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2007）
第二章 建立赞同
新自由主义化过程如何实现、由谁实现？在像1970年代智利和阿根廷这样的国家，答案简单粗暴，也直接而肯定：一次依靠由传统上层阶级（以及美国政府）支持的军事政变，用强力镇压一切劳工内部创立的团体和城市社会运动，以消除来自后两者的威胁。但是，1979年后通常归到撒切尔和里根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就不得不通过民主手段实现。这样的大转变要想发生，需要事先在政治上建立起足够多选民的赞同。葛兰西（Gramsci）所谓的“常识”（common sense）（定义为“普遍所持的意见”）是赞同的典型基础。常识是由长期以来的文化社会化实践所建构的，这些实践通常扎根于区域或国家传统之中。这与“判断力”（good sense）不是一回事，判断力可以通过批判性地参与日常事务而建立。所以，常识有可能凭借文化偏见而极大地歪曲、模糊或掩盖真实问题。[1]文化价值和传统价值（诸如对上帝和国家的信仰，或对女性在社会中地位的看法）与恐惧（对共产主义者、移民、陌生人或“他者”的恐惧）可能被用来掩盖其他的真实。种种政治口号可能被用来掩盖藏在模糊的修辞技巧背后的具体策略。“自由”一词在美国人的常识理解中引起广泛共鸣，以至于成为一把“精英打开走向民众的大门”的钥匙，并借此为几乎任何事情提供合法性。[2]布什回过头证明伊拉克战争的合法性时就是这么干的。因此，葛兰西总结道，政治问题“披上文化问题的伪装”就变得“不可解决”了。[3]为试图理解政治赞同的建构，我们必须揭示文化外衣下的政治意义。
[1] A.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trans. Q. Hoare and G.Nowell Smith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1), 321~343.
[2] J. Rapley, Globalization and Inequality: Neoliberalism's Downward Spiral (Boulder, Col.: Lynne Reiner, 2004), 55.
[3]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149.
那么，新自由主义转向是如何获得其正当性所需的民众赞同的呢？渠道多种多样。强大的意识形态影响周行于企业、媒体和构成市民社会的众多机构——诸如大学、中小学、教堂和员工组织。这种哈耶克在1947年就预想过的新自由主义在上述机构中的“长征”，加上纷纷形成的智囊团（由企业资助），以及某些媒体部门作为新自由主义喉舌、许多知识分子被召至新自由主义思考方式麾下——这些行为创造了一个支持新自由主义、视之为自由唯一保障者的舆论环境。这些活动随后通过政治党派以及最终通过国家力量而巩固起来。
在这一过程中，诉诸传统和文化价值显得相当重要。一项公开表明要把经济力量恢复到一小撮精英手上的计划，势必无法获得足够多的民众支持。但是，有计划地鼓吹个人自由的尝试就能获得民众基础，并借此掩饰重建阶级力量的推动力。此外，一旦国家机器开始了新自由主义转向，它就能动用其种种权力——说服、任命、贿赂和威胁——来维持必要的赞成气氛以延续权力。我们会看到，撒切尔和里根对此相当拿手。
那么，新自由主义怎样如此彻底地取代了镶嵌型自由主义呢？在有些情况下，很大程度上是借助强力（如在智利靠军事力量；或靠财政力量，如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莫桑比克或菲律宾的操作）。压迫可以使人产生对如下观念的宿命论式的（甚至是绝望的）认同，即过去和现在都——如玛格丽特·撒切尔一贯主张的——“没有别的选择”。积极建立赞同的方式也各处不同。而且，许许多多反对运动的存在证明，各地的赞同经常消沉涣散。但是我们的视线必须超越这些纷繁的意识形态机制和文化机制——不管它们多重要——看到日常经验的性质，从而更好地认出赞同背后的物质基础。而正是在这一层面上——透过1970年代资本主义底下的日常生活经验——我们开始看到新自由主义如何穿透“常识”理解。其结果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已日益表现出来，即人们将之视作必然甚至“自然”的管理社会秩序的方式。
任何将个人自由提升到神圣位置的政治运动都有被新自由主义收编的危险。例如，1968年世界性的政治动乱被要求更多个人自由的欲望所扭曲。就学生而言事情就是这样，他们受到1960年代伯克利“言论自由”运动的鼓舞，走上巴黎、柏林和曼谷街头，在墨西哥城遭到无情枪击（恰在1968年奥运会前夕）。他们要求摆脱家庭束缚、教育束缚、公司束缚、官僚体制束缚以及国家束缚。但是，68运动同样把社会正义视作首要的政治目标。
然而，个人自由的价值和社会正义并不必然相容；追求社会正义预设了社会团结和下述前提：考虑到某些更主要的、为社会平等或环境正义进行的斗争，需要压抑个体的需求和欲望。但是，社会正义和个人自由的不同目标却令人不安地在68运动中混淆起来。这种张力的最好证明就是传统左翼（拥护社会团结的有组织劳工和政治党派）和渴望个性解放的学生运动之间那种令人担忧的关系。1968年事件期间，怀疑和敌意在法国瓦解了上述两股势力（例如共产党和学生运动），便是佐证。虽然消除这些差异并非不可能，但很明显双方存在着根深蒂固的隔阂。新自由主义修辞以其对个性自由的基本强调，有力地将自由至上主义、身份政治、多元主义、自恋的消费主义（narcissistic consumerism）从想靠夺取国家权力来追求社会正义的社会力量中分离出来。比如，美国左翼长期面临的棘手麻烦，便是无法一方面确立实现社会正义需要的集体纪律，另一方面又不冒犯政治参与者表达个人自由、彻底的承认与特殊身份的要求。新自由主义不曾创造这些差异，但能轻易利用它们——如果不是煽动的话。
在1970年代初，那些寻求个人自由的人和追求社会正义的人还能为共同事业而奋斗，许多人面临的是共同的敌人——人们认为，强大的企业集团与干预主义政府的同盟造成了个性压迫和社会不公。越南战争很显然推动了不满情绪，但是，企业和国家的环境破坏活动、企业和国家对盲目消费主义的推动、处理社会事件和充分应对多样性方面的无能，以及通过国家规定和“传统”控制手段严厉限制个人可能性和个体行为，凡此种种都引起了广泛敌意。公民权利成了问题，性和生殖权的诸多问题也沸沸扬扬。对卷入68运动的几乎每个人来说，冒犯性的国家就是敌人，这样的国家必须改革。对此，新自由主义者会欣然同意。但是，资本主义公司、企业、市场体系同样被视为需要整治（如果不是革命性转变的话）的主要敌人——这就触犯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凭借手操个人自由的理念、并将其转变为反对国家干预和管制，资产阶级利益有望保护甚至恢复自己的位置。新自由主义相当适合这一意识形态任务。但是，新自由主义需要实际策略的支持，即强调消费者选择的自由——不仅选择特殊产品，而且包括生活方式、表达方式和一系列文化实践的选择。新自由主义化需要在政治和经济上建构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大众文化，满足分化的消费主义和个人自由至上主义。就此来说，新自由主义与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冲动兼容并存，后者其实很早就蠢蠢欲动，但如今可以羽翼丰满地亮相为文化和思想的主导。而这曾经是1980年代企业和阶级精英设法应对的难题。
