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一卷）（2010）
《资本论》第五—八部分
|九| 从绝对和相对剩余价值到资本的积累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对于能够获得相对和绝对剩余价值的不同方法给予了大量的关注。当马克思确立了这样一种概念划分时，他坚定地将剩余价值的两种形式归于一种统一状态：最终，只存在一种形式的剩余价值，而且剩余价值的两种形式是互为条件的。如果没有足够的技术和组织基础，就不可能获得绝对剩余价值。反过来，如果没有一个保证对绝对剩余价值占有的工作日的长度，相对剩余价值就没有意义。这里的区别是，资本家唯一的战略是“只要涉及剩余价值率的提高，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差别就可以感觉到了”。像通常发生的那样，当马克思转到关注综合的问题时，他既重视已经展示的材料，也会将它们置于具有不同优势的地方，从那里开始，就有可能以一种神奇的方式看待资本主义的发展形势。在第十六章中出现的新观点更加具有争议，所以，它们需要更谨慎的审视。
首先考虑集体劳动者的概念，这一概念已经在前面的章节中被多次提及了。剩余价值不再被认为是个人之间的剥削关系，而是被当作更大范围的整体中的一部分。在其中，劳动者进行合作，并分布到具体劳动分工的各个部分，集体生产被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这一概念的难点在于，集体劳动者的起点和终点在哪里。可以说，最简单的方法应该是，工厂作为一个整体，并把在其中的每个人进行岗位分工，包括清洁工、看门人、仓库管理员，甚至是实习生，虽然这其中的许多工人在商品的实际生产中不起直接作用，但把他们都作为集体劳动中的一部分。
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
但是，很多劳动不是在工厂里发生的，最近出现的趋势是，已经形成了外购和外包的形式，在其背后甚至还存在其他的分包商。但是，我们怎样理解广告、营销和设计的功能，同时还有对商品销售而言是基础性的商业服务，这些都是常规性的工作，但不总是能与直接的生产活动割裂开的。或者我们限制我们自己，只从事在工厂范围内的活动。我们很难做出确切的定义，而且似乎也不存在确切的答案——相反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如果没有这一概念的帮助，就很难转到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动力的更加宏观的理论方法上。所以，马克思勇往向前，坚持提出了到目前为止虽然作为“工人单是进行生产已经不够了”，但“对于作为整体来看的总体工人始终是正确的”的分析。
第二个转变，是对生产性劳动定义的扩展，是与它包含的这种“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的狭义概念（《文集》第五卷，第582页）之间的对比。将其他所有人描述成“非生产性的”，带有一种情绪化反应的风险，因为，这听起来像是一种毁谤，对所有那些极端努力工作的人很难做到收支相抵。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急于指出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成为生产工人不是一种幸福，而是一种不幸”。马克思“生产性”的观点，不是标准的或普遍的，而是对资本主义历史的、特定的定义。对剩余价值生产没有做出贡献的资本被认为是非生产的。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使命，应该以一个更具社会责任的和有利的方法被重新确定。
但是，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的环境内部，仍然存在关于对“生产性的”被如何定义这一问题的合法性挑战。女性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例如，没有报酬的家庭劳动降低了劳动力的价值，所以它对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来说也是生产性的。马克思没有涉及这个问题，但是，他确实谈到了关于人们所设想的生产率的“自然基础”的问题，而且他的分析提供了一些线索，即他是如何解决其他所有问题的。他承认，对于生产率，“自然障碍会妨碍”或者会处于优势地位，因为，“土壤自然肥力越大，气候越好，维持和再生产生产者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所有其他的因素是公平的，“剩余劳动量随劳动的自然条件，特别是随土壤的肥力而变化”。所以，没有理由不认为，剩余劳动由于社会条件（例如，家庭劳动的生产率）的不同而相应地有所不同。我们将一些回应19世纪关于环境决定主义和自然条件处于主导地位的奇怪段落放置一边（“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马克思随后总结到，“良好的自然”（在其中我们现在要加上社会的）“条件始终只提供剩余劳动的可能性，从而只提供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可能性，而决不能提供它的现实性”。那就是说，与自然（或者与日常生活条件和家庭劳动）的动态关系形成了一个对社会过程和阶级关系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背景，在那里剩余价值被创造并被占有。
马克思的论述让我们认识到，“资本关系就是在作为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的经济土壤之上产生的”，所以，劳动生产率“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几十万年历史的恩惠”。更进一步，他提醒我们，“要他（劳动者）把这些时间（闲暇时间）用于为别人从事剩余劳动，需要外部的强制”。而且，最极端的讽刺是“同历史地发展起来的社会劳动生产力一样，受自然制约的劳动生产力也表现为合并劳动的资本的生产力”。对马克思来说，症结经常正确地或错误地存在于由资本占有的剩余价值的特别的整合中，这部分剩余价值来自处于所有因素矩阵中的劳动，它决定了一个永远处在变化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体。如果马克思涉及了这个问题，那么，几乎可以肯定，马克思将会像他对待与自然的关系那样，对待家务劳动的辛勤努力。
这两个变化，即广义的和狭义的对生产性劳动的定义，并不是各自独立的。将两者放到一起，可以帮助马克思从一个个人的、微观的视角，到一个有关阶级关系的宏观分析，即，从处于主导地位的想象单个的工人被一个特定的资本家雇主所剥削的视角到一个阶级被另一个走上舞台中心地位的阶级所剥削的视角。而后者在后面的章节中将占主导地位。
有趣的是，所有的经济理论都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即某种类型的从微观的到宏观理论的趋势的转变。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不能进行这种转变，因为它原本没有（而且现在仍然没有）关于剩余价值来源的理论。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一问题，而斯图亚特·穆勒至少认识到，它与劳动存在某种关系，但他不能确切地说明这是什么，因为他不能分清劳动所得与劳动所创造的二者之间的差别。哎呀，可怜的穆勒：“平地上的一堆土”，马克思嘲笑到，“看起来也像座小山；现代资产阶级的平庸，从它的‘大思想家’的水平上就可以测量出来”。当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确实保证了这一转变时，而他的做法，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上述的批判内容。但是，我们也必须努力耕耘，以收获他的思想果实。
