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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尔晋（陈泱潮）《特权论》（1974）
第五章 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
一、领导权固定化垄断的起源
二、在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曾经是生产力发展的形式
三、落入了特效腐蚀剂中
四、任命制
五、等级制
六、国家机关自治化
七、神话党
八、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阶段成了生产力的桎梏
一、领导权固定化垄断的起源
“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怎样。”（《马克思选集》第一卷285页）——这就是共产党人要把传统的私有制改造成公有制的战斗宣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以后，仍然只有共产党才能推行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当时执政的，也毫无疑问是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共产党。共产党之所以能执政，是由于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这样一种历史必然性。共产党正是顺应了、掌握了这个必然性，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唤起了人民群众的觉醒，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因而赢得了人民信任、爱戴和拥护，团结和动员了人民的力量，领导人民推翻了反动政权。共产党掌握政权，不是一般的改朝换代的事情，而是改变社会性质，改变社会制度，改变历史发展方向的伟大革命。这种性质的革命，不仅面对着旧的统治阶级的反抗，而且面对着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所有制观念及整个社会习惯势力的抵抗。尤其是当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政权的趋势还未达到高潮，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的斗争只在世界局部地区发生的时候，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不能不依靠暴力夺取政权，共产党发动人民大众，以革命暴力粉碎了反动暴力，推翻了剥削者，剥夺了剥夺者，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践证明，在那个时候，共产党要取得政权，舍此没有别的道路，同样也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是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也初步完成了对权力的固定化垄断。
二、在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曾经是生产力发展的形式
共产党在夺取政权进行土改以后，首先面临的历史任务，就是要把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成公有制。这就是说，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把对经济基础的公有制改造，称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共产党动员人民、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完成了对生产资料进行公有制改造的任务。共产党在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中，也就全面完成了从组织上对国家各级权力的固定化垄断。这同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无可非议的进步行动。在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共产党从组织上对权力的固定化垄断，要想取得对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改造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时候，一方面，新社会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的压力。面对国际资本的包围，面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侵略和颠覆的危险，面对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的垂死挣扎和疯狂反抗，尤其是面对着一个十分向往资本主义、本能趋向于资本主义的小生产的汪洋大海，执政的共产党不能不依靠专政的铁腕，以暴力为依托，实行所谓“独裁”。另一方面，刚执政的共产党正处于极富青春活力，朝气蓬勃的上升时期，刚开拓了掌握政权、实现理想的光明前景，还未受到权力地位的致命腐蚀和分化。在这个时候，对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改造才刚刚开始或基本完成，公有制的基础还不巩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复辟企图正每时每刻、通过具有深广的社会基础的小生产势力变为现实。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还不能够通过十分之九的居民享有民主来实现，而只有通过共产党及其所掌握的政权来体现。