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梦想的褪色：反思二十年来对女性和技术的研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乌苏拉·胡斯《高科技无产阶级的形成——真实世界里的虚拟工作》

　　本章摘自我原来撰写的一篇论文。当时有人请我写那篇论文时，我实在难以为文章确定主旨。按理说我应该针对信息技术和女性就业的关系说些新鲜的东西，但我无论怎么尝试，都好像是在重复我之前在其他地方已经说过写过的东西。即便添加了新的信息，借鉴了新的文献，也很难确定新的概念。长话短说，这个话题对我而言已经是老掉牙的东西。我突然大吃一惊地发现，自最初研究这些问题以来，已经过了差不多二十个年头了。
　　我后来意识到，也许我对这个话题的最大贡献不是再一次开展实证研究，也不是再一次从分析视角出发，构建有关技术和女性就业新研究项目的概念框架，也不是再一次设计一系列“要求”来巩固加强技术社会中女性的权益，虽然以上这些贡献都很有价值，我也不能这么做。如果将我多年来参与的各个研究项目（其中很多可以算是女性主义研究）的历史详细描述一下，看看能从过去学到什么经验，可能会显得我很不谦虚，不过我觉得会更有帮助。
　　我这样做并不是要记录简单的流水账，也不是要算旧账，而是要确定阐述技术、女性、工作之间关系的概念，找出其历史发展规律，有些案例中，需要对自身的思考进行考古研究，挖掘出我们有意无意间在辩论和研究假设中应用的理论设想。另外一个密切相关的次要目标是比较评估女性和技术研究中应用的研究方法论。
　　如果“女性研究”这东西真的存在的话（包括许多自封为女性主义者的人对此都很怀疑），那它最为本质的特征似乎并不是一种或多种具体的方法论，而是一种态度。“个人的即政治的”这句老话在今天仍然适用。女性主义的核心成果便是将主观的自我摆在了研究领域的中心位置。一方面，女性主义主张穷人、被压迫者、妇女、儿童、老人等社会研究对象的意见应该得到尊重，他们应该拥有自己的主观性，研究者应该证实他们世界观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女性主义又强调研究者的主观性，认为超然客观的实证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个人的性别、种族、阶级和思想发展的环境会影响他的一切研究。电视制作行业常常应用一套称为“抠像”（chromakey）的系统，将前景的图像（通常是人物或动物）放置在不同的背景中，首先将前景图像放在一个单色调（通常为蓝色）的布景前进行摄像，然后在拍摄所需背景时过滤出该颜色，最后将两个图像叠合在一起，避免出现明显的色彩扭曲。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系统就好像我上面提到的研究方法。研究者想当然的假设就好像是一片彩色屏幕，将其他色彩隐去。而研究的观众除非眼光锐利，有能力质疑研究假设，否则就会被要求透过类似的屏幕来进行观察，感觉看到的就是全部，不会发现任何缺失。在过去，通常是女性被如此隐形化处理。
　　虽然很多自称女性主义者的研究学者都曾采纳并改善以上理论，但不可以说它是60年代后的女性主义发明的。试图从研究话题构成者的视角去观察世界的做法在几十年来一直是民族志研究的普遍特征。从被压迫人民的经历入手，在政治上寻找一种对抗意识形态，这可以追溯到“毛主义者”提出的“提高觉悟”和葛兰西（Gramsci）的理论。类似地，五六十年代对实证主义越来越大的批评声音也普遍反对科学家所谓的客观性。话虽如此，过去二十五年间，在所有的研究人群中，女性主义者在开发运用以上方法上恐怕是最为热情的。
　　很抱歉地讲，我在过去20年间发表的有关女性和新技术的大多数工作都缺乏这种自我指涉性（self-referentidity）。我可以为此举出几条理由。在委托工作中，客户的需求通常规定我的工作要在方法论和表达上符合标准的“专业”研究实践。在有些工作中，我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批评或反驳政府、学术权威文本中的主流意见。为了不让别人小看，我也采纳了类似的华丽浮夸风格。在其他工作中，我与女性团体、工会、灾害组织或竞选组织合作完成通常带有政治目的的项目，所以需要将个体研究者汇合成集体性质的“我们”，代表团队整体成员或该团队代表的广大人群。
　　虽然这些理由很充分，但我现在认为我的研究在某些方面的确因为缺乏自我指涉而出现了问题。因为需要显得客观，贏得辩论胜利，有时候我在写作中会过分简化，将一些疑虑、矛盾、细微之处和若在主观分析下便能发现的隐藏规律埋藏了起来。同时，研究的口吻也显示作者无所不知，不鼓励读者去进一步探索并与亲身的体验相结合。
　　我希望在本章中矫正原来的一些失误。因此，我有必要以第一人称来撰写，对我的个人经历和我与研究主题的关系作出评论。不过这样做也会带来一定的风险。
　　第一，自莎孚（Sappho）以来，历史上每一位提笔行书的女性都被人骂太不庄重、狂妄自大。
　　第二，别人可能会批评我缺乏学术精神和学术原则，这一点比第一点要更加难以忍受一些。我已经注意到，专业编辑从作者手稿中删除的句子和段落中总是有“我”这个字眼，实证主义虽然在很多严肃的学术圈子内已经死了，但在出版学术期刊书籍的办公室内还在活蹦乱跳。我不清楚他们是不是真的觉得自我指涉不科学，属于道听途说，或干脆是臭显摆，但我怀疑大多数编辑在脑海中都有一个“合格”会议论文、文章、学术专著的即成模式，任何不符合这个模式的都要一概无情删除。这个模式通常被视为良好职业操守的范本。我还记得20年前我做编辑时也曾动用过类似的审査规则。
　　不光是编辑这样，学者们也是如此，哪怕是在女性研究等领域也是一样。学术文本的常规构架是：以宏大气势开头，综述理论框架，“客观”呈现证据，总结整齐划一，引用细心严谨，参考书目排列有序，但是却容不下作者那“不够严谨”的自我，只有在提到先前的出版物或偶尔涉及某些社会研究的方法论时才会偷偷提到，隐含地向读者揭示当作者和被采访者的某些个人特征相同或不同时，也许采访会受到影响。
　　第三类风险是最严重的。在记录我曾经参与的研究或社会运动时，有时候可能会显得全部功劳都属于我，但实际上我在其中只扮演了一个小角色。因为篇幅所限，我不可能一一感谢所有直接间接帮助我构建概念的人。大部分情况下，从群体成果中明确挑拣出个人的贡献就好比研究波浪中水滴的异同。在本章接下来的内容里，我希望读者们可以清楚意识到，当我以第一人称描绘某个观点时，并不是我对该观点拥有所有权，而是好像一名考古学家检査土壤成分、化学家审视物质样本一样，对构成元素进行分析归类，寻找下列问题的答案：观点如何形成？如何起源？是否发生变化？怎样应用？我希望这些问题的答案能够引导我们回答进一步的问题：这些观点现在还有意义吗？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的新形势下能否应用？我们当年思索的观点，是否就和当年身着的旧衣服一样已经过时？
