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一卷）（2010）
|二| 货币
第三章 货币，或商品流通
到目前为止，很清楚的是，关于货币的特定的观点已经从马克思对商品交换的叙述中被概括出来。无疑，在价值的相对形式和绝对形式之间存在对立，随着交换逐渐扩展到一般社会活动范围，就出现了以一种有形货币商品为形式的一般等价物，虽然它掩盖了价值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的起源，但它代表了价值。我们现在就要更加仔细地研究这种货币形式。
第三章篇幅很长，而且非常难懂。虽然它只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因为这应该是现在每个人都熟悉的情况。货币是一个单一的概念，但是它内化了商品中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双重功能。一方面，正像曾经发生的那样，作为黄金的代表，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货币作为价值尺度起作用。在这种角色中，它必须具有特殊的性质，以在最大程度上提供价值尺度准确而有效的标准。另一方面，货币也必须保证交换行为顺畅地扩大，并通过设置最小的麻烦和困难做到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它也仅仅是作为一种媒介和手段，使处于我们身边的日益增多、大范围的商品运动起来。
在货币的这两种功能之间，存在一种对立和矛盾。例如，黄金作为价值尺度非常适合。它性质稳定且能够被永久保存；人们可以定量地分析它的质量；人们可以了解并控制它的生产和流通。所以黄金作为价值尺度是非常好的。但是，假设你每次去买一杯咖啡，都必须用一粒黄金去付款（就不现实了）。从大量小额商品流通的角度看，黄金是一种非常低效的货币形式。可以想象每个人都带着装有黄金颗粒的袋子，而如果某人在数金粒时打喷嚏，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呢？虽然黄金作为价值尺度非常适合，但它是一种低效的流通手段。
所以马克思将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第一部分）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或媒介（第二部分）做了对比。那么，最终只存在一种货币（第三部分）。解决货币作为一种有效的价值尺度和有效的流通手段之间存在的对立，存在部分的可能性，或者说是一种必要性，即，另一种形式的流通即信用货币的存在，而且这种说法是有争议的。在此之后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关系，不仅开启了资本另一种流通形式的可能性，而且也开启了其必要性。换言之，在这一章出现的不仅是资本概念的可能性，同时也包括资本的现实性。同样，就像货币是从交换过程中产生的可能性一样，也存在资本从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矛盾中产生出来的可能性。这些内容在如此庞大篇幅的章节中是一个重要部分。如果你在头脑中不断地思考这一问题，就更容易关注许多难懂而且有时甚至是混乱的细节。
第一部分：价值尺度
“货币”和“货币商品”之间存在一种区分。马克思为了强化他早期的观点，也就是说，价值本身在物质上是不可衡量的，而是一种调节交换关系的表现，于是从假设黄金是单一的货币商品开始。这是“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在货币商品作为价值的“一种表现形式”和所有商品都和它进行交换的关系中，价值被表现出来（或者我们能够称为“存在于”）。如果没有这种表现形式，商品的价值就不会被认识到并且被人们所掌握。
然而，这就产生了某些复杂情况并揭示了一些矛盾，需要我们详细研究。马克思首先关注价格是如何附着在商品上的。他谈到，价格是可以想象的，或者说是理想的（ideal）（这意味着是一种思想逻辑原则的产物或与“现实的”或从实证中得出的结论相反）。他谈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当我生产一件商品时，在没有把它带到市场之前，我不知道它的价值。我带着对它价值的一些想象的、理想的想法来到市场。所以我在它上面挂上了一个价签。这告诉了潜在的购买者我认为我的商品价值几何。虽然我不知道我是否能按那个价格把它卖出去，因为我没有对它的“市场”价值有任何预先的概念：
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只是想象的或观念的货币。这种情况引起了种种最荒谬的学说。尽管只是想象的货币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但是价格完全取决于实在的货币材料。
想象的、理想的价格和市场上实现的价格之间形成了一种关系。卖者得到的价格应该是“理想的”，它代表商品的真实价值，但它只是一种表现，一种代表，而且是价值的一种不完全的表现。
我们明显地倾向于价值的定量表现是稳定的衡量标准。虽然黄金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价值由体现在它身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赋予，而且这也不是我们已经看到的那种稳定的情况。在具体的生产条件中产生的波动会影响黄金（或其他货币商品）的价值。然而，因为“这种变动会同时影响一切商品”，所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尽管这些价值这时都是在比过去高或低的金价格中表现出来，但它们相互间的相对价值不会改变”。
马克思还介绍了白银作为一种潜在的货币商品的选择，这是为了表达一个简单的观点：虽然黄金看起来是一种价值的可靠标准，但为了比较其他所有商品的相对价值，它被用来确立绝对价值却不可靠。例如，在1848年淘金热的时代，大量的黄金流入市场，随后黄金价格突然下降，那么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必须上调（所以当16世纪西班牙人从拉丁美洲带入黄金时，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我们经常将货币商品当作具有具体使用价值的东西，而且它自身生产的条件对它所代表的价值是有影响的。在最近几年，世界各地的黄金价格一直震荡（其原因我们会简短说明）。马克思在这里想强调的是，虽然任何货币商品都会造成价值尺度的变化，但是它的不稳定性没有使市场上被交换的商品的相对价值产生差异。
马克思继续观察到，“作为价值尺度和作为价格标准，货币执行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职能。”此处，在货币理论中出现了次级的二重性，它不应与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和作为流通媒介的货币间的巨大差异相混淆。货币商品“作为人类劳动的社会化身，它是价值尺度”，它是“理想的”表现形式，但它也是“要使金充当价格标准，必须把一定重量的金固定为计量单位”。是后者使我们认识到这种商品确实“值”这么多盎司的黄金。这一数量，即黄金的重量，是之前在我们的头脑中已经存在的，而且我们希望在商品交换后拿到手里。虽然“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最终会成为历史的原因，“使金属重量的货币名称同它的通常重量名称分离”。
目前，在《资本论》中没有明确的关于国家的理论，但是如果你回顾全文中的许多表述，就会明显发现国家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我们已经在第二章描述私有产权制度和一个适当发挥作用的市场时，暗含地提出了这一点）。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国家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组织货币体系，调节货币名称，并保持货币体系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这些历史过程使金属重量的货币名称同它的通常重量名称的分离成为民族的习惯。因为货币标准一方面纯粹是约定俗成的，另一方面又需要得到公认，所以，最后就由法律来规定了。
