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安德鲁·格林《放纵的资本主义》（2006）
5．工人的退却
我希望回到20世纪60年代。
——《弯曲》（the Bend），电台司令乐队（1995） |
从图2.1可以明显看出，1973年后失业人数增加，这是工人地位减弱的明证。黄金时代最基本的成就就是维持了较低的失业率，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失业，工人害怕被解雇因此减弱了向雇主讨价还价的能力。比如，劳资双方就工资和工作条件进行的正式的集体谈判，还有在工厂生产区进行的非正式谈判都在减少。在前三章中，我们讨论了工人们受到的一系列压力——宏观经济政策的限制性增强、重新强调市场的力量、利益最大化引起的私有化、撤销对贸易商业活动等的管制，为获得股东价值进行的运动，在某些重要的经济领域，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工会即使没有退让，也只能被迫处于防守状态。在这一章，我们将回顾OECD成员国中雇用、工资和工作条件的发展状况。
就业和结构性变化
图2.1清晰地表明，在20世纪60~90年代早期之间，即90年代后期经济明显衰退之前，伴随着失业率近乎5倍的增加，欧洲国家经历了最黯淡的就业情形。但是，大多数欧洲国家只有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失业率才高于美国。欧盟地区包括遭受失业困扰的4个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都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比其他欧洲国家高很多的失业率，但之后稍有降低。直到2005年，欧洲地区的失业人数仍比美国多。
第一章介绍了在“黄金时代”，农业的迅速萎缩、服务性工作的增多、工业领域雇工人数占总雇用人数比例急速减少，这种趋势持续到1973年。这种限制工业化的趋势在欧洲尤其严重。图5.1、图5.2是欧洲国家和美国在这一时期男性就业情况的对比[1]，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各种研究曾多次使用这个对比来论证美国放松管制的正面效应。男性和女性在就业中的经历是大不一样的。欧洲男性劳动者失去了超过1/3的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作（按工作年龄的人口数进行比较），同时男性劳动者在工业中的雇用人数降低到美国的就业水平（图5.1）。虽然男性在服务性工作中就业人数迅速增长，但这也不能接收所有在工业行业中失业的男性（且有许多农业剩余劳动力），也不能将在服务行业就业的男性数量提高到美国的水平。女性劳动者在工业行业中失业人数比男性劳动者要少得多，在服务行业中女性劳动者就业人数迅速增加，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也没有达到美国的增速水平（见图5.2）。
[1] 代表欧洲的是德国、英国、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等国的总和。
这种趋势的最终结果就是欧洲男性劳动者就业人数减少，同时女性劳动者就业人数增长速度也无法达到美国的水平（见图5.3）。
图5.1 产业结构中的男性就业率（1970~2001）
图5.2 产业结构中的女性就业率（1970~2001）
图5.3 男性和女性的就业率（1970~2001）
工作岗位短缺表现为男性失业人数增加，尤其是欧洲。但欧洲男性更多的是不愿意工作而不是非自愿失业。这些不工作的人中有些情况是可以接受的（接受更长期的教育的人或自动提早退休的人），但是本来应该工作的大部分人退出了法定的劳动力市场。在一些国家，像英国和荷兰，很多人都靠疾病补偿金生活。但关键问题是自愿失业人数的增加与工作短缺有着紧密的联系。例如，英国全国依赖疾病补偿金生活的人数与当地失业率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1]。男性就业率最低的地区正是那些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地区，这些地区工厂倒闭，许多工作机会随之丧失。因此，很多不工作的人主要是因为没有工作，在这种意义上，失业率指标（尤其是男性）是远远无法估计到真正的失业程度，这种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更加严重。女性劳动力市场中不工作的人数比例很低，因为她们在服务行业的扩张中得到了工作。即使在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不愿工作的女性也较少，因为女性甚至想都没有想过要进入工作岗位稀缺的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
[1] Webster（2000）。
低技能工人
从1979年开始，OECD成员国中，低技能工人地位的降低是一件让人忧心的事。虽然随着教育条件的改善，低技能工人的数量相对减少，但是，需要他们的工作岗位减少得更快，结果是他们不是拿不到工资就是没有工作。