后面两章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问题。在第十七章中，马克思所做的全部工作是，认识到剩余价值将由于三个变量的不同而不同：工作日的长度，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所以，事实上，资本家们有三个策略可以使用。在一个维度上的可能性的减少，可以通过诉诸另一个方法而得到补偿。隐含的一点是要强调，正如马克思经常这样做的，在寻求剩余价值中资本家战略的灵活性：如果他们不能从这个渠道得到剩余价值（通过提高强度），那么，他们将采取另一种方法（通过增加劳动的工时）。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马克思经常被描述成一个僵化的思想家，带着僵化的概念进行思考。第十八章仅仅是粗略研究了（再一次！）对剩余价值率解释的不同观点。在《资本论》中，存在大量的这种重复。它有些时候被理解为，马克思担心我们不能完全领会问题的实质，所以，他觉得需要被迫去重复它，只是为了使读者更有把握。
第十九—二十二章 工资
第十九—二十二章是关于工资的简短的章节，是相对的自我解释的内容。正如可能被期待的，结果是从这样一个事实，即，那是一个以货币为形式的工资的表现，而不是从一个提供社会活动领域的劳动力的价值而变化。这直接提出了拜物教的掩饰的问题，它将社会关系隐藏在表象的政治暴动下面。然而，马克思以通过提醒我们在“劳动的价值”（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使用的词汇）和“劳动力的价值”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开始。
在商品市场上同货币占有者直接对立的不是劳动，而是工人。工人出卖的是他的劳动力。当工人的劳动实际上开始了的时候，它就不再属于工人了，因而也就不再能被工人出卖了。劳动是价值的实体和内在尺度，但是它本身没有价值。
进行不同的思考就是使用了同义的反复，实际上是说价值的价值。
在“劳动的价值”这个用语中，价值概念不但完全消失，而且转化为它的反面。这是一个虚幻的用语，就像土地的价值一样。但是这类虚幻的用语是从生产关系本身中产生的。它们是本质关系的表现形式的范畴。事物在其现象上往往颠倒地表现出来，这是几乎所有的科学都承认的，只有政治经济学例外。
换句话说，劳动的价值是一个拜物教的概念，它掩盖了劳动力的价值的观点，而且，这样可以方便地回避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即劳动力是如何变成商品的。
古典政治经济学能解决它是由什么决定的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法，使它被错误地称为劳动的价值，这采用的是关于供给和需求的学说。这一学说在《资本论》中多次重复出现，但是马克思在这里，他以最明确的态度，来反对这种关于价值的解释。甚至古典政治经济学。
它马上认识到，供求关系的变化，对于劳动的价格也像对于一切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无非是说明价格的变化，也就是说明市场价格围绕着一定的量上下波动。如果供求相抵，而其他条件不变，价格的波动就会停止。而这时，供求也不再说明任何东西了。在供求相抵时，劳动的价格就是它的不依赖供求关系来决定的价格，即它的自然价格，而这个价格才真正是应当分析的对象。
马克思已经在他对劳动力的买和卖的分析中，对这种独立的决定做了明确说明。它由在一定时间，在一定社会中，以一定的生活标准再生产的工人所必需的商品的价值决定。如果继续讨论劳动的价值，而不是劳动力的价值，就会导致所有混乱的出现。所以，马克思随后试图通过提供（再一次地！）一个有用的、简短的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回顾来澄清问题。
但是劳动者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得到补偿——通过小时、天、周或计件工资。第二十章是关于计时工资，以及计时工资体系是如何运作的。在这里没有什么内容是很有问题的，除了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计时工资在市场上被创造出来的方式，掩盖了深层的社会关系。第二十一章是关于计件工资的内容，它对资本家的好处是，它可以迫使工人在个人生产率方面进行相互竞争。工人之间的过度竞争会导致生产率的提高，和工资的下降，甚至很有可能使其低于劳动力的价值。另一方面，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有可能导致工人工资水平上升。所以，我们再一次地以这样的观点结束，即，在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和工人之间的竞争中，存在某个均衡点，在这一点上会形成一个市场上的实际工资水平，它能充分代表劳动力的价值。
关于最高工资的部分在第二十二章中考察了工资的国别差异。马克思在这一章暂时放弃了他把资本主义当做一个封闭的系统来加以分析的倾向。在这里存在一个开放的视角，即在一个全球化的体系中检验地理意义上的不均衡发展。但是他的处理太过简单，以至于不能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如果劳动力的价值是由在一定生活水平条件下支撑劳动者所需要的一揽子商品的价值决定的，而且如果生活标准由于自然条件、阶级斗争状况和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而有所不同，那么，简单地说，劳动力的价值也会由于地理因素的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是国和国之间的不同）而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德国阶级斗争的历史与英国或西班牙不同，所以在工资水平上存在国别差异（实际上，也经常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但是马克思在此没有考虑这个内容）。相似地，处于世界不同地方生产工资商品的产业的生产率的差别，也产生了劳动力价值和工资率的差异。在具有较高生产率的国家的低水平的名义工资，被解释为实际工资水平较高，而且，反之亦然，因为工人们用他们得到的工资可以购买到更多的商品（这就是现在所说的购买力平价）。那么，在这些情况下，国家间的贸易会发生什么，而且在国家间的竞争将会怎样？马克思没有深入讨论这一问题，因为似乎他主要对实际工资与名义工资的差异根本是由于不同国家工资商品产业生产率的不同感兴趣。结果将会是一个在资本主义如何发展和在剩余价值如何被策略地追求和攫取方面的国家间的动态对比（国家是马克思进行比较的单位）。如果马克思进一步推进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那么，几乎肯定，这将导致一系列的对李嘉图关于对外贸易比较优势学说的质疑，但是，由于某些原因，马克思在这里选择了不沿这条线索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我不得不说，我发现在阅读关于工资的这些章节中，情绪很难被兴奋地调动起来，因为这些章节的观点是相对明显的，而且写作风格也相当平淡。
第七部分：资本的积累过程
