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1944）
第十章 “我国的商业界”与奴隶制
资本家最初曾助长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后来又帮助去摧毁它。当英国资本主义依赖西印度群岛时，他们对奴隶制不予过问或者为之辩护。当英国资本主义发现西印度群岛的垄断集团是一个累赘时，他们就把摧毁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作为摧毁西印度垄断的第一步。奴隶制对他们来说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是以经纬度来确定的。这一点，从他们在1833年以后对古巴、巴西和美国的奴隶制的态度，就可以得到证明。他们嘲笑对手只是在生产蔗糖的地方才看到奴隶制，从而把自己的眼界囿于狭小的范围之内。[1]他们拒绝按道义来制定关税，拒绝在每个海关设立讲坛，对那些等待上岸的人们灌输反奴隶制的教义。
1815年前后，英国政府试图贿赂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要它们废除奴隶贸易——1818年给西班牙四十万英镑，要它答应废除奴隶贸易。这一切都没有起作用。那些条约被看成是一纸空文，因为废除奴隶贸易就会毁掉古巴和巴西。因此，英国政府在西印度群岛人的强烈要求下，决定釆取更为激烈的措施。威灵顿被派往参加在维罗纳召开的国际会议，建议大陆国家抵制那些仍然从事奴隶贸易的国家的产品。如果有人问他，英国是否同样准备排斥那些不是为消费而是为转运（从奴隶贸易国家进口）的产品，他就要表示，愿把这个建议交给他的政府去考虑。[2]这些指示，实在是低估了欧洲大陆政治家们的敏锐的观察力。人们对威灵顿的建议不置可否，因为他说“那些非难和异议的征兆，不仅使我深信这个建议不会被采纳，而且使我深信这个建议的提出会被说成是出于与废除奴隶贸易的人道主义愿望完全无关的利害动机！”正如坎宁向他的内阁报告的那样：“人们对于建议中不让巴西蔗糖进入俄罗斯、奥匈帝国以及普鲁士王国境内一事（正如预料的那样）报以一笑；这就表明，欧洲大陆的政治家们怀疑我们的建议中可能有着某种私利，就是为了排斥与我们的产品相竞争的殖民地敌手的产品；同时，他们也感到惊讶，我们竟会同意转运我们极力劝阻他们消费的那些产品。”[3]
一位议员后来称为“有利可图的仁慈”指的是什么，也就一目了然。[4]巴西的独立给坎宁一个更有利的机会。用承认巴西的独立来换取废除奴隶贸易。但是，也有一个危险：法国会在奴隶贸易继续进行的条件下承认巴西。那么，英国同巴西进行贸易，并且向巴西出口，又怎么样呢？坎宁提醒威尔伯福斯说：“英国与巴西进行贸易，非常有利，但是我们必须谨慎从事，处处留心；我们必须要使英国人在贸易上的感情以及在道义上的感情与我们息息相通。”[5]道义还是利润？这是英国必须加以选择的。坎宁在给威尔伯福斯的信中坦率地写道：“你大声疾呼反对承认没有抛弃奴隶贸易的巴西……你感到惊讶，威界顿公爵居然没有接到指示要他这样说，如果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禁止巴西的产品，他将放弃与巴西的贸易（我恐怕这就等于放弃蔗糖和棉花的进口和再出口）。你有权感到惊讶，这是满有理由的，因为当我们要求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必须准备作出牺牲。我赞成作岀牺牲；但是如果对于我国商业界的意见没有充分的了解，谁敢同意这样做？”[6]
我国的商业界并没有让坎宁捉摸多久。1815年，议会中提出了一个法案，禁止英国资本把奴隶贸易作为一项投资。后来与独立的西属美洲有密切关系的一家大银行的巴林，提出一个严重警告说，英国的每个商业组织都会提出请愿，反对这个法案。[7]因此，上院没有通过这个法案。1824年，伦敦的一百一十七名商人请愿，要求承认南美洲的独立——总之，请愿者都是伦敦商业界的人物。曼彻斯特商会的会长、副会长和成员宣称，南美市场向英国工业开放，一定会给英国商业带来最大的有利的后果。英国资本主义不能再满足于走私了。