对几个国家的工人技能或者教育水平进行比较是非常困难的，即便想得到同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类似信息也相当的不容易。所以说，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办法是关注那些教育程度最低、技能培训最少的约占1/4的工人。他们的技能水平在国与国之间、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内都会有所不同，看看受教育程度最低的这1/4的人经历了什么，是了解在劳动力市场最底层正在发生些什么的最好办法[1]。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OECD成员国中，年龄在25~64岁之间受过高等教育和培训程度最高的那1/4人口中84%都有工作，同时，受教育和培训程度最低的1/4的人口中57%有工作。就业率（工作年龄的人口中正在工作的人数的比例）在性别上也存在差异，30%是女性劳动者，19%是男性劳动者。图5.4总结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间欧洲和美国的这种趋势。
[1] 对比占10%的高收入者和占10%的低收入者的工资分配，这只是一个标准做法的延伸。
图5.4 技术工人引起的就业率变化（1980~2001）
在欧洲，有工作的低技能劳动者中男性人数以每年差不多1%的比例减少，下降速度非常快。没受过教育和培训程度最低的女性工作者只能勉强保持着以前的就业率。所以，整体来说，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和培训的人，就业率大约以每年0.5%的速度降低——在20年之中这意味着10%的下降速度。相比之下，技能程度居中的劳动者（中间那1/2的劳动者）的就业率上升了。因此，欧洲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和培训程度最低的劳动者，相对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和培训程度较高的劳动者的就业地位存在着绝对下降。然而，美国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和培训程度较高的男性劳动者仍能保持他们的工作，而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和培训程度最低的女性劳动者却和受过良好教育和培训程度较高的女性劳动者一样，就业人数增加。
看起来美国低技能的劳动者似乎比欧洲同样水平的劳动者工作得更好些。事实上，美国低技能的男性劳动者就业率并不比欧洲国家的高，因为许多美国低技能劳动者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被淘汰了。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低技能男性劳动者就业率为77%，这比瑞士和日本都低，德国为69%，荷兰、奥地利、瑞典和挪威也都超过了70%。此外，美国低技能男性劳动者就业比率也被夸大了好几个百分点，因为监狱里还有大量的没有技能的男性人口没有被计算在内。相比一些典型的欧洲国家，另外的不同是美国向低技能女性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尽管瑞典低技能女性劳动者的就业率最高）[1]。
[1] Green（2001），Freeman（1945）。
为什么没有技能的人没有办法得到工作呢？在欧洲尤其如此。我们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技术进步有利于那些有技能的人获取更多的工作机会；从南半球低工资地区进口产品致使低技能制造业的工作机会消失；无技能劳动者失业增多使得雇主有更多选择的机会，那些以前无技能的劳动者的工作被给予技能稍好的劳动者。
大量事实证明，技术进步有利于那些技能稍好的劳动者就业。在OECD成员国中，私营企业里没有技能的劳动者被取代（制造业和服务业），在机械生产领域中这种现象更是普遍，尤其是在像计算机、电子机械、印刷业和出版业这些有重大技术变化的行业领域。要详细地分析职业模式就应该了解技术和自动化的联系。那些程式化的工作被计算机取代，像很多无需技能、重复性的装配线工作，很容易被自动化的技术取代[1]。
[1] Berman等（1998）；Autor等（2003）。
然而，也不能认为无需特别技能的工作从此便会消失，因为仍然有很多不需要特别技能的劳动者是很难被取代的：清洁工、餐馆打工者、食品架的填充者，“虽然所有人都觉得这些需要手跟眼协调配合的工作简单的不得了，但是对机器而言就不那么简单了。”1979年~1999年间，英国工作类型中增长最迅速的是护理助理（将近400%的增长率，但报酬极低），它打败了软件工程师跃居第二。英国工资最低的两大群体在就业中所占的比例（货架填充员和出纳员）几乎翻了一番。
另外，也并不是所有技能性的工作都可以免受技术进步的影响，一些需要熟练技艺的手工艺和需要精确性的信息记录工作如果由人来做需要技能，但是这些工作是重复性工作，因此可以被技术取代。然而，也有越来越多的职业和管理工作不能轻易地被机械化，但是总的说来，有技术含量的工作的需求要高于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的需求。
最具争论性的问题是，与南半球低工资国家进行贸易会促使北半球国家淘汰低技能的劳动者，需要培养教育和培训水平较高的工人。乍一看，似乎很难相信从低工资国家进口产品对一国的影响会如此之大。但在1999年的美国和欧洲，这种贸易却占据了国内工厂中约10%的市场。