　　在这种考虑下，我应该先介绍一下我第一次参加“新技术”（当时就是这样叫的）和工作讨论时的背景环境，我当时70年代早期）在出版业工作，负责出版教学图书和音像资料。当年这个行业薪水少得可怜，工作条件恶劣。我1970年开始工作时，新招聘的大学毕业生从事编辑工作每年薪水只有750英镑，年假为两个星期，而当时非体力劳动男性工人的平均年薪是1862英镑。如此不公正的待遇让我无比愤慨，我于是积极参加工会运动。通过不懈努力，我搞清楚了代表编辑界的全国新闻从业者工会（National Union of Journa-Iists）的构架，也熟悉了众多同业工会的结构，这些工会代表了秘书、设计师、仓库工、排字工和其他出版业专职工人群体。
　　另一方面，受茜拉·罗波森（SheilaRowbotham）著作的强烈影响，我开始投身于英国新兴的女性运动。^[1]我在全国新闻从业者工会遇到的很多激进分子与我一样，在1968年都还是学生，将扎根于当时自由派和/或马克思主义学生政治的理念融入了工会活动之中。今天回顾当时那些理念时，我发现有几条主旨非常重要。其中一条就是相信普通工人（一旦让他们了解受压迫的缘由）有能力自发组织工人运动，提出合理要求，为自我解放而斗争。这与当时他们对全职工会官员或其他官僚的不信任有关，因为这些人的利益所在与普通工人的不同，所以一旦有机会总会“出卖”工人利益。第二条是不同工人群体团结一致的重要性。任何特定群体对特定行业利益的追求都被视为转移视线或分裂行为。工人团结经常被作为借口来阻止女工群体提出对“特殊规定”（如产妇权益）的要求，因为当时认为这会疏远男性同胞。以上这些主旨在当年所处的大环境中看来充满了鲁莽的政治乐观态度。虽然60年代经济环境扩张已经结束，人们仍然觉得未来只会更好；在有些圈子内，如果有人胆敢宣称社会主义革命也许不会很快到来，都会被骂失败主义。
　　在这个大背景下，当新科技会改变排字员工作性质的谣言传到英国时，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将其视为对工人团结的威胁。新闻从业者工会和其他出版业工会的一些员工认为不能放心让全职工会官员来处理这件事情，因此成立了一个工人组成、主要由女性领导的群体来进行研究。当时的论点是，如果全体出版业工会无法坚定不移地并肩战斗，新闻工作者就可以直接输人新闻稿，排字员从此失去工作。这会削弱其他工会和新闻从业者，因为只有传统上薪水丰厚的排字员才拥有强大的工人实力，可以立刻将报纸所有者拉到谈判桌上，并在过去频繁地动用这种力量，威胁或采取迅速罢工行动（这类罢工被媒体称为“野猫罢工”，wildcat strikes），能够逼迫报纸完全停产。
　　因此，当时的主要议题就是劳动力过剩和工会团结。确实，有人认为管理层引进新技术的唯一原因就是要“打碎出版业工会”。工会工作组的一名成员去美国访问，观察到引进新技术的后果，反馈回来的信息进一步巩固了这种观点。视频显示终端（VDT，又称视频显示单元）工作产生健康风险的可能性被偶尔提及，但没有广泛深入分析。新技术操作所需的技能通常需要打字员掌握（一般认为打字员是女性），这个现象也没有被重视，也许是因为当时英国基本上只有新闻业需要男性会打字。出于这种考虑，工会责成所有工人进行抵制：为了保住工作岗位，也为了保持工会团结，必须反对一切新技术。
　　虽然当时我没有发现两者之间的联系，不过在工会大讨论期间我阅读了所有能找到的女性主义出版物。我认同的那些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解放的最重要前提是两个“要求”：经济独立和家务劳动社会化。前者关注有偿工作，后者强调无偿劳动。我还记得我曾经花费很长时间苦苦思索私人化、无偿家庭劳动和货币经济的关系，借鉴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文献（其中珍·加迪那的研究使我收益颇丰）。^[2]
　　1976年，我在英格兰北部一家大公司找到一份工作，这家公司旗下有几家工厂，还有我之前工作的出版部门。公司等级分明，男性扎堆的管理层在舒适办公室的工作条件与几乎全部为女性的文职人员的工作条件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的工会组织由身在管理层的男性主宰。在其中一位同情女性主义运动的男性帮助下，我已经得出结论，如果要探究大多数工人真正的苦衷和不满，必须要召开只有女性参加的会议。在这家公司里我第一次直接接触到了新技术的影响——在洗手间里。有一天我在洗手间看见一个年轻姑娘，她坐在那里，身体蜷曲着，双手紧紧抱头，前后不停摇晃，似乎正在忍受巨大的痛苦。我问她怎么了，她回答说是“那些机器”让她头痛欲裂。她口中的机器是与公司主机连接的终端，她负责用机器处理发票。我决定在当时正在筹备的首次全国女性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会议宣传材料中也有所涉及。开会时我发现，虽然当前只有一小部分文职人员（主要是发票员）用电脑终端工作，公司很快就会在客服部引进称为文字处理器的神秘新机器。
　　从对机器的描述中我意识到，这些机器与报纸上介绍的“新技术”高度相似，这项技术不仅会影响到几百个男性出版业工人，也会影响到数以万计的女性文职人员。我开始收集一切能获取的信息——不但参加办公室设备交易会，阅读商务媒体关于微处理器技术的特刊报道，还给英国科学社会责任协会［该协会出版一本有关职业健康的杂志，名为《灾险公报》（Hazards Bulletin）］写信询问有关VDT健康风险的情报。
　　我最后询问出两份相关研究论文，一篇是美国人写的，一篇是瑞典人写的。仔细考察两篇文章中所有引用文献后，我整理出一份有关该话题信息的文件。文中包括关于眼睛疲劳和键盘工作的人体工程学的有用的技术信息，还有一些反驳“辐射恐慌”的用处不大的文章。我惊讶地发现，这份文件居然让我一跃升至该话题的“专家”地位。从与其他参与编写《灾险公报》的人讨论后，我渐渐在总体上对当时激进科学运动的主流观点有了一些认识——他们认为科学并不是中立的，任何对职业灾险的分析都要遵循一条原则，即应该指责工作的设计，而不该指责个体工人，若想解决问题，需要重新设计工作，而不能让工人做出转变。