然而，第七部分是非常的有趣和深刻的，因为，正是在这里，马克思将“资本的积累过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论述。他在此建构了可能我们最好称之为一个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动态的“宏观分析”。毫无疑问，这是《资本论》第一卷中最精彩的论述。全部前期研究成果被集中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现在称之为一系列的资本主义动力的“模式”。然而，在阅读第七部分的过程中，牢记假设条件的特点是至关重要的。马克思的结论并不是普遍的叙述，而是偶然的发现，是以他所做的假设条件为基础的，并受他所做的假设条件的限制。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那就是危险的。对于马克思的著作，还存在很多评论，包括支持和反对的观点，这些观点都会转变为一种对马克思著作的严重误读，因为他们忽略了他所做的假设条件的影响。例如，在这里提出的最著名的观点是，日益增长的无产阶级的和更大的阶级不平等的产生的趋势。这一主题对于马克思的假设来说是偶发的，而且当那些假设条件得到缓和或者被取代时，这一主题也就不必然成立了。对于试图证明或反证在这些章节中出现的马克思的发现，将他所做的结论作为普遍真理而非偶然观点的做法，我感到非常气愤。
在第七部分的前言中，马克思明确了这些假设条件。他说道：
积累的第一个条件，是资本家能够卖掉自己的商品，并把由此得到的绝大部分货币再转化为资本。下面假定资本是按正常的方式完成自己的流通过程的。对这一过程的详细分析要在第二册里进行。
“正常的方式”的含义是，资本家按它们的价值在市场上销售他们的商品时，或再周转他们所获得的剩余价值回到生产时，不存在任何问题。这样，所有的商品都是按照它们的价值进行交易，不存在生产过剩或生产不足的问题，所有商品都是均衡地进行交易。特别是，寻找市场是没有问题的，从来也不存在有效需求的短缺。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吗？答案是：根本不是，因为我们排除了危机形成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成为凯恩斯主义理论核心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虽然马克思在后面的卷次中放弃了这些假设，但是，在随后的三章中，他仍然严格地坚持这些观点。在某个侧面坚持有效需求的观点，保证了马克思能够明确资本主义动态变化的相关问题，否则资本主义的动态变化内容可能还会是晦涩的。
第二个假设是，将剩余价值分解为企业的利润（产业资本的回报率）、商业资本的利润、利息、租和税（马克思在这里没有包含后者），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在实践中，资本家生产商需要与完成其他功能的资本家，共同分享部分由他们创造并占有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分为各个不同的部分。它的各部分归不同类的人所有，并具有不同的、互相独立的形式，如利润、利息”。（《文集》第五卷，第650页）——那就是商人的利润——“地租”，税，等等。“剩余价值的这些转化形式在第三册里才能研究”。马克思假设，实际上，存在一个单独由产业资本家组成的一个同质的资本家阶级。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食利资本、金融资本、商业资本和土地资本的角色，对于理解资本主义整体的动态都是非常重要的观点，使得他们变得清晰了。但是，在这里，所有关于这些特点的考虑都被放置一边。留给我们的是一个高度简化的资本积累是如何运作的模式，而且还存在其他相似的模式，它只是与假设条件所保证的情况同样完美。
还存在另一个战术性的假设条件，它实际上在稍后的一个脚注中被明确说明了。
这里我们把出口贸易撇开不说。一个国家借助出口贸易可以使奢侈品转变为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或者也可以反过来。为了对我们的研究对象在其纯粹的状态下进行考察，避免次要情况的干扰，我们在这里必须把整个贸易世界看作一个国家，并且假定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到处确立并占据了一切产业部门。
马克思假设了一个封闭的系统，在其中资本以一种“正常的”方式进行周转。这是一个重要的而且显然是限制性的假设。它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关于资本积累的、动态的剥离模型，它来自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中运作的绝对和相对剩余价值理论。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这一模型最终对于资本主义的某些方面极具揭示意义。
只有将以下章节置于其全部的背景下，将它们与在《资本论》其他卷次的内容进行对照才是有用的。第二卷面临的是与在第一卷所不断遇到的同样的困难：在寻找市场、并将它们带入一种均衡状态中产生的困难，就像在资本循环的“正常”过程所能够经历的那样。但是，第二卷试图稳定地持有在第一卷中被当做处于动态变化中的观点，即对绝对和相对剩余价值的攫取、技术和生产率的快速变化、劳动力价值的决定的变化。第二卷假想了一个具有不变的技术水平和稳定的劳动关系的世界！随即提出了如下问题：资本循环将如何更加顺畅（假定存在不同的周转时间、包括由于具有不同使用寿命的固定资本循环中产生的问题），以及如何总是能够为被生产出的剩余价值找到市场？由于资本积累一直是关于扩张的问题，在工人阶级日益贫困而资本家不断投资时，资本家如何能找到市场？实际上，直到第二卷的末尾都没有提到。问题是要保证，对于工人阶级这部分的“理性假设”能够实现，以帮助吸收被生产出来的资本剩余。这里的模型将是福特所做的著名的转向，他提出了工人五美元八小时工作日的想法，这一想法以全社会的工人大军作为支撑，他们能够保证工人们站在资本家的立场，“理性地”消费他们的工资。目前我们在美国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即经济发展中百分之七十的驱动力是依靠负债刺激的消费主义，这通过我们已经给出的对第二卷内容的分析是完全能够理解的，但这不是第一卷的内容。
最终出现了在第一卷所确定的均衡条件和第二卷所确定的均衡条件之间存在的主要矛盾。如果情况与第一卷分析的发展趋势相一致，那么，从第二卷的角度来看，这可能就是非常糟糕的发展趋势，同样，反之亦然。两种不同的资本积累的动态模式，不会也不可能同时发生。这导致了在第三卷中出现的关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的讨论。但是，我在“消费主义”前面所插入的“负债刺激”的词组，表明了分配条件（金融、信用和利息）实际上可能在资本主义的动态变化中起到了核心作用，而不仅仅是辅助性的作用。正如现在这样，实际消费能力通过每个人（包括政府）使用他们的信用卡和全部负债的形式而被放大，这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得以稳定的核心问题。我们在下面的章节中将不会遇到这一问题中的任何一个。但是，马克思的确建构和分析了高度简化的资本积累的模式，不容置疑具有揭示作用，同时对理解新自由主义的近期发展史具有深入的相关性。新自由主义的特点是去工业化、持续的结构性失业、螺旋性的工作不稳定和高度的社会不平等。简短地说，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我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经历了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所描述的世界。虽然第二卷的分析所揭示的有效需求的问题，已经通过过度的信用体系被临时性地解决了，但它仍然会带来可预测的、灾难性的后果。
第二十三章 简单再生产
第七部分的第一章描述了以简单再生产为特点的一个虚构的资本主义的特质。资本积累如何通过对剩余价值的攫取，而被长期地再生产出来并被永久化？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资本积累，那样，“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更进一步说，“生产具有资本主义的形式，再生产也就具有同样的形式”。
