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诗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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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诗的诞生

一

　　诗是人类心智最早的审美活动之一。如果在一个民族早期的文字艺术里它没有被发现作为独立的创作存在，那是因为它和文学同为一体，是历史、宗教、巫术乃至法律的共同载体。文明民族现存的早期文学几乎都以诗为形式，就是说，都有节奏韵律。希腊、斯堪的那维亚、盎格鲁一撒克逊、拉丁系语言、印度、中国、日本和埃及民族的例子都符合此说。
　　这种诗不是任何现代意义的“纯”诗。我们可以把它描述为日常语言的一种凝练形式，同时不必拘泥于以此作为诗的合适定义。这种凝练表现为形式结构——格律、押韵、头韵、有同样音节数目的字行、规则的重音或音量、半谐音。这些手段使它有别于日常语言，赋予它一种神秘的、或者是不可思议的性质。由于形式上的特点，我们把重复、比喻和对偶也视为基本上是诗的手段。
　　这一概括普遍为人接受，只消略举几例就足够了。赫西奥德〔注：赫西奥德为公元前8世纪末至7世纪初的古希腊诗人，著有长诗《神谱》和《工作与时日》。〕认为以诗体撰写神学著作和农事指南是十分自然的。梭伦〔注：梭伦（约公元前635一公元前560），古代雅典的政治家。〕理所当然地使他的政治和立法的箴言具有格律。印度雅里安民族的形而上思辩用诗体表达。埃及天文学和宇宙生成学著作在形式上是诗。宗教总是以韵律或格律表述。正如史诗由赞美贵族历史的诗体神谱演化而来，早期采取格律形式的农事典仪变为雅典的悲剧和喜剧，历经种种变迁后，最终作为今日歌剧和圣诞演出中的诗剧而幸存下来。
　　人类文化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在任何种族当中，不论什么时候，一切值得保存的词语——关于天气的谚语、农家格言、有魔力的符咒或典仪和宗教中更精致奥妙的内容——都倾向于一种凝练的语言。当人们自觉地创作文学时，这种凝练的语言最终就成了一个称作诗的文学分支的特殊载体而被分离出来，在不同时代不同程度地区别于书写和交谈的其他方式。文明时代的诗特有的形式是一切文学的原始形式。考察文学艺术必须首先考察诗。
　　在原始人中间，我们通常在典仪上感到语言的凝练。这种凝练的效果是由音乐或者简单的节奏伴随韵语一一由吟唱词语——达到的，一旦这些用语书写下来它就消失了。也许在书写发明之前有节奏或者带韵律的语言总是伴随着一些简单的音乐。可以这样假设，当然可能有误。音乐本身或许与原始诗歌同时产生；初民有节奏的动作表现为手势和跳跃、喊出的词语和无意义的叫声，以及用棍捧和石块打击而发的人为的声音，这或许是舞蹈、诗歌和音乐的共同起源。要提出这一设想确实不乏相当的理由。在非洲可以找到很多支持这理论的证据。比如拉特雷〔注：拉特雷，英国20世纪初人类学家，著有《阿散蒂）（1923）和《阿散蒂宗教艺术》（1927）。〕描述的阿散蒂部落的“话鼓”（talkjng drum）就很有意义。那些鼓传递信息，不是以没有文学的原始居民不可能有的抽象暗号，而是用鼓声模仿说活的节奏和音高，它们真的会说话。
　　然而这样的一个假设，不管如何诱人，终因涵盖太广而不能切实加以证明。以此作为出发点是危险的。因此我们所设想的只是发达的书面文学从一种凝练语言的特殊形式总的进化过程。这种凝练的语言最初几乎垄断一切传统文学，随着文明的进展，它慢慢地局限于自己的小天地。
