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2007）
第四章 不均衡地理发展
新自由主义化中的运动地图
想要为1970年以来世界范围的新自由主义化进程勾勒一幅运动地图，相当困难。首先，许多采取新自由主义转向的国家，都仅仅是部分转向——有的将更大的弹性引入劳动力市场，有的为金融机构松绑并支持货币主义，其他地方则推行国有部门的私有化。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弊端开始愈发明显，紧随（前苏联解体等）危机而进行的整套改革，有可能随后又被逐步重新调整过来。而在重建或建立一个独特的上层阶级力量的斗争中，随着政治力量易手、或随着影响手段在此处或彼处削弱或加强，就会发生各种形式的扭曲和颠倒。因此，任何运动地图都将勾画出此起彼伏的不均衡地理发展，为了理解本地变化如何与更广泛的趋势相关，了解这一发展面貌就很有必要。[1]
[1] Peck, ‘Geography and Public Policy’.
国家、地区或城市之间的区域竞争——谁有最好的经济发展模式或最好的商业环境——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相对来说不重要。1970年以后，随着更多流动而开放的贸易关系体系的建立，此类竞争开始变得重要。新自由主义的总体进程因此借助不均衡地理发展的机制得到了极大推动，成功的国家或地区迫使他人也跟随其脚步。层出不穷的创新把各个国家（日本、德国、中国、美国）、地区（硅谷、巴伐利亚、第三意大利［Third Italy］、班加罗尔［Bangalore］、珠江三角洲、博茨瓦纳）甚或城市（波士顿、旧金山、上海、慕尼黑）带到了资本积累的前哨。可是，竞争的好处往往是转瞬即逝的，竞争的过程却给全球资本主义带来剧烈动荡。但同样正确的是，新自由主义化的强大动力已经从一些主要中心释放出来（甚至已经被利用起来）。
很明显，英国和美国是带头人，但新自由主义转向在这两个国家中也绝不是不成问题的。虽然撒切尔夫人可以成功地将社会住房和公用事业私有化，但诸如国家医疗体系和公立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核心领域，还是基本不受影响。在美国，196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妥协”几乎从未实现过欧洲社会民主国家所取得的成就，因此反对里根的声音就不那么强烈。不管怎么说，里根最关心的还是冷战。他发起了一场由财政赤字资助的军备竞赛（“军事凯恩斯主义”），以便投合其美国南部和西部地区多数选民的特殊利益。尽管这肯定与新自由主义理论不符，不断增加的联邦政府赤字还是为废除社会规划（一个新自由主义目标）提供了很好的借口。
除了一堆关于如何救治经济问题的修辞，1980年代的英国和美国都未能在经济上有很好表现，这表明新自由主义不是资本家们所期待的方案。固然，通胀率确实下降了，利率也下降了，但取得这点成绩的代价却是高失业率（里根任内美国失业率平均为7.5%，撒切尔夫人任内英国失业率超过10%）。削减国家福利和基础设施开支，使许多人的生活质量下降了。总的结果是低增长与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的糟糕混合。拉丁美洲在1980年代初受到了第一波强制新自由主义化浪潮的侵袭，对大多数人来说，结果是一个经济滞胀、政治混乱的“失落十年”。
实际上，1980年代属于日本、东亚经济“小龙”和西德，它们是全球经济的竞争动力源。它们在没有施行全盘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情况下取得了成功，让人们很难辩称全球范围的新自由主义化进程是救治经济滞胀的良方。诚然，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总体上奉行了货币主义路线（西德联邦银行在对抗通胀方面特别卖力）。贸易壁垒的逐步减除创造了竞争压力，最终在那些总体上抵抗新自由主义化的国家中，甚至也产生了所谓“潜行的新自由主义化”的隐蔽过程。例如，1991年的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条约为欧盟内部组织广泛设置了新自由主义框架，但如果没有来自英国等奉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国家的压力，或许这一条约也是不可能的。但在西德，工会仍然强大，社会保障仍然保留，工资也继续保持相对较高的水平。这推动了西德的技术创新，并使其在1980年代的国际竞争领域中保持领先（虽然这也导致了技术引起的失业现象），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使西德成为位居全球前列的国家。在日本，独立工会力量弱小或根本不存在，劳动力剥削率很高，但国家对技术改革的投资以及企业和银行的紧密关系（这种安排同样在西德很合适），在1980年代产生出惊人的出口导向型增长，其出口产品由英国和美国埋单。因此，1980年代此类增长并不依赖于新自由主义化，除了以下微不足道的一点：全球贸易和市场更大的开放性提供了一个环境，在其中，日本、西德和东亚“小龙”出口导向的成功故事能够更轻易地在升温的国际竞争中延续下去。到1980年代末，那些曾经更彻底地采取新自由主义道路的国家遇到了经济困难，不难得出结论认为，西德和亚洲的积累“体制”值得效仿。在亚洲，日本模式很大程度上首先被“四小龙”效仿（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新加坡），接着被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效仿。
然而，西德和日本的模式并未推动阶级力量的重建。1980年代英国以及特别是美国的社会不平等加剧，而在这些地区受到遏制。尽管美国和英国的生产率很低，但劳工生活标准还是持续下降，而上层阶级则过得越来越好。例如，美国行政总裁们的薪酬，就令担任类似岗位的英国人很嫉妒。在英国，一批新的企业金融家开始聚拢大量财富。如果目标是要为上层精英重建阶级力量，那么新自由主义显然是很好的方案。因此，一个国家是否要推动新自由主义化发展，既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平衡（西德和瑞典的强大工会组织会遏制新自由主义化），也取决于资产阶级对国家的依赖程度（这一程度在韩国就很大）。
阶级力量借以转变或重建的手段，在1980年代被逐渐但不均衡地得到实施，并在1990年代巩固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有四个方面非常关键。第一，向更开放的金融化过程转变，始于1970年代并于1990年代期间加快。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之内，海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发展迅速，但传播过程却是不均衡的（图4.1），通常取决于哪里的商业环境更好。金融市场经历了强烈的创新浪潮以及国际范围内的经济松绑，不仅成为重要的协调手段，而且提供了获取并聚集财富的方式；它们成了重建阶级力量的首要手段。1980年代曾经很好地为西德和日本服务的企业和银行之间的密切关系，如今遭到了破坏并被企业和金融市场（证券交易所）之间日益连通的关系取代。在此，英国和美国成为获益方。1990年代，投机土地和房地产方面的崩溃致使日本经济陷入混乱，银行部门处境堪忧。德国仓促的统一制造了诸多压力，而德国之前占有的技术优势也丧失了，使其为了生存便必须破坏自身的社会民主传统。
图4.1：全球境外直接投资版图.2000
来源：迪肯（Dicken）：《全球转变》
第二，资本日益增加在地理上的流动。这要部分归功于平常但关键的一个事实：运输和交通成本的迅速降低。而种种人为壁垒——诸如关税、外汇控制，甚至包括边境等待时间（欧洲撤销等待时间的举措带来巨大影响）——的逐步减少，也为资本和商品的流动提供了便利。虽然有着巨大的不平衡（例如，日本市场仍受到保护），总体趋势是借助种种国际协议——其中以1995年生效的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当时一年内有超过一百个国家签署了协议）为代表——推动贸易协议朝标准化方向发展。对（主要是美国、欧洲和日本）资本流动更加开放，给所有国家施加了压力，要求各国看管好商业环境的质量，这是决定各国在竞争中胜利的关键条件。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把新自由主义化程度作为衡量良好商业环境的尺度，使得各个国家被迫逐步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2]
[2]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5: A Better Investment Climate for Every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第三，克林顿任期内，华尔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三位一体在经济政策中占据主导，能够劝说、哄骗与强迫（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行的结构调整规划）许多发展中国家采取新自由主义道路。[3]美国还利用优先进入其庞大消费市场这根胡萝卜，劝说许多国家沿着新自由主义路线进行经济改革（有时是通过双边贸易协议）。这些政策助推了美国1990年代的经济繁荣。依靠技术革新浪潮推动所谓“新经济”的兴起，看上去美国找到了解决方案，并且其政策似乎也值得效仿，虽然充分就业目标的相对达成，是以降低工资和减少社会保障为条件的（没有健康保险的人群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与福利供给的缩减（克林顿对“众所周知的福利体系”进行严厉改革）开始给美国带来利益，而把竞争压力加到那些更严格的劳动力市场上，包括大部分欧洲地区（除了英国）和日本。然而，美国成功的真正秘密是它现在可以从其驻扎于世界其他地区的金融和企业机构（同时包括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抽取高额收益。正是这些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贡金，铸就了美国1990年代的大量财富。（图1.8和1.9）[4]
[3] Gowan, The Global Gamble.
