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近代诗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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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近代诗的发展

一

　　在一般地使用“近代的”这个词的时候，我们用它来描述从15世纪直到今天为止在欧洲发展尔后又扩张到欧洲以外的一个完整的文化复合体。在莎士比亚、伽利略、米开朗琪罗、蒲伯、歌德和伏尔泰的作品里都有着一些“近代的”东西，既有别于荷马、泰勒斯〔注：泰勒斯（约公元前624—547），古希腊最早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原译”太勒斯“——录入者注）〕、乔叟和《贝奥武甫》，又可以拿来和梵罗希〔注：梵罗希（1871—1905），法国象征派诗人。〕、塞尚〔注：塞尚（1838—1906），法国印象派画家。〕、乔伊斯、柏格森和爱因斯坦相比较。这一个复合体是有它经济的基础的。这个复合体本身又是变化着的——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时期有从伊丽莎白时代到现在为止这段时期这样变化多端和精力充沛。而同时，经济基础也在变化——从封建的变到“工业的”。这一个文化复合体便是生产上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上层建筑——这个革命的性质第一次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加以全面的分析。近代诗是资本主义的诗。
　　如果不历史地——在变动中去了解，我们便无法了解近代诗。结果只有把诗当作静止的“艺术品”，当作某种凝滞和僵化的东西去研究而得出死板的公式。这种情形当诗成为激剧变动着的整个社会的有机产物时尤其是如此。
　　可是要研究那一时期整个资产阶级文化的诗却是件无比艰巨的任务。在资产阶级运动中许多民族和许多语言都牵涉了进去，而诗的特点是：要欣赏它，比欣赏其他任何文学形式要求对它所用的语言具有更精湛的知识。
　　但事实是，英国在经济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方面带了头。意大利在它之前——可是它的发展很早就停滞了。美国超过了它——可是是在以后的时期。只有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绝大部分发展起来，并且从那里扩张到地球的其他部分。
　　在1789年到1871年这段时期内，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较之英国更快的速度、更大的精确程度和更加无情的逻辑渡过了许多阶段，可是正因为速度太快使得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显得更混乱一些。为了研究一般的资产阶级文艺，那一个短时期的法国是更有价值的；但单为了研究诗，则英国——由于那里的革命发展得平稳得多也详尽得多——成了更好的场所。
　　由于它发展得早一些和充分一些，英国资产阶级经济的衰落也要比其它国家来得晚一些。因此，帝国主义时代诗的症状首先是在其他国家——在法国、德国和俄国——而不是在英国显露出来。因而除了这个结束时期，我们关于近代诗的历史考察将限于英国一国。
　　并非偶然，也就是这个国家，英国，它对近代诗的贡献无论数量上还是多样性上都很突出。三百年来，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上英国居于全世界之首，而在同一段时间内，在诗的发展上也是它占世界的首位，这一事实并非是不相干的巧合，而是历史的同一种运动的一部分。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的不断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注：引自《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第1卷，第253-254页。〕