当时这些情况都还未明朗。左翼运动未能认识或应对（更别说超越了）追求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之间的内在张力。但是，我猜上层阶级许多人直觉到了这一问题，即便这些人没有读过哈耶克甚或没有听说过新自由主义理论。我将通过比较美国和英国在1970年代艰难岁月中的新自由主义转向来表明这一点。
关于美国的情况，我想先从刘易斯·鲍威尔（Lewis Powell）1971年8月递送给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的机密文件讲起。鲍威尔当时正要被尼克松升任至最高法院，他认为对美国自由企业体系的批评和反对已经过头了，“是时候（其实早就是时候了）调度美国企业的智慧、精明和资源来反对那些要摧毁它的人了”。鲍威尔指出，个体行动是不够的；他写道：“力量在于组织，在于仔细的长远规划和执行，在于不确定的年份里坚持贯彻行动，在于只有借助联合行动和国家组织才能达到的融资规模。”他指出，国家商会（The National Chamber）应该对主要机构——大学、中小学、媒体、出版社、法院——发起攻击，以改变人们对“企业、法律、文化和个人”的看法。美国企业不缺乏此种努力所需的资源，尤其是联合起来的时候。[1]
[1] J. Court, Corporateering: How Corporate Power Steals your Personal Freedom (New York: J. P. Tarcher/Putnam, 2003), 33-38.
这项诉诸阶级战争的提议直接影响有多少不大好说。但我们确实知道，美国商会随后将其规模从1972年大约六万家公司扩大到十年后的二十五万家以上。全美制造商协会（1972年搬到华盛顿）连带组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集团，用于游说国会和从事研究。美国企业促进会作为一个行政总裁们“致力为企业争取政治权力”的组织，建于1972年并在此后成为集体利商行为的中心。其中的企业占据着1970年代“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将近一半”，它们每年花费近九亿美金（当时是笔大数目）用于政治事务。像美国遗产基金会、胡佛研究所、美国商业研究中心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等智囊团依靠企业支持而成立，它们撰写论文且在必要时（如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情况）进行严肃的技术和经验研究和政治哲学论辩，就是为了支持新自由主义政策。享有盛誉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近半数资金筹措来自在财富500强榜单上名列前茅的公司。由于和学界密切结合，NBER对主流研究型大学中的经济院系和商学院的思考产生巨大影响。有了富人（诸如啤酒商约瑟夫·库尔斯〔Joseph Coors〕，他后来成为里根“厨房内阁”的一员）及其基金会（如奥琳〔Olin〕基金、斯凯福〔Scaife〕基金、理查德森〔Smith Richardson〕基金、皮尤〔Pew〕慈善信托基金）拨款的雄厚资金，大量鼓吹新自由主义价值的小册子和书籍开始涌现，其中诺齐克（Nozick）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或许是流传最广泛和最著名的一本。1977年，斯凯福基金会拨款投资了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的电视系列片。布莱思（Blyth）总结道：“企业界正学着成为一个阶级，并以此出发进行投资。”[1]
[1] Blyth, Great Transformations, 155。前一段落的信息来自布莱思著作的第五、六章，支持它的有T. Edsall, The New Politics of Inequality (New York: Norton, 1985), chs, 2 and 3。
鲍威尔特别把大学拎出来，突出了其中的机遇和问题，因为那里事实上是反企业和反国家的情绪集中地（圣巴巴拉的学生烧毁了那里的美国银行，并用沙子埋了一辆汽车以示庆祝）。但是，当时（当前也是）很多学生属于有钱有权人家，或至少是中产阶级，而在美国个人自由的价值又长期（在音乐和流行文化中）被奉为首要价值。新自由主义的主题在此能找到繁殖的肥沃土壤。鲍威尔并不支持扩大国家权力，但企业界应该“勉力培育”国家且在必要时“积极果断地”利用国家。[1]但是，到底如何利用国家力量来重塑常识理解？
面对资本积累与阶级力量的双重危机，一路应对方案产生于1970年代的城市斗争内部。纽约市财政危机颇具反讽性，资本主义重建和去工业化过程多年来瓦解了这座城市的经济基础，而快速的郊区化又使得中心城市的许多地区陷入贫困。结果是引起了1960年代以边缘群体为代表的社会动荡，就是后来人们所谓的“城市危机”（美国许多城市都产生了类似的问题）。公共职务和公共供给的扩张——部分由慷慨的联邦基金资助——被视作解决方案。但是，尼克松总统在1970年代初就草草宣布城市危机结束了，不顾许多财政困难还摆在眼前。虽然这对许多城市居民来说是新闻，它却是削减联邦资助的信号。随着经济衰退步伐加快，纽约市财政预算的收入和开支之间的缝隙越来越大（由于长年肆意借款，预算已经很高）。金融机构起初打算填补缝隙，但1975年一个强势的投资银行团体（由花旗银行的沃尔特·里斯顿〔Walter Wriston】领衔）拒绝延长偿债期限，把纽约市推向了技术性破产边缘。随后的资金援助促使建立了接管这座城市预算管理的新型机构，它们首先要求用城市收入还清债务；剩下的资金用于基本服务。造成的结果是限制纽约市有力的地方协会的抱负，施行工资冻结并削减公共职务和社会供给（教育、公共医疗、运输服务），强征使用费（学费第一次被引进纽约城市大学系统）。最后一项耻辱行为是要求地方协会将养老基金投资城市债券。于是，这些协会或者节制了自己的要求，或者面临当城市破产时失去他们养老金的前景。[2]
这不啻是金融机构针对纽约市民选政府的政变，而且在每一方面都和之前发生在智利的军事政变同样有效。在财政危机中，财富被重新分配到上层阶级手里。泽文（Zevin）指出，纽约危机是个征兆，表明“一种遏制通胀的新策略与一种倒退式的收入、财富、权力的再分配夹缠在一起”。纽约危机是“一场新战争中的一次早期（或许是关键性）战役”，目的是“向其他人表明发生在纽约的事情也有可能降临到他们头上”。[3]
[1] Court, Corporateering, 34.
