者之一，并曾在《新莱茵报》工作。他看到了他们在莱斯特广场中已布置好了的寄宿房间，他们不久离开这里，前往另一所两间的房子，坐落在切尔西城市国王路旁的时髦地段。租金昂贵（每月大概6英镑[2]），但他们贫乏的财源从燕妮母亲的资助中得到了缓解，这样他们可以度过眼前的这段时间。燕妮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11月5日，当时人们在外面高喊着‘永远的盖伊·福克斯’，戴着面具的小男孩在街上骑着人工巧手制作的驴子，一切都在喧嚣，我可怜的小亨利希出生了。为了纪念伟大的反叛者，我们给孩子取名小福克斯。”[3]所以，正如维尔特所提及的，马克思的家庭中有四个国籍，每个孩子出生在不同的国家。 马克思一家很快就从切尔西的房子中搬出来了。他们在那里的时间几乎还不超过6个月，女房东那边的麻烦来了，由于缺少现钱他们立刻被赶出来了。不久，燕妮在给魏德迈的一封信中讲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我只要把我们一天的生活情况如实地向您讲一讲，您就会看到，过着类似生活的流亡者恐怕是不多的。因为这里奶妈工钱非常高，尽管我的胸和背部都经常痛得厉害，我还是决定自己给孩子喂奶。但是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我身上吸去了那么多的痛苦和内心的忧伤，所以他总是体弱多病，日日夜夜忍受着剧烈的痛苦。他从出生以来，没有一个晚上是睡到两三个小时以上的。最近又加上了剧烈的抽风，所以孩子终日在生死线上挣扎。由于这些病痛，他拼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口了；鲜血常常流进他那抖动的小嘴里。有一天我正抱着他这样坐着，突然我们的女房东来了。我们一个冬天已经付给她二百五十多塔勒，其余的钱按合同不应该付给她，而应该付给早已查封她的财产的地产主。但她否认合同，要我们付给她五英镑的欠款，由于我们手头没有钱（瑙特的信来得太晚了），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不多的全部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的孩子的摇篮以及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的女孩们的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家当拿走。那时忍受着乳房疼痛的我就只有同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光地板了。我们的朋友施拉姆赶忙进城去求人帮忙。他上了一驾马车，马狂奔起来，他从车上跳下来，摔得遍身是血，被人送回我们家来，那时我正和我可怜的发抖的孩子们在哭泣。
第二天我们必须离开这个房子。天气寒冷，阴暗，下着雨。我的丈夫在为我们寻找住处，但是他一说有四个孩子，谁也不愿收留我们。最后有一位朋友帮了我们的忙，我们付清了房租，我很快把自己所有的床卖掉，以便偿付药房、面包铺、肉铺、牛奶铺的欠款，他们听说我被查封财产都吓坏了，突然一齐跑来向我要账。把出卖了的床从家里抬出来，搬上小车——您知道，又出了什么事？当时天色已晚，太阳已经落了，按英国的法律在这个时候是禁止搬运东西的，于是房东领着警察来了，说里面可能有他的东西，说我们想逃到外国去。不到五分钟，我们门前就聚集了不下二三百个看热闹的人，切尔西的流氓全来了。床又搬了回来，只好等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以后再交给买主；最后，当我们卖掉了一切家当，偿清了一切债务之后，我和我的可爱的孩子们搬到了莱斯特广场莱斯特街1号德国旅馆我们现在住的这两间小屋。在这里我们每星期付五个半英镑才凑合住下来了。[4] 1850年4月被从切尔西的房子中逐出，他们就在第恩街64号找了一套可以长久租住下来的两间房子，房子的主人是一位做饰带生意的犹太商人，流亡者委员会会计亨利希·鲍威尔也在这里住。燕妮带着四个孩子在那里过夏天，把它描述为“悲惨的”[5]。伦敦前景黯淡，以至于马克思考虑与恩格斯一起移居到美国。他准备在那里找一个地方能够继续出版杂志，于是设法寻到了租用的价格；但却是“惊人地昂贵”[6]。所以马克思一家只有移到这条街的28号了，恩格斯此时出发去了父亲在曼彻斯特的公司。由于吉多的死，迁居马上进行了。吉多才一岁，他突然死于由于脑膜炎而引发的痉挛，是三个中第一个在第恩街死去的孩子。 虽然困难重重，马克思在政治方面依然很活跃。在伦敦的头几个月，马克思的时间被三件相互关联的事情占去了：作为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中流亡者的代表所进行的工作[7]；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重组；以及仿照《新莱茵报》的样式进行创建一个月刊杂志的工作。他把这三项所有的工作都看作重建1848年曾在科伦存在过的“马克思党”的途径。[8] 燕妮到达伦敦的第二天，协会全体大会选举了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它将向协会每月一次地作陈述报告。马克思与布林德、鲍威尔、普芬德和菲斯特尔一起当选为成员。委员会立刻开始了通过个人关系和报纸呼吁进行筹钱，这两方面主要是在德国进行。但是只过了两个月，委员会不得不进行重组。因为随着布林德和菲斯特尔的离开以及维利希到达伦敦，对于诸如司徒卢威和海因茨这样的激进共和党人来说，委员会的调子变得太极端了。司徒卢威和海因茨试图成立一个新的政治倾向更为温和的委员会（脱离现在的协会）。虽然这些努力（它在下年4月份又重新再起）失败了，但确实导致了原先委员会的重组——恩格斯和维利希当选，补上两个空缺的位子，并把“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改名为“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这种分歧是流亡者更为广泛分裂的一部分，因为传统的共和党人在司徒卢威和海因茨的领导下组建了一个与协会对立的工人同盟。）新的委员会由马克思担任主席、恩格斯担任书记，在接下来的一年中非常活跃：虽然随着人数的增加原先大笔的捐赠在减少，但还是募集到了超过300英镑的资金，帮助了超过500名的流亡者。1850年夏天，建了一座旅馆，能容纳18名流亡者，并能供给大约40人食物：计划还将使旅馆自足——把它变成一个流亡者工作的、具有多种用途的工厂。但这些想法没有实现，当1850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内出现分裂的时候，委员会实际上就停止发挥作用了。 马克思还参加了协会的其他活动：参加它组织的郊游、舞会、击剑以及国际象棋，他还作了题为《什么是资产阶级所有制？》的报告——从11月份开始，一直到1850年的上半年；他还开始在家里给自己小圈子里的朋友举办一些个人讲座；后来被说服为扩大群众听众，到大风磨街协会的一层办公室去做报告。威廉·李卜克内西，这位未来的德国社会党的创建者，在协会的一次郊游中结识了马克思，并从此成为马克思忠实的学生。他生动地描述了马克思的讲述方法： 马克思进行得有条不紊。他提出命题（越短越好），接着就比较详细地进行解释，尽量注意避免工人听不懂的一切表达。然后请听众向他提问题。如果没有人提问，他就开始考试听众。他的这种讲授技巧，任何缺陷或误解都逃不过他。我表达了我对于他的机敏的惊奇，得知他以前曾在布鲁塞尔的工人俱乐部做过一些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讲座。无论如何，他具有优秀教师的天赋。他也用黑板，在上面写公式，其中包括我们大家熟悉的《资本论》前面的公式。[9]
另外一个对大风磨街发生的比较耸人听闻的讨论的描述保留在普鲁士政府密探的记录中，这份记录最后通过柏林的英国大使送到了英国对外办公室： 一个德国社会团体在马克思、沃尔弗、恩格斯和维迪尔的领导下，在大风磨街20号一层聚会。该团体又分成三个分会。分会B讨论最为激烈。它正式讲到并讨论了王子的谋杀者。聚会是前天进行的，我在会上帮忙，沃尔弗和马克思主持会议，我听到一名演讲者高声说：“白痴同样将逃不脱他的命运。英国的钢铁制品是最优秀的，这里有尤其锋利的斧头，断头台正等待着王室的每一个人。”这样，英国女王的谋杀者在离白金汉宫仅几百码的地方就由德国人表达出来了。秘密委员会又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领导人；另一部分是所谓的“盲人”，18人至20人，都是些有胆有勇的人。他们不打算参加骚乱，而是为伟大的事件和主要地为谋杀王储进行节制。[10]
这样的会议记录被保存下来，显示了这份报告主要由于作者的想象才能而引人注目。 大体说来，英国政府对流亡者并不重视。例如1851年3月，由于“对已经知道名字的主要革命者采取决定性措施”，“无伤大雅地把这些人放逐到殖民地”[11]，普鲁士内务大臣敦促奥地利与普鲁士联合起来应对英国政府。去年，奥地利大使曾与英国内务大臣乔治·格雷先生提出过这一问题，指出“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其领导人是马克思、恩格斯、鲍威尔和沃尔弗）甚至讨论弑君”，但得到的答复是：“依照我们的法律，只要与英国女王无关，只要没有制定明确的计划，仅仅对弑君的讨论并不足以构成逮捕这些策划者的理由”[12]。在回答这些要求时，内务大臣准备做的主要是给那些流亡者以金钱上的资助，希望他们移居到美国。[13] 马克思还在科伦的时候曾拒绝过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中央委员会（它在1849年早些时候曾为沙佩尔和莫尔所复兴）的提议，但现在他开始把大量的精力用在同盟的工作上。现在还不完全清楚马克思是如何成为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正式当选是不可能的，但可能被鲍威尔和埃卡留斯推选为新委员，正像后来的恩格斯和维利希那样。无论如何，他参加了他们两周一次的会议并最终成为主席。同盟在1849年还没有停止活动，虽然中央委员会的六月大会的报告中[14]说“……革命团体在去年夏天一度失败在实践上导致了同盟组织的解体……中央委员会去年年底以前一直都由于陷于停顿而受到指责”。这是夸张了。马克思后来到达伦敦后写道，“我发现那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工作又重新运作起来，与重建的德国支部的联系又复活了”[15]。但是1849年晚些时候的这种整体上的混乱和分散自然减少了同盟的活动。而且就意识形态这方面讲，这种“秘密宣传团体”（正如马克思对它所做的描述那样[16]）也远远没有统一起来。确实，并不是每个申请者都能够成为成员，甚至有个别被开除现象，但并没有明确的常规——只要还是完全通过信函和中央委员会偶尔派特使来传达报告这样的形式来联系，明确的常规也不可能建立起来。在马克思当时和以后所称作的他的“党”中，他当然确实坚持了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但是这个“党”与同盟绝对没有联系，它也不是完全由同盟成员组成：它由非常有限的一些人组成，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了解马克思本人，理解他的思想并对他藐视别人的卓越才能抱有敬意。 1850年1月，马克思试图在德国重建同盟，他给烟草商勒泽尔（未来的科伦支部主席，并在后来推翻了国王的证供），写了一封信敦促他，用勒泽尔的话说是：“鉴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事实上一直是被压制着的，他认为既然宣传活动只能秘密进行，那么就非常有必要重新建立同盟，于是要……在科伦建立一个支部，我将竭尽全力建立一个与其他莱茵城市相似的支部”[17]。勒泽尔回答说要求一个公职，这样可以避免有谋反的猜测。马克思回信说这些问题需要未来的大会认可，而目前他们应该采取《共产党宣言》制定的总方针。 在对德国的同盟进行某种统一的尝试中，中央委员会3月份派鲍威尔去视察，带着一份由马克思签署的指令和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一份策略指示。这份著名的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表明了马克思关于策略的想法在过去一年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他现在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以与那些正式的民主派相并立”[18]，并同意中央委员会以前要在德国重建同盟的打算。马克思批评一切类型的“民主主义党”，因为他们代表了德国众多的中下层阶级，从长远来看他们的利益与无产阶级的利益一定是对立的。在这里，马克思建议道： ……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至多也不过是希望实行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19]
所以工人开始时应该支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同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武装组织。如果这样的革命获得了成功，工人应该继续努力，实现土地国有化并建立统一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共和国。马克思在告同盟书结尾提出了“不断革命”的口号，这一口号并不意味着他相信德国即将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尽管他的确认为这在法国倒是可能的，并对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比以后要乐观得多。在告同盟书结尾马克思谈到了“较长的革命发展道路”，对德国工人提出了决定性的建议： 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后胜利，首先还是要靠他们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地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要由于受到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花言巧语的诱惑而离开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独立组织的道路。[20]
