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伊文思，1978）
中文版导言
我非常高兴听到，《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一书的中文译本将要出版了。西方人写中国问题的书籍，很少有机会译成中文，接受中国人民的批评，并与他们交换关于中国前途的意见。马克思主义者所写的中国问题的书籍就更少有这个机会，因为他们所采取的保卫劳动人民的利益、反对特权统治者的立场，以及他们所提倡的超越国界、建立世界社会主义社会的立场，受到全世界顽固势力的强烈敌视。
当这本书在七八年秋天写好的时候，它的目的是利用所收集到的资料，将毛泽东时代—所谓林彪及“四人帮”时期—向西方的读者作一个简单的介绍。那时候，我没有想到这本书会这么快地呈献给中国的劳动人民。这表示过去两年来中国发生的变化之大，以至中国国内的读者也有可能读到这本书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表示邓小平所承诺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与今日中国现实之间存在的距离，因为毫不妥协地鼓吹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人（魏京生及其它民主运动的领导人）被中共拘禁，而中共官方不准出版所谓“地下刊物”的文章与宣言。
我们怎样总结自七八年夏天以来两年的经验呢？虽然中国今日的局势离稳定很远，但是比起本书刚完成的时候，许多尚未定形的或者在初步阶段的趋势，现在总算有个定形了。我们还是先作一个历史的模拟：把斯大林死后的赫鲁晓夫时代与今日中国的华邓时代作一个比较。这两个时代虽然有重大的差异，但是也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我们必须驳斥毛泽东的派系主义的论点，说赫鲁晓夫已在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事实上，这并没有发生，正像现在邓小平也没有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一样。）
赫鲁晓夫的上台，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苏联人民对斯大林多年的暴政怀有很深的仇恨。暴政包括党领导的奢侈生活、对异已分子的镇压、劳工营、以及俄国的相对的落后；党企图禁止科技问题的讨论，就更加深这种落后性。第二个因素是帝国主义领导人重新估价资本主义以往的假定，即资本主义力量可以在短期内打垮苏联的计划经济，甚至推翻苏联政府。
美国在一九五零年进攻朝鲜，使冷战进入核子毁灭的边缘；那时候，华盛顿考虑是否答应麦克阿瑟将军的要求，即渡过鸭绿江在中国领土上向中国革命进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阻挡了美国的进攻，迫使华盛顿的战略专家修改了（不是放弃了）他们的支配世界的计划。艾森豪威尔总统及其顾问采取了分裂工人国家阵营的计划；与克里姆林宫谈判，暂时停止冷战，以获得莫斯科的合作，来窒息其它地方的新革命，以及孤立正在进行中的中国革命。华盛顿正确地估计到，莫斯科为了保持国际现状，肯定会接受这个反动的建议；帝国主义虽然进行反共宣传，但华盛顿很清楚知道，克里姆林宫官僚层为了巩固既得的特权利益，对无产阶级群众的恐惧，比对资本主义敌人的恐惧，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赫鲁晓夫时期的国内政策的标志，是官僚层在群众压力下退让：数百万政治犯被释放，科学辩论的限制放松，文化活动有某程度的复兴。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提高，而且，有一段时期，对脱离斯大林主义权威束缚的坦率异议批评也采取了勉强容忍态度。在国际政治方面，官僚层则采取比冷战时期更公然右倾的政策，成为日后的“国际局势缓和”这个口号。这种国内外政策，与斯大林时代的政策比起来，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只是因为国内群众的不满渐增，对外要与帝国主义改善关系，所以才有这个策略上的转变。官僚层仍旧垄断了政治与经济权力。与资本主义西方的日增的贸易带给群众的些微经济好处，以及严密统治制度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放松，都是用来安抚群众的。