[4] Duménil and Lévy, ‘The Economics of US Imperialism’.
最后，新货币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教条的全球传播，产生了极其有力的意识形态影响。早在1982年，凯恩斯主义经济已经被排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门外。1980年代末，大多数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经济学专业——世界上多数经济学家在此受到过训练——都与新自由主义规划基本保持统一口径，强调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控制通胀和稳定公共财政（而非充分就业和社会保障）。
上述方面最终在1990年代中期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中统一起来。[5]其中，美国和英国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被定义为解决全球问题的方案。日本和欧洲（更别提世界上其他地区了）被施加很大压力，要它们走新自由主义道路。因此，正是来自自由主义左派的克林顿和布莱尔，对于巩固新自由主义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地位出力良多。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是这一体制性推动力的顶点（尽管在地区性制度调整方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之前欧洲签署的马斯垂克条约同样很重要）。在程序上，世界贸易组织设置了新自由主义标准和全球经济互动的规则。但是，世界贸易组织的首要目标是打开尽可能多的世界地区，让资本自由流动（虽然总是打着保护重要“国家利益”的警告条款），因为这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的金融力量从世界其他地区榨取贡金的根基。
[5] Stiglitz, The Roaring Nineties.
上述任何一点都不特别吻合新自由主义理论，除了一点：强调预算限制并继续与通胀作斗争，虽然到1990年代通胀几乎不存在了。当然，总是存在种种国家安全的考虑，不可避免地使得想要以纯粹方式实践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企图受到干扰。虽然柏林墙倒塌和冷战的结束给帝国主义对抗带来了巨大的地缘政治转变，却并没有结束各个大国在地缘政治上争夺权力和影响力的致命表演，尤其是在如中东等控制关键资源的地区，或者是在社会和政治动荡严重的地区（如巴尔干）。然而，这却缓解了美国有关支持日本和东亚经济的承诺，美国过去把这些地区视为冷战的前线阵地。1989年以前，美国在韩国和台湾地区扮演经济援助者角色，而它在1990年代的印尼和泰国便不是如此了。但是，甚至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之内，还是有许多要素——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G7的活动——与其说扮演新自由主义体制的角色，不如说是原生力量的中心，各个力量群体或力量群体的联合借此追求特殊利益。新自由主义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理论批评从未停止。许多协议已准备介入干预货币市场，如1985年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就意在人为调低美元对日元的兑换率，但接着马上有“反广场协议”（Reverse Plaza Accord），力图将日本从1990年代的低迷状态中解救出来。这些例子表明，试图通过干预来稳定金融市场的努力已经开始了。[6]
[6] R. Brenner, The Boom and the Bubble: The US in the World Economy (London: Verso, 2002).
金融危机既是地方性的，也是蔓延性的。1980年代的债务危机不仅限于墨西哥境内，还影响到了全世界（见图4.2）。[7]而在1990年代，两次相互联系的金融危机造成了一条不均衡新自由主义化运动的负向轨迹（negative trace）。例如，1995年袭击墨西哥的“龙舌兰风暴”几乎立即扩散，给巴西和阿根廷造成毁灭性影响，而在智利、菲律宾、泰国和波兰也能感受到余波。很难清楚解释这种扩散模式何以发生，因为金融市场的投机活动和投机预期并不必然取决于实际发生的事情。但是，不受管制的金融化过程显然引起了扩散危机的严重危险。金融家的“一窝蜂心态”（没有人希望成为货币贬值的牺牲品）可能靠自身实现预期。这些活动可以采取侵略性或防御性的表现形式。货币投机者迫使欧洲政府在1993年7月放宽欧洲汇率机制，这些投机者借此赚了几十亿；同年10月，乔治·索罗斯凭借打赌英国无力将英镑控制在汇率机制限度内，一个人就在两周内赚了近十亿美元。
图4.2：1982—1985年国际债务危机
来源：科布里奇（Corbridge）：《债务与发展》
[7] S. Corbridge, Debt and Development (Oxford: Blackwell, 1993).
1997年，金融危机第二波也是更大的一波浪潮始于泰国，当时房产投机市场崩溃，引起了泰铢贬值。危机首先波及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然后波及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新加坡和韩国。爱沙尼亚和俄罗斯受到重创，紧接着巴西经济崩溃，给阿根廷带来严重和持久的后果。甚至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土耳其也受到了影响。似乎只有美国未受影响，虽然甚至美国也为救助一种对冲基金——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聘请了两位曾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担任核心顾问），它在意大利汇率流动时下错赌注——而付出了将近三十五亿美元。
在1997—1998年，“发展型国家”推动的整个“东亚积累制度”遭到了考验，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
随着危机的扩大，失业率飙升，国内生产总值大幅下滑，银行关门。韩国失业率上升了四倍，泰国上升了三倍，印尼则上升了十倍。在印尼，1997年还在工作的男性，到了1998年8月有将近15%失去了工作，主要岛屿爪哇的城市地区经济崩溃更为严重。在韩国，城市贫民几乎翻了三倍，有近四分之一人口陷入贫困；在印尼，贫困人口也翻了一倍……1998年，印尼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13.1个百分点，韩国下降了6.7个百分点，泰国下降了10.8个百分点。危机过去三年后，印尼的国内生产总值仍然比危机发生前低7.5%，泰国则低2.3%。[8]
[8]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57.