当科伦支部发现告同盟书没有谋反倾向时，就接受了它，并进行刊印。鲍威尔继续视察德国各地类似的支部。他返回时，经过科伦，那里有一些对伦敦方面进行的批评，理由是马克思1848年已经解散了同盟，而且目前还没有正式重建。但这只是科伦支部一小部分人的观点，中央委员会普遍认为鲍威尔任务完成得是成功的。 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确切影响很难估计。[21]其成员似乎主要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常常有相当理想的无产阶级蓝图，他们获得实际影响的唯一方法是依照伦敦支部的规定与工人团体进行接触。这些团体与社会的直接需要相应，举行公开的选举，对当选代表实行严格控制，并集中于诸如互助和正规教育等实际活动上。虽然在一些城市中，例如科伦、法兰克福，同盟成员对一些团体的影响很大，但是伦敦中央委员会6月份发表的告同盟书有夸张的成分，就字面而言不应该完全相信。 虽然第二份告同盟书仍然认为“一场新的即将爆发的革命为期不远了”[22]，但口气及目的都不同于3月份的告同盟书：面对要独立自主的言论（例如对在瑞士的德国流亡者组织以及其他所有在德国积极活动的支部就是这样），它强调了伦敦中央委员会的最高权威。告同盟书对比利时、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同盟支部状况作了相当乐观的叙述，并推迟了科伦先前要求召开的全体大会。告同盟书在涉及与工人团体和军队的联系中所表现出来的华而不实风格、缺乏现实主义和过分乐观，使得下面的情况令人怀疑，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起草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他们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份告同盟书，所以一定默许了它的最终形式，甚至恩格斯还重印了它）。告同盟书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伦敦支部和科伦支部之间仍存在着分歧：后者一直把自己看作只不过是一个宣传性质的团体，因此当马克思责备他们“没有进行积极的活动”[23]时，就愤怒地指责马克思这种“毫无兄弟情感的行为”。全体大会预计9月份在伦敦召开，但1850年9月中央委员会的分裂使得这一计划没能实现。 告同盟书还向德国支部宣布了中央委员会与法国和英国的革命政党进行的联系。马克思1849年末曾参加了处于分裂中的宪章运动的左翼组织的一次晚宴，这个运动以兄弟民主党为人所知，其领导人乔治·哈尼是马克思前次在伦敦逗留时认识的。在这次晚宴上，马克思结识了几位被流放的布朗基派领导人；1850年4月创建了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和维利希代表德国人，哈尼代表英国人，维迪尔和亚当代表法国人签了协议。六项条款的第一条就显示出了马克思告同盟书的精神，它写道： 协会的宗旨是推翻一切特权阶级，使这些阶级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为此采取的办法是支持不断的革命，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24]
条款写于法国，由维利希起草。该协会同时还开始进行了革命宣传：巴特尔米，布朗基最富有才华的学生之一，给他的领袖做了汇报：“我们已经开始和德国共产主义者一道起草一本革命手册指南，指南内容包括这次革命之后人民将必须马上采取的一系列措施”[25]。协会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分裂（当时大多数布朗基派站在了维利希这边）中瓦解了。然而，它毕竟取得了1848年后欧洲左翼的暂时联合，并成为第一国际的先驱。 马克思1849—1850年间的政治活动的关键工作是努力创建一份报刊，继续发挥《新莱茵报》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的作用。他在离开巴黎之前，就有了关于办杂志的具体计划，即杂志将成为他分散开了的“党”的重新结集点。题目定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这表明：首先，它是从前报纸的继续；其次，一旦“环境允许它回到德国”[26]，就打算把它变成日报；最后，揭示了马克思认为在社会经济研究和政治活动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 1849年的最后几个月都用来找寻资助者和出版商了。12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个会员泰奥多尔·哈根告诉马克思汉堡出版商舒贝特愿意出版这个评论。舒贝特收取收入的一半，来支付出版费，余下的部分，包括发行（通过委托代理）的费用留给了马克思，他来承担这些费用。共同担负的是广告费用，希望筹到500英镑。康拉德·施拉姆打算在宪章派和布朗基派资助下去美国，到那里筹资：但是两家的计划哪一个都没实行。出版还要推迟：原来打算1月1日出刊，但舒贝特整个1月份根本没有收到任何稿件，这部分也是由于马克思在这月底生了病。2月初确实来稿件了，但由于印刷商缺少纸张以及马克思的“令人头痛的字迹”[27]极难辨认，印刷又被推迟了。此外，舒贝特还担心可能遭到迫害，他认为马克思作为编辑，应该把他文章的调子缓和一下，因为“任何人毕竟都不能像他那样能够驾驭语言”[28]。原定于1月份发行的2500份，3月初终于开始了；到5月中旬为止，极快地接连出了三期。但是，与舒贝特的关系迅速恶化了：舒贝特很迟才寄去杂志销售的信息，他不经过商量就裁减文章，而且并没有按照要求刊行。销售的收入极其微薄，5月份燕妮·马克思写信给魏德迈诉说苦衷，说不可能辨别出谁的行为是最糟糕的，“……是书商或者经理和科伦友人的拖延呢，还是民主派的全部行为”[29]。对舒贝特的指责当然是正当的，但《评论》的风格过于注重知识性，没有造成广泛的影响。科伦支部的一个领导人罗兰特·丹尼尔斯写信给马克思：“只有这个团体中比较有知识的人和为数不多的具备一些历史知识的中产阶级才会对您每月刊物中的革命感兴趣”。 这个夏天，《评论》暂时搁浅了；最后一期（双刊号）的出版是在11月。马克思认为舒贝特不尽职，以至于他（不成功地）要想办法起诉他。他还计划着以季刊的形式继续在科伦办《评论》，或者换一种方法，在瑞士出版。这些计划都没能实现。很难看清楚《评论》——或者它的确打算要给共产主义者同盟以思想上的指导——在这种环境中本来应获得什么样的成功：这两者都依赖于1848—1849年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以及对类似骚乱浪潮很快到来的期待。这些希望在所有的流亡者中普遍存在，包括马克思，在离开巴黎之前，曾告诉拉萨尔，他希望来年初那里会爆发一场革命运动。事实上，马克思在《评论》（它的目的是要“详细地科学地研究作为整个政治运动的基础的经济关系”[30]）上发表的文章表明他进一步认识到他的政治目标的经济学前提当时还不具备。 在最初发表在《评论》中的文章中，马克思写道：“目前这个表面平静的时期，正应当利用来剖析前一革命时期……”[31]这是马克思打算给《评论》写的主要文章之一，这些系列文章标题都冠上了“1848年至1849年”。恩格斯后来以《法兰西阶级斗争》为题把这些文章重新出版。文章被正确地评论为“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32]。 《法兰西阶级斗争》以富有才华和流畅的笔触描写了阶级和经济利益背景下法国1848年至1849年间不断变换的政治场面。马克思对最近革命起义失败在整体上作了公开评论： 除了很少几章之外，1848—1849年的革命编年史中每一较为重要的篇章，都题名为革命的失败！
但是，在这些失败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陷于灭亡的乃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即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中的产物；陷于灭亡的是革命党在二月革命以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其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 总之，革命向前进展并为自己开拓道路不是由于它获得了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反而是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反革命，即产生了一个敌人，而主张变革的党只是在和这个敌人做斗争中才发展了真正革命的党。[33] 马克思继续对七月王朝进行了分析，把它和合资公司进行了类比，由于其不断地处于破产的边缘，以至于银行家和经纪人进行债务投机，以摧毁小投资者。[34]结果，普遍的不满带着英国1845—1846年工商业危机对法国工业的严重影响涌进了革命。而在二月事件只是反映出各个阶级之间早已产生出来的分歧之后，临时政府成立了。正是对于自己过去在德国做法的某种程度的批评，当时马克思宣称，工人抱有与资产阶级一起或在法国一个国家内获得解放这样的希望，这是一个幻想。马克思继续论述了5月选举结果必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工人反对它只能是徒劳。但正是他们的失败为将来的胜利作了准备： ……只有六月失败才造成了所有那些使法国能够担起欧洲革命首倡作用的条件。只有浸过了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之后，三色旗才变成了欧洲革命的旗帜——红旗！
于是我们高呼道：革命死了，革命万岁！[35] 马克思的第二篇文章讨论了1848年秋新确立的政治制度的矛盾及其赋予路易·拿破仑（他在12月份的大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的诸种机会。拿破仑是农民幻想中的唯一人物。对无产阶级来说，他的当选意味着取消资产阶级共和主义，意味着为六月失败复仇。对小资产阶级来说，这意味着债务人统治债权人；而对大资产阶级来说，拿破仑意味着他们要同自己以前的坚定联盟、具有潜在进步性的团体进行决裂。“这样”，马克思说，“法国一个最平庸的人获得了最多方面的意义。正因为他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他能表明一切，——只是不表明他自己。”[36] 第三篇和最后一篇文章写于3月，大约与3月份的告同盟书以及与布朗基派建立伦敦联盟是同一个时间。文章分析了对立党派中存在的不同因素。马克思在这里注意强调了“小资产阶级”或者“空论的”社会主义（他尤其认为普鲁东是这样的社会主义）与布朗基派的革命社会主义之间的不同： 这种乌托邦，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想使全部运动整个都服从于运动中的一个段落，用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来代替全部社会生产，而主要是幻想借一些细小手法和巨大伤感情怀来消除完全必要的阶级革命斗争，其实它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把这个社会描绘成一幅没有阴暗面的图画，并且力求违抗这个社会的现实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当无产阶级把这种社会主义让给小资产阶级，而各种社会主义首领间的斗争又表明每个所谓体系都是特意强调社会变革中一个过渡段落以与其他各个段落相对抗时，无产阶级就愈益团结在革命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叫作布朗基思想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37]
这篇文章结尾处用典型的乐观主义宣称反动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只不过是“革命的温室”[38]。 这种乐观主义还反映在马克思恩格斯1850年前几个月为《评论》所写的关于时事的深入评述中。在法国，“当然，反动势力加强的同时，革命政党的力量亦在日益壮大”，“过去一向在政治上死气沉沉的农民阶级也被卷入运动，被吸引到革命中来了”[39]。至于英国，那里生产力的惊人发展甚至将很快超过南北美洲和澳洲市场：恐慌最迟在7月或8月会随之而至，“这次危机由于必然跟大陆的重大事件一起爆发，所造成的后果会与以前历次危机完全不同”[40]。马克思当时和以后都坚持认为工业危机将会带来革命，而不是相反。1849年12月他写信给魏德迈，认为革命在下次危机之前过早爆发“是一种不幸，因为现在正好是贸易日益扩大的时候，法国、德国等地的工人群众，以及整个小店主阶层等，也许在口头上是革命的，但是实际上当然不是如此”。[41] 文章接着对美国的工业潜在能力作了深刻评论，认为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其意义“超过了二月革命”[42]。人口向西部的迁移以及铁路方面的惊人发展都说明纽约和旧金山正在成为世界的贸易中心，而这个中心到目前为止是伦敦和利物浦。马克思接着写道： 世界交通枢纽在中世纪是意大利，在现代是英国，而目前将是北美半岛南半部……由于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开采和美国佬的不断努力，太平洋两岸很快就会像现在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的海岸地区那样人口密集、贸易方便、工业发达。这样，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的作用；大西洋的作用将会降低，而像现在的地中海一样成为内海。[43]
欧洲国家避免工业、商业和政治上对美国的依附，唯一的希望就是“进行社会革命；这个革命现在还不算迟，还能够根据现代生产力所促成的生产本身的需要来改变生产和交换的方式，这样，就可以创造出新的生产力，保证欧洲工业的优势，从而使地理上的不利条件得以弥补”[44]。在这篇文章将近结尾处，马克思对中国新近开始的社会主义，以及在与西方接触中产生的社会剧变［注：2005年的《卡尔马克思传（第3版）》中译本里译为“对中国新近开始的社会主义和社会动荡”。］进行了评论，认为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45]。 写于4月份的评论时事的第二篇文章，比较具体地讨论了欧洲革命的种种可能性。马克思认为由于英国特别是主要在羊毛业上的过分投资，危机正日益迫近。这一危机与即将发生在大陆上的动荡的相互作用，将给后者以“鲜明得多的社会主义性质”[46]。在英国，工业资本家将代替辉格党和托利党，把议会的大门向无产阶级的代表敞开，以此“把英国卷入欧洲革命”[47]中来，从而促成危机的爆发。后来《评论》在准备印刷之前加了一篇评注，承认了19世纪50年代早期经济形势曾略有改善，然而他仍宣称，“商业危机和革命一并产生的现象也愈来愈不可避免”[48]。但是几个月后，这种短暂的乐观主义观点越来越难以维系。马克思由于1850年夏天进行的对近十年来经济历史的系统研究，致使这种乐观主义彻底烟消云散了。 这年6月，马克思得到了一张英国博物馆阅览室的出入证，他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经常使用。7月至9月他一直在那里阅读，主要阅读伦敦《经济学家》的过期杂志。他得出的主要结论，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是“从1848年年中起开始逐渐重新到来而在1849年和1850年达到全盛的工业繁荣，是新近加强了的欧洲反动派的振奋力量”[49]。研究结果在10月为《评论》的最后一期写的长篇时事评论中得到了详细论述。马克思坦率断言：“最近6个月的政治运动跟6个月以前的政治运动有本质的不同”[50]。这一变化的“实际基础”是开始于1848年的英国繁荣期。1845—1846年的危机是由于过剩的生产力以及伴随着的在铁路、钢铁、棉花、土豆方面过多的投机。随着1848年经济的稳定，额外的资本投资在增加，投机变得不那么容易了。这一短暂的繁荣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明证是策划了1851年的博览会，这个现代罗马的“百神庙”[51]。美国也出现了类似的繁荣，这种繁荣曾得益于欧洲的经济萧条以及加州市场的开拓。新近繁荣的英国和美国又反过来影响法国和德国，后两者都依附于英国这个“资产阶级世界的造物主”[52]的经济形势。 这一详细探讨的结论是：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的秩序党各派的代表目前所进行的无休止的争吵是彼此为了使对方丢丑，而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的，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目前社会关系的基础十分巩固——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十分资产阶级化。一切想阻止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主义者们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53]