然而，货币名称是一种拜物的建构。“物的名称对于物的本性来说完全是外在的。即使我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叫雅各，我对他还是一点不了解。同样，在镑、塔勒、法郎、杜卡特等货币名称上，价值关系的任何痕迹都消失了”。也就是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关系被这些货币名称进一步掩盖了。马克思总结道，“价格是对象化在商品内的劳动的货币名称。”货币名称（镑，达克特）与货币商品（黄金）不同，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它与价值的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晦涩；但是，体现在商品中、作为劳动的货币名称的价值的概念，是需要记住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继续做了两个重要的观察。存在这两种可能性，他写道，“价格和价值量之间的量的不一致的可能性，或者价格偏离价值量的可能性”，而且这两种可能性内在地属于价格形式本身。“这并不是这种形式的缺点，相反地，却使这种形式成为这样一种生产方式的适当形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规则只能作为没有规则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他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如果我把我的商品带到市场上，并标上价签（一个货币名称或设想的价值表现），你也把类似的商品带到市场上，并标上你的价格，另外一些人也带来其他的商品并标上不同的价格，那么，就会出现一个相同商品标有不同价格的市场。在将来的某一天，这种商品会在实际上达成的平均价格，取决于有多少人想要购买这种商品，以及有多少人来到市场上愿意卖掉它。所以，平均的、实现了的价格会根据供求关系的变化而上下波动。
均衡价格正是通过这一机制出现的。这种均衡价格，或者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称的“自然”价格，是供求关系达到均衡时的价格。马克思将在后面指出，到达这一均衡点后，供求关系就无法解释其他现象了。供给和需求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件衬衣在平均水平上比一双鞋的成本低，以及在衬衣和鞋子间存在的平均价差。虽然在某一天，价格的波动会告诉你那一天鞋子的供求状况，以及为什么相比昨天价格出现了上升或下降。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平均价差是价值的反应，是在不同商品中凝结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反应。所以，我们将货币名称置于商品上，并将价值尺度转变为这种理想的形式即价格的形式的事实，保证了可以通过价格的波动去平衡市场的供求，而且这也使我们能够更进一步地去明确作为均衡价格或自然价格的价值的一种适当的表现形式。价格的波动将会趋向于一种生产某种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水平。如果不存在这种量化的不协调，就不能排除市场中存在的供求差异，并集中反映在代表价值的社会平均价格上。
第二个观察理解起来更加困难：
价格形式不仅可能引起价值量和价格之间即价值量和它自身的货币表现之间的量的不一致，而且能够包藏一个质的矛盾，以致货币虽然只是商品的价值形式，但价格可以完全不是价值的表现。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们的占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因此，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价格。在这里，价格表现是虚幻的，就像数学中的某些数量一样。另一方面，虚幻的价格形式——如未开垦的土地的价格，这种土地没有价值，因为没有人类劳动对象化在里面——又能掩盖实在的价值关系或由此派生的关系。
如果你可以对某种物品进行标价，那么从原则上讲，你就可以对任何物品标价，包括良心和荣誉，更不用说身体的某一部分或儿童。你可以对自然资源标价，对瀑布景观标价；当然你也可以对土地标价，并在转手中从土地价格中投机。价格体系可以在其他这些维度上运行，并引起质的和量的不协调。这随后产生了一个问题：价格是否可以在它们的价值之外附加其他的东西？它们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出现与价值无关、在所有范围内的量化波动，并且马克思为什么如此关注劳动价值论？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家，甚至是当今的经济学家所提出的观点，即，价格概念已经包含了我们能够观察到的所有现象以及所有具有实际意义的东西，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如果是这样，那么它们就与劳动价值论不相关了？
马克思在这里没有维护他自己的判断；如果劳动价值论已被当代李嘉图学派的学者所广为接受的话，那么他这样做就不是特别必需的。但是在当今，由于劳动理论广泛地被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质疑或抛弃，这就需要我们对此做出某种回应。我认为马克思可能会求助于物质基础的概念：如果每个人都试图以瀑布的壮丽场景为生，或进行良心和荣誉的交易，那么将没有人能够生存。实际生产，通过劳动过程的实际的自然变换，对我们的存在至关重要；而且正是这种物质劳动形成了所有人类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我们不能穿良心和荣誉（记住皇帝的新衣的传说），我们不能穿瀑布的壮丽景观；衣服不是这样来的，它们是通过人类的劳动过程和商品交换提供给我们的。即使在华盛顿特区这样的城市，似乎那里正发生大量的关于良心和荣誉的交易，但仍然会一直存在每个人的早餐从哪来的问题，还包括维持日常生活的电力、纸张、汽车、房屋和高速公路。为了将所有这些都神奇地伪装成来自市场，凭借正好在我们口袋中的货币的神奇来实现，就要使全部现象服从于商品的拜物教。为了打破拜物教，我们需要将价值的概念确定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你是否相信马克思选择的这一立场是正确的，取决于你自己的决定。虽然如果你想按照马克思的原意理解《资本论》，你就必须准备好在某种程度上、按照这些原则去接受某个论点，至少直到你读到书的结尾时都应该是这样。而且，同样非常重要的是，你要认识到，马克思在这里承认有些事情非常重要。那就是，价格体系实际上是一种表面的表现，它有自己的客观现实（它确实是“正如它所表现的那样”），以及一个重要功能，即对需求和供给的波动的调节，这样它们就会最终集中到一个均衡的价格水平上，而且这一体系能够轻易地摆脱它本身的控制。正如我们即将在随后的内容甚至在本章中看到的，定量和定性的不协调会对市场体系和货币形式的运作产生严重的后果。（它们甚至不仅会造成爆发金融和货币危机的可能，而且还会造成危机的不可避免！）
但是马克思的假定——而且如果你能够理解他，你就必须在这一点上容忍他，即，价值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为问题的核心。如果我们假设价值是固定的（虽然技术和社会与自然关系的持续变化不断提醒我们实际情况与此截然相反），那么我们将会看到长期以来，价格将围绕“自然”价格，在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均衡状态下波动。这种均衡价格仅仅是一种表现，是形成凝结在货币中的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代表。而且这一价值确实是市场价格围绕它波动的。市场价格持续地并且是必然地围绕价值波动；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使市场均衡。由于性质上的不协调，某些价格（例如，在土地价值和地租中的投机）在城市化进程和生产空间中起到了（这一内容直到第三卷都没有得到阐述）重要的物质作用。但这不是这里能够考虑的问题。
第二部分：流通手段
仔细研究马克思的导读段落是有用的，因为这些段落通常标志的是我们需要记住的一般论点或主题。在这里他提醒我们，“商品的交换过程包含着矛盾的和互相排斥的关系”。（《文集》第五卷，第124页）他指的是什么？让我们回到关于价值的相对和等价形式的部分。在那里，马克思明确了货币商品的三种特性。第一，“使用价值成为它的对立面即价值的表现形式”；第二，“具体劳动就成为抽象人类劳动的表现”；第三，“私人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的形式，成为直接社会形式的劳动”。
