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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上海工运资料（1949年5月—12月）
劳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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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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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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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工人复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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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企业中的劳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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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协助资方转业、迁厂、自动加工开展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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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雇、关厂及停工问题
由于解放前的上海，是处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官僚资本的统治之下，因此在劳资纠纷上呈现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互结合的复杂性，同时也反映了解放后初期的劳资纠纷，大都是解放前纠缠无法解决的悬案，可是由于问题复杂，情况各有不同，而且悬殊很大，如失业工人复工问题，或早已停业的工厂开工问题，尤其是工资问题等更为复杂，这些问题在积年累月长期奴役统治中遗留下来，便不可能很迅速的立刻加以解决。
表现在劳资双方的态度上，初期由于少数民族资本家，对生产抱有消极态度，他们因为不了解或不信任人民政府的政策，有的竟还对敌人存有幻想，将原料存起来，推说种种困难不愿开工，有的个别资方甚至还用国民党统治时代的流氓欺骗压迫手段，来对付工人，因此也造成了劳资纠纷。
拿工人方面来说，也有少数工人发生了偏向，如个别工厂发生包围，强迫答应要求等行动，这是因为工人长期受到压迫，在刚解放时所难以完全避免的，但只要向他们真诚的解释，进行教育后，便能服从长远利益，照顾资方困难，自动的让步。
所有发生劳资争议的范围，绝大部分为中小型工厂（尤其小型工厂），主要由于这些中小型工厂在过去受压迫与剥削比大型厂更为厉害，在反动派统治时期，工人不易起来斗争，所以当解放后，工人们怀着单纯的翻身观念，就容易引起了纠纷。
从这一个时期的发展来看，六七月份，大抵为劳方要求资方开厂复工与改善待遇问题；八九月份，资方遇到了暂时经济困难，主动的要求劳方分担，如减薪、减工、停工、开厂等。但由于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于九月十九日颁布了二个法令以后，纠纷一般的较为减少，到了九、十月份，由于物价稳定，华南、西南广大地区的获得解放，政治形势全面好转，大大的扩展了市场，因此一般工商业也获得恢复与稳定，表现在劳资关系上，也逐渐趋向正常，这一个时期，个别厂商为了适当的调整劳资关系，讨立了集体合同，像照相业等。但是在十二月间，继十一月物价波动之后，个别厂商因从事投机，至遭受打击，而告周转不灵，而发生了劳资纠纷，也有因各新解放区回来的工人，要求复职而引起纠纷，故案件数字较十一月略为增加，如某钢精厂因受物价波动影响，而发生解雇纠纷，迄未解决。
下面收集了部分关于劳资关系的资料，由于材料少，并且较为笼统，不够代表全面性，只作为对个别问题的说明。
一、复工
工人要求厂方开工的纠纷，在六月份为最多，这是由于上海工商业在解放前后，确实遇到资金缺乏，原料供给，成品销售等严重困难，其原因主要是上海民族工商业长期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再加之在解放后遭到敌人的武装封锁；资本家对生产缺乏信心，对人民政府的政策不了解，而工人在争取复工生产的运动中，对某些犹豫的资方，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必要时并主动作了某些让步，充分表现了工人阶级当了主人翁的气魄。如：