　　在其初级阶段，这种凝练的语言一般与音乐和舞蹈相联系。甚至伯里克利〔注：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5一前429），古代雅典政治家。〕时期雅典高度自觉的文学，似乎也没有任何诗和音乐的真正区别。希腊诗中的每一形式都有相应的音乐伴奏，戏剧诗则有相应的舞蹈造型。这种关联至今仍依稀可辨。长期以来音乐和诗独立存在，但是它们的边界却在歌和舞蹈音乐的区域交迭。
　　语言这样随着文明的进程而区分和专门化，当然是一切文明功能特有的。文明的发展在于不断地形成劳动分工；这种分工不是对抗，而是造成社会经济不断联合的网络。正如人的躯体，每个部位各有所专，但是在一个复杂的神经系统里高度统一（这不能同水母比较，因为从水母身上割下的部分是会继续生存的。）社会的生产基础也是如此，它变得越来越庞杂精细，与此同时它更紧密地结为一体。这一点在任何从整体来考察的文明中都可见到：随同其经济基础扩展和互相渗透，一切文化上层建筑都不断变得精细。在简单的部落经济中诗是担任一切杂活的侍女，在现代文化纷繁的扩展中，它成了与小说、历史和戏剧并立的一种活动。这发展不仅向我们指出了诗的意义，如果我们追随蜿蜓曲折的小径探索，它还指出人类所有艺术和科学生命中的意义。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必然要期待其艺术显示出同样的发展，从而更清晰地展示促成这发展的人、社会和文化的内在性质。

二

　　我们如何判断一个特定社会比另一社会发展程度更高呢？这是一个生物进化的问题吗？费希尔〔注：费希尔（1890一1962），英国遗传学家。〕指出，从生物角度考虑只有一种关于“适合”的定义，即以环境（包括其他物种）为代价而达到的量的增长。在人的领域这增长必须依赖经济生产的水平，水平越高，人控制环境的能力越强。
　　但是人类只有一种：智人（Homo sapiens）。人的经济生产水平随地点而异，在大小不等的自给自足的体系里发展。正是人类种族间的这种差别使它有异于其他物种，并使生物学的标准在我们关切的文化领域里不再至关重要。文学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的非生物变化，即在历史时期中附加在人的相对固定的生物构造上的变化，这种发展是非生物的，正因它是经济的，它是人和自然斗争的经历。人之所以能不断征服自然和他自己，不是通过改良先天的体质，而是通过改良生产系统，包括工具、使用工具的技术、语言、社会制度、房屋以及其他可以留传的外部结构和关系。人们继承的是“人的品质”的庞大而具体的积累，这些品质不是通过身体、而是通过社会遗传的。它们需要天生的智力，但是这智力灵活多变，它使那些正在发展的遗传而来的形式进一步充实。这样看来，文化不能与经济生产脱离，诗不能与社会组织脱离。它们和物种的一般生物特性适成对照。
　　因此，诗不能看作本质上是种族的、国家的、遗传的或特异的。诗的本质应被理解为是经济的。我们期待文化的因而是诗的发展与它的基础劳动分工的复杂性同步进行。迄今还没有新的美学标准出现。复杂性不是一条美学标准。它只是与劳动的分工和组织相关的一种性质。
　　在原始人中间，经济生产还没有超越搜集食物或者狩猎捕鱼的早期阶段，人的职能不像处于先进历史阶段的人那样分工明确。堪称重要的差别只是性别、年龄层次、可以通婚的阶层或图腾群体。部落里的每个成员，只要不被放逐并符合典礼的要求，就可以行使与他性别、年龄或图腾相称的社会、巫术和经济的职责。因此他们的形式语言和他们的艺术同样地没有显出差异。诗，或凝练的语言，是集体智慧的共同媒介，这并不令人诧异。
　　人类学家们关于产生差别的确切过程说法不一。就连澳大利亚土著也拥有显然是通过相当长的历史发展时期而产生的文化。人类学中的扩散论者〔注：指那些认为世界各地的文化系一中心文化扩散而成的学者。〕在那种文化里看到了间接的埃及影响的痕迹。弗雷泽〔注：弗雷泽（1854-1941），英国人类学家，《金枝》作者。〕把这过程形象地描绘为聪明的原始人用来篡夺巫职并进而成为祭司或专制神—王的手段。这观点不能成立，因为个人的聪明无法创造永久的阶级，除非它们参与社会生产的机制。神—王在农业组织中是一个重要的阶级，它确实参与了社会生产，但是弗雷泽未曾提及。