黄金是一种被生产出来的特殊商品，个人是可以支配的，具有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而且所有这些特性在某种程度上被掩盖在货币商品的一般等价性中了。“商品的发展并没有扬弃这些矛盾，”马克思观察到，“而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这里有一些线索，要特别注意这一段，“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正如马克思的辩证法的特点。他谈道，“这就是实际矛盾赖以得到解决的方法。例如，一个物体不断落向另一个物体而又不断离开这一物体，这是一个矛盾。椭圆便是这个矛盾借以实现和解决的运动形式之一”。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将辩证法描写成一种扩大了的逻辑形式。有些人喜欢将辩证法严格地理解为论点、对比和综合。但是马克思在这里所阐述的是没有经过综合的论点。这里只存在矛盾的内化和更大程度上的适应。矛盾永远不能得到最终解决；它们只能在一个永恒运动的体系中（像椭圆），或者在更大范围内被复制。但也存在解决矛盾的时刻，就是当货币形式从交换中结晶出来时，可以解决所有商品有效流通的问题。所以我们能松口气说，感谢上帝，我们有货币，这是一个好综合，我们不需要考虑更多的东西。而马克思却说，不，不，我们现在必须分析货币形式内化的矛盾，这些矛盾会在一个更大范围内成为问题。正像过去一样，这些矛盾存在一种永久扩张的趋势。
由于这一原因，我对将马克思的辩证法当成一种封闭的分析方法的人们有些不耐烦。它不是确定的，相反，它不断地扩大，而且在此他正在准确地解释它是如何扩大的。我们只需要重新考虑我们曾经在阅读《资本论》中经历的情况。这种论点的变化是一个持续的重塑过程，包括对矛盾陈述的重新措辞和扩展。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资本论》中会出现这么多重复的地方。马克思的思想每前进一步都需要追溯到前面所论述的矛盾，以便解释下一个矛盾将会在哪里出现。这种导言部分的重新考虑，有助于澄清马克思的意思：它让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展开他的观点时，试图在每个部分所阐述的内容。
我们在关于货币章节的第二部分看到了这一过程的运行，在那里马克思检验了他所说的通过交换的“社会的物质变换”和“商品形态变化”。交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一个商品的每次形式变换都是通过两个商品即一个普通商品和货币商品的交换实现的”。当我们把这些置于动态状态，我们会看到，随着每次的换手，商品和货币都各自朝相反方向运动。当一种运动（货币的交换）被认为是为另一种运动（商品的运动）提供手段时，就存在一种反向的流动，这就形成了“对立的形式”不断增长的可能性。这确定了对商品变化进行分析的步骤。
交换是一种交易，在其中价值发生了形式的变化。马克思将这一运动链条，商品变为货币，货币变为商品，标记为“C-M-C”的关系。（这与“C-C”或物物交换的商品——商品运动不同。）这一过程是同一个价值在两方面的变换，从C到M和从M到C。
虽然表面上看这些是镜像，所以在原则上等价，但实际上它们是不对称的。在交换的C-M一方，销售环节，包含着由一种特殊商品的形式向一般等价物，即货币商品的变化。从特殊到一般是一种运动。为了售出你的特殊商品，你必须在市场上找到需要它的人。如果你把商品带到市场上但没有人要你的商品，那将会怎样？这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如需求，以及需求的产生，例如，如何通过广告影响交换过程：
商品可能是一种新的劳动方式的产品，它声称要去满足一种新产生的需要，或者想靠它自己去唤起一种需要。一种特殊的劳动操作，昨天还是同一个商品生产者许多职能中的一种职能，今天就可能脱离这种联系，独立起来，从而把它的局部产品当作独立商品送到市场上去。这个分离过程的条件可能已经成熟，或者可能尚未成熟。某种产品今天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明天就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种类似的产品排挤掉。
所以，从C到M的转化在很大程度上被供给和需求条件复杂化了，这种供需条件存在于特定时间的市场中：
我们看到，商品爱货币，但是“真爱情的道路绝不是平坦的”。把自己的“分散的肢体”表现为分工体系的社会生产的有机体，它的量的构成，也像它的质的构成一样，是自发地偶然形成的。所以我们的商品占有者发现：分工使他们成为独立的私人生产者，同时又使社会生产过程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关系不受他们自己支配；人与人的互相独立为物与物的全面依赖的体系所补充。
这就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市场交换的混乱，所有这些长期存在的不确定性，在从商品到一般等价物直接转换的方式中设置了的障碍。
C-M-C是一个单一的过程，一个交换，可以从它的两“极”的任何一端来看。在交换的M-C一面，购买，是从货币到商品的转换；它需要一种从一般到特殊的移动。然而，这不是简单的C-M的颠倒。从原则上讲，将货币变成商品更容易；你带着你的货币进入市场并购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时，有把握的是，潜在的购买者可能会遇到找不到他想购买的东西的挫折；但是，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货币商品的一般等价性，他们也经常能够买到其他东西。
所以在交换的过程中，价值实际上从一种状态（商品状态）变化到另一种状态（货币的状态），并再次回到原来的状态。从整体看，这一过程是
我们首先就会看到，这个形态变化由两个互相对立、互为补充的运动C-M和M-C组成。商品的这两个对立的转化是通过商品占有者的两个对立的社会过程完成的，并反映在商品占有者充当的两种对立的经济角色上。作为卖的当事人，他是卖者，作为买的当事人，他是买者。但是，在商品的每一次转化中，商品的两种形式即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同时存在着，只不过是在对立的两极上，所以，对同一个商品占有者来说，当他是卖者时，有一个买者和他对立着，当他是买者时，有一个卖者和他对立着。
马克思强调对比，说明存在一个潜在的对立，而不只是那种买者和卖者之间的对立，这是因为“这两种角色不是固定的，而是在商品流通中经常由人们交替扮演的”。矛盾存在于作为整体的商品中，例如，在商品的整体流动中，因为“商品本身具有对立的规定”，从它的所有者的角度，它不曾作为使用价值存在，而对于购买行为而言，对购买者就是一种使用价值。
商品流通过程越来越多地以货币为媒介。我们要再次注意对于马克思的论述来说，交换关系的扩大是多么重要：
在这里，一方面，我们看到，商品交换怎样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和地方的限制，发展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另一方面，整整一系列不受当事人控制的天然的社会联系发展起来了。
这样，在商品的流通过程中哪里是矛盾的？相反一个被购买的商品，对于它的消费者来说具有使用价值，可能“退出流通”，但货币并没有退出并消失。它仍在运动就像“流通不断地把货币像汗一样渗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对被称为萨伊定律的某些理论提出了明确和猛烈的反击，这一定律曾经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是一个强有力的观点，而且直到今天对于货币主义经济学家而言仍然是一种强大的信念。法国经济学家J·B·萨伊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会出现生产过剩的总危机，因为每一次的卖出都是一次购买，而每一次的购买都是一次卖出。按照这一逻辑，在市场上总存在购买和销售之间的某种累计的均衡：可能存在鞋子相对于衬衣，或橘子相对于苹果的过度生产，而社会中总的生产过剩不可能出现，因为采购和销售之间在总体上是均衡的。
马克思的反驳如下：