二十五年以后，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发生。要探究是甚么造成目前的局势，我们先得讨论中共和华盛顿对一九六五年印度尼西亚局势的崩溃与越南战争的反应（越战是五零年代初期的韩战的更大规模的补足）。受到苏联于一九六零年离弃中国的行动所刺激，毛泽东与他周围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为了打破华盛顿与莫斯科联合起来孤立中国的企图，就在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世界寻找盟友。不幸的是，他们只用怯懦的、阶级合作主义的官僚方法，而不是用革命国际主义者的方法，来进行这个任务。北京所追求的盟友，首先就是现有的资产阶级政府。这个政策在印度尼西亚造成了最灾难性的后果。在一九六五年十月，拥有几百万党员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被北京鼓励它信任的资本主义政府所屠杀。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的失败，暴露了中共战略的根本弱点，因此推使华盛顿积极地继续策动越南战争。毛泽东的反应，也同样显露了中共政权的社会轴心。在革命词藻的掩蔽下，中共突然匆匆忙忙与世界各地大部份的革命运动—也与许多资产阶级政府—断绝关系，退缩到民族孤立的状态，等待暴风雨的过去。跟着就是“文化大革命”。不相信国际工人阶级的潜在力量，暂时又无法说服帝国主义接受缓和的协议，毛派才在“自力更生”，憎恶外国人、走回农村、毫无保留地信任毛泽东的个人领导、及消灭异已分子等等口号下，发动了控制党内领导权的斗争。
“中国第二号赫鲁晓夫”
《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一书，尝试以历史资料来证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对科学与文化，及对一般人民的民主权利所造成的影响。无疑的，“四人帮”倒台以后的变化，证明了毛泽东晚年实行的政策，激发起中国工人阶级极强烈的反应。就在这种情况下，曾经被毛泽东称为“中国的第二号赫鲁晓夫”（或“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邓小平，要为统治官僚层重建中共已破损的形象和恢复“安定团结”。
像苏联的赫鲁晓夫时期一样，大为削弱了的中共领导层，面对着群众的不满浪潮，才一方面在国内进行改革，另一方面在国际上推行与帝国主义更紧密联系的政策，把官僚层的前途寄托在西方的技术及贸易的迅速注入。
《毛泽东以后的中国》已经预测到这个发展。本书追溯了毛死后头两年朝这个方向走的头几步。过去一年以来，这些趋势变得愈来愈巩固和清楚，特别是邓小平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三中全会上夺得了政治局的多数以后。
有几个原因解释为甚么中共领导层在毛泽东死后需要差不多三年才稳定它的人事，并决定今后的行动方针。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毛逝世及其亲信（江姚王张）被捕后，继承中共控制权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不同的派系。发动宫廷政变逮捕“四人帮”的人，大都同样是在文革中得势的；他们原来就是打击刘邓派的一部份毛派。一九七六年四月的天安门事件以后，大多数毛派分子也都知道，如果再继续文革时期的镇压政策，一定会遇到群众的直接对抗。没有了毛泽东，这个变节的前毛派在党内也就缺乏有力的基础；另方面，他们在毛泽东在世时所扮演的角色，令他们得不到群众的信任。因此，刘少奇这一派的残余分子，因为有了在文革中受迫害的声望，就与周恩来派联合起来。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这派慢慢把华国锋周围的前毛派排挤出领导的位置。所以，在七八年底，我们看到北京市长吴德被撤职，以前毛的护卫江东兴悄然交出八三四一部队的统领权，以及陈锡联的北京卫戌司令位置的动摇。一九八零年二月底召开的五中全会上，这三个人，加上纪登奎，就以犯了“严重的错误”的罪名，被免除党内外职位，标志着邓小平在政治局及七人政治局常委会中有决定性的控制权。五中全会还推举邓派主要人物胡耀邦（胡为邓左右手，六六年被清算，七八年十二月入政治局）为政治局常委，并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中共组织的神经中枢。
五中全会终于正式撤销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加诸刘少奇的所有罪名。八零年二月二十九日发布的公报，说毛对刘少奇的迫害是一个“阴谋陷害”，更称刘少奇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十年来中国报纸上数百万言对刘少奇的责骂，和每六岁以上的中国人所参加的无数会议上对刘的诬蔑，就这么一笔勾销为前任政府所作的谎骗运动。
可是，这个变化却不仅仅是党领导内圈换班而已。在文革中，有几百万人受牵连并与刘少奇同时受整肃，之后，进行清算的红卫兵又受到镇压。这些问题，影响了成百万成千万人的命运，被送入劳工营，背上坏政治记录，受到伤害，或继续在工作上受到歧视。
平反造成的后果
因此，中共中央这个平反六十年代的“反革命分子”的决定，造成了重要的后果。旧案被重新打开，政府必须而且承认已做了错误的事。大批不同政治背景或政见的政治犯及半政治犯能够恢复正常生活。当然最重要的后果，就是邓小平重新纠合他过去被打下去的派系；很多干部几乎直接从劳改营及农村流放地回到高层政府职位。我们看到了一大批“平反了的右派分子”重新出任要职，而其中有些人不是在文革而是在更早的大跃进时期被贬黜的。