资本家所获得的新财富的一部分，必须要被投入再生产体系。但是，这意味着剩余价值必须要被重新循环回到简单再生产过程中。“这种单纯的重复或连续，赋予这个过程以某些新的特征，或者不如说，消除它仅仅作为孤立过程所具有的虚假特征”。到目前为止的分析，只是关于作为一个一次性活动的剩余价值生产的分析。但是，当情况是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发生的过程时，就相当不同了。
这就是工人自己不断再生产的产品中不断以工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里的那一部分。当然，资本家用货币把这个商品价值支付给工人。但这些货币不过是劳动产品的转化形式。当工人把一部分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的时候，他以前的一部分产品就再转化为货币。工人今天的劳动或下半年的劳动是用他上星期的劳动或上半年的劳动来支付的。只要我们不是考察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考察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
现在，阶级关系而不是个人之间的合约在马克思的思考中占据了中心地位。
资本家阶级不断地以货币形式发给工人阶级票据，让工人阶级用来领取由它生产而为资本家阶级所占有的产品中的一部分。工人也不断地把这些票据还给资本家阶级，以便从资本家阶级那里取得他自己的产品中属于他自己的那一部分。产品的商品形式和商品的货币形式掩饰了这种交易。
这种想象传递了这样一种含义，即，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的关系处于一种“公司商店”式的关系中。工人获得了为他们出卖给资本家的劳动力所得的货币，然后他们花费那些货币，去买回他们集体生产的商品的一部分。这种公司-商店式的关系被工资体系所掩盖，而且，当分析的重点只集中于个人工人时，这种关系也是不便于分辨的。“可变资本”的含义也被扭曲了。实际上，从资本的角度看，工人的身体，仅仅是一个对一部分资本的循环的一个传输装置。工人一直处于一个C-M-C过程的持续状态。但是，我们现在不将这种关系看作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将它当做一个持续的和循环的过程。随着工人将价值凝结在商品中，资本中的一部分在流动，工人们得到他们的货币工资，将货币花在商品上，再生产他们自身，并转天返回来继续工作，以在商品中凝结更多的价值。工人们通过这种可变资本循环的方式，保持其自身的生存状态。
这引起了一些有趣的观察。开始是，可变资本“只有从生产过程的不断更新来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可变资本才会失去从资本家私人基金中预付的价值的性质”。资本家只是在工作已经完成后才支付给他们的工人工资。所以，实际上，工人们提前就交给了资本家与他们的劳动力相当的价值。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保证工人将会被支付工资（例如，如果资本家同时宣布破产的话）。近些年在中国，拖欠未支付的工资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在建筑业这样的行业中。但是，马克思对于甚至以更激进的方式重塑我们对资本积累解释的问题更感兴趣。他指出，“这一过程总要从某地某时开始。因此，从我们上面所持的观点来看，下面的情况是可能的：资本家曾经一度依靠某种与无酬的他人劳动无关的原始积累而成为货币占有者”。这一概念的提出将使在第八部分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讨论更加稳固。在这里，马克思只是坚称，必须已经存在某些起始时刻，在那一刻，资本家在某种程度上或者已经获得了足够的资产（货币或其他资产）以开始这一资本积累的过程。他在此所提出的问题是，原始资本是如何并且是通过谁被再生产出来的？
马克思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一个资本家以一千英镑起步，并将它投资到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中，以生产出二百英镑的剩余价值，然后资本家占有了这二百英镑作为他或她所有的资产，此外，他或她还获得了周转回来的原来预付的一千英镑。但是，原始资本被生产性消费所保留，而且剩余价值是在工人的剩余时间中被生产出来的。假设在下一年，资本家再次拿出一千英镑（已经将剩余消费了），去生产另一个二百英镑的剩余价值。这样做了五年后，工人们已经生产出了一千英镑的剩余价值，这与资本家的原始资本相当。马克思在这里做了政治性的讨论，即使资本家在开始的时候拥有那一千英镑的权利，然而，他或她得到了它后，在每年生产二百英镑剩余价值，五年后，资本家肯定已经丧失了对原始资本的权利。按照马克思的解释方法，他或她已经将原始资本消费掉了。按照洛克原则（虽然马克思没有再次引用，但很清楚，这一原则仍存在于他的思想中），财产权应归于那些通过将他们的劳动与土地相结合并创造价值的人，所以，从权利的意义上讲，那一千英镑现在应属于工人们所有。工人们是生产剩余价值的人，而且，在权利意义上，财产权应当属于他们。
这一讨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但是这与思考的深入挖掘方式的成果是激烈对立的。如果我们被告知，放在我们储蓄账户中的原始货币，比如百分之五的复合利率，在几年以后不再属于我们自己了，我们都会感到惊讶。就像我们曾经关注的那样，资本主义似乎能够自己下金蛋。但是，那百分之五从哪里来是一个法律问题，如果马克思是正确的，它只能是某些人在某些地方对剩余价值的移动和占有。如果考虑到也许那百分之五是来自对中国广东的活劳动的残酷剥削，这会令人不舒服。我们的法律上层建筑体系，是要坚持保护原始的财产权，而且保护行使这些权利去获得利润的权利。但是，反过来讲，那些财产权来自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攫取和维持对剩余支配的阶级权利，因为通过特定的历史进程，劳动力已经成为在劳动市场上被买入和卖出的商品。马克思在这里所叙述的内容的含义是，要对资本主义提出挑战，不仅有必要挑战现有的全部关于权利的观点，即人们是如何理解权利的和人们是如何理解产权的，而且还要挑战其物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剩余价值被资本所创造和占有。然后，确实是，在五年后
他的原有资本的任何一个价值原子都不复存在了。……因此，撇开一切积累不说，生产过程的单纯连续或者说简单再生产，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以后，必然会使任何资本都转化为积累的资本或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即使资本在进入生产过程的时候是资本使用者本人挣得的财产，它迟早也要成为不付等价物而被占有的价值，成为无酬的他人劳动在货币形式或其他形式上的化身。
