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英〕R·G·甘米奇《宪章运动史》（1837—1854） 附录一 威廉·赖德先生曾写信给我们，信中包括一些解释和否认。他说他并未在他当选的集会上发表讲话；在会上致词的只有两名候选人——奥康纳和皮特基思利。集会结束时，他还只到达会场的外围，他虽是利兹激进协会的秘书，却从不热中于沽名钓誉；而且在散会前，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当选，甚至不知道曾被提名。他想了解我们在第107页中谈到有他本人、哈尼和马斯登参加的集会究竟是指哪一次。它就是在代表大会上公开受到指责的那一次。据赖德先生说，第113页上所述在皮普草地举行的集会以前，他早已提请辞职，并未出席。我们特别仔细地查阅了我们的笔记，发现赖德先生的辞职书是在上述集会上宣读后才被接受的。关于暴力问题，他说： “三十五年以来，我一直属于这一派，至今仍然相信，持有武器并学会使用是每个人应尽的职责；但是，我虽提倡这项原则，却始终不渝地反对局部的、不成熟的暴动，坚信如果缺乏团结一致的精神，就无法使我们达到我们的目的；而由于个人崇拜、自封的领袖们的变节和倾轧以及冒险家们的空谈而不务实际，我们仍缺少这种团结。我重复说，我仍坚持同一原则，即每人都有必要武装自己并进行军事训练，以便能同国内外敌人作斗争。我认为，你们的道义力量，你们的和平号角决不会把腐败政治的堡垒夷为平地。当我看到一个英勇团结的民族，
‘举起旗帜迎风招展， 托马斯·库珀的来信我们收到库珀先生的来信，高兴地把它披露如下： 斯托克·纽温顿草地 亲爱的R．G．甘米奇先生， 我想请你对尊著《 》中有关我个人的部分叙述酌予更正。我并不怪你叙述失实。在我们这样一场战斗中，传说与事实有所出入，本在意料之中。你说，我在1842年以及在领导莱斯特宪章运动者时期得了“奥康纳狂”。我不想反驳这种说法，因为我认为当时我们大家多少都有狂病。我只想说明，我是狂而不乱；我在莱斯特的举动和我一生的行为并无任何截然不同之处，以致被人认为完全是一个恶棍的举动：因为，事实上，如果对你的说法不加抗辩，那么，尊著的大多数读者必定会留下上述那样一个印象。 1841年初，我在离开《莱斯特信使报》的职务时，本想返回伦敦，当地的宪章运动者要我留下，为他们经营那份创办不久的小型刊物《中部各郡明灯》。我早已为他们撰稿，他们相信我真心同情他们。我同意留下；如果我对自己的内心有所了解的话，那么可以说，我的同意是完全出于对穷人和被压迫者十分纯洁、十分忠实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个小型刊物当时有停刊之虞，因为他们不再能筹措业务上所需的资金；但他们把它完全交给我经营，我就向人告贷来使它维持下去。我还开始在星期日晚间，以讲道的方式，在市场上发表演讲，宗教性的内容与政治性的内容各占一半，这些演讲的听众非常踊跃。1841年大选将届时，辉格党明知宪章派必将反对伊斯索普和埃利斯的当选，便对我们这份小型刊物的承印商进行恫吓，使该报不得不停刊。我在莱斯特又找不到另一家敢于承印的商人。最后找到一家，只有一小套粗劣的铅字；我并不甘心失败，创办了一份售价半便士的小型刊物——因为在上述《明灯》对比下，它只是一道黯淡的微光——我就称它为《宪章派微光》。这份刊物每星期出版一次，直到举行大选，我在竞选坛上被提名为“普选权候选人”的时候。正当我向群众发表讲话时，一个辉格党员执着一个装在竹竿上的巨型白铁灭火器走到我面前，企图把它搁在我头上——熄灭那道微光！辉格党员们大笑一阵，他们那个党派的人当选了；但现在，我已把那份半便士周刊的名称更改了，为了表示我不愿“被人熄灭”，便称它为《灭火器》。该刊在这种形式下维持到1841年底。 正当大选前夕，我经过一些周折，终于在相当适中地点找到一所带有店面的住宅，在这里发行我的小型刊物，代销《北极星报》和其他期刊，同时开咖啡馆，并开始出售面包。