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圣西门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 -> 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1789—1850年）

第五章圣西门派

　　圣西门给他的信徒留下了《新基督教》一书作为遗训，他在晚年坚信自己的使命是领导人类进入一个和平生产和国际协作的新时代；在《新基督教》的结束语中，他毫不含糊地宣称自己得到了天启，宣称自己是上帝的传旨人。他的遗言立即被他的一群信徒所接受的正是这一部分。这群信徒，再加上新信徒，在圣西门死后几年间就声誉鹊起（或者说臭名昭著），其程度远非他们的“导师”所能望其项背。就这样，圣西门主义突然间竟变成一种宗教而出现在人世间；这群圣西门主义者还物色到一位领袖。这位领袖着意要把新宗教发展到极端狂热的程度。他一面搞荒唐离奇的宗教活动，同时仍把科学化实业所负的普及教化的使命作为坚定的中心信念。正是这种信念有力地吸引了受圣西门主义影响的工程师，科学家以及一般设计人员。
　　圣西门亲自指定的主要继承者是奥伦德·罗德里格，他是圣西门晚年的密友和资助者。但是罗德里格不是一个有魄力的人物，经他本人同意领导权很快就转入青年工程师巴特尔米-普罗斯比尔·安凡丹（1796—1864年）的手中。安凡丹富有吸引力，在他的影响下，这一小批圣西门主义者很快就着手创立一个教阶严明的教会。不过在这以前，他们先举行讲演会和座谈会，对“导师”的思想大力进行阐释和系统整理。这批圣西门信徒出版了一部前后连贯的论文集：《圣西门学说释义》（1828-1830年），编辑人员是圣阿曼·巴扎尔（1791——1832年，原先是激进派，同烧炭党人有联系）。《圣西门学说释义》是一部根据他们阐释“导师”学说的讲义汇编而成的著作，书中循着一条国家社会主义的脉络大大发展了圣西门的经济思想。这部著作明确地提出了废除财产继承权，因为继承权同每个人只能按照他作为社会公仆的能力取得报酬的原则相违背。这一点是同圣西门本人的观点完全一致的，但是圣西门却从来没有充分考虑到实行这一原则的后果。财产如果不允许继承，就会在所有者死后转归社会所有，实际上也就是转归国家所有，因而国家将会变成资本的唯一来源。不过，圣西门主义者的真正意图并不是要通过这一步骤让管政治的政府去管理工业。他们要求设立一个由“大实业家”掌管的庞大的中央银行，下设各种专业银行，专门负责向那些最有能力把资金运用于生产的人提供资金。圣西门早就提出，新社会实业的恰当形式应该是处于熟练技术管理下的协作社或公司，而圣西门主义者这时则主张把工业组织成许多大公司，资金由银行供给，大公司负责执行由那些具备工业生产和经营管理才能的领袖们组成的委员会所制定的经济计划。他们又遵照圣西门的意见，坚持这种计划经济一定要为人人提供工作机会（据我看，“充分就业”的思想就是圣西门首先提出的），也一定要以工人阶级（“人数最多而生活最苦的阶级”）的利益为目标。圣西门主义者在他们的会议上制定出各种庞大的公共事业计划，其中不仅包括开凿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这是他们“导师”的夙愿），而且要在全世界普遍修筑铁路网，以便使全人类在科学家的领导下统一起来（事实上，他们成了杜鲁门总统的“第四点计划”的鼻祖，对他们来说，绝不存在任何大到不敢设想的计划）。
　　对圣西门主义第一次作出如此全面的阐释，主要是巴扎尔的功绩；在圣西门死后的几年间，他的确是这一运动最重要的理论家。圣西门主义中具有显著的社会主义成分，主要是由于巴扎尔的影响，后来则是比埃尔·勒鲁起作用。如果巴扎尔没有被安凡丹挤出领导行列，圣西门主义运动就很可能沿着一条完全不同的——也是更加切合实际的——路线发展，而对工人阶级的影响也很可能大得多，
