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孙继五

　　在苏联，无论是学者们研究十月革命时期旅俄华工的著作，还是国内战争老战士们的回忆录，都曾经提到一位杰出的中国国际主义战士、滨海省中国人游击队的领导人之一孙继五的名字。^[1]一位苏联老布尔什维克、远东国内战争的参加者科瓦尔曾经把他和孙继五在滨海省并肩与日本帝国主义干涉军和白匪军战斗的经历写成《游击队员孙继五》一文，刊登在《苏联的中国学》杂志上，^[2]后来又有苏联学者根据地方档案对孙继五的革命活动进行了深入研究，补充了许多重要资料。1983年苏联出版的有关国内战争的百科全书中也收录了介绍孙继五的词条，并对这位国际主义战士的一生作了简要的评价。^[3]我们还从当时中国外交部有关档案中发现了关于孙继五的片断记载，这一切都使我们对这位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中国英雄、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的革命活动有了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十九世纪末，沙皇俄国加紧了对我国东北的侵略，1898年开始动工修筑的中东铁路以惊人的速度从五个方向同时进行紧张的施工：从哈尔滨向西、向东和向南，从旅顺口向哈尔滨，从俄国滨海省的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向哈尔滨，两年多的时间内建成一千三百俄里。为了修筑中东铁路，沙皇俄国大量招募中国工人，最多时达到二十多万。他们顶风冒雪，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在俄国监工的皮鞭和刺刀下从事奴隶般的劳动。

