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 第三册（1927） 相关链接：陈独秀 中央复陈独秀函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九日） 独秀同志： 我们得到你寄来的信，非常之欣慰，兹答复如下： （一）国民党的统治长久与否，全看民众暴动的力量能否汇合而成较大规模之胜利。国民党的统治巩固（稳定）与否的答案却不同了。现在民众暴动虽未推翻国民党统治，而国民党自己已经不能巩固其统治。现在所谓国民党统治是冯阎广西派蒋介石派张发奎派军阀统治之总名而已。他们自己互相混战而任何人不能巩固统治，此其一。国民党党部之内，每省都有好几派，互相冲突，你倒我，我倒你，任何一派，不能巩固其统治，此其二。国民党的各省政府，完全在当地军阀之手，其所谓长衫同志，省政府委员，财政官吏等等之内，又有许多派别，你造我舞弊，我告你贪赃，同在军阀之下，也是互相争宠互相倾轧，任何一派不能巩固其统治，此其三。党部与政府之间，最近如叶楚伧公开的承认亦是互相冲突：“省政府与省党部，县政府与县党部，不相融洽……见面不说，背后批评”；这种现象，仍旧是当地某派豪绅倾轧别派豪绅，霸占党部的豪绅，总想推翻现任政府人员，而自己取得肥缺，足见任何一派不能巩固其统治，此其四。因此，一般的局面之下，现在可以说工农的任务是发动一切武装暴动，组织群众自发暴动，汇合联络各方面的暴动，其目的便在夺政权。这种形势是〈无〉间断革命的形势，是比较长期的斗争，所以说中国革命可以由某地工农取暴动一击中以夺取政权的时机已到，固然是错的，但是简单的说，以群众力量扫荡国民党而夺取政权的时机还未到，则亦有语病。 （二）发动工农的经济斗争，以引导到政治暴动是非常之必要，而且是唯一的方针。以前湘鄂粤暴动中指导的错误，正在于只有军事的行动，而没有经济政治的行动。最近江苏暴动〔1〕中的错误，亦是如此。然而说“以暴动为不得已而用的方法，而不可以为目的，此时尤不可存以暴动夺取政权的幻想”，则我们不能同意了。群众反抗的目的，在于改善经济生活，同时，现在尤其在农民便不能不急转直下的以取得政权为目的，要取得政权，便不能不暴动。宜兴无锡事件〔2〕的大弱点，正在于我们没有能深切指示群众，以他们自己取得政权之必要。因此群众没有广大的起来。现在的问题，在农民暴动中正是最迫切农民群众取得政权（苏维埃）的问题〔3〕。现在的斗争，固然可以说共产党国民党争政权，其实是工农群众与豪绅资产阶级争政权。共产党用不着在社会上避开争政权之嫌疑；重要的是共产党是否能率领起群众来争政权。如仅仅有军事行动（即使是农军），自然形成共产党徒（并非共产党），指使有枪杆子的人马来争取政权之形势。这当然是很错误的。宜锡暴动的错误，是偏重于军事，并非偏重于政治的错误。实际上忽略农民群众经济要求，自然就可以忽略政治，而偏的〔重〕于军事行动。农民群众在现在的阶段，已经分不开经济与政治的。所以以“四不”口号（不交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发动农民群众是非常之对，非常之必要；然而由此便必须走到暴动；为要在某地实行“四不”运动，便必须准备第二步的暴动，因为治者阶级不遇着武器和群众的暴动是决不许你“四不”的！农工群众不拿武器暴动，也决不能“四不”，此其一。再则既然是“四不”，那就早已是不承认现存的政权。“四不”之后，谁的政权呢？所以接下去立刻就是政权问题，唯一的答案是：实行“四不”的群众自己拿政权，举代表会议（苏维埃），来指导自己的革命行动，来歼灭豪绅，来分配土地，此其二。无产阶级政党指导农民暴动之任务，正在于指出这种事实上的暴动目的，原始的农民暴动，红枪会天门会式的农民暴动，他们实际上取得某地某县的政权，而自己还不懂得怎么一回事，这种农民暴动的弱点，正是使他们永久不能胜利的原因。 （三）上海市暴动的问题，却是另一的问题，若飞同志的意见是错误的。江苏省委八号通告说：上海现在暴动时机的成熟，已远过于三月暴动之时。这也是错误的。中央早已和苏省委共同开会而纠正了。上海工人斗争的问题非常之严重。关于城市暴动的条件，已经写在此次扩大会议议决上。工人斗争必须在经济斗争，例如总同盟罢工……形成一般的革命高潮，而后转入武装暴动的形势，使暴动的城市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与指导者。此次江苏省委，因“吗啡针主义”发出这一“激刺性”的八号通告，其结果，使同志指导罢工时，只以强力打厂手段扩大罢工，他们的理论法是：罢工如此扩大，一直到总罢工，便已经可算暴动了。这可确是错误。应当去真正发动群众，从普通的群众的不满意，引导到群众的经济斗争，从部分的一两厂的罢工，引起同业或同区的工人群众的斗争情绪，而扩大罢工，从经济斗争真正引起群众的政治斗争，引起群众取得政权之必要的认识，而走上武装暴动。苏省同志不是如此做，却只以极少数勇敢工人之恐怖行动去“扩大”斗争，其结果，可以使这些工人一部与其群众相离。这本是非常错误。这是一种变相的军事投机主义。总之，应当注意经济斗争，应当以经济进于政治，不应当只注意军事行动，这说是非常之对的。