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安德鲁·格林《放纵的资本主义》（2006）
序言
如今，可控的通货膨胀、和谐的劳资关系、资本不受限制地自由逐利以及以市场为主的调控措施，所有这些都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经济状况的显著特征。一旦这一模式得以确认，它便会很快占据统治地位。然而，就在30多年前，情况还是一团糟：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利润锐减、工会咄咄逼人、左翼政党热烈讨论加强国家干预观念的盛行……这些困境要求政府转变经济政策及其运行状态，以把经济推向一条新的发展轨道。本书将提供这一段简要的历史，描述这些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并考察放纵的自由企业对增长、稳定和公平的经济环境所带来的冲击。
任何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更广泛地被理解和接受，我也不例外。具体到本书，我更希望它能吸引那些对当前经济和经济政策感兴趣的人。尽管我在书中已经尽力解释了那些不太常用的概念，但读者事先熟悉一些经济术语和观点还是会有帮助的。我相信，这本书能够对于那些在社会科学领域——不仅仅是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者，尤其是那些想从全局来了解经济体系如何发展的研究者有所助益。
本书将重点讨论那些世界上富裕的地区和国家——西欧、北美、日本以及澳大利亚等。至于其他国家，它们的重要性则完全取决于其经济发展在何时、何地能够成为影响发达经济体系的主要因素。因此，我在本书中基本上不会提及非洲，但会非常关注中国。对南半球国家感兴趣的读者应该会对本书产生浓厚的兴趣。毕竟，富裕的北半球的经济走向对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具有重要的影响，从而也与那些关注贫困国家利益的人息息相关。正像马克思在1867年所说的：“工业发达的国家向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资本论》德文版序言，第1卷）。
在此之前与他人合著的一本书里[1]，我们首先分析了从1945年到整个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并重点探讨了利润率、经济增长以及劳动力市场。我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的研究主要围绕劳资关系展开的，其次，我们也探讨了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即经济权力在美国、日本和欧洲之间的平衡。人们常常以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即“黄金时代”的繁荣仅仅是借助“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之手，从而逐渐走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废墟。实际上，这并非事实。这一时期的重建只是社会和政治产生动荡的一种体现。关于这一点，20世纪40年代后期《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已经作出了很好的说明：[2]
法国的资产阶级并不甘心政治的失势，甚至经济权力流向于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意大利工业的冷战……随着“打倒共产主义”等嘶哑的民主呐喊，日本的雇主们急于……取缔本就摇摇欲坠的工会运动。
[1] Glyn和Sutcliffe（1972），Armstrong等（1991）和Glyn等（1990）。
[2] 引自于Armstrong等（1991：85-100），其中战后重建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作了较仔细的分析。
当雇主们在工厂的权威和宏观经济秩序恢复以后，经济繁荣出现了。随后，政府平衡预算、适度的货币供给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等也纷至沓来。
然而，经济繁荣又反过来增强了工人的力量，削弱了美国先前的主导地位，也带来了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率上升、利润缩减、汇率不稳定以及劳资纠纷加剧。就像本书第一章所指出的，这些动荡给资本主义的运转带来了严重的挑战。接下来的两章探讨了政府的应对举措——恢复宏观经济秩序、私有化、刺激市场力量和聚焦企业的股东价值。
我们需要用更广阔的视角，来评述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状况。目前，发达国家劳资之间的分配冲突远不是影响资本主义运转的主要问题。例如，1979年4~6月，《经济学人》依旧是值得信赖的评估经济事务的风向标，该杂志刊登了有关工会、劳资关系和劳资纠纷的论文共61篇，而在2005年同期，它仅仅发表了10篇这方面的论文。
那么，除了工会的地位、美元的坚挺、宏观经济政策的改进、赢利措施的推广、资本积累的加剧这些永久性的主题之外，还有哪些新的、显著的发展趋势？首先，就其持续增长的赢利能力、活动范围的广泛性及其对经济生活诸多方面不断扩大的影响而言，金融因素的重要性正在持续上升，它对于发达国家经济的稳定和繁荣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其次，南半球国家靠廉价劳动力扩张的制造能力，在支撑其他部门工人们生活水准的同时，也破坏了北半球国家在传统产业中的竞争地位。最后，在发达国家中，人们总是认为采用新技术夺去了不太胜任的工人们的工作岗位。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们将主要探讨股东价值、公司丑闻、中国出口增长、美国新经济的繁荣、全球化对福利国家的冲击以及对非技术工人的不公平待遇和需求锐减等。
给如此广泛的议题以连贯性的解释是一项很大的挑战。幸运的是，有关当代经济学的走向和论题，前人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例如，《经济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牛津经济政策评论》（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经常刊发的一些重要评论以及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一些工作文件等等。在本书最后的注释部分，我标明了所用资料的来源，有的是解释某个推论或者扩展某个观点。在这些资料基础上进行论证时，我更多地按它们的原貌直接引用，希望通过第一手资料来增强其说服力。当然，书中也包含了一些引文和分析，以支持我的论点。读者可以在注释中进一步深入探究这些问题。我将避免就某些替代性的解释进行长篇大论，因为这样可能影响叙述的连续性，打断许多读者本就有限的兴趣。尽管如此，我也会尽可能地标明什么地方值得大家作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书的许多材料具有定量性。了解这一点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某些指标的调整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它们调整了多少。因此，我引用的另外的资料来源主要是统计数据库。本书的很多材料在国家统计部门或者其他一些国际组织，诸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网站中都能找到，对本书所使用的数据，我都尽可能以大家都能理解的方式予以阐明。当然，由于本书的主要观点都包含在行文之中，如果读者觉得那些图表并无益处的话，也可以概略而过。