这些进口的产品通常或多或少地与产品和机械出口扩张达成平衡。例如，向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出口机械制品，再从中国进口原料。然而，像阿德里安·伍德（Adrian Wood，1994）认为的那样，许多工作都因为廉价进口而面临危险，而且这不是能通过高价出口获利所能弥补的，因为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劳动者的报酬实在太少了。因此，即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能保持进出口平衡，发达国家还是损失了制造业的就业岗位。近期一项综合研究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创造的高技能工作机会是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同样价值产品损失的低技能工作的6倍[1]。这种不同是进出口贸易潜在收益的反映。如果发达国家为了从发展中国家购买衬衫生产机械工具，生产机械工具需要的劳动者数量与在本国内生产衬衫需要的劳动者数量相同，那么发达国家在贸易中就没有什么利益可图了。
[1] Rowthorn和Coutts（2004）。
从贸易中获得“潜在”利益是很重要的——能否实现这些利益取决于那些失业的工人能否被重新雇用。一项关于美国20世纪80~90年代间制造业就业变化的研究报告表明，制造业就业遭受到最大、最严重的竞争，并且主要集中于玩具、服装和电子产品制造领域。这些竞争导致的失业人数占总失业数的1/3多。两年后，受影响行业中约40%的劳动者因竞争而失业，而那些没有失业的劳动者，近一半人的工资减少了15%甚至更多。在1992年~2002年这10年中，与发展中国家贸易导致了欧盟1/4和美国近1/2制造业工人失业。这些工人的失业产生了破坏性和灾难性的影响，因为制造业的发展越来越有地域性集中发展的趋势。如果制造业工厂在当地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要雇用者，那么对该地区来说让这些失业的工人重新找到工作是很困难的[1]。
[1] Bhagwati等（2004）；Rowthorn和Coutts（2004）。
贸易真的会使制造业的许多工人失业，但是必须清楚，制造业工作在经济中仅占1/4，甚至更少的比重。这就使“没有经过贸易的部分”（包括零售商和许多私营企业）成为最需要无技能劳动力的主要领域。同时，这些企业中有一些是由国家提供资金支持的（医院必须有人清洁、食物也需有人加工），一些行业依靠“自然地接近比较富有的高技能劳动者，这些人是无技能的劳动者服务的主要对象”。商店和旅馆消费，照顾年老的经理、计算机程序员和金融咨询师，这些领域都给无技能的劳动者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但还是不足以吸收那些因为贸易和从事其他一些重复性工作而被迫失业的工人。
以上解释了为什么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在减少，或许是因为那些需要低技能劳动者的工厂越来越少（例如，纺织品厂），或许是因为以前雇用没有什么技能的劳动者的私营企业数量也在减少（装配线的工人都由机器人所取代），还可能是因为低技能的劳动者在他们足够胜任的工作中被过多条件更好的劳动者所淘汰掉了。雇主更喜欢用那些技能更好的劳动者，雇主会觉得技能好的劳动者更适合、更勤奋、更可靠。如果对劳动者的要求高于大多数劳动者能够达到的水平，那么更多的低技能劳动者就会处在更加不利的位置。
美国一项职业资格研究声称，这种碰撞是很有意义的：
虽然需要较高教育水平的工作比需要较低教育水平的工作的数量高出许多，但是接受过教育培训的劳动者的数量增加得更多。此外，女性在这些工作中的比例也迅速增加，这两种情况一起引发了一连串的工作替代。更为特殊的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替代了有相似教育水平的男性，但比同样教育水平的男性的认识能力稍低。那些先前被替代的受教育培训程度较低的劳动者转而替代了那些认知能力还不如他们的劳动者。那些未受教育或培训程度很低的劳动者被彻底淘汰出了劳动力市场。
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劳动者数量增加，尤其是对那些从事没什么技能的工作的劳动者来说，他们的工作根本用不着那么高的条件[1]。
[1] Goos和Manning（2003）。
在对劳动者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那些位于技术最底层的工作相对要好一些，因为这些雇主不能太挑剔。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荷兰和美国就业情况得到较好的改善，那些资格最低的劳动者就业增长速度比那些中间层劳动者就业增长速度要快。当然，这只是短暂的，从长远来看，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和国际贸易的增加，技能最低的劳动者的失业情况可能会恶化。
最后，影响最低技能劳动者就业前景的是工会。在OECD的很多成员国中，工会组织了相当多数量的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和培训的制造业工人，工人们因此得到了相当不错的工资。就像在本章后面将讨论的那样，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中，工会的衰落使得工会没有能力去保护他们的成员不失业。面对经济衰退和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雇主为了适应这种经济浪潮而不断地裁员，在超市摆放货物的工作又不足以为那么多的失业工人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
