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伊文思，1978）

第二章 周恩来逝世和天安门事件



　　人民日报、红旗报及解放军报于一九七六年元旦发表的联合社论，总结了过去十年的毛泽东路线。社论的主题，对我们检验毛死后政策变化的程度，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冲量标准。社论断言：“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就是毛泽东文革时提出的口号，旨在把领导层内的反对者和人民中的持异议者打成阶级敌人。
　　江青指导下的“文艺革命”，被推崇为“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日益繁荣”。
　　在经济建设方面，社论重申毛的路线，即在党严密控制下，人的意志力就是主要的生产动力，可以取代技术、训练，取代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推广革命。它引用毛的话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并且强调应该“独立自主、自力更新”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了支持这个“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景，它引述毛在一九六五年写的诗，诗末两句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这个社论也宣布开始第五个五年计划。但是，在毛死后，这个在毛领导下起草的计划，却被废弃了。一直到整整两年后，在一九七八年初，新政府才提出一个经济计划，来代替毛的未完成的计划，虽然新政府只宣布这经济计划的其中几个目标，但是它与所谓毛泽东主义的经济政策已没有甚么相似之处了。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在北京因癌症逝世，死时七十八岁。自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他一直是总理，而且是除毛泽东外，最著名的中共领袖。他的死促发党领导层内新的整肃，因为毛及其派系向周恩来的亲近同志及支持者大肆攻击。最主要的受害者就是邓小平。
　　周恩来去世时候，邓正代职总理—由于周病毛老，他实际上是中国政府的实际领导人。但是，在没有多少年以前，毛泽东还亲自宣布邓是叛逆者，是人民的敌人﹗
　　邓小平不是中共政治舞台上的新人。他早于一九二四年就在法国加入中共的旅法支部；他那时只有二十岁，一九二六年去莫斯科读书，然后回国帮助实施斯大林的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政策。邓在军阀“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军队里任政治指导员。在冯玉祥与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春联合起来屠杀共产党员时，邓开始反冯，变成一个游击战士。从那时开始的二十年间，他在中共的农民军中担任政委。
　　邓在五十年代中叶才参与党中央的领导，被委任为总书记，而且成为中共一名主要经济策划者。他与苏联专家密切合作，沿着苏联的路线，改造中国的经济。在一九五六年的中共八大上邓报告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大会上对斯大林的谴责。邓赞成赫鲁晓夫的报告，主张在中共党内亦应取消个人崇拜，所以建议在党章上删掉提及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针的句语（毛在一九四五年的党大会上坚持要将这些句语写在党章上）。
　　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邓就与政府首脑刘少奇的关系非常密切，毛泽东的大跃进经济冒险政策在一九五九年走向失败时，刘邓就和毛起了冲突。就在那时候，比较公开地批评毛的党领导人被整肃了，但是刘邓却保住他们的位置，而且使北京的经济政策移离毛的一些设想，而朝向苏联实行过的政策。（在不久以后的中苏争论中，刘邓是北京的主要发言人，所以他们追随莫斯科的经济政策，并不表示他们与苏联政府有政治上的连系。）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毛就与刘邓决裂，把两人免职，而且还指摘刘为“叛徒、内奸、工贼”。传说刘少奇在蒙受耻辱中死去，但邓却于一九七三年被召回加入政府。他们也不怕这个一百八十度转变的事实，很明显地会使人怀疑毛派官僚对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意义所作出的解释。
　　显然，当初毛愿意接受邓的“复出”是有条件的，那就是邓没有实权。但是，由于周死毛老，邓就有可能接掌政府的最高权力，毛就很快地发动一次整肃。邓在毛死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致悼词。