　　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圣西门派“学说”的一个方面；在安凡丹的影响下，圣西门派很快就进入了一个新奇而难于理解的阶段，他们的《圣西门学说释义》通篇贯串着不足凭信的语气。在他们的口中，圣西门好像并不是一个凡人（不管他是多么值得推崇的哲学家），而是得到天后的上帝意志的解说者，甚至简直就是上帝。在他们的笔下，圣西门主义不仅是一种哲学或科学的科学，而且是一种新的宗教。这种宗教注定要承担罗马天主教曾在中世纪完成过的那种使命，通过一种新的精神原则——人人有从事工作之职责的原则——把全世界统一起来。在这个基础上，圣西门派开始创立教会，其教阶并不是教皇和红衣主教之类，而是“教父”、“使徒”、教士和受圣餐者这样几级，而且有一套新的祈祷书，赞美诗和礼拜仪式。教会的最高领导职务，由于不能获得取得一致意见，最初不得不由安凡丹和巴扎尔这两个杰出的人物共同担任，不过实权很快就落到安凡丹手中。“教父”和“使徒”都按照早期基督徒的方式过一种公有制生活。他们的言论越来越玄妙而带有启示的味道。不久安凡丹发现，根据他们所宣称的两性平等的原则（这一点是他们对圣西门学说的补充），新教会既有“教父”就得有“教母”以象征圣西门后期学说中所包含的理智与感情或精神与肉体的统一。他们认为，超越基督教对男女大欲的憎恶，把它提升为对精神的必要补充正是他们的使命之一。狂热的安凡丹宣称，“教母”到时候就要光临，将和“教父”象征性地结合。但是当时有两个教父，其中一个已经结婚，而且巴扎尔夫人又是圣西门教会中的积极分子，虽然大家觉得她并不那么适合登上教母的宝座。于是。在巴扎尔夫妇的策动下出现了分裂，而安凡丹也就成了唯一的教父——这时他几乎已经被奉为神人。在安凡丹的领导下，教会中的男性领导成员都退隐到安凡丹在美尼尔芒坦的住宅，躬亲操劳，共同生活，并且保持独身，等待“教母”的降临和指示。他们超尘脱世，离群索居，利用空闲编纂一部奇特的著作《新书》，但要等到“教母”光临才能进一步阐释教义或决定如何应用。就在这个时候，当局对他们进行了干涉，并根据他们的著作和布道内容控告他们犯有多项严重罪行：攻击财产权（继承权）、煽动自由恋爱（他们反对基督教婚姻制度，某些人还鼓吹临时的两性结合）、图谋推翻政府等等。安凡丹被判处徒刑一年，而他的信徒则继续坐待祥瑞。然而“教母”始终没有降临。不久，许多人退了教，基金也随之耗尽，美尼尔芒坦的“家庭”不得不散伙。安凡丹下狱时曾放弃他对这一群信徒的领导，但获释后又重掌领导权。不过，由于美尼尔芒坦的“家庭”已经不存在，而“教母”又迟迟不来同他分忧，这就使安凡丹一筹莫展。看来，圣西门教似乎就要寿终正寝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以后，他们又重新拣起那些建设规模巨大的公用事业以统一世界的早期计划——建筑铁路，开凿运河以及任何能够加强人类联系，从而有助于促进人类精神统一的事业。安凡丹及其信徒到了神秘东方的门户土耳其去寻找“教母”——“教母”和“教父”的联姻相象征东方和西方的结合。在这一企图失败以后，安凡丹又率领残余信徒到了埃及，想要开凿一条穿过苏伊士地峡连接东西两半球的运河，实现圣西门很久以前提过的建议。但是埃及政府对苏伊士运河计划很快就冷淡了下来，而把这些圣西门主义者的力量投入一座尼罗河水坝的建筑工程。这项工程虽已动了工，但时隔不久埃及政府又改变主意，使他们的事业再次中断。少数信徒留在埃及来负责各种公用事业（我们知道，许多圣西门主义者都是综合技术学校出身的工程师），其余的人则辗转回到法国，安凡丹在法国度过了一段令人烦躁的闲散生活，直到1839年才通过朋友帮助而被任命为开发阿尔及利亚的一名政府专员，当时。阿尔及利亚正逐步被法国人彻底征服。他在那里逗留了两年，权力很小，1841年回到法国后提出了一份报告，主张法国人和阿拉伯人联合起来，推行一项农业集体移民制度来开发这个国家。在安凡丹看来，这是让法国技术和文化影响渗入东方，促成东西方结合的第一步。安凡丹回到法国，仍然拥有一小群忠贞不渝的信徒，又重新为开凿苏伊士运河的计划展开活动，组织了一家推行这项计划的公司，可是结果却受到德·雷塞布的排挤。在圣西门主义者旅居埃及时，雷塞布曾同他们合作过，而现在他看到不让他们插手反而更易于拿到开凿运河的特许权，便不再愿意同他们合作了。这一步落空以后，安凡丹又转向圣西门早期提出的另一项计划。在受过早期圣西门主义影响的金融家的帮助下，安凡丹成为一项修筑铁路计划的主要发起人，按照计划终于筑成了巴黎—里昂—地中海铁路。以后若干年，安凡丹一直是这条铁路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不过，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学说。