这个南美市场，特别是巴西，是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并且需要奴隶贸易。因此，英国资本家开始了一个强大的运动，反对他们的政府在非洲海岸驻扎军舰、以便使用武力查禁奴隶贸易的政策。这一政策的花费很大，超过了每年对非贸易的总额。1824年，非洲出口货物十五万四千英镑；进口英国货十一万八千英镑，进口其他国家的货物十一万九千英镑。休姆说，这里进行贸易的范围非常之大，国家为此要在这死亡的奴隶海岸上牺牲大量的人命。[8]为了对英国海员讲求仁道，需要放弃这种做法。如果某些废奴主义者蒙受了人道主义的欺骗，为什么竟然还要让他们去欺骗议会？英国人民不能以这样过髙的代价为非洲换取恩惠。
这一切都是1833年以前的事情，而且是和资本家攻击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同时发生的。1833年后，资本家们仍然和奴隶贸易本身有牵连。英国的货物——棉花、脚镣和手铐，从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直接运往非洲沿岸或间接运往里约热内卢和哈瓦那；古巴和巴西的货物承销商就用它们来购买奴隶。据说，巴西用来购买奴隶的货物十分之七是英国制造的。[9]人们私下议论说，英国不愿摧毁非洲沿岸的奴隶出售中心，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会断送了英国的印花布的销路。1845年，皮尔拒绝否认这个事实：英国臣民正在从事奴隶贸易。议会中代表利物浦的议员在受到人们直截了当的质问时，并不准备否认利物浦对非洲或其他地方的出口货物是用于“某些不正当的意图的”。[10]英国在巴西开设的银行为奴隶贩子提供资金，给他们的货物予保险，以此来赢得他们的东道主的欢心。英国的采矿公司拥有并购买奴隶，在他们的企业里利用这些奴隶进行劳动。布鲁厄姆在谈到古巴和巴西的发展情况时说：“我们不得不作出痛苦的结论，在所需要的这一大笔资本中，至少有一大部分肯定是属于我国的富人们的。”[11]约翰·布赖特在说下面这番话的时候，对于他的兰开夏的选民的利益完全是胸中有数的。他在1843年大声疾呼，反对在奴隶贸易中禁止即便是间接地利用英国资本的法案，因为这不过是一纸空文，而这个问题只应听凭每个人的荣誉感和道义感。就在这一年，从伯南布哥、里约热内卢和巴伊亚出口的糖的八分之三、咖啡的二分之一、棉花的八分之五是由英国商号经营的。
资本家们已经受够了英国的“崇高的试验”。商业就是伟大的解放者。[12]制止奴隶贸易的唯一途径就是坚信自由贸易的永恒的和正义的原则。别去管奴隶贸易了，它会自行消亡的。如果任何一个国家的恶棍们要去从事奴隶贸易，那么，他们会自食其果的；让世界的道义政府这个更高的法庭来审判吧。在为查禁奴隶贸易而作的努力中白白耗费的金钱，可以更为有利、更合乎情理地用于国内。布赖特批评这种主张是蛮不讲理：要对非洲讲公正，就应该对英国不讲公正。科布登争辩说，在议会两院从事一项把整个非洲从野蛮中拯救出来的计划之前，他们近期在国内和议会两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13]英国海军舰队在非洲沿岸的活动被描写成海盗远征,[14]这种活动使得英国每年失去了很多最优秀最勇敢的人，从而使无数的英国家庭失去了亲人。还有其他可以注意的人间社会幸福的方面，还有其他可以致力推进这一幸福的手段，因而他们不应依靠财政条例来粗暴地干涉他人的感情。从事奴隶贸易的国家的舆论，一定会被争取站到人道的事业方面来，而不会由于一项强制政策而疏远；而且，在人道主义的道路上，不可能指望巴西人会比英国人走得更快。[15]英国的“荒谬的和无知的人道”，只能加重奴隶们的痛苦。[16]赫特说，他们已经使用了“随心所欲的、也可以说是无法无天的手段——随意使用公款；海军舰艇对有可能出现贩奴船只的每条海岸和每个海域进行监视，在赤道区域一半的地区设立特别法庭，使用了也许是我国对任何一种公众事物从来没有使用过的那种外交影响和力量。”[17]尽管做了这一切，奴隶贸易还是在增长。这是一种疯狂的改革运动，然而即使是拿出英国海军部的全部兵力和英国财政部的全部财源，也是不可能禁止奴隶贸易的。他们辛辛苦苦地干了三十年，即便是一个疯子也不会对他们将来会取得成功抱任何乐观的幻想。难道英国政府让它的理智屈从于善心？把它的外交出卖给一种毫无道理的狂热意图了吗？看来很奇怪，政府部门不是以致力于国内的宪法自由而著称，反而认为一个地处遥远而秉性野蛮的民族却比本国的同胞在良知上可以提出更多的要求。国人厌恶这种“慈善侈谈”[18]这些异想天开的、轻率而无用的体系,[19]是一种阴险而虚伪的慈善；[20]是一些所费不貲而且失败的试验,[21]它危害了世界和平，因此必须予以抛弃。上帝的法律并未许可英国人把整个世界置于奴隶贸易的纷扰之中。[22]