　　资本主义的诗反映了这些情况，也是这些情况所产生的。诗诞生于部落的未经阶级分化的母体中，因而使它带上了神话的性质。在阶级社会中，它同宗教分开，成为统治阶级的艺术。可是除了在像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那样的革命转变时期，这种艺术过着安静的日子，反映着其“生存的首要条件”是“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的那一阶级的缓慢兴起和缓慢崩溃。然后在封建制度的平静、呆板的艺术下另一个阶级发展起来，它的活力首先由哥特式的大教堂宣告出来。这个阶级依次成了统治阶级，但它却是这样一个阶级，其生存的条件在于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革命。
　　因此它的艺术在本质上也便是一种反叛的、不拘形式的、自然主义的艺术。只有革命时期希腊的艺术多少预示着资产阶级艺术的自然主义。正如资产阶级的经济使它自己的生产工具不断革命化一样，资产阶级艺术也是使它自己的传统不断革命化。这种不断的革命，这种对“素被尊祟的观念和见解”的不断破坏，这种“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使资产阶级的艺术区别于一切已往的艺术。任何资产阶级的艺术家，只要他在二三十年之中墨守当时的成规，就成了“学院式的”，而他的艺术也变成缺乏生命的了。这种情况便是英国的诗的特点。
　　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是：它表面上把人与人之间一切直接强制的关系破坏了，似乎是代之以人对于物——即由国家确认的财产权——的强制关系。人不再像封建社会里农奴依附于地主而地主又依附于大地主那样强制地被捆在一起，而是独立地为自由市场而生产，并且独立地从这个同样的自由市场上购买东西。他们不只把生产品也把他们的能力拿到市场去，有权不受阻碍地把劳动力出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这种无保留地进入自由市场的权利就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
　　因此，这里似乎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的强制关系，而只有人与物（财产）之间的由强力确认的关系，结果成为个人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市场似乎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环境的一部分，从属于供需的自然“规律”。它的强制性似乎不是人的，而是盲目的自然力的强制性，如同风暴或者火山爆发一样。
　　事实上，市场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真实关系的盲目表现。这些关系是强制性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由于生产工具的私有和对自由劳动者（除双手外便一无所有的）劳动力的购买而形成的特有的剥削。可是正因为这是一种盲目的表现，便成了强制性的和无政府状态的，同自然力一样强暴而狂放无羁地在起作用。正因为资本家和工资劳动者间的这些强制性关系是隐蔽起来的，所以更加凶暴和无耻。
　　因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资本主义经济便成了一种虚假的个人主义和空洞的自由的经济。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生存条件以及它在社会中自由的条件便是人与人之间直接强制性关系的不存在。这些强制性关系都是些约束——如同使农奴依附于地主的封建约束一样。可是没有社会关系的自由根本不是自由，不过是一种盲目的无政府状态，结果社会必然趋于毁灭。因此，除了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关系外，资产阶级还必须包含绝对占有生产工具的权利——即“私有财产”的权利。