　　与此同时，我也在帮助另外一群人（学者、工会成员、社区工作者等）在城里成立一家资源和信息中心，受到社会发展、成人教育等领域中新激进运动的影响，并受到保罗·弗莱雷（Paolo Freire）思想的启发，我们希望壮大工人阶级，方法是通过授予工人知识和资源，帮工人对影响他们生活的力量进行替代分析，并采取行动来改变这些力量。^[3]普通工人自发的自我组织精神和团结精神仍然受到推崇，但也有人（受社区运动传统的影响）看到有的情况下人们也许需要（所谓的职业社区工作者）帮助才能有效地组织运动。不过，围绕着职业研究人员是否应该严格从事研究、为以上群体提供信息还是应该承担政治领导责任的话题，我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当我们终于筹够资金，中心开门运营的同时发生了几件事情：我辞掉了原来的工作，去中心做全职；《灾险公报》让我写一篇关于VDT风险的文章；BBC制作了一部针对新科技对就业影响的纪录片，名为《关键时刻》（Now the Chips Are Down），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公众对信息技术的意识。因为以上这些事情同时作用，资源中心开张第一周我们就被邮件和电话所湮没，这些人要么就是读了《灾险公报》上那篇文章，要么就是看了中心通讯中的另一篇（关于新技术对本地办公室工作可能的冲击）文章。他们大多数都是文职人员，或信息技术有可能影响到的其他行业的工会成员。主要有两个群体：一群人已经由于长期盯住屏幕作业而受到眼睛疲劳或头疼的困扰，另一群人则担忧信息技术的引进会让他们失业。
　　如果要满足本地人对信息的需求，新中心很明显地需要重点进行对新技术的研究。就在这时我发现“新技术”的标签贴在了我的身上，新技术的话题也进人了公众对信息技术的讨论，以几种不同的、内容经常重叠的形式展开。最极端的要数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会议（Conference of Socialist Economists）和英国科学社会责任协会（British Society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Science）（两者在本质上都是社会主义学者研究团体，也从事专著出版和会议组织等活动）。不过在这段时期内（1977—1980），政府、学术组织、企业团体、工会和职业组织等也针对此议题举办了众多会议。大量电视节目和教育电影涌现，普及手册广泛传播。女性群体也第一次开始关注此话题。
　　在左翼学术界要数哈利·布雷弗曼的影响力最大。他的《劳动与垄断资本》（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1974）催生了整整一代劳动流程分析家，基本上所有人（与布雷弗曼在书中倡导的相反）都似乎仅仅关注自动化生产工人群体。^[4]有关技术的讨论在传统上仅关注失业现象和工人团结，但现在又出现了新的话题：技能。普遍认为福特式资本有一种绝对趋向，即引进简单的工业流程，以达到剥夺工人技能的目的。这种观点认为，新技术仅仅是技能剥夺的工具。珍·巴克（Jane Barker）、黑泽尔·唐宁（Hazel Downing）的研究表明，可以将布雷弗曼的模型稍作调整，应用在打字、文书工作的新技术引用上。^[5]不过当时有两个观点被忽视了：一是技能的概念当应用在女性身上时会出问题；二是引入处理高级技能的新流程也许对雇主有利。我写了一篇文章，试图利用布雷弗曼的技能剥夺理论来分析家务劳动不断变化的技能内容，结果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会议的微电子工作组（CSE Microelectronics Working Group）的那些男人对此嗤之以鼻。^[6]在他们眼中，家庭任务的自动化绝对是件“好事”，不需要进一步分析。因为该过程是在“消费领域”而非生产领域发生的，所以他们认为完全不值得讨论。
　　当时也有人尝试将针对技术变革影响的分析融人正统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去。康德拉捷夫（Kondratiev）有关技术发展的周期“长波”理论得到了广泛讨论，但占据主要地位的话题仍然是技术是否有可能引起大规模失业。尽管有人指出这可能只是资本大规模重组的过渡期现象，但大多数评论人士都不清楚下一次经济繁荣的基础在哪里。他们认为既然机器人不会买汽车，那下一波商品大潮的群众市场会在哪里出现呢？主导着社会讨论的男性经济学家在这里又一次强烈抵制家务劳动自动化也许与新商品出现有关的理论。^[7]
　　与此同时，在工会运动中，很多人开始亲身体验技术引进带来的影响。大家都在提一个问题：技术的引入会毁坏多少工作？在很多圈子里，只要有人界限划得不彻底，依然会被视为叛徒。有时候工会拒绝就技术引入的条件进行谈判，但这不符合那些最终需要使用机器的工人（通常是女性）的利益。其他情况下，参加谈判的白领工会代表正是从工人阶级的底层选上来的，他们是专业的技术工人，是新技术的最大受益者。受害最大的文职女工将他们视为问题的原因，而不是解决办法。因此在有些情况下，女性工人越来越好斗，很多人第一次主动竞选工会职位，积极参加女性群体或工会组织的女性和新技术会议。他们最为关心的就是健康、安全、工作设计、培训机会等技术话题。不过通常这些问题很明显都和女性在工作环境中遇到的其他问题有着密切联系。本来安排讨论技术的会议经常跑题，转而讨论男性工会同事的性别歧视倾向，或女工的丈夫或恋人对女性参加工会活动的反对态度。我清楚记得当时一名女工（化妆品工厂的会议召集人）的情况：她丈夫在会议室外不耐心地等会议开完，面露愠色不停看表，和每个走出会议室的人搭话。还有一名女性（学校秘书）被丈夫下了最后通牒，要么就选他，要么就选工会（她和我说：“我想了一下，然后做出了决定。我选工会，谢谢！”）。
　　我们当时的研究文献对以上问题基本保持缄默。我们在“两班倒”（有偿工作和无偿家务劳动的组合）的负担上花费了大量笔墨，但很少在公众领域提及第三班，即工会的工作。现在回想起来，工会的工作在当时更加繁重，但回报却更少。下面是最糟糕的情景：女工需要在透风又烟雾缭绕的会议室里与粗鲁无礼的男人面红耳赤地吵上数个小时，筋疲力尽后匆匆赶回乱成一团的家，因为时间过晚，商店早已关门，家中冰箱空空如也；被右派批评为激进好斗，被左派视为反动派，总是被人指责，永远听不到感谢，家庭关系土崩瓦解。在70年代，随着时间推移，胜利的喜悦愈发稀有。