[2] W. Tabb, The Long Default: New York City and the Urban Fiscal Crisi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2); J. Freeman, Working Class New York: Life and Labor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New Press, 2001).
[3] R. Zevin, 'New York City Crisis: First Act in a New Age of Reaction', in R. Alcalay and D. Mermelstein (eds.), The Fiscal Crisis of American Cities: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rban Americ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New York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7), 11-29.
是否卷进这次财政危害的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一种重建阶级力量的策略，我们不得而知。维持财政纪律的需要本身就很重要，并不像货币主义一般认为的那样，必然产生倒退式的再分配。例如，身为城市、国家和金融机构中间人的商业银行家费利克斯·罗哈廷（Felix Rohatyn）不太会考虑到阶级力量的重建问题。他能“拯救”这座城市的唯一办法就是满足投资银行的需求，同时降低纽约人的生活标准。但是，阶级力量的重建几乎肯定是如沃尔特·里斯顿等投资银行家所考虑的问题，毕竟他把美国和英国一切形式的政府干预都视为共产主义。此外，重建阶级力量也肯定是福特政府的财政部长威廉·西蒙（William Simon，后成为极端保守派奥琳基金的首脑）的目的。西蒙相当赞成智利的事件，因此强烈建议福特总统拒绝帮助纽约市（《纽约日报》头条标题就是“福特对我们说：去死吧”〔Ford to City: Drop Dead〕）。他说，任何援助条款都要“具有惩罚性，整件事要具有痛苦的教训，从而没有城市或政治力量再敢走同样的道路”。[1]
尽管遍地都是对严厉措施的反对声音，在弗里曼看来，这些反对只能放慢“来自上面的反革命进程，而不能阻止它。不出几年，纽约劳工阶级的许多历史性成就便灰飞烟灭”。纽约市的很多社会基础设施被削减，而物质基础设施（如地铁系统）由于缺乏投资或维修变得颓败不堪。纽约的日常生活“变得十分艰苦，市民意气消沉”。市政府、地方劳工运动、纽约工人阶级被相当程度地剥夺了“他们在过去三十年里积聚起来的力量”。[2]士气受挫的纽约工人阶级不情愿地接受了新的现实。
[1] Tabb, The Long Default, 28. For Walter Wriston see T. Frank, One Market Under God: Extreme Capitalism, Market Populism and the End of Economic Democracy (New York: Doubleday, 2000), 53—56.
[2] Freeman, Working Class New York.
但是，纽约投资银行家们并没有离开这座城市；他们牢牢把握机遇，按照他们的计划重建城市。创造一个“良好的商业氛围”是当务之急，这意味着利用公共资源建立起适合商业的种种基础设施（尤其是电信方面），而商业则与资本主义企业的津贴和税收刺激相联系。企业福利取代了人民福利。城市精英的机构被用于推销城市形象——作为文化中心和旅游目的地（发明了著名的标语“我爱纽约”）。统治精英（时常是固执地）支持向各色国际潮流开辟文化领地。自恋式地探索自我、性、身份成为城市布尔乔亚文化的主题；受城市强势文化机构推动的艺术自由和艺术破格实际上引向了文化的新自由主义化。“癫狂的纽约”（借用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的著名说法）抹去了民主纽约的集体记忆。[1]尽管内心有过斗争，但城市精英最终认可了生活方式多样化的要求（包括那些性偏好和性别方面的多样化）以及日益增加的消费选择（在诸如文化产品等领域）。纽约成了后现代文化和思想实验的中心。与此同时，投资银行家对这座城市的重建还围绕着以下方面展开：金融活动、辅助设施——诸如法律设施和媒体（其复苏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当时发生的金融化过程）——以及多样化的消费主义（住宅高档化和邻里关系的“恢复”在其中扮演了显著和盈利的角色）。市政府越来越像一个企业而不是社会民主制度甚或管理性实体。在城市间展开对投资资本的竞争，将政府转变为通过公共和私人合伙进行的城市治理。城市企业日益在幕后操作，当地治理的民主和代表内容则逐步减少。[2]
[1] R. Koolhaas, Delirious New York (New York: Monacelli Press, 1994); M. Greenberg, 'The Limits of Branding: The World Trade Center, Fiscal Crisis and the Marketing of Recove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7(2003), 386-416.