同时，处于资本高度集中、竞争空前激烈的国际经济结构中，要对付帝国主义的经济挑战，要对付国际资本的包围，社会主义的原则、国家的处境，都要求必须以进步的集中反对反动的集中，以革命的垄断反对反革命的垄断。由于这一切原因，共产党完成了对权力的固定化垄断，并通过这一点，垄断了整个社会生产的管理权和整个社会财富的支配权。这是完全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完全适合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的。这种固定化垄断本身，是对经济基础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保证，是新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因而它大大地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大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这就是我国在公有制改造前后，生产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原因所在。在这个时候，尽管固定化垄断政权的共产党人毕竟不是少数人，但是他们完全代表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反映了大多数人民的愿望，满足了大多数人民的要求。他们的的确确是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利益。他们得到了大多数人的真心实意的爱戴、支持和拥护。因此，这种少数人固定化垄断权力的状况，
在这个时候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是社会变革的必然的合理的需要，虽以暴力为依托，但不算强制性迫使社会接受的东西，是生产力发展的形式，而不是生产力的桎梏。
三、落入了特效腐蚀剂中
但是，这种少数人固定化垄断权力，其实从一开始就落入了一种特效腐蚀剂中。
权力本来就对当权者具有极大的腐蚀性。就权力的起源来讲，如上兹述，是社会劳动过程的一种需要，不过是执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但是，当权力在行使这种职能的时候，也就具有了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可能。权力除了必然赋予当权者以特殊利益以外，还同时赋予了当权者谋取这种特殊利益的极为方便的条件。恩格斯说得好“社会生产着它所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去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就形成
社会内部
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就获得了也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在对这些人的关系上成为独立的人。”有着权力“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了的相对独立性。”（《马恩书简》单行本，第68页）这种所谓独立性，就是当权者在行使管理职权中，有着摆脱广大生产者监督而享有特权的现实性。只要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存必须花费很多时间从事生产劳动，因而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公共事务的时候，就“必须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而且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永远不会错过机会把愈来愈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马恩选集》第三卷221页）“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了对群众的剥削。”（《马恩选集》第三卷321页）——这就是迄今为止一切权力机关所共有的属性。使权力成为必要的那些缺点，同时也就是使权力的滥用成为必然的那些缺点。权力的需要产生了权力的危害。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会变成压迫和剥削社会公共成员即大多数劳动群众的特权。权力一般有向特权膨胀的必然趋势。
显然，在对生产资料进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不仅没有消除权力一般向特权膨胀的必然趋势，反而是增大了这一趋势。政经一体高度组织化的公有制社会生产，赋予了当权者以特殊的地位，使当权者获得了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当权者更为特殊的特殊利益。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则更使这种特殊地位、特殊利益得到了加强，从而变得更加特殊。而这些就正是推动一般权力向特权膨胀的巨大的物质力量。或者说，公有制社会劳动过程所必要的集权职能，之所以向能够大量占有无偿劳动、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权转化，就实质来讲，正是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本身的特点（在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的公有制社会生产里，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决定的；而就形式来说，则是通过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和对党的神化来完成的。