　　不过我们的出版物一直坚持乐观积极的口吻。1976年到1980年间，我忙于撰写一本内容详尽的《工作女性手册》（Working Women's Handbook），预计由普鲁托出版社（Pluto Press）作为工人手册（Worker’s Handbook）系列出版。由于工作繁忙，病患缠身，亲人过世，再加上时事影响（撒切尔政府在1979年选举上台后，立刻开始撤销我曾经花了很大精力分析的法律法规），书始终没有写完，直到今天也没有出版。不过书中的用语和叙述方法代表了当时的大趋势。每一节开头都对一个问题进行分析（比如育婴设施的缺失或低工资现象），有条不紊地直接引用受访女工或从第二手来源收集引语。文章的口吻随后转变为规定性的陈述（“你可以这样做”），并大量列举特定女工群体成功克服困难的例子。在乔·菲茨帕特里克（Jo Fitzpatrick）和玛丽安·迪（Marianne Dee）的大力协助下，我收集信息的方式不仅包括在会议上结识大量女工，再随后进行采访跟踪，也包括从如山的剪报、杂志、手册和书籍中提取信息。另外一个成功的关键就是我们在收集信息的同时在资源中心建立了一所信息图书馆收藏有关情报。当我现在重新阅读当时的资料时，竟发现情感和口吻在叙述过程中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讲述“问题”时的语气极其悲观，而描述“解决方案”时却带有一种振奋人心的胜利气息。资本主义和男权制度被描述成巨大痛苦的根源，罪恶到难以言喻，但在我的笔下，女性在女性主义的思想和正义的怒火驱动下发动抗争，迸发出姐妹情深的光辉与力量，仿佛她们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我坚持认为当时我这种写作风格并不是个人思想的投射，也不是异想天开。当年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文献（以及一些电影）中流露出的主流观点就是如此，我确信它真实地表达出我们当时的心态和情绪，虽然描绘语言有些俗套，但如果不这样写恐怕无法勾画出真正的心态。
　　当然了，工会并不是女性积极活动的唯一领域。当年存在着为数众多的单一议题群体，到了70年代末时，已经开始就技术与女性生活之间关系的各个方面展开了讨论。有些组织相信技术发墀是必然的，或相信技术是“中立的”、正面的，如果将女性从科学技术中排斥出去，会造成严重后果，因此他们开始呼吁对女工进行培训，并尽可能只在女性群体中展开。女性主义教师在各级院校启动相关项目，其他女性则成立不同的组织，为女性技术培训中心筹款。东利兹女性研讨会（East Leeds Women's Workshop）就是首批团体之一（很可能是第一家），电子工程师丽奈特·威洛比（Lynette Wiloughby）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组织角色。当时很多人都在讨论女性培训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对女性进行培训，是否为了让她们在剥削性的体系中担任低级职位？少数受到赏识的女工是否会被允许学习“男性”技能，爬上“职业的梯子”，把姐妹们甩在身后？是否会让女性针对技术本身进行培训，而不是被技术培训，让女性能够对本质为男性的技术提出批判？如果技术由悲天惘人的女性来掌控，脱离破坏成性、追逐利益的男性统治，那么技术会不会转为中立，从而造福社会？在这之前的十年一直敦促女性要更勇敢、更独立、更自主（更不要提贪婪了），但以上的问题反而弥漫着一股传统的味道。
　　对中立性和科技主导权的担忧并不仅仅限于对信息技术的讨论。类似的情况也活跃在女性主义者对其他领域的生动（在有些方面甚至是前瞻性的）讨论中，比如医疗技术及其对女性生活的冲击，以及有关性别和军事技术关系的公共大讨论［几年后在格林汉姆公地（Greenham Common）和平阵营活动中达到顶峰］。
　　此外，也有人开始担忧跨国集团的角色和国际女性团结运动的发展。瑞秋·格罗斯曼对东南亚芯片厂工作条件的描述在1979年传到英国后，极大震动了英国女性主义者，因为她们之前一直关注信息技术对其他行业工作流程的冲击，忽视了信息技术自身生成的方式。^[8]
　　1979到1980年间，召开了几次有关女性和信息技术的大型会议，场场爆满。我到现在还保留着一张双面蜡纸，是其中一场会议的分发宣传材料（当时影印技术还没有广泛加以使用），以约克郡和亨伯赛德区域社会主义女性主义集团（Yorkshire and Humberside Regional Socialist Feminist Group）的名义召开。这场会议产生了西约克郡女性和新技术组织，该组织在1982年帮助《风尘》杂志针对该话题做了一期特刊。这张纸在今天看来仍然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为什么新技术尤其影响女性》（该论文题目）的话题，同时又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将人一下子带回到过去的时光。题目中的问题在四个标题下进行了回答：“因为我们工作的种类”，“因为我们也在家中工作”，“因为我们受教育的程度”，“因为经济危机对女性冲击最大”。在这四个标题下，文章令人称奇地涵盖了当时所有重大问题：“技能丧失”、“双班制”、“流动性”、“工会”、“消费”、“家庭劳动”、“失业”、“成本削减”、“跨国企业”等等。这张纸以让人忧虑不安的口吻列举了所有新技术可能对女性生活带来的伤害，最后在标题“新技术能够带来女性解放吗？”下面以一系列问题结束了文章。我还记得当时写这篇文章的情景：我和裘德·斯道达（Jude Stoddart）在冥思苦想后，最终在一个深夜用一台机械式打字机直接打在了一张基士得耶蜡纸上。我们想在一张A4纸短短两面上提到所有问题，保持言简意赅，还要避免产生任何政治不正确的歧义，因此每一个字在打到蜡纸上前都经过深思熟虑，找不到任何发挥主观性的空间。
　　1979年我工作的中心收到了一笔资金［来自平等机会委员会（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用于研究新技术对女性工作的冲击。这就促使我不得不第一次分析某些严重的研究方法论问题。当时没有任何学术规范可以为我提供工具来系统分析技术变革对社会带来的冲击。60年代我还在做学生时，夏天兼职当记者，采访了一系列“未来城市”（City of the Future）的跨领域会议，也掌握了一些预测的技巧，但即使是未来学在这里似乎也没有太大帮助。我能找到的相关书籍零散地摆在图书馆各个角落的书架上：有些是经济书刊，有些是社会书籍，有些是心理学，有些是医学，有些写技术，有些写地理，有些为“商务研究”，有些为新兴的“女性研究”和“工会研究”。不过大多数最有用的实证信息都不是来自图书馆，而是来自行业期刊、报纸、会议论文和政府报吿。可是这些来源通常会形成一个自我反复的循环：某个刊物上提出的假设在另一个地方会被当成预测，而第三个刊物则会将其看做权威性信息来引用。我们在资源中心建立的独特的图书分类系统［由玛丽安·迪（Marianne Dee）设计］允许我们将所有以上信息根据手上研究所需进行常识性归类，可以对文献作出某种程度上的综述（访问学者经常引用我们这个资源，但通常不表明出处）。即便如此，还是没能建立起一个井然有序的概念框架。我经常随机收集一些零碎的实证信息，然后反复整理，在尽量不做扭曲的前提下进行归类。
