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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里的政治工作 （黑白丛书战时特刊，1938年） 一、军事服从政治 二、怎样建立良好的军风纪 三、日常的政治文化教育工作 四、行动前的宣传鼓励工作 五、军队的地方工作 六、使用宣传的武器 七、怎样做俘虏兵的工作 八、对于政治工作者的几点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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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军事服从政治
组成战斗力的基本因素是人和工具（武器），而这二者之中最后决定的因素还是人。工具是死的，被动的，而人是活的，主动。倘若没有人去使用它，工具自身就无法发挥丝毫的战斗作用，倘若没有了工具，人还可以去制造它，战斗力仍然存在，战斗作用仍然可以继续。如鲁登道夫将军所说：敌人之歼灭，非仅为火力之极大发展所能有济。……盖战事胜负之最后决定，为人与人之间……。”依理契［注：现通译“伊里奇”，即列宁。——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把人在战争中的作用，说的更加明白：“与现代技术同样必然地，必须具有高度的人员材料，没有具备独断专行能力的意识之兵卒及水兵，现代战争的成功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发展科学最高水平的新式武器，任凭它如何锐利，不在“活”的人的使用之下，也是不成功的。
世界是人的世界，这世界上的战争是属于人的，社会的，而不是自然界的现象，因此在过去和现在，就是在将来，“人”在战争中始终是起着决定的作用的。
武器既然要和人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它们的战斗作用，这已是显然的事理，然而发挥人的战斗力，而使之在战斗中能成为胜负之决定因素的又是什么呢？若是有人回答说：“是最好的武器”，那我们就无从解释人和武器在本质上的有什么不同，人只是变成一具自动的机器，简直不配称之为活的，主动的人了。那我们就会根本否认在战斗中有所谓士气和战斗情绪了，而战争只是一种简单的机械力的作用！这种说法是“唯武器论”的。
对这问题必须从战争和参加战争的人底利害关系上来解答。每一战争，它的目的若是与参加这战争的绝对多数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它的胜利就有把握。因为这些人是在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进行战斗，他们必然地有很旺的士气和极高的战斗情绪，这由于他们以无限的积极性来拥护战争的缘故。发挥人的战斗力的，便是这种积极性，而不是武器。目前我们的抗日战争，是为着全民族每个中国人的生存而发动的，所以我们的战士能够英勇地“肉搏坦克军”，能够奋不顾身地越过敌人的排炮火线，与敌人白刃相见；另一方面，日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是为着少数统治阶级利益的，与国内绝对大多数人民大众无丝毫的好处可言，而且战争越延长对他们的剥削就越残酷，所以敌军士兵上了火线总是躲在大炮和战车的掩护之下，畏缩不前，不敢冲锋和我军肉搏，当我军冲过了炮火与他们逼近了的时候，便惊慌失措，往往弃械而逃。敌人的武器比我们要优良数倍，然而他们都不能充分地发挥其战斗作用，就因为他们士兵没有这种积极性。这事实说明：优越的武器只有和积极的人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其极大的效用，只有优越的武器而没有积极的人是不能单独取得胜利的，没有优越的武器但有积极的人，是可能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的。这是一个政治的原因，也就是决定战争前途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人之有无发挥战斗力的积极性，是属于这一方面的问题，所以依理契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政治在战争中仍然继续着。”
一七九三年法国大革命后，共和政府曾一度陷于邻国武装干涉与国内贵族割据反抗的夹攻之中，在这危险关头，政府中能号召三十万未经训练之军，击溃了武器精锐的数倍敌人，而保卫了这自由，平等，共和的祖国。
第八路军，在当初不过是几个坚决的领导者和几十枝步枪，十年来没有一天不在与军械精良，给养足的十倍二十倍的大军为敌，然而就在这绵延不断的战争中，迅速地扩大了而且巩固了，成为今日的一个雄大的力量，活跃于抗日战场上的一支主力。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帝国主义者以及在他们支持下拥有精锐武器的反革命军，或从俄国四周，或由俄国内地相继蜂起。在一九一九年，哥却克，但尼金，乌拉给，谢米诺夫等白军曾占有俄国版图约四分之三；捷克军队，在日美保护之下，从西伯利亚进攻莫斯科；波兰也当作英法的先锋，从西方进军；矿山与铁道被破坏，森林被烧光，以及正在敌人封锁之中，国内又遇着大饥荒；然而，俄国竟能在极困苦的情况之下以破旧的武器彻底地击退了四面八方的敌人。