有一种最愚蠢不过的教条：商品流通必然造成买和卖的平衡，因为每一次卖同时就是买，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这是指实际完成的卖的次数等于买的次数，那是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但这种教条是要证明，卖者会把自己的买者带到市场上来。作为两极对立的两个人即商品占有者和货币占有者的相互关系，卖和买是同一个行为。但作为同一个人的活动，卖和买是两极对立的两个行为。因此，卖和买的同一性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如果商品被投入流通的炼金炉，没有炼出货币，没有被商品占有者卖掉，也就是没有被货币占有者买去，商品就会变成无用的东西。这种同一性还包含这样的意思：如果这个过程成功，它就会形成商品的一个休止点，形成商品生命中的一个时期，而这个时期可长可短。既然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是卖又是买，这个局部过程同时就是一个独立的过程。买者有商品，卖者有货币，也就是有一种不管早一些或晚一些再进入市场都保持着能够流通的形式的商品。没有人买，也就没有人能卖。但谁也不会因为自己已经卖，就得马上买。流通所以能够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正是因为它把这里存在的换出自己的劳动产品和换进别人的劳动产品这二者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卖和买这二者之间的对立。说互相对立的独立过程形成内部的统一，那也就是说，它们的内部统一是运动于外部的对立中。当内部不独立（因为互相补充）的过程的外部独立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统一就要强制地通过危机显示出来。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私人劳动同时必须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的对立，特殊的具体的劳动同时只是当作抽象的一般的劳动的对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发展了的运动形式。因此，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
对于经济危机可能性的充分论述，我抱歉地说，你必须要阅读第二卷和第三卷，同时还包括三卷本的《剩余价值理论》，因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我们需要在我们能够详细地解释危机来自何处前了解得更多。虽然，这里为了我们的目的，值得注意“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回应了来自第一卷中关于拜物教的观点。
在马克思反对萨伊定律的核心论述中包含了如下论点。我从C开始，走向M，但是没有任何力量能促使我直接花钱购买另一个商品。如果我愿意，我能够简单地持有货币。如果我觉得在经济中存在一些不安全性，对未来担心并想储蓄的话，我可能这样做。（在困难时期你更想在手中持有什么：一种特定的商品或一般等价物？）但是如果每个人都突然决定持有货币，那么商品的总循环会怎样？商品的购买将会停止，而且循环将会终止，这就会导致一个总危机的爆发。如果世界上所有人突然决定三天不使用他们的信用卡，那么全球经济将处于严重的麻烦中。（回想一下在“9·11”事件爆发后我们所有人是如何被劝说使用信用卡，并重新进行购物的。）这就是为什么政府作出这么多努力来把我们钱包里的钱掏出来，并使这些货币不断处于流通状态。
在马克思的时代，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包括李嘉图，都接受了萨伊定律。并且部分地由于受李嘉图学派的影响，这一定律主导了19世纪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思想。随之（典型的，直到今天）所有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如果经济按照我的教科书所写的那样运行，就不会出现危机！”而大萧条的事实促成了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否认出现总危机的可能性是站不住脚的经济理论。
随后，在1936年，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了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这本书中他完全抛弃了萨伊定律。在他的《凯恩斯散文选》中，凯恩斯重新检验了萨伊定律的历史发展，而且他还反思了经济理论造成的可悲的后果。凯恩斯花费了大量精力研究了他所称的“流动性陷阱”，在其中一些市场上发生，使那些持有货币的人感到紧张，所以他们更愿意继续持有货币而不是用于投资或花掉它，从而造成了对商品需求的下降。突然间人们不能卖掉他们的商品。不确定性越来越多地困扰着市场，而且更多的人也都紧紧抓住他们手中的货币，这是他们安全的保证。其后，整体经济就呈螺旋状下降。凯恩斯的观点是，政府必须介入经济，并通过创造不同的财政刺激政策来扭转这一进程。随后私人储藏的货币将被引诱回市场中。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同样将萨伊定律作为一种愚蠢、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抛弃，而且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已经出现了关于马克思和凯恩斯经济理论之间关系的对话。马克思明确地站在那些认为存在总危机爆发可能性的政治经济学家一边，在这段时间的文献中，这些经济学家被称为“一般供大于求”的理论家，持这种观点的人相对很少。法国人西斯蒙第就是其中之一；托马斯·马尔萨斯（由于人口理论而著名）是另外一个，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看到的，他在某些方面是不幸的，因为马克思没有遵从马尔萨斯的观点。
另一方面，凯恩斯在《凯恩斯散文选》中突出地表扬了马尔萨斯，但很少提到马克思，这可能是由于政治原因。实际上，凯恩斯承认他从未读过马克思的著作。我怀疑他读过，但即使没读过，他也被像琼·罗宾逊这样的经济学家所包围，而他们肯定读过马克思的作品，而且肯定告诉了凯恩斯马克思是反对萨伊定律的。凯恩斯的理论主导了战后时期的经济思想；随后出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反凯恩斯主义的革命。主导当今的货币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对萨伊定律的接纳更加贴近。所以，如何确定萨伊定律的恰当地位的问题是有趣的，值得进一步研究。虽然在这里，对我们的研究目标有影响的是马克思对萨伊定律的断然拒绝。
马克思下一步的讨论陷入了对货币流通的分析中。我不想在这一问题的细节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因为马克思基本上已经回顾了当时关于货币主义的文献。他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为了一定量商品的循环，需要多少货币？他接受了被称为“货币数量理论”的版本，这与李嘉图的观点相似。在几页详细讨论后，他得出了一个预想的定律：循环媒介的数量“在每一段时期内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的总量，一方面取决于流通的商品世界的价格总额，另一方面取决于这个商品世界的互相对立的流通过程流动的快慢”。（货币流通的速度只是对货币流通率的衡量，例如，一天内一美元货币转手多少次。）然而，他在前面已经注意到，“这三个因素，即价格的变动、流通的商品量、货币的流通速度，可能按不同的方向和不同的比例变动”。这样，所需要的货币数量就会有很大差异，它取决于这三个变量如何变化。如果你能发现一些加速流通的方法，那么货币的速度就会加速，正像通过使用信用卡和电子银行所发生的情况那样，例如：货币流通的速度越快，我们需要的货币越少，相反也一样。坦率地说，货币流通速度的概念是重要的，而且目前美国联邦储备局为了获得准确控制它的方法也正在绞尽脑汁。