　　涂尔干〔注：涂尔干（1858-1917），法国社会学家。〕在研究历史时推断，原始部落是个具有集体意识的单一同质体，列维一布留尔〔注：列维—布留尔（1857-1939），法国社会学家。〕认为这集体意识是“逻辑前的”。涂尔干把这样的原始部落想像为几乎是浑然一体，我们可以认为部落的成员没有性格或个性，有的只是部落集体意识的共同印记。这些意识是强制性的，不容个人的自由思想。
　　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今天这样单一同质的部落已无处可寻。这类抽象理论是社会从未完全达到的境界。如果这一学派在创造性格或“类型”方面对经济功能和遗传构造之间的联系有更为清楚的认识，他们就不会像其他很多人类学家那样把区别分化混同于个体化。个体的差异是遗传的，是一组特殊基因的产物。以生物学的语言来说，它们叫“变异”。但是社会的区别分化意味着个人在社会生产中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这分化可能与个人化正相对立，个人在这过程中被强行压入一个铸模一一不管是矿工、银行职员、律师还是教区牧师的铸模，他天生的个性中某些部分必然因此受到压制。他变成了一种类型，而非一个个人。经遗传而得的特性被强制性地压入后天的铸模。社会分化越精细，铸模的用途便越狭窄，要适应要求也更为痛苦。正如荣格指出在心理学上有类似的过程，它表现为凸显一种心灵功能，即从遗传角度看最为明显而经济上又最像会有利可图的功能。这种功能崎形发展，适应所选择职业类型的要求，结果使其他所有的心理功能衰退，并最终变得基本上无意识，在无意识状态中形成与有意识人格对立的力量。正因如此，出现了典型“现代的”心神不安和神经机能病症。于是地道的经济个人主义教条造成的二十世纪文明，居然变得是反个人主义的了。这文明强使个人形成社会需要的功能，把他贬为具有交换价值的某一批类型中的一员，它不利于遗传潜能的充分发挥。为寻求令人耳目一新的对照，我们（像托·爱·劳伦斯那样〔注：托·爱·劳伦斯（1888一1935），英国人，早年在牛津大学研究考古学和中东文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率领贝都因人抗击土耳其人，后被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转向贝都因的游牧文明。在那里，遗传的特点，人的性格，最受敬重并得到最充分的发展；然而正是在那里最少经济上的分化。
　　难道这就意味着生物特点与经济分化对立、文明限制“自由的”本能——就如弗洛伊德、阿德勒、荣格和戴·赫·劳伦斯的追随者实际上所宣称的那样吗？不，恰恰是经济的分化，通过提供专门化的可能，使得组成一个生物个人“差别”的特点或“变异”有机会发展到极致。但是这机会的先决条件是任何个人都可以对所有的经济职能作自由的选择。由于其阶级结构，现代文明里不存在这样的自由选择。不仅个人往往迫于情势从事在收入和训练费用上与父母大致相当的职业，而且在难以获利的工作（如诗创作）中显露的杰出才能，也将牺牲给有利可图的工作如公司宣传中的平庸才能。处于失业状态的经历一一今天数百万人非自愿的功能——更抑制了一切有用的个人特点。
　　并非文明本身以其分化使遗传的个性窒息；相反，它的复杂性使个性发展有了更广阔的天地，并增加了“标准个体发育变异中的离差”的总量。伴随文明而来的社会中阶级的生成和对个人在功能选择上日益增多的限制阻止了个性的发展，而现有的生产力本来可以使这种个性发展在一个社会关系更自由的制度里实现。资本主义使一切才能天赋都成为听命于“自由”市场无情的铁的法则的商品，阻碍了个人的自由发展。如不受种种拘限，凭借资本主义的强大生产力个人的充分发展不难达到。基于这一原因出现了关于本能受到文明折磨的抱怨，弗洛伊德、荣格和阿德勒都在这方面作了研究。