随着印尼国内生产总值下跌而失业率上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介入干预，通过废除食品和煤油补助实施节俭。随之而来的骚乱和暴动将“国家的社会结构撕得粉碎”。以华裔印尼人为首的资产阶级十年来一直遭到广泛谴责。虽然最富有的华裔经济精英已逃往新加坡，一波复仇浪潮还是席卷了当地的华裔少数群体，对其进行烧杀抢掠，因为族裔民族主义的情绪让人们凶神恶煞地寻找为社会崩溃负责的替罪羊。[9]
[9] Chua, World on Fire.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对此次危机的标准解释是，因为有太多政府干预以及国家和商业之间的腐败关系（“裙带资本主义”）。解决方案是要进一步新自由主义化。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此行动，不计灾难性后果。对于此次危机的另一种看法是，激烈的财政松绑和未能对放任和投机的证券投机建立充分管制，是造成问题的根本原因。后一种观点证据充分：那些还没有放开其资本市场的国家和地区——新加坡、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受到的影响远远小于那些开放了资本市场的国家，诸如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此外，马来西亚忽视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强制进行资本控制，结果恢复速度很快。[10]韩国同样拒绝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工业和财政重建的建议，也开始了快速恢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为什么继续坚持新自由主义化，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受害者越来越得出阴谋论的答案：
[10] Henderson, ‘Uneven Crises’;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99,在如下见解上取得一致：“资本项目的自由化是导致这次危机的罪魁祸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起初告知亚洲国家开放市场给短期活跃资本。这些国家照做了，钱流进来了，但一眨眼又流出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然后说，应该提高利率、紧缩财政，由此便引发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迫使受影响的国家以折本价甩卖其资产……甩卖过程由一些金融机构一手操控，正是这些金融机构拨出资本以促成危机。于是，这些银行依靠甩卖处于困境的公司或分离这些公司获取大笔资金，而它们起初引导这些钱进入这些国家时，也获得了大笔资金。[11]
[11]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129-130.
在这种阴谋论观点背后，以纽约为基础的对冲基金的角色还基本未得到考察。如果索罗斯和其他投机者能够下赌注认为欧洲政府无力维持在汇率机制限额之内，并借此捞得数十亿，那么对冲基金为什么不能发动一场不仅针对东亚和东南亚政府，而且针对某些全球资本主义成功企业的攻击呢？毕竟对冲基金握有从银行得来的数十亿美元的融资基金，它们很容易就能否认这些政府和企业的资产折现能力。结果贡金大量流入华尔街，在美国国内储蓄利率下滑的时候促使股票市价上涨。在许多地区宣告破产之后，一波外国直接投资的浪潮涌进来，以低价位悉数收购了所有现有企业或部分企业（如大宇汽车）。斯蒂格利茨拒绝了阴谋论解释，提出一种“更简单”的解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是“反映了西方金融共同体的利益和意识形态”。[12]但他忽略了对冲基金的作用，而且，他经常哀叹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认为这是新自由主义化的副作用，却从未想过这种现象可能正是新自由主义化存在的理由。
[12]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129-130.
来自前线的急函
墨西哥
从1929年到2000年文森特·福克斯（Vicente Fox）担任总统，期间革命制度党一直是墨西哥唯一的执政党派。这一政党创建了社团主义国家——这种国家能熟练地组织、拉拢、收买、必要时镇压工人中的反对运动以及农民和中产阶级的反对运动，而这些人过去是革命的基础。革命制度党追求一种国家导向型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模式，主要关注进口替代型经济以及对美国的良好贸易出口。运输、能源、公共服务和某些基础工业（如钢铁），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垄断型国家部门。1965年开始，马圭拉规划（主要是让美国资本在墨西哥境内进行生产）控制外国资本的进入，所使用的廉价劳动力不受任何限制，既没有关税也没有加诸商品流动的限制。虽然1950年代和1960年代经济增长相对稳定，增长的好处也没有散布很远。墨西哥并不是镶嵌型自由主义的典型，而是某种程度上利用再分配收入来间歇性报偿一些难以控制的团体（农民、工人、中产阶级）。政府在1968年对学生抗议社会不平等运动的暴力镇压，留下了苦涩的遗产，威胁了革命制度党的正当性。但是，1970年代阶级力量的平衡开始改变，经济利益集团增强了自身的独立地位，加深了与外国资本的联系。
1970年代的全球危机严重影响了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反应是想办法扩大公有部门：接管倒闭的私人企业，维持其就业来源以避免工人阶级骚乱的危险。政府企业在1970年到1980年间增加了两倍以上，员工也翻了一番。但是这些企业持续亏损，政府不得不靠借贷来资助它们。纽约银行有足够的石油美元用来投资，此刻向墨西哥伸出援手。墨西哥有很多油田，纽约银行贷款给这个国家是笔好买卖，而墨西哥的对外债务则从1972年的六十八亿美元上升到1982年的五百八十亿美元。[13]
[13] Vasquez, ‘The Brady Plan’.
接着便是沃尔克高利率政策的实施，美国的经济衰退使其减少了对墨西哥产品的进口，石油价格暴跌。墨西哥政府收入下降，还本付息的代价增加。1982年8月，墨西哥宣布破产。大量资本早已外逃，预示比索进一步贬值；总统波提洛（Portillo）采取紧急措施将银行国有化。[14]经济精英和银行家不赞成此举，几个月后担任总统的德·拉·马德里（De la Madrid）不得不做出政治选择。他选择和商界站在一起。有人或许会说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未必是革命制度党的政治力量把事情弄成这个样子的。马德里一心改革，不太在意革命制度党的传统政治，反倒和资产阶级以及外国利益集团关系密切。詹姆斯·巴克尔（James Baker）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撮合到一起，用这种新型组合经济援助墨西哥脱离险境，但这带给他很大压力。这些机构不仅坚持预算节俭；它们还首先坚持要求大幅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如私有化、重新组织金融体系以符合外国利益、开放国内市场给外国资本、降低关税壁垒、建立更弹性的劳动力市场。1984年，世界银行历史上第一次在同意贷款给一个国家的同时，还要求对方进行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德·拉·马德里于是开放墨西哥给全球经济——墨西哥加入关贸总协定（GATT），实施节俭计划。结果造成了釜底抽薪的影响：
[14] D. MacLeod, Downsizing the State: Privatization and the Limits of Neoliberal Reform in Mexico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从1983年到1988年，墨西哥人均收入每年下降5个百分点；劳工的实际工资价值下降了40%到50%；通货膨胀在1960年代还徘徊在3%到4%，1976年后上升到15%，有些年甚至超过了100%……与此同时，由于政府的财政问题和国家经济调控方式的重新调整，国家在公共福利上的开支降低了。食品补助仅限于提供给最贫穷的群体，公立教育和医疗卫生的质量停滞不前，甚至下滑了。[15]
[15] C. Lomnitz-Adler, ‘The Depreciation of Life During Mexico City's Transition into “The Crisis”’, in J. Schneider and I. Susser (eds.), Wounded Cities (New York: Berg, 2004) 47-70.