正巧出现了一个反映马克思思考方式（我不知道它是否源自马克思）的、有趣的关于实践性计划的实例。一位叫做鲁道夫·梅德纳（Rudolf Meidner）的瑞典劳动经济学家，他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取得重大成功的瑞典福利国家的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提出了后来人所周知的梅德纳计划。为了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强大的工会被要求采取集体工资限制政策。作为回报，由于这一限制政策而使资本获得的额外利润（剩余价值）会被征税，并被放入由工人控制的社会投资基金中，这一基金将买入资本家公司的股份。买入的股份注定是不能交易的，而且在一段时间后（比马克思例子中的五年时间还要更长），对公司的控制将被转移到社会投资基金手中。换句话说，在一段时间内，十分确切资本家阶级将被买断（和平地），而且他们将被工人对投资决策的彻底控制所替代。这一计划非常荣耀地受到了资本家阶级的欢迎（他很快被授予所谓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实际上，这与诺贝尔没有任何关系——也与新自由主义者，像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成立了反工会的智库，并且在媒体煽动了强烈的反对情绪）。那时的社会民主党政府非常害怕，而且从没试图去实施这个计划。但是，当你认真思考这一计划时，你会发现这一观点（当然，它在细节上更加复杂）与马克思的论点存在广泛的一致性，同时，由于它还提供了一个和平买断资本家阶级权力的方法，所以为什么不对它多进行一些思考呢？
当将劳动与资本之间存在的公司-商店式的关系放到一起时，马克思的讨论同时引发了甚至更为深入的分析，因为它提出了至关重要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不幸的是没有被回答的）问题。“因为在他进入过程以前，他自己的劳动就同他相异化”——那就是说，他已经将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让渡给了资本家——“为资本家所占有，并入资本中了，所以在过程中这种劳动不断对象化在为他人所有的产品中”。无论是产品，还是在它内部凝结的劳动，都不属于他。
可见，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作资本，当作同他相异己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力来生产，而资本家同样不断地把劳动力当作主观的、同它本身对象化在其中和借以实现的资料相分离的、抽象的、只存在于工人身体中的财富源泉来生产，一句话，就是把工人当作雇佣工人来生产。工人的这种不断再生产或永久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我发现这是一个既有趣的又令人困扰的观点，值得进行严肃的思考。“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作资本，当作同他相异己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力来生产”，而且，客观财富变成了一种异己的力量，它现在主导工人。工人生产了他或她本身被主导的手段！这是一个在《资本论》中有回应和反响的主题。它提出了一个造成他们自己主导的所有手段的人类偏好的一般性历史问题。但是，在这一情况中，资本制造了财富的主观来源，它是抽象的，通过“工人身体”，它是“同它本身对象化在其中和借以实现的资料相分离的”。资本家生产和再生产工人，就像积极的但是被异化的主体能够生产价值一样。而且请注意，这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和维护来讲是基本的社会必要条件。
工人们参与到生产性消费和个人消费中（在较早的时候面对的一个区分）。不仅生产与可变资本相当的价值，也就是说，他们自己的生活，而且他们也在转移，也就是再生产不变资本的价值。通过他们的劳动，工人们再生产了资本和劳动者。在劳动分工和机器那一章，说明了工人们在劳动过程中，为什么必须被转变为资本的附属物。但是，我们现在也开始看到工人在市场中和在家庭中作为“资本的附属物”的情况。那就是可变资本的循环真正的含义：资本通过工人的身体进行循环，并再生产出一个可以再生产出资本的、积极主体的工人。但是，工人不仅仅必须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被再生产出来。“工人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条件”。
这引起了一系列问题，而马克思略过了这些问题。马克思认为，阶级再生产的政治在他所处的时代是野蛮的和简单的。“资本家可以放心地让工人维持自己和繁殖后代的本能去实现这个条件。他所操心的只是把工人的个人消费尽量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但是，马克思在这里略过了一些重要内容，而它们需要更为深入的分析。关于工人阶级再生产这样重大而基础性的问题，包括繁殖、自我保护、阶级内部的社会关系，和其他的一系列问题，马克思都顺便留给了工人们自己去解决，因为这是资本所认为的情况。实际上，甚至是在资本家和地主所控制的国家，社会再生产的问题也从来不是只留给工人们自己的问题，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国家中的阶级斗争状况和“文明程度”就像它们在有关工作日方面的问题中所起的作用一样，如果不是以更大的力量的话，在这里至少也以同样的力量介入。关于对《工厂法案》中有关教育条款的早期讨论，提供了一个在工人阶级再生产政治中国家干预的例子，而且国家意志在公共健康（假设霍乱具有超越阶级界限的令人尴尬的习惯）和再生产的权利、人口政策和相似问题的领域一直都在积极发挥作用。对于这种问题需要进行比马克思所论述的内容更为详细的思考。但是马克思的普遍观点已经被人们所接受。简单再生产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至关重要的问题是阶级关系的再生产。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本身的进行中，再生产出劳动力和劳动条件的分离。这样，它就再生产出剥削工人的条件，并使之永久化。它不断迫使工人为了生活而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同时不断使资本家能够为了发财致富而购买劳动力。现在使资本家和工人作为买者和卖者在商品市场上相对立已经不再是偶然的事情。过程本身必定把工人不断地当作自己劳动力的卖者投回商品市场，并把工人自己的产品不断地转化为资本家的购买手段。实际上，工人在把自己出卖给资本家以前就已经属于资本了。
作为结果，马克思总结道，
可见，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联系中加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加以考察时，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
第二十四章 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正如我们将会简短地看到的，由于不同的原因，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一个稳定的、不增长的国家中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理想也是不太可能实现的。第二十四章检验了昨天所获得的剩余价值如何和为什么被转变为明天的新的货币资本。其必然产生的“积累就是资本以不断扩大的规模进行的再生产”包括“把工人阶级每年向它提供的各种年龄的追加劳动力同已经包含在年产品中的追加生产资料”进行结合。为了保证这种情况能够发生，需要资本必须首先为其本身提供扩张的条件。
要积累，就必须把一部分剩余产品转化为资本。但是，如果不是出现了奇迹，能够转化为资本的，只是在劳动过程中可使用的物品，即生产资料，以及工人用以维持自身的物品，即生活资料。所以，一部分年剩余劳动必须用来制造追加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它们要超过补偿预付资本所需的数量。总之，剩余价值所以能转化为资本，只是因为剩余产品（它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已经包含了新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
