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 第二册（1926） 粤区政治报告（二）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Ⅰ．国民政府迁移武昌国民党在十月十五日所开联席会议上，关于国民政府发展问题，决定其地点仍在广东。理由是：（一）国民政府的地点，应拿他最主要的工作来决定，并指出目前主要的工作是在巩固省的基础，什么地方最容易实现此种工作，国民政府就在什么地方。这个答案当然就在广东了。（二）国民政府在广东离张作霖较远，不会与张冲突；而到武昌则与张较近，容易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于国民政府是不利的。要留在广东重要原因还是第二个。因为国民政府经过了这一次战争，应当要巩固内部，而没有力量再与张作霖冲突。现在又变更了这个决定，要搬到武昌去了。这个问题的发生是由于蒋介石的来电，请中央党部搬到武昌，国民政府仍留在广东。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一定要在一个地方才行。上星期政治会议讨论的结果，已决定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都搬到武昌，候江西战争结束后即可实行。现在南昌、九江已下（缴械共计四万，俘虏亦三干余人），江西已不成问题，“迁都”亦必实现，十一月十六日有些人已动身到湖北去了。 这次要搬中央党部到武昌的理由，就是根据前次不搬的理由。 第一，国民政府现在不会与张作霖冲突了。张作霖同曰本帝国主义冲突很厉害，张作霖同日本之冲突是由于下列两个原因：（一）日本帝国主义要张作霖不再用兵关内而巩固现有地盘，张学良等反对，说对关内用兵是不得不用；（二）日本要张作霖不规定奉票价格而设法整顿，张回答此问题复杂，不能够解决，日本得到这个回答大不满意。奉系军阀新生出来的张学良一派，现在与英国帝国主义勾结很利害，所以曰本提出这两个问题来压迫他。但是这个回答却是更今日本人不满意而十分厌恶张作霖。本来张作霖所统治的东三省早就不啻是日本的地方了，东三省的一切都是为日本控制的，张作霖作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亦凡事受日本的压迫。吴、孙败后，英国帝国主义就勾结奉张，张亦想借此抵抗日本，这样一来就更弄得坏了，日本更积极的压迫张，张遂处于极困难的地位，因为他无论如何是不敢与日本翻脸的。 因为这个问题，最近日本曾有一位重要的人物清浦子爵（曾做过日本内阁）亲自出马到北京活动，同〈国〉民党的李石曾、易培基等开会。清浦提出三个问题：（一）国民政府能否与日本建立好的关系；（二）国民党能不能脱离与苏俄的关系；（三）张作霖要与国民政府联合，国民政府能否容纳。国民党接到这个报告后，政治会议就决定这样回答他的三个问题：（一）国民政府可以而且愿意与日本建立好的关系；但是这完全要看日本对于中国国民革命的态度而定，即日本应赞成国民党，应反对军阀的主张。（二）对子第二个问题则说，“本党”是独立的政党，因此他有权采行某种能够达到其政治目的之外交政策，不受第三者的干涉；“本党”之联俄即因俄国能以平等的友谊关系对中国，“本党”施行此种政策乃为达到其自己所欲达之目的。（三）对第三问题就说国民政府已直接与张作霖交涉。这个回答还没有到北京，他们已经开始了谈判，谈判中亦仅提出第一个问题及问这方面能否派代表到日本商合作事。在这个谈判中，清浦说了很多张作霖的军队怎样坏的话，谓他已成为全国的敌人，但假使他能与国民党接近则可望倾向于好。谈判后李石曾要他到广东一行，他以路远谢绝而表示可到汉口，并愿国民政府方面派代表到汉共同商量。这个真的原因就是到汉口可同唐生智勾结一下，而到广东则表示与英国帝国主义的冲突太明显了。这次的交涉，表示了日本现时的外交政策，是想拉国民政府的势力以压倒英帝国主义统治长江的势力。这种态度更可见之于《每日新闻》（在日本有很大势力，代表重工业的报纸）的论调——他的社论中证明现在中国的潮流是英国的势力要倒下去了，同时则赞成国民政府的主张，称道其发展。 在这个情形之下，张作霖处于个很困难的境地，日本的动作是很使他害怕的。