1851年末，路易·拿破仑夺得了法国皇帝的位子，巩固了1848年革命后的反动力量。马克思马上写了一系列文章，标题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由他的朋友魏德迈在一家存在时间较短的纽约杂志上发表。这些文章组成了马克思极富才华的政治小册子。这个题目暗示了1799年拿破仑一世政变的日子。马克思注意考察了1851年12月路易·拿破仑事件重现的社会经济背景。在该著作的第二版序言中，马克思把自己的方法与其他两位论述同一问题的著名著作——维克多·雨果和蒲鲁东的著作作了对比，认为雨果只是进行了尖刻和俏皮的攻击；而蒲鲁东则是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结果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的历史辩护。马克思写道：“相反，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54] 文章开头用黑格尔的话证明了世界历史中一切具有重要作用的事件和人物都出现两次，并补充道：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两个波拿巴也是这样。他继续写道：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55]
马克思用这些观点分析了1848年革命，并把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和19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作了区分——前者突飞猛进，好像是被五彩缤纷的火光所照耀，但为时短暂；后者则进程缓慢，常常停下脚步，经常作自我批评。马克思转到最近的政变上，认为不能接受国民已经失去感觉的托词：“民族和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宽恕的。这样的言谈并没有揭穿哑谜，而只是把它换了一个说法罢了。还应当说明，为什么三千六百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弄得措手不及而毫无抵抗地作了俘虏呢。”[56] 接着马克思总结了《阶级斗争》一书中探讨的历史时期。波拿巴成功的原因是他以“慈善会”为幌子组织起了巴黎流氓无产者，自任首领。然而，这种直接的力量为了波拿巴的利益必须反对一些长期存在的事物。首当其冲的是旧金融贵族，他们“把总统每次对它那些看来是自己代表们的胜利当作秩序的胜利来欢呼”。这样做的原因是很明显的：“既然在一切时代国家政权的稳定对整个金融市场和这种金融市场的牧师们来说是摩西和先知，那末现在，当任何洪水都有把旧的国家连同旧的国债一并从地面上冲去的危险时，又怎能不是这样呢？”[57] 工业资产阶级也在路易·拿破仑身上看到了他正是结束最近混乱局面的人。这部分阶级“为了保持他们的公共利益，他们本阶级的利益、他们的政治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是有碍于他们私人的事情的，因而只是使他们感到痛苦和烦恼”。当商业情况良好的时候，商业资产阶级狂暴地反对任何的议会斗争，生怕这种斗争会使商业吃亏。当商业境况不佳的时候，商业资产阶级就抱怨议会斗争导致了政治局势的不稳。1851年法国的确经过了一场较小的商业危机，这场危机加上不间断的政治动荡，使得商业资产阶级大叫：“没有终结的恐怖，还不如令人恐怖的终结！”[58]波拿巴很好地理解了这种叫喊声。 马克思文章最后一部分较为认真地考察了波拿巴政权的阶级基础。对马克思来说，这似乎是不存在的：“斗争的结局，好像是一切阶级都同样软弱无力和同样沉默地跪倒在枪托之前了”[60]。文章解释道，革命已经可以使议会权力臻于完备，只是以便推翻它；而现在使行政权力臻于完美，以便接着摧毁它。马克思概述了官僚政治的历史： 这个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五十万人的官吏队伍和五十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61]
1789年革命期间以及后来，官僚为资产阶级进行阶级统治作了准备；在路易·菲利浦和议会制共和国时期，官僚仍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62]。接着马克思马上论证道：“虽然如此，国家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63]这些农民利益的一致并不能使他们联合起来，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处于互相隔离的状态。因此，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而拿破仑依靠的农民，法国土地所负担的抵押债务每年从这些农民身上取得的利息，等于英国全部公债的年债息的总额。最后，军队已不再是农民青年的精华，而是“农民流氓无产阶级的败类了”[64]。这样，按照马克思的论述，拿破仑一世的三个主要方面——独立的小农，支持强大的中央行政的税收，以及来自农民的数量庞大的军队——在路易·拿破仑的统治中已经完全堕落了。然而，中央集权制已经确立，这将是未来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打碎国家机器丝毫也不会危及中央集权制。官僚政治不过是中央集权制还受其对立物即封建制度累赘时的低级和粗糙形态。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时，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那时奠立在这种小块土地上面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65]
注意到下面这一点是有意义的：上面这段话把中央集权制作为一种进步因素加以强调，而在1869年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第二版中就略去了这一点。 仅仅作为一场新的危机的结果新的革命才是可能的，这个结论标志着马克思的政治行动主义第一阶段的结束；接着他转向了19世纪40年代末中断了的经济学研究。自然，马克思思想的含义是许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完全不能接受的。在伦敦，这种立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维利希。 马克思和维利希之间的不同不仅仅是思想学说的不同。维利希来自于古老显赫的家庭。甚至有传闻说（维利希没有澄清这个传闻）他是霍亨索伦王室的后裔。他12岁就成了一名职业军人，表现很好。在1849年巴登起义中恩格斯是他的副官，对他评价道：“维利希在战斗中勇敢、沉着、机智，同时能迅速而准确地弄清情况，但是在不作战时他却或多或少是一个无聊的思想家”[66]。维利希一到达伦敦，凌晨就闯入马克思家似乎给马克思一家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当时他身着华丽的服装，过分和善。燕妮甚至认为维利希企图引诱她，——她后来写道：“他要来看我，因为他想追逐居住在每一个婚姻中的小虫，诱使它出来”[67]。无论如何，马克思嫉妒维利希华丽的举止是很自然的，正像维利希出于以下原因对马克思感到愤怒一样：马克思对立刻进行革命斗争的热情日益衰减，以及马克思把人类分成马克思和其他人的这种独裁倾向（照维利希的话说）。还有，维利希的朋友们在他们之间做了一个越来越令人不快的对比：“知识分子”马克思，和他的家庭住在一起，在英国博物馆进行研究，做经济学理论的讲座；“务于实际”的维利希，住在逃难工人中的单身汉，和工人一起经受艰苦的环境，认为一切都是“这样简单”[68]。马克思也许博得了工人们远距离的尊敬，但正是维利希赢得了他们的热爱。 这些不同很快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由于马克思的提议，维利希已经成为其中的一员）中引起了纷争。1850年春，维利希和恩格斯之间发生了极为激烈的争吵，并拒绝中央委员会对他们的任何调停。8月，马克思反对维利希给中央委员会提出他们应该和其他民主派流亡者组织组成统一战线的建议。流亡者委员会也发生了同样的意见分歧；在这里，当维利希发现自己是少数派时，他就放弃了，而把这个分歧带到了团体大会上，在那里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马克思发现自己被左翼包围，他们把他称为“反动分子”，因为他为《共产党宣言》倡议的一些策略作辩护。这样，由于力量增强了，维利希9月1日在中央委员会上进行了反击，当时激情被调动起来，以至于维利希提出要和马克思决斗。马克思早已不再是波恩的一名大学生，所以鄙弃了这个提议。但康拉德·施拉姆，马克思把他描写为他们的团体中的派尔希·霍特斯伯，他不顾马克思的劝阻接受了维利希的挑战。决斗在英国为非法，因此他们乘夜船到了奥斯坦德［注：比利时西北部港市。］，维利希由巴瑟米陪同。关于这件事，李卜克内西留下了下面的一段记述： 第二天夜里，马克思家的门是开着的，他不在家，家里只有马克思夫人和琳蘅。巴瑟米动作僵直地鞠了一躬，走进来，用沉郁的声音回答了焦急的“怎么样？”的问题：“子弹击中了脑袋！”施拉姆头部中弹，之后又僵直地鞠了一躬，转身退出去了。你可以想象得到马克思夫人处于麻木状态中的恐惧；她当时知道自己可怕的直觉并没有欺骗她。
一个小时后，她对我们讲了这个令人悲伤的消息。当然，我们认为施拉姆永远不会回来了。第二天，当我们正伤心地谈到他的时候，门开了，一个人走进来，头缠着绷带，但带着苍白的笑容，正是我们悲悼的人。他讲述道，他中了弹，昏迷过去。当他恢复知觉的时候，他自己躺在海岸上，旁边是他的决斗助手和他的医生。维利希和巴瑟米已乘上来时的船返回了。施拉姆跟着乘上了随后的一条船。[69] 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维利希凭自己的权威召开一次同盟伦敦成员全体大会之后。因此，马克思退出了流亡者委员会，并召开了中央委员会最后一次大会。大会于9月15日召开，他在会上以主席的身份发表了长篇演说，内容是三个建议。第一，他建议中央委员会迁到科伦；他曾反对了沙佩尔先前的要在科伦建立全德区部委员会的提议，而现在伦敦出现了大的分裂，致使在英国不能实行有效的领导。第二，新的中央委员会应该制定新的章程，因为1847年的旧章程和1848年软弱无力的条款已经不适合当前的形势，也不为大多数同盟成员所遵守了。第三，伦敦应成立两个完全独立的区部，这两个区部与科伦的中央委员会直接进行联系。这对维护同盟的统一是必要的，因为少数派最近的观点表明这两个区部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原则性分歧。马克思继续说道： 他们用逢迎德国手工业者民族情感的德意志民族观点代替宣言的全面的观点……他们不是把现实关系、而是把意志描绘成革命中的主要东西。我们对工人们说：为了改变现存条件和使自己有进行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而他们却相反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他们现在使用的“无产阶级”这个词正像民主派使用的“人民”这个词一样是一句空话。为了实现这句话，他们不得不把一切小资产者说成是无产者，这就是说，他们defacto〔实际上〕是代表小资产者，而不是无产者。[70]
在结束时，马克思说多数派完全有权把少数派驱逐出同盟，但是这有损于这个“党”的利益，他认为自己找到了既可以分道扬镳而又不至于引起党的分裂的途径。他希望他这边最多有12个人，这样他将自然地退出这个协会。 接着沙佩尔进行了充满激情的、很不连贯的发言。他宣布自己同意马克思的前两个提议，但不同意第三个，因为第三个提议太敏感。他们应该分成两个同盟，“一个是为那些靠笔杆活动的人而组织的，另一个则是为那些用其他方式活动的人而组织的”[71]。最后，他不认为资产阶级将会在德国掌权，因为这脱离了无产阶级为着整体目的而进行的运动。马克思回答道，他的建议是保证了完全的独立，但同时也保持了同盟的统一。接着他就沙佩尔关于下次革命的观点作了评述： 无产阶级即使取得政权，它推行的不会直接是无产阶级的措施，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措施。我们的党只有在条件允许实现它的观点的时候，才能取得政权。路易·勃朗便是一个说明取得政权为时过早会得到什么结果的很好例证。况且，在法国无产阶级将不是单独地，而是跟农民和小资产者一起取得政权，因此必须推行的不是自己的，而是它们的措施。[72]