时间、工作强度、就业保护、失业救济
第一章中提到，20世纪70年代工人平均工作时间减少了，工人可享受更长的假期、更多的工作周期。这种趋势一直在持续，在12个OECD成员国中，工人的年平均工作时间从1979年的1750个小时减少到2003年的1625个小时。逐渐增多的兼职工作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这使得工人的平均工作时间更短了，在荷兰尤其如此。法国和德国的工人经过大量关于工作时间的争论后，现在年工作时间降低到1400个小时以下。法国周工作时间由39个小时缩短到35个小时（同时连带着工资限制，社会安全补贴减少），估计因此增加的就业岗位大约为30万个或2%[1]。但是，德国缩短周工作时间是靠严重压力实现的。《经济学人》杂志（2004年6月29日）报道说，西门子劝它们的员工和它们的工会接受一周工作40个小时、没有加班费的条件，否则西门子移动电话生产线将搬迁到匈牙利。一位工会发言人说这是“敲诈”。
[1] OECD（2004a）；Pisani Ferry（2002）。
瑞典是欧洲，不怎么报道有关缩短工作时间新闻的国家。因为1979后，瑞典的工作时间已经大大缩短。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工作时间持续不断减少的同时，美国工作时间实际上却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美国作家通常认为欧洲的这种趋势是反常的，同时欧洲国家高税收遏制了人民的工作热情，也经常受到许多批评。事实上，美国保持工作时间不变也打破了长期以来欧洲建立的这种趋势。1870年~1979年期间，不论是在欧洲大陆还是美国，工人平均工作时间以大约每年0.5%的速度减少，单位时间的产出却在以每年1.5~2.5倍的速度增加。因此，大约有1/4的家庭的生活水平因工作时间的减少而得到了提高[1]。1979年后，欧洲贸易工会继续竭力要求减少工作时间，但由于害怕罢工运动会刺激失业人数的增加，因此，欧洲长期以来形成的工作时间缩短的速度在持续放缓。美国工人的工作时间因为保持了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没有发生变化。
[1] Alesina等（2005）；Maddison（1995）。
最近，才有关于工人工作辛苦程度的全面系统的调查。一项详细的综合调查表明（主要是对工人和经理们的问卷调查）：
20世纪80年代，英国工人的工作强度加大了，尤其是生产制造业……20世纪90年代早期，英国工人的工作强度持续加大……更多的工人在不停地高速工作却被警告说到了交工的最后期限。然而，在20世纪最后的10年里，工人的工作强度好像达到了顶点：1997年~2001年期间，工人的工作强度没有再加大……20世纪90年代，欧盟几乎所有国家劳动者的工作强度都加大了，虽然程度不同，时间不同。法国工人的工作强度继续保持着20世纪80年代的增长速度。在澳大利亚和美国，工人的工作强度几乎同样在增加……
20世纪90年代后期，欧洲的失业情况大体上得到改善，工人工作强度的变化似乎也放缓了。
第一章提到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各国的就业保护才有所增加，它反映出了工人更强的谈判地位。关于20世纪80年代，最详细的资料显示，在对近半数国家的分析后发现，许多国家就业保护强度都降低了。这主要体现在对临时工作条件的放宽或临时工作代理机构相关活动条件的放宽。OECD成员国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进行严格的就业保护检查。他们发现8个国家的就业保护明显减少，其中包括：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和瑞典。在除了西班牙的所有国家中，就业保护放松主要涉及的是临时性工作而不是常规性工作。法国因其高失业率和严格的就业保护管制而不在上面的名单中；该国曾在20世纪80年代撤销了对临时性就业的管制，但在90年代又恢复了管制。在自由市场国家（北美、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一开始就没有管制，因此也没有什么变化[1]。
[1] Belot和Van Ours（2000）；OECD（2004a）。
普遍认为发达国家的工人害怕失去工作——工作不安全感——的情况有所增加。一项对英国、德国和美国的综合研究调查得出结论表明，不安全感随着失业人数的变化而变化。这不足为奇，同时也暗示现在的不安全感比20世纪60年代更强烈。不安全感长期被认为是蓝领职业者的一个特征，但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白领工作者和英国的金融工作者中也很普遍。因为面临廉价劳动力国家的出口竞争，2001年英国外资企业员工尤其承受着比其他劳动者高水平的不安全感[1]。
[1] Glyn（2006）。