一年多来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人民政府的军队，不但没有在德意志帝国主义直接援助下的叛军之前被打败，并且在今年三四月间在马德里西北的瓜特拉渣拉地方竟击溃了叛军，由于这一胜利使政府军第一次打破了双方的力量暂时均衡的局面，由被动的地位取得了主动的地位，从防御的战略转换到新的进攻的战略。目前，更积极准备最后对叛军的歼灭的进击。
上面所举的几个历史上的例子，非常明确地给我们指示出：在战争中，交战的任何一方，在政治上倘若不能号召它的绝大多数人自觉地为这战争愿流尽最后一滴血而坚持到底，它便不能取得最后胜利，单纯的军事胜利不会有的。正如朱德将军在他论西班牙战争一文的结论里所说的：
“倘若单从军事的观点去了解，就永不会了解到西班牙人民怎样能够收获如此的胜利，更何况德意部队在技术上都比日本的部队要高明些的呢？因此西班牙人民的胜利教训，应该由其政治原因中去领略，因为一切军事都服从于政治，中国红军过去十年的历史雄辩地说明了这真理，今天西班牙人民阵线军队的胜利，又再一次地说明了这铁的纪律：倘若人民没有民主的权利，和上下一心的精诚团结，倘若政府不能在给予人民民主权力中得到人民的支持和合作，倘若这部队没有坚强的政治工作和革命政党的钢铁领导，倘若部队中没有上十万的××党员做巩固部队和冲锋陷阵以身作则坚忍耐劳的模范，那他们的胜利将是非常之不容易……”二、怎样建立良好的军风纪
中华民族的解放，是一条长而艰苦的斗争道路，不仅要为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而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之下冲锋陷阵，同时还要能够克服在长期战争里必然会遭遇的一切物质条件的困难。倘若我们的部队里不能上下一致地具有耐甘苦、守纪律、刚毅勇敢、不屈不挠、意志统一的精神，便不可能胜利地完成我们的祖先和子孙交给我们的这历史任务！而一个部队里倘若没有良好的军风和钢铁的纪律，也就不能养成这种坚不可破的精神，甚至连原有的那一点都会被困难所摧毁！第八路军的战史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在炮火和自然的双重压力之下，还能渡过金沙江，越过雪山，通过草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这不是别的，就因为它有良好的军风和钢铁的纪律！
这儿有这样一个问题发生了：良好的军风纪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产生？是建筑在什么基础之上？又怎样去巩固它？
第一，是必须在给予下级官兵的民主权利（同时又是集中化的）的条件之下才能产生。他们有了自己的政治生活的集会，每个战士都有了在会场上大声发表意见的权利；好的份子可以影响着落后的份子，教育他，改造他；好的意见（譬如：打仗时不落伍不后退，行军时不作声不掉队，以及不准随便拿用老百姓的东西等等）可以经过充分讨论后，使它成为决议而一致的遵守，毫无怨言的执行；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养成良好的军风纪！即使上级所规定的一般的军事纪律或政治纪律，最好能够经过他们自己的充分讨论，使他们明白必须遵守的原因（已施行的也需要在他们经常的集会上提出讨论），这比用军法来督促要有效果得多；这才不是只凭从上临下地一纸命令，而是由下而上地建筑在他们的政治的自觉上的，这种军纪才会到他们的忠信拥护与坚决执行，因为这已经不是上级的规定而是他们自己的意志了。
在陕北抗日军政大学——即以前的红军大学——里，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可以作为很恰当的例证：西安事变后，整批整批的男女学生和知识青年到了陕北，他们的大多数都进了那里的军政大学，他们带来一种风气——道地的外面青年学生中流行的风气。特别是表现在男女关系上面（没有超过外面小城市里习惯上所许可的限度），一半是由于他们不了解当地的情形，一半是由于知识分子的罗曼蒂克性，他们没有及时地去注意约束。学校当局认为这在群众间会可能行起若干不良的影响，于是专对这问题订了一通规则，大意是男生（或女生）到女生（或男生）的宿舍里去必须得到队长的许可：进门前必须敲门不得随便闯入，并且不能随便躺在床上……诸如此类等等数条。这些新学生中有很多不免大譁起来，认为这是落后的办法，心里非常不服。当局便要他们自己开一个会来讨论这规则，并特别派了人出席参加。当开始讨论时，他们还是怀疑和反对，后来渐渐在各种意见中有了个中心，而且不再是空谈已经注意到具体问题上面来了，再经过学校当局方面的耐烦的解释和正确指示，他们便了解了，不再不服了，并且从他们自己的意见里还得到了一个很正确的结论：“这虽然是落后的办法，但为了适应落后地方的群众心理，为了要争取他们，这办法，在此时此地是需要的，否则我们便会脱离群众！”他们自从有了这种高度的认识以后，再也听不到有人反对了，并且每个人都自觉地（这才配称真正的自觉！）严格遵守着。
这说明，在民主制之下才能提高群众的政治觉醒，良好的风纪就是建筑在这种自觉上的。
提高群众政治觉醒，民主制是一个条件，而正确的政治领导却是最基本的因素，所以光是有了民主制还不够，必须要有正确的政治领导，不然就好像有了舞台而没有好的剧本和导演那样，仍然唱不出好戏！上面举的那个例子，反对者其所以能够“深明大义”，主要的还是由于政治领导的正确。