埃卡留斯发言支持马克思，之后，维利希一言不发退出了会场，马克思的提议被采纳，获得了十分之六票数的支持。 科伦支部现在达到了（与马克思一致的）管理该同盟的雄心，在它的鼓励下搞一些耳目一新的活动，虽然维利希-沙佩尔支部很可能博得了大多数德国同盟成员的衷心支持。马克思及时制订了新的章程，伦敦成员大会接受了。此后，他似乎对同盟的活动缺乏热情，而把自己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到了经济学研究。然而，1851年5月，德国大范围的逮捕行动（这意味着同盟活动的实际结束）迫使马克思证明自己的巩固地位。1850年5月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险遭暗杀，同年金克尔又从监狱逃走，至此之后，普鲁士当局加大了打击破坏性因素的强度。[73]彼得·诺特荣克是一位熟练的裁缝，科伦中央委员会成员，在莱比锡办理同盟事情的途中被捕：在他身边发现了一些《共产党宣言》印刷本、马克思3月份的《告同盟书》、12月份科伦的《告同盟书》、新的章程以及一系列的通信地址，这使得当局逮捕了科伦委员会的其他10名成员。这种迫害一开始并不成功：这次逮捕之后的6个月的调查只不过显示了被控告者是宣传性团体的成员，并没有显示任何推翻现政权的密谋或策划；莱茵地区的司法当局（它还存在着从法国占领时期中就保留着的比较宽松的法律制度和对普鲁士的反感）正当地宣称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可以进行审判。但是，结果却不是释放而是进一步关押，在此期间，政府代理者施梯伯努力搜集必需的证据。 马克思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为被告募集钱财并组织朋友给尽可能多的英国报纸写信，抗议没有经过审判就关押。然而，公众的意见并没有被压制住，《泰晤士报》宣称：“如果这一帮人被认为是‘坚定的家伙’，而不是谋反者，那么处理他们将更多的是依据他们诚实的品格”[74]。1852年夏天审判一再被推迟，最后终于在10月份进行，控告所显示的是它曾收集了很长时间的证据，不过它只是试图把马克思和科伦共产主义者与维利希巴黎朋友的一些较为古怪的计划联系在一起——出事的主要证据是一个笔记本，里面有最近在马克思的领导下在伦敦举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会议记录。笔记本纯是施梯伯代理者中的一个人在同盟前成员希尔施的帮助下伪造的。它并没有试图模仿李卜克内西和林格斯这两个假想中的会议记录者的笔迹。事实上，林格斯是该支部的成员，他当时几乎不知道怎么记录，而李卜克内西起初就错了。马克思去了两次马尔伯勒街道治安法庭，鉴别李卜克内西真手迹的样本，并支持了与他们在一起的那间公众房屋主人的证词，该房屋主人愿意证明当时不曾有会议记录，而上面的会议时间无论如何也是不对的。这一点连同其他的信息不得不用几份复印件寄给科伦的被告律师。燕妮·马克思描述了他们家发生的事情： ……所有这一切，就是目前警察当局为一方和我丈夫为另一方之间所进行的斗争。他们把所有的一切，把整个革命，甚至把对诉讼的领导，统统归罪于他……
………… ……我们这里现在有了整套办事机构。两三个人写东西，另一些人跑腿，还有一些人筹集便士，以便使写东西的人能够生活下去，并能把前所未闻的丑行的证据端到旧的官方世界的面前。再加上我的三个活泼的孩子又唱又叫，他们常常被他们的严厉的爸爸赶走。真是热闹极了。[75] 他们成功地揭穿了案件中的伪造文件，但陪审团仍然判定大多数被告有罪。对共产主义者毫无好感的普鲁士外交官万哈根·冯·恩赛写道：“一次堕落的、完全不公正的审判”[76]。 这次事件还有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在案件期间，马克思已经开始写了一篇文章，把案件的主要事实摆在公众面前。这是马克思手稿的典型风格，它已经扩展成了一本小书，题名为《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把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分裂公布于众，并用大量的文稿论述了普鲁士警察所用的手段。因为马克思感到不得不脱离维利希-沙佩尔一派的计划和密谋，他解释说他这一派打算“将来成立一个对立的党”[77]，这样他将不参加任何马上进行革命颠覆的同谋中去。瑞士印刷了2000册，越过边境走私到了普鲁士，贮藏在一个小村庄里，但很快被发现，全部被警察没收。这本书还在美国以一种较小的版本出版，但几乎没有流入德国。 随着科伦委员会成员的被捕，同盟在德国不再以有组织的形式存在。有15到20个活跃的伦敦小组1851年定期聚会，刚开始时是在索荷广场，每周二晚举行；接着在该市的法林顿街，每周四举行；最后（1852年间）在索荷广场王冠街的玫瑰王冠旅店，每周三举行。[78]马克思主持聚会，其成员称该小组为“犹太人的聚会”或“马克思团体”。[79]科伦案件结束不久，同盟基于马克思的建议解体，建议称同盟在伦敦和大陆继续存在都“不再合适”[80]。同盟中的维利希这一派不久停止了活动。接下来的10年，马克思没有参加任何政党。 二 流亡者的政治虽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解体使马克思从活跃的政治领域完全退了出来，但他在整个19世纪50年代都一如既往地勤勉，并且常常是伦敦流亡者各种密谋计划的讽刺观察家。这些流亡者不可能在自己国土上参与本国政治，于是就沉湎于在伦敦进行狂热的政治短搏，虽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和社会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充分的思想差异。结果是各种计划、委员会和联盟的不断变化的万花筒，即使在最大的流亡者团体——德意志同盟（the Germans）——中也没有丝毫改变，该同盟的派系让迷惑不解的赫尔岑在数量上与40倍于传统认为可以在莫斯科找到的40座教堂进行了类比。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敌意只是增加了已经存在的裂痕。马克思的支持者（除了李卜克内西，他勇敢地面对了他的愤怒）都已经从大磨坊街的协会中退出来了，但是，协会仍然在维利希的领导下运转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维利希-沙佩尔小组也是这样。这个小组宣称组成了真正的中央委员会，逐出了马克思一派，并在小圈子中给它的成员宣布道：“我们过去认为，并且现在仍然认为，如果有了正确的组织，我们的党将能够在下一次革命中为了奠定工人团体的基础而实行这些措施”[81]。裂痕由于鲍威尔和普芬德因协会资金的侵占而进行的并不成功的起诉而公开化，这一裂痕很快由于“平等宴会”的机缘扩大了，“平等宴会”是1851年2月24日为纪念1848年二月革命在伊斯林顿的高木仓旅店举行的纪念会。 这次宴会是由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组织的，与赖德律-洛兰“激进”宴会相对立。勃朗依靠了伦敦共产主义者的支持，维利希主持了该宴会。马克思派了两名“奸细”——皮佩尔和施拉姆。但他们被发现，并被用暴力扔了出来，甚至在这一过程中（按马克思的说法）掉了数缕头发。这次事件的发生意味着马克思除了离开了他的团体聚会之外，他还被其他的流亡者孤立了。“马克思过着一种真正的退职生活”，皮佩尔给恩格斯写道：“他仅有的朋友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劳埃德，当你拜访他的时候，你听到的是经济学的范畴，而不是抱怨”[82]。而马克思坦承，面对这种情况他很愉快，同月给恩格斯写信道： ……我却很喜欢你我二人目前所处的真正的离群独居状态。这种状态完全符合我们的立场和我们的原则。一系列的互相让步，出于礼貌而不得不容忍的模棱两可的作法，以及必须在公众面前同所有这些蠢驴一起对一些可笑的事情分担一部分责任——现在必须抛弃这些。[83]
然而，马克思越来越离群索居，并有些痛苦，他毫不容情地把他的嘲笑对准他的流亡伙伴。尤其是维利希，成了他极力挖苦的对象，例如他把他描写为“肮脏的、不像样子的和可怜的”[84]就很典型。与此同时，马克思又禁不住抓住有关流亡者活动的每一丝消息，甚至有时候自身陷入他如此鄙夷的密谋中。例如，1850年晚些时候，施拉姆曾给维利希写了一封信，是关于德国革命的奇异的计划，请维利希来负责。他以科伦支部海尔曼·贝克尔的名义签了名。维利希跌入了陷阱，用立刻进行革命的大胆计划回了信。马克思预见到了嘲笑维利希的绝好机会，并试图得到维利希写来的信，但没有成功。马克思的苦楚因维利希与“耶稣基督”金克尔（正如马克思喜欢称呼的那样）的联合而增加了。金克尔曾于1850年底到达伦敦，他以一位年轻的革命作家获得了声望，这种声望因他从普鲁士监狱中不平凡地逃脱进一步提升了。圣约翰树林中有一个富有智慧的德国流亡者团体，金克尔经常去那里，并用一人一几尼的方式进行公众讲演，很快便赚了足够多的钱，以至把一架埃弗洛德豪华钢琴送给妻子作为礼物。接下来是更为宏伟的计划：1851年晚些时候，维利希和金克尔制定了一项“为了促进即将到来的共和革命”的德国革命借贷的计划（这是受了马志尼为欧洲民主主义举办了获得极大成功的“先令基金”的启发），金克尔前往美国做计划宣传。目标是两百万美元，但实际上只借到几千美元。这笔钱在流亡者中引起了更多的纠纷之后，就进入了伦敦威斯敏斯特银行地窖——（数年以后）它帮助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党。1851年8月团结流亡者的短暂努力并没有获得成功，两个主要的派别：由马克思的宿敌卢格领导的激进共和党人和由金克尔与维利希领导的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仍然存在。 1851年底，更多的流亡者从德国到来，恰逢协会内部对维利希策略的不满情绪在增加。他的巴黎支持者的被捕以及拿破仑政变使得他的革命计划的合理性越来越小。这种不满情绪由于马克思通过李卜克内西散播的谣言加剧了，谣言说维利希秘藏了本该属于流亡者的钱财。12月，一些工人在马克思的支持下，形成了大磨坊街协会的反对派，退出该组织，并建立了一个新的协会，新章程是由马克思起草的。它的领导人是哥特利布·施泰翰，一位桌匠，曾是汉诺威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之一。马克思写信给魏德迈： 你还可以报道，在伦敦成立了一个由施泰翰领导的新的工人协会，它将同“流亡者”、“鼓动者”和大磨坊街协会一律不发生联系，并具有严正的宗旨。
……你知道，这个协会是我们的，尽管我们只是派去了我们的青年；我这里指的不是我们的工人，而是我们的“有学问的人”。工人全都参加了这个协会。[85] 协会大约有60名成员，组建中的委员会掌管在“马克思团体”手里。委员会每周在新牛津街公牛头旅店开两次会，讨论贫困对革命的影响，是否有因革命利益而进行的全面战争，与其他革命党派联合是否可取，以及革命之后是否能够消灭贫困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虽然皮佩尔和李卜克内西的说教观点有时会遭到一些工人的挑战，但他们还是在讨论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协会还提供英语课；6月份政治讨论被取消，代之以威廉·沃尔弗的中世纪文学课程。然而，协会还是在1852年夏末结束了，当时一些工人，包括施泰翰本人又回到了大磨坊街协会。[86] 1852年间，马克思还写文章，对流亡同伴进行激烈抨击。这段历史说明了当时流亡者政治处于的古怪状态。1852年2月，匈牙利陆军上校班迪亚与马克思进行了谈话，他是马克思前两年结交的熟人，当时共产主义者同盟正努力与其他革命团体进行联盟。班迪亚来自一个小的贵族家庭；1850年成了一名奥地利间谍；接着去巴黎，在那里成为匈牙利、奥地利和德国政治流亡者的联合委员会副主席，该委员会七分之五的会员是职业间谍！班迪亚与金克尔、维利希和马志尼的接触使得他对维也纳的情况始终很熟悉，在科伦共产主义者的被捕中他起了作用。他还卷入了1851年秋天维利希巴黎朋友的被捕，后来他本人也被捕，并图谋“逃”往伦敦。在那里2月份与马克思的会面中，班迪亚避开党派政治的话题，答应匈牙利方面将给魏德迈报纸提供帮助。马克思对此印象颇为深刻，同意了班迪亚的请求，写几篇德国流亡者领导人的短篇传记，给在巴黎的匈牙利人使用。5月末，班迪亚通知马克思，说他已经找到了愿意为该传记扩充版本出25英镑的德国出版商。马克思丝毫没有怀疑（班迪亚最近曾拒绝马克思请他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会议的邀请），着手开始写作。开始的时候，原来《新莱茵报》的一位工作人员恩斯特·德朗克帮助他，后来恩格斯帮助他。当最后草稿完成的时候，马克思与恩格斯5月份在曼彻斯特花费了一个月时间。“我们用这些蠢才做菜都笑出了眼泪”[87]，马克思给燕妮的信中写道。然而，一旦寄出去了手稿，出版日期就一拖再拖；班迪亚陈述的理由听起来越来越不可信，调查表明了班迪亚原来提到的出版商并不存在。最后，马克思得出结论说手稿已经卖给了德国当局。[88] 1952年8月，进一步的事情发生了，它表明了马克思对流亡者仇视的态度。谣言落到了马克思身上，在去美国的途中，金克尔说恩格斯和马克思是“两个流氓，他们在伦敦被工人从小饭馆里赶出来了”[89]。他写信给金克尔：“期待您立即作出解释。沉默将被视为承认。”[90]金克尔的确立刻进行了答复，说他在被囚期间，马克思在《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抨击他的文章，所以不想与马克思有更多的牵连。他继续说，马克思不应该相信传闻，但如果选择相信传闻，那么他可以通过法律的适当程序进行起诉。马克思确信金克尔不会看任何带有索荷邮戳的信件，所以他“让鲁普斯去温莎办事时把信投入那里的邮箱。哥特弗利德在信封里看到一张雅致而短小的情书，上面印有一束五彩的勿忘我花和玫瑰花……”[91]信中说出了关于马克思的这个美国旅途中的消息来源，并说金克尔的信提供了“一个新的确凿证据……证明上述金克尔是一个既胆怯而又卑鄙的牧师”[92]。 1852年底，流亡者中的不和开始减弱。恩格斯写道，他与马克思在圣诞节，“……毫不客气地走进金克尔维利希卢格一伙常去的酒吧间，挤在这些家伙们中间，这在半年以前不冒打架的风险是做不到的”[93]。金克尔由于美国之行的相对失败以及有关金钱的争执，他的名声在降低。维利希的名声更快地被摧毁了：巴伦德斯·冯·布吕宁克在圣约翰树林举办了一个德国流亡者领导人沙龙，宣称维利希对她有不合适的举动；之后维利希很快离开，前往美国了。他与马克思的争吵并没有马上停止，因为他不得不对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对他的指控进行回应，他的回应是题为《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的长篇文章，马克思又以《高尚意识的骑士》为题的讽刺性小册子进行反击。至此，争论结束了。维利希在辛辛那提成了一名新闻工作者，以赞成的口吻评论了马克思后来的作品，并研究黑格尔。他在美国内战中曾获殊荣，与薛尔曼一起齐步行进到亚特兰大，离开军队时是少将。他最后迁居俄亥俄圣玛丽这个地方，在那里成为最活跃的和最受尊敬的公民之一。超过2500人参加了他的葬礼。马克思并不是那种无限期地争吵下去的人。他并不愿在1875年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第二版中写有关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内容，在前言中他写道：“维利希在北美内战中证明，他比一个纯粹的幻想家要好一些”。[94] 虽然不同国家的流亡者团体的确（这与普通士兵形成了鲜明对比）十分自由地互相来往，但马克思与他们的接触仍然很少。1850年他曾与布朗基主义者有过密切接触，但后者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了维利希。路易·勃朗，马克思认为他1848年以后或多或少地是一个同盟者，也在二月宴会的事情中站到了维利希一边。马克思第二年确实也收到了类似的宴会邀请，但让燕妮代他去了。他对燕妮描述的“备有茶和火腿面包的无酒的聚会”[95]并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意大利流亡者领导人马志尼被马克思冠以绰号“已经当了两年in partibus的民主教会的教皇”[96]，他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如下地批评他的策略： 马志尼只知道拥有自由贵族阶层和文明市民的城镇。意大利的农业人口——他们像爱尔兰人一样愚昧地受到剥削、受到系统蹂躏和控制——的物质需要，对于他们的宇宙的幻想天堂来说，对于新教的意识形态宣言来说，自然是太低了。然而，要有勇气才能向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宣布，走向意大利独立的第一步，就是农民的完全解放和把他们半佃户的制度转变为自由的资产阶级财产。[97]