　　研究的核心困难就是获取定量信息，因为如果没有定量信息就没办法评估女性不同职业的相对重要性。哪种工作最有可能自动化？有多少女性在这些工作中就业？所有能找到的最新就业数据都是以行业进行分类，没有说明具体职务。过去针对行业内职业分配的研究对我来说一点用处也没有，因为它将男性和女性的数据综合在一起统计，无法看到性别隔离现象，^[9]为了搜集该信息，探寻职业变化和性别构成变化的长期趋势，必须回到一级文献（回溯到本世纪初的人口和就业普査结果），将大量时间耗费在计算器上［多亏了昆廷·奥特兰（Quentin Outram）的慷慨帮助，否则我肯定做不下去］。这是我第一次亲手分析官方数据，之前所有的美好幻想全都破灭了。
　　我当时听说过激迸统计集团（Radical Statistics Groups）的工作，而且该组织很快就要出版一本名为《社会统计解密》（Demysifying Social Statistics）的书，因此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不被那些包含着“统治阶级”价值的数据所迷惑。^[10]但即便到了那个时候，我还天真地认为官方数据肯定非常全面。而当我看到具体数据后才大吃一惊，在很多对政府决策制定至关重要的领域中，相关数据根本不存在。几年之后我才鼓足勇气，对政府研究和收集工具提出具体的批评和建议，但在当时我感到非常困惑，非常孤独，没有一张地图来为我导航，在浩如烟海、互相矛盾的数据中搁浅。在一名研究者的成长过程中，恐怕谁都无法逃避这种牵扯到自身存在意义的巨大焦虑感吧。随着本来千真万确的事物和假设土崩瓦解，我们发现世界上并不存在着一个拥有“正确”答案的父神，我们只有依靠自我来搭建自己的现实版本。我不敢说自己已经习惯了这种实践。直到今天，当我在写作时，仍然认为不知在哪里有一名读者会逐字逐句分析，指出文中的事实错误或逻辑缺陷；在将终稿拿到社会上去发表后，当得不到任何反馈，只看到别的作者在同样焦虑不安的文章中引用我的话语时，我对此不知是该感到放心还是失望。
　　我在这里就不浪费笔墨谈论研究的细节了。不过这次研究在我的生活中建立了一个固定模式，一直持续了将近十年。每一篇研究文章我都写了两次：一篇是以正统的学术规范撰写，交给出资赞助的客户；另一篇
　　又用通俗的语言来写，主要供“普通人”阅读。在80年代，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这种做法遇到了越来越大的阻力，因为愿意出版通俗文章的机构无论在规模还是数量上都有所下降。由于缺少成功的群众运动和大规模公众反抗文化，研究者在发表资料时越来越难确定究竟谁是资料针对的“普通人”。现如今，我早已丢掉了“我拥有‘正确答案’”的念头，只要我的笔下发出的不是我自己的独特声音，我都觉得特别不舒服。言归正传，到1980年时，尽管很快就会出现经济衰退，尽管英国出现了几十年来最反动、最反女性的政府，我认为仍然非常有必要将个人学到的一切尽快（打个比喻来说，就是“趁热打铁”）向广大工人阶级传播。1981年，我集中两个礼拜的时间（我当时不但怀着孩子，还高血压）赶出了《你在80年代的工作》（Your Jobs in the Eighties）这本书（一本通俗女性手册，讲述新技术对就业的影响），但书中体现的仍然是70年代的精神。行文依然保留了上个年代出版物的乐观振奋式口吻：“你也可以做到。你只需要组织和勇气就可以成功。”该书着重强调了集体行动，隐约暗示只凭借自己单独行动的个体是软弱的。^[11]
　　到了80年代早期，这种心态发生了变化。70年代末参加讨论和运动团体的成员慢慢分道扬镳。有些人到大伦敦议会或其他新成立的地方激进政府工作，在某段时间内，这些机构就好像在撒切尔主义的汪洋大海中努力打造社会主义的孤岛。有些人成为了学者。有些人成家立业，相夫教子。有些人为工会、慈善机构或竞选组织工作。有些人成立了培训项目、咨询公司或其他新型企业。有些人重新接受培训，转而从事心理治疗、整骨治疗或其他更加神秘的替代疗法。有些人投身政界。有些人撒手人寰。随着生存愈发困难，政治受挫愈发普遍，只有一小部分精力极其充沛的人坚持“志愿者部门”。当有人宣扬政治理念吋，越来越难区分他究竟说的是自己的观点，还是因为工作所需为别人当传话筒。
　　这些大的变革让我们的焦点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转移，关注面通常更加狭窄，更加强调实际的短期目标实现情况：如制定特定的培训课程、成立女性中心、调整某项政策等。脚踏实地的新一代正在产生，他们因为在中学和大学接受了激进派教师的熏陶，对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念非常熟悉，同时也在自我生存方面非常精明，与新生代相比，60年代的老一辈战士往往觉得自己过于天真、不切实际。70年代很多理论性讨论都没了下文，因为它们似乎一夜之间失去了相关性。女性主义书店架子上的图书全部换上了陌生的面孔。1984年我在姐妹书店（Sisterwrite，我居住地的女性主义书店）在“就业”区找书时，本希望像10年前一样看到有关政治经济、竞选手册、自传、社会研究等种类齐全的严肃作品，但我只能找到一本关于工作场所性骚扰的书、三本教人如何创业的指南和一大堆教读者如何坚持主见的手册。这并不代表着女性主义出版已经衰败了，书店中仍然摆放着整架整架的诗歌、小说和关于性、种族、健康、住房、暴力、心理等话题的图书。但关注的焦点已经偏离了原来有关经济独立性和有偿及无偿工作研究的核心话题。我在“技术”区的确发现了一些针对女性和技术关系的文章，但有关“如何”操作电脑的丛书在数量上远远超过这些文章。似乎我们的关注领域已经发生了剧烈转变，从集体层面转向了个体层面。
　　这种变化并非一蹴而就。80年代早期，针对就业、技术和性别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用来鉴定70年代末期我们在讨论中规定的假设。澳大利亚的安·盖姆（Ann Game）和罗斯玛丽·普林格（Rosemary Pringle）发表了《工作场所的性别》（Gender at Work），辛西娅·科波恩（Cynthia Cockburn）在英国出版了《兄弟》（Brothers）。^[12]技能的概念很明显要比布雷弗曼当年提出的复杂许多，与其说是一种可以客观衡量困难程度的可习得能力，不如说是一种社会理念。信息技术对女性工作的冲击很明显也要比当年用简单的马克思主义分析预测的远为多样化。在某些行业和职业中的确存在着一种福特式的趋势，将工作任务削减到最基本的要素，最小化技能需求，将工人阶级降级为同质化、可以相互替换的大规模群体。不过在有些领域，新技术的引人要求工人习得很多新技能。因为这些工人通常是低薪女性，雇主将技术视为打字机的延伸，因此通常不给文秘人员提供充分的培训机会。“技能重新习得”（re-skilling）这个词和“技能剥夺”并肩出现，申请上文字处理夜校班的人排成了长龙。