1848年革命时期，圣西门主义者又产生了莫大希望，然而这一次仍然一无所获。此后，安凡丹和他的伙伴也曾向拿破仑三世进言，祈求得到他的宠信，但结果也是一场空。到这时，这个团体已经奄奄一息了，它的成员已经星散，大都同原来的组织断绝了联系。有些人则已经高升：例如米歇尔·舍伐利埃担任了商订1860年科布顿也条约的谈判代表；贝列拉兄弟成了工业银行界巨子，而安凡丹——我们已经谈过——则当了铁路公司的经理。然而，安凡丹仍然关心“主义”。1858年，他发表了《人类科学》一书，对圣西门学说作出新的阐释；1861年又发表《不朽的生命》一文，对圣西门教作了更加狂热的解说。他于1864年去世。
　　安凡丹无疑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物。他具有非凡的能力，善于赢得人们的景慕之情，人们愿意恭而敬之地倾听他那套无稽之谈。他完全出于一片赤诚，坚信圣西门教，坚信自己得到了上帝的启示，也坚信他的“圣妻”注定要降临，同他一起拯救世界。他认定，开凿苏伊士运河的计划以及他本人跟同事们一起拟订的其他大规模开发计划，基本上都体现了他们那种新的社会性劳动宗教的精神实质。这种新宗教要通过消除一切剥削和阶级矛盾而消灭“游惰者”，增进劳苦大众的福利。毫无疑问，他已经入了迷，因而用一大套根据圣西门思想引申出来的荒唐言论把圣西门的思想精华掩盖掉。于是，圣西门被人遗忘了，而圣西门主义者在法国人——实际上在大部分西方世界——心目中则成了笑柄，被视为不屑一提的狂人，或者是被指斥为败坏道德，扰乱社会的不良分子。但是，这些圣西门主义者对资本主义未来的看法在许多方面却具有惊人的远见，特别是他们最先看到了——并且证实了——今天所谓的“管理革命”。
　　如果认为圣西门主义者在安凡丹领导的年代仅仅干了些荒唐可笑的事，那就大错特错了。恰恰相反，他们在演出宗教滑稽剧的同时，也一直针对当代整个政治和经济政策进行活跃的宣传。就1830年法国革命后的头几年来说，情况尤其是这样，他们鄙视这次革命，认为它丝毫没有触动它接管过来的不良社会结构的任何实质。他们不断攻击那些拥护路易-菲力浦实行资产阶级君主制的政党，也抨击那些以正统的名义或者为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利而反对路易-菲力浦的人，他们既猛烈抨击那些墨守成规的守旧派，也大力谴责那些鼓吹放任主义的经济学家。在他们看来，到处都是“颛顼无能”和“无政府状态”，而这种情况又星必然的，因为人们完全不了解社会的基层已经发生了什么变化，也完全不明白必须把权力从政客和军人手中转移到唯一能掌握不断发展的经济力量的实业家手中。
　　1830年以后，圣西门派的报刊宣传工作由比埃尔·勒鲁领导。勒鲁原先是“自由主义”刊物《地球报》的主编，后来皈依圣西门主义。圣西门派买下了《地球报》，让米歇尔·舍伐利埃和另一些成员同勒鲁合作，使这家杂志成为宣传他们那些神秘色彩较少的观点的工具。勒鲁本人既醉心于“导师”的学说中那些比较世俗化的思想，也为圣西门的“新基督教”所吸引；不过，他并没有像安凡丹及其一小批亲近信徒那样陷入过分狂热和荒诞不经的地步。他同舍伐利埃合作，把圣西门主义的主要观点纳入抨击路易-菲力浦执政后法国各种政治事件的时事述评中，使之成为一套虽非十分完善，倒还自成体系的纲领。
　　根据《地球报》所表达的观点，圣西门派看来是彻底的技术统治的鼓吹者。他们对议会民主制和用选票选举政府这一整套办法都极端轻蔑。他们声称，真正有才能的领袖，真正懂得并有能力指挥生产过程的人，并不需要等待愚昧的群众来选举，他们凭着自己超群的才能这一明显的事实就能脱颖而出。不过，圣西门主义者并没有说明这种人究竟怎样才能获得他们应该获得的权力。他们只是说，总有那么一天，当国人对无能的政客和剥削他人的游惰者感到厌恶时，他们就会本能地转向那些唯一了解拨乱返治之道的人。圣西门派藐视投票箱民主和要求“自由”的呼声，他们说：“自由”不过是加上个漂亮称号的无政府主义而已；社会所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秩序。当然，许多反动分子也是这样说的；不过，圣西门主义者紧接着就说明，他们所拥护的“秩序”绝不是排炮或“警察国家”所能树立的秩序。他们所说的“秩序”是科学的实业和经济组织所构成的和平秩序——这种秩序一旦建立起来，就无需军队或警察来维护它。