在1985年的墨西哥城，这意味着资源“极度匮乏，对于首都的城市公用事业开支直线下降，交通方面下降了12%，饮用水方面下降了25%，医疗服务方面下降了18%，垃圾处理方面下降了26%”。[16]随后的犯罪浪潮使墨西哥城在十年内从一座安宁的城市变成拉丁美洲一切城市中最危险的城市之一。这是对十年前纽约城遭遇的重演，虽然这一次很多方面还要不堪。很久以后，在一次象征性事件中，墨西哥城向朱利亚尼的顾问团提供了一份数百万美元的合同，请教他们如何应对犯罪现象。
[16] D. Davis, Urban Leviathan: Mexico Ci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马德里发现，摆脱债务困境的方式之一是变卖国有企业，借此偿还债务。但是，向私有化方向迈进的最初几步走得小心谨慎。私有化过程整个重构了劳动力契约，这激起了冲突。1980年代爆发了数次劳工暴动，但均被政府无情镇压。1988年，萨利纳斯（Salinas）担任总统，加大了对于有组织劳工的打击力度。几位劳工领袖被以贪污罪监禁，而更听话的新领袖被安排在革命制度党控制的核心劳工组织中。政府不止一次调度军队来打击罢工，有组织劳工的独立势力（虽然也不过如此）遭不断削弱。萨利纳斯加速了私有化过程，并把它形式化。他受过美国训练，并向受过美国训练的经济学家寻求建议。[17]他的经济发展规划听起来与新自由主义正统教条很接近。
[17] MacLeod, Downsizing the State, 90-94.
在萨利纳斯的改革规划里，进一步开放墨西哥给外国直接投资和竞争，成为核心原则之一。马圭拉规划沿着北部边境迅速扩展，成为墨西哥工业和就业结构的重中之重（图4.3）。他发起并成功完成了与美国的谈判，产生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私有化过程迅速展开，1988年到1994年间国家部门的岗位削减了一半，到2000年国有企业的数量减少到仅有二百家，而1982年这个数字还是一千一百家。[18]私有化的条款越来越多地鼓励外资所有。曾经在1982年匆忙国有化的银行，在1990年再度私有化。为了遵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萨利纳斯还不得不开放农村部门和农业给外国竞争。因此，他不得不打击农民力量，后者长期以来一直是支持革命制度党的关键力量之一。产生自墨西哥革命的1917年宪法保护当地居民的合法权利，并把这些权利置于合作农场体系中，使土地归集体所有和利用。1991年，萨利纳斯政府通过了一项改革法律，不仅允许、而且鼓励合作农场土地的私有化，将它们开放给外资所有。由于合作农场为当地群体提供了集体保障的基础，政府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在推卸这一保障的责任。随后的进口壁垒降低措施则带来了另一重打击，因为从美国农业综合企业（这些企业很高效，但同时也高度受到补助）进口很便宜，压低了谷物及其他产品的价格，以至于只有墨西哥最高效和高产的农民能与之竞争。许多农民快要饿死，只能被迫放弃土地，挤到已经人口饱和的城市里，成为失业群体中的一员；城市里，所谓的非正式经济（如沿街小贩）正迅猛发展。但是，抵制合作农场改革的声音遍地都是，有些农民团体支持了1994年发生在恰帕斯的萨帕塔（Zapatista）起义。[19]
图4.3：2000年墨西哥主要马圭拉部门的就业情况
来源：迪肯：《全球转变》
[18] MacLeod, Downsizing the State, 71.
[19] J. Nash, Mayan Visions: The Quest for Autonomy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墨西哥在1989年签署了后来被称为“布雷迪计划”的债务部分免除的协议，因此必须吞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毒药（后来证明墨西哥是自觉自愿的）——进一步的新自由主义化。结果，1995年爆发了“龙舌兰风暴”。与1982年发生的情况一样，此次事件是由美国联邦储备局提高利率所引起的。这给当时贬值的比索造成了投机压力。麻烦的是，墨西哥此前发行了美元标价的债券（称作Tesobonos）以鼓励外国投资，比索贬值后，墨西哥无法动用足够的美元兑换这些债券。美国国会拒绝提供帮助，但克林顿运用行政权提供了一份四百七十五亿美元的救助计划。他担心的是驻墨西哥的美国产业会损失岗位，担心可能会造成越来越多的非法移民，当然也担心新自由主义化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丧失正当性。随着贬值带来的顺势副作用，美国资本可以涌入并以缩水价收购各类资产。1990年，私有化的墨西哥银行中还只有一家是外资所有；到了2000年，三十家银行中有二十四家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境外资产阶级利益集团从墨西哥攫取的贡金源源不断，但外国竞争也开始成为问题。在2000年以后，墨西哥丧失了大量马圭拉企业岗位，因为智利的劳动力更低廉因此也更受外国企业青睐，后者开始成为外国企业寻求廉价劳动力的来源。[20]
[20] J. Forero, ‘As China Gallops, Mexico Sees Factory Jobs Slip Away’, New York Times, 3 Sept. 2003, A3.“墨西哥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最主要的低成本工厂和出口商……目前这一地位正被中国及其数百万的廉价劳动力所取代……自2001年以来，墨西哥的三千七百个马圭拉工厂中有五百个倒闭，据墨西哥政府报告这导致丧失了二十一万八千个工作岗位。”最近报告表明，随着工厂开始更加有效和灵活，并且工厂可以借助与美国的毗邻关系确保稳定的产品运输，从而最大幅度减少零售商库存，马圭拉就业岗位正在重新恢复。See E. Malkin, ‘A Boom Along the Border’, New York Times, 26 Aug. 2004, W1 and W7.