这种绝对权利是由一个强制的国家权力，连同它的法律、警察和军队等手段来维持的。由于它实施的是财产权而不是任何人对人的直接占有，它看起来便成了某种中介的、独立的东西而凌驾于社会之上。但事实上，既然这种财产权由于占有生产工具而赋予资产阶级以对“自由的”劳动者的强制性权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国家和它所实行的资产阶级经济便把这一强制性社会隐蔽起来，而它所包含的唯一自由便只是资产阶级不受自然的控制（由于它对社会产品的独占）和它不受人的强制（由于从社会中排除了一切封建性的直接强制性关系）的自由。由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它之所以自由是由于它的个人主义。由于它完全自由的市场和不存在直接的社会关系，而这种不存在的原因和表现就是自由市场。但是对于社会上其余的人来说，资产阶级社会却是一个强制性的社会。它的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都是强制的方法。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矛盾，要了解保证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全部过程的人不能不把握这种矛盾。
　　在对诗的起源的分析中，我们看到早期的诗在本质上是集体的感情，产生于部落节日之中。这不是一种无条件的、本能的集体感情，如同牛群遭遇敌人时所引起的那一种，这是由于经济组合的需要引起的一种反应的集体感情。
　　目前资产阶级文化已成了这样一个阶级的文化，对它来说，自由（人对于他全部本能力量的认识）是由“个人主义”来加以保证的。因此，看来资产阶级文明应该与诗对立的，因为诗是集体的，而资产阶级分子是个人主义者。
　　可是，这是按其自己的估价来看资产阶级的。当然，不管我们把他当作资本家还是当作诗人去了解都应该首先这样作。资产阶级把他自己看成一个为自由而孤军作战的英雄人物——看成一个反抗束缚住自然人（生而自由但却由于某种奇怪的原因到处都是被捆住的）的全部社会关系的个人主义者。事实上，他的个人主义确也使他得到技术上的不断进步因而得到与日俱增的自由。他对封建社会关系的斗争促成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解放，他的个人主义表达出资产阶级经济不断革新它建立在上面的基础的特殊方式，直到成为上层建筑基础的阻碍，资产阶级经济便突破它自身而变成它的对立物。
　　同样，资产阶级诗人也把自己看成一个想借助他内心精力的向外扩张、借助解放为外部形式所摧残的内在力量以实现其自身中最本质的东西的个人主义者，这正是资产阶级的梦想，单靠一个人去创造世界万物的梦想。他就是浮士德、哈姆雷特，鲁滨孙·克鲁索、撒旦〔注：撒旦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诗人弥尔顿（1608一1674）的长诗《失乐园》中的魔王。〕和普鲁弗洛克。〔注：普鲁弗洛克是英国当代诗人艾略特（1888-1965）的《普鲁弗洛克的恋歌》中的人物。〕
　　这种由于需要解除封建社会的束缚而产生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生产方面引起了巨大的、不停的技术上的进步。同样，它也在诗里引起了巨大的、不停的技术上的进步。
　　可是，不论资本家还是诗人都成了比较阴郁的人物一一开始是悲剧性的，随后是可怜的，最后是凶恶的。资本家发现正是他的个人主义，他的自由，在产生战争、无政府状态、经济萧条和革命的盲目压力。有着高度生产力的机器最后甚至威胁着他。具有盲目性的市场成了可怕的自然力。
　　资本家利用市场不停地把旁的资本家抛进了工资劳动者的行列或是把他赶到暂时享有特权的“工资收入者”的队伍。昨天的手艺人成了今天的工厂工人。今年的店老板成了明年联号商店的经理。上周是小商店的老板，今天是大托拉斯里领工资的经理：这就是资本主义用以革新自己的戏剧性过程。它之所以能办到这一点，正是借助于资产阶级赖以求得自由的那个自由市场，个人主义和独立的这种保证产生了正好相反的东西——托拉斯化和对于金融资本的依赖。公平竞争的金色花园里产生了与公平合理正好相反的东西：削价、战争、卡特尔、垄断、“囤积居奇”和工业托拉斯。可是在被这些罪恶剥夺了自由的资产阶级看来，这一切罪恶似乎是些（实际也是如此）直接而强制的社会关系。他把它们当成同他理想中的药方——自由市场——正好相反的东西加以反抗。因此他仅要求一个更公平的市场和更强烈的竞争，却没有认识到，这些罪恶既然是自由市场创造出来的，那么要求加强后者的自由便无异于要求加强他所痛恨的奴役。他因而在推进着他所厌弃的运动，而只有摆脱资产阶级的矛盾才能逃脱这种运动。资产阶级一直在谈论自由，因为自由一直在从他的掌握中溜掉。