对于那些失业者来说，失业补偿金的多少对他们的生活水平的高低是极其重要的。图5.5描述了20世纪60~70年代失业补偿金增长率——补偿金按平均收入划分的情况，它在欧洲的增长速度尤其快。到1980年，欧洲失业补偿金增长率很轻松地超过了典型的自由经济体制国家。1980年后，欧洲失业补偿金率一直很稳定，与此同时，自由经济体制国家失业补偿金却明显降低；撒切尔夫人实施的补偿金随通货膨胀率变化的政策使得英国失业补偿金逐渐下降，布莱尔政府也继续使用了这项政策。许多国家都对领取失业补偿金的合格条件加以限制，丹麦和英国对领取失业补偿金规定了更加严格的义务，要求工人接受适当的工作；荷兰失业补偿金批准的数量却在增加。
图5.5 失业补偿金增长率（1960~1999）
工资
在第一章中已经提到，自1979年开始OECD成员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是很缓慢的，明显不同于20世纪60年代3%~5%的工资增长率。美国工人周平均工资在2003年是13.62美元，1979年以2003年的物价水平计算是12.36美元[1]。的确工人的平均工资实际上一直到1995年都在减少，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繁荣使工人的平均工资有所升高，但年平均增长率低于0.5%。欧洲和日本工人的平均工资稍高点，每年以大约1%的速度增长。
[1] Mishel等（2005）。
怎样解释工人的实际工资会停滞增长呢？最重要的影响是生产率增长放缓，这一点将在下一章中做更深层次的讨论。但是工人实际工资不会自动与劳动生产率保持相同的增长速度。第一，在第一章中讨论的利润分成的增加使工人实际工资增长落后于生产率增长，这在许多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二，衡量的工资不包括老板们因为社会保障或养老以及医疗（服务）计划而定期缴纳的税款，这些税款在不断地增加，而且这种趋势还在持续。第三，消费价格决定工人实际工资的购买能力，总体上消费价格增长要比家庭收入增长快，例如，租金增长尤其迅速。
对工资分配的讨论比对平均工资增长缓慢的讨论得要多很多。OECD整理了许多成员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间，工人工资不平等的变化情况。图5.6对比了最高工资与中间工资（将占工资分布人数10%的工人和占工资分布人数近50%的工人比较），还比较了中间工资与最低工资（占工资分布人数的10%）的情况。工资差额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类国家——3个至少在那段时期末，没有管制劳动力市场的自由经济体制国家（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5个欧洲大陆国家（芬兰、法国、德国、荷兰和瑞典）。
图5.6 工资差别 （1980~2000）
美国和英国这一组在上面两种工资差异比较中比欧洲这一组要高出许多。1998年，美国和英国这一组高工资阶层与中间阶层的距离比欧洲高出大约1/4，且中间阶层与底层工人工资差异也增加到一半。两组国家中高工资阶层与中间工资阶层工资差距都有所增大，但美国和英国这组的工资差距增大的速度要比欧洲大陆国家那一组快。因此，美国1979年~2003年间，高工资阶层实际工资以27.2%的速率增长，中间工资阶层实际工资按10.2%增长，而让人很吃惊的结果是欧洲中间工资阶层和最低工资阶层的工资差距竟然没有再增大，这就意味着最低工资阶层工人实际工资增长速率与工资平均增长速率接近。但在自由经济体制国家的工资差异中，中间工资阶层与最低工资阶层的差距扩大了，但比最高工资阶层与中间工资阶层的差距扩大得要慢。尽管如此，它们之间差距的相对减少意味着美国最低工资阶层工人实际工资在1979年~2003年间根本没有增长。
因为女性在低收入群体中所占的比例很高，因此女性劳动者的工资增长速度相对快于男性劳动者，这一点成为限制工资不平等增长的一个因素，并且这种趋势仍在继续。20世纪90年代，女性劳动者的工资慢慢赶了上来。总体上说，OECD成员国中生产收音机的女性劳动者的工资从占男性劳动者工资的74%提高到80%。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许多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女性劳动者的工资也相对提高了许多。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女性劳动者工资不再增长。工资差距部分反映出女性劳动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比较低。但是，一项对几个国家工资差异态度的研究证明尽管性别歧视在减少，但仍然在阻碍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平等地位。
如图5.6所示，尽管调查那些工资份额占10%的高工资阶层这一群体有相对较高的收益，特别是在美国和英国情况更是如此，但是这将忽略了某些国家中让人更加震惊的真正高工资人群的增长。在第三章讨论的美国高层管理者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例子。并且，这种现象开始蔓延，已经不仅仅只发生在这个小群体中。皮凯蒂（Piketty）和赛斯（Saez）的研究表明在1979年~1998年间，美国高工资阶层中1%的家庭收入在总体工资中占的比例翻了将近一番（从6.2%到10.9%），同时，工薪层中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其收入占总体工资的比例增长了3倍，达到4.1%（他们挣的工资是社会平均工资的41倍)。实际上，工资最高的5%的人的工资增长了10%，最高的1%的人的工资增长了2/3。另外只能找到法国类似的具有可比性的数据，但是在总体工资收入中，法国工资最高的1%的工人的工资没有这种增长趋势，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高工资者却保持了6%~7%的增长速度[1]。