　　俄国政府用尽种种卑鄙的手段剥削中国工人，列宁在《中国的战争》一文中曾经痛斥俄国政府“在修筑中东铁路时，每天只给中国工人十戈比的生活费……”，指出这是一种“掠夺政策”、“犯罪政策”。^[4]
　　沙皇俄国还借修筑中东铁路肆意侵犯、践踏中国主权。俄国人组织“护路队”、沿铁路线驻兵设警。他们随意扩展铁路用地，强占民田，掠夺林木矿产资源，这条铁路宛如俄国人手中的一条庞大的毒蛇，在辽阔的东北大地上伸展开去，吸吮着中国人民的膏血，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为了反抗俄国侵略者，东北人民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1900年6月，义和团运动从山东、河北发展到东北三省，中东铁路及沿线设施、俄国人的教堂成为义和团袭击的主要目标。他们扒铁路、拆桥梁、砍电线、烧教堂、拦截俄国轮船，抗俄斗争在东北各地蓬勃兴起。俄国政府认为它出兵占领东北的时机已到，便于1900年夏天迅速向东北增兵，从北、东两路侵入我国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同时，俄国军队从旅大沿铁路线大举北上。当时的盛京将军增祺秉承清朝政府的投降旨意，奉行不抵抗方针。黑龙江将军寿山则向俄国人保证镇压义和团。到10月初，俄国军队先后占领了东北各主要城市及中东铁路沿线地区。当时的文献记载，俄寇到处横行，杀人放火，猖狂至极，”“哈尔滨俄逆所到村屯，悉行焚烧，凡遇华人不论男妇大小，尽行屠戮，遭害者不下数千村，被烧者不下万户。”^[5]在俄国军队和腐败的清朝统治者的联合绞杀下，东北的义和团运动惨遭失败。根据1902年4月签订的《交收东三省条约》，俄国政府虽然同意分期从东北撤兵，但实际上却把整个东北都变成了它独占的势力范围。
　　俄国军队在占领东北期间，烧杀淫掠，无恶不做。广大人民群众生计荡然，“四外流离，各处避难”。为了躲避清政府和俄国军队的追捕，有许多义和团民拿起武器占据山林，成为“绿林”英雄，他们武装割据一方，继续进行斗争。还有许多人则隐姓埋名，避居山林或匿居国外。
　　1902年，在黑龙江边赴俄佣工的“苦力”人流中，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男子，怀抱一个婴儿，满怀着悲愤、凄楚和怅惘之情，告别了祖国，踏上了异国的土地。
　　他，就是孙继五。
　　孙继五生于1876年，黑龙江人。两年以前，他作为义和团的战士，曾经手执大刀参加抗击俄国侵略者的血战。他哥哥也是义和团，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他抱着的这个刚刚满两周岁的男孩就是哥哥的遗孤。
　　孙继五来到黑龙江北密林深处一个中国人的村子里住了下来，靠打猎为生。当地中国人的村落是他们自动结成的。这里的生活条件极端艰苦，出没无常的土匪武装还常常对他们进行袭击和騷扰。更难对付的是沙皇政府的官吏，他们向中国人征收重税，并将他们的猎物或采到的山参抢劫一空。由于孙继五秉性刚直，办事公道，讲义气，在这些中国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村民们一致推举他为大家的领导人。
　　不久以后，由于一个恶商告密，孙继五受到俄国官府的追捕，这个边远的山村也没有了他的立足之地。1913年，他不得不离开这个小村子，来到哈巴罗夫斯克，在华商纪凤台开设的面粉厂里当工人。在这里，孙继五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并接受社会主义革命思想。1918年，孙继五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按照党组织的指示他开始在当地的华工中从事革命活动。
　　1918年初，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他们以“援助”捷克军团为借口向远东派出大批军队，仅日本军队就有七万多人，其他各国的军舰如美国的“新奥尔良号”、英国的“苏福克号”、法国的“贞德号”、意大利的“维多利奥—埃曼努埃尔号”等也运来干涉军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
　　除了帝国主义干涉军之外，滨海省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另一个凶恶敌人就是卡尔梅柯夫的反革命白军。十月革命以后，乌苏里地区的哥萨克上层分子敌视苏维埃政权，在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支持下，他们不顾广大哥萨克居民的反对，选举出卡尔梅柯夫担任哥萨克军的统领。这支反革命白军不断扩大，到1918年7月底已经有一万二千多人，配备有八十门大炮，四辆铁甲机车。卡尔梅柯夫配合日、美干涉军和捷克军团从滨海省南部向北推进，先后占领了乌戈尔内依、拉兹多尔诺耶，指向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这一带成为远东国内战争中的乌苏里战线。
　　当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支持苏维埃政权，他们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同日、美干涉军和卡尔梅柯夫白匪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乌苏里战线的领导人萨科维奇和舍甫钦克发出号召，要求所有十八——四十五岁的男性居民组织起游击队参加战斗，各地的游击队纷纷建立起来。