什么是正确的政治领导呢？在现阶段，“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保卫祖国！”是我们目前的政治核心，这是千真万确的，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要坚定地围绕着这核心，否则便是不正确。部队里的军纪脱离了这个核心就无法保证其施行，即使是极容易遵守，毫无困难，打譬方说某部队的指挥部里发下这样一个命令：“敌军开枪，我方不得还击，敌军进攻，我方应立即后撤！”本来，照军纪说，上级命令须绝对服从，然而这样的命令要叫他的下级服从，是很成问题的，我们英勇的二十九军士兵，过去就不少次地违反过这类的纪律！这样的纪律除非用种种的欺骗和威迫的方法来使其遵守，“自觉地遵守”在这里是不合用的。所以一切反动军队（例如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里的政治工作，全部是欺骗和麻醉，一旦被他们的士兵看穿便一文不值了。
另一方面，正确的政治领导决不能离开士兵群众的本身利益，而终天只说些救国大事的话就能济事的；为要使政治影响扩大、深入，深入到每个战士的心底，对于下级官兵的生活应该尽可能地帮助加以改善，残废牺牲者及其家属问题的适当解决，是非常必要的。
第一，风纪的巩固不在严刑峻法，而是依据于他们政治觉醒的深度。但政治领导的正确与否，与经常政治教育工作的够不够，却是有着决定的作用的。
关于巩固风纪的问题，我曾听到过这样的意见：“军队里的纪律最容易维持的，挺干脆不过！”一骂，二打，三禁闭，四枪毙”这种说法虽然不免是幼稚可笑。但我相信在目前没有若干部队里确有这种事实存在。其实这种办法，丝毫不会得到巩固的作用，因为这是用生死的威迫来强制执行的。
对于违犯纪律者，须看他这种行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以及在群众中发生影响的大小来决定其轻重，假若是不自觉的而且发生的影响又不大，可以用个别谈话的方式耐烦地向他解释，使他明白道理；清醒比较重一点的，可以在他们自己的集会上，提出批评，要他自己说明犯纪律的原因和认错，使他悔悟自新；这种份子因为政治认识不够，以致不自觉地去违法纪律，应该随时随刻加强对他的政治教育，不要轻易去处罚这种人。假若是自觉地干出具有极大坏影响的犯罪行为，最好是尽可能地采取公审的办法，使群众（与罪犯者同起同居，共甘苦的同伴们）尽量发表意见和如何对他惩处的办法，法官必须听取代表的意见，给予罪犯者一适当的判决。即使在某时某地不可能采取公审，也须将罪犯的种种情形和判决使群众们知道，了解，并且这判决一定会受到他们的同意。
总之，我们对于犯纪律者，须以“从教育上去争取”为最高原则。即使不能教育他，也教育了别人。
所以，在正确的政治领导之下，加强对群众的政治教育，是巩固风纪的一基本条件。
现在总应该明白了？体刑的惩罚制度，它不能够真正的巩固任何风纪，这是最最反动的治兵方法！是对封建社会留下来的一笔最不可取的遗产！这种制度在我们一切保卫祖国的革命部队，是不容许再存在的！
三、日常的政治文化教育工作
正因为军事都服从于政治，没有军事上的胜负不包含着政治的原因；所以每个战士的意志坚强与否。对于每次行动的胜负有决定的作用的。正因为每一个革命的部队里都需要有良好的模范军风纪与钢铁的严格纪律，而这种风纪如前节里之一再说明，只有在每个战士的自觉上才能建立与彻底的遵守。正因为这是民族解放的革命战争，对于士兵们不仅是武装了他们的手，还必须武装他们的头脑，使之不仅是一个不屈不挠，刚毅勇敢的战斗员，同时又是一个认识正确，忍劳耐苦的群众中的宣传者与组织者。无疑的，日常的政治文化教育工作成为军队里整个政治工作中新的一环，这是政治上工作中最基本的。特别是由于我们的士兵们多来自破产的农村，文化程度比较落后，这种工作便更加重要！
军队的政治工作，可分作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本部队内的日常的政治文化教育工作：第二部分是地方工作（见第五节）；第三部分是对敌军的工作（第六，第七节）。第一部分，具体的可分为三方面去进行：
政治部应按期规定计划，编制简单的教材（这些教材须具体，不要全篇都是空洞而难懂的高深原则，内容应包括当前的政治形势，我们的任务，抗敌的出路，亡国的痛苦，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对敌军士兵的争取工作，汉奸的卖国，军队纪律以及政治纪律等等），并先行召集各连政治指导员讨论之后，再有各指导员到各连去上课。政治课不再作战时，每天应有一定的时间。
政治课的目的，就是为的要提高战斗员的政治觉醒与政治水平，并发展队员坚决抗敌，与勇敢牺牲的精神，因此在政治课之外，还必须多多以举行政治讨论会，政治问答，政治辩论等活泼形式来加深对问题的了解。仅仅由指导员用教书的方式讲一遍，那是绝对不够的。
为要使他们了解原则，而且懂得怎么样来了解到实际的问题，对于临时发生的重要政治问题和政治事件的报告和讨论是最好的方法。政治部应制定简单的军事政治纪律的条文，或编成歌曲使每个战士了解熟读，并要说明这些纪律的原因。
关于军事纪律的应有——服从指挥，听命令，打仗时不落伍不后退，行军时不作声不掉队，爱护武器，保守军事秘密等。
关于政治纪律的应有——不拿老百姓的一点东西，没收敌人的财产要归公，借老百姓的东西要还，损坏老百姓的东西要赔，对老百姓说话要和气，住在老百姓家里爱干净，不虐待俘虏等。
（二）关于文化教育工作，可以组织俱乐部（每连可以有一个简单的），认字班，读书班等等来进行。这一门工作切忌采取死板的方式，这是一种不经济时间和没有收效的方式，我们应该利用一切空暇以最活泼的方式来进行。不必要有一定的地方和一定的时间——如果充分可能有，自然也可以——在野外，在室内，在行军休息的时候，在宿营驻扎的时候都可以。
从前有一个部队，里面有不少的文盲活着只是认得很少的几个字，可是在一个长期的行军之后这些文盲竟没有了，他们不但会阅读书报而且还会写简单的日记和论文，这宗扫除文盲的工作是在每天的宿营以后——每天经过了一百二百里的行军，战士们已经疲乏了，并且时间上也不许可——也不完全在行军中的休息时候，而是正在行军中的时候进行的。其办法是在每连里分成若干个识字组，每天有计划地由组长教认识几个字并把这些字写好贴在每个人的背上，后面的看着前面的背上的字，前面的又看着更前面的，一个个挨下去，一边走一边看，走着认着，这样日积月累的认下去，文盲便迅速地被消灭了。并且在这中间，曾经有不少时竟因而忘却了长途行军的疲劳。这种善于利用时间把握每个机会的工作精神，是值得我们尊重的学习的。