[1] Piketty（2003），Atkinsonn和Salverda（2004）数据表明，英国1%的高收入者比重与美国的相似，荷兰与法国的比重相似。
最能影响工资分布，同时能灵敏表现就业歧视的指标是法定最低工资。最低工资政策在OECD成员国中有着很大的变化。在许多没有法定最低工资的欧洲国家中（瑞典、德国），最低工资是由劳资双方通过集体谈判设定的，大都在社会平均工资的50%~60%这样一个范围内，跟欧洲其他一些有法定最低工资的标准相近[1]。随着英国和爱尔兰引入最低工资制度，所有自由经济体制国家现在都规定了法定最低工资。它们倾向于采取比欧洲大陆国家低的法定最低工资。这两类国家的最低工资都有低于社会平均工资的倾向。为表明长期以来9个国家平均最低工资情况，图5.7选择了两个最有代表性的国家做对比。法国的最低工资是最高的，而且始终都保持在很高的水平，而美国的最低工资则是一条下滑线，且开始时最低工资水平就很低。
[1] Dolado等（1996）。
图5.7 最低工资与平均收入之比（1964~2000）
降低工资还是减少工作——可恶的取舍
随着20世纪90年代许多国家利润分成增加，国家讨论的政策重点从提高整体工人的工资水平转移到使用更灵活的工资制度上，以便使低技能的劳动者克服劳动力需求减少而带来的失业问题。大多数人认为欧洲失业人数增多和美国的工资差距扩大是同一个平衡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为失业类型作出了简单解释，并提供了一种明显的政策暗示[1]。面对技术进步和工资结构的变化，低技能的劳动者如果还想继续工作的话（像在美国），就不得不接受相对较低的工资，否则就只能失业。
[1] Howell和Huebler（2005）。
但是，这种平衡的重要性作为解释欧洲失业问题的证据，还不够有力。贝托拉（Bertola）等证明了失业和工资差距模式之间的反向变动关系，而艾弗森（Iversen）则认为，私营企业的就业人数增长与工资水平不平等之间存在着正向变动关系，更多直接又具说服力的证明主要集中于技能较低的劳动者中。尼克尔（Nickell）和贝尔（Bell）注意到，20世纪70~80年代不具备技能的劳动者的需求减少了，并且没有发现失业效应在工资效应（工资差异增大）小的国家变得更加严重的证据。豪厄尔（Howell）和许布勒（Huebler）没有发现OECD成员国中工资不平等和低技能劳动者就业水平之间有联系，也没有发现这些措施的变化。卡德（Card）等在美国一篇详细的研究中得出结论，加拿大和法国很难再维持下面这种假设：“加拿大和法国的‘工资缺乏灵活性’已经使这些国家更多的技能较低的工人找不到工作”。
许多研究解释了就业水平与工资水平之间没有很强的关联。有一种解释说，给有技能的劳动者低工资对雇主是否会转而雇用低技能劳动者以及工厂是否依赖低技能劳动者缩减成本进行生产扩展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国家之间“低技能劳动者”在受教育水平最底层的分布情况也是不同的。北欧国家中，计算能力和读写能力较低的劳动者比自由经济体制国家要少一些。无论怎样解释，结论应该是降低最底层劳动者的工资对增加工作机会的影响不是很明显，但是对那些不需要技能的工作造成的相反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
减少福利、降低最低工资、削弱就业保护被认为是劳动力市场削减开支、增加工作的措施。但社会保障措施真的很重要——这是底线。低工资和低技能劳动者与较高就业率之间的关系的证据很微弱，提倡撤销劳动力市场管制的人应该谨慎行事。但是，这些鼓吹者并没有因此退缩，因为经济理论提出了低工资与增加就业的关系，于是他们就假定这种关系很重要，从而就像第二章中提到的那样，OECD成员国、IMF和欧盟都已在毫无保留地推行撤销管制劳动力市场管制的改革。OECD成员国自己编纂的改革措施被其他国家作为“改革强度”的索引，并且没有证据表明进行这种改革的国家可以确保实现失业率的降低[1]。
[1] OECD（1999）；Baker等（2005）。
工会力量的衰退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更多的雇员加入了贸易工会（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成为了被雇用者，而不再是自我雇用者），1979年后，许多国家加入工会的工人的比例开始减少。图5.8显示，在3个主要的发达国家，尽管起点不一样，但工会工人减少的情况却基本相同[1]。美国工会成员减半的情况与其他6个自由经济体制国家没有什么不同。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工会成员也减少了一多半。英国工会经常被嘲弄说是一种具有破坏性和好战略性的组织，它的成员也减少了40%。欧洲大陆国家工会成员减少没有这样猛烈，但也很严重，成员减少了1/5还多。德国情势尤其严重——失去了1/3的工会成员，这还不算东德。一些北欧国家中，较小的工会在失业保险和工会成员比例增长中起了很大的作用[2]。意大利和法国（后者工会成员开始比较少）工会成员分别减少了1/3和1/2。许多国家国有部门工会比私营部门工会要多（例如，英国和德国，前者是后者的2倍）。