　　资产阶级诗人蹈着同样的覆辙。他发觉作为他自由的条件的孤独是难以忍受和强制性的。他发现越来越多的地球上和宇宙间的经验是不友好的，这也是对他的自由的一种约束。他从心灵里赶走了一切社会性的东西，然后发觉心灵萎缩了，使他变得渺小、空虚和缺乏保障。
　　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只有不再照他自己所估计的那样来看待资产阶级，并揭露出他对自己的估计所反映出来的经济过程才能发现那原因。在每一阶段上，资产阶级发觉他废除社会“约束”的结果反而使得这些约束加强。他向自由市场的推进反而把生产者暴露在竞争的风暴之前，其唯一的结果就是——合并。他为了资产阶级单纯的财产权而消灭封建的诸种“复杂性”，但却生产出资产阶级契约法的种种精心之作。他痛恨封建统治和社会强制，却产生出高度集中的资产阶级国家及其对于个人自由的无穷无尽的无聊干涉。个人主义产生了反个人主义，其任务似乎是在破坏一切社会关系的这种经济却产生了一种较之前此任何社会都要复杂得多的社会。他对于自由的要求成为对自由的否定。他成为一个“镜子里的革命者”，并且通过要求将产生与他所希望的正好相反的东西来不断革新社会。
　　这种自我矛盾的运动是资本主义生产基本规律。这是同引起削价战争一样的规律所产生的结果，在那场战争中每一个资本家都不能不牺牲旁人，并且只有那样做，否则为了延缓大家的最后毁灭反而会促使他自己的早日消灭。这一运动在每一种企业中引起不变资本的不断增加，结果导致利率降低，造成众所熟知的资本主义危机，这危机只有靠破坏大部分国家财富才可能恢复。同样，这一矛盾也引起了资本主义的扩张，它对自身基础的不断革命，以及迫切地向着世界上各个角落推进。它产生了不断的合并和托拉斯化，而这些现象由于增加了不变资本的比重，只加速了利润率的下降。
　　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一矛盾使它获得了革命性的扩张，也替它带来了革命性的衰落。当扩张中的资本主义各国使得全世界都向它们臣服的时候，向外发展的敌对势力以隐蔽的或公开的战争方式互相冲突，结果更加强了彼此要求扩张的原因。生产力受生产关系的束缚。于是最后发生了“生产过剩”的危机。利润率的下降，资本主义内部自我矛盾无可避免的结果，明显地表现在大量失业、世界危机、资本主义扩张的普遍减缓、战争和革命方面。在这最后的发展中，资产阶级发觉他的自由宪章正好成了他的束缚，使他成为必然的奴隶。这一发展也反映在他的诗里，反映在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诗里。
　　消灭一切直接的社会强制（这是资产阶级显露头角的前提，因而也是他的自由的条件），是被剥削和被剥夺的人受奴役的条件，因为这是维持资本的间接强制的方法，并且为此使用公开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因此，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期，资产阶级发觉自己面前出现了另一阶级，后者求得自由的方法是组织工会，以减轻自由市场的残酷。只有把强制性的约束加在资产阶级身上，工会才能替自身求得自由。这个阶级便是工资劳动者或无产者阶级。他们最初组织起来成为宪章运动者，后来又组织在工会之中，最后在一个自觉的政党领导之下，他们对资本家施加强制性的约束，如“工厂法”、社会保险等等，这些都是他们在资产阶级经济的范畴内所能取得的自由的条件。但是任何一个阶级的自由都促成了另一阶级的不自由——这就是现已暴露无遗的矛盾。
　　资产阶级生产把组织手段授与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经济把无产阶级成员集中在城市和工厂中，使他们协同工作。资产阶级在需要无产阶级的联盟以推翻封建约束时便暂时放弃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诉诸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这就给了工资劳动者一次政治教育并引导他们去组织他们的政党。