　　当地成千上万的华工也热烈响应布尔什维克党的号召，积极投入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1918年6月，孙继五奉党组织之命离开哈巴罗夫斯克，来到黑龙江边的原始森林，在中国猎户中组织游击队。这支游击队不到一个月即组建完成并于6月29日开赴前线。他的十八岁的侄子孙力也在其中。
　　在乌苏里铁路工作的华工们也积极响应号召参加游击队。这一带的中国铁路工人曾积极投入当地创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许多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在这条铁路的重要枢纽站维亚泽姆斯基站的机车库工作的六十二个华工中，有二十一个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火车司炉吴春安还当选为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委员。1918年7月，吴春安领导工人们在机车库连续工作了几天几夜，装配成功一台崭新的装甲机车。随后吴春安率领其中的三十五人驾驶机车开赴乌苏里前线，他们把机车交给前线司令部以后也加入了孙继五的游击队。
　　1918年7月初，白匪军和源源而来的日本干涉军大举北上，由于敌我双方势力极为悬殊，孙继五的游击队刚刚开到前线就不得不撤下来。1918年7月初，乌苏里战线的游击队先后撤出了尼科尔斯克一乌苏里斯克、斯巴斯克等地，孙继五率领他的队伍来到乌苏里江边一个叫卢特科夫卡的小村子。
　　为了有效地阻止敌人的攻势，加强乌苏里战线，上级决定调滨海省几支较大的游击队在这里阻击敌人。于是，满载游击队、赤卫队和军火的列车不分昼夜地向卢特科夫卡驶来，这一带迅速地集中了几支队伍，除了孙继五的中国游击队之外，还有弗列冈托夫^[6]的游击队、舍甫丘克^[7]的游击队以及舍甫钦克的游击队。
　　根据战线司令部的指示，这几支游击队很快进入防地并迅速构筑了防御工事。战线的左翼从什马科夫修道院到卡乌里会让站方面是弗列冈托夫和舍甫丘克两支队伍；右翼从铁路线到中苏边界的松阿察河之间的地带由孙继五和舍甫钦克两支游击队驻守。装甲机车布置在卡乌里会让站和乌苏里车站之间的铁路线上。然而不利的是这一带的至高点卡乌里小山被敌人牢牢地控制着，他们在山上挖了三道封锁沟。
　　要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就必须夺取卡乌里小山，司令部要求各支游击队密切配合，共同歼灭敌人。经过了几天的准备，攻击的命令下来了，就在这一天的清晨四点钟，游击队突然发起强攻，小山上的敌人用机关枪和火焰喷射器射击，敌人猛烈的炮火雨点般地倾泻在游击队的战线上。在战线的右翼，战斗进行得十分艰苦，孙继五率领战士们连续发动三次强攻，损失很大。终于，战士们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爬向敌人的机枪并用手榴弹将其炸毁，趁势冲进了第一道战壕，同敌人展开肉搏战。这时，孙继五果断地派出一支小部队切断了敌人向会让站方向逃窜的退路，然后亲自率领其余的战士向小山冲过去。敌人的炮弹在游击队的散兵线上爆炸开来，震耳欲聋，连下达命令的声音都听不见。就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孙继五受了伤，但他仍然顽强地支撑着率领战士们一直冲到山顶。这时，由弗列冈托夫、舍甫丘克、舍甫钦克和孙继五率领的数支游击队紧缩了包围圈，赤卫队的装甲机车也冲进什马科夫小站，敌人不敢再战，只好丢下大批物资和装备向克拉耶夫斯基会让站方向仓惶逃窜。
　　8月8日夜，乌苏里战线的游击队发动了全线进攻，不久攻占了克拉耶夫斯基会让站，还解放了几个居民点。8月20日，游击队一举捣毁了设在斯巴斯克附近安东诺夫卡的卡尔梅柯夫白匪军的司令部，这个白军头子仓惶跳窗子逃走了。
　　1918年夏天，更多的日本、美国、意大利干涉军相继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并向北开来，8月22日，战线司令部获悉有一支干涉军从斯维亚基诺车站下车，正在向边界的松阿察河方向前进，企图渡河到中国一侧以便绕过游击队的右翼，这样将使游击队面临被侧翼包围的严重威胁。
　　战线司令萨科维奇命令孙继五带领他的游击队越过国境进入中国，与这支干涉军周旋并切断他们回到苏俄的通道。孙继五根据指示，率领游击队在8月23日夜间渡过松阿察河，占领了距离河岸三公里的一个小村庄，这个中国山村位于一块凸凹不平的高地上。河对岸驻有舍甫钦克的游击队。
　　天刚蒙蒙亮，一支干涉军向孙继五所在的村子开过来，走在最前面的是一队日本骑兵。游击队员们用最快的速度挖好掩体等待着指挥员的命令。当敌人前进到距离游击队只有一百米远的时候，孙继五沉着地下达了射击的命令，顿时枪声大作，游击队的两门野战炮也响了起来。出其不意的袭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盲目地乱打了一阵就掉头向松阿察河方向逃窜，但是对岸舍甫钦克的队伍早已守候在那里，日军只好向中国境内撤去，占领了距孙继五所在的村子四公里的两个小屯。这时，舍甫钦克向河的上游派出一支掩护部队，目的是切断这股日军同设在斯维亚基诺的干涉军司令部之间的联络。
　　在孙继五游击队占据的村庄周围，天天有零星的敌人出没。为了援助游击队，附近的大批中国村民拿着武器赶到这里，当地中国驻军的一个排也加入了孙继五游击队的行列。村民们还给他们送来了小米饭、豆子和馒头。