　　不过，他们——至少是舍伐利埃——也确曾坚持，社会所需要的秩序不可能在没有权力集中的情况下获得。当有人指责他们是集权制官僚统治的策划者时，他们拍手欢迎这一抨击的一半，因为他们认为，对于健全的经济计划来说，对于取消继承权以后保证国家能把资金分配给最善于用来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人来说，中央集权制难道不是完全必要的吗？《地球报》大力强调通过取消财产继承权的办法来剥夺“游惰者”所掌握的权力，这个刊物攻击那种认为财产私有制是促进人们努力生产的必要刺激的说法，斥之为无稽之谈。佃农热爱他所耕种的土地难道不是远远超过只知勒索地租的地主吗？要是工业领导人的任期取决于他们运用受托管理的资本工具时的实际成绩，他们工作起来岂不会加倍努力吗？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工业领导人难道不会千方百计向他们领导下的工人提供努力工作的必要刺激吗？关于工业企业在理想制度中的具体组织方式，圣西门主义者从来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概念。但是，他们显然是这样设想的；由领班技师雇用工人，工人将分享企业的利润，而技师则由一个负责统筹安排的机构任命和领导。这个机构以政府的名义进行工作，但它是由实业家（高级技术人员、银行家、工业管理人员和经济专家）而不是由政治家组成的。如果那时还有政治家的话，他们也要按实业领袖的指示办事。
　　除了这些政治和经济组织问题以外，《地球报》上讨论得最热烈的要算外交政策、宗教和家庭等问题了。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圣西门主义者都是鼓吹侵略的积极分子。他们在思想上毫不怀疑，领导全世界走向那个以经济管理取代政治统治的新秩序是法国和法国人的历史使命。尽管他们敌视军事领袖，并且不断呼吁国与国之间保持和平，但是他们却赞成1830年并吞比利时的行动，认为这样比利时就可以同法国一道进行他们所设想的那种伟大的改革运动。他们藐视德国，认为它在各方面都陷于无政府状态。他们羡慕英国在工业方面的杰出成就，但是对于英国的政治制度及其所奉行的自由放任主义却嗤之以鼻，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的苦难主要就是由这种政策造成的。他们希望法国把文明教化的力量扩展到北非，而且最好很快就扩展到没有教化的东方各地。《地球报》攻击路易-菲力浦政府在国际事务方面的怯懦无能，是数见不鲜的。
　　在宗教问题上，勒鲁始终强调新社会必须在基督教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但是，他所说的基督教当然指的是圣西门的“新基督教”而不是罗马天主教。在家庭问题上，《地球报》所关心的是反驳那些常常对圣西门主义者发起的攻击，这些攻击说他们存心要取消家庭，或者至少是想通过取消财产继承权这一手来摧毁家庭的基础。诚然，安凡丹周围的一批圣西门主义者确曾对当时的婚姻制度进行过多次攻击，并且提出过婚姻契约可以根据任何一方的意志予以取消。但是这并不是圣西门派的共同教义。《地球报》所宣传的新制度并不包含这种主张。勒鲁竭力否认取消继承权会产生拆散家庭的任何后果。他反问道，如此说来，家庭岂不成了一种有财产可传给子女的人的专有组织了吗？贫苦人民的家庭难道不是同有产阶级的家庭一样也繁衍，甚至人丁更加兴旺吗？
　　《地球报》并没有维持多久，只连续发行了两年。当圣西门派作为一个正式团体日渐分裂时，勒鲁同它的联系就不密切了，他继续在其他刊物上和一系列著作中宣传他所理解的圣西门学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时他着手实行圣西门的《新百科全书》计划，借以统一知识，为即将来临的时代奠立思想基础。他同让·雷诺一起创办了《新百科全书》杂志，又同乔治·桑合办了《独立评论》。正是在前一种杂志上，勒鲁首先使“社会主义者”这一名词通行于法国。1833年，他在《百科全书评论》（《新百科全书》的前身）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论文。就我们所知，这是见诸文字的对“社会主义”一词进行阐释的第一次尝试。“功能”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看来也是勒鲁首倡的。他说，伟大的“功能”就是有用的工作；社会组织一定要以这一“功能”原则为基础。在一个组织妥善的社会中，人人都将成为“公职人员”，而不会再有专用这一名称来称呼的国家官吏。勒鲁的其他主要著作是《论平等》（1838年），《论人道》（1840年）和《论国民宗教》（1846年）。他死于1871年。