[2] Tabb, The Long Default; On the subsequent 'selling’of New York see Greenberg, 'The Limits of Branding'; 关于城市企业精神更一般的情况，见D. Harvey, 'From Managerialism to Entrepreneuri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Governance in Late Capitalism', in id., Spaces of Capital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 16。
纽约的工人阶级和移民人口再度境况堪忧，遭到1980年代大规模流行的种族歧视和强效可卡因的摧残，而后者造成许多年轻人死亡、被关押或无家可归；延续至1990年代的艾滋病肆虐则使得事态雪上加霜。借助暴力犯罪进行再分配成为穷人们少得可怜的出路之一，当局对此的回应则是将所有贫穷和边缘的社区人口当成罪犯。受害者反遭谴责，朱利亚尼（Giuliani）则代表日益庞大的曼哈顿中产阶级富人报了仇，这些富人疲于应付自己家门口的破坏性影响。
纽约管理财政危机的方式，开辟了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实践的道路——国内是通过里根政府，而国际上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下原则得以确立：当下述两方——一方是金融机构和债券持有人报酬的完整性，另一方是公民幸福——发生冲突时，应优先考虑前者。它强调政府的角色是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而不是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和福利。泰伯（Tabb）总结说，1980年代里根政府的政策“仅仅是”1970年代在“纽约上演的剧本的扩充版”。[1]这些1970年代中期的地方成果迅速被应用到国家层面，托马斯·艾德索（Thomas Edsall，一名持续数年报道华盛顿事件的新闻记者）在1985年的说法颇有先见之明：
1970年代，企业界提升了其作为一个阶级行事的能力，为在立法舞台上的合作与联合着想，压抑了竞争的冲动。企业界政治策略的主导议题根本不是个别企业寻求特殊利益……而是寻求共同利益以挫败诸如消费者保护和劳动法改革的议案，并推行更有利的税收、管理和反垄断法规的执行。[2]
[1] Tabb, The Long Default, 15.
[2] Edsall, The New Politics of Inequality, 128.
为实现这一目标，企业界需要政治阶级工具和民众基础。因此，他们积极推动共和党作为自己的工具。多个强力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形成是关键一步，为的是获得——如旧谚所说——“钱能买到的最好政府”。被设想为“进步”运动的1971年财政法，实际上认可了政治的财政腐败。最高法院在1976年开始做出一系列关键决定，首先就是规定企业有权无限度地向政治党派提供资金支持，政治行动委员会受到旨在保障个人（在此是企业）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保护。[1]政治行动委员会（PACs）自此就能依靠团体的、富有的、职业的协会利益，同时确保两个政治党派的财政统治。PACs在1974年包含八十九家企业，而到1982年猛增到一千四百六十七家。尽管这些委员会只要其利益得到满足，就愿意同时为两个政党的现任要员提供资金支持，但他们同样有组织地偏向于支持来自右翼的挑战者。1970年代末，里根（时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和威廉·西蒙（我们提到过这个人）千方百计怂勇PACs以右翼的同情为共和党候选人提供资金。[2]由于每个委员会规定只能给任何个人最多资助五千美元，因此迫使不同企业和行业的委员会合作努力，而这意味着结盟并不是以特殊利益为基础，而是以阶级为基础。
[1] Court, Corporateering, 29—31, 列出了所有1970年代的重要法律决策。
[2] Edsall, The New Politics of Inequality, followed by Blyth, Great Transformations，论述都很有力量。
艾德索指出，共和党积极成为这一时期“其主导阶级的选民”的代表，这一点和民主党“意识形态上的矛盾态度”适成对比；民主党“与社会上各种分散性集体关系密切，而这些集体——女性、黑人、劳工、老年人、西班牙裔人、城市政治组织——没有一个显得更强势”。此外，民主党人对“巨额资金”的依赖使得他们特别容易受到商业利益的影响。[1]尽管民主党拥有民众基础，它也不可能轻易走向反资本主义和反企业的政治道路，同时又不和强势的金融利益切断联系。
然而，共和党若想有效笼络（选举）权力，就需要有一个牢固的选民基础。共和党人差不多就是在此时试图与基督教右翼势力结盟。基督教右翼之前在政治上并不积极，但是杰瑞·法维尔（Jerry Falwell）于1978年发动的“道德多数派”政治运动却改变了一切。如今共和党有了其基督教基础。此外，它还诉诸白人工人阶级的文化民族主义和他们在道德正确上感到受围困的心理（感到受围困是因为这个阶级生活在周期性经济风险状况下，并且感到，通过平权行动和其他国家规划分配的利益，很多都没他们的份）。调动这一阶级基础的积极方式可以通过宗教和文化民族主义，消极方式则是借助隐秘的（如果不是公开的）种族歧视、对同性恋的憎恶感、女性歧视。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和文化的新自由主义化，而是出在“自由主义者”身上，他们曾经利用过度的国家权力维系特殊群体（黑人、女性、环境保护主义者等等）。一个资金雄厚的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运动（围绕着埃尔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诺曼·波多雷茨〔Norman Podhoretz〕和《观察》 〔Commentary〕杂志召集起来）为这些议题提供支持，拥护道德和传统价值。通过支持在经济上而非文化上进行的新自由主义转向，这些人批评一批所谓“自由主义精英”的干涉主义过度行为——因此很大程度上使“自由主义”一词蒙上了阴影。结果是把人们的视线从资本主义和企业力量上移开，好像它们和产生于放任商业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经济或文化问题毫无瓜葛似的。
[1] Edsall, The New Politics of Inequality, 235.
从此，由新保守主义者推动的大公司和保守派基督徒之间不光彩的结盟逐渐巩固起来，最终清除了共和党中的一切自由主义因素（这些因素在1960年代颇具重要性和影响力）——1990年后这一点愈发明显——并将共和党塑造成如今相对同质化的右翼选举势力。[1]一个社会集团被劝服要出于文化、民族主义和宗教理由，投票反对自己的物质、经济和阶级利益，这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尽管这一点让人忧虑）最后一次。然而，在有些情况下与其用“劝服”一词，不如用“遴选”一词，因为有充分证据表明，组成“道德多数派”之核心的福音派基督徒（不超过民众中的五分之一）积极拥护大公司和共和党的联盟，视之为进一步推动他们的福音和道德计划的手段。建于1981年的国家政策委员会（Council for National Policy）成员多属基督教保守派的秘密组织，肯定就属于上述情况，这个组织旨在“策动国家向右转”。[2]
[1] T. Frank, 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 How Conservatives Won the Hearts of America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4).
[2] D. Kirkpatrick, 'Club of the Most Powerful Gathers in Strictest Privacy', New York Times, 28 Aug. 2004，A10.
[3] See J. Stiglitz, The Roaring Nineties (New York: Norton, 2003).