对于流亡者另一位杰出领导人，匈牙利的科苏特，马克思认为他代表了“愚昧的半野蛮民族的精神和社会水平，这些人还停留在16世纪的半文明状态中”[98]。 唯一与马克思有长期联系的国家团体是宪章派。宪章运动高潮过后以及1848年的失败，宪章运动的缓慢瓦解过程阻碍了宪章运动；到1850年，这一过程无疑加速了。与此同时，政府的镇压措施使宪章派变得更为激进；19世纪50年代早期，它的两位最有影响的激进领导人是乔治·朱利安·哈尼和厄内斯特·琼斯。哈尼是肯特州一位船员的孤儿，整个一生都在做宪章派新闻工作。恩格斯早在1843年就结识了他，当时他正编辑《北极星》。他是宪章派领导人中最具有国际精神的一个；这一点，连同他的共和主义，导致了他1850年被迫退出《北极星》。接着他创建了自己的报纸《红色共和国》，后来又更名为《人民之友报》，这份报纸1850年11月公开发行了“公民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英译本。观点的相似，加上哈尼有大量的拥护者和一份报纸，使得马克思试图与他保持密切的合作。然而哈尼首先是一位实用主义者；他愿意在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中靠近马克思和布朗基主义者，同时他又做着必然使他疏远马克思的事情。至1850年夏，哈尼已经深信把国家宪章协会与正在扩大的（但不如此激进）联合工联结成联盟是必要的。他们疏远的直接原因是哈尼毫无区别地对伦敦各种流亡者团体的热情，它们全都是可能靠《人民之友报》发表它们的观点。1851年2月，哈尼的慷慨又扩大了：他参加了纪念波兰爱国者贝姆的一个国际性集会，发表了那天晚上最好的演说。该会议由路易·勃朗和布朗基主义者支持，沙佩尔主持。接着又一件事情发生了。2月24日，哈尼竭力出席由法国竞争派别组织的宴会。施拉姆和皮佩尔（马克思的两个年轻追随者）被逐出由路易·勃朗组织的会场，这个大事件发生时有700多人在场，大部分是德国人；当时哈尼没有积极进行反对。马克思表示厌恶“哈尼不倦地向渺小的大人物们表示的这种公开的阿谀奉承”[99]，把哈尼描写为特别容易感动，有时候不能自已，是“太容易受感动的平民”[100]。关于2月24日的宴会，他这样写信给恩格斯： 哈尼之所以被卷入整个这件事情中去，首先是由于崇拜我们早就经常嘲笑的那些官方大人物的感情驱使了他。其次，他喜欢戏剧性的场面……他陷入民主派的泥坑比他愿意承认的要深些。他有两重精神，一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灌输给他的，一是他自己固有的。[101]
这一分歧（恩格斯把它部分地归咎于自己离开了伦敦，而马克思不能自由地使用英语）[102]标志着马克思和整个宪章运动的明显疏远。马克思3个月后在庆祝罗伯特·欧文80寿诞的茶话会上遇见了哈尼。虽然他们有时还通信，但在他们下一次见面（在滑铁卢车站的一次短暂偶遇）时四分之一个世纪都要过去了。[103] 1852年，哈尼辞离宪章派管理层，移居英国北部，从那时起到了泽西；最后到美国，在那里继续与恩格斯通信，他对恩格斯一直有着比对马克思更多的热爱。 随着马克思对哈尼热情的减弱，他与宪章派左翼另一位领导者厄内斯特·琼斯的关系加强了。恩格斯1869年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了琼斯的去世，认为他是“政治家中实际上完全站在我们方面的唯一有教养的英国人”[104]。琼斯是一位骑兵军官的儿子，职业律师、业余小说家和业余诗人。他出生的家庭既富裕，社会地位又高，但他放弃了这一切，1846年转向了宪章派。1848年前后他曾坐过两年监狱，一获得释放，他就毫不疲倦地努力通过巡回演讲（他是一位极为成功的演说家）和他1851年创办报纸来保持宪章运动的活力。该报一直办到1858年，开始时取名《寄语人民》，后来更名为《人民报》。19世纪50年代初，琼斯与哈尼不同，他强调阶级斗争学说，资本和劳动之间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以及工人阶级用政权进行征服的必要性，这些观点确实大大加强了他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密切合作。虽然他是唯一值得注意的宪章派成员，但一旦哈尼从活跃的政治生活中退出，他的影响也逐渐衰弱了。工人并不欢迎阶级斗争学说，他们更多地注意在资本主义体制内维护自身的利益。马克思在50年代与琼斯保持着经常性联系，并参加他的公众演说，发现其中一些演说有着“绝妙的素材”（虽然燕妮·马克思认为他的关于教皇历史的演说“对英国人来说很好、很先进，但对我们这些受到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洗礼的德国人来说并不很好）”[105]。 马克思起初认为琼斯站在哈尼一边；但后来，他逐渐把琼斯看作宪章“最有才能的代表”[106]，并支持《人民报》的论调。马克思倾向于把这一点与哈尼对宪章派的批评进行对比，后者批评宪章派还未成为“全民运动”的“阶级运动”[107]，这些术语曾令马克思很恼火，因为它们使他想起马志尼的表达。然而，至1852年秋，马克思认为琼斯正过多地利用他作为国外事务信息的来源和获得编辑的全面支持。“我对他说过”，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他是一个利己主义者，这很好，不过，他表现这种利己主义应该文明一些……”[108]尤其令马克思感到愤怒的是，琼斯未履行他出版《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英译本的诺言。但马克思支持琼斯反对有较少激进精神的宪章派，对琼斯报纸相对的成功和他在1853年召开的会议有良好的印象，马克思最后亲自撰写了几篇文章，虽然很多印刷错误使他极不愿再继续写下去了。当他被琼斯邀请列席参加1854年在曼彻斯特举行的工人议会时，马克思发去了他自认为是一封充满矛盾的信，宣称“……大不列颠的工人阶级最先准备好并且最先负有使命来领导最终必然使劳动得到彻底解放的伟大运动……工人阶级有足够的力量来胜利地完成这个事业，但是需要把所有这些力量组织起来，在全国范围内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我认为这就是摆在工人议会面前的伟大而光荣的目标”[109]。 1855年2月，与前四年同样的麻烦又可能再度来临，当时琼斯正尽力筹备另一个宴会，庆祝1848年革命。马克思被说服参加宪章派国际委员会筹备宴会的会议，但这次会议“法国人的饶舌，德国人的死板面孔，西班牙裁缝的手势”，更不用说那新近选举赫尔岑进入委员会，这一切对他来说只是一个纯粹的喜剧。在会上他是一位骄傲的静观者，拼命地抽烟。[110]最后他拒绝参加宴会（虽然他的名字已经出现在张贴单目上），因为所有诸如此类的会议都是“欺骗”，因为它可能给外国人带来新的迫害，最后因为他“不赞成这样的意见：似乎旧欧洲要用俄罗斯的血液来更新”[111]而不愿意同要出席会议的赫尔岑在一起。然而，1856年，马克思确实接受了邀请，参加《人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正如他写道：“因为目前的形势似乎要求我这样做，尤其是因为在所有的流亡者中只有我一个人被邀请”。以此，流亡者确信：“我们是宪章派的唯一‘亲密的’盟友；虽然我们不做公开的表示并且听凭法国人公开向宪章派献媚，我们仍然有能力随时重新占据历史上已属于我们的地位。”[112] 1857年，马克思和琼斯之间的关系紧张，当时琼斯为了选举改革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与中产阶级的激进团体开始合作，然而此举失败了。1861年，琼斯移居曼彻斯特，从事律师职业，仍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着友好关系，直到1869年去世。[113] 三 第恩街的生活匆匆阅读马克思的信件，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马克思的家庭困难主要归因于他们生活在最为贫困潦倒的境地之中；马克思本人关于他缺少资金的描述好像可以证实这一点。1852年似乎是最为糟糕的一年。2月，“一个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痛快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114]。同月，燕妮写道：“这一切是如此令人苦恼，以致需要他的全部精力……才能坚持这种每日每时的斗争”[115]。4月，马克思不得不借钱安葬他的女儿。9月，他详细描述了这种境况： 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琳蘅患一种神经热。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我没有买药的钱。八至十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在现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饮食自然没有什么益处。
给德纳的文章我没有写，因为我连读报用的便士也没有一个…… ……我把向所有债权人付款的期限拖到了9月初，你知道，对他们的债务，总是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偿还的。现在，四面八方都在袭击我了。我想尽了办法，但是都枉然…… 最好和最理想的是能够发生这样的事：女房东把我从房子里赶走。那时，我至少可以免付一笔二十二英镑的款子。但是，未必能够指望得到她这样大的恩典。此外，还有面包铺老板、牛奶商、茶叶商、蔬菜商，还有欠肉铺老板的旧账。怎样才能还清所有这些鬼账呢？最后，在最近八至十天，我从某些庸人那里借了几先令和便士，这对我来说是最不痛快的事情；不过，为了不致饿死，这是必要的。[116] 10月，马克思为了买报纸而不得不再次典当了他的大衣；12月，他在一封给克鲁斯的信中写道（附了他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如果你们考虑到，小册子的作者因无裤子和鞋子而被囚禁在家里，他的一家人过去和现在每分钟都受到确实极端贫困的威胁，那末你们是能够赏识这本小册子的幽默的。”[117] 第二年的抱怨就没有这么多了，但仍然“有些在当铺里的贵重物品必须办续当手续，否则就赎不出来了。现在连买最迫切的必需品都没有钱，续当当然是办不到的”[118]。10月份，“债务自然大大增加，以致一切最必需的东西都送进了当铺，全家穿得破烂不堪，家里已经十天没有一文钱了”[119]。 当铺对马克思一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机构。但它也曾是忧心之源：马克思试着当掉了燕妮家的一些有着阿盖尔郡图饰的银器。典当商认为这很可疑，就通知了警察，以至于马克思在能够证明自己的诚实之前，不得不在监狱中度过了周末。[120]1855年夏，他们采取了更为激烈的行动，马克思和他的家庭隐退到坎柏威尔伊曼特的家中，这部分也是躲避弗罗恩德医生，他正在因为一笔未付的账单起诉马克思；马克思从9月到12月出于同样的原因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匿居。 然而，对马克思收入的认真考察会给人以这样一种强烈印象，即他的困难与其说来自真正的贫穷，倒不如说是希望保住面子，并且不会节用资金。这自然是人们意料之中的，因为马克思未曾管理以前收到的和60年代又收到的一笔笔大数目的钱财。一到达伦敦，马克思就完全准备好了在切尔西租一套房，那里的房子非常贵——是他最后从第恩街搬出来时所付房租的两倍多。《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失败最终导致了他一贫如洗。他把自己的金钱大量投入到了杂志的运行上，但实际是一无所获。1850年10月，他不得不请求魏德迈卖掉所有的银器（除了小燕妮的一些物件），这些银器是他的妻子曾在一年前为了买她到巴黎去的车票当掉的。幸运的是有几个慷慨的朋友。简单算起来，在这年收到《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第一张支票前（这年他的收入大概是最低的），马克思似乎至少收到了150英镑的馈赠。（由于这只是保留下来的信件中提到的，因此其总数很可能还要更高些。）资助的来源是多方的：主要援助者是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科伦朋友们（经由丹尼尔斯）；维尔特和拉萨尔也给了一些；燕妮的一位表兄弟给马克思寄了15英镑；弗莱里格拉特给了马克思30英镑，这些钱是他借口说“党派急需”[121]从“一些愿意支持我们事业的朋友那里”搞到的。马克思说这些帮助纯粹来自于他亲密的朋友。正如燕妮所说：“我的丈夫在这方面是一丝不苟的，他宁愿牺牲所剩下的一切，也不愿过那些……民主派的乞讨生活”[122]。的确，他甚至拒绝了拉萨尔帮助举办一个公众捐助活动出版他的经济学著作。50年代初，居住的花费实际在下降，150英镑对一个有三个孩子的中层偏低的家庭来说应该是完全足够了。弗莱里格拉特的家庭境况和马克思相似，他一年挣不到200英镑，还自夸说他从来没有“缺过美味的肉排”[123]。 到1852年为止，马克思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因为他作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驻伦敦记者有了一份固定的收入。虽然1852年时还不多，但1853年就达到80英镑，1854年超过160英镑。1855年和1856年，来自《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收入下降了，但马克思1854年底开始给《新奥得报》写通讯，每年大约50英镑。这种情况下当然由恩格斯来弥补；而如果细心管理的话，本来可能会有一个过得去的生活（到1856年他得到了几笔大数目的金钱）。但马克思不会管理钱财。例如，在答应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定期撰稿后，他几个月都完全不知道该报付给他报酬的情况。至于他这些年文字方面最大的成功——他反帕麦斯顿的告文一开始就卖出了15 000份，并印刷第二版，但他未设法取得一个便士。必须保持面子既使得经济方面不能有所帮助，又减弱家庭精神。［注：2005年的《卡尔马克思传（第3版）》中译本里这句译为“经济方面不能帮助提升家庭精神，而可以保持家庭精神的必然是保持面子”。］他1852年给恩格斯写到他的困境，他说这些并不重要，不过担心“这种困境总有一天会弄得出丑”[124]。同年，他写到了维尔特的拜访：“……在处境十分狼狈的情况下，身边却有一个如此文质彬彬的绅士，而且还必须把最羞于出口的事情瞒着他，这是很痛苦的”[125]。1854年，燕妮去特利尔，这样，“她又需要一些新的装备，因为妻子自然不能破破烂烂地去特利尔”[126]，所以马克思花了几大笔钱，这自然使马克思的债权人感到十分愤怒。 1856年5月，燕妮从苏格兰一个伯父那里继承了大约150英镑[127]，接着她和孩子们到特利尔看望生病的母亲，母亲7月份就去世了。她9月份带着继承的大约120英镑返回伦敦，这笔钱使家庭得以离开“那饱含着我们所有欢乐和痛苦的令人忧伤的可怕的房子”，“满怀喜悦地搬到了浪漫的汉普斯泰德荒阜脚下的一套小房子，这里离可爱的樱草山不远。当我们第一次睡在我们自己的床上，坐在我们自己的椅子上，甚至有一间储藏室放一些洛可可式的家具或者小古玩的时候，我们真正地感到我们像是生活在一个神奇的城堡中……”[128]这所格拉弗顿切9号的房子，马克思以一年36英镑租了下来。这是一套狭小的平顶房，地上有3层，1个地下室，共8间。它在一个未来几年内将会完全建成的新牌发展区中，距离市中心3英里。所有的钱都用于还旧债，布置新房子。马克思很典型地又没有足够的钱付第一季度的房租了——这预示了要来临的困难。 在第恩街居住的几年，是马克思生活中最枯燥和最令人沮丧的。这加重了他性情中最坚忍克己的成分；正如他自己所说，他通常没有这么长的痛苦期。索荷广场是伦敦的街区，大多数流亡者集结在那里，当时和现在一样开放，到处是饮食的地方、妓女和剧院。第恩街是主要通道之一，狭长，以前很繁华，而当时已无疑是衰败了。霍乱之所以在这个区仍很猖獗，特别是1854年，马克思解释为：“是因为在6月、7月、8月敷设下水道时穿过了一些埋有1668年（好像是）鼠疫死者的坑穴”[129]。1851年至1856年，马克思一家住在第二层楼房的一套房子中，起初只有两间，后来马克思租了第三间作为自己做研究的地方。一直是7个人，偶尔是8个人，住在两间房子里。第一间是一个小的卧室；另一间是大点的（15英尺到18英尺），可以看到街景的起居室，有3个窗户。 1851年1月，马克思已经拖欠房东摩尔根·卡瓦纳的房租两个星期了。摩尔根·卡瓦纳是爱尔兰作家，他转租的房屋是一年22英镑。几个月后，马克思为了避免被逐出，给他的房东签了一个借条。第二年，房东为房租等了几个月后，就威胁说要叫法警来。假期一直都是没有的，直到1854年，燕妮和孩子们去了加拿大埃德蒙顿的载勒尔的别墅，在那里待了两个星期，之后去了特利尔。燕妮确实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一位编辑写了信——但是没有成功——希望他们可以提供给马克思（他们驻伦敦的记者）一套房子。只是由于埃德加尔的死，以及从燕妮伯父那里继承来的钱，1856年他们最终迁居了。 他们一家周日常常尽量出去，到当时伦敦人极为欢迎的短行旅游胜地汉普斯泰特荒阜。荒阜当时还是一种天然状态，距离第恩街大约一个半小时的步行路程。他们的目的是午饭时间到那里。李卜克内西描写了郊游： 一个在伦敦看不到的大午餐篮（这是琳蘅在特利尔时保留下来的）中有一个主角——一块巨大的烤牛肉。他们带着茶和水果；面包、奶酪和酒在荒阜就可以买到。