　　这个新兴的阶级最后借助于自身作为统治阶级的完整的行政组织——工人政权的苏维埃——而获得它自身的自由，并强使资产阶级最后放弃其对私有财产的占有，从而暴露出资产阶级的自由观念赖以建立的谎言。随着资产阶级的消灭，植根于经济生产的必然性之中的最后的强制关系也消灭之后，人才能开始变得真正自由。
　　这种无产阶级革命是在必然会根除并使许多资产阶级分子无产阶级化的情况下完成的。

　　“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注：引自《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第1卷，第261-262页。〕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资产阶级思想家这种离开原来的立场以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的现象，也反映在英国诗里。
　　因此，如果我们不了解驱使资产阶级诗的迅速不停地发展的自我矛盾正是促使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前进并造成固定资本增长、利润率下降和周期性资本主义危机的那种自我矛盾在思想上的反映，我们便无法了解资本主义诗的基本运动。资产阶级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到的事情必然会形成他的观念经验。艺术的集体世界要靠现实社会的集体世界而存在，因为构成它的材料是从社会功用上获得其结构和感情联想的。

二

　　在资产阶级看来，自由不是对必然的认识而是对它的无知。他把社会颠倒过来。在他看来，本能是“自由”的，社会却到处把它捆住。这不仅仅反映他对封建约束的反抗，也反映资本主义对它本身条件的不断反抗，随时推动它去革新它自身的基础。
　　资产阶级是这样的人，他相信人之获得自由意志是天生自发的。他不知道人只有在意识到他行为的动机时才能自由——不同于反射性的不自觉行为，如面部抽筋，也不同于强制性的外力行为，如背后的一推。意识到动机就是意识到原因，亦即意识到必然。但是资产阶级是反对这一点的，因为在他看来决定性似乎是自由意志的对立面。
　　意识到自己的动机就是实现自由意志——亦即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必然性。没有自觉就会像动物一般本能地行动，或是像一个被人从背后推动的人一般盲目地行动。这种自觉性不是内省所能得到，而只能通过同现实斗争，揭露出它的规律，因而替人找到自觉利用这些规律的方法才能得到。
　　资产阶级拒不承认这点，是和他对待社会的态度一致的，他认为在社会中只要不担负公开的社会职责——封建制度的束缚——他就算是自由的。但同时资本主义生产诸条件却要求他进入一种与他同伴之间日益复杂的关系之中。可是这些关系却表现为供需律所控制的客观市场关系。因而他没有意识到这些关系的真正性质，也不了解把他控制住的实际的社会决定性，因此他是不自由的。他被盲目的力量所毁，他不能不忍受危机、战争、以及经济萧条和“不公平的”竞争。他的行为产生了这一切，虽然他并不愿意产生这些。
　　只要人了解到外部现实的规律一一如科学所表述的僵死的大自然的决定性和必然性——他对大自然便算是自由了，如机器所显示出来的。这里自由也就是对必然的认识。资产阶级是可以达到这种自由的，这在以前的阶级社会中却办不到。可是这种自由不依赖于个人，而是依赖于协作的人。机器愈复杂，操作它所需的协作也愈复杂。因此人要真正不受大自然的约束便不能不认识到社会中协作的规律。真正自由的可能性随同机器的发展而愈加发展，他便会愈加厉害地感觉到无知的束缚。只要人了解到社会的性质——把人的意识和他的生产关系联系起来的决定作用一一他便能控制住社会对他个人和对作为社会力的大自然的影响。可是资产阶级经济的那些条件却要求用自由市场和商品生产形式把社会关系掩盖起来，以致人与人的关系伪装成人对物的关系。资产阶级认为任何要求人应该控制经济生产并应意识到决定性的作法都是“对自由的干涉”。这只是这一方面对自由的干涉，亦即干涉他作为资产阶级的地位和他在社会中的特权位置——垄断了社会产品因而也垄断了社会自由的特权。