另一方面，民主党却在根本上遭到分裂：它需要调解（如果不是满足的话）企业和金融利益，而同时又要做出姿态表明将改善其民众的物质生活状况。克林顿任总统期间，民主党最终选择了前者的要求，并因此落入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规定和执行的窠臼（例如福利改革方面）。[1]但正如费利克斯·罗哈廷（Felix Rohatyn）的例子所示，克林顿一开始的计划是否如此值得怀疑。面临庞大的财政赤字和刺激经济发展等问题，他唯一可行的出路就是削减赤字以实现低利率，而这意味着要么大幅提高税收（相当于选举上的自杀行为），要么削减预算。如尤金（Yergin）和斯塔尼斯拉夫（Stanislaw）所说，走后一条道路“迎合了富人而背叛了他们的传统选民”；或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一度是克林顿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后来承认的：“我们确实设法勒紧穷人的裤腰带而给富人松绑。”[1]事实上，社会政策照顾的是华尔街的债券持有人（很像之前纽约市的情况），结果不难预料。
由此出现的政治结构相当简单：共和党能够调用大量财政资源并调动其民众出于文化或宗教理由投票反对自己的物质利益，而民主党则由于担心冒犯资产阶级利益，无力满足其传统民众基础的物质利益（比如建立全国医疗系统）。上述不平衡使得共和党的政治霸权地位日益稳固。
为了支持沃尔克的货币主义转向、支持应对通胀问题的优先性，巩固政治转变的基础就很有必要，而里根1980年的当选只不过是这一漫长过程的第一步。艾德索当时指出，里根的政策关注的是“全面推动削减联邦管制的幅度和内容，涉及领域有产业、环境、工作场所、医疗卫生和买卖双方的关系”，而主要手段是通过预算削减、松绑以及在关键位置上“任命反对管制、坚持产业导向的办事人员”。[2]
1930年代成立的全美劳资关系委员会旨在管理工作场所中的资本家与劳工的关系，里根的任命将其变成商业松绑时限制和管理劳工权利的工具。[3]1983年里根用了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就撤销了近40%于1970年代期间制订的规定，这些规定在商人看来对劳动者太有利了。里根认为所有管制（除了对劳工的管制）都是坏的。他下令行政管理与预算局（The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对（过去和现在）一切管制规划进行彻底的成本效益分析。如果无法表明管理收益明显超出成本，那么这些管理就该被废除。不仅如此，对税法的仔细修订——主要考虑投资折旧的问题——允许很多企业逃避任何税收，并将个人最高税率从78%降到28%，这些都明显反映出重建阶级力量的意图（见图1.7）。最糟糕的是，公共资产毫无阻碍地就流向了私人腰包。例如，许多医药研究领域的核心突破以前都是由全国卫生研究所与医药公司合作投资的。但在1978年，这些公司被允许享有专利权的一切好处，却不必向国家提供任何回报，确保了高度补助的产业在此后一直获利颇丰。[4]
[1] Yergin and Stanislaw, Commanding Heights, 337; Stiglitz, The Roaring Nineties, 108.
[2] Edsall, The New Politics of Inequality, 217.
[3] 此处的论述再次倚重于Blyth, Great Transformations, and Edsall, The New Politics of Inequality.
[4] M. Angell, The Truth About the Drug Companies: How They Deceive U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4).
但所有这一切需要劳工和劳工组织听命于新的社会秩序。如果说纽约在1975—1977年里通过规训强力的地方工会而成为这方面先驱，那么里根随后便在全国层面上采取了类似行动：他在1981年打击了航运管理组织，并向贸易工会清楚表明他们在政府的参议院中是不受欢迎的。1960年代期间企业和工会间维持的脆弱的社会契约宣告终结。随着1980年代中期失业率飙升到10%，打击一切有组织的劳工并削弱其特权和力量的时机到来了。将工业活动从有工会组织的东南部和中西部地区向无工会组织且“自由工作”（right-to-work）的南部各州转移（如果不是越出边境去墨西哥或东南亚地区的话），成了常见现象（此举受到两方面帮助和推动，即对新兴投资的有利税收政策，以及重心从生产转向作为资产阶级力量中心的金融领域）。通过将之前有工会组织的核心工业区域进行去工业化（所谓“铁锈地带”），劳工被剥夺了力量。企业可以威胁关闭工厂，并在必要时甘冒——通常能成功——罢工风险（例如煤矿工业的情形）。
但是，此处发挥作用的不仅仅是大棒政策，因为对于愿意和集体行动脱离干系的劳动者个人来说，有许多胡萝卜等着他们。自身的硬性规定和官僚结构令工会很容易受到打击；缺乏灵活性不仅对资本家来说是弊端，通常对个体劳动者而言也是弊端。主张灵活具体的劳动过程和弹性劳动时间，此类积极要求能够成为新自由主义劝服个体劳动者的说辞，尤其是说服那些被强势工会带来的垄断性利益排斥在外的劳动者。对资本家和劳工来说，劳动力市场的更多行动自由都能被奉为一项美德，而在此同样不难把新自由主义价值融入许多劳工的“常识”之中。这种积极潜能如何转化为灵活积累的高度剥削体系（通过时间和空间上的灵活劳动分配积聚起来的所有利益都归资本家所有），是解释为什么实际工资（除1990年代的少数几年外）停滞或下降（图1.6）、盈利减少的关键所在。新自由主义理论轻描淡写地认为失业总是自愿的，这种理论提出，劳动有一个“最低价位”，低于这个价位人们情愿不工作，失业现象的出现是因为劳动的最低价位太高了。由于最低价位部分是通过福利性开支制定的（以及通过那些描述开着凯迪拉克汽车兜风的“福利大妈”故事[1]），新自由主义理论就推论道，克林顿对于“众所周知的福利”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必然成为解决失业问题的关键一步。
[1] “福利大妈”（welfare queen）一词是里根创造出来的，描述那些只靠政府福利过着舒适生活、不劳而获的黑人妇女。当然，事实上究竟有没有人能只凭政府福利生活并开上凯迪拉克，又是另一个问题了。——译者
上述这一切都需要有效的理论基础，因此理念的战争被推上前台。布莱思指出，被调动来支持新自由主义转向的诸多经济理念简直是个理论大熔炉，包括了货币主义（弗里德曼）、理性预期理论（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公共选择（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和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以及不那么著名但同样重要的亚瑟·拉弗尔（Arthur Laffer）的“供给”观念——后者走得如此之远，声称税收减免起到的刺激效果会大量促进经济活动以至于能自动增加税收（里根很喜欢这个想法）。更恰当地说，上述理论的共同点是认为政府干预不是解决方案而是问题本身，通过正确配置企业活动的刺激因素，“一项稳定的货币政策加上给优秀企业减免税收，将会产生更健康的经济”。[1]以《华尔街日报》为首的商业通讯吸收了这些观念，公开支持新自由主义化，并视其为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必然方案；普通大众则通过像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之类的多产作家（受到智囊团基金资助）接触到这些观念，而诸如斯坦福和哈佛等名校兴办的商学院（由企业和基金会慷慨资助）在建立之初便成为新自由主义正统学说的中心。具体勾勒这些理念的传播是很困难的，但到了1990年左右，绝大多数主流研究型大学的经济院系以及商学院都被新自由主义思想模式主宰，这一现象的重要性不应被低估。这些美国研究型大学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培养许多外国人，他们把所学带回自己的国家——比如，智利和墨西哥的新自由主义化过程中的核心人物便是受过美国训练的经济学家——或带到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去。
[1] Blyth, Great Transformations; see also Frank, One Market Under God, particularly on the role of Gilder.