整个行程次序是这样的：我是先锋，带着两个女孩子——时而讲故事，时而搞些活动，时而在田野的花（那时花并不像现在这么稀少）后搜索动物。一些朋友在我们后面。接着是大队的主体：马克思和他的妻子以及一些打扮得引人注意的周日旅行者。这之后是琳蘅，身边有饥肠辘辘的帮她提篮子的客人。 午餐之后，他们“在路边拿出带来的星期天报纸，就开始阅读、讨论政治——这时孩子们会飞快地找到他们的玩耍伙伴，在石南花丛中捉迷藏”。接下来玩骑驴子游戏，马克思“原始的骑术和为了证明自己很熟悉这门艺术而表现出的极大热情”令同伴们感到快乐。[130]孩子们和琳蘅起身，大家打道回府，唱着德国爱国歌曲，背诵着但丁或者莎士比亚作品。 有时候，马克思还喜欢晚上出去。 有时（李卜克内西写道），我们也会重新回到老朋友的玩笑之中。一天晚上，埃德加尔·鲍威尔（马克思从柏林时代开始熟识的，尽管有《神圣家族》，但还不是私敌）从他海格特那边的清静之地来到这个城镇，目的是做一次“喝酒旅行”。问题是在牛津街和汉普斯泰德路间的每一个沙龙中都要“喝点什么”，由于城市里这一带的沙龙非常多，你甚至把自己限制在最小的选择数量上，也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我们勇敢无畏地去了，努力无碍地到了托登楠大院路的尽头。那里有公共场所房间传出的高歌声；我们进去了，得知：是一个“奇异伙伴”俱乐部在开庆祝纪念会。[131]
很多烤面包已经没有了，而当时李卜克内西开始宣称德国人有优越的政治智慧，鲍威尔用英国行话暗示地说：“拳头在空中挥舞；我们足够明智，用最优良的勇气，努力做到（并不是毫无困难地）带着足够的尊严撤退。”然而，那天晚上的事情并没有结束： ……为了冷却我们膨胀的血液，我们开始努力地齐步行走，一直到埃德加尔被一堆铺路石绊倒。“好哇，我有一个主意！”为了纪念学生时期疯狂的恶作剧，他捡起了一块石头，啪——，咔嚓——，一块天窗的玻璃破碎了。无理的举动会传染的——马克思和我没有落后，我们打碎了四五个街灯。当时可能是凌晨两点，所以街道行人稀少。不过这种噪音惊动了一位警察，他迅速做出决定，给同一巡逻区的同伴发出了信号。信号立刻得到了回应。形势变得严峻了。此时我们迅速向周围扫视了一下；幸亏我们熟悉这个地方。我们比赛似地向前跑，三四个警察在后面追，离我们有一段距离。马克思表现出我不能想象的活力。这样疯狂的追赶持续了几分钟，我们成功地拐进了一条街边，在那里穿过了一条胡同——这是在两条街交叉的后面——因此回到了我们来的地方，后面的警察迷失了方向。现在我们安全了。[132]
恩格斯在伦敦和马克思在一起的时候，两人常常一块出去；有一次，恩格斯写信给燕妮，为他带着她的丈夫迷了路表示道歉；因此恩格斯得知，马克思有一次“夜游”，冻坏了，以至于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在第恩街这三间房子里的生活极度没有规则。下面这段生动的描述总体看来似乎是真实的，这是普鲁士当局的一位密探1852年写下的： 作为父亲和丈夫，马克思尽管有着狂野和不安静的性格，但还是拥有最温柔和最温和性情的人。马克思居住的是条件最差的地方，因此也是伦敦收价最低的街区之一。他租了两间房子。一间是可以向外看到街上的用作沙龙的客房，后面是卧室。整个看来，房间里没有一件干净耐用的家具。所有的东西都是破破烂烂的，上面布满半英寸的尘土；所有地方都处于最为杂乱的状态。客房的中间是一张老式铺着油布的大桌子，上面堆着手稿、书和报纸，还有孩子们的玩具、抹布和妻子缝纫篮子装的碎布条，还有几个边缘破损的茶杯、小刀、叉子、灯具、墨水瓶、大玻璃杯、陶土制的烟斗、烟灰。总之，一切都乱七八糟的，所有的东西都在同一张桌子上。一个二手物品的售货员都会很不好意思卖掉如此惹人注目的零碎物什。
当你进入马克思的房间，烟和烟草味会呛得你眼睛含满泪水，片刻之后，你好像在一个山洞中摸索。但是慢慢地，由于习惯了这种烟雾，你就能分辨出物体，把它们和周围区分开来。所有的东西都很脏，都覆盖着尘土，以至于坐下来成了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这里有一把只有三条腿的椅子。孩子们在另一把椅子上做饭玩游戏，这把椅子碰巧有四条腿。正是这把椅子是用来招待客人的，但孩子们的饭还没有擦去，如果你坐下来，就要冒着让裤子被弄脏的风险。[133] 家庭的住处如此局促，以至于1851年春天弗兰西斯卡出世的时候，因为家里几乎没有地方，而不得不交给一名护士。一年以后，她死了。 1852年复活节（燕妮写道），我们的小弗兰西斯卡得了严重的支气管炎。她在生死线上挣扎了三天，忍受了可怕的痛苦。她死了之后，我们离开了在后面房间里的她小小的身体，到了前面的房间，在地板上支起了床。我们把其他三个孩子放下来，我们都为天使般的孩子哭泣，她那生动、无生命的身体就在隔壁。我们心爱孩子的死正发生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的德国朋友们正好在那时不能帮助我们。厄内斯特·琼斯，他那时经常长时间地来访，答应要帮助我们，可是他什么也没有给我们带来……我内心感到痛苦，匆忙到了离我们不远的、常到我们这里来的一位法国移民那里，请求他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我们。他立刻以最友善的同情给了我两英镑。这些钱被用来买了棺材，我的孩子现在正安静地躺在那里。她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没有摇篮，长时间没有最后休息的地方。我们心情沉重地看着她进了坟墓。[134]
这种境况下，毫不奇怪，燕妮身体和精神的源泉正在迅速耗竭。1852年这一年在很多方面都是第恩街岁月中最糟糕的一年，燕妮经常躺在床上，消瘦、咳嗽，她依据医生的嘱咐，喝了很多葡萄酒。恩格斯为能使她到乡村度假曾竭力筹钱，但直到秋天，她仍连续数天地躺在床上，每小时喝一勺白兰地。两年后，她再一次生病了，但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因为医生的处方只能使她的病情更重。 由于燕妮承担了马克思秘书的职务，所以这些病也阻碍了马克思的工作。的确，她曾经参加了马克思所有的活动。她作为一名观察者参加他的会议，挑选她认为他可能感兴趣的报纸上的文章，当他离开的时候照料出版方面的琐碎的事情。作为他的秘书，她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写信、整齐地为报纸誊写文章（他的笔迹难以辨认）以及保存他寄送杂志的详细记录。她以自己的秘书角色而骄傲，后来写道：“我回忆起在他的一点研究工作中，为他誊写潦草文章的日子，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135]。对于财政事务，燕妮也积极主动：她写了无数封求援信；对付围困在家里的债权人；她甚至在1850年8月由于“对第五个孩子出生的前景和未来感到绝望”[136]，单独到马克思的叔叔，一位荷兰商人那里去了一次。然而，新近的革命剧变对商业是不利的，老人没有心情帮助他古怪的侄子，因此燕妮空手而归。 她的脾气变得难以捉摸，而且极易走向极端。马克思写信给她：“我知道你的性情是多么地善变而能给你的新生活带来的好消息是多么少”[137]。“性情善变”是马克思描述燕妮性格最喜欢用的词；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感到越来越难以沉浸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中了。1850年夏天，马克思写信给魏德迈：“不要为我妻子那些激动的信生气。她给孩子喂奶，而我们这里的处境又格外艰难，忍耐不住是有情可原的。”[138] 1850年11月，燕妮的第一个孩子死了，她精神几乎“发狂”，并且“极度紧张”。接下来的一年中，马克思描述她生病“与其说是身体的原因，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原因”。几个月后，他写信给恩格斯： ……流不尽的眼泪使我整夜烦恼和生气……我感到对不起我的妻子。主要的负担都落在她的身上，实际上，她是对的。工作应该比婚姻更多产。尽管如此，你该记得，我生来就缺乏耐性，甚至有些严厉，所以常常不够冷静。[139]
1854年，马克思谈到“妻子的境况很危险”[140]；这一年她又卧床了，部分是由于“生气，因为威武的医生弗罗恩德又用讨债来轰击我们”[141]。第二年，“由于精神上的刺激，我的妻子一星期以来比任何时候都病得厉害”。[142] 当然，很多家务由海伦·德穆特承担起来了。李卜克内西写道，那时的她：“二十七岁，并不美丽，但由于相当愉快的特征而显得好看。她不乏爱慕者，很可能挑来挑去。”她在马克思家庭的很多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海伦是专制者，而马克思夫人是女主人。马克思像温顺的羔羊一样服从于这种专制。”[143] 燕妮在其自传中写道：“1851年初夏，发生了一件我不愿在这里详述的事情，虽然这件事极大地增加了我和其他人的痛苦”[144]。这件事就是马克思的私生子弗雷德里克的出世，母亲是海伦·德穆特。这件事保密得很好，马克思家庭存留下来的资料都经过认真的审读，删掉了与之相关的一切内容，只是最近偶然发现的一封信使才这件事情暴露了出来。[145]这封信是路易莎·弗赖贝格尔（卡尔·考茨基的第一个妻子）写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路易莎·弗赖贝格尔与海伦·德穆特关系亲密，在后者临死之际，一直替恩格斯照看房子。按照她的说法，恩格斯曾接受了他和弗雷德里克的父子关系，因此“使马克思获免家庭的窘困和冲突”。但是，如果他由于对“儿子”不公正而受到起诉的话，他给了路易莎·弗赖贝格尔揭示真相的权利。他甚至在临去世之前的床上，把这件事情告诉给了心绪纷乱的爱琳娜，当时由于他不能说话了，就把它写在了石板上。这个秘密只有（马克思的）家庭和一两个朋友知道。这个孩子马上被送到了他的养父母那里，与马克思一家一直没有任何联系，只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才开始了和母亲的来往。路易莎·弗赖贝格尔写道： 他定期每周来看望她；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他从来不从前门进来，而总是从厨房进来。而当我进来的时候，他仍然不走，我才确信他有着一个来访者所有的权利……
对马克思来说，他经常面临着与妻子（她心怀强烈的嫉妒）的分离：他不爱这个孩子；他不敢对他做出什么事情，否则就会承受太大的流言飞语；这个孩子作为付费的客人送到了路易莎夫人那里（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她写了她的名字），而他的名字也是从养母那里而来的；只是在尼姆[146]去世之后，才从了德穆特的名字。[147] 这封信有着公认的无可置疑的可信性。弗雷德里克·德穆特的出生证明上写的1851年6月，这份证明保存在萨默塞特郡议院。填父亲名字的那一栏空着，母亲的名字填的是海伦·德穆特，出生地写的是第恩街28号。虽然有关这件事只有这么少的细节保留下来，但似乎是保持体面的必要性和对于难以避免的流言的担心，才促使燕妮的精神日益紧张。孩子出生后5个星期，在登记后的那一天，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中写道：“我的敌人……散布一些无法形容的谰言诬蔑我”，接着说：“……我的妻子正在生病，她从早到晚为极无乐趣的日常生活操劳，神经系统遭受折磨，当民主派瘟疫的阴沟里的臭气通过愚蠢的造谣者日复一日地传到她那里的时候，她是不会好过的。某些人在这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冒失常常是简直难以置信的”。[148] 马克思认为自己是“一个坚强的人”[149]。对于他，燕妮1850年写道：“他即使在最为困苦的时候也从未失去过对未来的信心和愉快的性情”[150]。但他与恩格斯的通信表明了他并不总是如此平静地接受了这些麻烦。1852年，他写道：“当我看到我的妻子十分痛苦，而又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我情愿把灵魂预售给魔鬼”[151]。两年后，他写道：“想到这些琐事没有尽头，我有时非常生气”[152]。一封燕妮在曼彻斯特写给马克思的没有日期的信，可以显示出有时候她的精神状态沮丧到什么程度：“当我坐在这里的时候，我的心都要碎了。卡尔，现在是最糟糕的时刻……我坐在这里，几乎流下泪来。我找不到帮助。我的脑袋正被裂扯。一周来，我一直在打起精神，而现在我不再能够这样了……”[153] 尽管有着这一切困难，他们彼此的认同和深爱仍在继续。1852年，当马克思待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时，在给燕妮的信中写道： 我亲爱的：
你的信使我非常高兴。你根本不应该总是不好意思把什么事都告诉我。如果可怜的你，不得不在实际上身受这一切的话，那末正义要求我至少在思想上同你一起经受一切痛苦……我相信就在这个星期，或者最迟在下星期一，你还可以收到五英镑。[154] 1856年他又在曼彻斯特给燕妮（当时她在特利尔）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不论在情感上还是在语言上都成为保存下来的他给妻子极少信件中的颇为引人注目的信。这封信很长，下面是几段摘录： 我的亲爱的：