这一切（尤其是私有化）给墨西哥的国内财富集中带来了显著影响：
1994年，《福布斯》杂志的全球富豪榜表明，墨西哥经济重建产生了二十四位亿万富翁。在这些人中，起码有十七位参与了私有化计划，收购银行、钢铁工厂、炼糖厂、旅馆和饭店、化学工厂、电信企业，并承诺在新型经济私有化部门中运营企业，诸如港口、高速公路私人收费、移动电话和长途通话。[21]
[21] 有关卡洛斯·斯里姆的大致介绍，见MacLeod, Downsizing the State, 99-100; Chua, World on Fire, 61-63。
墨西哥最富有人卡洛斯·斯里姆在“福布斯榜”上位列第二十四名，他控制着墨西哥所有二十五家最大型公司中的四家。他的企业利益扩大到墨西哥之外，成为整个拉丁美洲和美国的电信巨头。他的手机业务策略已闻名遐迩：捕获并垄断高度密集和富裕的市场，而不提供服务给那些低密度和贫穷的市场。到2005年，墨西哥的亿万富翁数量已居世界第九位（排在沙特阿拉伯之前）。争论的焦点是，我们该把这称为阶级力量的重建还是创建更新（creation de novo）。显然，打击劳工、打击农民、打击人民生活标准，都在墨西哥奏效了。随着财富积累到墨西哥国内外的一小撮大资本家手上（这一小撮人有金融和法律权力机制的支持），人民群众的命运明显每况愈下。
阿根廷的崩溃
诞生自军事独裁期的阿根廷背负着沉重债务，且牢牢受困于一个社团主义的、权威主义的、极其腐败的治理系统。民主化进程被证明举步维艰，但在1992年，卡洛斯·梅内姆（Carlos Menem）掌权了。梅内姆虽然是一位庇隆主义者[22]，他却开始了经济自由化过程，部分是想借此与美国搞好关系，但也是为了重建阿根廷在国际社会的声誉，之前揭露出来的“肮脏战争”已使阿根廷名誉受损。梅内姆开放国家给外国贸易和资本流动，为劳动力市场引入更多弹性，将国有企业和社会保障私有化，把比索与美元挂钩，以便控制通胀并为外国投资者提供安全保障。失业率上升了，工资受到自上而下的压力，虽然精英利用私有化过程大量积聚新的财富。1992年起，金钱持续涌入阿根廷，直到墨西哥“龙舌兰风暴”刮到阿根廷：
[22]庇隆主义（Peronismo）或称“正义主义”，是由阿根廷正义党创始人胡安·庇隆提出的政治理念，主要内容是主张政治主权、经济独立和社会正义。——译者
数周内，阿根廷银行体系损失了18%的存款。1990年下半年开始年均8%的经济增长，到1994年下半年直线衰退，国内生产总值在1994年第四季度到1996年第一季度减少了7.6%……政府的利息负担从1994年到1996年增加了50%以上。大量资本流出，外汇储备缩水。[23]
[23] S. Sharapura, ‘What Happened in Argentina?’, Chicago Business Online, 28 May 2002, http://www.chibus.com/news/2002/05/28/Worldview.
失业率蹿升到18%。虽然比索显然被估价过高，贬值（与墨西哥的情况相比）却得以避免，因为比索一直确保和美元挂钩。随后是一段以外国资本流入为基础的短暂恢复期，直到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首先传播到俄罗斯，接着传到邻国巴西。这次影响加上高利率，使得国内财政陷入赤字，阿根廷比索面临无法承受的压力。国内外资本开始撤出，预示着比索的贬值。1995年到2001年9月期间，阿根廷的债务增加了一倍以上，外汇储备则迅速流失。到2000年，定期还款的债务额上升到九十五亿美元。之前曾支持美元挂钩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决反对比索贬值，担心会由此带来通胀后果（如之前俄罗斯和巴西的情况，斯蒂格利茨认为两国都因此面临危险后果），以一笔六十亿美元贷款援助了阿根廷（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史上数目第二大的贷款）。
但就算如此，也无法遏止资金外流。2001年，阿根廷银行体系损失了17%以上的存款（一百四十五亿美元），仅11月30日一天内，就损失了多达二十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拒绝予以紧急贷款，理由是阿根廷没有解决预算不平衡的问题。阿根廷拖欠了债务偿还，政府在12月1日把银行提款额度限制在每周二百五十美元，并管理所有超过一千美元的外汇交易。随后的骚乱造成二十七人死亡，总统德拉鲁阿（de la Rua）辞职，同时辞职的还有其经济政策设计者多明戈·卡瓦罗（Domingo Carvallo）。2002年1月6日前，新总统杜阿尔德（Duhalde）就已放弃了美元挂钩，比索由此贬值。但他还决定冻结所有超过三千美元的存款账户，并最终以对待比索的方式对待美元存储，由此将存款价值降低到之前的三分之一。购买力中有一百六十亿美元被从存户转移到银行，并通过银行转移到政治经济精英手中。结果造成了剧烈而普遍的社会不稳定，失业率攀升，收入下跌。闲置的工厂被好斗的工人占领并开始运转，人们建立了邻里团结委员会，寻求更有效的集体生存手段，失业抗议组织（piqueteros）阻碍了交通网络并围绕核心政治需求而动员起来。[24]
[24] J. Petras and H. Veltmeyer, System in Crisis: The Dynamics of Free Market Capitalism (London: Zed Books, 2003), 87-110.
面对蔑视银行、外国投资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众舆论，杜阿尔德之后新上任的民选总统基尔希纳（Kirchner）只能斥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拖欠八百八十亿美元的债务，并主动提出以二十五美分的美元兑换率偿还已恼羞成怒的债权人。[25]有意思的是，基尔希纳的经济班子并不是清一色受过美国训练的经济学家。这些本土训练出身的经济学家持有“异端”观点，他们认为虽然偿还外部债务非常重要，但不应该引起阿根廷生活标准的崩溃。随着2004年的恢复迹象（尤其是在得到贬值帮助的制造业部门），阿根廷面临的大问题是压制来自巴西和不久后来自智利——智利在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后开始进入阿根廷市场——的激烈竞争。
[25] S. Soederberg, Contesting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South: Debt, Class, and the New Common Sense in Managing Globalisation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阿根廷新自由主义化过程的过山车体验很好地表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实践没什么关系。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的一位成员正确地指出，阿根廷发生的“强制通货紧缩”很恰当地被阿根廷受害者们理解为“政治精英抢劫银行”。[26]或者，如维特梅尔（Veltmeyer）和佩特拉斯（Petras）更喜欢说的，这是“新帝国主义”散发的恶臭：“经济掠夺、大规模不平等、经济滞胀，继而是严重而持久的大萧条和民众的大规模贫困，这一切都是阿根廷史上最大的财富集中现象的后果。”[27]
[26] J. Salerno, ‘Confiscatory Deflation：The Case of Argentina’, Ludwig von Mise Institute, http://www.mises.org?fullstory.aspx?control=890.
[27] Petras and Veltmeyer, System in Crisis, 86.