　　孙继五的侄子孙力，这时已是游击队的骑兵侦察排长。他按照孙继五的指示，在一天夜里率领一个小队深入敌后突袭敌营，把敌人打得惊慌失措并捉回来一个“舌头”。第二天后半夜，侦察员报告这支干涉军又准备再次向村子发动进攻。孙继五当即决定留下孙力的一个排牵住敌人，自己率领其余的兵力神不知鬼不觉地撤离村子，然后分兵两路，迂回到敌人后方。战斗开始后，孙力的掩护工作完成得十分出色，没有引起敌人的任何怀疑。他率领自己的排稍作抵抗就撤出村子并赶上大队同孙继五会合。
　　这股日本军队继续向这个村子进攻，并分成小股爬上村子周围的高地，他们一边用机关枪疯狂扫射，一边狂叫着“万岁”，向这个空荡荡的小村子冲去。这时，按事先约定的信号，孙继五率领游击队从两面向日军开了火，并迅速包围了村子，用炮火向村里的敌人猛烈轰击。就这样，游击队包围村子两天两夜之久。附近的中国农民听说打日本军队，都纷纷前来，要求孙继五发给他们武器参加战斗。由于枪支和弹药有限，孙继五只好派吴春安带领他们到战线司令部所在地什马科夫卡去领。他从自告奋勇去取武器的农民中挑出四十个人前往，这些人中大部分后来都成了孙继五游击队的战士。
　　在胜利在望的时候，孙继五得知，由于日本干涉军源源北上，乌苏里战线的局势急剧恶化。当时，日本干涉军和白匪军联合起来向北推进，满载日军和白军的列车从符拉迪沃斯托克一直排到斯维亚基诺，敌人的兵力是当地游击队的十倍。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布尔什维克党远东区委和苏维埃政权决定乌苏里战线的游击队撤往哈巴罗夫斯克，孙继五领导的中国游击队也将同战线一同撤走。
　　8月27日傍晚，吴春安率领部分游击队员来到松阿察河边，远方传来了沉重的炮声：日本干涉军正在用大炮向中国境内轰击，企图援救被围困在那里的日本军队。当吴春安找到孙继五的时候，他正骑在马上下达向被困敌军发动最后攻击的命令，吴春安立即率众投入战斗。但由于敌人的大炮轰击更加猛烈，加上游击队已经接到撤退的命令，于是孙继五不再恋战，他们沿河向下游走了大约六公里，同舍甫钦克的队伍会合，登上停在那里接应他们的轮船。
　　这时，边境地区许多村庄的中国老百姓赶到河边为他们送行，给他们带来了猪肉、鸡蛋、蔬菜、水果和糖。到处飘扬着红旗，上百个青年围着孙继五要求参加游击队。在这个群情激昂的时刻，孙继五向大家讲了话，他说：“亲爱的同胞们！你们的盛情欢送使我们感动，我代表支队的红色战士谢谢你们。由于我们和俄国人民的共同的残暴敌人——美日干涉军的强大攻势，我们即将撤走了。但是，我们的撒退是暂时的，无论干涉军投入多大的兵力，他们也绝不能战胜列宁的人民。在我们中国，将来也一定会出现和俄国一样的贫民和工人的政权，在取得最后的胜利之前我们决不放下武器！”孙继五的游击队向北撤到伊曼，在和其他游击队会合以后改乘火车来到哈巴罗夫斯克。
　　1918年9月4日，由于日、美干涉军和白匪军的联合进攻，远东苏维埃政权被推翻了。但是远东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没有放下手中的武器，他们走进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组织起无数支游击队，继续抗击干涉军。孙继五也带着自己的战士进入黑龙江岸边的密林，组织了他领导下的中国游击队联合部队。
　　1918年12月初，在维亚泽姆斯基车站的铁路职员科洛图希家里，召开了日本干涉军占领边区后第二次边区布尔什维克党的委员会会议，会上吴春安再次被选为地下党委委员。根据这次会议的决议，孙继五和其他几支游击队必须利用现有的力量对驻在各小站和会让站的小股敌军发动进攻，同时奉命对乌苏里铁路全线进行佯攻，并补充游击队员。于是，孙继五率领游击队积极打击敌人。从哈巴罗夫斯克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整个铁路沿线各车站的日美干涉军岗哨，由于不断遭到袭击，多被撒掉。在游击队的騷扰和袭击下，敌人惶惶不可终日，干涉军司令部几乎每天都接到报警说：“游击队来了！”日美干涉军有如惊弓之鸟。
　　不久，根据阿穆尔地区游击队司令波依卡—巴甫洛夫的命令，维亚泽姆斯基的游击队开赴罗金加尔托夫卡车站，任务是消灭那里一支人数相当多的白匪军“讨伐队”。孙继五的游击队也在其中，他的老战友科瓦尔率领自己的支队同孙继五配合作战。
　　1919年10月初的一个早晨，天气很凉，万物笼罩在淡淡的晨雾之中，巡逻队员把耳朵贴在地上，倾听着每一丝细小的动静。不久，敌人的机关枪咯咯地叫了起来，卡尔梅柯夫白军装甲车上六英吋口径的机关炮也开了火，敌人的进攻开始了。
　　孙继五的游击队奉命从左翼迂回到敌人的后方去袭击“讨伐队”的营房，科瓦尔则奉命率领自己的小队经过已经结了一层薄冰的山间小溪，从左翼绕到白军后方。正面的白军是第三十六高尔察克团，正在向游击队发动强攻，由于受到游击队猛烈炮火的阻击，不能前进。这时，敌人调来了大炮，猛轰游击队的前沿阵地。科瓦尔的小队克服了重重困难迂回到敌人后方并立即派人向孙继五报告，不幸的是派去的两个游击队员被白匪军俘虏了。由于得不到科瓦尔的情报，孙继五心急如焚。这时科瓦尔的小队已经出现在白军的后方，干掉了通往罗金加尔托夫卡公路上两个白军的巡逻哨，在敌人丝毫没有觉察的时候，神不知鬼不觉地冲进了车站。白匪军听到自己的后方响起了枪声，才不得不停止对孙继五队伍的进攻。游击队趁机发动反冲锋，白军退回驻地已不可能，只好穿过铁路向中国边界方向退去。孙继五率领游击队消灭了大批白军以后，又炸毁了铁路桥、站内建筑设施，供水塔，带着缴获的大批战利品胜利返回原始森林。