我仍继续在星期日晚间在市场上发表演讲，把莱斯特划成若干区，开始积极进行宪章会员的登记事宜；结果使我声望日增，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说势力日增了。 你在尊著中谈到（第203页）莱斯特的另一派宪章运动者，由于才智甚高，而不肯向我的独裁作风低头。其实宪章运动团体中最有才智的人是在我这一边的：请看约翰·布拉姆威治和威廉·琼斯这两位诗人，他们直到去世前始终是我最敬爱、最忠实的朋友。我甚至不愿重提往日的争执，更不用说想再争执下去了。我同约翰·马卡姆（你在203页提到他的名字）早已言归于好；但是，如果我必须说明真相的话，那么，导致这一派宪章运动者崛起的原因，不是由于他们的“才智”，而是由于他们和马卡姆的交情——他以前是他们的领袖，他们认为他是被我排挤走的。他们的人数本来有限，一直守着原来的集会地点——一个很小的房间，而我们一到冬季，当我不再能在市场上讲话时，就租赁一间附属于圆形剧院的宽敞房间，从很多年前初建时期，这个房间就一直被称为“莎士比亚室”。现在既已有了两个团体，而我又喜欢莎士比亚的名称（我相信这一点是情有可原的），我就提议称我们这个团体为“莱斯特宪章派莎士比亚旅”。因此，我们的团体是由我们集会的房间而得名的。“旅”是宪章运动者通常用来代替“团体”的名称；至于“将军”的头衔，这是对我景仰敬爱的工人弟兄们给我的尊号。我最初出于玩笑而采用了它，但后来就不容易甩掉了。 1841—42年仲冬时期，莱斯特开始出现极端严重的贫困景象。以前我曾见过悲惨生活；但这一次，失业者成千上万，而时间又延续数月之久，穷苦的惨状骇人听闻。你在书中（第202页）提到群众跟我上街，在店铺门口停留下来，接受店主们的布施。我老实对你说，这是一个绝大的错误。我从未率领过一支乞丐队伍；但我免费分发面包，让许多永无偿付能力的人赊欠——最后使我亏欠面包商六十六镑。我这样做并不希求赞扬。这大概就是我“狂”的一部分表现吧。在我“慷慨解囊”以前，我就应该是这样一个人了。我知道这一点；然而，那是我毕生感到最难实行的一课；我想，现在要我改变，也未免太晚了——除非我能另换一个性格。 在那年冬季令人沮丧的环境中，我壮着胆子为成年人和青年们试办一所安息日学校。许多人前来上学，我们的教材是《新旧约全书》、钱宁的《自我修养》和他的另外两三篇论文以及坎贝尔有关《谷物法》的著作等等。布拉姆威治、琼斯和我们成员中才高识广的其他几个人协助我管理校务。春季到来时，人们的不满情绪愈加普遍，该校就解散了；但是，如果我在莱斯特能再过一个冬天，我是打算恢复这个的。1842年春季的景象十分可怕。人们还在失业；有的悲观失望，有的骂天骂地。我继续征求宪章会员，有老有少，直到会员录上有了三千人的姓名。我还开始在平常的夜晚以及星期日的上下午和晚间，向群众发表演讲。逢到天气晴朗的夜晚，我们在街道上结队游行，一路唱歌，以显示我们人敌众多，同时也欺骗与我们对敌的中产阶级。但这决不是你所称的“日常功课”；而且一直没有造成损害，因为我们从未使用过暴力。当我读到尊著（第202页）中所述“当库珀不能率领这些队伍时，则由另一个穿军装的人代替”，我感到非常困惑而又惊讶；因为我从未见过或听到过这样一个人。但在莱斯特有一位朋友提醒我，1842年春季曾发生这样一回事：向你报告情况的一个人（不管他是谁）歪曲了真实情况，他说有一个面目可憎，骨瘦如柴的妖怪，“穿着一身军装，来代替我。”当时向救贫局申请救济的穷人越来越多，联合济贫院特设一家工厂，来测验一下他们要求工作的诚意。这家工厂的工作十分艰苦，穷人们觉得他们所以遭到屈辱，只因为他们的贫穷，因此，便组成一支队伍，领头的人有时戴着一顶破旧的军帽——一天卑贱的劳动完成以后（他们所得的报酬少得可怜），时常沿街求乞。但这并不是宪章运动范围以内的事：那些人和我们并无关系；而那个戴军帽的人从未“代替我”，况且他也不是一个宪章派。 我已说过，我那份称为《灭火器》的刊物维持到1841年底。