韩国
经历了1950—1953年战争后，孱弱的韩国面临着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双重危机。韩国的经济转向一般追溯到1961年军事政变，这场政变使朴正熙（Park Chung Hee）将军上台执政。人均收入在1960年还不到一百美元，现在则超过一万二千美元。这一惊人的经济表现常被作为发展型国家能力的最好证明。然而，韩国拥有两个地缘政治优势。由于韩国处于冷战前线的位置，美国愿意为其提供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尤其是在刚开始的时候。但不那么明显的是，韩国同日本的前殖民关系为韩国带来了许多好处，包括熟悉日本经济和军事组织策略（朴正熙受过日本军事学院［the Japanese Military Academy］训练），以及在进入外国市场时得到日本的积极帮助。
1960年，韩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在朴正熙的专政统治下，国家开始工业化。国内资产阶级并不强大，但却决非微不足道。朴正熙在以贪污罪逮捕了主要经济领导人后，开始与他们进行协商。他改革了国家官僚体制，（效法成功的日本模式）建立了经济计划部门，并将银行国有化以掌控信贷配置。接着，他依靠新兴工业资本家们的创业活力和投资策略，鼓励他们在这一过程中致富。[28]1960年代初，工业家开始以出口为导向，因为日本越来越将韩国作为海外平台，借以将自己的部分制造产品再出口到美国市场。韩国与日本的合资合营日益频繁，借此获得外国市场的技术和经验。韩国政府以种种方式支持这一出口导向策略：调动国内存款、奖励成功的企业，并通过便利的信贷、有利税率、物资采购、控制劳动力市场、支持进入外国（尤其美国）等等，鼓励企业并入韩国综合企业集团（chaebols，如现代、大宇、三星等大型综合企业）。凭借来自一项重工业发展策略（致力于钢铁、造船业、石化、电子技术、汽车和器械）的支持，几家综合企业集团转移重心并在1970中期开始在这些领域成为全球性竞争者。此外，他们也成为更加富裕的国内资产阶级的力量中心。随着这些综合企业集团规模和资源的扩大（到1980年代中期三家综合企业集团占据国内生产品的三分之一），综合企业集团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到1980年代中期，它们“掌握了足够的力量和影响力，能够发动一场成功的战役，目的是逐步拆除大量国家调控机制”。资产阶级已经在国际贸易领域具有稳固地位，也已获得独立的信贷手段，因此不再依靠国家，而是按自己意愿开展新自由主义化过程。[29]
图4.4：韩国走向海外：境外直接投资，2000
来源：迪肯：《全球转型》
[28] V. Chibber, Locked in Place: State-Building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in Ind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29] V. Chibber, Locked in Place: State-Building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in India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245.
这个版本的新自由主义化依赖于在保护自身特权利益的同时，摆脱管制控制。银行实际上被私有化了。将综合企业集团领导阶层与国家牢固绑在一起的密切且通常是腐败的力量纽带，被证明非常难以打破，而韩国银行贷款除了基于投资理由外，也同样基于政治偏好。韩国企业同样需要贸易关系的自由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这同样是来自外界的压力，即1986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30]），以便可以自由地向海外投资剩余资本（图4.4）。韩国资本利用更廉价、更顺从的劳动力开拓海外生产，由此开始了不光彩的劳动活动出口，通过韩国持有的转包合同到达拉丁美洲和南美，并横跨东亚和东南亚许多地区。1995年日元升值后，日本转而在低成本地区进行海外生产，包括泰国、印尼、马来西亚。此举连同中国进入世界市场一起加剧了跨区域竞争。虽然中国刚开始时在低增值生产部门（如纺织品）领域威胁到韩国（和这一区域的其他国家），它迅速在增值链上向上移动。韩国的回应是通过直接投资将大量生产活动投放到中国；此举或许对韩国企业有利，但对国内就业并没有好处。
[30] 乌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指1986年9月在乌拉圭埃斯特角城举行的关贸总协定部长级会议，决定进行一场旨在全面改革多边贸易体制的谈判，故命名为“乌拉圭回合”谈判。——译者
1980年代末的出口增长过后，韩国工业在竞争中败下阵来，1990年后经历了出口市场损失和收益率暴跌。韩国综合企业集团重新开始越来越多地向外国银行贷款。韩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相当高，因而无法承受利率的迅速增长。[31]在国内，韩国也不得不应付有组织劳工的上升力量。大规模工业化也带来了大规模无产阶级化和城市化，这都有利于劳工组织的形成。早些年，独立工会遭到暴力镇压；但1979年朴正熙遇刺（凶手是其情报部长），接着是1980年光州市民抗议者被残忍屠杀，激起了学生、市民和工人追求民主化进程的大众运动。1987年，这一诉求在形式上实现了。面对持续的政府镇压，工会巩固了自己的力量，工资随之上涨。雇主需要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但几届政府都觉得这很难做到。1995年，民主韩国劳工联盟形成并得到法律认可，证实了不断增大的有组织劳工势力。[32]
[31] R. Wade and F. Veneroso, ‘The Asian Crisis: The High Debt Model versus the Wall Street-Treasury-IMF Complex’, New Left Review, 228 (1998), 3-23.
[32] M. Woo-Cummings, South Korean Anti-Americanism, Japa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93 (July 2003).
1990年代期间，国家原本就日益下降的资本控制能力，被1997—1998年的危机进一步破坏。外国资本长期以来追求更容易地进入传统上受保护的国内市场，同时追求进一步金融自由化。在1990年代初，逐步开展的国际贸易和金融的架构，确保了在这一方向上取得些许成功。克林顿为支持韩国融入经合组织所开出的价格，成为金融自由化过程的强心剂。然而，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韩国劳工已发生骚乱，针对的是综合企业集团（当时企图解雇数千名工人），并抗议政府对工会采取镇压性政策。1997年3月，政府通过一项新的劳动法规，将更高程度的弹性引入劳动关系，就此默认地批准了解雇行为。[33]然而，许多综合企业集团拖欠疑心越来越重的外国债权人沉重债务，也拖欠国内银行大笔债务，这些银行拥有不良贷款的优势。政府在涉外事务方面地位相当不利，以至于什么都做不了。1997年上半年，几家综合企业集团（如Hansin和Hambo钢铁公司）在受到货币危机之前宣布破产。货币危机爆发后，外国银行从韩国撤回援助，迫使更多的综合企业集团和国家自身濒临破产。[34]
[33] M. Woo-Cummings, South Korean Anti-Americanism, Japa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93 (July 2003), 5.
[34]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美国找不到理由提供财政援助（冷战已经结束），反而遵照了华尔街的指令——后者出于自身特殊的收益考虑，长期以来推动金融自由化过程。斯蒂格利茨意识到，美国的国家利益正在为狭隘的华尔街金融利益做出牺牲。[35]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鼓励韩国提高利率以保护自身通货，韩国因此使其经济陷入更严重的衰退。这迫使许多资本负债率高的企业陷入破产，接着马上是失业率增高、工资率下跌、更多综合企业集团破产（大宇公司已经破产，而现代也接近破产）。韩国政府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为了一笔五百五十亿美元的经济援助，韩国答应以开放金融服务给外资所有、允许外国企业自由运营作为交易。这些援助条款并不可信；十年后，面临迫近的债务违约，另一项协议得以形成，贷方银行重新制订韩国债务偿还期（一次“经济自救”），而作为回报，这些银行在韩国未来收入方面具有特权地位（让人想起纽约市的解决方案）。结果，“由于大小企业纷纷破产，韩国人遭了殃，经济急剧衰退以致国民收入缩减了7%，普通工人工资下降10%，失业率达到近9%”。[36]从中可以得出两点教训：第一，“韩国人以切肤之痛认识到，在他们陷入财政崩溃的时候，美国选择进一步牟取自身利益”；第二，美国现在完全以华尔街和金融资本来定义自身利益。[37]实际上，华尔街—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手对韩国的所作所为，正是投资银行家在1970年代中期对纽约市的所作所为。韩国经济随后的复苏（部分是因为忽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重建的建议，也是因为劳工远不那么好斗了），首先和最主要的是，增加了流向华尔街保险柜的贡金，并借此提升了美国已经集中起来的精英阶级力量。随着外国资本趁一波合并与收购的浪潮——这股浪潮是后来被不客气地称作“秃鹰资本”（vulture capital）的海外力量推动的——涌入韩国，综合企业集团的力量被粉碎或重构。随着韩国资本转变其与国家和全球市场的关系，国内阶级结构也发生变迁。但在这背后，数据显示危机期间和过后，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现象急剧上升了。由另一轮国家对劳工和社群运动的镇压打底，劳动力市场日益“弹性化”并采取临时雇工制（这对女性尤其不利），表明一个反对穷人的阶级得以重建；而这些不过预示着即将产生通常国内外阶级力量重建时的诸种后果。
[35] Ibid, 130.
