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工作中认识到的新农民（雷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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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工作中认识到的新农民

雷海宗

　　解放刚刚一年的京郊农村，在土地改革尚未实现之前，已经呈现一种全新的气象。只认识旧日农村的人，一与解放后的农民接触，就发现他们已经变了，并且变的出乎意料的彻底。关于这种变，最基本的或者可从两方面讲：一是农民智力的惊人表现，一是农民的新道德与新人格。我们先讲一讲农民的智力。
　　城市中的人，尤其是城市中的读书人，过去如果会对农民的智力加以考虑的话，大概总认为除了完全实际的问题外，一切比较抽象的说理辩论，都是农民所不能做的。的确，旧日的农民集在一起，除东拉西扯的谈天外，很少聚精会神的根据原则讨论一个牵涉比较广泛的问题。农民一进城，好似就茫然失措，城市中人总把他们看作“土头土脑”的乡下老憨。城人如果下乡而与农民接触，因为城人对乡人不能了解也不费力去了解，双方话不投机，于是就认为农民对任何话题都无灵活的反应。然而在土改期中，大部目不识丁与少数略识之无的农民，于听人解说了土改政策之后不久，就能活泼热烈的根据政策而反覆辩论；辩论时说话的针锋相对，反应的尖锐敏捷，面部表情的神气活现，有时使惯于在学术界中活动的人发生幻想，闭目沉思，好似是置身于一群哲学家的辩论会中。农民当然不会脱离实际，他们不会像读书太多的人可以三句话后就说到离地球十万八千里的虚无缥缈之乡。他们所讲的话总是切实的，所说的理总是与事实密切相关的，因而也间或不免因热中于实际而忽略原则与政策，但总而观之，解放后被鼓励自由说话自由运用脑力的农民，其脑力的活跃实在令人惊叹佩服。过去几千年统治阶级一提到农民，就称他们为“愚夫愚妇”，直到最近许多知识份子有意无意中仍不免有小看农民智力的倾向；凡见到过解放后的农民的人，都可认识到旧日看法根本错误。书本上的知识即或是善于学习与运用，也仅是知识的一面；知识的另外一面就是实际的工作及与生产有关的经验。对于后一种知识，农民是丰富得很的。过去任何政权不只不鼓励农民运用他们的实际知识，并且一向是尽量的压制他们，最缓和的办法也是蒙蔽他们，所谓“愚夫愚妇”的“愚”，完全是统治阶级故意造出来的现象，解放一年的农民已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智力表现，这使我们的好奇心特别发扬，极想去瞻仰一下解放并且土改已经几年的老区农村。
　　关于农民的新道德与新人格，可讲的实在太多。先讲一件最小的事。村政府所在地（农民普通称它为村公所，现在村民可以完全自由的出入，其中的公物，大至家具，小至杯碟，他们可以随意动用，无人看管，无人干涉，但男女老幼的村民对此公物无不爱惜，与过去一般所认为“当然”的只爱惜私物而不爱惜公物的情形大不相同。至于说“顺手牵羊”，把公物带回自己家中去使用，在今日已成为不可想象的事，这看来好似小事，但试想，这在一年以前都是不可能的事。解放后农民有了新的自尊心与新的责任感，总能有这种似微小而实重大的新景象。比这更大的事，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已经为普遍风气的一点。中国人一向爱面子，城中人比较圆滑，有时绕一个大圈子之后还不妨丢一点面子，农村中的人对于面子看的远比城中人为重。如过去村中因争面子而公开拼命的事例，并非过度罕见。但解放一年的农村，已不再见此种爱面子的不正常现象，今日他们对于任何人都可自由批评，也接受任何人对于自己的批评，被批评的人或反驳，或认错，反驳是凭理的反驳，认错也是坦白的认错。结果，农村真正成了一个大的家庭，大家的事大家关心，每人的事互相关心。过去的客气与和气，是建立在虚伪的基础上。今日仍是和平安定，但基础已是坚实稳固的，一切公开坦白的。讲到最后，这是在农村中建立真正的人民政权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以上于新道德，讲了一件较小一件较大的事象。最后可讲一种比较难以捉摸而非常重要的情形，就是农民的新风度与新气概。上面提到，今日的村公所可以任人自由出入。任何村民只要自己高兴，可到村公所内活跃一下，进去或坐或游，各听其便，见水就可取饮，见人可随意攀谈或一望而过；若有公事罢，可向村长以下的任何干部直接接洽，而干部也无不和和气气的应答，能办的马上就办，不能办的也耐心的说明解释。村干部已无过去的官架子与官僚作风，农民也已没有过去畏缩不前的神情。多少年多少代以来就受压迫的农民，一旦翻身之后，可能有目空一切的表现，但他们却绝不如此，一切表现都极其平和正当，不只言谈举动完全合节，全部神情也非常自然。农民所表现的，真是自己已作主人的神情。主人要自尊自重，固然不再畏缩，但也不能嚣张，嚣张是缺乏自信与自尊的表示。解放不过一年的农民，已能进步到如此的程度，今后中国农村以至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油然产生了无限的信心与热望。

（选自四月四日天津《进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