　　因此资产阶级关于自由和有关本能的社会功能方面的幻象的根源，看得出来是从资产阶级经济的根本矛盾中产生的——社会性的生产工具成为私有的（亦即个人的）财产。他一经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关系的决定作用后便终止其为资产阶级。因为意识并不止于沉思默想，而是一个活动过程的产物。它产生于他控制社会关系的实验，正如他对大自然的决定作用的意识产生于他控制自然的实验一样。但是，在人们能控制其社会关系以前，他们必须要有作这事的力量——即控制社会关系所依赖的生产资料的力量。可是当这些资料还在一个特权阶级掌握之中时，他们怎么能作得到呢？
　　在封建社会中，资产阶级获得自由的条件是封建统治的不复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获得自由的条件是资本家统治的不复存在。这也就是完全自由的社会——亦即无阶级社会——获得自由的条件。只有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所有的人才能通过控制他们共同的命运而积极发展他们对社会决定作用的认识。资产阶级在终止其作为资产阶级并理解整个历史运动之前，无论如何不会接受这样一种自由的定义。
　　在资产阶级的自由概念中，这种矛盾的性质只有到资产阶级社会衰落、到资产阶级的自由同整个社会的自由日趋敌对的时候才开始明显起来。整个社会的自由存在于它的经济产品之中。这些产品代表人在同自然的斗争中所获得的自由。同这些产品的增加成比例，不只资产阶级由于本身的经济条件而感到自己自由，而且社会上其他的人也由于分享这些产品，不打算以革命的方式反对这些条件，他们还——被动地——接受这些。因而这一切似乎证实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学说。在这些特殊条件之下，资产阶级的自由学说是真实的。这是一种幻象，一种虚妄的幻象，它在这一阶段于实践中得到了实现。人由于拒绝了社会关系而在获得自由，因为那些都是封建的关系，早已由于资产阶级经济在它内部的发展而变成过时的了。

　　“但是，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社员的地位，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愈来愈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作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他们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他们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他们反而要他们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他们统治下生活下去，就是说，他们的存在不再同社会相容了。”〔注：引自《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3页。〕

　　因此，在这一点上，资产阶级关于自由的定义的矛盾性质显露出来了，因为社会的发展已经在客观上否定了它。因此另一种定义便代之而起，认为自由是对决定性的认识，而人的自由的条件则是对于社会关系的决定因素亦即生产力的认识和控制。可是这是一种革命的要求，是一种争取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政权的要求，被资产阶级当作对自由的否定而加以反对的——对于他，一个资产阶级，确实也是如此。在这里，他想以全社会的名义来发言，可是社会大多数人所进行的革命运动却拒绝给他这种权利。
　　因此，资产阶级关于自由的幻象，用自由和个人主义来同决定性和社会相对立，忽视了下面这一事实：社会是人这个不自由的个体借以联合实现他的自由的一种工具，而这种联合的条件就是自由的条件。这种幻象本身是一种特殊的阶级社会的产物，也是一种资产阶级统治赖以存在的特殊权利的反映，这种特权使得社会尽可能长久地分裂为两个阶级。