[36] Woo-Cummings, South Korean Anti-Americanism, 4.
[37]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130, 206-207.
瑞典
1970年代，西方世界大概没有哪个地方像瑞典那样，资本力量在其中受到来自民众的（democratically）巨大威胁。瑞典自1930年代起由社会民主党人统治，强大且集中的工会结构使得国内阶级力量保持平衡，工会在集体层面与国内资产阶级进行直接谈判，涉及工资率、利润、合同条件等等。在政治上，瑞典围绕着再分配社会主义的理想建立福利国家，部分凭借周密的福利事业实现累进税制、缩小收入不平等、减少贫困。瑞典资产阶级虽然规模小，但相当强大。与其他许多社会民主制和统制国家不同，瑞典并没有把经济中的主导部门收归国有（除了运输和公共设施）。虽然存在许多小型企业，但相当数量的生产资料掌握在一小撮家族手里。
正如大多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那样，1960年末浮出水面的劳工骚乱引起了一波管理改革的浪潮，限制了资本的力量并把劳工势力扩展到工作场所。“雷恩—梅德纳计划”极大威胁到资产阶级，一项20%的企业利润税将流入劳工基金，由工会把这笔资金重新投入企业。结果将是私人所有制的重要性逐步减少，而由工人代表管理的集体所有制将建立起来。这相当于对“私人所有制的神圣性展开正面进攻”。不管收购条款多么慷慨大方，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将要被逐步消灭的特殊阶级，还是受到了威胁。因此，资产阶级反击了。[38]
[38] Blyth, Great Transformations, 205.
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瑞典雇主联合会（无疑是效法美国）增加了成员，大规模筹措资金，挑起了一场宣传战——反对过度管制，支持增大经济自由度，减免税赋，撤除那些（在它看来）导致经济滞胀的过多的福利国家安排。但是，当政治上中间偏右的保守党1976年上台时（这是自1930年代以来保守党第一次代替社会民主党执政），它却未能实行雇主的提议。工会太过强大，民众未被说服。很清楚，通过关闭工厂或中止工资谈判的方式来与工会进行直接对抗，这样并不奏效；雇主们因此转而采取瓦解的办法，避免与社团主义国家的制度安排发生直接对抗。1983年，雇主们拒绝参与中央议价（central bargaining），从此工资和利润的谈判不得不基于公司对公司的方式进行。他们成功劝说了一个工会遵照这种方式，因而严重破坏了劳工集体力量。
但是，最有效的还属雇主们发动的宣传战。他们利用自己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控制，在瑞典经济思想内部强化新自由主义。一批对瑞典政府的压迫性普遍主义和高税率政策怨声载道的知识分子和专家，都受到过一种新兴修辞术的辛勤培养，鼓吹个体解放和自由。这些争辩回荡于各个媒体，并日益占据着大众的想象。雇主们的智囊团——商业与政策研究中心（SNS）——投入大笔资金用于研究经济结构和前景（就像美国的NBER），一次又一次地向政策精英和大众“科学地”证明，福利国家是导致经济滞胀的根本原因。[39]
[39] Blyth, Great Transformations, 238-42.
1991年保守党政府选举上台后，开始了真正的新自由主义化转型。但社会民主党人已经为此做好了铺垫，他们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必须要找出经济滞胀的原因。他们部分施行了某些新自由主义规划，表明已经接受了SNS有说服力的分析。缺乏理念的是左派而不是右派。工会被劝服实施工资限制，以便提高利润和鼓励投资。银行的松绑（这导致了信贷配置和房产市场方面典型的投机泡沫）、最富者税收减免（这再次被认为是鼓励投资的行为），早在1980年代末就发生了。（总是保守的）中央银行最终调整了自己的任务，不是保持充分就业，而是与通胀作斗争。1991年石油价格上涨后资产价格继续上涨，等到其中的投机泡沫崩溃后，资本纷纷撤离，国内企业破产，致使瑞典政府损失惨重。人们本能地把危机责任归为福利国家无效率，而上台执政的保守党政府对瑞典商会的计划洗耳恭听，后者建议对福利国家进行全面私有化。
布莱思认为，开出的药方和情况牛头不对马嘴。他认为问题出在“认知定势”，即没有能力想出任何其他政策方案，只能想到新自由主义教条规定的方案。“正是这种人员和思想方面的同质性，加上商业的政治化，推动这些新理念进入议事日程并最终导致瑞典自由主义的转型。”实际造成的结果是严重的低迷状态，两年内产量减少而失业率翻倍。随着政府渐渐失去公众信任，继续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另一条道路又被提了出来：加入欧盟。这个动作“或许最好被理解为商人和保守主义者试图借助国际协力，使欧盟的经济理念和制度实现瑞典国内改革所未能完成的目标”。1993—1994年瑞典加入欧盟，由此丧失了许多以前用于遏制失业和增加社会工资的手段。[40]结果，即便1994年社会民主党重新执政，“关心缩减赤字、控制通胀、平衡预算，而非充分就业和收入平均分配”的新自由主义规划，还是“成为整体经济政策的基石”。[41]人们接受了退休金和福利供给的私有化，认为是势所必至。布莱思将这解释为一种“路径依赖”的情况——某种决策逻辑被之前的霸权性思想控制。嵌入型自由主义遭到腐蚀，但决没有被破坏殆尽，公众仍然广泛支持福利结构。不平等现象确实增加了，但绝没有到美国或英国那样的程度。瑞典是可以被称为“限制型新自由主义”（circumscribed neoliberalism）的例子，而其总体较好的社会状况也反映了这一事实。
[40] Blyth, Great Transformations, 229-230.
[41] Blyth, Great Transformations, 231-233.