对于这个政策，邓派与华周围的前毛派之间似乎进行了斗争。邓本人要到七七年七月，即江青被捕九个月以后，才公开重回党领导层；现政府许多重要人物，要到七八年底才公开复出。意义最大的平反是在七八年十二月至七九年夏天之间发生。这些平反含蓄地指出，毛泽东的统治不但在六十年代，而且在五十年代，也是不正确的。
在五十年代，中共党内批评毛泽东的最著名的人物，就是国防部长彭德怀。他在五九年反对大跃进而被整肃。我们现在知道，他是在文革时被软禁致死的。目前恢复彭德怀名誉的努力—对于批评六十年代初期中共的统治，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文革就是始于一九六五年攻击彭德怀的支持者。因此，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黄克诚（彭德怀的好友和在军队中有名支持者）的公开露面替彭德怀辩护，就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指示器。黄的新任务，是在一个特别的委员会里负责（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务书记—译者），重新审查几千个自五十年代后期被诬蔑且被监禁的高层干部的案件。这等于打了毛另一巴掌，承认了人人都已经知道的事实：广泛地违反民主权利的事件，在文革及“四人帮”出现以前早就已开始。
翻案
到了一九七九年，被平反的人愈来愈多了：从王光美在新年的公开露面开始，到文革前的宣传部长陆定一的平反，到七月刘澜涛与前北京市长彭真取得新的职位。今日的北京最高层官员的名单，就像被毛泽东打垮了的刘少奇派的再结合。
邓小平正利用替毛的官僚反对派平反，来重整他自己的队伍，替这些人“翻案”。但不仅是这点，如果我们从中共上层领导圈子的重建转到文化领域，上述的结论就是必然的。
文化与艺术
我们要知道，文化与艺术从来没有真正脱离中共而独立。因此，很多在一九六六年不露面了的文化机构人员，事实上是党干部而不是艺术家。但是，斯大林主义官僚从来没有完全控制艺术。在小说家、剧作家和电影导演之中，大多数人只在某些事情上向党让步，但在其它事情上，则与党划分界线。只要文学与艺术存在，总有一些文艺工作者要与中共的“政治”观念保持某种距离。只有在毛的晚年，在只要“政治”而不要文化的政策下，这个相对的独立性才被消灭。（虽然西方的拍马者如斯诺夫人曾写了几本感情泛滥的书赞美江青拙劣的“八个样板戏”，但是今天的样板戏已经被埋葬了。）
被平反的文化工作者之中，除了英雄外，也有一些坏蛋，譬如七八年底平反的前文化部长周扬就是个坏蛋。虽然他没有向江青靠拢，但是他六六年倒台以前，已积累了三十年作为斯大林主义文艺打手的臭名声：从三十年代后期企图要鲁迅服从党的纪律开始。一直到五十年代整肃了胡风及丁玲。
周扬的平反没有多大意义，但跟着的一些人却不是这样。首先，吴晗、邓拓和廖沫沙三人的平反就有很大的意义。他们本是北京有改良主义思想的斯大林主义知识分子，在大跃进失败以后的几年，他们胆敢对毛泽东的专权发动讽刺性的虽然是间接的）攻击。吴晗写了历史剧《海瑞罢官》，用古代一位刚直的官因为胆敢批评皇帝做事不当致遭罢官的故事，间接地替被罢黜的彭德怀辩护。邓拓、廖沫沙及吴晗于六十年代初期又在北京的报纸上发表《三家村札记》，间接地讽刺毛的无知与专制、他们惹起了老暴君的激怒，成为文化革命第一批被打击的对象。六五年至六六年间，吴晗、邓拓被姚文元攻击以后，两人都死在狱中；一九七九年，两人被平反昭雪，作品也重新出版。廖沫沙幸而未死，从农村流放地被召回北京。
在过去一年中，好几本出名的左翼小说家的作品重新出版了。他们都是老一代的人，其创作是在三十年代的上海；那时候，中共赞同他们的笔锋针对腐朽的国民政权。到了五十年代中期，这些作家无一例外地都被迫停笔，而且受到整肃。到了文化革命的时候，他们的作品全部被禁了，所以当老舍的《骆驼祥子》在七九年重新出版时，标志着新的风吹起来了。老舍是一九六六年在红卫兵的迫害下自杀的。在活着的作家群中，自文革以来退隐上海的巴金的作品又可读到，艾青的诗章也出版了。
经过二十二年的流放、监禁与再流放，丁玲在七九年六月又被选为人民政协委员。在有独立思想的共产党作家群中，丁玲占有特殊的地位。自从她于一九五七年被捕以后，她的名字已在中共的报纸中消失，她的作品也被禁，因此年轻一代的人也许不知道她这个人。她于一九零七年出生于湖南，二十岁时已是出名的短篇小说家。好的爱人胡也频是中共党员，也是一个作家，一九三一年被国民党抓去处死。她于一九三三年被软禁了三年，一九三六年逃到延安解放区。
到了延安以后，她在红军大学教文学，而且作品非常多。她不但是一个共产党员，而且是一个热诚的男女平等主义者。她的短篇小说大部份谈及妇女压迫。她的诚实及敏感使她超越了中共宣传所准许的范围，而触及妇女在中共统治区域中所处的不平等地位，以及妇女在旧社会中受到的明显的野蛮的非人待遇。因为她是全国闻名的共产主义小说家，所以那一段时期中共领导层准许她这样做。但是，到了一九四二年，日渐享受特权的狭隘的官僚层与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之间无可避免地发生冲突。为了纪念国际妇女节，丁玲在一九四二年三月八日延安的党报上发表了《三八节有感》一文，批评当时党坚持要妇女离开政治岗位去结婚生孩子。她说，妇女不但很难获得堕胎与离婚的权利，而且被鼓励去放弃贡献社会的愿望，将自己关在狭小的家庭圈子里。她甚至指出在共产党地区也普遍存在物质上的不平等：