有几个星期，我并未发行任何报刊，指望工作又会开始分配给穷人，贫苦的状况将会减轻。但我等得不耐烦了，不久就创办了《国民报》，这是一份售价三个半便士的周刊。它在短期内相当成功，但将近夏季时，被迫停刊。必须指出，这一系列的小型报刊对宪章主义与劳工事业来说，却是一个力量源泉——因为这些报刊给工人们提供了一个渠道来揭露他们在工资、停工等方面所受的损害。而且，该报常有一个“诗人园地”，布拉姆威治和琼斯经常投稿；他们所投的诗稿（经常用宪章赞美诗的格式）嗣后被编成《莎士比亚宪章赞美诗集》，在集会上演唱。 这使我想起请你更正尊著《宪章运动史》第203页中的另一节。你说，“当他的伟大偶像出狱时，库珀创作了一首歌曲，题名为《自由雄狮》云云，我没有创作过这首歌曲，一行也没有写过，也没有给它题过名。这支歌最初刊登在《北极星报》上，据说是威尔士的一个女宪章运动者的作品。莱斯特的一个工人（瓦伦丁·伍利）首先给它谱曲（说得更确切一点，将它谱成一种和声歌曲的一节）；我们采用了这个曲谱；我在集会上经常推荐它，这确实不假——不仅如此，我走到哪里，就把它推广到哪里，不论在莱斯特郡的乡村里，或在谢菲尔德、诺丁汉等城镇。 现在关于我依附奥康纳的问题，容许我再说一两句。这种依附是群众教给我的。但我并没有教他们这样做。我确信，他们对宪章运动不抱什么希望，而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奥康纳通过他的书信，通过我在莱斯特居于领导地位时期他和我几次见面时的谈话，也博得了我的敬爱。后来，我有理由改变我对他的看法；但在我所指的这个时期内，我认为，团结是宪章派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正因为群众依恋奥康纳，将他当作领袖，所以，我就仇视一切反对他的人，认为他们煽动不团结。因此，我反对奥布赖恩。遗憾的是，我的反对言论没有以最公正的态度表达出来。后来，我已向奥布赖恩道歉；并且已向莱斯特的群众公开表白，我认为我们对他犯了错误。关于奥布赖恩是否能原谅一个已经承认的错误，我就不敢断言了。请容许我更正你书中有关我对待奥布赖恩的一句话。你在第203页上说，“他已把他的士兵们训练成熟，使他们懂得他们的职责就是驯服地听从他的命令。”请你相信，如果我曾经想使群众“懂得”这类的事的话，他们一定会在街上向我扔石头。如果象你所说，我在莱斯特掌握着“一个国王的权力”，那么，你会相信，这一定是由于我教导并实行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原则。不，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即便在同奥布赖恩等人进行激烈斗争时，我也是群众的工具，而不是他们的导演。正因为如此，在一切时代里，在每个国家中，不管规模大小，一个具有声望的领导人才能保持他的领导地位：他的品质、品性和能力，通过敏感的同情心和坚强的意志，使他适宜于做群众的代言人和助手，姑且不论其目的是好是坏。 关于斯特奇先生，我想许多人已经知道，很久以前，我已表示遗憾，不该由于误解而说他坏话。我现在实际上已赢得他深厚的友谊；我确信他是一个最善良的人。对文森特，我始终没有道歉：我仍然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是咎由自取。可惜得很，你竟让那个自称“威廉·迪安·泰勒”的人玷污了你的大作。“泰勒”不是他的真名：他冒用这个姓名，只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否则，他必将因所犯的罪行而受到惩罚。他是历来钻进宪章派队伍中的一个最卑鄙、最缺德的坏蛋。小菲尔普，我敢说，不妨称他为“孩子”；他的容貌那么娇嫩，因此，许多人称他为“女宪章派”。请你相信，我从未向这样一个顽童“几乎下跪”。当你提到他的“声调沉着大方”，这就使我联想到从前有人说过的“一个长舌妇的仪态”。 