　　我们很多人都在设法解决广义的理论和政治问题，根据观察到的现象尝试梳理出可能产生的后果，并应用到其他讨论中。比如我记得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试图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应用在家务劳动上，方法是将工人在工作场所和生产资料的关系与主妇和生产资料（家庭本身和家务技术）的关系进行对比。我在文章中指出，因为经济发展愈发需要工人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因此工人无法像工厂工人一样表达对生产资料的怨恨并奋起反抗，但他们因为需要支付生产资料，同样也是现金经济的奴隶。我本想从这点出发，分析一下这种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自我憎恨和神经病症，但实在无法鼓起勇气真的去做。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之前经常批评我，指责我“搞错了问题是哪个抽象层面上的”，所以我这次就没有铤而走险。文章因此又回到了对高科技家庭工作的讨论中，这也是我受邀写这篇文章的原本话题。^[13]
　　与此同时，罗斯玛丽·克伦普顿（Rosemary Crompton）的研究［以《白领无产者》（White-Collar Proletariat）为题发表］为如何定义工人阶级提供了详尽的实证数据，向马克思主义正统观点发起了挑战。^[14]
　　这段时期内，在有关技术变革的讨论中有一个观点广受瞩目，即“社会有用生产”（socially useful production）。极富个人魅力的迈克·古利在推广这一概念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之前曾经担任卢卡斯航空工人的“卢卡斯替代计划”主建筑师。^[15]
　　当我受邀从女性主义角度对该观点进行批评时，我发现自己又一次回到了家务劳动的话题和家务劳动与货币经济的关系。在我眼中，用来前瞻社会主义未来的不同替代工作中，正是对商品生产的强调（以及随之而来的概念：只有工作在商品生产领域中的才算“真正的工人”）才是最可疑的。社会主义者不喜欢服务行业，是不是仅仅因为服务行业通常与女性工作挂钩，还是存在着其他更加复杂的考虑因素？我意识到，无偿劳动、服务工作和商品生产之间的关联是动态的，在新技术引进等因素的影响下，三者之间的界限不断变化。资本主义的历史可以视为一段将过去在家门内无偿进行的活动逐渐卷入货币经济的历史。这个过程中，商品化必不可少，每一轮新技术的应用都创造出新的商品。新商品的出现改变了工作流程（和相关技能），不仅影响到生产这些商品的工人，也影响到使用商品的用户。试图冻结特定的技能或工作流程，将其应用在开发“替代”商品上，似乎注定要失败。即便真的成功了，也很有可能会产生反女性的后果，因为在冻结技能或工作流程的一刹那也会冻结特定形式的劳动分工（和相关社会关系）。^[16]然而，这类文章似乎越来越无法唤起读者的兴趣。既然得到的都是死水一潭般的反馈，倒不如将文章统统扔进潭中算了。
　　1982年，我孤身一人带着孩子住在伦敦，研究后来称为“远程工作”（teleworking）的话题（这是我对法语词“teletravail”笨拙的翻译，指的是在信息技术下进行的远距离工作）。相对的与世隔绝也许对我接下来几年的心态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我很清楚地发现，我似乎无法融入当时的政治讨论。在我感兴趣的领域内，越来越少的人自发进行研究，资金愈发由学术界、地方政府和志愿者部门提供。当研究者聚到一起时，警戒心和竞争意识慢慢渗透进了讨论中。尽管有些人仍然相信知识要尽量与别人分享，激发共同学习，但在其他人看来，知识明显就是有价值的商品，只有在获得功名利禄的前提下才可以交换。当时仍然有一些场合能够感受到70年代的氛围，比如女性和计算机网络（Women and Computing Network）组织的一系列会议，但其他更加学术性的场合似乎被一股彼此提防、追逐私利的气氛所笼罩着。强调共享的女性主义道德准则和生存的需求之间爆发了丑陋的矛盾。因为我现在是自营就业，赚钱糊口非常困难，因此有时当他人使用我的成果，但不标明出处也不给我补偿时，我感到受到了剥削。不过在另一方面，我很渴望能够加人一个思想可以自由分享的知识分子圈，我也意识到毕竟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我当时的印象是，这样一个圈子起码在英国已经销声匿迹了，不过当我偶尔凑够钱出国参加会议时，我的信念之火又重新点燃。
　　我参加的第一场此类会议是1983年ISIS在瑞士召开的女性和新技术会议。会议上大家激动的心情和对沟通的渴望不禁让我意识到，在撒切尔政府的统治下英国女性主义者已经变得多么的灰心丧气。日本计算机世界保护女性协会（Japanese Committee for the Protection of Women in the Computer World）的一队女性提交了一篇精彩的论文。^[17]来自香港的梁咏雩（TriniLeung）声情并茂地呼吁国际电子公司的女工同胞需要团结一心。其他代表发表的论文也同样发人深思。这次会议使我深深意识到，英国左派在反对撒切尔主义的斗争中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做法并不是最佳战略。相反，我们应该关注构建国际网络，与国际资本作斗争。
　　在远程工作领域的研究让我看到，新技术引入时，不仅改变了工作的本质，也转换了工作的地点。工作不但从办公室转移到了家中，从市中心转移到了郊区，也有可能跨国转移。六七十年代制造业形成的国际劳动分工现象有可能在八九十年代的服务行业重新上演。在“美国文职人员朝九晚五组织”的朱迪丝·格里高利（Judith Gregory）的指引下，我开始收集有关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公司逐渐使用离岸信息处理服务的资料，我没能筹得足够的资金来系统化推动研究，但它无疑为我当时为女性团体进行的工作提供了启迪，最明显的例子包括建立一所针对伦敦市文职人员的资源中心“城市中心”（City Center）［莎拉·斯图尔特（Sarah Stewart）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以及全球工作女性（Women Working Worldwide）组织，这是一家特别为推动全球女工团结而设立的组织，它的成长壮大要多亏格里·利尔顿（Gerry Reardon）和海伦·奥康耐（Helen O’Connell）的无私奉献和全身心投入。总的来说，当时的英国左翼似乎正在退出国际主义阵营，不过也有一些例外。大伦敦议会赞助了一些针对跨国公司（特别是柯达和福特）的研究，也兴建了伦敦跨国公司信息中心（London Transnationals Information Center），但这些项目似乎被视为是发展教育的一部分，或社会改良空想主义，而不是真正的政治活动。