　　毫不奇怪，一当森严的阶级划分变得病态，一当个性几乎像在衰落的埃及和罗马帝国那样消失，文明就在处于较低经济生产阶段而个性较少受抑制的“野蛮人”眼前崩溃。这种森严的阶级划分本身反映了一种文化的经济基础彻底解体。在这种文化里生产力就像人受抑制的性格一样，在一场与陈腐社会关系的铁镣的无效争吵中消耗自身。
　　涂尔干认为一个部落的意识就如水晶般清莹坚硬，浑然一体，和它未分化的经济对应。他的观点过于绝对，忽略了遗传的个性作为经济分化的基础的意义，正如文明人的本能抗拒社会制约的说法忽略了经济分化作为个性发展的有益途径的重要性一样。生物学家会注意到，这现象完全可跟他们自己学科里著名的关于“后天”和“先天”性格之争相比。
　　涂尔干把形成部落集体心智的集体意识区别于形成个人心智的个人意识，因为前者有强制的性质。这错误是由当代哲学的基本错误所致。出于有关自由性质的虚假概念，当代哲学不时提出同样关于过时的集体和个人的对立。社会发展产生的意识本质上不是强制性的，恰恰相反，这意识经由科学和艺术表达后是人获取自由的手段。社会意识是社会劳动的产物和辅佐，和社会劳动一样，它是人的自由和工具。不适应社会本能在本质上并不是自由的；恰恰相反，未经变更的本能使人像奴隶似地听命于盲目的需要和无意识的驱迫。
　　但是人们有时候感到社会意识是强制性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不再表现社会现实的意识；因为它不再由社会合作的整个过程自由地产生。这样的意识是阶级对立的产物；它是一个由于劳动分工和绝对的财产权而变得独立于经济生产、因而残缺过时的阶级的意识。这种意识现在成了特权的堡垒，而非社会事实自发的表现，因此必须强制性地加给社会上的其他阶层。涂尔干没有看到这种强制类型的集体意识在原始人中间极为罕见，而在高度文明的社会里最为普遍。
　　我们已经不能不注意到早期诗——部落智慧和大事记兼而有之的诗——和经济还没有因劳动分工而分化的社会状态之间的联系。在原始社会，人的遗传个性几乎就像身体的特点一样实现自身，就像宽额角和八字脚。我们记得在任何年代的诗里总有某些纯朴直率的内容；好的诗作可能出自相对而言尚未成熟的人之手，它比其他文学类型有着个人色彩和感情色彩更浓的核心。我们可以推论，诗以其特有的方式表现个人身上遗传的本能，而小说表现的个人是已经调节过的类型，是社会的人物，是在社会中得以实现的人。诗和小说恰成对照。小说这样的艺术形式因此只能从这样的社会产生：那里经济的分化使个人特异的实现有相当的余地，以至从这角度考察人（即个人）十分必要有用。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那是侧重面上的差别。但是这是一个重要的差别，我们将一再论及。在此意义上诗是自然的孩子，而成熟的小说则是失去天真的现代文化的产儿。
　　我们必须再次提示，不能把遗传的个性和社会的分化机械地割开。它们是互相实现的手段。在悲剧、戏剧诗体和史诗里它们合为一体。这些文学体裁在急剧变化的社会里繁荣兴旺，在这样的时刻，旧的阶级差别已难以维系，人的遗传个性、他的激情、他的本能、他盲目的欲望是用来理想化并实现新的经济功能、新的分化、新的标准类型的手段。奥德赛、俄狄浦斯和哈姆雷特作为人物属于一种社会性的诗，这些史诗和悲剧解决的问题是这样一个变更时期特有的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有关自由的性质的问题。悲剧极为尖锐地提出了关于必然性的问题，但在每个文化里必然性表现方式不一，因为每个文化里必然性通过不同渠道迫使人们接受。驱逼俄狄浦斯的必然性与折磨哈姆雷特的必然性断然不同，这差别表现了雅典和伊丽莎白两种文化间的差别。同样的必然性是宗教的永恒主题，它由形而上的方式提出，其解决得推迟到另一个世界。宗教一旦面临这个问题便立即开始谈论善恶。一个宗教由“罪”的定义来表现产生它的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