　　1920年初，国内战争在欧俄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红军强大攻势的打击下，高尔察克匪军由西向东溃逃，他本人不久即被红军俘虏并在伊尔库次克被处决。在远东的日本干涉军也遭到惨重的失败，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日本干涉军司令部向苏维埃政府提出进行和平谈判。2月16日，游击队进入哈巴罗夫斯克，该城的上空升起了红旗。卡尔梅柯夫的哥萨克白匪军见势不妙，便向乌苏里方向撤退。这支白军士气低落，走在最前面的是“野蛮师”的第一、三骑兵营，后面拖着长长的车队。
　　游击队司令波依卡—巴甫洛夫命令阿穆尔游击队迅速开往乌苏里地区阻击哥萨克白军。在卡扎凯维奇村，游击队给这股逃窜的白军以毁灭性的打击，卡尔梅柯夫把他由国库擭取到的二十八普特黄金送给日本干涉军换成日帀，然后率领残部七百余人向边界方向流窜，还没有到达内维尔斯克就退入了中国境内。这时，有包括孙继五的队伍在内的五支游击队经过罗金加尔托夫卡和隆洽科沃等车站迅速开往边界地带。但是，经过同驻哈巴罗夫斯克的中国领事交涉，中国领事不准游击队越境追击，他们只好留在罗金加尔托夫卡车站待命。卡尔梅柯夫率领残部进入中国境内以后，一路烧杀抢掠，无所不为，1920年3月2日，这股匪徒到达富锦县境内被中国军队俘获并缴械。同年9月4日在押解北京途中卡尔梅柯夫企图逃跑被击毙。
　　1920年4月4—5日夜间，日本干涉军背信弃义，撕毁了同苏俄的协定，对哈巴罗夫斯克、斯巴斯克、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地的游击队发动了全线进攻，并在各地开始了血腥的大屠杀。
　　日军的进攻是蓄谋已久的，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把在维亚泽姆斯基的部队调到哈巴罗夫斯克，并以进行“军事演习”为名在市内游击队驻地的侧翼巴拉诺夫斯基大街及谢累舍夫大街大量集中，还占领了城里的中心街道。
　　日军的进攻一开始，孙继五立即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猝发事件的严重性。他打算率领他的队伍冲入哈巴罗夫斯克市内到原武备中学大楼去支援舍甫丘克的支队，但是他们前进的道路巳被封锁，原来，路边的一座制粉厂大楼已经被日本军队占领，敌人的机关枪正在从楼上居高临下向他们猛扫。孙继五只好率领战士们退到一座公路桥边。正在这时，后面的一个小树林边又出现了四十多个日本骑兵挥舞着马刀疾驰而来，而且在游击队的右面也突然冲过来约半个连的日本骑兵。孙继五清楚地意识到，游击队巳经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出路只有一个：同后面向他们接近的骑兵硬拚，杀出一条血路，利用公路路堤作掩护，撤回城外去。
　　游击队员们在孙继五的沉着果断的指挥下冲出了面粉厂制高点敌军的火力封锁线，端起刺刀，出其不意地迎面冲向敌人。这小队日本骑兵万万没有料到游击队的这一招，就在一个骑着一匹深棕色高头大马、头戴大皮帽子的日本军官渐渐逼近的时候，孙继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举起枪托狠狠地向他砸过去，这个日本军官应声坠马。吴春安也杀退了两个日本人，其余的日军见状掉头就跑。孙继五立即命令游击队趁机进入附近一个小村子。该村位于哈巴罗夫斯克城郊，是一个中国人的小村，当地的中国村民们都闻讯赶来支援游击队。这时那半个连的日本骑兵和制粉厂的日军也尾随而至，包围了这个小村子。
　　局势是险峻的。孙继五仍然象往常一样镇定自若，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表情严肃，眼睛炯炯有神，嘴角上仍然挂着一丝笑意。他脱下了那件英国军大衣，换上一件藏青色的中式棉祅。然后走到战士们跟前，检查了大家的武器装备。按照他的命令，游击队员们沿着村边设置了防线。大家都焦急地看着他，似乎再也忍受不住激战前的那种令人窒息的沉寂。孙继五不时用望远镜观察着敌人的动静，直到敌人的散兵线逼近的时候，他才让参谋长佟海罗下令射击。
　　战斗异常激烈，从制粉厂方面冲来的敌人已经突破防线，游击队的一挺机枪也已落入敌手，一些刚入伍的战士开始向村子里溃退，战局开始恶化。
　　孙继五派出的通讯员在三个小时之后才找到舍甫丘克，当时舍甫丘克正率领他的支队和盘踞在郊区小村霍赫拉茨克的敌军作战。为给孙继五解围，他把火力转向制粉厂，用支队的大炮猛烈轰击，炮弹在日本兵人群中开了花，敌人伤亡惨重。孙继五趁机集中两挺机枪对准日本骑兵一阵猛扫，敌人的进攻队形被打乱，孙继五的面前出现一个缺口。他率领战士们穷追猛打，终于在夜里十一点钟突出重围，他们边走边打，最后摆脱了敌人。
　　1920年初，由西向东挺进的红军部队抵达黑龙江，远东地区的游击队也已经十分强大，哈巴罗夫斯克的日军已成瓮中之鳖，反抗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斗争胜利在望。这时，孙继五接到指示去执行一个极端重要的任务：把从哈巴罗夫斯克运出、存在维亚泽姆斯基的一批黄金和其他贵重物品护送到布拉戈维申斯克。由于二月失败后窜入中国境内的卡尔梅柯夫残匪还常常在边界地带四出騷扰，因此远东革命委员会委托孙继五率领中国游击队负责护送，直到轮船到达特洛依茨基河岔为止。孙继五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这批黄金被安全送到布拉戈维申斯克。
　　1920年6月初，满载日本军队的列车一列接一列地从哈巴罗夫斯克向南撤去，干涉军带着他们抢劫来的财物，象小偷一样躲在闷罐车里，连车门也不敢开，小站也不停。这时红军已经进入哈巴罗夫斯克，日本干涉军和白匪军还控制着滨海省的大部地区，从后贝加尔、西伯利亚被赶出来的反革命白匪将军们云集于此，他们在日本干涉军的支持下，妄图在这里顽抗到底。阿穆尔省和滨海省的游击队也在为最后解放滨海省而进行各种战前的准备。