我认为结论很清楚。“1970年代期间，国家企业部门的政治面相，”艾德索写道，“发动了最近一次最明目张胆的追求权力的战役”。到1980年代初，它“已经取得了接近于1920繁荣年代时的影响力”。[1]而到了2000年，它已经利用那种影响力重获了其在国民财富和收入上的极大份额——这一水平自1920年代以来从没有出现过。
在英国，建立赞同的方式非常不一样。[2]堪萨斯州发生的事情和约克郡相当不同，文化和经济传统迥异。英国不存在什么能够调动起一个道德多数派的基督教右翼。那里的企业力量对于公开支持政治行为主义不感兴趣（企业力量对政治党派的贡献很少），倒更乐意通过阶级和特权的网络发挥影响，这些网络长期以来将政府、学界、司法界、长期存在的文职部门（当时还保持着独立的传统）与行业和金融领袖联系在一起。政治境况也极为不同，因为工党是作为工人阶级的力量建立起来的，被人视为强大且有时相当富于战斗性的工会组织。英国因此发展出了一套美国人做梦都没想过的复杂而又无所不包的福利国家结构。经济的主导领域（煤矿、钢铁、汽车）都是国有化，而大部分住宅业属于公有部分。工党自1930年代起在市政治理的舞台上建立了许多重要阵地，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的伦敦郡议会是其前哨。工会运动和市政治理建立了社会团结，这一点非常明显。甚至二战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保守党执政时，也没有对继承下来的福利国家进行大幅改革。
[1] Edsall, The New Politics of Inequality, 107.
[2] S. Hall, Hard Road to Renewal: Thatche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Left (New York: Norton, 1988).
工党政府在1960年代拒绝向越南派兵，因此避免了因参与一场名声不佳的战争而直接引起国内动荡。二战之后，英国同意放弃殖民政策（尽管不情不愿，并且有时还发生暴力冲突，以及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此后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又逐步使英国（虽然也是不情愿地）卸除了相当程度上的直接性帝国主义权力。英国在1960年代从苏伊士运河东部撤出其势力，便是此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此后，英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北约内部的后加入国而处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伞下。但是，英国仍然对那些过去是其帝国殖民地的区域保持着一种新殖民主义的存在，并因此经常与其他大国发生摩擦（例如像血腥的尼日利亚国内战争的情况，当时比夫拉企图从尼日利亚分离出去）。英国与其前殖民地的关系及其对后者的责任一直牵连不断，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是如此。商业剥削的新殖民主义结构经常得到加固而非清除。但是，从前殖民地去向英国的移民潮却开始把帝国的种种后果以新的方式带回帝国之内。
大英帝国最重要的“遗迹”是：伦敦市继续扮演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1960年代期间这一点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考虑到全球导向的金融资本力量日益强大，英国开始保护并巩固伦敦市的地位。这就带来了一系列重要矛盾。（通过调整利率）保护金融资本，经常与国内的制造业资本发生冲突（因此刺激了资产阶级内部的结构性分化），有时还会（通过限制信贷）限制国内市场的扩张。保持英镑稳定的努力最终破坏了英国的工业出口地位，并成为1970年代收支平衡危机的原因之一。国内的镶嵌型自由主义和以伦敦为基础、活跃于世界舞台的金融资本的自由市场自由主义之间产生了诸多矛盾，伦敦市作为金融中心，长期以来偏向货币主义而非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并因此形成了反对镶嵌型自由主义的坚强壁垒。
英国二战以后建立的福利国家并非人人满意。强势的批评浪潮在媒体上不绝于耳（以享有盛誉的《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打头阵），而这些声音越来越多地俯首听命于金融利益。个人主义、自由、解放都被描述为反抗，对立面是令人窒息的、官僚气的、无能的国家机器和压迫性的工会力量。这样的批评声音在1960年代就传遍英国，而在1970年代经济停滞的惨淡年份里更是甚嚣尘上。那时人们害怕英国正在变成“一个社团主义国家，最终落得老迈平庸”。[1]哈耶克所代表的思想潜流最终形成了有效的对立面，在诸多大学赢得拥趸，更重要的是主导了经济事务研究所（建于1955年）的工作，而那里也是基思·约瑟夫（Keith Joseph，后成为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参谋）后来在1970年代开始登上公共舞台的地方。政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Policy Studies，1974年）和亚当·斯密研究所的成立（the Adam Smith Institute，1976年），加上媒体在1970年代越来越多地倒向新自由主义化，都极大地影响了公共舆论氛围。先前兴起的一次重要的青年运动（主要是政治讽刺），以及1960年代“摇摆伦敦”风潮中率性的波普文化，都在挑战和嘲弄阶级关系网络的传统结构。个人主义和言论自由成为重要议题；而为了正视英国根深蒂固的阶级系统及其殖民遗产的复杂性，一次倾左翼的学生运动受其影响成为英国政治中的积极因素，正如68运动其他地方的情况。它对阶级特权的轻蔑态度（不管是贵族、政治家还是工会官僚的特权）为后来激进的后现代转向埋下伏笔。对政治的怀疑态度，是在为怀疑一切元叙事铺路。
[1] Yergin and Stanislaw, Commanding Heights, 92.