这种实质和形式的一致，实在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其结果，就是造成了权力的巨大的、特殊的腐蚀性。这是以往一切权力的腐蚀性都望尘莫及的。如果说，以往的权力其腐蚀性就是酸性剂的话，那么在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中，少数人所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权力，其腐蚀性就完全等于特效腐蚀剂——就算是强酸剂H2SO4吧。
很明显，对权力进行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人，是跳到特效腐蚀剂H2SO4中了！！
四、任命制
任命制历来就是奴隶主阶级专制、地主阶级专制、资产阶级专制用以维持其官僚军事机器的“通灵宝玉”。一方面是“当权的官员若不安置一群宵小，并把一部分权力分给他们，就不可能篡夺非法的权力”（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页142），另一方面，企图升官发财的钻营利禄者“他们同意戴上枷锁为的是反转来能把枷锁套在别人身上”（同上，页194）。诚然，在社会变革的初起阶段，在新兴力量尚未取得统治和尚未巩固统治的时候，任命制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统治权的取得和巩固，由于矛盾的转化，由于权力的腐蚀性，总的趋势是无疑问的：任命制总是有利于剥削者压迫者结党营私、藏垢纳污、搞专制恐怖的。因此，连资产阶级中的民主共和派，都早就不齿于使用任命制了。在英国，在法国，在德国，在日本，在加拿大，在澳大利亚，尤其是在美国，除了在历史博物馆里可以看见任命制的样本外，只有在粪坑里才能找到任命制。当然，在这些国家里，某些职务的人选还是任命的。但是，这种任命已经不成其为制度了，这种任命不过是在普选制议会制之下的一种间接选举方式罢了。
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1968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
而任命制恰恰起到了抹煞这一点的作用，把权力的给予当作上级领导栽培恩典感激涕零。那些希图高官厚禄的人，削尖了脑袋，摇着尾巴，变尽法子，拼命讨“领导”的欢心。无原则地服从、顺从，卑鄙无耻地谀从，为的就是有朝一日的受任命、得提拔。高级官僚们往往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所关心的是维持住到手的荣华富贵，保持住旧质的稳定性。政治上的守旧路线，反动路线，导致了用人路线上的守旧路线，反动路线——不是讲裙带关系任人唯亲，就是专门网罗走狗奴才：“是当涂者之徒属，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污而不避奸者也。”（《韩非子选》42页）从而导致了当权阶层日益腐朽，日益无能，日益没落，日益反动。
在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生产关系下，任命制造成了当权者只为他的乌纱帽和提拔他的上司负责，不为他所领导下的人民群众负责。
任命制加剧了政权的保守性和反动性；
任命制强化了专横跋扈掉官僚统治；
任命制培育了无耻透顶的奴隶主义，终将使政治风尚坠落败坏到极其卑鄙肮脏的地步；
任命制繁衍滋生了政权体系内的宗派主义并导致了宗派主义战争；……
归结为一点：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之下的任命制，将劳动者、人民大众的主权剥夺殆尽！
因此，可以断言：
任命制是阻挡继续革命的堤坝！
任命制是束缚人民民主手脚的锁链！
任命制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官僚垄断特权阶级修正主义社会法西斯专政、把社会主义公有制逐渐变为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的政治门径！
有人说，苏修不是也进行选举吗？请问那是怎样的一种“选举”呢？首先，候选人就是“领导”内定的。而“领导”内定的候选人，实质上就是“领导”所要任命的“接班人”。你选谁？苏修的所谓选举，纯粹是骗人的把戏！所谓“选举会议”不过是架表决机器，所谓“选举过程”无非是演场木偶戏：操纵者要木偶举右手，木偶难道能够举左手？这种选举，对于权力本身来说，是自我欣赏，对于当权者来说，等于玩场权术游戏，目的不过在于“使这个政权得到一个伪造的民意批准。”（《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第126页）对于人民来说，则地地道道是受欺骗、受玩弄、受蹂躏、受残踏、受侮辱！选举权被选举权不堪忍受地被剥夺！
五、等级制
如果说，任命制就是维系官僚军事机器的法宝的话，那么，等级制就是官僚军事机器的标志。“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马恩选集》第一卷251页）等级制伙同任命制，将国家政权委托给以攻为守深中官僚主义毒素，从官僚主义阶梯上爬起来的“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即国家寄生虫，高俸厚禄的阿谀之徒，闲职大员等高位权贵们。”历来的压迫者和剥削者，都是依靠等级制对社会实行金字塔式的统治。等级制又推崇资格论、台阶，看门阀、分地位、排辈份、叙长幼。等级制非常适合反动统治阶级因循守旧的胃口，非常适合反动统治阶级奴化人民的需要。等级制唯陈旧老朽蠢物的马首是瞻，人的革新创造性遭到扼杀，风华正茂气饱力壮敏锐灵活的青春活力竟然成了人的弱点！时代变化了，形势变化了，但等级制不允许领导者有变化，等级制惯于用上一个时代的人治理这一个时代的人，用前一个时期的人统治后一个时期。等级制使统治者高踞于人民的头上，以至人民要仰起头来才看得到统治者的脚跟！