　　在80年代，随着时间的推移，要么就是针对新技术的女性主义项目越来越少，要么就是我与它们渐渐失去了联络。这些项目的目标似乎主要是解决实际问题。女性和计算网络诞生了“微系统姐妹”（Microsyster）工程，旨在为女性团体提供培训和计算机服务，并定期发送图文并茂的新闻通讯。除此之外，我对政治事务的接触主要是通过同博士生进行信函往来、迎接海外研究人员来访和偶尔参加会议。我从事的很多有偿工作与技术都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总是与远程工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于远程工作的不同含义我已经在其他部分详细说过了。^[18]
　　也许我在这里应该提一下关于技术的两个中心话题，70年代时这些话题还基本不为人知，但在80年代浮出水面。第一个话题前面提到过，是有关技术变革空间维度的担忧。针对这一点我从女性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都没有找到有用的资料。最有创意的思想似乎是来自激进派地理学家，比如纽卡斯尔的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Center for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的研究学者，以及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研究圈子中的学者，尤其是种族关系研究所（Institute of Race Relations）的斯万南丹（A. Sivanandan）。^[19]
　　第二点担忧是，信息技术不仅改变了劳动流程自身，也与劳工关系的转变息息相关，特别是在就业的零散化（casualization）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82年我与普鲁托出版社商量写一本有关就业零散化的书，但编辑告诉我没有这个词，如果我们真要硬造一个词汇，读者也不会明白其概念为何。在接下来的十年间，我很明显看到，哪怕这个词并不存在，这种现象却广泛存在。以“弹性/灵活性（flexibility）”的名义，大批传统上安全稳定的工作都被降级为临时工作或散工，或者外包到二级承包商和代理商，而政府政策也推波助澜，不仅撤消了广大工人的就业保护条款，取消了最低工资制度，还强行要求政府机构将很多服务外包。然而，在有关零散化的讨论中，技术的角色变得愈发不重要。很明显，虽然技术是零散化的催化因素，但技术本身并没有引起社会和法律变革。^[20]
　　在80年代，我们大多数人自己都成为了信息技术的直接用户（我1983年买了第一台个人电脑，1985年第一个调制解调器，1987年第一部传真机），因此越来越难以将信息技术看成独立的议题，70年代有关信息技术是否为“好事”的激烈讨论现在看起来往好了说是无所谓，往坏了说是愚蠢可笑。对英国绝大多数40岁以下的人来讲，信息技术是每日生活理所当然的要素。现代人必须要熟练掌握信息技术，否则会严重阻碍个人职业发展。十年之前我在《灾险公报》中发表了第一篇有关VDT风险的文章，十年之后，伦敦灾险中心邀请我写一本关于重复施紧伤害（RSI）的书，而我在忙于写书的过程中自己反而患上了这种病，这真是莫大的讽刺。^[21]自那以后，我慢慢发现很多女性作家朋友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
　　这可能就是很多女性主义者一生中最核心的矛盾所在：我们说一套做一套。我们一面描写与工作压力有关的疾病危险，而自己却终日生活在极大压力之下。我们为低薪工人的权益作斗争，但自己却经常接价钱很低的活，或者干脆免费劳动。有些人对非正规家庭劳动者的剥削和隔离情况进行分析，但自己却是在家中工作的自由职业者。我们鼓励其他女性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集体行动，避免在内疚的驱使下做出自我牺牲的举动，但自己却为了大众福祉而扮演着最为自虐的角色。我们设下的目标难道仅仅是我们内心需求的投影吗？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我总是回到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矛盾问题。现在回顾起来，我认为过去二十年间发生的一切变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渐渐不再相信集体行动的能力；我们慢慢觉悟到一个让人沮丧的事实，如果自己不去做，没有人会替我们去做，
　　在我看来，这不仅让那些致力于从政治上改善女工生活的人越来越士气低落，并且让成千上万的个体工人做出了种种人生决定（如果社会条件不是那么可怕，他们也许就不会做出这些决定），这些决定汇合到一起，改变了就业的本质和其他工作特征。工人们再也不相信公共机构能够继续当好房东，因此纷纷买下原来租住的房子。工人们再也不相信公共育婴设施可以照顾好孩子，因此纷纷决定在家中工作，自己照料小孩。工人们再也不相信工会可以为他们争取稳定的未来，因此纷纷将钱投资在私人养老金计划中。许多个人的决定汇聚在一起，几乎彻底拖垮了新型集体本可赖以生存的公共基础设施。我不清楚英国的经历是不是在其他地方也有所反映，但来自东欧的新闻让我看到在那里也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迹象。
　　但我清楚一点：任何解决方案、任何对未来的要求都必须放在这个大背景下讨论。也许还有可能发动大规模的集体行动，让人们可以再一次燃起希望，信任彼此。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我们提出的要求就不应该逼迫人们在自我（和个人的确定性）与他人（和可能的损失）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我们不能要求人们遵循利他主义，做出自我牺牲。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要相信，人有能力看到其最佳利益所在，不管有没有信息技术的帮助，都会全力以赴追逐最佳利益。