奢侈品或其他无效用产品的生产（像军队的硬件和宗教或国家的纪念碑）是不起作用的，无论这种生产是如何盈利的。生存和生产的新的手段必须提前被生产和组织。随后，而且只是在随后，“简单再生产的循环改变了，按照西斯蒙第的说法，变成螺旋形了”。另一种考虑这一问题的方法（按照前面章节中的分析），是“工人阶级总是用他们这一年的剩余劳动创造了下一年雇用追加劳动的资本。这就是所谓”，马克思用很重的讽刺语气，“资本生资本”。
然而，劳动者是这一过程中积极的主体。马克思继续谈到，假设市场过程“符合商品交换的规律，资本家总是购买劳动力，工人总是出卖劳动力，甚至可以假定这种交易是按劳动力的实际价值进行的”。我再次强调这一假设在马克思分析中的重要性。“那么很明显，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占有规律或私有权规律，通过它本身的、内在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转变为自己的直接对立物”。将洛克原则反过来，是劳动和土地一起创造了价值，作为私有产权的基础，就是清晰的了。
表现为最初活动的等价物交换，已经变得仅仅在表面上是交换，因为，第一，用来交换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本身只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他人的劳动产品的一部分。
其后果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仅仅成为属于流通过程的一种表面现象，成为一种与内容本身无关的并只是使它神秘化的形式”。马克思继续进行了更加详尽的叙述，
劳动力的不断买卖是形式。其内容则是，资本家用他总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他人的已经对象化的劳动的一部分，来不断再换取更大量的他人的活劳动。最初，在我们看来，所有权似乎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至少我们应当承认这样的假定，因为互相对立的仅仅是权利平等的商品占有者，占有他人商品的手段只能是让渡自己的商品，而自己的商品又只能是由劳动创造的。现在，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他人无酬劳动或它的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在这里已经（再一次地！）回到这一问题，即，等量的交换如何能够生产一个不等量，也就是说，如何能够生产出剩余价值？而且，原始的关于产权的主张如何被颠倒为对占有别人劳动的权利？随后出现的是一个新的重复，因为它像一个对剩余价值理论第无数次的重复一样（如果你仍然对全部的内容没有把握，那么，仔细阅读《文集》第五卷第674—675页）。但是，马克思确实继续注意到，单个人的角度得到的观点，与从阶级关系的角度得到的观点不同。
诚然，如果我们对资本主义生产从它的更新的不间断进行中加以考察，而且我们考察的不是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他们的整体，即资本家阶级和与它对立的工人阶级，那么，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但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应用一个与商品生产完全不同的标准。
情况是这样，因为自由、平等、产权和边沁主义思想在市场上盛行，这就造成了在劳动过程中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看不到的。
这同一所有权，在产品归生产者所有，生产者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只能靠自己劳动致富的初期，是有效的；在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成为那些能不断地重新占有别人无酬劳动的人的财产的资本主义时期，也是有效的。……一旦劳动力由工人自己作为商品自由出卖，这种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
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权利掩盖了剥削和异化。“商品生产按自己本身内在的规律越是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就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前言中的语言反转过来，即，存在一种对上层建筑的调整，这种调整通过利用私有产权的概念，将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变为合理的并且使其合法化。所以，马克思开始从根本上反对将资产阶级的权利和公正的概念普遍化的任何的企图。这只是为规模日益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一种社会必需的、合法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层面的掩盖而已。
坚持资产阶级权利概念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带来了所有类型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错误见解”（正如在第二部分的题目那样）。从在资本积累和贮藏（储蓄）之间的关系开始，就处于一个彻底混乱的状态。然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积累过程的特点是，剩余产品由生产工人消费，而不由非生产工人消费，这一点是对的”。但是，按照马克思关于“生产性”的定义，这就意味着，昨天的剩余产品，必须被用于今天生产更多的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这种情况的实际动力是微妙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唯一关注的是额外劳动，同时还有它们所需要的额外的可变资本（在工资支出中增加的部分）。但是，对于西尼尔最后一小时的理论，马克思在前面的部分对此进行了有效的嘲讽，古典政治经济学倾向于完全忘记。在每一轮积累中（它需要通过对原材料的提取的、与自然的关系的转变）获得新的生产手段（不变资本）的必要性，这是马克思必须纠正的第二个“错误概念”。
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当资本家拥有可供它们支配的剩余价值时，他们为什么不仅仅去享受一段幸福的时光，并且把它全部消费掉？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确实被资本家作为收入而消费。资本家阶级消费掉一部分剩余价值以追求快乐。但是，剩余价值中的另一部分被资本家作为资本而进行再投资。那么，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是什么在控制资本家对收入的消费，和他们将剩余价值作为资本再投资之间的关系？我们值得引用这段详细的论述对马克思的回答加以解释。