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消除了这种把人分成高低贵贱极不平等的等级制度，而是人为地更加强化了完善了这种等级制度，比资产阶级社会更甚一层地僵化了这种等级制度。在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等级，不是等级一般，而是等级森严！不但在政治上把人分成等级，比如仅行政干部的级别就有二十多级；而且在经济上分等级，单工人这一级之内就又分成八级；不但在工资上分等级，而且在货币的票面价值上也分等级，同样一餐饭，劳动人民可能二十元钱吃不下来，但有的人却可以用一张报销单一笔勾销或付两毛钱了事。同样一斤肉，一个是国家牌价，一个是黑市牌价……你想想看！连货币的票面价值往往都因人的社会地位存在着这样大的等级差别！这还罢了，尤其难于令人容忍的是，甚至在知识上，在新闻上，在文化生活、精神生活上也分等级！某本书、某个文件、某部电影、某条消息……只能发到某个级别，只能传达到某个级别，只能给某个级别的人观看、传阅，只能让某个级别的人知道、掌握……等等，等等！怪不得在这样的等级制下，人们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唯利是图，唯权是争。在政经一体高度组织化的公有制社会生产中，使用等级制巩固少数人固定化垄断权力的生产关系，等于重新变相恢复私有制，等于明明白白地重新划分阶级！
等级制下的领导艺术，不需要创造力，只需要简单机械传递的低能。等级制要奴才不要人才。领导要的是不学无术、毫无工作热情和革命干劲的混虫。但是他却能以传达“机密”到他那一级的文件，以传播和人民隔绝的上层统治集团的消息讲话来炫耀他“很有水平”，他把下级召集来听他指手划脚口沫横飞的“报告”，无非是把上级吐在他口里的唾沫重新吐出来，到底有哪一句是属于他自己有所创见的闪烁着活的思想火花的话呢？他没有，也不能！要不就是无偿地掠夺他人的劳动，将秘书或僚属所写的稿子拿来呆头呆脑或装腔作势地念一念。等级制不需要德才具备的人从事政治，人才横遭摧残和压制。
等级制孵化官僚主义者阶级；
等级制加速了当权者的腐化堕落，蜕化变质；
等级制加深了当权者和人民大众的隔阂和对立；
一句话，等级制将劳动人民置于金字塔的最底层，使劳动人民只能承受被剥削被压迫被愚弄的份；
因此，可以说，等级制是促使官僚政治日益昏溃腐败的催化剂；
等级制是压在人民民主头上的顽石；
等级制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官僚垄断特权阶级修正主义社会法西斯专政，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变为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的政治支柱！
六、国家机关自治化
在任命制和等级制的协同下，国家机关完全得以自治化。所谓国家机关自治化，就是人民无权、无法、无力监督当权者，当权者完全能够根据自己的利益、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愿望，而不是根据人民的利益按照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去发号施令。所谓国家机关自治化，也就是当权者能够有效地剥夺和压制了人民的主权。国家机关自治化，为当权者对批评他们的人执行打击报复，横加迫害提供了物质力量和组织手段。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劳动人民既不能选举，也不能撤换，对国家机关的施政状况，劳动人民无权与闻。比如对生产计划的制定、生产指标的规定，生产成本的核算，生产过程中货币流通的收支状况，尤其是对生产利润的使用，产品的分配……等等，这些与生产有最直接关系的问题，生产者大众根本就没有权力参与讨论、制定、规划、核算、审查，更谈不上参与支配了。相反，国家机关想怎样处理你生产出来的产品，就怎样处理这些产品，反正你生产者不用管，就是你想管，也管不了，管不着。马克思指出：“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资本论》第一卷782—783页）显然，在高度组织政经一体化的公有制社会生产里，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实行国家机关自治化的过程，就是官僚垄断特权阶级修正主义所有制的新的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即特权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是生出货币的货币的话，那么，在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里，货币资本则转化成了特权资本。货币资本的原始积累，使生产者在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同时，变成了自由劳动者。而特权资本的原始积累，则是使劳动者在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中，变成了生产资料，变成了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的“会说话的工具”。这样，国家机关自治化就使“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见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第13页）国家机关自治化的要害就在这里，使为人民服务的国家机关，变成了高踞于人民之上的官僚军事统治机器，使官僚主义者阶级完全有可能狂吞滥占人民财富，狂饮滥吸人民膏血。
因此，可以说：
国家机关自治化是使社会主义经济徒有其名的蠹虫们的藏身之所！
国家机关自治化是箍在人民民主身上帝紧身衣！
国家机关自治化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官僚垄断特权阶级修正主义社会法西斯专政，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变为官僚垄断特权季节所有制的政治壁垒！
七、神话党