三

　　所有民族，对于生活在它们中间的人类文化学家而言，都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就是动物也是如此。正如吉伦和斯宾塞〔注：吉伦（1855一1912），澳大利亚人类学家。斯宾塞（1860一1929），英国生物学家、人类学家。他们于1904年合作出版《中澳大利亚的北方部落》一书。〕所观察到的，在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中，人们因擅长于社会有益的特殊技艺而得名，他们掌握技术类型的方式显示分化已经存在。某种劳动分工已出现，但它仍然主要是遗传的。它不是由造就每一代人、导致阶级形成的综合组织产生的。
　　于是，我们把今天一般采集食物或狩猎的部落作为诗的发源地的大致类型。在那样的部落里诗是符咒，是祷文和历史。这种未经分化的群体共同分担社会职责，思想一致，受约束于苛勒〔注：苛勒（1887-1967），德国心理学家，格式塔心理学创始人之一。〕在人类猿中观察到、并被麦独孤〔注：麦独孤（1871-1938），英国心理学家。〕认为是一个特殊人类本能的“原始被动同情”。在这种群体里出现了一种凝练的语言，它是一切值得保存的人类经验的共同载体。
　　我们不应该把这种语言仅视为无生气的手稿上的记载，而应该考虑到它最初的生成，考虑长期以来它在有节奏的鼓声、舞蹈和手势的伴随下，带了集体节庆中激越的感情，有着它自己的集体生命，它是活着的群体和所有祖先的阴魂——一个部落的主要力量所在——共同创造维系的传统的源泉。从这未经分化的社会，与祭司、律师、管理人和士兵相称的阶级类型由于劳动分工而出现，同样地，原始狂欢会上凝练的语言分裂成科学、历史、神学、法律、经济学和文化资本其他适当的部门。在这过程中，每个学科都发展起一套不仅与其他学科不同、而且也与口语相异的专用词汇和文字攻击的方法。但是这些学科并不像水密舱。它们的发展不断相互影响，和口语的关系也是如此，因为这一切都植根于真正社会生活的综合发展。
　　为方便起见，我们用凝练的一词来形容那种语言。但此时这个形容词不应该具有任何价值判断的色彩。在处于任何进化阶段的任何民族里，所采用的确切的凝练方式都可以以诗体学、伴奏或伴舞以及不能在世俗场合使用的特殊词语来客观地描述。至今我们还没发现有什么理由说语言有了外加的节奏就更好。不管读一下什么作诗手册，都会使我们有根据推测诗作为表现手法不如自然的口语。但是我们并不称诗体学优越或低下，我们只是指出一种质的差异，如果问假若不想改进语言，为什么要使诗的语言有别于一般语言，我们可以作出回答。节奏的功能可能仅仅是有助于记忆。在韵体谚语里这十分明显。比如：

　　晚上天发红，
　　牧羊人兴冲冲。
　　早上见红光，
　　牧羊人多提防。

或者

　　五月不到，
　　不要穿少。

　　曾经有人以为，原始人“注意力”较弱，有节奏的句型使他们散漫的注意集中。当代人类学家中没什么人会接受这一观点。注意力不是一种“能力”，而是心理生活中一个本能的组成部分，智性在其中所起作用不大。悄悄追猎小鸟的猫或注视海豹呼吸空气的冰孔的爱斯基摩人，至少显示出和一个当代观察实验的科学家差不多的注意力。在使他们感兴趣的事上，如典礼、戏剧演出或出猎，原始人显示出比更文明的群体更持久的注意力。据里弗斯〔注：里弗斯（1864-1922），英国心理学家，人类学家，著有《美拉尼西亚社会史》（1914）。〕记载，他在美拉尼西亚人中从事研究时，他在一次采访中累得精疲力竭，精神分散，而提供材料的土著却仍然精神抖擞，随时准备回答问题。然而在两个文明人之间，几乎总是被问者而不是提问者先感到疲倦。