对货币数量理论的考虑，将他带回到我在这一章开始时提出的观点——在商品流通时，小数量的黄金是没有效率的。更有效的是使用金属代币、铸币、纸币，或像现在这样，计算机屏幕上的数字。但是，马克思说道，“正像确立价格标准一样，铸造硬币也是国家的事”。所以国家在用符号形式的金属代币替换金属货币商品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提供了他形象的描述：
金银作为铸币穿着不同的国家制服，但它们在世界市场上又脱掉这些制服。这就表明，商品流通的国内领域或民族领域，同它们的普遍的世界市场领域是分开的。这种关于世界市场和世界货币的重要性的论述在这一章的末尾再次出现。
从地方上讲，货币的有效形式的问题变得至关重要。“辅币在支付最小金币的尾数时与金同时出现”，这导致出现了“不可逆转的、有国家发行，强制流通的纸币”。一旦货币符号出现，许多其他的可能性和问题也就会出现了：
纸币是金的符号或货币符号。纸币同商品价值的关系只不过是：商品价值观念地表现在一个金量上，这个金量则由纸象征地可感觉地体现出来。
马克思还注意到“正如本来意义的纸币是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来一样，信用货币的自然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货币商品，黄金，被所有其他支付手段所替代，如铸币、纸币和信用。这种情况发生是因为一定重量的黄金不足以作为流通手段来使用。放弃黄金，而使用其他象征性形式的货币，成为“社会必需”。
对于这一带有逻辑性的论点，可以称为是一种历史的观点或者二者兼有？当然，不同货币形式的历史和国家权力的历史是复杂地纠结在一起的。但这种情况是否是必然的，而且这些关联是否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形式？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大多数的纸币被认为是可以兑换为黄金的。这就是我们所设想的带给纸币稳定性的地方，或者，正如马克思所要表述的，它们与价值的关联性。然而，将货币兑换成黄金，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许多国家对于私人而言是不可行的，而且在国家间经常性账户结算领域也受到了更多的限制。整个体系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崩溃了，而且目前我们还拥有一个不具清晰物质基础、纯粹象征性的系统，一种通用的货币商品。
那么，在当今，不同的纸币（例如，美元、欧元、比索、日元）和商品的价值之间的关系如何？虽然黄金仍然扮演着一个有趣的角色，然而它不再发挥代表价值的基础性作用了。货币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关系，甚至对黄金来讲都有问题，而且问题已经变得更加深入和令人难以捉摸了。但是，虽然它隐含、深入而且难以捉摸，并不是说这个问题不存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混乱与不同国家经济体中的物质生产率的不同有关。马克思所提出的现有的货币形式和商品价值之间存有问题的关系，目前仍伴随着我们，而且他率先提出的分析提纲是非常开放的，虽然当代的表现形式与当时非常不同。
第三部分：货币
马克思已经对货币的价值尺度进行了研究，并揭示了其中的一些矛盾，特别是它作为价格的“理想的”功能方面和随后出现的在价格和价值之间关系的“不一致”方面。他已经从流通的角度研究了货币，并且揭示了另外一组矛盾（包括爆发普遍危机的可能性）。这是马克思的典型做法，他回到了我们这里并且说，好，最终只存在一种货币。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在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作为流通的媒介之间存在矛盾，必须存在“移动的空间”，或者这一矛盾甚至可能已经解决了。
这样，他从重申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开始，即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并因而以自身或通过代表作为流通手段来执行职能的商品”。所以我们回到了这一单一的概念，但是我们必须要研究在早期已经被明确的矛盾是如何在其内部运行的。价值与其表现形式之间的松散联系为人们的操作提供了空间，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以与一个实际和稳固的货币基础相联系为基础。从这一点看，马克思深入探究了将货币体系进化的形式特性化这一矛盾。他从考虑贮藏现象开始：
随着商品流通本身的最初发展，把第一形态变化的产物，商品的转化形态或它的金蛹保留在自己手中的必要性和欲望也发展起来了。出售商品不是为了购买商品，而是为了用货币形式来代替商品形式。这一形式变换从物质变换的单纯中介变成了目的本身。商品的转换形态受到阻碍，不能再作为商品的绝对可以让渡的形态或作为只是转瞬即逝的货币形式而起作用。于是货币硬化为贮藏货币，商品出售者成为货币贮藏者。
（这一段预示着另一种流通过程，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其中C-M-C被作为M-C-M来看待，同时货币的实现处于流通过程本身的一端。）
但是人们为什么这么做？马克思提供了一个包括两方面考虑的有意思的答案：一方面，存在一种对货币力量的热烈渴求，但是另一方面，也存在一种社会需要。为什么要储存对商品交换的社会需求？这里他提出了协调不同商品的销售和采购的时间性问题，即需要在不同的时间来生产它们并带到市场上。一位农民以手工为基础进行生产，但他也以日常为基础去购买；所以他需要从每一次收获中储存一部分以备下一季使用。除非存在一个信用系统，否则任何一个想要购买贵重物品（如一幢房子或一辆车）的人，都需要先储存货币。“在交易的各个点上，有不同数量的金银贮藏”。
但是持有交换手段的能力（在与萨伊定律的对抗中）也唤醒了一种热情，一种“求金欲”。他谈到，“贮藏货币的欲望按其本性是没有止境的”。这证明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说法：“金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为他想要的一切东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马克思在这里引用了哥伦布的话，回到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一旦你对某些事物标上了价格标签，你就可以对任何东西标价，甚至是一个人的灵魂，正如他对中世纪基督教会声名狼藉、出卖赦免的做法的影射那样（例如，许诺进入天堂的罗马教皇的赦免）：
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文集》第五卷，第229页）
对赦免的出卖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商品化的第一次重要高潮。这无疑为所有在梵蒂冈积累财富的人们奠定了基础。讨论良心和荣誉的商品化！
所以，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和货币等同；在商品的流通中，它是“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这种关于货币是激进的平均主义者的观点非常重要。它标志着在一定程度上的货币的民主，一种在货币中存在的平等主义：在我口袋中的一美元与在你口袋中的一美元价值相当。拥有足够的货币，你就可以购买到通往天堂的道路，而不管你犯下了多大的罪恶！
但是“货币本身是商品，是可以成为任何人的私产的外界物。这样，社会权力就成为私人的私有权力”。这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是一个关键的步骤。注意这一步是如何回应关于相对价值和等价形式部分所揭示的货币形式的第三个“特殊性”的，也就是说，货币向私人劳动提供一种表现社会劳动的手段的倾向。通过这一步骤，马克思颠倒了货币和劳动的逻辑关系的初步形成顺序。这里的问题是，私人活动被包含在一般等价物的生产中。在此，他描述了私人能够将一般等价物用于他们私人目的的方法，而且，我们逐步看到了私人的、将来会变成阶级的权力在货币形式中集中的可能性。
但是情况不会一直这样下去。“古代社会咒骂货币是自己的经济秩序和道德秩序的瓦解者”。这是一个马克思在《大纲》中用了大量篇幅研究的主题，在那里他写道，货币是如何通过形成自己的共同体，即货币的共同体，来摧毁古代的共同体的。这就是我们正身处的世界。我们可能会想象我们属于这个或那个文化的共同体，但实际上，马克思论述道，我们基本的共同体是由货币的共同体提供的，即，将我们的早餐放到餐桌上的，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普遍的流通体系：