俱乐部应该经常地积极组织各种文化娱乐---如演剧，讲演比赛，唱歌，各种晚会，各种体育运动会等。
前面已经说过，我们的士兵们不仅是一个战斗员而且要成为战争中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因而士兵们就必须具有讲演的技能和艺术。俱乐部应设法动员他们积极地来参加讲演比赛，经常地锻炼他们。
（三）革命的士兵们不仅要会打仗，而且还要会做群众工作，不仅只是懂得一些政治上的原则，而且还要会应用于实际工作里，因此政治部须推动他们领导他们去参加当地群众的反日反汉奸的斗争，要他们在群众运动中去学习，去充实自己，并须把在工作中所得的经验或遭遇到的什么困难，提出来共同讨论。
总之，军队里日常的政治文化教育工作，须抓住某时某地的具体环境来进行，尽量地采取士兵们耳闻眼见的事情来做材料，不要光说些原则；绝对避免填鸭式的教育方法，要以炼钢打铁的精神耐烦地做去，才会渐渐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水平。
四、行动前的宣传鼓励工作
每一行动的胜利，一方面是要有很好的，坚决与正确的作战指挥，同时也要有旺盛的士气和锐不可当的战斗情绪，前者是属于军事方面的责任，后者应该是属于政治工作方面的。倘若将士不能用命，不能为完成任务而赴汤蹈火，忠心效死，即使是最贤明果敢的作战指导者，也会有“英雄无用武之地”之感！
原则的说，在整个行动的计划里，战斗员绝对服从指挥命令，是处在被动的地位；但在战斗意志上却应该是积极的自发的，完全处在主动的地位上，每个战士在这时候都要有“就是上级没有这个命令我也觉得应该这样做”的高度自觉，有了这种上下呼应的一致精神，行动的胜利才有把握！
因此，政治工作者不单是做日常的一般政治文化教育工作，还要特别注重到行动前的临时的宣传鼓励工作，日常的和临时的是全部工作的两端，头尾是不能分开的，政治工作不要以为到了要打仗的时候，不对内的政治工作就可以暂时停止一下了，这是绝对错误的。政治工作是为了保障军事上的胜利的，在打仗以前不但不能丝毫的松弛，更要做到火上加油的紧张状态才行。
行动前的宣传鼓励工作，应依据如下的方针：
（一）使战斗员十分了解这行动计划的正确，以巩固其对上级指挥的信任；
（二）说明这次行动所负的任务，以提高其旺盛的不可抵挡的战斗情绪；
（三）要使每个战士都具有必胜的信心；
政治部要根据这几个方针，拟定一个临时的工作计划，召集各连政指导员具体讨论后，立刻回到各连里去迅速进行。最低限度的工作要举行一个很充裕的讨论会，政治员领导进行讨论，须以上面的三个方针为中心。同时在会场里，在每个战士生活所接触的角落里都可以布置一种打胜仗的空气（胜利的自信和轻敌是不同的，不要走进这条岔路！）使得大家为明日的胜利而欢欣鼓舞，而提高其必胜的信心。
这里附带的说到一件事，宣传鼓动工作，应避免开口只说些“牺牲”，牺牲的字眼，好像胜也是牺牲，败也是牺牲，命注定了的牺牲似的。表面上看，这好像是慷慨激昂的壮语，其实这种说法是含有强烈的败北主义的毒素。我们的牺牲应该是有条件的有目的的，绝不是无条件无目的的自暴自弃的为牺牲而牺牲——这是一种牺牲的精神，而不是自暴自弃的送到敌人面前去牺牲的那种被动的没出息的“牺牲”！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与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为了这伟大的目的，胜利的目的，每个人都应抱着“牺牲”的精神。所以“牺牲”只是我们的一种精神，而不是我们的目的。蒋委员长说：“吾人自卫的决心，始终一致，虽至战士最后一人，领土最后一寸，亦不稍变更初志；非俟正义确立，条约重申其尊严，吾人抵抗绝不停止。”这种说法是极正确的，这是表示一种“自卫的决心“。也就是牺牲的精神。如果照那种为牺牲而牺牲的观点来解释，便会闹出天大的笑话：难道目前举国上下是为着达到战士最后一人，领土最后一寸而奋斗的吗？这自然不会有人相信，我所以特别着重地提出这两个字的问题，是因为毒害太大而且很容易广布开去，而给予战士们极坏的影响。
第八路军在过去内战中，曾经有过很多的这类宣传鼓励工作的经验，兹举出其中之一以供我们参考：他们有几次在打仗的前几天，政治部便大规模的动员各连里准备好俘虏兵的登记名册以及大批的饭碗（江西产竹。这种碗是用粗的竹节锯成的）竹筷之类，以备打了胜仗后应用。战士们自然很高兴打胜仗，因为上级指挥的这种坚决与有把握的态度，他们都个个无条件地信任着上级指挥的正确，并且认为万一打了败仗，不是指挥的错误而是自己打的不中用的罪过，因而非坚决完成任务不可。所以，他们事前准备的名册碗筷之类总是不轻易落空的。这不能不归功于宣传鼓励的工作。
从这一实际例子里，我们知道宣传鼓动工作是如何的重要了，同时我们又知道，政治工作应该是无坚不破无孔不入，在什么时候，在什么环境里。需要什么方式便应用什么方式，问题是在怎样才能收到最大的效果。因此，宣传鼓励工作，并不一定要有长篇大论的演讲，不一定只限于开会讨论和张贴一些标语，也不一定最好的方法就是准备名册碗筷等等，总之要能适用于每一实际环境才能生效。
五、军队的地方工作
在作战上，“天时”，“地利”，“人和”，是取得胜利的条件，特别是因为我军的武器装备比敌人落后，更应充分的利用这些条件来补充自己的缺点。而这三者之中，“人和”最为重要，又是我军独所能利用的条件，这与敌人是没有份的，敌人只能和少数的汉奸讲“人和”，它和中国绝对大多数的人永远是对立的，正如某军事家所说：
“在一切战争当中，人民或人民之某一阶级，都是有充分的理由来热烈仇视占据其国土的敌人……”
