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中农民给我的教育（孟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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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中农民给我的教育

孟庆时

　　我是一个地主出身的知识份子，我很庆幸有机会参加了土改。在参加土改以前，因为看了一些关于土改的书籍。在理论上认识到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但是当我走到农村的时候，我发见了我自己并不真正是农民的一家人。对地主阶级在感情上没有像农民一样的仇恨。这完全是由于我出身的关系，一个靠吸吮农民血汗长大起来的人，哪会有和农民一样的思想感情呢？但是在这次土改的实际工作中，我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我觉得每一次会都是像在给我讲阶级、立场、观点的政治课。
　　记得在三圈村的一天晚上，为了研究出第一榜地富名单，召开了全村十五位积极份子会；他们大多数都是雇农，常时给地富干活儿，很清楚谁有劳动谁没劳动。这个会，给我两点新认识：
　　第一，土改中的任何会，与走群众路线这个问题是分不开的。一方面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会上，正确进步的意见，战胜了不正确和落后的意见，例如有一个雇工这样说：“咱们穷人翻身，便是斗争有钱的，哪家地多地好，便是地主。”立刻有另一个雇工反驳他：“这种意见不正确，我们要斗争地主，是为了打破封建，先看土地的占有和劳动力，再订哪家是地主不是地主。”又是思想斗争和阶级教育的过程：“咱们谁也不许包庇隐瞒，就是我们的亲生父母，该是地主就是地主。”有一个人这样一提，大家立刻都喊：“穷人只有团结才能打倒地主。”另一方面，任何会都是发扬群众的积极性，培养民主作风，依靠群众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刚一到村里，有些束手束脚，不敢放手村干部作事，结果工作组同志们累得要死，又没搞好工作，发现了这种毛病以后，马上纠正。许多任务的展开和完成，便十分顺利了。经过了几次群众性的会议，我看到了群众的力量，同时也了解到：任何政策，必须变作人民的意见，实行起来才容易。
　　第二，在这次积极份子会上，我更认识了劳动的真意。我家在民国三十五年便解放了，被订为地主成份。父亲很不甘心，说“反正谁家地多，便被斗争，管什么劳动不劳动。”在解放以前，我不了解土地改革政策，以为父亲是有劳动的：早晨很早起身，喊伙计们起来下地，到田里指导长工怎样种，怎样收，有时夜里九十点钟才回家吃饭，这样辛辛苦苦，操心费力的劳作，是不该斗争的。京津解放以后，读了土改政策，认识了父亲的劳动，算不上主要劳动，同时全家二十多口，只有他一人这样操作，哥哥们念书的念书，经商的经商，嫂嫂们只管作作饭，连附带劳动都不多，所以我认为划成地主，斗争土地，都是应该。但在感情上，对地主阶级没有仇恨，我还这样为父亲辩护：“他操心也不小，早起晚睡的搞生产，这种精神也该奖励。”在今天积极份子会上，我这种糊涂思想才被彻底打破。当讨论到某家是否有劳动时，有人说他有劳动，外号叫傻子的雇工王德利说：“那算劳动？他起得早，是要早叫我们起来下地多干活儿。我家离他家只是房前房后，我想回家睡觉都不成，他怕我起得晚。白天他下地，总是当我们歇息的时候，听他一咳嗽，我们便再也坐不稳了。心里怕他骂！你看他妈的他拿起锄来锄地了，我们看见心里更发毛，只得少歇会儿，马上去干活儿。要不的，他便催了：“今天活儿可多，得紧紧手啦！”他就是这样的劳动，是把穷人累死的劳动。”
　　傻子说的每句话，像针刺我一样，我从前没有想到父亲怎样待雇工的，父亲不就是这样吗？他不是去劳动，而是去监视别人多劳动些，好多得些好处。他操心是有的，但乃是为了更多的剥削而“操心”。长工多流一滴汗，家里多打些粮食。他的“费力”处有在哪儿？在这次会上，农民讨论了赶大车、拾粪、改畦口儿，都不算主要劳动。父亲连赶车都没有赶过，在生产上，哪里算有劳动！我今晚才知道了地主们是怎样用了各种剥削方式，欺压劳动农民，傻子说话时不是火气冲天吗？他怎能不对压迫他的阶级仇恨呢？我开始在感情上，憎恶这一剥削人的寄食阶级了。

（选自天津《进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