我这封信写得比原来打算写的长多了；虽然如此，我还希望你会在尊著的附录中给予发表的机会。我并没有提出什么特殊要求。我一生只见过你一次；但那次会见（在莱斯特，当时一切正处于骚乱状态），使我对你的才智和正直在心中留下了印象。后来通过别人有关你的报道，这个印象更加深了；我确信，你不仅愿意，而且一定渴望对你在编写大作《宪章运动史》的工作中所产生的一切无法避免的错误说法，予以更正。 托马斯·库珀敬启 库珀要求刊登上述信件，并且假定这个要求不会遭到拒绝，这种做法是十分正确的。保卫自己不受别人的攻击，这是每个人的权利，如果我们自己要求享有的权利，却拒绝给予别人，我们就应当受到鄙视；但是遗憾得很，我们很难从那些以民主外衣伪装自己的无情的诽谤者手里获得这种权利，而他们所理解的真正的民主主义公道，看来与俄罗斯皇帝或那不勒斯国王所理解的不相上下。我们极愿证实库珀和莱斯特的宪章运动者之间的关系是公正无私的。至于他在该城镇居住时期所作的牺牲，除他本人提出的证明以外，我们还有其他材料足以证明。在他和宪章运动的关系中，我们从未把他看做是一个唯利是图的鼓动家；我们始终认为他是一个与此截然相反的人物。我们没有提到他所办的报刊和学校，这是一个遗漏，但也并非出于故意。关于那个时期莱斯特的游行队伍，看来我们把两个不同团体——宪章运动者和失业工人——混为一谈了，虽然在许多事例中，他们无疑地是同一批人。我们不妨简略地说明一下我们对这个问题所知道的一切。1842年春季，我们恰巧在莱斯特，曾到库珀家去拜访，但他却把这件事忘掉了；实际上，我们和他一同步行去参加陆续举行的两次群众集会中的第一次，据预告，奥布赖恩将在这些集会上演讲，而且当晚同他一起坐在演说坛上。当时我们和奥布赖恩尚未相识；但在晚间，我们正想对库珀进行规劝的时候，比达姆却拦住我们，不太礼貌地对我们说：“别管他；他知道应当怎样做。”当天晚上，我们在库珀家里看到一大批半饥不饱的群众来到门口，然后各自散去。这天晚上，库珀显得非常忙碌。率领这个队伍的人戴着军帽，穿着红色外套。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套军服不是仿造的。但停留在店铺门口接受店主们布施的，就是这些队伍；从库珀的来信看来，他和这些队伍并无关系；然而，参加我们所见到的那个队伍中的大部分人却走进库珀的家里，包括上述乔装军人的领队在内。关于《自由雄狮》问题，一般印象认为这支歌是库珀创作的。这无疑地是由于库珀把它收入他的赞美诗集中而引起的；多数歌曲和赞美诗都注明作家的姓名，而这支歌却没有，于是就得出结论，认为他是作者，尤其因为在他所参加的集会上，这支歌唱的次数特别多。我们曾说，库珀已把他的士兵们训练成熟，使他们懂得他们的职责就是驯服地听从他的命令，但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他真的对群众说过，他们必须在一切情况下听从他的命令；相反地，由于他态度威严，具有左右他们的力量，因而始终可以保证得到他们的支持。我们无意用任何评论来损害库珀。我们决不会明知故犯地对任何人采取不公道的行动；如果我们有关某些人的言论显得严峻，这主要是由于这些人对别人采取了不公道的态度。我们对不公道行为怀有强烈的、永不消泯的愤恨，这就造成了我们表面上的严峻态度，却并非由于我们对某些个人怀有任何报复心理。一个民主人士对另一个民主人士的一切不公道行为，在我们看来，都是民主主义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我们一定要对这种不公道行为展开无休止的斗争，且不论将来会有什么结局。我们向库珀和读者们表示祝贺，因为他的来信广泛地体现出一种令人钦佩的精神，足以向我们证实他具有宽厚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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