帕麦斯顿到哪里去了？奴隶贸易被称为帕麦斯顿的“慈悲的怪念头”；而且，他以奴隶贸易的坚决反对者的面目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出现。帕麦斯顿在公务上没有什么成就，而在公务之外，他却唆使政府作出更大的努力去完成他所没有完成的事情。他在提出一个只涉及1815年至1843年间奴隶贸易情况的报告书的时候，却同时发表了一个占议会议事录二十五栏的长篇演说；这是一个夸夸其谈的、冠冕堂皇的长篇演说，这可能是从过去半个世纪反对奴隶制的许多演说中摘选而成的，是给一个简单的不关痛痒的动议做陪衬的。[23]他每月有一次要吸引人们注意他的辛勤工作，好象他在向议会和全国人民呼吁充分赞赏他在这一事业中付出的辛勤努力。但是，当代表曼彻斯特的议员着重指出，英国的查禁政策正在造成与巴西政府之间的困难，从而反对武装干涉时，帕麦斯顿却大谈起法国、古巴和马斯喀特的伊玛目等其他事情，就是没有谈到巴西的奴隶贸易问题。[24]随着议会中反对查禁政策活动达到高潮，帕麦斯顿则希望“没有任何委员会会提出一项与我们一直遵循的方针相反的建议……也没有任何人会说，我们应当走回头路。”[25]他认为，他们已经证明自己对查禁奴隶贸易是有热情的。如果他们禁止进口巴西糖，巴西就会认为他们并不真正相信自由劳动比奴隶劳动便宜。在敦促实行西班牙要求的贸易互惠时，他警告说，他们就会像失去与巴西进行贸易一样，失去与西班牙（古巴）的贸易，这完全是由于政府“不合理的关税和有害的政策”造成的。“他们在与巴西进行贸易，及与西班牙进行贸易中，已经牺牲了我国的商业利益；而且，我恐怕在将来的其他方面的贸易中，也会如此。所有这一切都是出于一种为了企图坚持一种以虚伪的借口为基础的偏爱的怪念头。”[26]“十九世纪的最后一支蜡烛”熄灭了。
迪斯累里也以经济的理由谴责查禁奴隶贸易；谴责它是一个可疑的政策，使英国在每一个法庭上、在每一个殖民地中都遇到困难。[27]威灵顿把这叫作犯罪——“违反各国法律，违反条约”。[28]甚至格拉斯顿也被迫要在英国资本家的需要和西印度种植园主的需要之间进行选择。1841年，他是全力支持查禁的，并且质问资本家们，是否为了微不足道的利益，就准备放弃他们在全世界人们面前所赢得的崇高称号和高贵的品德？难道他们要把每个矛盾都公诸于世，以便进一步制造更大的矛盾，或者，要用错误的一致性来代替对正确的事物的承认吗？然而，他在1850年就谴责査禁政策是违悖常情，十分荒谬的。“一个国家的政府竟然要纠正另一个国家的道德，这不是天经地义的。”[29]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西印度群岛过去的奴隶占有者，现在却高举着人道主义的火炬。那些在1807年一直故作悲哀地预言说英国对奴隶贸易的废除会“引起商业衰退，收入减少，航运缩减，最后逐步动摇并完全挖掉英国繁荣的伟大基石”的人，[30]在1807年以后，又起来反对“一个盗卖那些贫穷而于人无害的人们的制度”。[31]一个西印度群岛人巴勒姆，引用1815年的法案提出，对利用英国资本在国外从事奴隶贸易者应给予刑罚惩处，即使是为贩奴船只提供保险者也属犯罪之列。1830年，西印度群岛的利益集团为了解决殖民地日益增多的麻烦所提出的补救办法中，有一个决议案要求“采取比迄今为止为了制止在国外进行奴隶贸易所采取过的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措施；英属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的繁荣……最终取决于有效地查禁在国外的奴隶贸易。”[32]牙买加1832年派往英国的使者宣称：“殖民地乐意废除野蛮的贸易，这种贸易是这个时代的进步文明再也不能允许存在的；但是他们显然满有道理认为，慈善家们不应该对破坏英国的贸易一事感到满意。”[33]1849年，牙买加展开了一场强大的废除奴隶贸易的群众运动。在公正对待非洲的问题上，所有的阶级、种族、政党和阶层，都联合起来了。他们谴责奴隶贸易和奴隶制“违反人道主义，对非洲造成了最大的罪恶，使所有从事这种贸易的人堕落，对被奴役者的道德和精神利益方面都是有害的。”他们还声称“可恶的'奴隶'一词（应该）从全世界的词汇中予以清除。”“奴隶制必然垮台，那时，牙买加就将繁荣起来。”他们尖锐地指出，英国已经为非正义的事业走向战争了。[34]