本市私营纺织业鸿章纱厂，资方籍口原料缺乏，成品滞销，要停工三个月，经工会研讨后，指出资方在经营业务和管理方面的许多缺点，作迅速有效调整，同时又向资方建议调回隐蔽资金来维持生产，在职工热诚帮助下，资方即打消关厂停工的消极想法，表示愿意继续开工生产。
沪西晶华玻璃厂，是全国玻璃业中顶大的一片，因资方对人民政府的工商政策不够了解，解放前便停了工，解放后，工人努力推动，客户也来订货，资方于七月二十五日局部复工，后又借口销路、染料及资金困难，不根据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劳资争议调处程序暂行办法”也不和工人商量，擅自停工，工人为了照顾资方，自动减低底薪，但资方还是一定要停工，该厂工筹会就向资方积极交涉，并愿与资方共同研讨减低成本的办法，提出以煤代替柴油，解决染料困难，资方对这提议也没有采纳，后经劳动局调处，因资方提不出充分的理由，遂决定在改造炉灶后开始复工。
大成电机厂资方曾一再分化工友，破坏工会，私订所谓“工友回乡生产协议笔录”等违法行为，经双方代表连续六七小时的谈判，收集了许多具体材料，指出资方并非无法开工，资方无话可说，于九月十六日双方成立了三项协议，继续开工生产。
二、工资
上海五月二十五日解放，因此有许多工厂工人因五月份的工资未曾领到，故在六月份要求补发或预借（补发后扣除）的纠纷特别多，尚有许多欠薪争论直到七月份还继续发生。
如：
中国萃众制造公司之工资纠纷，经双方协议结果，资方接受劳方要求照五月份每人实得薪资，发给三四月份薪工。劳方则决议将福利金一般创办合作社。并于七月二十日签订书面协议。
六月份下半月，国营中纺公司系统，规定以米为工资之计算办法后，私营工厂的工资纠纷，主要内容也就转向这方面，工资计算的纠纷，要比开厂复工问题较难解决，但由于中纺的规定，也造成解决上客观的有利的条件。
七月九日，中纺改折实单位计薪后，工资纠纷即行增加，由于资方感到米价上涨不易负担，要求改为折实单位计薪，因此争议也就较为尖锐，但由于上海的工人阶级，在解放后，逐渐提高了觉悟，再加上说服教育，懂得暂时利益应该服从长远利益，也就主动的照顾了资方困难，获得协议。
同时某些资本家畏惧困难，除对生产表示消极外，把困难来要求工人共同分担，所以发生了减薪的纠纷，资方也往往是以停工开厂的要挟来达到减薪的目的，工人对这样的处置是不满的，但为了维持工厂的积极生产，同时为了照顾资方的实际困难，情愿减低了自己的工资。如：
大东南於厂职工于七月十五日开了一次减薪座谈会，劳方体谅资方困难自动减薪一致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而努力。
金刚百货公司劳资纠纷，经双方的诚意商谈和劳工处调解，圆满解决，公司部分职工愿意薪水贷予公司作为周转资金。
新安电机厂工友自九月份起自动减薪渡过难关，建立了新的劳动态度，一座一百匹马达，本来要做一个月，工友们三星期把它完成。
此外也有少数顽固的资方，有困难不好好向工人商量，相反用悔约要求问题的解决，如苏中机器工厂发薪，因经济困难，仅发六成工资，职工愿意接受，但所欠的四成，资方始终不表示任何态度，工人出面交涉时，资方反用吃光的消极态度来对付，以至引起职工生产情绪低落。
三、失业工人复工问题
关于失业工人，除一部分是日伪时期所遗留下来以外，大部分是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失业的，尤其是一九四八年年关，国民党在上海进行掠夺所造成。
解放后，工人群众在政治上获得翻身，跟着在经济上，职业上也要求获得解决。半年来，失业工人要求复工的纠纷，共发生了1032件（根据上海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私营企业部所统计）。占劳资纠纷总数3324件中的31.04%。因失业工人而引起的劳资纠纷，在八月上旬最为严重，自八月十九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布了复工条例以后，才渐渐减少。
四、外商企业中的劳资关系
上海解放后，在外商企业中的劳资关系，一般还是按“劳资两利”的政策在发展的。但其中某些外商企业，仍不改其过去帝国主义作风，以对待殖民地半殖民地工人的手段来对待今日上海已翻了身的工人阶级，因之就发生了不少纠纷，从下面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来，如：
美商大美晚报，在解放后六月十五日起即未出版，但职工始终站在自己的岗位上，而于同月二十三日该报主笔兼总经理高尔德（美人）突然宣布大美晚报自即日起停刊停发工资，并勒令所有职工，即日迁出社内，拒绝谈判劳资问题，发表中伤人民政府及侮辱职工的言论，强迫职工签写保证书，职工闻讯后，即推派代表与之谈判，竟遭高尔德夫妇合力殴打，结果职工当场受伤者四人，并用卑鄙手段截断报社煤气，置职工生活与绝境，当经职工不断的交涉谈判，并得各方的协助，终于九月九日由高尔德向职工道歉，发给遣散费，并承认这次解雇完全是由于公司停业，以后如复业，被解雇职工有优先复工权。此一事件才得解决。