　　别的阶级社会也有它们自己的幻象。例如，奴隶社会认为自由不在于没有强制关系，而是在于一种特殊的强制关系，即“意志”的强制关系，由主人指挥而奴隶则视为当然地盲目服从。在这样一种社会里，自由便是意志。但是阶级的发展把指挥着意志的意识同盲目服从着意志的奴隶必须积极与之斗争的现实分开。随之产生的经济衰落是不自由的反映，这种不自由来自人对于必然的日益不能认识，也来自被认为是通向认识因而也是通向自由的那一阶级的日益僵化。认识产生于人同自然的积极斗争，而一旦那种搏斗停止，它也便在一种盲目的形式主义中消失。
　　自由的真正性质意味着对于环境、人和表现二者相互斗争的社会的决定性的认识。对此有所意识不是沉思默想的结果，因为那样产生不了认识，而是通过积极的斗争。对此有所意识便是参加到结束社会中那些阻碍这种认识发展的盲目的强制或剥削关系的斗争中去。结束这些关系就是结束阶级并交给人成为真正自由的工具：但是这件事之所以能发生是因为资本主义产生了它自己的掘墓人——就是那个阶级，它生存的条件不仅驱使它进行反抗，并使得成功的统治可能实现，而且也保证它的统治只能依靠消灭产生阶级的一切权利。

三

　　这种幻象的逐渐自行暴露就是资产阶级自由的历史。我们可能找到它：悲剧性的如麦克白，喜剧性的如福斯塔夫，雄壮的如亨利五世，令人恶心的如雅典的泰门居住的世界〔注：麦克白、亨利五世、雅典的泰门，均莎士比亚同名戏剧中的主人公；福撕塔夫是莎氏《亨利四世》和《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两剧中的喜剧性人物。〕——所有这些方面都在它的发展中反映出来，适应着经济基础的类似发展。
　　我们不是说过悲剧一直是必然性的问题么？对于俄狄浦斯王，〔注：俄狄浦斯王，是古希腊悲剧诗人家福克勒斯（公元前496-406）同名悲剧中的主人公，由于命运的播弄，终于不自觉地犯了杀父娶母的罪行。〕悲剧是以在奴隶社会中似乎用以得到自由的那种伪装出现——作为“意志”，作为具体化为蹂躏一切人类意志的神圣而优越的意志的形式的“命运”而出现。〔注：“人们祈祷的神，不论是‘强制’，还是盲目的‘命运’，还是众神之父的宙斯。”（欧里庇得斯）一一原注。〕对于麦克白，悲剧披着资产阶级自由的外衣出现：人的过度发展的自由欲望在环境面前碰了壁，结果成了它的反面——三个女巫答应了的麦克白的欲望，最后再出现时变成那些愿望的反面，变成它们的本质的对立面。勃南树林来到了邓西嫩山麓，他被一个不是妇人所生的人杀死。〔注：麦克白，为苏格兰大将，途中遇三女巫，预言其将为苏格兰王。麦克白乃弑君而自立为王。后三女巫预言，当勃南的树林向邓西嫩高山移动时，他将被人打败。但没有一个在妇人腹中生长的人能伤害他。后来，勤王的军队，每人用勃南树林中砍下的树枝作为隐蔽，终于来到了邓西嫩，而麦克白也被“没有足月就从他母亲腹中坠下来的”迈克特夫杀死。〕
　　所有资产阶级的诗都是资产阶级幻象发展的表现，与资产阶级经济内部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出现相适应。人不是由经济盲目塑造的，经济则是人们行为的结果，它的运动反映了人的本性。诗因而也就是协作的人们的真实本质的表现并从中获得其真实性。
　　资产阶级幻象因而便被认为是一种幻想，其与真理的关系同原始神话的幻想一样，在诗于其中产生的集体节日中，诗的幻想世界预示着收获，并从而使得实际的收获成为可能。可是这种集体幻想所造成的幻象并非行将到来的收获的单调乏味的复制品：它是与下列事实有关的感情复合体的一种反映，即人必须与其他人并与收获发生某种关系，他的本能必须以某种方式适应自然界和其他的人，以使收获成为可能。集体的诗或节庆，虽然只是对于实际的未来收获的一种混乱的认识，却正确反映出协作的人同收获过程的关系中所包含的本能适应性。它是人的心灵的真实图画。
　　同样，资产阶级的诗在其全部多样性和复杂性上反映出那些将要产生自由的社会关系中所需的人们之间和人对自然的本能适应性——因为如我们所看到的，自由不过是人对于保证他实现自己的社会的经济产品的一种幻想的和诗意的表现而已。当然，在经济产品中我们不仅包括了社会中商业的或可售的产品，也包括了文化的和感情的产品，包括人们的意识本身在内。因此，资产阶级的诗所表现的这种资产阶级有关自由的幻象，在它基于其自身的存在而产生了自由时，是具有现实性的——我的意思不是指在任何形式的意义上，我的意思是，正如原始诗由于它所产生的物质收获（这正是原始人的自由的手段）而证明为有用一样，资产阶级的诗也由于在其发展中产生它的社会的物质产品而证明其为有用。可是这并非整个社会的自由而只是占用了大部分社会产品的资产阶级的自由。