还在幼年时期就抓着普路托的头发把他从地心里拖出来的现代社会，则颂扬金的圣杯是自己最根本的生活原则的光辉体现。
附着在货币上的社会权力是不受限制的。虽然贮藏的动机可能无穷，但对于贮藏者来说，他在任一给定时间所拥有的货币，还是存在适度限制的。“货币的这种量的有限性和质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迫使货币贮藏者不断地从事息息法斯式的积累劳动”。这是在《资本论》中第一次提到积累，而且我们注意到马克思通过揭示贮藏货币的行为中内在的矛盾而得出了这个概念。
货币积累的无限潜在性引发人们思考。使用价值的积累存在一个物理限制。但是这一巨大的数量仍然是一个确定的数额。你能拥有多少辆法拉利，或者多少幢豪宅？如果考虑货币的力量，那么广阔的天空都似乎是有限的。无论他们挣多少钱，所有的首席执行官和百万富翁都想而且能够得到更多。2005年，美国业绩优异的对冲基金经理的个人收入达到约两亿五千万美元，但是到了2008年，他们中的少数几个，包括乔治·索罗斯，收入了近三十亿美元。作为无限制的社会权力，货币的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当人们试图积累这种社会权力时，他们会以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式开始。一旦一般等价物被作为所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代表时，进一步积累的潜在性就变得有限了。
这带来了大量的后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是以无限的积累和无限的增长为基础的。另一种社会形式的形成会在某些历史的或地理的时点上达到极限，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它们就崩溃了。但是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看，虽然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干扰阶段，但它仍带有稳定性并且似乎具有无限增长的特性。数学的增长曲线从总收入角度描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它对总财富和总货币流通的思考也令人惊奇（伴随着它们所暗含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激进的社会、政治和环境后果）。如果资本主义的价值表现不会以看起来无限的方式积累到私人手中，那么这种资本主义增长的综合征就不可能出现。这些内容《资本论》都未明确涉及，但它帮助我们建立了一个重要的联系。马克思确立了他关于在货币力量积累的无限潜在性和使用价值积累的有限可能性之间存在矛盾的观点。这就是我们将要看到的，他对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增长动力和扩张的本性的解释的前兆。然而在这一点上，他只是站在贮藏者的角度，对于他们来讲，以货币为形式的社会权力积累的无限性，是最大的激励（除了附着在美丽的白银和黄金物品上的具有美感的价值）。马克思注意到，贮藏与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作为流通的媒介之间存在的矛盾关系中，具有一种潜在的有用的功能。贮藏的货币形成一种储备，当商品生产出现高峰时，它可以被投入流通，但当流通需要的货币数量缩减时（例如，由于速度的提高），它也可以被收回。在这种情况下，储备的形成对于减轻在流通中的货币的“低潮和流动”变得非常重要。然而，贮藏发挥这一作用的范围，取决于它是否被恰当地使用。当需要的时候，贮藏的货币是如何被吸引回流通领域的？例如，提高黄金和白银的相对价格，能够诱使人们购买价格变得相对便宜的商品。这个观念就是“这个条件是靠货币的贮藏形式来实现的。货币贮藏的蓄水池，对于流通中的货币来说，既是排水渠，又是引水渠，因此，流通中的货币永远不会溢出它的流通的渠道”。
马克思随后考虑了正在作为支付手段被使用的货币的含义。这里的问题又一次出现在分解不同商品生产的时间性上。农民生产粮食，在9月份可以投放到市场上。那么农民在一年的其他时间如何生存？他们会持续不断地需要货币，但他们在一年中只能一次得到所有的货币。如果不贮藏，那么唯一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将货币作为一种支付手段。这在商品交换和货币交换之间形成了一个时间差；需要确定一个未来结算日期。（在英国，米迦勒日成为一个传统的结算日，它反映了那里的农业周期。）商品靠“标记”流通。货币成为一种账面货币，它是写在账本上的。由于在结算日前，没有货币会发生实际地运动，所以只需要较少的累积货币用于商品流通，而且这有助于缓解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作为流通的媒介之间存在的紧张状况。结果是在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造成了一种不同的经济交易和一种不同的社会动力：
卖者成为债权人，买者成为债务人。由于商品的形态变化或商品的价值形式的发展在这里起了变化，货币也就取得了另一种职能。货币成了支付手段。
但是，仔细注意：“债权人或债务人的角色在这里是从简单商品流通中产生的”，但是这也有可能出现短暂的变化，偶尔“更牢固地结晶起来”，通过上述论述，他提出了一个更加确定的阶级关系。他将这种动力与古代世界的阶级斗争和中世纪的争斗“以负债封建主的破产，他们的政治权力随着它的经济基础一起丧失而告终”相比较。所以，在债券人和债务人的关系中，存在一种权力关系，虽然其性质还需进一步确定。
那么，在一般商品流通中，信用的作用如何？假如我是一个债权人。你需要货币，我把钱借给你，同时认定我随后将钱要回。流通的形式是M-C-M，这与C-M-C有很大不同。为什么我为了稍后取回同样数额的货币而流通货币呢？在这种流通方式中，对我没有任何好处，除非我最终得到的比我开始时拿出的货币更多（可能读者已经很清楚这一分析内容在书中什么地方处于主导地位了。）
随后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话，而这段话的重要性太容易部分地因为马克思用了复杂的语言表述方法而被人们错过了。我几乎引用了这段话的全部内容：
现在我们回到商品流通领域来。等价物——商品和货币——不再同时出现在卖的过程的两极上。现在，第一，货币在决定所卖商品的价格上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由契约规定的所卖商品的价格，计量买者的债务，即买者到期必须支付的货币额。第二，货币执行观念的购买手段的职能。虽然货币只是存在于买者支付货币的承诺中，但它使商品的转手实现了。只是当支付日期到来时，支付手段才真正进入流通，就是说，从买者手里转到卖者手里。流通手段转化为贮藏货币，是因为流通过程在第一阶段中断，或商品的转化形态退出了流通。支付手段进入流通，但这是在商品已经退出流通之后。货币不再是过程的中介。它作为交换价值的绝对存在，或作为一般商品，独立地结束这一过程。卖者把商品转化为货币，是为了通过货币来满足某种需要，货币贮藏者把商品转化为货币，是为了以货币形式保存商品，欠债的买者把商品转化为货币，则是为了能够支付。如果他不支付，他的财产就会被强制拍卖。因此，现在由于流通过程本身的关系所产生的一种社会必要性，商品的价值形态即货币就成了卖的目的本身。
这段话可以被解释为，这意味着，需要一种流通形式，其中货币将会被交换以获得货币：M-C-M。这是有关不同的世界观点的转变。如果目标是通过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获得其他的使用价值，那么，虽然是以货币为媒介，我们正在做的仍然是C-M-C。相反，M-C-M是以货币而不是以商品为目标的流通形式。为了找到这种做法的根本原因，就需要我将会比开始投入更多。这是我们在《资本论》中第一次看到的，资本的流通以货币形式之间存在的矛盾为媒介，从商品的流通中结晶出来的地方。在作为商品的交换媒介的货币流通，与货币被用于资本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同。不是所有的货币都是资本。货币化的社会并不必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所有问题都以C-M-C流通过程为中心，那么，货币将只是作为一个媒介，而没有其他的作用。当货币被投入流通以获得更多货币时，资本就出现了。