英商上海啤酒厂职工于上海解放后第二天（五月二十六日），为庆祝解放，向厂房商借卡车欢迎人民解放军，该厂厂长不仅拒绝借用，并殴打工人朱石林，拳中鼻梁，血流如注，事后经上海原警察局（上海钢解放人民政府公安局尚未成立）邓君儒耐心调解，给予批评，该厂厂长明白特律才承认错误。
英商电车公司查票员王振国因病未愈，向英人麦达生续假，竟遭麦无理拒绝，说：“生病也要做工，不做工就没有工钱。”并殴打致伤，自此案发生后，全体职工纷纷表示抗议，同时报告公安局，当公安局同志到达，麦犹变蛮横无理，并大声斥责：“我是英国人，公安局无权逮捕。”职工益表愤怒，要求严惩凶手，麦即被带往公安局，经负责同志耐心调解，于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得该公司经理柏路克致书道歉，承认麦达生之行动错误，已予革职处分，并向王振国及全体职工道歉，赔偿一切损失，并保证今后绝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
英商伦昌纱厂工会，反对资方关厂及出售厂内地轴、洋元等五金原料行为，揭发帝国主义破坏工会行为，在全市工人弟兄热烈支持下，于九月十六日下午经劳动局调解，已获胜利解决。
五、职工协助资方转业、迁厂、自动加工展开业务
当美帝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对上海进行武装封锁后，上海暂时面临着较为严重的困难，在这时期中，上海工人照顾了资方实际困难，为了长远利益计，主动拿出办法团结资方，协助其解决困难，设法转业或展开业务来渡过难关，这种模范行动，感动了很多准备停工开厂的资方继续维持生产。像：
泰康食品公司自改制大众食品后，由于直接推销给工会合作社，产量激增，成本大为削减，在工人群众中支持之下，约计生产量提高百分之五十。
新新公司全体职工星期日停止休息，并延长一小时营业时间，以清还公司债务，冲破难关，走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大路。充分显出一自发自动的精神。
本市永安等公司，劳资双方召开业务会议，协助资方改变业务方针，永安的职工响应精简节约，照顾资方困难。向公司建议裁员。新新的职工向公司建议迅速脱售高贵货品，因此公司业务日渐好转。
私营兴亚钢业厂工人十一月起加班工作，由每天九小时增加到十二小时至十四小时半，星期日亦照常加班。
中国标准铅笔厂北迁哈尔滨的机器和人员，已于九月十二日全部抵哈，顺利地完成迁厂工作。并在该厂职工努力工作下，已于短期内修好厂房，装好机器，即迅速开工生产。
民孚染织厂工筹会动员车间代表和职员组织工作检讨委员会及节约委员会，讨论加紧生产，提高产品质量，减低成本等问题，结果收到巨大效果。因而协助资方渡过了难关。
六、解雇开厂及停工问题
关于解雇及开厂停工问题，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七八月间，由于敌人的封锁，上海的工商业的确遭遇到许多困难，如原料、销路及资金周转等问题，但在人民政府大力协助下，及翻身后的上海工人阶级觉悟程度的提高，用减薪减工或暂时返乡生产等办法来减轻厂房负担，所以大多数厂商都渡过了难关，只有少数眼光短浅的资本家，对生产抱消极态度，故意过分强调困难，想达到停工关厂的目的，如兴业实业工程公司，借口营业不振，生产困难，工资发不出等理由，在七月间向劳工处要求开厂，并且用发给优厚遣散费来引诱少数落后工人，以便达到开厂的目的，后经劳方指出厂内原料与销路都不成问题，且资方即有钱发遣费，为什么发不出工资？后来在劳工处不断的调解与说服，一方面说服资方对生产消极态度，一方面说服劳方为了长远利益减低了自己的工资，结果双方成立协议。
又如私营信和纱厂，在解放后虽然工人在工会的领导下生产情绪已逐渐提高，生产效率也增加，但资方对生产前途没有信心，且对不合理的行政管理也未加以适当调整，于九月十二日呈文劳动局，陈述生产困难，以精简为名，要求裁减五百名职工，后经劳动局详细调查，并召集劳资双方座谈和交换意见，劳方为了长远利益着想，主动照顾资方困难，将底薪减低，及轮流减工，以减轻资方负担，并保证提高生产效率，资方在此情形下，改变态度，同时因生产的客观条件好转，便取消原议，并保证尽量设法将开工天数加多。
第二个阶段在十二月间，因敌人长期封锁及农村的严重灾荒，影响了购买力，和十月下旬因物价的波动，部分厂商将资金移到市场上做投机，追求暴利，拉款囤货，后经政府大力调解物资，物价回落，因资金冻结及受高利贷的影响，以至部分资方发生要求停工开厂，解雇裁员等现象，尤其在针织染织等业中，如鸿兴针织厂，虽有足量成品，但因脱货困难，亦为债务所累，向工人提出停工，又如仁余染织厂利用资金做投机生意和套购原料，以至于至十一月间，每天生产的成品还不够付利息，工厂搁了浅，其他如某钢精厂，也受了物价波动的影响，资金周转不灵，发生停工现象，都因之引起劳资争议，迄十二月底止，大部仍在调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