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的价值，才有像聪明的利希诺夫斯基所说的“没有任何日期”的历史存在权。也只有这样，他本身的暂时必然性才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必然性中。但既然这样，他的动机，也就不是使用价值和享受，而是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增殖了。
马克思断言，资本家必然对以货币为形式的社会权力的积累感兴趣，所以他们必然受它的推动。
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才受到尊敬。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他同货币贮藏者一样，具有绝对的致富欲。但是，在货币贮藏者那里表现为个人的狂热的事情，在资本家那里却表现为社会机制的作用，而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制中的一个主动轮罢了。此外，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家也并不拥有真正的自由。可怜的资本家只是某个机制中的凸轮而已，他们必须进行再投资，因为竞争的强制规律迫使他们去这样做。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他们的精力是如此地集中在交换价值的扩大上，集中在以无限的货币为形式的社会权力的积累上，以至于货币积累成为他们最深切希望的拜物的焦点。在此，在守财奴和资本家之间存在相似性。他们都需要社会权力，但资本家的社会权力来自他们个人财富的不断扩大，这种扩大是通过不断将他们的财富投入资本循环中做到的，而守财奴却是试图通过不使用这部分财富而持有它。而且，即使单个资本家显示出这样的征兆，即，试图摆脱他们的核心使命，那么，令人讨厌的竞争的强制规律（再一次地陷入关于管制这一体制的中心角色的讨论中）也还会把他们拉回到这一轨道上。
面对这一现实，资产阶级的辩护者创造了一个关于贵族的神话。他们提出，资本家们正在创造资本，并且正在完成他们作为贵族的使命，以建立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式”，甚至马克思都承认这种社会形式是他们通过禁欲而努力的成果！我必须说，生活在纽约，我从没看到过资本家阶级过多地节省。但是，马克思确实提出过资本家们面临着一个浮士德式的冲突。他甚至曾经引用过浮士德的话：“他的胸中有两个灵魂，一个要想同另一个分离。”（《文集》第五卷，第685页）他们一方面受竞争强制规律的驱使，进行积累并进行再投资，另一方面，他们也受到消费愿望的引诱。与后者相关的强制制约，随后转变成一种资产阶级自愿形成的品德的意识形态。利润甚至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对资产阶级美德的回报！资本家进行再投资以使故事得以延续是一种美德（例如，它创造了就业），而且所以值得被尊重和奖赏。在乔治·W·布什执政期间推行的、对最富裕人群采取的所有那些减税方案，都被解释为是对善良的投资者的奖赏，他们的禁欲行为被认为在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富人们很快养成挥霍一千万美元去办各种聚会，就是为了庆祝他们孩子的毕业，或庆祝作为他们战利品的妻子的生日，这一事实则很难与这一理论相符。然而，马克思再次受到曼彻斯特资本主义故事的重大影响，他提出，存在于资本家内心的“两个灵魂”之间的斗争，经历了逐渐的演变过程。最初阶段，资本家们在消费上确实曾被迫受到限制（因此，对英格兰的一些早期资本家来说，贵格会的意识形态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资本螺旋式的积累是以一个日益扩大的规模在进行的，所以，对消费的限制得到了缓解。马克思写道，在曼彻斯特，在“18世纪最后30多年，‘是穷奢极欲，大肆挥霍的时期，这是靠扩大营业来维持的’”，他引用的是关于1795年情况的叙述。“在这里，虽然没有那种奇异的圣徒、神色黯然的骑士、‘禁欲的’资本家介于其间，生产和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也仍在照常进行”。
受竞争的强制规律和在无限的货币形式中扩大他们的社会权力的愿望的驱使，资本家会进行再投资，因为这终究是唯一能保证他们在商业活动中保留一席之地并维护他们阶级地位的方法。这使马克思得到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精髓的核心结论。
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勤劳提供物资，而节俭把它积累起来”。因此，节俭啊，节俭啊，也就是把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中尽可能大的部分重新转化为资本！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古典经济学用这个公式表达了资产阶级时期的历史使命。它从未低估过财富分娩带来的痛苦，而对历史必然性伤心流泪又有什么用处呢？在古典经济学看来，无产者不过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机器，而资本家也不过是把这剩余价值转化为追加资本的机器。
它非常简单地意味着以下内容：资本主义总是与增长相关。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永远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它与规模日益扩大的增长和积累无关。“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即使你每天只是阅读关于经济状况的新闻报道，你也会发现人们经常在谈论增长！增长在哪里出现？我们将如何保证增长？缓慢的增长被界定为经济衰退，负增长则是一种萧条状态。只有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的增长率（复合增长率）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至少需要百分之三的经济增长率，而只有当经济增长率达到百分之四时，经济状况才被认为是“健康的”。而且，看看中国，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多年维持在百分之十左右的水平，这在我们的时代，与日本相比，那可以说是一个真实的成功案例，日本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稳定增长后，陷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的衰退，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接近于零。
人们对于增长的必要性附加了一个拜物教式的信仰，即一种完整的意识形态，它集中于增长所具有的优势上。增长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好事。如果不增长就会陷入危机。但是，没有节制的增长就意味着为生产而生产，这也意味着为消费而消费。任何阻碍经济增长的事情都是糟糕的。对经济增长存在的障碍和限制必须得到解决。存在环境问题吗？这太糟糕了！那么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必须被转变。存在社会和政治问题吗？这太糟糕了！那么，就必须压制批评的声音，并且将顽抗者投入监狱。存在地缘政治障碍吗？如果有必要，就必须用暴力加以压制。所有事情都必须与“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同步。