“小孩也有各自的命运，有的被羊毛线和花绒布包着，抱在褓姆的怀里，有的被没有洗净的布片包着，扔在床头啼哭，而妈妈和爸爸都在大嚼着孩子津贴，也许他们根本就尝不到肉味。”
两个月以后，毛泽东针对这些批评，发表了《在延安文义座谈会上的讲话》，目的并不是要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义观，而是要阻止共产党作家讲出残酷现实的真相。丁玲受到了公开批评，参加了所谓“斗争会”，还受了几年的“思想改造”，直到四十年代末期才被准许继续工作。（组织这个运动的就是毛泽东的私人秘书陈百达，他后来在文革中对异议者进行了迫害。）
但是，丁玲的意志并没有及挫损，一九四八年，发表了她写得最好、最出名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丰富地描写一个农村的土地改革。这本小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文化高潮的代表作，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赞扬。
到了一九五五年，中共开始重新考虑把社会各阶层人士拉过来支持它的统治的“统战”政策。在那时候，统治层特权的扩大与制度化，逐渐引起劳动人民的反感与批评。中共进行反击，但发现最方便还是将激进知识分子作为公开攻击目标。因为，虽然大多数知识分子不过反映了工农群众的不满，但是他们易于被描绘为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分子，不能适应集体社会的需要，而且看不起真正代表群众的党干部。在一九五五年反胡风的斗争中，丁玲幸免于难，但在五七年“百花齐放”后的所谓反右斗争中，她却给打下去了。她先被报纸狠批，然后在五八年被流放到黑龙江一个国营农场，七零年被抓回关到北京近郊的秦城监狱，七五年又被流放到山西一个农村。她在七九年被释放与平反，是中国的新气象的重要标志，表示政府需要在已经觉醒的群众面前割断它与过去罪恶的关系。
中国托派被释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托派运动的几个领导人于一九七九年六月被释放了。（这些人在大共的监狱里度过了二十七个年头，本书第十三章谈及到了他们的苦难与折磨。）这是中共向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反对力量作出第一个重大的让步。因为，虽然中共对俄国革命家托洛斯基的追随者诬蔑了五十年，中共的领导人却很清楚知道，托派唯一的罪状就是他们为保卫平等、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进行了绝不妥协的斗争，中共口头上维护这些立场，但实际的行动，却处处违反了这些立场。这就使官僚层觉得托派这个有组织的、不能收买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威胁了他们的现状。
在被释放的托派中，郑超麟是最出名的。这些托派同志的释放，显示了中国斯大林主义政权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监禁每一个批评者、反对者的政策，必然导致“四人帮”时期那样死寂的墨守成规、和群众的愤恨；在另一方面，中共却绝对不准备与反对者辩论。每一次平反，每一次对政治及文化控制的放松，必然导致政权与群众之间冲突的加深。今次，托派获释，无疑是要向群众表明，政府是真心真意要实践尊重个人权利和民主改革的诺言。虽然被释放的托派人数不多，年纪也很大了，而且中共并不允许他们公开发表意见或参加辩论国家的前途，但是他们的释放，对政府来讲并不是没有风险的。这是工人阶级与政府之间力量关系改变的象征，而政府被迫采取守势。
力量关系的改变过程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就是一九七六年四月的天安门事件。最初，中共政权还在毛派牢固控制下；他们以为可以用对付五七年及六十年代中期的反对力量一样的手法打垮“四五运动”。他们驱散群众，宣布这些游行是“反革命”的。可是，争取民主权利的运动却愈来愈强大，以至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很不顺眼的景象：今日统治中国的老人不但把“四五运动”的示威者当作英雄，而且用“四五运动”的旗披在自己身上。可是，对他们而言，这件服饰是极不合身的，因为红旗底下还露出旧警察的裤子及皮靴！但是这个时候的警察，却受了他的新姿态的限制，不能用警棍太重打在真正要推进“四五运动”的人们头上，因为这样做，就会暴露他们旧警察的本质，丝毫未有改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发生了毛死后中国最重要的事件：民主运动兴起，有自己的组织和刊物。