日本帝国主义是占据我们国土的敌人，它派遣来的强盗“皇军”是在我们的领土内实行掠夺战争，而我们是在自己的土地上为保卫独立保卫全国人民的利益起而抵抗，“人和“这条件，我们是有充分的理由，百分之百的可能（而且也应该！）来利用的。可是我们虽然有了这种条件还是不够！我们的部队可能经过某地时，地方的人民简直若无其事地不闻不问，表示消极；使我们丝毫得不到方便，或甚至有少数民众被敌人所利用竟来破坏我们，使我们无异进入敌境；处处防备，时时担心。如果这样我们有什么“人和“呢？不是没有，而是我们没有去利用它。要利用就必须先加以人力的推助和组织才能达到。（真理的实现，若没有人力是永远也不可能的。这是铁的规律，万事都是如此，中国四万万五千个人，客观上他们都会为保卫祖国而反抗敌人，但是，若不经过宣传以提高他们的觉醒，若不经过组织使他们步伐统一，便不能发挥他们的反抗力量）。
这种推助和组织的工作，在军队的范围里是属于地方部门的。由于过去我们的民众工作做的不够，或者简直不曾做过，民众没有很好地被组织起来；到了今天，全面的抗战已经在开始发动了，这种工作更是迫切需要，无疑的，在目前情形下，我们的军队应特别负起这个任务来。为了要巩固后方和新收复的区域以至为了军事上顺利的向前推进，为了要使敌人四面皆敌防不胜防，多占领一区多增一份困难；地方工作应被看作与军事一般重要地使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地方工作的最高要求，是民众的组织化，组织化了的民众是作战干部的左后手，神经与脉搏，也只有组织化了，军事上才能不断的得到物力与人力的接济与补充。
地方工作的基本内容不外是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这两种工作依各地的实际情形不同，又必须分为公开的，半公开的和秘密的等等工作方式。公开方式系适用于非敌军区域，半公开方式系适用于近敌军区域，秘密方式系适用于敌军区域。用公开方式工作的区域，是离火线较远的后方，应尽量做到便于指挥和动员。近敌军区域依该地是否从来未曾失陷抑系新收复区域，工作方式上又应有若干的差别，我们的政治工作者应顾到这些实际的情形。这里的所谓采用半公开工作方式，主要的是指组织工作。宣传工作仍可以公开方式进行。半公开方式应尽量加强纵的关系，减少横的联络，以避免受敌人的破坏为原则。在敌军区域的工作，应完全采用秘密方式，以侦察敌情通报消息并扰乱敌军的后方为主要任务。
关于宣传和组织工作，一般的可以包括如下的几个项目：
（一）召集群众大会，游艺会，军民联欢会，谈话（可发动士兵与民众个别谈话），以及散发宣言传单，张贴布告，标语并书写各种口号等向居民宣传我政府的抗日主张和我们的纪律（如当初北伐军所提出来的“不怕死，不爱钱，不拉夫！”曾得到千百万人民的热烈拥护），以吸引群众抗日部队的同情与帮助，并进而组织他们发动他们的抗日反汉奸斗争。
（二）帮助该地方群众组织抗日团体或抗日游击队，义勇军等，并吸收群众参加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以补充我们在战争过程中的消耗。
（三）组织地方群众为我们当向导，为我们侦探敌军消息（可吸收群众中抗日的坚决份子建立地方的侦察组，再告以侦察要目与常识）。
（四）肃清当地汉奸与潜伏的敌军势力，逮捕与审判（必须交付人民公审），并没有其财产，没收日货，此等没收品除应提归国库者外，应尽量分发给当地的贫苦群众（如部队十分需要的东西，亦不妨留下一部分，但须严禁私人随便拿用）。
（五）联络地方的群众武装，配合我们作战。
上面所列举的工作项目，只是一般的，应按照各地方的情形酌量增减和适当的配制。此外，我要求做地方工作的同志们，应特别注意到下面的几个问题：
（一）我们的地方工作不应只限于部队所驻扎的地区，在前线在后方在敌区里越广越好，只要我们的力量可能达到的地方，都要尽量有我们的地方工作网。
（二）工作伸展到什么地方，首先应详细调查当地的社会政治诸状况——即使有些地方，我们的工作还没伸展到那里，必要的话也该设法调查清楚——不然我们便变成了聋子瞎子！我们不知道群众爱什么讨厌什么，我们的工作便变成了摸索，便无法能抓住所谓具体的情形订出一个恰当的方案来，这是很危险的。
（三）当我们彻底明了了当地的情形后，当我们知道了群众的生活状况与要求后，便应立刻适当地提出正确的动员口号，并以身作则地为实现这些口号而坚决奋斗，以取得群众的信仰与爱戴，这样，我们的工作才能建立起群众基础，才能开展，才能博得群众的衷心拥护。
（四）我们大多数的人民（这里主要的是农民）都太穷苦了，无衣无食饥寒交迫；他们辗转在天灾与封建剥削的双重的压迫之下，有的被迫，铤而走险，为盗为匪，趁乱打劫；有的为敌人贱价收买，充当汉奸；做地方工作的同志们应深切明了他们的为匪为奸的原因。要知道足衣足食，无饥寒之苦的祖国，才是他们愿以生死来保卫的祖国。因此我们只凭空宣传是不够的，更应以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他们改善生活。
（五）地方工作决不能像办例行公事似的，派几个人宣传一下，命令他们如此这般地组织起来便能算事，这样的组织是绝对不坚固的，军队在，它存在，军队一走，它便解体了，或甚至为地方的劣绅地痞所把持，作为欺压乡民的工具，所以，我们应在群众工作中敏捷迅速地选拔有力的坚决可靠的份子，作为地方的工作干部，再给以特别的训练和指示，使他们在工作中成为核心，只有这样，我们的地方组织才得巩固，而不是浮而不实的官样文章！
（六）应尽量推进士兵们参加地方的群众工作，以发挥和锻炼他们的政治工作能力。让士兵们和群众打成一片去做宣传工作，比官长们召集一个群众大会作一通长篇大论的讲演要有效果得多了。倘若可能的话，发动士兵们去帮助群众去做收割，种植以及开沟添壑等等工作，更能扩大抗日部队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这才真是军民大联合。