……你好像真的在我的面前，我衷心珍爱你，自顶至踵地吻你，跪倒在你的跟前，叹息着说：“我爱您，夫人！”［注：海涅的组诗《归乡集》中的一首。］事实上，我对你的爱情胜过威尼斯的摩尔人的爱情。撒谎和空虚的世界对人的看法也是虚伪而表面的。无数诽谤我、诬蔑我的敌人中有谁曾骂过我适合在某个二流戏院扮演头等情人的角色呢？但事实如此。要是这些坏蛋稍微有点幽默的话，他们会在一边画上“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另一边画上我拜倒在你的脚前。请看看这幅画，再看看那幅画，——他们会题上这么一句。但是这些坏蛋是笨蛋，而且将永远都是笨蛋。 ……然而爱情，不是对费尔巴哈的“人”的爱，不是对摩莱肖特的“物质的交换”的爱，不是对无产阶级的爱，而是对亲爱的即对你的爱，使一个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 诚然，世间有许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丽。但是哪里还能找到一副容颜，它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处皱纹，能引起我的生命中的最强烈而美好的回忆？甚至我的无限的悲痛，我的无可挽回的损失，我都能从你的可爱的容颜中看出，而当我遍吻你那亲爱的面庞的时候，我也就能克制这种悲痛。“在她的拥抱中埋葬，因她的亲吻而复活”，这正是你的拥抱和亲吻。我既不需要婆罗门和毕达哥拉斯的转生学说，也不需要基督教的复活学说。[155] 对马克思和燕妮来说，他们在第恩街遭受的最具有决定性的和最严厉的打击是1855年4月他们唯一的8岁儿子的去世，埃德加尔，他们给他的昵称是“穆希”或者“小飞虫”。他“极具天赋，但从他出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生病——一个真正令人难过的孩子，孩子灿烂的眼睛和充满希望的脑袋与他虚弱的身体相比是太大了”[156]。他最后得的病是一种肺病，疾病持续了整个3月份。看起来4月初是具有毁灭性的，6号，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可怜的穆希已经不在世了。今天五六点钟的时候他在我的怀中睡着了（真正睡着了）。”李卜克内西记下了这一幕： 母亲默默地流着泪，俯在死去的孩子身上；琳蘅在她旁边抽泣着；马克思处于极度可怕的焦躁之中，他近乎愤怒，拒绝一切安慰；两个女孩子偎依在妈妈身上静静地哭着；母亲痉挛性地紧紧抱住她们，好像是用拥紧来保护她们免受已经夺去了她的儿子的死神的袭击。[157]
尽管在曼彻斯特有过一个度假，而且由于燕妮继承的财产，新的生活局面也打开了，但悲伤仍在。7月底，马克思写信给拉萨尔： 培根说，真正杰出的人物，同自然界和世界的联系是这样多，他们感到兴趣的对象是这样广，以致他们能够轻松地经受任何损失。我不属于这样的杰出人物。我的孩子的死震动了我的心灵深处，我对这个损失的感受仍像第一天那样的强烈。我可怜的妻子也是万分悲痛。[158]
几年后，马克思再次回到索荷这个地方，仍有心碎的记忆。[159] 困境并没有阻挡他把家门打开： 你要接受以最为友好的（一个拜访者写道）和最为真诚的方式送给你的点心和烟草，还有其他可能有用的；你最终还要接受我热情友好的谈话来面对你所遭遇的一切家庭困境，这样会使烦恼变得可以忍受一些。最后你会逐渐习惯这个伙伴，感到他有趣并富有活力。[160]
双方家庭和第恩街都似乎没有任何联系——除了马克思的妹妹路易莎和与她在特利尔刚刚结婚的荷兰人。但是不断地有流水般的其他拜访者，哈尼和他的妻子厄内斯特·琼斯、弗莱里格拉特和他的妻子以及威廉·沃尔弗是所有的经常来访者。最经常来的是马克思喜欢的、进行鼓励的一群年轻伙伴。这群年轻人中一个是厄内斯特·德朗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个创建者，也曾在《新莱茵报》工作；他偶尔帮马克思做些秘书工作，但后来转向商业，退出了活跃的政坛。另外，还有康拉德·施拉姆，他曾与维利希决斗，虽然马克思1851年由于施拉姆不愿意交还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资料与之发生了争吵；在施拉姆不久移居美国之后他们就失去了联系。一位更为经常的来访者——有时几乎是每天拜访——是威廉·李卜克内西，学习哲学的年轻学生，曾参加1849年巴登起义的战斗，接着经由瑞士逃至英国。他对燕妮有着深深的（如果是还带着羞怯的话）仰慕（他母亲在他3岁的时候去世了），并乐于做燕妮的听差，照顾孩子们，还怀着极大的顺从总体上吸收马克思的思想，这种顺从程度比他后来60年代和70年代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时要大得多。最后是威廉·皮佩尔，一位25岁左右的年轻人，曾在德国学习语言，50年代初他有时连续几星期地和马克思待在一起（如果他不去找妓女或者做家庭教师的话）。他曾担任马克思的秘书，把《哲学的贫困》翻译成令人厌倦的英语。他毫无灵活性，致使燕妮心烦；做事不老练，在马克思房间中对费尔巴哈的讨论中，甚至把卡尔·布兰德的夫人弄哭了。马克思认为他有“教条主义者的味道”，对他的校长腔调感到遗憾，并苦于他试图玩“现代”音乐。尽管有这些事情，马克思仍然为他提供吃、住，帮助他战胜疾病，让恩格斯借钱给他，甚至有几次他自己还借一些钱给他。无论马克思是多么不愿接受思想上的或政党的反对意见，但在他与这些比较年轻的朋友的交往中，他常常还是愉快、容忍甚至是大度的。 对于私人关系的处理，马克思有着极大的灵活性和宽容性。他愿意因为朋友们的缺点向恩格斯解释道歉，并给魏德迈出主意如何与弗莱里格拉特和沃尔弗相处。他对朋友罗兰特·丹尼尔斯（科伦审判中的被告）的妻子表现了很大的关心，组织丹尼尔斯的英国朋友给她写信，并在丹尼尔斯1855年临死的时候给她写了一封很感人的慰问信。[161]马克思甚至典当了燕妮的最后一件大衣，帮助病中的埃卡留斯。 当然，马克思最珍视的是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友谊。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晚些时候伦敦分别以后，20年来，他们一直是保持频繁通信，平均每隔一天就通信一次。虽然这些信件到目前为止构成了考察马克思这些年生活情况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但也并不完整：这些信件在恩格斯去世之后已经经过详细筛选，去掉了任何可能给家庭或朋友带来困境的信件（例如有关弗雷德里克·德穆特的信件）。因此现在保存下来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通信都显示了两人之间温暖的友谊，遗失的几乎所有信件部分是由于后来的这次筛选，部分也由于这样一件事实，即两人（尤其是50年代早期）怀疑当局截取了他们的信件。 恩格斯1850年移居曼彻斯特，开始了他前8年离开这里的生活。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的分裂以及《新莱茵报》的倒闭使他能够继续待在伦敦的主要原因不存在了；他必须自谋生活；他对母亲十分依恋，她敦促他至少在表面上与父亲进行和解。由于欧门和恩格斯公司的曼彻斯特分公司没有恩格斯家庭的代表，所以，他父亲同意他在那里以家庭股东的身份做事。父亲刚开始时是勉强同意，但在派儿子去加尔各答和美国的计划失败之后，以及在恩格斯在他给巴门回的报告中表现出了他的经商才能之后，就变得热情了。1851年初，他的境况比较稳定，虽然还是有一些困难。 困难在于，必须取得在与欧门的关系上作为我的老头的代表的正式地位，而在这里公司内部仍不担任负有工作责任和领取公司薪水的任何正式职务。我还是希望能实现这一点；我的营业信件得到我的老头的赞赏，所以他把我愿意留在这里看作是最大的牺牲。[162]
当他的父亲1851年7月来到英国时，问题得到双方的满意解决：恩格斯将在曼彻斯特至少待3年。后来他估计在那里第一年至少收入超过230英镑。他父亲在第二年的每年审查中，与合伙人签订了新的合同，给儿子增加了部分利润。到第十年末，恩格斯的收入每年超过1000英镑。恩格斯，正如马克思评论道，在钱的问题上是“非常严格的”[163]，这些钱使他能够在对待整个“马克思党”的问题上代替了荷兰的叔父。德朗克从他那里接受了钱，皮佩尔也是；李卜克内西用恩格斯的钱装备了一套新衣服，穿着它申请了家庭教师的职位。但是这个社交宠儿的钱给了马克思：数年间，恩格斯给马克思的钱好像超过了他给自己的花费。这些钱（有时是通过汇票寄过去，有时是1英镑或者5英镑的半截，在不同的信中分开寄去），常常是把对金钱不感兴趣的马克思从彻底的灾难中解救出来。有一次燕妮写道：“卡尔听到盼望已久的邮递员的重复敲门声，高兴得不得了。‘这一定是弗雷德里克，——两英镑得救了！’——他提高嗓门说。”[164]结果，恩格斯感到收支难以平衡，1853年写信给马克思： 改革我的私人开支是刻不容缓的了，一两个星期以后我要搬出这所住宅，搬到比较便宜的住宅里去，同时改用较清淡的饮料……天知道，去年我花掉了我的老头的此地营业利润的一半。当我的老头快要来的时候，我们就搬到漂亮的住宅去，买一些上等雪茄和酒等等，以壮观瞻。生活就是这样。[165]
虽然，正如恩格斯以前就发现的，英国自由贸易中心可以提供有利之点，以此可以观察经济的发展，但他更愿意去其他地方。哈尼宣称他宁愿在伦敦流浪也不愿居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经常抱怨他孤独无聊。尽管他1852年初计划与马克思全家一起搬到新布赖顿码头，1854年又计划作为《每日新闻》的军事记者搬到伦敦，但他还是一直在曼彻斯特囚禁了20年。有几个共产主义者朋友拜访过他：维尔特为他的公司广泛周游；德朗克在拉德福立住了身；最重要的是，马克思每年来一次，甚至两次——有时连续待几个星期。由于玛丽·白恩士，他又获得了新的生活，虽然出于“体面”，他不能与她生活在一起。为欧门恩格斯公司所做的工作没有使恩格斯丢掉更为重要的事情：办公室一整天的工作之后，他常常学习语言、军事科学（因此他获得了“将军”的绰号）以及替马克思写文章。 恩格斯的性格很多方面与马克思截然相反：他热情、乐观、平和，生命中洋溢着愉快，并且有着所有关于酒和女人的良好欣赏力的美名。他对朋友忠诚、忍让、无私；思维敏捷、清晰，能够把深奥和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有时是过分简单化了）。在与马克思所有保存下来的通信中，恩格斯只有一次好像责备了马克思，这是由于马克思冷淡地接受了玛丽·白恩士去世的消息。整个信件很没有感情。虽然马克思有时对恩格斯的沉默感到愤怒，但真正责备的信件只有一次：马克思由于一本书与威廉·沃尔弗（其绰号是“鲁普斯”）发生了争吵，原因是沃尔弗说马克思借了这本书但没有还。当与恩格斯的交流变少的时候，马克思会暗示说恩格斯把他放在了沃尔弗和德朗克的后面： 至少这是你现在惯用的方法，自鲁普斯先生迁居曼彻斯特以来，你在涉及我同这两位先生的私人关系的一切事情上就惊人地一贯采用了这种方法。为了使我们的通信不致降到单纯的电报往来，最好我们两人今后完全不要在话里涉及你那里的朋友和受保护者。[166]
当恩格斯安慰地回了信之后，马克思写道： 你知道，每个人有时都有他自己的怪癖和《nihil humani》〔“人所具有的”〕东西，等等。关于“秘密活动”和诸如此类的胡说，我自然从来没有想过。我的一些忌妒，你已经习惯了，实际上使我生气的是，我们现在不能同生活，同工作，同谈笑，而你的那些“受保护者”却能很方便地同你在一起。[167]
对马克思来说，把对一场巨大灾难的感受写下来是很有必要的。当1855年他儿子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他给恩格斯写道：“我真不知道怎样来感谢你替我工作而给予我的友好帮助，感谢你对孩子的关怀。”[168]之后不久，他写道：“在这些日子里，我之所以能忍受这一切可怕的痛苦，是因为时刻想念着你，想念着你的友谊，时刻希望我们两人还要在世间共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169] 恩格斯与马克思家庭的其他成员也有着良好的密切关系：他不时地写信给燕妮，作为礼物给她寄去棉制物品；对于孩子们，他是非常受欢迎的“恩格斯叔叔”。但有时候，马克思的确是责备了恩格斯——尤其是对燕妮责备恩格斯。马克思去世之后，他的女儿劳拉和爱琳娜删除并毁掉了她们父母之间可能会给恩格斯带来伤害的那些信件。[170] 四 继续研究经济学鉴于马克思的家庭境况，他还能进行严肃认真的工作是令人惊奇的。他的一个避风港是英国博物馆；他在家记录、整理在那里得到的资料。他的工作习惯不再像他在布鲁塞尔时那样有规律，这从普鲁士政府暗探的一份报告中可以看出来： 在个人生活上，他极度没有条理、愤世嫉俗，是一个糟糕的家庭主人。他过着一种真正的吉卜赛人的生活。他极少清洗、修饰、换衣服；常常醉酒。虽然他经常一连几天都无所事事，但当他有大量工作的时候又会毫不疲倦夜以继日地去做。他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常常通宵达旦，然后中午就和衣躺在沙发上，一直睡到晚上，整个世界的运转都打扰不了这个房间。[171]
爱琳娜写下了她曾听到的在第恩街前面的房子里的情形，“孩子们把椅子摞起来，代表马车，马克思就是马车上被驾驭的马，甚至在他坐在桌边写作的时候也被‘鞭打’”。[172] 尽管有这些干扰，马克思还是开始他经济学著作的基础性工作了，进行了大量的高质量的新闻写作。1850—1851年间，马克思长时间地在英国博物馆，重新开始了1844年巴黎期间以后被迫放下的经济学研究。在《评论》的文章里，他已经分析了从下列现象中得出的一些历史和政治结论，即1848年革命的失败，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循环和随之而来的1843—1845年的过度投机，1846—1847年的金融恐慌，以及1848—1850年英国和法国危机的克服。对1848年革命分析的结果并没有减少马克思对下次革命爆发的乐观态度，而且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革命才可能爆发。50年代初，马克思和其他在伦敦的德国逃亡者一样，相信革命就要来临。在1849年12月一封给魏德迈的信中，他概述了自己的立场： 大陆上另一个还没有明朗化的事件，就是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大危机即将到来。如果大陆上的革命延迟到这个危机爆发的时候，那末，英国也许一开始就会成为（即使不是出于本意）革命大陆的同盟者。我认为，革命过早爆发（除非它是直接由俄国的干涉所引起），是一种不幸……[173]