　　一九七六年二月七日，政府出人意外地宣布华国锋而不是邓小平为新总理。华在那时候，还不大为人熟悉。他在湖南主持了很多年省政，不久以前被擢升为秘密警察首脑，邓不久就在党所赞助的大字报上受到公开攻击。
　　邓被直接攻击的，是他的教育与经济政策。邓被指控在教育问题上走资产阶级路线，因为他被指称鼓励学生多研究科技，少读毛着。在经济战线上，邓被连系到周恩来于一九七五年一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口号：“四个现代化”。周主张农业、工业、国防及科技的现代化。
　　周死后，毛攻击现代化口号为修正主义，邓被指为这个修正主义的主要支持者。三月间，毛派报纸攻击邓说他要恢复文革前所推行的苏联式工业计划，要大规模地输入西方技术，赞成以提高工资及物质奖励来复苏缓慢的经济发展步伐，提倡军队的现代化，以及轻蔑江青对文艺的严格审查。这些指控实在可笑，因为邓的提议听起来大都相当合理。
　　邓被指控的另外两个罪名，是反对毛泽东缩减高等教育，和反对上山下乡政策。“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个非常不得人心的措施。这个运动在五十年代还是断断续续的，但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就提升为大规模的运动，数百万急进红卫兵青年被迫上山下乡，去接受“思想改造”。
　　根据政府的统计数字，在一九六八年后的十年中，一千四百万名高初中毕业生，从城市被派上山下乡工作。这是年青人当中一个不少部份。制度是这样的：如果行为受党赞许，两年后就可回家；但是被认为可疑的或会生事的人，常常会留在乡下一辈子，同时政府不认为这是处罚，所以人民不可能上诉。
　　中国公民还没有任何途径可以对上面这类问题表达意见。但他们却想出了一个巧妙的方法，来躲避政府对表达自由的限制：以公开方式追悼周恩来，作为他们对毛政权表示不满的安全方法。四月初的哀悼先人的传统节日—清明节，给他们提供了大好机会。
　　四月一日，几千人带了花圈到天安门广场去追悼周恩来。这个主意马上传布开去；不久，对政府不满的居民，从拥护周邓的人直至与官僚层没有关系的人，都聚集在天安门广场。
　　人一天天的增加，亦愈来愈大胆。到了四月四日，追悼者有几万人。有人带了旗子来，旗上攻击江青为中国的甘地夫人，又把她比做慈禧太后。当便衣警察要逮捕临时出来演讲的人，却被群众追打。
　　四月五日，政府下令移走花圈和大字报。愤怒的人民，聚集在广场，在最多的时候，超过十万人。他们整天守着广场，与警察和民兵搏斗，放火焚烧政府车辆，甚至冲进广场上的指挥部小楼，把它捣毁。
　　天黑以后，几万民兵包围广场，用棍及枪托，向留下来的约三千群众攻击与逮捕。数目不明的抗议者当场被打死—这个事实为一九七七年一月在北京贴出的要替烈士报仇的大字报所证实。
　　官方报纸在第二天刊登了一首在被捕者口袋中搜出的诗。这首诗就成为著名的抗议呼声：
　　“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豪杰，扬眉剑出鞘。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1]已一去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
　　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天安门事件的反响并不限于逮捕在天安门游行的人。政治局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两天以后，在四月七日，它发布了一个决议：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四月十日的人民日报登了一篇社论，引用了毛的话，拚命地攻击邓小平：
　　“毛主席提出：‘他这个人（邓）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天安门事件后的那个星期，毛派政府动员了几万警察及干部，挨户查问北京居民，要查出参与的人。几百人被逮捕。五月间的报纸报导了一个“公审会”，两人被判死刑，三人被罚劳改三十年。其它的人没有被审判，很多人还被关在牢中。一九七七年三月，即事件发生差不多一年后，北京的大字报宣布，他们被新政府释放了。



[1] 秦始皇（纪元前259-210年），中国第一个皇帝，被一般认为是历史上最大的暴君。在天安门游行的那段时期，毛政府发动一个文化运动，赞美秦始皇镇压异端的“革命方法”，特别赞同他的焚书坑儒的举动。
　　在这个运动中，毛派报纸常把秦始皇比作毛。中国反对力量的一个旧传统，就是用间接的手法，来攻击当代的政治领导人；他们批评某个历史人物，读者就毫无困难地知道是影射今天那一个领导人。（“四人帮”垮台后，官方报纸说“四人帮”批评二千年前的周公，以此影射周恩来。）
　　天安门这首诗，箭头不但指向秦始皇，而且是对着毛泽东，官方对天安门事件的谴责词对此说得很清楚：“这些反革命分子吵吵闹闹地要反对‘秦始皇’……其实他们所用的语言，同林彪搞反革命政变计划的语言是同一货色……他们的箭头对准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北京周报，一九七六年四月九日。）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