虽然有很多因素可以促成新自由主义转向所需要的赞同，但如若没有1970年代严重的资本积累危机，撒切尔夫人现象或许不可能发生，妄论成功。滞胀给所有人带来打击。1975年，通胀上升到26％，失业人数达到了一百万（图1.1）。国有化工业耗尽了国库资源，引起了国家和工会之间的矛盾。1972年与1974年，英国矿工（属国有化工业）发起了1926年以来的首次罢工。矿工总是走在英国劳工斗争的最前线，他们的工资跟不上持续的通货膨胀，也引起了社会同情。保守党政府在灯火管制期间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下令实行一个三天工作周，并寻求公众支持来反抗矿工。在1974年，举行了一次寻求公众支持政府立场的选举，但遭到失败，工党政府重新执政并以承诺有利于矿工的措施平息了罢工。
然而，获胜的代价却相当大。工党政府无力实施这些措施，也无法应对政府的财政困难。收支平衡危机与巨大的预算赤字都是问题。1975——1976年，英国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贷款，它面临的选择要么是屈服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预算费用限制，要么宣告破产并牺牲英镑的信誉，从而重创伦敦市的金融利益。英国选择了前一个方案，对福利国家预算开支的严厉削减得到贯彻执行。[1]工党政府开始成为其传统支持者的物质利益的对立面，但它仍然对积累和滞胀的危机毫无办法。它徒劳地试图诉诸社团主义理想——假定每个人都要牺牲掉某些东西，求得整体的利益——来掩盖诸多困难。其支持者开始公开闹事，公有部门的工人在1978年“不满之冬”发起了一系列致命的罢工。“医院工作人员不上班，卫生医疗不得不严格限额配置。罢工的掘墓人拒绝埋葬尸体，卡车司机也罢工了。只有商店营业员还能让运输车带着‘重要物资’穿越警戒线。英国铁路（British Rail）打出简明标语‘今天没车’……罢工的工会似乎打算让整个国家都停下来。”[2]主流媒体大肆攻击工会，说它们贪得无厌，一心破坏，而公众对工会的支持也一落千丈。工党政府下台，在之后一任选举中，玛格丽特·撒切尔以绝对多数取胜，其中产阶级支持者们明确要求她平息公有部门的劳工力量。
美国和英国的情况虽然不同，但两者的共同点也非常明显地体现在劳工关系和应对通胀的斗争上。就后者而言，撒切尔夫人将货币政策和严格预算控制视为头等大事。高利率意味着高失业（1979—1984年达到10%以上，五年内英国工会联盟失去了17%的成员）。劳动者的谈判能力被削弱了。阿兰·巴德（Alan Budd）是撒切尔夫人的一名经济参谋，他后来指出“1980年代通过缩减经济和公共开支以限制通胀的政策，是用于打击劳工的手段”。他进一步观察道，英国创造了马克思所说的“工业后备军”，结果是摧毁劳工力量并允许资本家从此可以轻易牟利。与1981年里根对PATCO的挑衅相似，撒切尔夫人在1984年也挑起了一次矿工罢工，她当时宣称要进行裁员和闭矿（进口煤相对便宜）。罢工持续了差不多一年，矿工虽然赢得了相当的社会同情和支持，最终还是输了。英国劳工运动的根本支撑遭到破坏。[3]撒切尔夫人进一步通过开放英国给外来投资和外来竞争而削弱了工会力量。外来竞争在1980年代摧毁了相当一批传统英国工业——钢铁工业（谢菲尔德）和造船业（格拉斯哥）在数年内几乎彻底消失，同时消失的还有一大批工会力量。撒切尔夫人有效摧毁了本土的国有化汽车工业及其强大的工会与好斗的劳工传统，相反将英国作为日本汽车公司寻求欧洲登陆的平台。[4]这些都建立在未开发地区和重新招募的非工会劳工（他们将服从日本式的劳工关系）的基础上，总体结果是将英国在十年内转变为一个较低工资、相当多任劳任怨的劳动力（相比于欧洲其他地方）的国家。当撒切尔夫人离开政坛的时候，罢工活动已经降至之前水平的十分之一。她消除了通货膨胀、限制了工会势力、平息了劳工力量，并在这一过程中建立起中产阶级对她的政策的赞同。
但是，撒切尔夫人还要在其他战场上进行斗争。在不止一个地区产生了抵抗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行动——谢菲尔德、大伦敦议会（the Greater London Council，1980年代撒切尔夫人为了实现更多的目标不得不将其废除）及利物浦（那里一半的本地议院都要受到监禁）形成了活跃的反抗中心，人们在那里寻求并践行一种新的地方性社会主义理想（包括许多新的社会运动的理想，例如在伦敦），直到最终在1980年代中期遭到镇压。[5]撒切尔夫人以严厉削减中央政府对各市资助为起点，但有几个市对此的响应只是提高财产税，这就迫使她颁布法令禁止他们这样做。她诋毁进步的劳工委员会是“左派疯子”（保守党主导的媒体津津有味地挪用这个说法），借此力图通过市政财政改革强行贯彻新自由主义原则。她提出一项“人头税”——一项倒退的、不按财产而按人口计算的税收——这种税制向每个居民收税，借以控制市政开支。此举激起了巨大的政治斗争，促使撒切尔夫人的政治生涯走向终结。
[1] T. Benn, The Benn Diaries, 1940-1990, ed. R. Winstone (London: Arrow 1996).
[2] Yergin and Stanislaw, Commanding Heights, 104.
[3] R. Brooks, 'Maggie’s Man: We Were Wrong', Observer, 21 June 1992, 15; P. Hall，Governing the Economy: The Politics of State Interven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Fourcade-Gourinchas and Babb, 'The Rebirth of the laberal Creed'.
[4] T. Hayter and D. Harvey (eds.), The Factory¨in the City (Brighton: Mansell, 1995).