（七）在工作中，时时应以“依靠群众的大多数”为基本原则，一切工作须为着大多数群众的利益；须能得到大多数群众的同意；须博得大多数群众的拥护；违反了这三大原则，群众工作便无法开展！
关于地方的组织问题，到现在为止我中央当局尚未具体的规定一个方案，以致不能集中力量与统一指挥，我认为地方的组织（现在有许多地方都成立了“抗敌后援会”，不妨就统一的采用这名称），虽以独立活动为本位，但为了有统一的筹划与指挥起见，必须从中央到省以致各县各村有一个直的系统，即区域外，军队和地方组织只须有密切的横的联系也就够了。地方的组织，可包罗如下的这些部门（可依地方情形而增减）：地方武装部（对居民施行军事训练，并负责筹划编制地方志愿军队，即游击队性质的地方部队）、特务队（侦察敌情，汉奸活动以及破坏敌军工事，交通等）、人员供给部（征求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以供军事上之需要）、征发部（负责征发汽车、大车、马匹等以供应前线之需要，以及为过境部队筹备食宿等）、劝募部（劝募救国公债、寒衣、药品、慰劳品以及难民救济费等），防空队，消防队（包括消毒）、后方病院（包括救护队、护士训练等）、社会经济统制部（物品的生产、分配消费之调节，如粮食之统制）、人民财产登记部（主要的为防止有钱者故意移转财产，隐匿财产，以躲避战债和捐税），其他如宣传部、组织部等。这里不是死板的规定，只是作为地方组织的参考而已。
六、使用宣传的武器
这次的中日战争，在日本方面它是基于少数人的利益（贪欲）而发动的侵略战争，与它国内的人民没有丝毫利益；战争愈延长下去国内革命的爆发，前线士兵的叛变，都是有充分的可能性的。然而这还只是一种可能，它的实现尚有待于人的力量：一方面依着敌国人民反法西军阀斗争的发展，另一方面则须依靠我们自己抗日斗争的强度发展。这里主要的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我们的抗战进行得越激烈，越广大，就更能促进敌国人民和士兵的觉醒，就更加加速敌军内部的崩溃。可是在过程中（战胜敌人的过程中），单靠军事的力量是不够的，我们还得使用另一有力的武器——宣传的武器。从政治上去动摇敌军，促进他们的觉醒；争取他们来和我们联合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我们不仅是用军事的力量去直接歼灭他们，击退他们，同时还要用政治的力量去瓦解他们，只有政治和军事配合起来同时推进，才能算是“抗日斗争的强度发展”，才能达到我们战胜敌人的目的。
抗战开始以来，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十分不够，远落于军事之后，形成一种偏于军事方面的畸形发展——一种单纯军事工作的硬打主义；否则，今日的局面还不只是如此。
革命的战争，它的武器往往是不如敌人，其所以能取得胜利者，全在它善于抓住敌人在政治上的种种弱点，并使用敌人用来不能生效的武器——政治宣传的武器，予以无法防御的攻击。
谁都知道日本帝国主义师出无名，它是在我国的土地上进行掠夺和屠杀；对我们这方面任它施行什么政治宣传（在它用来只是欺骗！）都不会收到丝毫效果，可是它还三番四覆地派飞机向我们军民散发荒谬传单。这不能不使我们更感到我们关于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够了。
依理契说：“要想战胜更有力的敌人，只有用最大的力量，并且必须最谨慎周到，细心敏捷地，一而利用敌人间每个（即令是最小的）间隙，利用各国资产阶级间各国内部各种资产阶级间的每个利益的冲突，他方面利用每个（即令是最小的）可能机会，以获得群众的联盟者，尽管这个联盟是一时的，动摇的，不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都不要紧。”在这几句简单的话里，它包含了革命的战略之全部精髓，我们不要死板的单从字面去看，从内容里可以领略到这几句话对于我们目前革命战争的教训和指示。他指示我们要想战胜敌人，就必须利用敌人间每个间隙。日帝国主义国内的士兵与官长间的矛盾，人民与政府间的矛盾，士兵的怕死，人民的厌恶战争等，这一切都是它的间隙，我们的政治宣传就要以这些间隙为对象，谨慎周到，细心敏捷地，以水滴石穿的精神来扩大这些间隙，间隙扩大了，莫说它还只是一座“泥脚”的土坡，便是花岗岩也要叫它崩裂而坍塌。
对敌军的宣传工作，大要可分为如下四项：
（一）组织口号队。政治部选择若干懂得敌军语言的人组织口号队，分散在火线上与敌军士兵喊话或谈话，这应该在炮火比较沉寂时适宜，并且应在战术条件所许可的地点。假若一时找不到这些又能懂又会说的人，可以由“教师”（在抗日部队的师政治部里，一两个懂得敌军语言的工作人员是最低限度应有的。）临时训练也行，选拔一些口齿伶俐的教他们一些必要的话和口号，去进行喊话：虽然是只能喊而不能听，总比没有要好。
（二）散发传单。用敌军文字印刷各种告敌军官兵和敌国人民的传单宣言口号，设法发给敌军，最好是利用飞机散发。既然能利用飞机，散发的横面就越广越好，不一定只限于火线上，他们的国内后方也应该去散发。倘若敌军某部队内有台湾军或伪满洲军队，那我们的宣传品就应另印一种中文的（有朝鲜人就要有朝鲜文的），内容也应该完全不同（如用“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总之，我们得看清对象，对症下药！
（三）书写标语。利用我们阵地转移或敌军必经过之道，在墙壁，路上，树上和山上的岩壁上用敌军文字书写告敌军官兵口号。每条不要太长太复杂，要简短动人，通俗易记，并且尽可能的要越多越好，使他们的反动长官要设法清除，也无法清除净尽，使他们到处看得见：转过湾也是，抬起头也是，这种触目惊心的标语，不要忽视了它的伟大作用！问题是在这种口号提出的是否正确，政治上是否能影响他们。