至于说只准备做经济斗争，而不要指出政权的目标，这就不对了。 黄色的工会农会的力量，正在于他们的秉承国民党的命令，使工农不要政权，而只要经济上小小改良，但是如今经济上改良的可能非常之少，豪绅资产阶级正在积极进攻，黄色改良运动只是很公开的欺人面具。我党只有这样指出这种事实，告诉工农，非工农自己取得政权是不能得着改良；如此才能打倒黄色运动。 （至于宜锡事件“奉了唐生智命令”那全是反动派的故意宣传。） （四）关于中国革命性质，此次会议决议案已有说明，政纲虽无条文，然已大致在决议案上规定，并已公布于公开的布尔塞维克报上。 常委 附一： 陈独秀来信（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常委诸同志： 国民党虽然不能长久统治巩固，而眼前尚不至崩溃，因此，我们以群众力量扫荡它们夺取政权的时机尚未到。在实际行动上若取时机过早的政策，更是错误。因此，我以为此时的工农运动，应偏重经济的斗争，当然不回避政治（更不是阶级斗争与民族争斗对峙），以发展我们的实在力最〔量〕。固然因经济争斗而不避免暴动，尤其在农运非暴动恐难发展。问题是在只能以暴动为不得已而用的方法，而不可以为目的，此时尤不可行“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前在汉口，我对湘鄂运动，也把这样的意见告诉过亦农。若飞对于江苏运动，偏重在夺取城市的政权（有些似毛润之的意见），他且幻想会占得沪宁。我当时曾表示不赞成。略说了几句，他似乎还不大以我的意见为然。这如果是他自己的意见，望常委急需纠正！如是常委的意见，我提议要切实讨论估计，万万不可随便做政治的暴动，尤其是上海。我见到于革命于党有危险的，我不得不说，我不能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宜兴无锡事件所表现的，也是偏于政治方面，经济的意味太少了，这样的暴动，使群众只看做C与国〔4〕的政权争斗，和国之北伐有什么不同（我们脑中的不同当然无用）？在各地的运动和暴动中，今后务要使经济的意味着实加浓，如此才能推动广大的群众，如此才能使一般民众了解C与国的显明的不同。现在一般人都觉得连我也承认是C与国的冲突，而不是农民革命，因为在宣传上在行动上都未曾表现农民的经济要求，与群众的骚动。我以为单是“耕者有其地”，这个口号还不够，因为太文雅了，不能使广大的农民了解，而且农民的痛苦不单是土地问题。我提议用“四不”口号（不缴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更简单明了容易唤起广大的农民群众，而且又可以通行全国。我们此时若不用最澈底适合于农民自身经济利益的口号深入农民广大的群众，而只是幻想政治的暴动，暴动失败了（当然的失败），我们什么都得不着；并且还会因此使农民离开我们，使国民党有组织黄色农民协会的可能。宜与〔兴〕无锡事件报上说是奉了唐生智的命令而做的，不知是反动的宣传或是幼稚同志胡来，望注意！ 独秀 附二： 陈独秀来信（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二日）〔5〕 中央常委诸同志： 昨函谅达。 顷阅中央通告第十三号，所有政治的经济的政纲，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十月革命的政纲，且明言是“武装暴动的工农革命”；而国际屡次议决案都说：“认为说民族革命已告终，另一革命即工农革命已开始，这种见解是错误的”。彼此仍是大大的争质，不知最近国际已改正否？此问题不弄清楚，将来的政策，又会有异见发生。我以为现在的革命性质及吾党政纲急须确定，应速速由中国党起草送国际批准。与国分离之后政纲尤十分紧要，现在若不宣布一明确的政纲，党内党外不明白我们究竟要做什么。诸同志意见如何？ 独秀 注释 〔1〕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苏宜兴、无锡、江阴、崇明、海门、常州等地领导和发动的农民武装起义，这些起义先后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而失败。 〔2〕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宜兴农民在双十节群众大会时，将反动县长逐走。十一月一日，发动起义，夺取宜兴县城，成立了工农革命委员会。第二天，决定退回乡村实行土地革命。起义农军在掩护农民撤退时，遇到反动军队伏击，遭到失败。随后，反动地主豪绅对起义群众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无锡暴动于十一月九日发动，占领安镇、查家桥等十三个镇。最后，起义遭到反动派军队的残酷镇压。 〔3〕原文如此，疑有误。 〔4〕指共产党与国民党。 〔5〕疑为十三日之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