现在我想暂时停下来，以研究马克思的理论到目前为止所具有的特点。此时，我们可以说，商品交换的扩大必然导致货币形式的出现，而且，在货币形式之间存在内部矛盾，反过来，也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流通形式的出现，在其中货币被用于得到更多的货币。这就是到目前为止可以粗略总结出的《资本论》中所阐述的观点。我们首先需要决定的是，这是一个历史的还是一个逻辑的观点。如果是前者，就会在一般意义上存在一个历史的目的论，以及具有特殊意义的资本主义历史；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不可避免的阶段，它的出现源于商品交换的逐渐扩大。我们可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支持这一历史论观点的论述，而且他经常使用“必须”一词，以肯定支持他的这样一种解释。我自己对此并不信服，如果马克思确实相信这一点，那么我认为他是错误的。
这留给我们逻辑的合理性的问题，我发现这种说法更具说服力。它集中在对展开的论点所使用的方法上：作为体现在商品中，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辩证和关联性的对立；作为一种对价值的表现方式和保证商品交换的手段，在货币不同形式之间的对立的外部化；在货币形式同时作为流通媒介和价值尺度之间存在的矛盾的内化；通过将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而出现在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关系，对这一矛盾的解决。目前，我们站在一个立场，去理解作为一个特殊的循环过程的起点和终点的货币，它们可以被称为资本。马克思的论点的逻辑，揭示了内化的辩证关系，这种辩证关系描绘了一种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的特性，特别是在16世纪后的英国，这种生产方式出现了逐渐的演化（由于偶然的历史原因）。
当然，我们也许需要通过简单地将“必须”这样的语言，转化为“可能”或者甚至是“也许”或“好像”，以对历史的合理性做出某些妥协。我们还会认为，货币形式中存在的矛盾提供了一种资本主义流通方式产生的可能，这甚至可能指的是特定的历史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从那些矛盾中释放出来的压力变得具有主导地位，以至于直接导致了对资本主义的突破。可以肯定地说，马克思更多地归于“社会必须”的那部分内容似乎就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同样可以指那些在“传统的”社会中已经得到发展、以阻止资本主义流通方式成为社会主导的严密的障碍，以及由于受商品贸易或黄金白银供给、阶段性的富足或缺乏所制约的那些社会所经历的不稳定。不同的社会秩序（例如，中国），在不同的时期，已经以它们各自的方式克服了这些矛盾，而没有陷入受资本统治的状态。然而，当代中国是否已陷入资本主义阵营，或是否可以持续驾驭资本主义这只老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是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主题。然而，现在我必须总结对一系列问题的研究结果。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继续谈到了一些更加特殊的问题。他提出，“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
在各种支付互相抵消时，货币就只是在观念上执行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的职能。而在必须进行实际支付时，货币又不是充当流通手段，不是充当物质变换的仅仅转瞬即逝的中介形式，而是充当社会劳动的单个化身，充当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充当绝对商品。
那就是说，当货币进入流通领域去解决这种不均衡性时，一些拥有一般等价物的人有目的地将它投入市场，为了某些原因，而且我们必须知道这些原因可能是什么。如果不是出于好心，那些持有货币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这是对其他人需求或是对市场需要更多货币供给的回应。但是，一般等价物的“独立性”，和它与日常商品流通的分离，会产生深远的后果。
自此，马克思的论述出现了一个令人惊奇的转变：
这种矛盾在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中称为货币危机的那一时刻暴露得特别明显。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才会发生。当这一机制整个被打乱的时候，不问其原因如何，货币就会突然直接地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转变成坚硬的货币。这时，它是不能由平凡的商品来代替的。
换句话说，你不能用更多的欠条来结账；你必须去找到流通的现金，即一般等价物，来支付它们。这就造成了一般性的社会问题：流通的现金将从哪里来？马克思继续谈道，
商品的使用价值变得毫无价值，而商品的价值在它自己的价值形式面前消失了。昨天，资产者还被繁荣所陶醉，怀着启蒙的骄傲，宣称货币是空虚的幻想。只有商品才是货币。今天，他们在世界市场上到处叫嚷：只有货币才是商品！他们的灵魂渴求货币这惟一的财富，就像鹿渴求清水一样。在危机时期，商品和它的价值形态（货币）之间的对立发展成绝对矛盾。因此，货币的表现形式在这里也是无关紧要的。不管是用金支付，还是用银行券这样的信用货币支付，货币荒都是一样的。
让我们回到2005年，那时存在一种共识，即在世界市场上游荡着大量的流动性剩余。银行家持有剩余的基金，几乎向所有人出借，甚至包括那些没有信誉的人，正如我们在之后所发现的那样，借给了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等等。没有收入的人能够去购买一所房子？当然他们会这么做，为什么不呢？这件事情与钱没有关系，因为像房子这样的商品是一种安全的赌博。但是，后来房子的价格不再上升了，而且当债务到期时，有越来越多的人无力偿债。在那个时候，流动性突然枯竭。钱在哪里？美联储突然间不得不向银行系统注入大量的基金，因为现在“货币是唯一的商品”。
正如马克思在其他地方曾经有趣地指出的那样，在繁荣的经济体中，每个人的行为都像一个新教徒，他们都凭借纯粹的宗教信仰做事。虽然，当衰退期到来时，每个人又都潜入以真实的黄金为基础货币的“天主教教义”保护中。但是，正是在这些时候，实际价值和可靠的货币形式的问题被提了出来。纽约正在实行的对所有这些债务控制的计划和实际生产之间的关系如何？他们是否正在处理纯粹虚拟的价值？现在仍然存在马克思为我们提出的，那些在繁荣时期被人们遗忘，而在危机时刻却有规律地返回来干扰我们的问题。一旦货币体系变得越来越依附于价值体系，而不是黄金标准，那么对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来说，各种激烈的伴随着潜在破坏性后果的可能性就会出现。
在一定的历史时刻，流动媒介的突然短缺，同样也会引起危机。从市场上收回短期信用，可能引起商品生产的萎缩。一个典型的例子发生在1997年和1998年的东亚和东南亚。一个业绩非常令人满意的生产商品的公司却债务累累，要是不出现一个突然的对短期流动性的收回，他们就能够轻易地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从沉重的债务中摆脱出来。但是银行家收回了流动性，造成了经济衰退，能够存活的公司也倒闭了，它们由于缺乏获得支付手段的渠道而不得不出售公司。西方资本和银行随后进入并以几乎免费的成本全部收购了这些公司。流动性随后得到恢复，经济状况重获新生，而短期内倒闭的公司又获得了重生。它们现在属于银行和华尔街（没有其他差别），这些人可以将它们再次出卖并获得巨额利润。在19世纪，曾经爆发了几次这种流动性危机，马克思对此都给予了密切关注。在1848年，他发现了某次流动性危机中隐含的一个深层因素。从那个年代走出来的人都变得非常富有并拥有权力，猜猜是哪些人？是那些控制黄金的人，例如，罗斯柴尔德家族。他们轻易地颠覆了政府的统治，因为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他们控制了黄金。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说明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为什么这种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在货币体系的运动中以矛盾的方式无所不在。