^[1] St Rowbotham, Women's Liberation and the New Politics, Mayday Manifesto, 1969, reprinted Nottingham, England: Bertrand Russeil Peace Foundation, 1971; Women's Consciousness, Man‘s World, London: Allen Lane, 1973; Hidden from History, London: Pluto Press, 1973.

^[2] J. Gardiner et al. “Women‘s Domestic Labor“, New Left Review, no. 89, 1975.

^[3] P. Freire,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0.

^[4] Harry Bra vermin,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5] J. Barker and H. Downing, “Word Proces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atriarchal Relations”, Capital and Class, October 1980.

^[6] 见第 1 章和第 2 章；另见“Consuming Fashions“, New Statesman & Society, 1988.

^[7] Conference of Socialist Economists （CSE） Microprocessors Group, Microelectronics: Capitalist Technology and the Working Class, London: CSE Books, 1981.

^[8] Rachel Grossman, “Women’s Place in the Integrated Circuit“, Southeast Asia Chronicle 66/ Pacific Research 9 (joint issue), 1979.

^[9] 见 R. E. Crum and G. Gudgin, Non-Production Activities in U. K.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russels: Commission of European Communities, 1977.

^[10] J. Irvine, I. Miles and J. Evans, (eds.), Demystifying Social Statistics, London: Pluto Press, 1979.

^[11] Ursula Huws, Your Job in the Eighties, London: Pluto Press, 1982.

^[12] 见 A. Game and R. Pringle, Gender at Work, London: Pluto Press, 1984; C. Cockburn, Brothers, London: Pluto Press, 1983.

^[13] 见第3章。

^[14] R. Crompton and G. Jones, White-Collar Proletaria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15] 见 Mike Cooley, Architect or Bee?: The Hujnan Technology Relationship,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2; H. Wainwright and D. Elliott, The Lucas Plan, London: Alison and Busby, 1982.

^[16] 见第5章。

^[17] 见 Committee for the Protection of Women in the Computer World (CPWCW), Women and Microelectronics in Japan , Tokyo: CPWCW, 1983.

^[18] 见第 7 章；及 U. Huws, J. Hurstfield and R. Holmaat, What Price Flexibility?: The Casualization of Women’s Employment, London: Low Pay Unit, 1989.

^[19] 见 M Hepworth, Geography of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London: Belhaven Press, 1989.

^[20] 见 Huws, Hurstfield and Holmaat, What Price Flexibility?: The Casualization of Women’s Employment, London: Low Pay Unit, 1989.

^[21] 见 Ursula Huws, VDU Hazards Handbook, London: London Hazards Centre, 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