在《毛泽东以后的中国》，我已经指出有“独立于官僚统治层的新气氛”，并评论说：“在某方面看来，毛的死就像梗塞被冲破一样，久被滞塞的社会生活的水又开始流动了。”那时候，这个迹象还在初步阶段—那时西方所能看到的站在共产主义立场反对中共的文件，就是一九七四年的李一哲大字报和天安门事件的一首诗。自那时到今，变化可多大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全世界看到北京民主墙的出现，接着就是民主组织及油印刊物的激增。政治生活在中国已复苏。
这些社会主义民主战士所提出的问题，证明七十年代中期李一哲的观点并不是孤单的几个人的意见，而是今天民主反对派的先驱与典型。民主运动的高潮，又转过来迫使当局释放李一哲大字报的三个作者—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他们不是在“四人帮”的统治下被捕，而是在华国锋政权下被捕。去年，王希哲已经崛起为广州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在民刊《人民之声》上发表了一篇极有意义的文章，要求走向马克思主义创立人所允诺的国家的消亡，并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缩变为一党专政。
今天的民主运动
中国的民主运动，大都拥护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他们支持中国许多真正的物质进步，认为这是废除了资本主义而建立国有化计划经济的结果。可是他们内部也有意见分歧，分歧点似乎是在中共能否自我改良。但是，即使是最谨慎的民主运动人士，也提倡党及国家机构的彻底改革。到现在为止，这些反对分子还没有在工人阶级中发展到重要的根据地。但是，从各方面的资料看来，中国异议组织虽小，但其骨干分子大都是产业工人。在苏联则不同；从五十年代末期到今天，苏联的反对派分子大都是较为孤立的知识分子。其次，除了油印刊物及人权团体的公开活动以外，中国的大城市中还有一大批人愿意走上街头去支持要求民主改革的集会。去年，北京及上海都有将近一万人参加的非官方召集的群众大会。大部份参加者至少同情反对分子有公开发表意见的权利，而他们之中，一定有很多人同意民主改革的主张。
除了这批人以外，还有数以千计的上访农民，与无数下放回来的知识青年。据说毛泽东时期下放的知青有一千四百万人，其中有些被调回或是倒流回城市。一九七九年农历新年，北京一千农民游行，促使中共政府采取行动—不是要改正农民所受的委屈，而是逮捕异己分子的领导人（如傅月华）。一九七九年春天，几万个曾下乡的知青，为了表示抗议不但占据了上海市委办公室以及铁路调车场，而且还与警察发生冲突。
政府一方面大举逮捕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以图镇压这些骚动，另方面则答应改革。在这个关头，新运动面临一个重要的考验，因为，在这以前，政府到底是否赞成他们的目标仍未明确（邓小平等有意保持不明确）。一些曾经参加游行、散发地下刊物，及替这些刊物写文章的人，认为他们已经得到邓小平及其它受毛迫害的官员的默许支持。他们认为，如果敦促邓小平快点实行他的改革诺言的话，向他加点善意的压力就可以了，因为双方似乎对中国的前途有共同的看法。
邓小平的角色
一九七九年春天的镇压，迫使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重新考虑上面那个和谐的假定。邓小平是真的需要作一点改革—特别是放松党对科学研究的控制以及鼓励技术和工业的快速发展，但是邓小平等从来没有认为党及政府应该由群众控制，或者应该允许群众成立自己的政治组织，独立于共产党之外。邓小平不同意民主运动，并不基于思想上的理由。邓小平闻名的“实践乃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邓小平决不会接纳民主运动的纲领，因为他的权力，他的权威，事实上他的全部政治生涯，都建基于毛泽东及“四人帮”所服务过的同一特权官僚层上。邓小平自夸比前任政府的代表人物更开明、更有文化、更实际，但是，与前任政府代表人物一样，他一步也不能超越他所保护的既得利益的范围。他将会而且一定会保卫这些既得利益，对抗中国工农的愿望。中共官僚层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甚至不是工人阶级的特权的一部份，而是异于工人的小资产阶级层份。它是打击中国工人的帝国主义压力的传送带。
跨前的一步
七九年春天的逮捕行动，对中国各种反对力量，是一个挫折。它帮助反对分子打破对邓小平政府的某些幻想。因此，当民主运动于秋天再度活跃起来的时候，它就显示了很大的进步。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三日，一千人在天安门广场参加抗议大会。香港南华早报的九月十六日的北京电讯说：
“参加抗议大会的大多数是经常在北京集会抗议不公正的事情及要求工作的穷人和失业者。很多是因参加政治活动而被下放的前城市居民。其余是因冒犯了生产大队的官僚而流落为乞丐的农民。……一个游行者说：‘现代化之前应该先有民主化，缺乏民主只能阻碍现代化的进展’。”