　　因为自由并不是一种状态，它是一场同自然进行的特殊斗争。自由总是相对的，同斗争的胜利成比例的。对于自由性质的认识，并不是简单地思考某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而是在一定的社会状况中作到像一个人一样生活和行动。认识的每一阶段都是肯定要达到的：它只能借助于社会运动——我们称之为劳动的社会运动——把它作为一件活生生的事物来保持住。资产阶级有关自由的幻象的实现，首先作为一种胜利的真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日益繁荣），而后作为一个逐步暴露的谎言（资本主义的衰落和最后危机），最终成为走向它的反面的途径，自由作为用生命换取的对于社会必然性的认识（无产阶级革命），是人、物质、情感和观念的巨大运动，是劳动、学习、受苦和希望着的人的全部历史。由于这一运动的范围、精力和物质上的复杂性，资产阶级的诗本身成了一个灿烂、精妙、复杂、多样的东西。资产阶级的幻象，原也是资产阶级求得自由的条件，便在他们自己的诗里得到了体现，因为资产阶级诗人同资产阶级中其他的人一样，把这种幻象体现在他们的生活中，在全部胜利的感情中，在悲剧、分析力量和精神上的憎恶中。而对于社会必然性的认识，本是全体人民在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求得自由的条件，则将在共产主义的诗里得到体现，因为它不是作为一个形而上学的公式，而只能作为在发展中的共产主义中社会的人而生活（包括作为诗人也作为诗的读者而生活），才能从本质上得到体现。

四

　　资产阶级认为人的本能——他的“心”，他的欲望和目的的根源一一是他的自由的根源。由于不同社会适应的本能是盲目的和不自由的，所以这种看法是虚假的。但是同社会关系相适应之后，这些本能就产生了感情，而感情所表现和反映的这种适应，便成了引导人的本能精力去驾驶社会机器的工具：转动着的社会机器，促使人面向自然，同自然斗争，不是作为单独的、本能的人，而是作为协作的、改造了的人。因之本能推进着保证人的自由的运动。关于本能同自由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这种幻觉和真实在资产阶级的诗里表现出来，构成了它的秘密动力和永恒生命。因此，当我们认识到这种资产阶级幻觉的本质是一种关于“个人主义”或“自然人”的特殊信念，是从资产阶级经济的条件中产生的，我们对于资产阶级诗人是一个孤独的人，他表面上离开社会躲进自我之中，从而更强烈地表达出当代社会的本质关系，便不会感到惊异了。资产阶级的诗是个人主义的，因为它表达了它那时代的集体感情。
　　我们看到，全部文艺——本来是由于神话转入宗教之后产生的，因而诗便从神话中分了出来——是植根于自由的，是社会的自发性的表现，而后者又是以社会的物质产品为基础并且是这些物质产品要求于协作的人的感情关系的一种型式。因为艺术是自由的表现，所以在发达的阶级社会中，艺术并非是整个社会的而只是统治阶级的幻象的表现。在资产阶级幻象的发展过程中，文学艺术转而把故事与诗分开。因此，比较年轻、原始、感情上更直接一些的诗，在资本主义文化中便只关心在社会诸关系对本能反应的制约中本能所激发的感情——好似燧石发出的火花。它表达出资产阶级的那一部分幻象，即认为个别的人的心灵和感受是自由、生命和现实的根源，因为整个社会的自由最后有赖于那些在同自然的斗争中创造出社会的人的本能的推动。因为它必然利用语言的集体世界，它便把社会的全部感情生活都集中到一个大家共有的并给一切人以一次紧张经验的大写的“我”上面。
　　故事正好相反，表达的是以一个与社会适应的个人出现于社会之中的本能。在这里，资产阶级社会的个人主义表现为一种对于人的兴趣，这些人并非抽象化为一种共同的经验，而是作为人物、作为生活在现实世界上的社会典型。
　　我们将研究：（1）英诗在代表性诗人、流派和趋向中的发展，（2）诗的技巧，（3）诗与语言的整体关系，（4）诗人的生活对环境的冲击的性质，以及（5）这冲击产生诗篇的特殊方式；然后，我们就会理解资产阶级的幻象如何产生诗以及这种自我矛盾如何在具体的诗中得以反映。

（赵澧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