在这日本同张作霖冲突的严重局势之下，张作霖已不敢动作，没有力量可与国民政府冲突了。所以国民政府此时很可安全的搬到武昌没有什么妨害。 其次就是张作霖内部之有问题。从奉系生长出来的张宗昌同奉张是有冲突的。吴佩孚失败后，奉方就有援吴的声浪，张宗昌很想借此占领江苏的地盘，所以他极力想南下：但是杨字霆、张学良都阻止他到江苏。张宗昌借口山东地盘养不活他三十余万军队，一定要争到江苏来；但杨宇霆、张学良都没有地盘，也争要到江苏，而逼张宗昌去打河南。因此暗中发生冲突，彼此都要夺肥沃的江苏。国民党就利用这种争执，两方活动，答应杨宇霆、张学良亦可南下，同时亦敷衍张宗昌。现在他们还提出要求国民党打个电给杨宇霆，请他下南京，他就可借此带兵南下。于此可见他们内部冲突的利害。从这两个事实看来，在联席会议时所决定不搬的第二个理由已不存在，而变成国民政府可以搬去的理由了。 第二，在联席会议中决定国民政府目前主要的工作是巩固省的基础。这可以有两个解释：其一是这种工作要在最进步的地方作起来就容易实现；其次也可说要在最糟最重要的地方作起。现在武汉是最糟的，但是武汉是全国一个中心，又是重要的，不可放弃他，所以需要把国民政府拿去压一压，有几个大人物到武汉去或者还可以做一点事，使武汉的现象转变好一点。因为国民政府还有点威信，他还可以到武汉去镇压一下。并且照现在的情形看来，国民政府又有向全国发长〔展〕的可能，以前所谓巩固省的基础已不是现在第一件事情了。江西战事结束，孙传芳完全失败，政局遂转入一个新形式〔势〕，要以武汉为中心而进行一个第二次新的北伐了，这个北伐真的就要向北打了。 Ⅱ．广东省政府改组后广东政治之新形势广东省现在已到了个地方工作的时期了，上层政治已不能有什么作用了。上层政治的搅动，必要在情形复杂争斗很多的地方，才能在那里局势之下发展；但是这些东西在广东都成为过去的了。过去国民政府在广东的许多斗争中可以有作用，现在则已形成一个势力之统治，政治的现象成为单纯的，上层政治就用不着了。同时广东民众亦已起来，可以独立，国民政府已无庸在此干涉一省的事，而要到武汉的适中地点去指导全国。到湖北的复杂情形下也能够搅弄事情出来，在湖北现在才是需要这一个上层政治机关去的， 因为国民政府已决定实行搬到武汉去，于是省政府改组也被逼出来。新省政府已由国民政府任命下列十一人为委员：陈树人、李济琛、孙科、陈孚木、甘乃光、何香凝、许崇清、周佩箴、宋子文、李禄超、徐权伯；分设九厅（陈树人任民政厅，宋子文任财政厅，孙科建设厅，许崇清教育厅，徐权伯司法厅，李济琛军事厅，陈孚木农工厅，李禄超任实业厅，周佩箴土地厅）。在此组织中有一点可注意的，即是并没有省政府主席而只有常务会议的主席（常务委员五人：陈树人、孙科、宋子文、李济琛、甘乃光），这个目的就是在不造成一个首领，不过事实上军事权完全在李济琛手上，结果也必然成为一个首领了。现在甘乃光、陈孚木都在李影响之下的，就是孙科也只想自己得一个好的位置。再则省政府改组，决定组织四师省军，这将来当然是成为李济琛的势力而造成他在广东的霸王地位。 李济肆这人我们应知道他一下，李所说的话完全是代表地主的，对工人的事他不大说话，而关于农民的事他的态度比任何人坚决。譬如这次南路惨案，他坚说农会有土匪是有证据的。甘乃光说县长有些不好，主张把县长调开；而李说那是最好的县长，决不能调开。农、工、商、学开代表大会他也反对。他的手段很辣而很有把握的。至于左派呢，也没有这回事：我们以前说〔所〕称的左派，现在都转移到李济琛的重心上去了。甘乃光我们以前说他是最好的左派，现在也倾向于李了。广东现在是要经过一个新军阀统治时期，这种新军阀较旧军阀更利害些，他会压迫一切民众运动，虽然他也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现在表现在我们面前已可看见，各路都发生惨杀农民运动人员压迫工人的事。这个新时期的倾向就是形成一个民众与政府对抗的形势，国民党不管是左、右派到那时一定都站在政府一方面去，而我们则当然站在民众方面与政府对抗的。所以C．P．以后应当渐渐完全站在在野党的地位，改变以前与国民党的关系。我们现在就是占了国民党的什么部去作委员，到那时也是无用的。在这种民众与政府的冲突中，亦即表现出整个的C．P，与国民党的冲突。 