对于马克思来说，这是一个资本主义明确具有的特点。为了更有把握，马克思以他提出的假设条件为基础得出了这一结论。但是，这些假设与内化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在观点是一致的，即，这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而且它确定了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有力的调控原则。资本主义的历史是否是一个关于复合增长率的历史？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是否被确定为增长乏力？是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政策制定者们，是否被刺激和持续的增长所迷惑？是的。而且，你是否看到任何人确实对增长原则提出过质疑，甚至采取了某些行动？没有。如果有人对增长提出质疑，那就是不负责任的和不可想象的。只有思想怪异的人、不适应生存环境的人和怪异的乌托邦主义者才会认为，那种不顾环境、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后果如何，没有节制的增长可能是非常糟糕的。为了更能把握在增长中产生的问题，例如，全球气候变暖和环境恶化问题需要得到解决，但针对这些问题，人们很少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完全停止增长（虽然有证据证明，经济衰退可以减轻对环境的压力）。不能这样做，我们必须找到新的技术，新的精神观念，新的生存和生产的方式，只有这样，增长，即没有终点的复合式的资本积累，才能够持续。
对于其他种类的生产方式还没有一个有效的调节原则。为了有把握，帝国在成长，社会秩序也在有节奏地扩张，但是随后，它们也是经常被作为稳定的因素，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处于停滞状态，而且甚至会逐渐消失。对现实存在的共产主义的一个极大的批判，例如，对前苏联和古巴，是因为它们没有出现足够的经济增长，所以，这些国家不能与以美国为中心的、不可置信的消费主义和西方的增长绩效进行竞争。我说这些话并不是表扬前苏联，而只是强调我们对不增长趋势的反应是如何自发形成的——人们认为，停滞就是不可原谅的。所以，现在我们周围有足够多的SUV汽车，可口可乐和瓶装水，它们在给我们带来所有灾难性的环境和健康后果（例如，糖尿病在古巴一直比在美国发病率低）的同时，满足了为积累而积累的需要。它秉承了这样一种思想，即，自18世纪中期以来，一直作为资本主义特点的、无限期的百分之三的复合增长率，可能很难再简单地被维持下去。当资本主义世界只是由一个围绕曼彻斯特、方圆大约四十平方英里的经济区和一些其他的小范围地区组成时，维持一个百分之三的复合增长率是一回事，但是，现在它覆盖了整个欧洲、北美洲和南美洲，而且最重要的是还包括东亚地区，并对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南非等国采取了强力的移植政策。以这一基础为起点，如果要在今后的五十年中维持百分之三的经济复合增长率，其后果是不可想象的。同时，这种情况也实现了马克思在《大纲》中所提出的设想，即，如果不是绝对必要的话，是时候让资本离开了，并且让位于其他一些更加明智的生产方式，这些生产方式更加具有可能性。
其结果是，在不生产任何产品的情况下，存在不同的获得剩余价值的方式。通过降低生活水平，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由此开启了一条发展路径。实际上，马克思曾经写道，他引用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说法，“如果劳动无须购买就能得到，工资就成为多余的了”。但是，随后
假如工人能靠空气过活，那用任何价格也不能购买他们了。因此，工人不费分文是一个数学意义上的极限：虽然可以逐渐接近，但永远无法达到。资本的经常趋势是使工人降到这种不费分文的地步。
而且马克思也注意到了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方法，例如，给工人提供食谱，这样他们能够以更低廉的价格喂养他们自己。到后期，这种事情变成了，例如，拉塞尔·塞奇基金会实践的一部分，和社会工人实践的一部分，就像他们寻求教育其他工人那样，去恰当地调整工人们的消费模式。但是，直接地说，采取这一解决路径却带来了有效需求的问题，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考虑到这点，因为他已经通过假设所有的商品交易都是按它们的价值进行的将这一问题排除在外了。当资本家持续对“由自然无偿赠予的”小心翼翼时，对不变资本的节省（包括削减浪费）也是有帮助的。“这又是人对自然的直接作用，这种作用无需新资本的介入，也会成为扩大积累的直接源泉”。通过采取其他手段（激励和组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也可以是免费的，而且超期使用旧机器也有帮助，就像是为了新的目的而将过去的资产（例如，形成的环境）激活一样。最终，“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积累可以通过采取所有这些不同的手段进行扩张，而不仅仅是诉诸剩余价值的资本化。
“我们在这一研究的进程中已经知道”，马克思在第五部分的开始总结道，
资本不是一个固定的量，而是社会财富中一个有弹性的、随着剩余价值分为收入和追加资本的比例而不断变化的部分。其次我们知道，即使执行职能的资本的量已定，资本所合并的劳动力、科学和土地（经济学上所说的土地是指未经人的协助而自然存在的一切劳动对象），也会成为资本的有弹性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一定的限度内使资本具有一个不依赖于它本身的量的作用范围。在这里，我们把流通过程中一切会使同量资本发生程度极不相同的作用的条件完全撇开不说。因为我们以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为前提，因而以社会生产过程的纯粹自然发生的形式为前提，所以我们把一切用现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可以直接而有计划地实现的更合理的结合撇开不说。
马克思再一次地坚持了资本的不可置信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古典政治经济学”，与之相反，“从来就喜欢把社会资本看成一个有固定作用程度的固定量”。那个可怜的人，耶利米·边沁，“19世纪资产阶级平庸理智的这个枯燥乏味的、迂腐不堪的、夸夸其谈的圣哲”，对资本主义如何建立一个劳动基金，持有一个特别坚定的观点。
资本不是一个固定的数量！永远记住这一点，并且尊重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存在大量的灵活性和流动性。左派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对，也曾经常常低估了这一点。如果资本家不能用这种方法进行积累，那么，他们将采用其他方法达到同样的目的。如果他们不能以对他们自己有利的方式使用科学和技术，他们就会去转向掠夺自然，或者向工人阶级提供食谱。对他们来讲存在不计其数的策略，而且他们已经创造了在他们使用中的复杂化的记录。资本主义制度也许是可怕的，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僵化的怪物。资本主义反对派所倡导的运动忽略了资本主义在其处于危险境况下，所具有的适应能力、灵活性和流动性。资本不是一个事物，而是一个过程。它持续处于运动中，虽然它本身已经内化了“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的调节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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