[5] G. Rees and J. Lambert, Cities in Crisi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Post-War Britain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5); M. Harloe，C. Pickvance, and J. Urry (eds.), Place, Policy and Politics: Do Localities Mater? (London: Unwin Hyman, 1990); M. Boddy and C. Fudge (eds.), Local Socialism? Labour Councils and New Left Alternatives (London: Macmillan, 1984).
撒切尔夫人还着手私有化那些过去归公共所有的经济部门，这项甩卖将充盈国库并使政府摆脱将来对亏损企业承担的义务。这些国营企业不得不做好私有化准备，而这意味着将减少债务、提高效率和成本结构——但通常是靠裁员实现的。这些企业的价值评估也是为了向私人资本提供有效刺激——反对者把这个过程比做“把家里的钱送人”。有些情况下，补助金（subsidies）就隐含在这种价值评估模式背后——自来水公司、铁路，甚至汽车和钢铁工业的国营企业，都占有主要地段的高价值土地，企业价值评估过程却不会将这一点考虑在内。私有化过程与释放土地所获的投机利润携手并进。但此处的目标还在于，凭借扩大个人和企业责任的范围、鼓励更高效率、个体/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从而改变政治结构。英国飞机制造公司（British Aerospace）、英国电信公司（British Telecom）、英国航空公司（British Airways）、钢铁、电和煤气、石油、煤矿、自来水、公车服务、铁路，以及许多小型国家企业都在大规模私有化过程中被变卖了。英国在这一方面开拓性地向人们展示如何将这一过程做得合理有序还能（对资本来说）盈利。撒切尔夫人相信，一旦这些转变发生了，那么这一过程将不可逆转：因此要快。大规模公共住房廉价卖给住户，成功加强了整个运动的正当性；十年内私房屋主数量大幅增加。这满足了人们历来把拥有个人房地产视为工人阶级美梦的愿望，并在房产市场引进了一种新的（通常是投机的）动力，中产阶级对此颇为赞赏，他们看到自己的资产价值上升了——至少是在1990年代初房地产崩溃之前。
然而，拆除福利国家又是另一回事。这一过程进行到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服务、大学、国家官僚体制和司法系统等领域，开始时举步维艰。在这里，撒切尔夫人不得不与其核心支持者中那种根深蒂固、有时是传统的上层中产阶级心态展开斗争。撒切尔夫人竭尽全力设法全面推广个人责任的理想（例如，通过医疗卫生的私有化），减少政府职责。她没能取得迅速进展，英国公众觉得新自由主义化应该有所限制，不能样样事情都包括进去。例如，在2003年以前，还没有一个工党政府能够（不顾普遍的反对）成功将学费制度引入英国的高等教育。在所有上述领域，想要建立支持激进改革的联合赞同都被证明非常困难。对此，撒切尔夫人的内阁（及其支持者）产生了众所皆知的分裂（分为“自由派”〔wets〕和“保守派” 〔drys〕），她花了几年时间挫败党派内部和媒体上的反对声音，才得以推行适度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她能做的就是设法推动一种企业精神（entrepreneurialism）的文化，并对诸如大学等机构强行实施严厉的监督、金融责任和生产力的规则，尽管这些规则与此类机构很不适应。
撒切尔夫人通过培养一个中产阶级来赢得赞同，此阶级欣然享受诸多快乐：居者有其屋、私人财产、个人主义和创业机遇的自由。随着压力和去工业化带来的工作结构急剧转型使得工人阶级凝聚力涣散，中产阶级价值开始广泛传播，甚至把那些一度坚定认同工人阶级身份的人们也囊括其中。英国对自由贸易的开放使得一种消费文化得以兴盛，而金融机构的不断增多也给之前沉静的英国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债务文化（debt culture）。新自由主义使得旧英国阶级结构发生转型（光谱的两端皆然）。而且，通过保持伦敦市在国际金融中的核心作用，英国日益把其经济腹地——伦敦与东南部地区——转变成前所未有的财富和权力动力中心。阶级力量并没有恢复到任何传统部门那里，相反广泛集中到了全球金融业务中心之一。来自牛津和剑桥大学的新人作为债券与外汇交易员拥入伦敦，迅速积聚财富和权力，并将伦敦转变为世界上最奢侈的城市之一。
虽然撒切尔夫人的革命基础是在传统中产阶级内部建立的赞同（这些阶级使她赢得三届选举），整个规划——特别是其第一届政府——和美国的情况相比更受意识形态上的推动（很大程度上源于基思·约瑟夫）。虽然自己是殷实的中产阶级背景出身，撒切尔夫人还是很喜欢首相职位与工商业和金融“巨头”之间传统的密切关系。她经常寻求后者的建议，有时还讨好他们，降低有待私有化的国家资产的价值。重建阶级力量的计划——与削弱工人阶级力量相对——更多是在她的政治发展中潜意识进行的。
里根和撒切尔的成功可以通过不同方式来评判。[1]但是，我认为有必要强调如下一点，即他们采取了当时一直处于非主流位置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思想的立场，并把这些立场变成主流。他们巩固的力量联盟与他们转化的主流成为一项遗产，后继的政治领导人对此要想扭转也困难重重。或许，最好的证明就是克林顿和布莱尔都发现自己能够腾挪的空间很小，只能按部就班地延续阶级力量重建的过程，哪怕这将违背他们自己更好的直觉。一旦新自由主义深深扎根于英语世界中，它就不能否认其对于国际范围的资本主义总体运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会看到，这并不是说新自由主义仅仅是盎格鲁-撒克逊的影响和权力强加给其他地区的。正如英美的例子充分表明的那样，两国的国内环境与随后新自由主义转向的性质都相当不同，我们进而可以推断，国内力量和国际影响与强迫在其他地区都将发挥关键作用。
里根和撒切尔抓住了手上的线索（从智利和纽约市那里），并置身于一场旨在重建阶级力量的阶级运动的核心。他们的天赋是创造一种遗产和传统，以此将其后继的政客卷入束缚的网络中难以脱身。那些后来人（比如克林顿和布莱尔）不管乐意与否，他们所能做的不过是继续做好新自由主义化的工作。
[1] 关于撒切尔夫人未能完成其总体经济规划的几项目标，详细论述见P. Hall, Governing the Economy.
（感谢 刘祥 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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