（四）释放俘虏。比喊话，传单或标语更有力更有效的，还有一种宣传方法，便是释放俘虏。经过我们相当训练过的俘虏，一旦把他释放了回去，不管他有没有如何彻底的觉醒，就只拿我们对他的优待并使他安全回去这一点，在他的同伴们中就已经有很好的政治影响了，更何况他还可以多多少少地把我们的意见传达给其他敌军士兵。释放回去的俘虏，是我们的活动的宣传播种机，他们将在部队里，都市里，农村里所有一切角落里扩大着我们的政治影响，这种力量他们的反动官长是无法防备的。关于俘虏兵工作，当于下节专论之。
这里所列举的四项，虽然只是一般的但它却是最基本的，我们最低限度要做到这些，并且希望实际的去做的时候，因时因地利用各种条件多多发明。为要保证这四项工作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做敌军宣传工作的同志们必须依据下面的原则，随时作工作上的自我检查：
（一）对敌军士兵的宣传，要以兄弟般的亲切，同情的态度，不厌烦的说服精神，否则我们便无从取得他们的同情！传单标语口号的内容就要基于这种同情心，才能针针见血深入他们的心底。居高临下的打些不关痛痒的官腔，说说大话，要绝对避免。譬如：“你们作战的勇气和技术都比不上我们，你们别了父母妻子白白跑来送死太不值得了，还是趁早悔悟吧，我们宽大为怀，不究既往……”像这种豪语不但不能促进敌军士兵的觉醒，反而会激怒了他们，这些地方我们不能不特别注意！
（二）第二要充实于自己的诺言，决不欺骗。无论传单也好，标语口号也好，我们的每一句话都应该绝对忠实的，而且要坚决遵守一切诺言，譬如我们曾经宣言过：“欢迎日本士兵缴械，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那么当他们被包围而愿意缴枪的时候，我们就绝对不能随便再开枪射击，假若一次失信了，将来再以十倍百倍的损失与努力也难以恢复。所以，我们的宣传决不能变成欺骗，要以说得出做得到的忠实态度去取得他们的信任，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政治上去瓦解他们，争取他们！
七、怎样做俘虏兵的工作
“我们不杀被俘虏的被解除武装的日本士兵和军官。要很客气的对待他们，好像兄弟一样。我们与日本贫苦的士兵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争执。我们应当使他们觉悟起来反对他们的法西斯统治。我们的口号是“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法西斯领袖！”反法西斯的日军是我们的朋友，与我们的目的是不冲突的。”（引毛泽东先生与美记者史诺的谈话）。
俘虏的工作就须基于“很客气的对待他们”，“使他们觉悟起来……”这个方针，我们的目标和要求便是要达到和他们“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法西斯领袖！”离开了这，我们的工作便没有了中心，即使不虐待他们，也仅仅只是一种收容俘虏的“慈善事业”而已！对于我们的抗战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所以我在此特别提出关于做这门工作的几点意见，以供参考。第一，这门工作大要可分为四个步骤：
（一）不管俘虏多少，一个也好，一千也好，首先就要经过一次个别的谈话，不但可以明了他们的身世状况，主要还可借此探悉一些军事上的消息。应制定一种表格把他们的话分类登记起来，分发他们去填写也行，但须严防俘虏中顽固反动份子的暗中干涉和妨碍。愈详尽愈好，不要怕烦琐，最低限度要包括这些内容：
1 姓名，年龄，籍贯，社会成分以及家庭状况。
2 何时入伍？什么阶级？待遇怎样？
3 何故被俘？
4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有什么意见和感想？
5 你在中国做过几次战，哪几次？
6 该部队的武器装备及其编制怎样？
7 该部队长官姓名，及容貌上有些什么特征？他与士兵关系如何？
8 你们部队在正面，侧面，后方以及附近做了些什么工事？尚驻扎有其他的部队否？情况如何？
9 你所知道的士兵们的情绪如何？他们对侵略战争是怎样看法的？
10 该部队子弹给养的补充如何？附近飞机场在何处？仓库兵站在何处？有若干人守护？补充是从何处运来的？经过些什么地方？
11 日帝国主义及汉奸在这些地方有些什么组织？机关在何处？那里有什么防卫？你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工作？他们对群众是怎样压迫的？
最好要根据这十一项的内容编印一种表格，由各级政治部随军携带。如遇某俘虏对某项问题不愿回答时，不必勉强追问，可于下次谈话时用旁敲侧击的方法获得回答，再由我们自己补录下来也是一样。
（二）敌军被俘虏，不宜久留于交战地带，应尽速设法护送至后方，予以适当的政治训练。政治训练的目的最低限度要使他们彻底了解我们的政治主张。日本法西斯军阀统治的罪恶，日本人民大众的贫穷原因和真正出路以至于目前国际政治形式——什么是和平阵线与侵略阵线等等问题。训练的方式可采取：
1 讲授（派政治宣传人员向俘虏讲演）；
2 谈话（以上列诸问题为中心，与俘虏做个别谈话）；
3 讨论会（以某一个问题为中心，让俘虏自由发表意见，最后由我们派去出席的人做一恰当的结论）；
这三个方式，我们应特别着重最后的一个，因为经过他们自己讨论过的问题，究竟总比别人的话要亲切些，易于接受些。
从谈话里，讨论会以及在各种接近俘虏们的场合里，我们应随时注意选拔那些积极的先觉分子，予以特别的训练并把他们组织起来，使在俘虏们中起积极的领导作用。我们对于那些比较落后的份子的最后之开拓，必须要经过这些桥梁，没有这，我们的工作会遭遇到很大的困难和障碍！
在俘虏们的中间，我们应多方设法鼓励并领导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发挥他们在“皇军”里面所不可能发挥的力量，提起他们的生活乐趣和积极性，因为组织化的生活，它本身就舍有一种教育的作用。