当分配冲突——通货膨胀、工资-物价节节攀升以及利润缩减——成为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主要的不安定因素时，某种非此即彼式的解决方式似乎就不可避免。这正是1971年我和鲍勃·萨克利夫(Bob Sutcliffe)所看到的形势：
对于英国的资本主义来说，现在“狼”好像真的要来了……从1964~1969年，国家收入的增长份额的大部分都被工人阶级拿走了……经济措施以及结构变革或许会给资本家增加些许信心，但他们所提出的只不过是另一种偏颇的方式……资本家必须要反击，以使为解决经济困难而作出的努力更具政治性。
现在我们知道，这场斗争的结果是工人运动陷入低潮、宏观经济稳定化以及自由市场主义占据了支配地位[1]。令人颇感意外颇具戏剧性的是，这些现象不仅出现在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以更加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方式出现在前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尽管它们在程度上有所不同。那些认为一旦自由市场逻辑被按照需要而生产的计划经济所取代，经济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旧有观念，现在看来有些太过抽象而且难以具有说服力，最终也失去了政治上的可信度。我同意这一点。
[1] Harvey（2005）曾探讨了新自由主义观点及其发展。
然而，我们也不能像人们宣称“自由主义的终结”那样，认为自由市场的胜利已经走到“经济史的尽头”。恰好相反，随着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的放纵，经济生活中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过于复杂的金融体系是否会反过来激发更大的金融危机、延长经济衰退？把中国、印度庞大的劳动力供给整合进世界经济体系中是否会打破权力的平衡，使之更加倾向于雇主以及给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带来持久的变化，或者重新激化工业化国家的分配冲突？在全球化、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联合压力下，北欧福利国家是否能够挺得住，以某种途径继续发展以满足平均主义者的期望？
在随后的分析中，我们可能会暗示一些具有可能性的答案。但是，如果没有弄懂当前的情况就凭空臆测是没有用的。这也是本书的焦点之一。
2004年秋，牛津大学和圣体学院给了我一个学期的假，使我有充分的时间完成本书的写作，并且牛津经济论文研究基金提供了相关的经费。我对此深表谢意。
我非常感谢从下列人员那里获得参考文献以及未曾公开的资料和数据，他们是：克里斯·奥尔索普（Chris Allsopp）、菲利普·阿姆斯特朗（Philip Armstrong）、保罗·奥尔巴克（Paul Auerbach）、帕勒普瑞·巴勒克瑞斯汉（Pulapre Balakrishnan）、乔·布兰德（Jo Blanden）、苏珊·M·柯林斯（Susan M. Collins）、马丁·康永（Martin Conyon）、保罗·伊金斯（Paul Ekins）、杰里·爱泼斯坦（Jerry Epstein）、乔纳森·加纳（Jonathan Garner）、约翰·格柱尔（John Grahl）、弗朗西斯·格林（Francis Green）、鲍勃·汉克（Bob Hancke）、布赖恩·哈里森（Brain Harrison）、迪特尔·赫尔姆（Dieter Helm）、托本·艾弗森〔Torben Iversen）、约翰·奈特（John Knight）、安东尼·梅门特（Anthony Maidment）、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陶·拉（Tao Ran）、凯瑟·斯坎伦（Kath Scanlon）、凯瑟琳·西伦（Kathleen Thelen）、罗伯托·托瑞尼（Roberto Torrini），最后是菲利普·范·帕瑞森（Philipe Van Parijs），他对“基本收入”的长期坚持最终赢得了更多的支持。卢卡·努斯亚达（Luca Nunziata）欣然同意我引用他著作阐释过的一个观点。马科托·伊藤诚〈Makoto Itoh）给了我卓越的建议。如果我不想长篇大论的话，写的可以更简短些。
在本书的草稿中，我从下列人士的评论中获益匪浅，他们是：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安德烈·保赛尔（Andrea Boltho）、戴维·钱伯斯（David Chambers）、安德鲁·查尔顿（Andrew Charlton）、乔纳森·加纳、弗朗西斯·格林、戴维·豪威尔（David Howell）、马科托·伊藤诚、约翰·奈特、哈里·李（Harry Lee）、约翰·奎肯（John Quiggin）、特里·皮奇（Terry Peach）、戴维·索斯凯斯（David Soskice）和众多的匿名读者。我从与下列人士的长期合作中获益良多：菲利普·阿姆斯特朗、迪安·贝克（Dean Baker）、V·巴斯克（V. Bhaskar）、伊斯娃·爱德姆（Esra Erdem）、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戴维·豪威尔、艾伦·休斯（Aan Hughes）、阿兰·利普斯（Alain Lipietz）、史蒂夫·梅钦（Steve Machin）、鲍勃·罗桑（Bob Rowthorn）、约翰·施米特（John Schmitt）、阿吉德·西恩（Ajit Singh）、魏玛·索万达（Wiemer Salverda）和鲍勃·萨克利夫。
在本书写作的最后阶段，玛丽·罗伯特森（Mary Robertson）提供了很好的帮助和建议。与鲍勃·罗桑、戴维·索斯凯斯以及林恩·沃尔什（Lynn Walsh）的多次讨论对本书是非常有帮助的。鲍勃·罗桑，是我参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引路人，他极其认真地审阅了全书，使我避免了诸多失误，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和激励。萨拉·卡罗（Sarah Caro）是一位令人鼓舞的、给人以帮助的编辑，还有最重要的是，温迪·卡林（Wendy Carlin）在全书的出版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支持作用，通过对全部书稿每一个细节的阅读和评点，她出色地帮助我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尽管她还必须同时完成其他更有分量的大部重头著作。
安德鲁·J·凯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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