在这种新时期中，第一步要发生的冲突就是农民与政府的冲突，尤其是农民与军队的冲突最容易爆发。城市的工人目前还不会发生问题，因为工人有集中的势力居住在城市，如果要压迫还有点惧怕工人联合的反抗；并且他们也要利用工人，不敢闹大的乱子。最迫切的就是乡村的农民，现在乡村中所起的冲突还只是小的问题，一部分的冲突，民团与农会的冲突，地主与农民的冲突，农民与军队的冲突，都是开始了；这种种冲突就是将来绝大冲突的开始。其次还有一个冲突的因子，就是在乡村最容易与地方军队冲突。在乡村的地方军队发生了冲突时是没有什么客气的，他要打就打、要杀就杀的；而军队的首领在城市的，他对这种冲突是不会负责出来解决的。总之，在这个民众与政府、军队冲突的争斗中，农民站在最主要的地位，这样农民运动当然走到一个很困难的时期。 Ⅲ．我们在这个时期中所要的政策在这样一个困难时期中我们党应该采什么样的改策呢？我们对付新军阀自然不能如对付旧军阀一样很简单的喊打倒他；但是也不能希望他能成个左派，能够长与我们合作。自然我们有时仍要拿群众运动的力量去压迫他，但是也不能过甚。在我们尚无很大的势力以前去与新的军阀冲突，那一下被他的压迫打倒了，我们便无再运动的可能。如果民众的势力发展与新军阀的势力相等时，我们亦不能轻作很大的斗争，因为冲突的结果必是两个势力都碰坏。这不见说我们此时就不要斗争了，我们仍然要斗争，如在潮安、汕头我们的工友同志被打死了，我们就举行大罢工。但是在此时我们作这种斗争要特别小心，即是说我们现在还要预备我们的力量，去组织民众，强国民众的势力，而不是即刻就应用工、农、商、学联合的势力去打倒他。此时我们仍要把民众与新军阀的关系弄得好点，而在这种关系下去强固民众的势力。 现在已经要到民众与政府对抗的时期，我们要使工农的势力不孤立，就要拉拢学生与商人，要学生、商人都不反对我们而与我们一致的反对政府。因为这个时期的政府固然不会能代表资产阶级，不会使商人满意，所以此时还可以拉拢商人。但因此我们的口号就要低一点，乃能适合学生、商人的口味。特别是商人应注意，因为商人在经济上十分重要，如果他站在政府一方面，我们就危险；站在工农群众一方面，就是一个相反的情势。所以现在为了我们整个的工作，有时应当妥协一下，对于广东劳资的冲突，现时就要小心的工作。广东的工业不能维持其成本，一来是因为工业不发达，二来是管理不好。政府的工业因为管理不良（职员扒钱太多等），都弄得要倒闭的样子，我们应设法使这扒钱的弊端减少点，而以增高工人的生活。对于私人工业则要很小心的，要使工人的要求能够适合以工业利润所能供给的限度，即不要工厂因工人的要求过度而关门，把工人与商人的关系弄得太恶劣了，结果在整个工人阶级与政府对抗的形势上陷于孤立，或竟使商人结合在政府方面来压迫工人。因为我们现在还不是要打倒资本家而所与政府对抗，所以我们不能敌人树得太多了。资产阶级是我们最后的敌人，但是我们现在还不需要与他们站在绝对的冲突地位以孤立我们自己的势力。 关于工人的问题比较还是容易解决的，最重要的最困难的还是乡村斗争中的农民问题。现在农民问题很难以对付，因为在农村简直不能有一点要求，只要成立了农会马上就要发生冲突。照现在的政治环境，在我们还没有很大力量的时候，当然不能轻起冲突。但是我们绝不能说不要发生冲突，除非我们不作农民运动。只要我们到农村去，要去把农［农］民组织起来，就要发生斗争的。农民运动不比工人运动，他是在乡村的，农民散处着，没有象城市工人的集中。而统治乡村的封建势力——地主及土豪劣绅的势力又到了动摇时期，他们必要维持其乡村皇帝的位置而不容一点反对他的势力在乡村增长，所以农民运动一开始就发生剧烈的斗争。不过现时虽然不免要时时发生冲突，但要整个的爆发一个大斗争，还须有了全省极强固的统一组织，有了足以保证斗争胜利的力量，才能够行动。我们应该尽力避去无味的斗争，应当竭力防止大的斗争之发生（当然不是说完全不要斗争）；同时亦极力预备整个大暴动的力量，要能有此伟大的力量，才能做一个大暴动以反对政府，这样的暴动我们才有胜利希望〔1〕。 根据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三期刊印 注 释 〔1〕本文原无标点，是编者增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