　　圣西门主义者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者呢？在巴扎尔的影响下，他们的社会主义倾向是很强烈的，但在巴扎尔离开他们，安凡丹取得领导权以后，这一派人的主要注意力就逐渐转移到圣西门“主义”的其他方面去了。即使如此，其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仍然保留下来，不过他们所主张的已经成了一种颂扬权威的社会主义，而且很像我们今天所说的“管理革命”。因此，关于他们是不是社会主义者的问题，答案不可能十分明确。从肯定的一面来说：他们（一）颂扬劳动，尊重生产者的权利；（二）谴责游惰，反对一切遗产和不是以贡献而获得的财富；（三）坚持集中的计划经济（用法语来讲，就是经济管理的必要性）；（四）主张两性平等；（五）始终认为一切社会活动的主导原则必须是改善“人数最多而生活最苦的阶级”的处境。从否定的一面来说则是：他们（一）蔑视多数人的政治才能——也就是蔑视民主；（二）认为大实业家和银行家是工人的天然领袖；（三）愿意通过任何性质的政府（不论是君主专制的、帝国的、资产阶级的或其他任何性质的）进行工作，因为在他们看来，同经济事务的组织相比，政府的形式是无足轻重的。也许还应当加上这样一条：他们毫无顾忌地主张把西方（特别是法国）的思想观点强加给他们目之为未开化的各个民族。最后，我们也必须考虑到他们的极权主义和他们所坚持的这样一种主张：向社会灌输真理（他们所认为的真理），并且利用社会的教育系统和其他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作为灌输思想的工具。
　　除了这个“学派”的直接活动以外，圣西门主义者的思想影响无疑也是非常广泛的。在德国，他们的信徒虽少，影响却相当大；毫无疑问，马克思就从他们那里学到许多东西。在法国本土，他们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许多退出这一学派而转入其他各种社会主义团体的人所发生的影响尤为巨大。譬如，菲力浦-本杰明-约瑟夫·毕舍（1796—1865年）原先是一个圣西门主义者，但很快就脱离了这一派，他担任过1830年制宪议会的主席，曾同路易·勃朗一起鼓吹过在国家资本的援助下发展合作生产的主张。奥古斯丁·孔德发展了“实证哲学”，这种哲学一度发生过重大影响，无论是在英国或欧洲大陆都引起过巨大反响。事实上，就圣西门对社会主义思想的贡献来说，他既没有发起过明显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没有提出过明确的社会主义理论，他的贡献在于提出了这样一些概念：实行计划经济，以实现“充分就业”和广泛分散购买力；强调报酬应该按照贡献付给，因而在一个实业社会中一切财产继承权根本不应存在；承认经济力量先于政治力量；认为社会的历史发展将从政治阶段进入“实业阶段”。在最后一点上，圣西门至少有助于启发后来由马克思形成的唯物史观，虽然圣西门本人并不持有这种观点。圣西门的历史发展观是技术主义的，而不是唯物主义的。在他看来，在世界上起作用的基本力量是人类的发明家，而不是“生产力”。圣西门及其信徒常常被称为“实业家”（或译“产业家”，法，法文原文为“Ies industriels”），而span>“产业的”（“industrial”）一词实际上就是由于圣西门首先使用才被列入现代语汇，我们就用这个词来说明后来所谓的“产业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所造成的新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