使上述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得以恶性发展的，是对党的神话。所谓神话党，就是要人民像佛教徒膜拜如来佛观音大士那样来膜拜党，就是要人民象基督教徒敬礼上帝那样来敬礼党。首先将党的领袖偶像化，菩萨化，然后进一步将党的各级组织，甚至将个别党员都一概偶像化，菩萨化。“反对党员就是反党”“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反对支部就是反党”“反对党委就是反党”“我是党派来的，反对我就是反党”“对党的领袖人物言及批评的，就是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如此等等。所谓神话党，就是决不允许人民对党的看法、主张和做法持有异议，更不允许持相反的态度；在党的面前，只能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感恩戴德，俯首听命，倘有不敬，立即取缔，轻则坐牢，重则杀头，而且坐牢杀头还不算，还要株连九族，影响后代，累及朋友，十恶不赦万劫不复！
但是，党绝对不是由理想王国中的上帝和极乐世界里的如来佛组成的，而是由现实生活中要穿衣、要吃饭、会活动、会变化的人组成的。现实生活中的人是阶级的人。而人的阶级性是由他本身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并会随他的经济地位的变化而变化的，决不是什么从娘胎里带来就一成不变的东西。人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生存不保的情况下，确实会是最革命的，但在身暖腹饱环境不坏的情况下，一般来说，革命性往往跟前者就不尽相同，而在身享尊荣、掌握特权……的情况下，一般来说，就会更加不同了。
可是，对党的神话，却不允许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持较为客观的态度，神话党在不允许人民客观地看待党的同时，也就是不允许党清醒地正视自身的客观状况。
其实，这种神话，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历史上早已有之。请听卢梭是怎么说的。他指出，这是“那些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的表面上尊奉圣教，实际上却极为残酷的人们的可怕的信条，这些人往往借口维护所谓上帝的权利，其实就是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希望自己的血永远受到尊重，而对人类的血则毫无吝惜。”
因此，对党的神化无非就是在重复僧侣和教会用天国的永远幸福为幌子巧妙地剥夺人们现实幸福的旧把戏。对党的神话就是用彻底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去将马克思主义变为新型的僵死的宗教教义，就是要将充满革命精神的党变成一个新的极端残酷和腐朽的僧侣集团。
因此，神话党就是用天才论和形而上学的毒汁毒害党、瓦解党，从而使革命的共产党变成为奴隶总管党、官僚老爷党、老虎屁股党、修正主义法西斯恶霸骗子反革命的“共产党”，加速党的革命性在任命制、等级制和国家机关自治化的腐蚀下濒于毁灭。
因此，可以说：
神话党是使党变修国变色的桥梁；神话党是缠住人民民主思想的毒蛇！
神话党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官僚垄断特权阶级修正主义社会法西斯专政，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变为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的政治基础！
——所有这一切，就构成了处于叉路口的社会主义社会被少数人所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的极其巨大、极其特殊的腐蚀性。毫无疑问，这种特效腐蚀剂的腐蚀对象，就是那已经跳进这种腐蚀剂中，喜欢游“一元化自由式”的集政治经济大权于一身的少数人——执政的共产党。
八、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阶段成了生产力的桎梏
“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马恩选集》第一卷169页）辩证法的威力无处不在发挥作用，辩证法胆敢把神圣事物置于永不停顿的发展、流动过程之中，辩证法竟然胆大到这种程度：“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马恩选集》第四卷213页）因此，在公有制社会生产中，通过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合对党的神话而完成的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是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任凭这种上层建筑统治下去，社会主义革命就必定半途而废。因为这种上层建筑必将对公有制经济基础发生恶性反作用，改变公有制经济的性质。于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阶段来到了。在这个阶段，曾经是生产力发展形式的权力被少数人固定化垄断，转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成了束缚社会变革的反动的上层建筑，由社会变革的合理需要，变成了阻挡社会革命的垃圾堆拦路虎。这种转变，完全是合乎规律的转化，同样是发展的必然。
“事实摆在那里，驳不倒也辩不掉。”（《马恩选集》第四卷256页）对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在社会主义革命第二阶段成了生产力的桎梏这一点，我们将在以下章节中进一步加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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