九月十四日的纽约时报引用了大会上一个演说者的话：“我们已经消灭了资本家、地主及富农，但是我们现在有新的富有阶级。”
在同一星期，三百个作家在北京一个公园举行座谈会，讨论中国目前的文学状况。另外有几百个学生，大学入学试合格了，但被拒入学，所以在市委办公室前举行游行。
九月二十日，一百多个失业的铁路工人在中南海门口举行抗议大会，与警察冲突，约四十人被被捕。
十月十日，二千多名北京人民大学学生在中南海门前举行静坐罢课，要求占用大学校舍的人民解放军马上离开学校。根据美国及加拿大报纸的报导，学生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官僚”。
审判魏京生
面对着人民这种情绪，政府的反应却是把春天抓去的两个最出色的异己分子领导人，魏京生和傅月华，交付审判。魏京生是民刊《探索》的编辑，被控“反革命宣传鼓动”及“把军事情报供给外国人”。魏拒绝向政府让步，勇敢地在法庭上替自己辩护。他直接向从毛泽东及“四人帮”时代延续下来的前提挑战，那前提就是：中国公民若与外国人讨论国家大事就是叛国。他说：
“第一，起诉书上说向外国人送给我国军事情报，犯反革命罪……军事情报是个过于广泛的概念，公民有保守机密的义务，它的前提是公民必须要知道需耍他保守的是甚么机密，……我从未被告知需要我保守的机密；在中越战争爆发后，也未接触过任何标明为机密的东西。”
“作为一个普通百姓，我的消息来源是小道消息，而不是政府的正式文件……我谈到的消息是不会给前线局势带来有害影响的。”
魏京生也坚强不屈地否认检察官有权说他的替民主权利辩护的文章等于“反革命宣传鼓动”。他说：
“由于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的多年影响，现在有人是这样看的：按现在当权的领导的意志办就是革命，反对现在当权者意思的就是反革命。这种对革命概念的庸俗化，我是不能同意的……革命是新事物与旧事物的斗争。……”
“批评不可能那样美妙动听，也不可能全部正确……要求批评必须正确，否则就要治罪，就等于不准许批评，等于不准许改革，也就是等于把领导者摆上神化的地位，难道我们还要重新走四人帮搞现代迷信的老路吗？”
魏京生的审判是在十月十六日进行的。中共说是公开的审判，说是替新的法律树立一个模范。事实上，法庭旁听席的四百多个座位都给政府的支持者占去了，几乎所有魏京生的支持者都不能进去旁听。官方报纸不断进行恶毒的污蔑人格的宣传运动，说这个年青批评者是人民公敌。就在这种私刑处理的气氛下，魏京生被判处十五年徒刑。
但是，这时候的民主运动，并没有受到威吓而像春季那样沉默了。官方报纸指责魏为“社会的渣滓”，但是北京民主墙上的大字报宣布魏“因批评了高级领导人才被处罚”。审判后不到一个星期，民刊《四五论坛》根据录音整理了审判纪录，贴在民主墙上。十一月十一日，这份记录还出版成小册子，在民主墙前出售。
这时候，警察冲入几百人的人群，抢去正在售卖的小册子，还抓走四个人。事后，民主运动的活动分子派代表团到公安局质问他们到底根据甚么法律禁止一个公开审判的记录的流传，警察的回答，是把《四五论坛》的编辑刘青也扣留起来。
不过，证据显示政府对自己没有信心。魏案完结几天之后，傅月华案也开审了。傅月华于七九年一月十八日被捕，主要原因是她帮忙组织上访的农民。她被捕以后，涌进北京及其它大城市的农民潮有增无已，七九年九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报说，有大量的农民，擅自离开土地。傅月华现年三二岁，被控“诬告陷害及破坏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秩序”是指七九年一月天安门的农民示威游行；“诬告陷害”罪是报复傅月华拒绝收回她对基建队党支部书记于一九七二年强奸她的控告。党领导已宣布这个干部无罪，但是傅月华于七九年初被捕后，这个拖了七年之久的案件又被检察官重新提出。十月十七日的审判中途休庭，两个月以后，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傅被判两年徒刑，比魏的刑期短得多了。
目前的形势是怎样？民主运动的生长似乎促使中共领导层内部的两个主要派系暂时妥协及在某种程度上合作。邓小平仍避免通过大规模逮捕行动来与民主运动的基层作正面冲突，但在八零年春天，他够勇气宣布封闭民主墙和取消贴大字报的权利。
贸易与现代化
今日的政府直言不讳地宣布，它的经济政策是指望从主要帝国主义强国（特别是美国）大量输入技术、专利和现代化管理技术。六零年苏联撤走援助、美国的贸易禁运和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狂热，加起来令到中国今日的工厂企业比世界水平落后三十至五十年。邓小平努力推行较为明智的计划，可以加快增长率，但不能只靠这个来填补上述差距。中国统治层目前的战略，可以总结于康世恩（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在八零年四月接受美国《商业周刊》访问时的谈话中：
“……我们希望外资公司在两方面合作；搞好现有工厂的技术现代化和发展天然资源。重点是这两方面。……”