[1] 另外，从1979年以来，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自我雇用者的数量也有所增加。然而从1979年的情况来看，自我雇用在非农业领域就业从9.8%增长到11.9%，而在农业领域就业却下降了（见OECD 2000）。令人震撼的是，在美国，被认为是创造机会榜样的非农业就业中自我雇用者的比重，在20世纪80~90年代间下降了，甚至可能比1973年的还低。
[2] 在“根特”体制中，工会分配津贴、高失业率使工人加入工会（见Cecchi和Lusifora，2002）。
图5.8 工会成员占就业人数的百分比（1960~2001）
至少在某些层面上，工会成员减少的信息可能夸大了工会影响降低的现实。但是，OECD成员国中工会成员平均人数从47%降到36%，工会谈判得到的集体协议里的雇工平均比例从67%减少到64%。报道称，许多国家工会的覆盖范围都剧烈减少，英国从约70%减少到约30%；新西兰从60%减少到25%；美国从26%减少到14%。但许多欧洲大陆国家报道称工会的覆盖范围有所增加：法国从80%增加到90%；新西兰从70%增加到80%，甚至一些工会成员大量减少的国家（像澳大利亚）工会的覆盖范围也增加了。在约半数国家里，与企业达成的协议是以法定或政府管理的形式展开的；另一半国家，协议是由雇主们自主扩展的。随着工会成员的减少，工会集体协议的高覆盖率能维持多久似乎成了一个公开的问题。
劳资双方关于工资的谈判方式在OECD成员国中是多种多样的。英国工资谈判主要是在企业和工厂范围内单独进行，几乎或完全不需要英国职工大会或英国产业联合会的协调，集体谈判达成的协议没有法律保证强制实施，协议实施中也没有传统的“和平义务”。在芬兰，雇主与工会间高度协调的谈判主要集中在国家范围之内，而且集体协议是由法律强制执行的，并且自动带有“和平义务”。很明显，总的形势发展是朝向谈判的非集中化。20世纪70年代早期，19个国家中有6个国家劳资谈判都是非集中化的（主要是在公司范围内），7个国家集中达成的劳资协议占主导地位（也有行业范围内的协议）。到了20世纪90年代，19个国家中有10个国家的劳资谈判是非集中化的，而有3个国家的劳资是集中谈判的。爱尔兰是唯一一个劳资谈判向集中化发展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后期正是国家工资协议重新恢复时期，然而，非集中化的劳资谈判并非一定会削弱工会之间的联系。包括丹麦和意大利在内的许多国家，工会在20世纪90年代劳资谈判过程中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OECD成员国劳资谈判过程中工会联合程度较高，只有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法国等工会联合程度水平较低[1]。
[1] OECD（2004a）。
虽然工人罢工总的来说范围较小，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欧洲每年都有平均两次政治性罢工，主要原因是政府减少或者改革养老金、就业保护或者失业补偿金等一系列问题[1]。在过去20多年里，每个国家工会的影响都有很复杂的历史，由于篇幅的关系不在这里一一探讨。接下来将对英国工会的发展进行简短介绍。该国工会一直面临着大规模失业和限制工业化的压力，另外，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又受到保守政府的立法打击。
[1] Kelly（2005）。
英国工会成员从1979年雇用工人的51.6%减少到2002年的30.4%，到1999年，私营部门雇员加入工会的比率降低了20%，虽然手工业工会受到了限制工业化的严重打击，但却被公共服务部门工会的快速扩张抵消了。在英国，“工业结构的变化至少不是工会缩减的主要原因”。在这些成员中，14%的雇员是“自由骑士”——受到集体协议的保护但却不是工会成员——同时也有7%是工会成员，但不在集体协议的保护之中。20世纪90年代，1/3在1990年以前实施了集体谈判协议的工厂废止了这些协议，表明“管理权力的实施使得谈判协议被废除”。工会在新建的工厂中没有得到认同。
反对工会的雇主数量增加是受保守党政府的立法变化鼓励的。工会要想获得法律支持越来越难，罢工工人对工厂的封锁越来越受到限制，罢工前需通知当局，为了防止工会惹上债务，罢工投票变得十分普遍。雇主不能因为某个劳动者不是工会成员而拒绝雇用或解雇。这样一来，原先发生在1/4工作场所，近90%的国营工厂因罢工而关闭的情况几乎销声匿迹了。2000年，工党政府改变法律，它给了工会投票选举代表权力，投票需得到大多数人以及40%的工厂同意才能通过。
工会力量减弱的最重要阶段是1984年~1985年，煤矿工人因为煤矿关闭事件而举行罢工，但这次罢工失败了。政府动用了空前的警力来镇压工会纠察员，以便诺丁汉煤矿能继续为发电厂输送煤炭。秘密警力在破坏罢工中影响最大。愈演愈烈的这场工会运动被严酷地镇压了，最后由英国矿工大会举办了一场全国范围关于罢工的投票活动，基本上消除了业内人士和工会积极分子士气低落的现象。
英国工会全力斗争要使他们谈判得到的奖金与非工会成员大致一样。最近的两项研究作出结论说：“21世纪是否有工会能为工人争取工资奖金是个实在的问题。”对于男性劳动者来说，在工会中要交一定的费用，此前，加入工会也要交一定的费用，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就不是这样了。对于女性劳动者来说，在工会中也需交一定的费用，但不像以前那么多，并且新加入工会的不需要交纳费用。