设若在游击地区俘虏了敌军，因交通困难无法送至后方；可以就地加紧对他们的宣传训练以后，即行解散。在这情形下要特别防备带走我们的军事消息，对于只经过一个短期训练的俘虏不能不这样防备。
（三）怎样优待俘虏？我认为仅仅让他们足衣饱食，吃吃睡睡，只是消极的一面，至少还应该做到：
1 怂恿他们写信回去给家属亲友，报告平安和在这儿的生活状况；
2 物质待遇以较好于我们自己的官兵和不低于他们在敌军部队中的生活水平为原则；
3 帮助他们组织俱乐部和领导他们组织各种讨论会，予以文化政治生活生的自由。
（四）对俘虏的训练应该加紧的应用各种方法，以期迅速达到我们的要求和目标，要避免那种软禁式的长期延搁，并且我们在抗战期中哪有许多闲钱来长期供养他们！所以在训练俘虏的工作中，就应考虑到如何发落他们的问题，也只有适当的发落了才能实现我们的要求。
1我们固然主张释放俘虏，但并不是死板不变的。经过训练而真正觉醒了的日本官兵，倘若他们愿意留在我们这边参加抗日工作，作用是非常大的，我们应竭诚欢迎，就立刻分配他们以适当的工作，可以把他们分散到前线各部队中去做敌军宣传工作，或留在后方训练俘虏的工作，如果他们要求成立一“独立队“武装去抗日，我们也不应无条件地拒绝他们，应予配备适当的武装并给以一定的任务，问题是在我们应怎样在这部队中保持坚强的领导作用。不要他们当官长，只迫他们打冲锋，这是帝国主义的办法，不应为我们所采用，为他们士兵们所爱戴的好的官长，要特别尊重他，在”独立队“里仍然使他还是他们的官长，为了地方的风俗习惯的不熟悉和任务上的关系，我们不妨多派工作人去参加他们一起工作。动摇的犹豫不坚定的俘虏，不要让他参加进来，除非这队伍已经在实际行动中表现了它的坚强，而且更加坚强了起来，即使少数不坚定份子掺杂进来，不足以发生丝毫的作用。
不愿回去的俘虏，要他们发表告敌军士兵的宣言，在各报上登载，并设法散发到敌军中去，他们的国内去。
2经过训练后的俘虏，如果他们不愿意留在这儿工作，我们就应释放他们回去（反动的官长不在此列，至少应特别慎重）。我们应以患难之交的无限的同情与热诚来欢送他们，并举行盛大的欢送会为这些敌国的兄弟们践行。这无非表示“我们与日本贫苦的士兵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争执”（反法西斯的日军是我们的朋友，与我们的目的是不冲突的），并更大的期待着他们回去后把我们的政治影响广播到全国的人民之间。
第二，做俘虏的工作，要随时注意到：
（一）不要拿出“而为阶下囚“的胜利者的态度，也不要以为优待俘虏只是宽宏大量的表示，要以同情的态度去对待他们，“好像兄弟一样”，我们才能取得和他们的联合。
（二）对他们不要用威迫利诱的方式，不要用严厉的审问方式，要以忠诚坦白的态度，去揭发，去说服，因为我们有的是正义，我们抗日是光明正大的，所以对敌人用不着（也不容许有！）有丝毫的欺骗。
（三）谨慎周到，细心敏捷地时刻注意他们的言行，思想和要求，及时地予以教育和启发，并满足他们的要求。
（四）关于为什么不杀俘虏和优待俘虏的道理，在我们下级官兵中，应好好进行一番教育工作，使他们彻底了解和遵守。不然，他们在愤怒之下，枪杀或虐待俘虏，是十分可能发生的。
八、对于政治工作者的几点意见
在新的形式之下，不但要有新的工作内容，还要有新的工作方法和新的工作精神！这一转换，是需要我们重新去认真学习，认真检讨过去，勇敢地加以洗刷和扬弃，才能适合于这新的要求。因此我们政治工作者，在目前应有如下的这些基本的认识和觉悟：
（一）胜利只能是持久的艰苦工作的结果，而不是他的开始。我们不要犯着不耐烦的急躁病，这样就会感到前途荆棘丛生，胜利遥遥无期，因而走入动摇，空想，灰心和失望的迷途！
（二）我们对于民族解放的目前政治形势及其发展，应有一深切的正确认识，和十分了解其具体的行动方针，并在部队中使自己成为执行这些方针的模范。政治工作者“应该做到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得到群众的爱戴”。
（三）政治工作者应绝对避免那种斯斯文文的上不顶天，下不接地的孤傲态度，要坚决做到群众化，与群众打成一片；那样，工作才能开展！要知道，你不接近群众，你就无法了解群众；不了解群众就不能动员群众，你不了解你的干部，你就不会使用你的干部！对于军事长官也应接近他了解他，并须善于体会情况（由于我国军队至今尚有多数是含有地方性和不同的背景，故应特别注意，以避免不必要的摩擦，工作才能做到不过火也不落后。在过去有些地方部队里，虽然也有政训工作人员，可是他们都不能做得什么工作，原因是一方面不为军事长官所尊重，事实上往往是排斥的，什么大小事都不使他们知道）另一方面和下级官兵又是脱离的，对立的，这种上不上，下不下的政治工作者，自然不能做得什么工作！即使和上级长官的关系弄得比较好，而不接近下级群众，充其量不过应时拟张传单写几条标语，此外仍然也不能做得什么工作！我想若是有人称他们是军队里的“清客”，并不见得怎样过分吧。
（四）我们在军队里做政治工作，应该有这种“我们的任务是要从政治上来保证军事的胜利”的自觉，这样我们才能忠于我们的民族解放的政治任务，才能在这一切恶劣环境下仍能坚持而不动摇，才不会去做某些落后的军事长官的尾巴！过去有人骂过做军队政治工作的同志是“军官的姨太太”，旧话在今日重提，对于现在做政治工作的我们，不能不有所警惕！
（五）做军队的政治工作，我们还应该有一种自觉：我们是来领导士兵们参加政治生活，加强他们的政治认识，提高他们的政治觉醒，以保障军事胜利的，因此不容对他们怀有惧怕和怀疑的心理，更应彻底扫除那种传统的对它们采取的干涉和监视的态度，这是政治工作的自杀之路！在一切抗日救国的部队里，绝对不容许再有这种事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