“我们欢迎美国公司合作，改善我们现有的工厂。我们的机械工业、化工工业和铁路网，都已经与外资公司有广泛的合作。我们提供不同的合作类型和方法。可以合营：你们可以用你们的知识、科技、机器设备来投资；我们以现有的工厂作为我们的投资。这样，我们就可以将一间现有的过时的工厂现代化，成为一间现代化的工厂。我们将会用现有的工厂生产出新一代的产品。我们认为可以有几百甚至几千个这类合营。”（商业周刊，八零年五月十九日）
这个计划设想外资公司会以现代机器设备和技师的形式投资，令中国现有的工厂现代化，并训练中国的劳工队伍；在中国政府保持主要控制的情况下，外资公司取回部份产品。这个计划有一个问题，就是资本主义公司有很大理由不敢冒险投资在工人国家的国有化经济。（唯一主要例外的是石油的勘探，因为利润大和收获快，所以七九年十二月一个法日集团签署了一个合约，投资四亿美元在渤海湾钻探石油。）工业计划则只达成很少的合资经营合约。经过几年谈判后，辛苦达成的协议有几间酒店、一间饭店服务、新疆省一间恤衫工厂、广州一间电子表厂。正在谈判仍未签约的有与快意合营的拖拉机厂，与通用汽车、平治和雷诺合营的几间重型货车厂。（在文件上，北京在七九年准许外国资本在中国设厂可以拥有百分之一百的所有权，但这个差不多是作为吸引北京想要的合资提供的饵。到现在似没有任何报导，说有人申请开这类工厂的许可证。）
邓小平的亲帝路线
与邓小平的经济战略一致的，是他向可能给中国提供现代科技的外国资本家再三保证中国的稳定与政治可靠性。邓小平正在使北京的外交政策更加公开地亲帝国主义。这个外交政策是与全世界（包括中国）劳动人民的真正需要绝对矛盾的。中国七九年初进攻越南，明显地表明了这点。中国侵越的目的，是直接与美国挂钩，损害越南革命和柬埔寨的反对反动波尔布特独裁政权的斗争。反动的波尔布特独裁政权今天已变成由华盛顿武装及教唆的、泰国资本主义政府的武装附庸。
北京亲资本主义的倾向，也从它对八零年初苏联军队干预阿富汗的反应看出来。中共政权用其“反苏”（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亲美帝”）的偏见来判断这个事件，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原则，就是：在战争或者内战中，首先要考察的就是交战双方的阶级力量。那末在阿富汗的斗争中，双方的阶级基础是甚么呢？一方面是七九年十二月底由苏联支持的政变推上台的卡迈尔政权；这个政府根基于一九七八年四月的革命，继续进行土地改革、取消农民债务、使工会合法化、禁止重婚、促进大众教育及扫除文盲、建立学校与医院等等政策。另一方面是阿富汗原来的统治者—地主、资本家等由美国所支持的剥削者；他们的目的是阻止及击退已实施的改革，而且对阿富汗的工人阶级进行致命的打击。
对于这个冲突，中国政府却站在反革命的一边。中国政府采取这个立场的借口是苏联的干涉。这个借口是不成立的。苏联的干涉无疑是为了它自己的利益，其终极目的是保卫苏联官僚层的权力与特权；但是，苏联跟中国一样，虽然有腐化的官僚层，但它还是个建基于在国有财产制和计划经济之上的工人国家。因此，在世界的阶级斗争中，它偶而会站在正确的一边。例如，莫斯科像北京一样，援助了越南的英勇人民的反对美帝的侵略。莫斯科进军阿富汗即使目的是反对革命的，方法是斯大林主义的，但至少它是站在工人阶级的一边而作战，可是，北京却直接支持阿富汗工人阶级的敌人。
邓小平出卖了“外国”革命，却得不到世界帝国主义甚么报酬。两年以前北京期望的资本投资及技术输入并没有实现。在政治上，华盛顿并不看重邓小平替美国利益服务而影响东南亚的能力。北京侵越一般被评价为损失重大的军事失败，说明了官僚层作为反革命的直接代理人的用处不大。在经济上，利润保证的诱饵也不能感动投资者；他们与工人国家交易时宁可用现金买卖，而现金却仍是中国极为缺乏的。
经济复原
同时，中国经济主要依靠自己的资源和在世界市场上能够买到的东西，过去两年内（比起已往二十年）有一定的复原（有关过去中共统治下中国经济的成绩和困难的总结，请参阅本书第二部份）。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大部份经济都进入了衰退和萎缩的时期，因此，中国经济在这个时候的复原，显示了计划经济的一个伟大力量和希望。在七九年六月廿八日，新华社报导了钢、煤和电力生产上重要的进展。据报导，七八年钢产量达到三千一百七十万吨，而过去十年来钢产量一直是停留在二千一百万到二千五百万吨左右。中国政府又声称，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一九七七年增加了百分之八，在一九七八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二点三。这两个数字与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六年的平均增长率百分之五点五比较起来。是高很多了。实际上，一九七八年的数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高的数字，除了一九四九年至五二年革命以后的几年例外，当时一度大进展是因为几百万失业者获得工作。