　　哈巴罗夫斯克解放以后，孙继五曾在俄共（布）滨海省委员会工作，同时担任阿穆尔工会委员会中国分部主席。这期间，孙继五在旅俄华工中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组织中国人游击队的工作。当时中国的有关档案记载说：“伯利（即哈巴罗夫斯克）华人社会党在伯组织华工会……该会会长孙继五、副会长李宗瀛俱系胡匪出身……”还说华工会曾“密派人联络双龙帮胡匪，该帮胡匪在驿马（即伊曼）一带共六七百人，日前该匪首领秘密来伯会商，带匪四十名护卫，各携手枪三支，并经华工会介绍谒见俄军首领，居住数日，又复退回。日昨该帮胡匪又来伯利，双龙之外复有首领二人”云云。^[8]这里所说的“胡匪”就是中国人的游击队。据苏联有关档案记载，孙继五从1921年初就开始同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委派的一些同志，如王宝贵、张明、库省吾、王英俊、海龙、石强明、宋福、费多罗夫、奥肯诺、王家清、李庆林、刘三炮等人一起组建中国游击队，他们广募兵员、收集武器、联合小股游击队。孙继五在给俄共（布）阿穆尔地区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指出，1921年9、10月间，他曾经到过黑龙江沿岸的许多支中国游击队，还多次在游击队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号召游击队员们帮助俄国同志反抗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他预言俄国的劳动人民也将会尽一切力量援助中国人民。
　　孙继五的老战友科瓦尔曾经回忆说：1921年下半年，孙继五乘船从松花江口逆水而上，在靠近滨海省的吉林省境内活动达半年之久，还曾在若干地区建立了革命政权。后来受到张作霖军队的围剿，9月底，孙继五被困在一个小镇里，他派人把游击队的危险处境告诉苏俄的战友，在他们的帮助下，孙继五带领战士们于11月10日再次回到苏俄境内。^[9]游击队司令部立即给他派去了医务人员并送来了粮食。
　　1921年末，滨海省地区的白匪军重新集结准备进行最后的挣扎。11月29日，反革命匪首莫尔洽诺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宣布向莫斯科发动一次“十字军远征”。这一次白军改变了战术，在占领伊曼以后，莫尔洽诺夫下令向农民征用大车，然后沿铁路线向哈巴罗夫斯克推进，以防止游击队的袭击。此外，白匪军还招收了一大批顽固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富农加入他们的队伍。由于这一带的农民群众拥护苏维埃政权，早已对白军恨之入骨，所以，当他们听到白军要征用大车的消息后，纷纷把马车藏到山里。弄不到大车，莫尔洽诺夫的白军勉强到达比金后只好全都上了火车。
　　这时取得远东国内战争和反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战争已经胜利在望，为了在伊恩和沃洛洽耶夫卡之间的地区集结尽可能多的红军部队以便在这一带同敌人进行决战，解放整个远东，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司令部指示滨海省的各支游击队要尽可能长时间地拖住白匪军，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孙继五奉波依卡—巴甫洛夫之命来到设在沃尔昆斯基公爵村的游击队司令部，接受一项重要任务：根据情报，莫尔洽诺夫白军为了尽速北上哈巴罗夫斯克，派出了白匪哥萨克萨哈罗夫的一个骑兵营，沿乌苏里江中国一侧前进，现已到达隆洽科沃村附近并回到苏俄境内。孙继五游击队的任务是在布达科沃村附近截击白军，同时尽可能长时间地牵制住敌军，为准备沃洛洽耶夫卡决战争取时间。司令部还把科瓦尔的游击队配属给孙继五。
　　当天夜里，孙继五率领游击队占领了布达科沃村，同时还派出一小队人马越过国境到中国境内并占领河对面一个名叫春起的小村子，将当地的张作霖一支小部队缴了械。布达科沃位于乌苏里江边一座小山脚下，周围密林环抱，沿江一条公路从村边陡峭的河边通过。河的两岸都在火力射程以内，孙继五就决定在这里堵截敌人。
　　游击队员们按照孙继五的指示，在紧靠河边坡度很大的公路上浇满了水，入夜，这里形成了一条冰道。第二天中午，侦察员报告敌人的骑兵正在逼近布达科沃，战士们立即进入河边阵地，春起村的游击队员们也已进入用雪堆成的掩体。不一会儿，在薄雾中一支白军的先头部队出现了，他们走得很慢，不时停下来向布达科沃方向眺望。又过了一会儿，一小队骑兵走近村子瞎打了一阵枪，看看没有动静，就叫喊着向村子冲过来。可是，这些白军刚一踏上冰道，就连人带马滑倒在地，有的骑兵还被压在马下。小村子仍然无声无息。就这样，敌人的三次进攻都在冰道上受挫。
　　眼看天色已晚，敌人恼羞成怒，他们用大炮对准小村子和冰道乱轰一气，整整一夜没停，许多民房和棚子着了火。
　　次日清晨，刮起了暴风雪，能见度极差。一部分白军向对岸的春起村冲去，游击队员们早已守候在那里，一阵机枪就把他们打了回来。
　　白匪军在冰天雪地中转了两天，难以忍受的酷寒迫使他们加快了进攻的节奏。天快黑时，敌人的大炮越来越猛，炮弹炸毁了民房，敌人小心翼翼地逼近了村子，近了，更近了，甚至已经听见敌人军官下达命令的声音。战士们焦急万分，但孙继五仍然十分沉着和冷静，他要把敌人放得再近一些。指挥员的镇定和果断给战士们增添了信心。
　　攻击的命令终于下达了。
　　游击队员们从陡峭的坡道上滑下去，突然出现在白军面前，孙继五持枪冲在最头里。一场肉搏战开始了。被这突然袭击打得惊慌失措的敌人向河对岸仓惶退去，又被对岸的游击队员们打了回来。