　　我们把原始人凝练的语言——它就好像是穿了典仪盛装的口语——称为诗，我们知道它怎样在进化的过程中变成散文体并分成历史、哲学、神学、故事和戏剧等门类。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诗是否只是它生长于斯的未经分化的经济的反映，就其本身而言它是否有任何真正的存在理由。它现在继续存在这事实并不能完全回答这问题，因为进化过程中有退化器官，诗也许就是其中之一。诗的“读者大众”越来越少。在文学中只有它顽固地坚持凝练的语言。这可能仅仅是退化的耻辱标记，诗仿佛就像一个智力欠缺的人，家里的兄弟姐妹已长大成人，它还婴孩般咿哑学语，并不得不在成人的世界里以此谋生。
　　我们知道诗存活于世有某种偶然性。人们说话，讲古老的故事，重述一些格言，他们不再这样做了。诗在凝练的语言中幸存，我们就以为它是“文学”，把它人为地从社会性的语言隔离。这反过来可能使我们忽略为什么诗有一种凝练的语言，为什么它幸存下来，为什么它相对永恒地不变。
　　原始的诗与其说是后来的“文学”的策源地，毋宁说是它的一个极点。由于原始的诗集体的、古老的性质，它存留于世，使得我们想像出一个黄金时代，那时就是预言也用史诗的语言。我们把它当作原始民族唯一的文学。
　　与它相对的那个极点具有什么性质呢？现代人纵观原始社会，注意到一切朦胧的希求、宗教的幻想、神话宇宙生成说和集体感情都汇集于韵律语言的极点周围，于是倾向于把另一个极点当作科学的极点。那将是纯粹陈述的、不带感情色彩的事实汇编的极点：谱系、天文计算、统计数字和其他一切旨在切实反映简单现实的文字作品。
　　但对原始人而言，科学不会像是诗的对立面。他们不知道科学是文学的一支。他们只知道科学是一种实践，一种技术，一种制造船只和种植树木的方法，通过无声的模仿学得最好最快，因为这实践是部落中一切成员都参加的。不带偏见、仅用来冷然反映不搀杂质的现实的陈述对他们全然是陌生的。词语代表权力，几乎是神奇的权力，冷冰冰的陈述剥夺了词语的权力，以外部现象的镜象取而代之。但是物体的镜象和真正的物体相比除了相形见绌之外还有什么差别？原始人在词语中寻求的现实的意象完全不同：那是一种巫术的木偶意象，即人们描绘敌人的那种形象。人们通过使用这样的意象，对现实发生作用。
　　原始人将以此为他们缺乏对“照相机般”科学陈述的兴趣辩解。这是思想史上晚近的一种抽象，也是一切科学力求达到的境界，但只能在数学内容上充分达到。即使在数学上也不一定，除非用《数学原理》〔注：指罗素和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1910）。〕中的数理逻辑来表述。
　　这种干巴巴的陈述与原始文化造成的心智格格不入。原始人理解语言带有目的性。韵律语言的目的显而易见——使他们感到内心充满力量，与诸神沟通，因而心情愉快。非韵律语言的目的同样显而易见。发现它的功能并不困难。这功能就像所有生物发展过程中的功能，创造了器官但又由器官形成。原始人要张扬他们的个性，使之对他们的邻居有所影响并使邻居们的意志听从他们的意志（不管在逃跑、静居还是攻击的时候），而这种需求有可能产生手势继而最终成为表达清楚的语言的咕哝声。事实上，理查·帕盖爵士〔注：理查·帕盖系20世纪上半叶英国语言学家，著有《人类语言》（1930）。〕关于人类语言起源言之成理的理论便基于这一设想：人用手势加上舌头和发音器官中其他可动的部分力图模仿他希望加诸他同伴心智上的形象。
　　因而，非韵律语言的功能是在说服，这功能作为个人的功能而产生，是个人意志的延伸。它可以和韵律语言的集体精神对照。后者在原始社会里从集体表象获取它的一切力量。诗的韵律使群体的欢庆更为容易，就如在幼儿班里，乘法口诀以诗体写成，便于背诵，数学也变得像诗一样朗朗上口。
　　如同一切相对的两极一样，这两个对立面互相渗透。但是总的来说，基于日常语言的非韵律语言是私下用来说服的语言，韵律的语言，即集体说话的语言，是表现大家共同感情的语言。在原始文化的水平上这是语言里最重要的差别。