20世纪70年代，英国工会因制造业劳动生产率降低而受到批评。有证据证明，1980年工会化的工厂生产率更低。20世纪80年代，这些工厂的生产率增长还很快。这与经济衰退和工会力量减弱带来的压力在认识上达成一致，之前工会在这些地方的影响力是最大的。最近对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资料研究表明，在那些谈判分散的工厂中只有一小部分的生产率出现下降，许多工会都是独立谈判的（表明工会按不同产业的划分可能抑制生产力的发展）[1]。从1979年始，英国社会工作强度变得相当大，这与工会影响减弱、生产线速度过快等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这可以提醒工人们生产率增长经常意味着要做更艰难的工作。
[1] Pencavel（2004）。
英国工会主义趋势下降的例子表明产业关系标准可以被削弱。尽管之前的雇主换了新的工作场所、产业，工会仍然希望进行集体谈判。20世纪80年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剧烈变化，私营企业中，工会成员急剧减少。剩下的工会成员跟老板谈判的力量就被减弱了，没有能力用罢工做武器，而且政治影响力也降低了。甚至工党政府在1997年选举最终获胜后，也没能改变这种情况。在英国，人们认为这是新自由主义运动不加掩饰地反对工会，因为能够限制雇主的唯一方法就是有团结的政治力量和工会联盟，但这并不是那么容易。在许多欧洲国家中，雇主间一致建立起了培训体统，他们投巨资来培训工人的技能，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工人们在这个领域娴熟的技能来维持企业特定的生产体系。这就给那些有技能的工人一种特别强烈的目的和兴趣争取在企业竞争中获胜，尤其是那些技能在其他雇主看来没有那么高价值的工人。这可能导致在劳动力市场中形成德国称之为“企业利己主义”的现象，这是长期以来日本大型出口企业广泛具有的一个特征。作为对国际竞争的回应，劳动力与管理层之间的更好的合作是一种趋势，这种类型的企业在德国和瑞典这样的国家普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协会或工会继续在企业范围内有着重要的作用，而那些自由经济体制国家独裁的雇主们却从不想这样。这种发展结果可能使怎样在不同群体的劳动者之间维持工会的团结这一问题提到日程上，例如，来自大企业的工人们、小企业的工人们以及一些国际贸易产业和公共部门的劳动者之间怎样团结起来的问题[1]。
[1] Soskice（1994）；Thelen和Kume（2005）。
资产负债表
1979年后，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可以与之前30年劳动力市场获得的收益，包括工作、工资、工作条件和工人代表等进行特别对比。在黄金时代，失业率很低，工人们从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到工作条件更好的工业和服务业中来工作。薪水稳定上升，工资差异很小，工作时间也缩短了，对工人的法律保护也有所扩大。工会变得强大，这种力量扩展到了各产业领域。但是，从1979年始，劳动力市场疲软，在工业领域失去工作且没有技能的男性劳动者被迫到工资很低的服务行业工作，还有一些失业者甚至被淘汰出了劳动力市场。女性的工作机会增多了，但这些工作大多也是一些工资很少的工作。平均工资水平实际上增长得十分缓慢。那些工资水平在顶端的人相对于中间水平的人的工资有了实质性的增长。工作强度普遍加大。就业保护立法特别是对那些从事临时性工作的工人的保护范围缩小。在斯堪的纳维亚以外国家，工人们在工会中的比例也实质性地减少了。
比起那些社会保护相当强大的欧洲国家，劳动者的地位在许多自由经济体制国家，如美国和英国不断受到侵蚀。在这些国家，失业补偿金稍微有些减少，但大多数欧洲国家失业补偿金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自由经济体制国家，最低工资相对与平均工资有所下降，以至于工资水平处在最底层的工人损失最大，但是欧洲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工资水平处在最高层的人有着惊人的收入，这是美国和英国的典型特征，研究中能够获取有关数据的欧洲国家不存在这种情况。工会协议的覆盖范围受到了限制，许多自由经济体制国家工会覆盖范围迅速减少，即使欧洲国家也是如此。工会在工资和工作条件上的影响也开始弱化了。即使在像德国和瑞典这样工会影响很牢固的国家里，国际竞争的压力可能会使工会的稳固性难以为继。
我们只能把所有的这些认为是劳动者阵地的萎缩。像在第一章中提到的，各国逐渐取消了对企业运行的控制，取而代之的是在像新西兰和英国这样的自由经济体制国家中，劳动者们为最基本的生存和工作条件进行的自卫。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其他一些国家则像是战术性的撤退。但是，后者包括的国家通常比较小，而且都有着很强大的社会民主传统。它们的经验会如何得到普及和扩展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将在第七章继续以更广阔的视角，讨论OECD成员国工人的平等、福利问题。但是，我们首先要弄明白发达国家在增长和稳定方面是怎样做的以及今后将怎样做。这些宏观经济状况构成了对抗劳动者压力、收入分配斗争以及福利国家的产生等问题的根本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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