这后来导致了马克思坚持认为，越是需要较少的货币，相互间就会存在更多的支付平衡，而且会有更多的货币将会变得仅仅是一种支付手段，从而对货币数量理论进行修改。“商品在流通，而它的货币等价物只有在将来才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信用货币是直接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中产生的。由出售商品得到的债券本身又因债权的转移而流通”。目前这种做法在华尔街被制度化为债务抵押债券（CDOs）。
另一方面，随着信用事业的扩大，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也在扩大。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取得了它特有的各种存在形式，并以这些形式占据了大规模交易的领域，而金银铸币则主要被挤到小额贸易的领域中去。在商品生产达到一定水平和规模时，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就越出商品流通领域。货币变成契约上的一般商品。地租、赋税等等由实物交纳转化为货币支付。
根据这一理论，马克思预见了将来所有事物都将被货币化，以及信用和金融将以一种彻底改变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方式不断扩散开来。
其底线是，“由于充当支付手段的货币的发展，就必须积累货币，以便到期偿还债务”。这又一次说明积累和贮藏是相伴的，但它们具有不同的功能：
由于充当支付手段的货币的发展，就必须积累货币，以便到期偿还债务。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作为独立的致富形式的货币贮藏消失了，而作为支付手段准备金的形式的货币贮藏却增长了。
这导致马克思修改了他早期提出的货币数量理论：流通中需要的货币数量总额是商品的总和，乘以它们的价格，而且受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和支付手段发展的影响。现在对此还必须加入一个储备基金（一种贮藏），这可以保证流动期间更具灵活性。（当然，在当代条件下，这种储备基金不是由私人持有，而是存在于一个公共机构的特权中，在美国这就被相应地设计为联邦储备局。）
这一章的最后一部分讨论了世界货币问题。正如我们看到的，为了保证经济体系的有效运转，任何货币体系都需要作为一个铸币和货币符号的调节者，并且作为货币质量和数量的监督者，深层次地参与国家的部分功能（而且在我们的时代，还要作为储备基金经理）。独立的国家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典型地管理自己的货币体系，而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可以进行大量的周密考量。然而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个世界市场，国家的货币政策不会免除国家对跨越世界市场的商品交换的流动所起的规制性的影响。所以，当国家处于其地理边界内，在本国的货币体系稳定中起到重要作用时，它也与世界市场相连，并服从于世界市场的发展动力。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的是贵金属扮演的角色；正如以前一样，黄金或白银是世界金融体系的通用语。这一金属性的基础无论对于国内关系还是对于外部（国际）关系都非常重要。所以，源自它的这种金属性的基础和货币形式（特别是铸币）的安全对全球资本主义变得非常重要。有趣的是要注意到，在同一时代，约翰·洛克认为宗教应具有宽容度，并谴责将异教徒烧死在火刑柱上的做法，与此同时，他亲密的同事艾萨克·牛顿却被召去作为皇家铸币厂的专家来维护货币的质量。他不得不面对货币贬值的问题，这种贬值是通过削薄银币上的一些白银，以制造更多的硬币达到的（如果你认真考虑，这确实是一种制作货币的简易方法）。被定罪的制作者在泰伯恩刑场被公开吊死——对上帝的冒犯可以被原谅，而对资本和财富的冒犯却招致了最重的惩罚！
所以这带给我们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即使没有货币商品、没有金银基础其金融体系也能运行的世界中，正像自1971年以来所发生的那样，马克思的观点又是如何与此相关的。你将会注意到，黄金仍然是重要的，而且可能会怀有疑虑，即在这种混乱的国际货币市场的困难时期，你是否愿意持有黄金、美元、欧元或日元。所以黄金没有完全从现实中消失，有些人提出回归黄金标准，以对付经常困扰国际金融交易的不稳定性和混乱的投机行为。如果我们回想黄金的角色，可以发现它曾被马克思简单地描述为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价值的代表。1973年以后出现的所有现象是黄金代表形式的变化。但是马克思本人也注意到了铸币、纸币、信用和其他代表形式的多种变化，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当前的情况下，没有什么可以挑战他已提出的分析方式。实际上，已经发生的情况是，在面对其他所有货币时，一种特殊的货币的价值决定于一个国家内部生产的所有商品的总价值。简单地说，经济整体中的总生产率，在它的所有部分中是重要的变量；所以，应该将重点放在公共政策中有关生产率和效率的方面上。
现在，如果坚持马克思的逻辑，我们应该马上能观察到从这一逻辑中产生的矛盾。一开始，存在一种对国家经济的虚构，它与国家货币的“国家统一”相吻合。这种经济是一种“理想”，一种通过收集大量的关于生产、消费、交换、福利和其他项目的统计资料，而变成了现实的虚构。这些统计数据对于评价民族国家至关重要，而且在影响货币间汇率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统计数据显示消费者信心和就业状况良好时，货币就会升值。实际上，当现实不存在这种情况时，这些数据就形成了国家经济的虚构：用马克思的话，这是一种拜物的建构。但是，投机者可能会随后进入，并对这些数据提出挑战（很多数据是在十分不稳定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并且提出一些比其他指标更重要的指标，如果他们的说法占据优势，那么他们就能够对货币的运动进行巨额赌博。例如，乔治·索罗斯，在与欧洲汇率机制相关的英镑的赌博中，仅在几天内就赚了十亿美元，他就是通过说服市场相信他对国家经济持有更加乐观的态度做到的。
马克思在他的分析模式中所建构的说服方式，是为理解存在于价值（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货币体系代表的那种价值的方式之间令人担忧和有问题的联系。他剖析了这些表现以及它们所造成的矛盾的神秘和想象，并且说明了，如果不存在这些理想因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不能运行的原因。正如他之前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无法铲除拜物教，而且人们都在责备，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和物与物之间的物质关系混乱和颠倒的世界中。前进的道路就是要对内在矛盾作出分析，了解它们运动的方向并为发展（就像信用体系那样）开启新的可能的方式，以及发生危机的潜在可能性。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在我看来，甚至对于我们用它来理解我们目前的危险处境都是有示范作用的。
最后一点。关于货币这一章，内容丰富而复杂，第一次阅读后很难充分吸收。由于这一原因，正如我在开头所提到的，许多人放弃了《资本论》第三章。我希望你已经发现了足够继续和它相伴的吸引力。但你也将会很高兴地了解到，为了继续读下去，你不需要理解这一章中的所有内容。这里所要表达的更多的意思是，它与下一卷的关系比与第一卷其他部分的关系更紧密。以这一章中观点的一些基本的但是精华的知识作为武装，你可能在没有太多困难的情况下，掌握其他的材料。从这里开始，马克思论述将会变得更加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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