四

　　诗的特点是歌，歌的特点是有韵律而可以齐声唱，能够表现集体的感情。这是“凝练”语言的秘密之一。
　　但是为什么部落需要有一种集体的感情？老虎、敌人、雨水和地震的逼近自然会引起集体的条件反射。大家都会受到威胁，大家都会害怕。在这样的情形下不必有产生这种集体感情的手段。部落的反应是寂静无声的，就像一群受惊的鹿一样。
　　如果没有看得到的或确实的原因（但这样的原因是潜在的），这样的手段从社会考虑是必要的。正因为此，诗从部落的经济生活产生，幻象则从现实产生。
　　不像野兽的生活，最简单的部落的生活也需要一系列非生物经济目的所迫使的非本能性的努力——例如收获。因此本能必须经由一种社会机制服从收获的需要。这种机制里一个重要部分是集体的节庆，它释放积郁的感情，使它们通过集体的渠道宣泄，于是诗得以产生。真正具体切实的目标一一收获——在喜庆中成了幻想的目标。真正的目标在此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幻想的目标——存在于幻想之中。在剧烈的舞蹈动作、刺耳的音乐和韵文催眠性节奏的震撼下，人脱离了不播种就没有收获的现实，他被投入了一个幻想的世界，谷物和果实在幻想中应方尽有。幻想的世界变得更为真切，音乐渐渐消失后，那没有耕耘的收获如同就在眼前，促使他为获得成功继续努力。
　　诗和舞蹈、仪式和音乐一起成为一块伟大的配电盘，把部落的本能精力导入一系列并不是由本能决定的集体行动，它们的直接原因或满足并不存在于看得到的世界里。
　　有必要为收获作准备，有必要出征打仗，漫长的冬季食物匮乏，有必要减少活动，节俭地生活。这些对集体的义务要求个人本能的精力效劳，但是并没有什么本能会告诉他从命。蚂蚁和蜜蜂本能地贮积食物，但是人不这样干；河狸本能地筑窝，但是人不能这样干。有必要治理人的本能，使它们适应辛苦的劳作，有必要收集人的感情，把它们引入有益的经济渠道。也正是由于这渠道是经济的，也就是说是非本能的，本能需要引导。引导本能的手段因而在本源上是经济的。
　　这些感情如何收集呢？词语对每个人来说在日常的社会生活里都获取了感情的联想。于是有的词语被精心选用并编排得富于韵律，可以一同吟唱。它们汇集在一起能激发生动的感情联想。音乐和舞蹈合力造成一种疏离现实的效果，它从触发感情起一直维持到感情高涨到能产生“成果”的程度。这效果是整部社会机器的驱动力。部落中的个人参与了集体的幻象后就发生了变化。他受到了教育——亦即适应了部落的生活。节庆和狂欢会是适应性变化的转折点。有的转折是全面性的，将对个人一生产生影响，比如正式成为部落一员的仪式或婚礼；有的定期重复，或是为了特殊的目的，比如收获和战争的喜庆或仲冬的农神节。
　　在部落的节庆里由艺术组织起来的集体感情出自劳动的需要，它使工作变得愉快，因此这种感情会重新投入劳动使它变得轻松。原始人从事锄地、划船、耕犁、收割和拖拉等集体的劳作时有节奏地唱着号子，号子里既有着和劳作的需要相关的艺术内容，又表现了劳作背后的集体感情。
　　日益深化的劳动分工（它也包括日益膨大的劳动组织）看来使诗渐渐脱离具体的生活，于是艺术显得与工作相对，是闲暇的产物。诗人现在是个典型的孤独的个人，他的表达方式是抒情诗。劳动分工导致了阶级社会。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的统治最终造成了无所事事的条件，而意识围绕着统治阶级的一极而集结。于是艺术到头来彻底和工作分离，其后果对两者都极为不利。只有消灭阶级才能愈合这创伤。但是与此同时这分离过程使得创作技巧蓬勃发展。