　　就在这股白军即将被全歼、游击队狙击胜利在望的时候，一支白匪军从维亚泽姆斯基方面疾驰而来，援救被困在这里的萨哈罗夫骑兵营，这支援军的先头部队偷偷地摸进村子，杀死游击队的岗哨，等到巡逻队员发觉并鸣枪报警的时候，白军已经大批涌进村子，整整有一个旅。
　　一场混战接踵而至。游击队的伤员们有的从房子里出来四处乱跑，有的拿起武器在房子里坚持战斗，白军则凶狠地用马刀追杀那些四处逃散的人们。参谋长佟海罗率领一些人前来解救这些伤病员，经过一场混战，大部分人在他们的掩护下撤向主力部队。在这次战斗中，佟海罗的腿负了伤。
　　布达科沃被敌人占领了。但是，孙继五的游击队牵制敌人的任务却出色地完成了，萨哈罗夫的骑兵营在布达科沃被牵制了两天整，他们的英勇战斗为巩固沃洛洽耶夫卡战线和为布留赫尔将军率领的人民革命军从东赤塔赶到这里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1922年2月10日，沃洛洽耶夫卡战役打响了。红军战士和滨海省游击队配合作战，他们冒着摄氏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冲破了日本干涉军和白匪军精心构筑的防御工事和十二道铁丝网，彻底击败了敌人。2月14日，哈巴罗夫斯克最后解放。红军和游击队乘胜前进，完全肃清了滨海省地区的白匪军。10月25日，符拉迪沃斯托克解放，反抗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匪军的战争在远东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为了同中国东北地区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发展革命武装和支持东北人民的革命斗争，孙继五做了大量工作。据有关资料记载，1922年3月18日，孙继五受阿穆尔华工联合会的派遣再次回到东北，并和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取得了联系，经孙中山先生同意在东北进行革命斗争。^[10]经过孙继五等人的艰苦工作，他们成功地联合了双龙、罗罗霍、永河、田翁毕、苏达三等许多支游击队，组建成一个旅，总数达三千三百人。其编制为四个团：第一团团长郭海，第二团团长田毕，第三团团长秦东山，第四团团长金甲欧。初建时拥有俄国造步枪二百支、日本造步枪八百支和中国造步枪五百支。^[11]这支部队人数不固定，有时又称作“吉林省中国革命第一师”。^[12]
　　1922年4月10日，东部战线^[13]司令波库斯向人民革命军司令布留赫尔报告说：“无论是孙继五本人，还是每一个游击队指挥员都会尽职地按照司令部的紧急需要执行任何任务。”
　　这些中国游击队员“同情共产主义革命并愿意联合成大部队，以便同日本军阀和中国军阀进行战斗。”^[14]
　　这支部队发展十分迅速，到1922年5月，共联合了吉林省境内的游击队四十三支，共计二万一千五百人，其中一万二千五百名步兵，九千名骑兵。拥有十六挺机关枪、各种口径的火炮九门和步枪。还有一万人没有武装，被编成一个“游击队预备师”。当时的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司令部负责向这支部队提供武器、粮食和各种军需装备。
　　这支部队分散在各地战斗，还常常到当时的远东共和国境内活动。在1922年5月解放阿穆尔河上的穆拉维约夫的战斗中，中国游击队曾派人参加，他们炸毁了敌人好几节满载武器弹药的车厢。有五十名中国人在这次战斗中牺牲，其中包括一名指挥员钱伯杨。他们还常常出没在从伊曼到维亚泽姆斯基的铁路沿线，配合波依卡—巴甫洛夫和雅罗申柯的队伍在伊曼、维亚泽姆斯基、比金等许多地方参加过多次重要战斗。孙继五的革命活动引起了中国北方军阀政府的恐惧，他们曾悬赏六万卢布购买孙继五的人头。^[15]
　　孙继五率领他的游击队自始至终参加了反抗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白匪军的革命战争，为在远东重建苏维埃政权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曾四次负伤，再加上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他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国内战争胜利后不久他就病倒了，只得回到哈巴罗夫斯克。他曾在该市郊区的中国村子当了一个时期的宣传干部。1924年8月初，由于病情恶化，他被送进当地一家红十字会医院，9月11日病逝。终年四十八岁。
　　战后，他的侄子孙力奉命从饶河到中国境内和当地革命组织联系，一去杳无音讯。政治委员吴春安又回到维亚泽姆斯基车站，仍然在机车库工作。参谋长佟海罗在布达科沃战役中失去了一条腿，据说他于1924年回到中国在海拉尔从事教育工作。
　　长期严酷的革命斗争使孙继五从一个普通农民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从一个自发的反抗沙皇俄国侵略者的义和团成员成长为一个为推翻沙皇统治、反抗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保卫和重建远东苏维埃政权而自觉战斗的共产党员。他和他的游击队在滨海省地区为保卫十月革命的成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名字将伴随着苏联人民的革命历史和中苏两国人民深厚的战斗友谊，彪炳史册，万世永存。