1850年晚些时候，马克思确实深信的事情是商业和金融危机将是革命不可避免的前提条件。因此他不断地观察这一迫近的危机产生的征兆——他发现了大量的迹象。1850年他就已经认为：“如果开始于1848年的新的工业发展周期走着与1843—1847年相同道路的话，危机将在1852年爆发”[174]；他准确地推理出了危机产生的迹象。1851年12月，他写道：“据恩格斯对我讲，现在西蒂区的商人也同意我们的看法：由于各种事件……而被抑制的危机，最迟在明年秋天一定爆发。”[175] 1852年2月，他说：“商业危机越来越逼近，它的最初的征候在这里已经到处可见”[176]。几个星期后，他说：“由于出现了特殊情况——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以及英国人的商业渗入东印度的旁遮普、信德和不久前占领的其他地区——危机可能推迟到1853年。然而危机一旦爆发，就会是非常厉害的。”[177] 1853年9月，他说：“我认为，商业萧条将在春季开始，像1847年那样”[178]。马克思预料这一时刻，正像上次一样，首先发生在法国，（他1853年10月认为）“那里……要爆发一场灾难”[179]。1855年海德公园的游行示威使他认为克里木战争可能会推动英国危机的爆发，那里“一切正在酝酿和沸腾”[180]。对于德国他很谨慎，担心莱茵地区可能会爆发起义，将不得不向国外求助，这样他们看来就有背叛祖国的味道。1856年春天，他写信给恩格斯：“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181]。他在这些事情上的预言被朋友们取乐：威廉·沃尔弗实际上就这些预言打了赌。李卜克内西写道：“只是在关于商业危机的话题上……他落为预言的顽童，自然受到了我们强烈的嘲笑，这使他极为愤怒”。[182] 一方面，马克思不愿看到危机在他面前无限期地衰退下去：危机将会使他完成经济学巨著。1852年8月，他写信给恩格斯说：“革命可能比我们预想的来得早”[183]。恩格斯回信表示同意：危机“可能还要拖到1854年。我承认，我希望还有一年的时间来啃书本，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184]。 在英国博物馆，马克思开始的研究是关于流通和地租这两个问题，之所以研究这两个问题，是由于他持有这样的观点：在法国，1848年革命的主要受益者曾一度是金融贵族，而在英国，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则存在于工业资产阶级和大批的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斗争。马克思注意了到法国银行稀有金属的积累以及随之而来的它所控制的信贷的扩大。对于英国，他注意驳斥了李嘉图的这种理论，即认为如果谷物的价格没有上涨的话，土地的收入必然会下降。他认为通观英国之前50年的情况，这种观点毫无疑问是错误的，而且科学和工业的进步可以扭转收入下降的自然发展趋势。 1851年间，马克思如饥似渴地阅读。1月，他研读稀有金属、货币和信贷方面的著作；2月，研读休谟、洛克的经济学著作和更多的货币方面的著作；3月，研读李嘉图、亚当·斯密和流通方面的著作；4月，继续研读李嘉图和货币方面的著作；5月，研读凯里、马尔萨斯和经济学原理著作；6月，研读价值、财富和经济学著作；7月，研读工厂制度和农业收入方面的著作；8月，研读人口、殖民和罗马社会经济学著作；秋天，研读银行、农学和技术方面的著作。总之，马克思在笔记本上写满了从大约80位作者的著作中摘录的大段大段的文字，而阅读的著作还要更多。这种研读直接服务于他要完成的经济学著作。1851年1月，恩格斯就已经敦促马克思“赶快完成并出版你的经济学著作”[185]。4月，马克思写道： ……再有大约五个星期我就可以把这整个的经济学的玩意儿干完。搞完这个以后，我将在家里研究经济学，而在博物馆里搞别的科学。这开始使我感到厌烦了。实际上，这门科学从亚·斯密和大·李嘉图时代就没有什么进展，虽然在个别的常常是极其精巧的研究方面作了不少事情。[186]
马克思朋友们热切地等待着这本著作的问世。5月份，拉萨尔写道：“我听说你的经济学著作终于要完成了……我将热切地思考摆在我桌子上的把李嘉图变成社会主义者和把黑格尔变成经济学家的三卷本巨著”[187]。然而，熟知他的朋友恩格斯说：“只要你还没有读你认为很重要的书，你是不会开始写作的”[188]。而6月份，马克思仍然很乐观，他在给魏德迈的信中写道：“从早晨九点到晚上七点，我通常是在英国博物馆里。我正在研究的材料多得要命，虽然竭尽一切力量，还是不能在六至八个星期之内结束这一工作。”[189]虽然他意识到“无论如何应当在某一天把它结束”[190]，但1851年7月，蒲鲁东的新书《十九世纪革命的整体观念》到了他手里，他立刻转移精力对这本书的内容进行批判。虽然蒲鲁东的这本著作是反雅各宾主义的，但在马克思看来它只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现象而没有揭示它的实质。 然而，10月，弗莱里格拉特和皮佩尔（他当时正在德国旅行）曾激起了出版商勒文塔尔对马克思著作的兴趣。马克思计划写三卷：“经济学批判”、“社会主义”和“经济思想史”。勒文塔尔希望先出版最后一卷，看看销路如何。恩格斯敦促马克思接受这一建议，但要把历史部分扩充为两卷： ……第三卷可以出《社会主义者》，第四卷出《批判》——《批判》之外可能剩下的东西——和已经非常有名的“正面的东西”，即你“本来”想写的东西……对于多少能思考问题的人来说，有前几卷的暗示，反蒲鲁东和《宣言》，就足以把他们引上正路了；至于普通的购买者和读者，如果在第一卷中就已经发现了大秘密，对历史等等就不会再感兴趣；正像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说的那样，他们读一下《序言》，一般东西那里全有了。[191]
恩格斯建议马克思把“历史”部分拉长使这部著作厚一些，他直率地告诉马克思：“这一次可得要讲点生意经！”[192] 12月初发生了波拿巴政变，这使恩格斯预料到了勒文塔尔方面出现的麻烦，虽然马克思与这位出版商的友好联系一直持续到第二年，但仍然是任何东西都没有谈成。连金克尔都非常急切地要从马克思的“经济学”中得到“积极的基础”，拉萨尔建议创建一个公司，发行股份资助出版，但马克思怀疑这样的冒险是否能够成功，他无论如何也不希望把自己的窘困公之于众。1852年1月，“由于在德国的失败”[193]，他写信请魏德迈给他在美国找一个出版商。此时，他已经放弃了“经济学”的写作。1852年夏天他做了一个短时期的笔记；怀着最后的希望，他把书稿方案交给了出版商布罗克豪斯，书的题目是《1830年至1852年的英国现代政治经济学文献》。布罗克豪斯拒绝了。马克思顶住贫困的压力，坚持《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写作，并由于新闻约稿的增加，他的“经济学”搁置了数年。 五 新闻工作“经常给报纸写乱七八糟的东西已经使我厌烦。这占去我许多时间，分散注意力，而到头来一事无成。不管你怎样力求不受限制，总还是被报纸及其读者捆住了手脚，特别是像我这样需要拿现金的人。纯粹的科学工作完全是另外一回事……”[194]这是马克思1853年9月对于他的新闻工作的看法，当时他已经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一年了。马克思是应执行编辑查理·德纳之邀撰稿的。德纳有着坚强的独立性格：他在父亲破产和母亲去世后由叔伯养大，凭着自己的力量进入了哈佛，但由于没钱，一年后被迫辍学。1841年，他在小溪农庄公社（该处提倡傅立叶主义）加入了“空想共产村庄”团体，当时他在那里是极为活跃的成员之一。当“空想共产村庄”被大火焚毁后，德纳被霍拉斯·格里利聘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纽约每日论坛报》创建于1841年，有着引人注目的影响力，《每周论坛报》对日报进行汇编，在美国有200 000份的发行量。该报的策略是受到格里利启发，立场惊人地激进：它大量地报道傅立叶派的思想，赞成禁酒，支持保护国内工业的制度（至少有一段时期是这样），反对死刑和奴隶制。这种相当奇怪的矛盾立场引起了马克思的蔑视： 《论坛报》当然竭力替凯里的这本书吹嘘。它们二者确实有共同点，它们在西斯蒙第的博爱主义社会主义的反工业化的形式下，替美国的主张实行保护关税的资产阶级即工业资产阶级说话。《论坛报》虽然大谈各种“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空话，却能够成为美国的“第一流报纸”，其秘密也就在于此。[195]
德纳1848年在科伦曾与马克思见过面，并对马克思留有深刻印象。1851年8月，他请马克思担任《纽约每日论坛报》18名国外记者之一，请他写了系列德国时事文章。马克思仍然想着完成他的《经济学》，还不能写出流畅的英文，于是在同一封信中关于报纸的提议他对恩格斯说：“如果你能用英文写一篇关于德国局势的文章，在星期五早晨……以前寄给我，那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196]一周以后，他写道：“至于《纽约论坛报》的事，我由于搞政治经济学忙得要命，现在需要你的帮助。请你写一些关于1848年以来的德国的文章，要写得俏皮而不拘束。这些先生们在外国栏中是非常大胆的。”[197]恩格斯答应了，10月份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了第一篇文章。文章共发表了18篇（都是由恩格斯写的），并获得了巨大成功。“得知（你的文章）正在被大批的人满意地阅读，并被广泛地抄来抄去，这或许会使你感到高兴。”[198]作者署名的秘密被很好地保存了。《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署名作者是马克思，数年中文章被多次重印。[199] 1852年4月，德纳请马克思定期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英语文章。马克思在德国写作［注：疑为“用德语写作”之误。——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把草稿寄给恩格斯翻译。但1853年1月，他写信给恩格斯说：“我第一次冒险给德纳用英语写文章”[200]。同年，由于与俄国的关系变得紧张，马克思扩大了他的主题，不久写作就涉及了世界政治的各个方面。他的文章得到极高的评价。1853年1月，其稿费增加到了每篇文章两英镑。当时的一位作家说德纳定期地“陷入了‘卡尔·马克思’或‘巴黎的一个美国人’的读物之中”。1854年初，马克思经由德纳得到了美国杂志提供的一个机会，即写一些康德以来的德国哲学史的文章。文章要“辛辣而又能引起兴趣”，而且“不包括任何有损该国宗教感情的东西”[201]。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如果他们在一起，可能会赚到钱，而他“一个人可不敢冒险干这项工作”[202]，但事情没有继续下去。同年，马克思和《纽约每日论坛报》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了：德纳经常删减马克思的文章，有时把文章的第一段作为社论，其余部分独立刊登，并且不署名。《纽约每日论坛报》总共有165篇社论摘录自马克思的文章，虽然事实上德纳喜欢的这些文章（他并不知道）是出自于恩格斯之手。马克思坚持认为要么全部署名，要么全部都不署名。1855年以后，所有刊登的文章都没有署名。1853年，《纽约每日论坛报》刊登了马克思80篇文章，1854年也大概是这个数目，1855年只有40篇，1856年是24篇。1857年初，马克思威胁说既然《纽约每日论坛报》对于斯拉夫语言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而刊登他的文章这么少，那么他要给另一家报纸撰稿了：于是德纳答应不论是否刊登，每星期都要给他一篇文章的稿酬。 1857年4月，德纳请马克思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稿。该书的筹划是乔治·利普利的主意，他是德纳从小溪农庄公社时期就开始结交的朋友，是《纽约每日论坛报》事实上的编辑。该书最终成书16卷，有300多名撰稿者，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该书以严谨的客观性为目标。德纳写信给马克思说他写的文章不论是关于政治的、宗教的，还是哲学的问题，都不要包含任何带有偏见的论据。虽然恩格斯认为德纳的建议是“我们一直等了这么久的机会，这可以尽力避免财政上的不足”[203]，计划是集合一些合作者共同工作，但没有实现。请马克思主要撰写的是军事史方面的文章；当恩格斯由于祖辈方面的事情而病倒的时候，这件事严重受阻。马克思对尴尬的推迟不能给出合理的理由，后来竟撒谎说文章可能是在邮寄的过程中丢了。他大部分的稿件写于1857—1858年，但直到1860年底，他也还陆续寄去几篇。每页两美元，这是一笔有益的收入资源。马克思结束撰稿的原因不得而知。总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在《美国新百科全书》中共刊登了67篇，其中51篇是恩格斯写的，但马克思为文章的写作在英国博物馆中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工作。 1857年底，商业危机迫使《纽约每日论坛报》辞退了除了马克思和其他一位记者之外所有的国外记者。1861年，格里利由于受马克思观点的影响，让德纳把他也解雇了。德纳拒绝了，但几个月没有继续刊登他的文章。1861年底和1862年初刊登了几篇，但1862年3月，德纳写信给马克思说美国内战已经占了报纸的所有篇幅，让他不要再寄文章了。《纽约每日论坛报》一共刊登了马克思的文章487篇，其中350篇是他自己写的，125篇是恩格斯写的（大部分是关于军事方面的），12篇是合写的。 马克思的文章不单单是用来谋生的：尽管他对自己的作品评价很低，但仍然一直能写出极富天分的新闻文章，并且，用《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的话来说，他“不仅是……最宝贵的撰稿人之一，而且也是该报报酬最优厚的撰稿人之一”[204]。马克思远离传统新闻资源，因此与其他多数记者相比，较多地利用了官方的报道、统计资料等。此外，他还尽力把大量文章与他“严肃的”研究连在一起，增加了文章的深度。例如，他关于印度的一些新闻文章就几乎逐字地收入了《资本论》。他所持观点强硬，其文章异常冷静客观。在很多领域（例如，在反对反动的欧洲政府上），他完全同意《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立场，并且能强有力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但在分歧的地方，他本人尊重的是直接事实。[205] 虽然马克思开始时完全只写关于英格兰的文章（他对其情况格外熟悉），但到1853年，他也写关于欧洲的文章，其中写的最多的主题是克里米亚战争即将爆发。对此，马克思广泛地注意了维护西欧文明价值，正如1789年及其后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所持的观点，他驳斥了俄国“亚洲的原始状态”。他几乎是病态地仇恨俄国，致使他有着认为帕麦斯顿是俄国外交工具这一奇怪的观点，并提议要“揭露”（正如他在一系列文章中所说的）帕麦斯顿表里不一的行为。[206]这些文章中一些是为《自由新闻》写的，该报由浪漫主义保守派政治家戴维·乌尔科尔特经营。对于戴维·乌尔科尔特厌恶俄国的观点，马克思描述为“主观地反动”，但“客观地革命”[207]。在给《自由新闻》的撰稿中，马克思特别费精力地批驳了赫尔岑对俄国社会主义者使命的信念以及他的老朋友和同事布鲁诺·鲍威尔的文章——布鲁诺·鲍威尔认为俄国的专制是罗马管理国家本领的复活，是与空洞的西方民主相对立的现存宗教基本原则的体现。这是德纳批评马克思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对法国和俄国的态度上表现了“对美国报纸来说是太过分的德国人的感情”。[208] 马克思还就远东，尤其是印度，写了相当多的文章。总体上，他认为殖民主义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资本主义在灭亡之前必定要遍及整个世界。正像西方的工业化一样，它同时有着进步性和巨大的破坏性。他写道：“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209]。在马克思看来，亚洲没有自己的历史，情况更是如此。之所以这样认为，是由于其生产方式与西方不同[210]：要组织广大民众满意地进行农田灌溉，这种必要性已经导致了高度集权的政府，这种政府的基础是自给自足的村庄，完全缺乏土地的私有性质。印度唯一的变化是由入侵者带来的，最近的根本变化是英国资本带来的。虽然这些变化对英国没有益处，但终将把印度带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之中。[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