　　这些集体产生的感情在寂寞中持续存在，故而孤单单的一个人唱着歌时仍能感到集体的意象激起他的感情。他已经在显示艺术的悖论——人脱离他的同伴遁迹艺术世界，只是为了更紧密地与人类交流。诗艺的集体感情一旦活跃起来可以渗透到最隐蔽的个人事务中去。性爱、春天、日落、夜莺的歌唱和自古至今都鲜艳不衰的玫瑰，由于无数代人共同感情和经验的复杂历史而变得更加美好。没有一个这样场合下的反应是本能的，因而没有一个是纯个人的。对猴子或者像摩格里〔注：摩格里是英国作家吉卜林（1865一1936）的小说《林之书》中的人物。〕那样由母狼抚养大的人而言，玫瑰花大概是可食用的其种东西或一种明亮的色彩。对诗人而言，它则是济慈、阿那克里翁、哈菲兹〔注：哈菲兹（1320一1389），波斯诗人。〕、奥维德和拉弗格〔注：拉弗格（1860一1887），法国印象派诗人。〕的玫瑰。这艺术的世界是社会感情的世界，是词语和意象的世界。词语和意象集中反映了共同的感情联想，这是集体生活经验的结果。艺术世界的日益复杂性反映了社会生活的纷繁精细。
　　人们共同的感情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原始的采集植物或狩猎的部落使自己身处于自然界，在自然界发现它自己的欲望。它全面改变自身以求得与自然一致。因此它的艺术是自然主义的，重感官观察的。这种艺术是旧石器时代人生动的绘画或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模仿鸟和野兽的歌舞。部落的标记是图腾——人就是自然。它的宗教是玛那祟拜。〔注：玛那（mana）指可以集中在物体或人体、可以传授获得或授予的超自然力。该词源于美拉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文化。〕
　　种植谷物和圈养牲畜的部落代表了一种进步。它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通过驯化动植物使自然符合自己的欲望。它的艺术是有常规并带目的性的。这种艺术是新石器时代人随意创作的装饰或非洲、波利尼西亚部落的复杂的典礼。它的标记是谷神或兽神——自然就是人。它的宗教有崇拜偶象和神灵的性质。
　　自然进入部落的生活引起了劳动分工，并形成了酋长、祭司和统治阶级。歌唱指挥脱离典礼，成为一位演员——一个个人。艺术描绘高贵者和诸神。合唱变成一部史诗——关于个人的集体故事，而最终抒情诗成了个人的表达。人首先意识到与万物不同，然后意识到与自然的统一，现在意识到人们之间的种种不同，因为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造成差异的条件。
　　于是发展中的社会复合体在与环境的斗争中，作为非生物的、人类特有的生存适应的一部分，像产生收获的技术一样产生了诗。工具使手适应新的功能，却不改变人类的手的遗传形状。诗使心灵适应新的目的，却不改变人心永恒的渴求。诗把人投射到一个幻想的世界，它高于现在的现实，正因它是一个具有更高现实的世界——一个尚未实现的具有更重要现实的世界，要实现它就得有诗来通过幻想先行。这里有可能产生种种谬误，因为诗提出的东西之所以需要诗的处理就是因为我们还不能触摸、嗅到或品尝它。唯有通过诗的幻象，一个更高的现实才能显现，不然它无法存在。要是没有异想天开地描绘充盈的粮仓和收获的欢愉的仪式，人就难以正视从事收获所必需的艰苦劳动。有一首丰收歌助兴，工作就进展顺利。由于诗的本质如此，它展示出一个它所描绘和创造的现实以外的现实，这现实是间接的，但是更高，更复杂。谷物收获是诗存在的条件，诗反过来帮助它的实现。但是诗所描写和表现的，与其说是具体切实的谷物和收获，毋宁说是构成部落和收获之间关系的感情、社会和集体的综合。它表现一个全新的真实的世界——它的感情、友情、汗水、长期的等待和完满的实现。这世界赖以产生的事实是：人和收获的关系不是本能的、盲目的，而是经济上的、有意识的。并非诗的抽象的陈述——它关于事实的内容，而是它在社会中充满活力的作用——它关于集体感情的内容，才是诗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