^[1] 亦有人译作辛季武或辛季吾。据有关档案记载，中文应为孙继五或孙辑五。

^[2] 见该杂志1958年第4期。本文引自《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

^[3] 见《苏联国内战争和军事干涉》（百科全书），莫斯科，1983年俄文版，542页。

^[4] 《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215页。

^[5]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270页。

^[6] 阿列克塞·康基耶维奇·弗列冈托夫（1888—1943）：苏联国内战争时期远东游击队领导人之一。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哈巴罗夫斯克苏维埃委员。1918年7—8月担任乌苏里战线左翼战场的指挥。

^[7] 伊万·舍甫丘克（1892—1942）：苏联国内战争时期远东游击队的组织者之一。1917年3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曾领导游击队参加乌苏里战线的战斗。

^[8]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一般交涉》，中华民国十年，447页。

^[9] 见《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105页。关于该时期孙继五在吉林省境内革命活动的情况，中文资料未见确切记载。

^[10]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140—141页。

^[11] （苏）伊·巴比切夫，《在远东参加国内战争的中国朝鲜劳动者》，70页。

^[12]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141页。

^[13] 指远东国内战争时期的东部战场，即哈巴罗夫斯克附近地区，

^[14]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141页。

^[15] 见（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141页；参见（苏）伊·巴比切夫：《在远东参加国内战争的中国朝鲜劳动者》，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