力量与变动
上述证据表明，不均衡发展既是某些外部霸权（如美国）的强制结果，也是多样化和创新的结果，以及国家间、地区间、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大都市治理模式之间（有时是垄断式）竞争的结果。更细致的分析表明，在具体情况中，有很多因素影响了新自由主义化的程度。大部分对于发挥作用之力量的传统分析，关注的是某种结合：一是新自由主义理念力量（这种力量在英国和智利的情况中特别强大），二是回应各种金融危机的需要（如墨西哥和韩国），三是更实际的考虑，即设法改革国家机器以提升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如法国和中国）。虽然上述因素都很重要，此类分析却没有考察过阶级力量的作用，这一点着实令人惊讶。例如，人们甚至没有考虑到，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可能正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哪怕有大量证据显示经济精英和金融利益集团不断插手思想生产和意识形态生产：通过资助智囊团、投资培养技术官僚、出钱指使媒体。金融危机可能是由资本冲击、资本逃逸或金融投机引起的，或者，金融危机是精心设计出来协助掠夺性积累的；这些可能性被认为阴谋论色彩太重而遭到彻底排除，哪怕大量可疑迹象表明，各处货币受到协同的投机冲击。看样子，我们需要更宽广的框架来解释新自由主义化的复杂且地理上不均衡的道路。
我们必须关注环境条件和制度安排，因为这些因素在各地（从新加坡到墨西哥、莫桑比克、瑞典、英国）变化极大，所以新自由主义转向的难易程度也差别很大。南非的情况特别难以理清头绪。出于种族隔离制度崩溃后产生的希望，并且急切渴望重新融入全球经济，南非半自愿半被迫地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要求，拥护新自由主义道路，带来的结果可以预见：经济上的隔离如今相当吻合此前的种族隔离。[42]具体国家内阶级力量平衡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也是关键的决定性因素。考虑到有组织劳工能够维持或取得（如在韩国）强大的存在感，新自由主义化面临牢固的、有时是无法逾越的障碍。对新自由主义来说，削弱（如英国和美国）、绕过（如瑞典）或暴力摧毁（如智利）有组织劳工的势力，是一个必要的前提。同样，新自由主义化过程经常要靠增加商业和企业的力量、自律性、凝聚力，以及商业和企业作为一个阶级的能力，以给国家权力施压（如在美国和瑞典）。这种能力最容易通过金融机构、市场行为、资本冲击、资本逃逸而直接施展，也间接通过影响选举、游说、贿赂、贪污而施展，或者更隐秘地通过支配经济理念的力量而施展。新自由主义能否融入一般民众的常识，各处情况不同，取决于社会团结的信念力量有多大，以及集体社会责任和供给的传统有多重要。因此，支撑大众常识的文化与政治传统就能用于甄别，在多大程度上，与其他社会性形式对立的个体解放和自由市场决断的理想已经在政治上被接受了。
[42] P. Bond，Elite Transition．"From Apartheid to Neoliberalism in South Africa （London：Pluto Press，2000）; id. , Against Global Apartheid：South Africa Meets the Word Bank，the IMF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e（London：Zed Books，2003）.
但是，新自由主义化最有趣的一面，或许是内部动力和外部力量的复杂互动。虽然有些情况下可以合理地认为外部力量占据主导，但多数情况下两者的关系要远为复杂。在智利，说到底是上层阶级在发动政变时寻求美国帮助，也正是上层阶级把新自由主义重构作为前进道路接受下来，尽管有受过美国训练的技术官僚打底。在瑞典，正是雇主们寻求欧洲整合的途径，以稳固推行当时处于困难中的新自由主义规划。如果没有些许内部支持，即便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构规划中最严厉的方案，恐怕也寸步难行。有时候，似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做的就是内部阶级力量希望做的事情，只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负了责任。并且，有足够的成功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的事例，表明美国财政部—华尔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复合体并不如有时候宣称的那样无所不能。只有当内部力量结构已经减少到徒有其表，并且当内部制度安排陷入全面混乱——要么是由于崩溃（如前苏联和中欧），要么是由于国内战争（如莫桑比克、塞内加尔、尼加拉瓜），或由于变质（如菲律宾），我们才能看到外部力量自由地开展新自由主义的重构过程。这些情况下成功几率也很小，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和强大的市场和法律体制，新自由主义便无法运作。
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加在所有国家身上的负担——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以吸引和保留四处流动的资本——确实发挥了作用，尤其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但奇怪的是，新自由主义化与良好商业环境怎么就经常被认为是同一回事，正如2004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Development Report）中写的那样？[43]如果新自由主义化造成社会不稳定和政治秩序动荡（比如印尼和阿根廷近些年的情况），或导致国内市场增长的低迷和限制，那么也可以很容易地说，新自由主义化不是鼓励投资，而是抵制投资。[44]即便有时候某些新自由主义政策看重（比方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或者有时候坚决贯彻执行了金融自由化，这样做本身是否就足以吸引流动资本，却仍然不清楚。除此以外，更严重的问题是，何种资本被吸引了进来。投机潮很容易吸引证券投资资本，这好比稳固的制度和基础设施安排很容易吸引高增值工业。吸引“秃鹰资本”（vulture capital）看起来很难算是值得进行的冒险，但（如斯蒂格利茨等批判者直率承认的）这恰恰是新自由主义经常的成绩。
[43]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5.
[44]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经常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各处不同的地缘政治因素也起到了作用，韩国在冷战中身处前线位置，起初其发展主义便得到了美国保护；莫桑比克作为前线国家，却导致了一场由南非煽动的国内战争，意在瓦解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Frelimo）建立社会主义的企图。战争结果使莫桑比克负债累累，轻易就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新自由主义重建的囊中之物。[45]中美洲、智利和其他地区受到美国支持的反革命政府，往往都产生了类似结果。甚至特殊的地理位置——如墨西哥邻近美国也特别容易受到美国的压力——也发挥着作用。美国无需再防备来自共产主义的威胁，这一事实意味着，它无需再过度担心新自由主义重建是否会在各地引起大规模失业和社会动荡。令那些越战中效忠美国的泰国人难过的是，美国没有经济援助泰国摆脱穷困。事实上，美国和其他金融机构都乐意扮演秃鹰资本的角色。
[45] J. Mittelman, The Globalization Syndrome: Transformation and Resist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90-106.
但是，这一不均衡新自由主义化的复杂历史中，一个持续的事实是普遍存在一种趋势：扩大社会不平等，并使社会中最不幸的成员（不管在印尼、墨西哥或英国）任由寒风摧残——节俭政策、越来越受边缘化的悲惨命运。虽然各地的社会政策缓解了这股趋势，但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光谱另一端的结果却十分明显。难以置信的财富和力量如今都聚集到资产阶级上层队伍手里，这种现象自1920年代以来还是第一次发生。流入世界主要金融中心的贡金数量惊人。然而，更惊人的是，人们习惯把这一切视为仅仅是新自由主义化的副作用，虽然有时是不幸的副作用。在整个过程中，以下观念始终被排除在考虑之外：即这一切或许是（仅仅或许是）新自由主义化的核心。仁慈的面具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理论才智的一部分，它花言巧语地鼓吹自由、解放、选择、权利，为的是掩饰严峻的现实——赤裸裸的阶级力量的重建或重构，这样的现实发生在地方和跨国的层面，但尤其是发生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金融中心。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