七九年至八零年度未能保持这个增长率；七九年的工业增长据称是百分之八点五（亦即国民生产总值增加百分之五或六）（商业周刊八零年五月十九日）。一个原因是政府转变了政策，首次大量投资在农业上，并给予轻工业和消费品新的优先考虑。将实时的增长减缓，换取经济较平衡的发展（不再只是着重重工业），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样将来会有更大的增长率，而钢的进展为这前景铺好工业基础。无论如何，即使是回复到近年来的百分之五点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幅（不久以前这个幅度一直是半殖民地国家的平均增长率），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深化，世界性衰退将资本主义增长率迫得下降的今天，也是较为可观的。
中国工人国家仍是一个矛盾的现象。比起仍处于资本主义统治的相类似科技水平的国家，中国能较好地克服经济停滞和人民苦难；这是世界被压迫人民一个希望。但特权官僚层一日仍在掌权，后资本主义制度的潜力就一日仍受到阻抑而不能发挥出来。
目前的经济复原证实了本书一个论点，就是：中共官僚层的政治压迫（例如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大大降低了中国潜在的增长率。新政府恢复科技的地位，鼓励合理的工业组织，减少“政治教育”（即思想同一化）的时间等等，都是使经济局面改进的原因。但是，我们应该注意两件事：第一，“四人帮”之所以会牺牲生产来促进政治控制，并不是出于任意的狂想。当官僚层的高度生活水平和特权愈来愈惹起劳动人民的厌恨时，官僚层本能地保护自己，就加强对异已分子的扑灭。在今天的中国，这个物质利益上的基本冲突并没有消除。虽然邓小平领导层不会采取像“四人帮”那样的愚民政策，但官僚层决不能够放弃政治警察及思想控制。政府目前还拥有改正过去罪恶的声望；当这个暂时的声望开始消退的时候，官僚层一定要增加各种形式的镇压来保护自己的特权。它能否成功，以及在实施的过程中能够走多远，就要看中国群众的战斗水平了。
群众的态度
在估计目前经济复原的稳定性时，第二个考虑的因素就是群众的态度。毛泽东常常误引马克思的话，说工人本身是最强大的生产力。毛引用这句话的目的，是把中国之被帝国主义强迫脱离世界市场，说成是中国的优点。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建基在世界政府上，利用全世界所有的工业先进国家的资源来解决整个世界的问题。马克思从来没有想到去建议，仅有工人的热忱就可以在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建立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官僚化工人国家那个特殊的混合体之内，因为官僚为了自私的理由无限止地维持“它自己”的国家，工人对政权的态度就能对经济发展起很大的作用。在五十年代，国家刚从可恨的国民党独裁政权解放出来，所以群众的热情促进了很高的经济发展率。同样的情况也在今天发生，因为毛泽东时代及其狂热“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使群众的热情提高，对将来有较大期望，但是，由于群众没有真正管理国家，特别是民主运动的兴起使人们注意到政府的允诺与现实之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所以目前这段群众一般（痛苦的）减轻以及热忱的时期是不会长久的。
除了上述根基于阶级斗争的结构性限制以外，近二十年人口的急剧增加也阻碍了中国经济的急速发展。据七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新华社电讯报导，七八年中国人口达到九亿七千五百万人，除去台湾约一千七百万人，等于大陆人口在七八年是九亿五千八百万人。这表示，过去两年按人口计算的经济生产量比过去要低些。譬如粮食的生产，七八年的收成是三亿零四百七十五万吨。合每人平均七百磅。这与七五年的平均数字相等，比七六年的平均数字还要低，（关于这些数字对中国人民的粮食的影响，见本书第七章“农业生产和人口”），基本上来说，这证明中国还没有足够的粮食供应：当国家的分配极不平均，干部和政府官僚可以分多点，粮食问题就仍然是一个具有爆炸性的问题。
对中国，特别是对中国的青年而言，目前是个令人兴奋的时期。世界各地阶级斗争的新兴寺，如埃塞俄比亚、伊朗、阿富汗、柬埔寨及尼加拉瓜的革命，对中国都有影响。中国的奋斗目标，跟其它地方一样，都是劳动人民群众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要消除压迫与特权，要参与建立全世界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在今天的中国，新的革命力量在成长，新的风在吹，甚么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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