然而，英国资本家们仍然无动于衷。1857年伦敦《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声称：“我们知道，从整个商业意义来说，英国是美国各州中的一个州，而实际上，我们却是南方种植园主的伙伴；我们掌握着他们所出售的一切物品，他们的牲畜和农具的帐单，并拥有奴隶制利润中的最大份额……。我们给予斯托夫人以最大荣誉，赞赏她的著作，并为反奴隶制的总统祈祷……，但是整个这个时代，不仅我们自己，而且全世界穿的东西都需要'山姆大叔'以及他的受苦受难的同胞摘下并清理的棉花。这就是我们的贸易。这就是英国工业需要的主要商品。我们是菜格里先生的棉花代理商，经营他的棉花作物的加工和销售。”[35]英国资本主义摧毁了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但它却继续使巴西、古巴和美国的奴隶制茁壮成长。但是，西印度群岛的垄断却一去不返了。在内战时，英国政府几乎承认了南方邦联。具有极大讽刺意义的是，却要由西印度群岛人格拉斯顿在纽卡斯尔提醒他的听众说，美国内战“或许已经成为过去所发生过的大规模内战中最无意义的一次内战”，还说：“毫无疑问，杰佛逊·戴维斯以及其他的南方领导人已经建立了一支军队；看来，他们正在建立一支海军；而且他们已建立的不止如此，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国家。”[36]
[1] Hansard, Third Series, XCIX, 1223. G. Thompson, June 26, 1848. Thompson was a prominent abolitionist speaker.
[2] Despatches…，of Wellington, I, 453. Wellington to Canning, Oct. 28,1822.
[3] Correspondence… of Canning, I, 62. Memorandum for the Cabinet, Nov. 15, 1822.
[4] Hansard, Third Series, XCVI, 1096. Hutt, Feb. 22, 1848.
[5] R. I. and S. Wilberforce,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Wilberforce (London, 1840). II, 466. Oct. 24, 1822.
[6] Despatches… of Wellington, I, 474-475. Oct. 31, 1822.
[7] Hansard, XXX, 657-658. April 18,1815; Ibid., XXXI, 174. May 5,1815. For the Barings and Latin America, see Jenks, op. Cit., 48.
[8] Ibid., New Series, XXV, 398. June 15, 1830.
[9] Ibid., Third Series, XCVI, 1101-1102. Jackson, Feb. 22, 1848.
[10] Hansard, Third Series, XCVIII, 1168. Palmerston, May 17, 1848; Ibid., 1198. Cardwell, May 18, 1848.
[11] Ibid., Third Series, XCV, 938, 942, 945. Aug, 2, 1842.
[12] lbid., Third Series LXXVII, 1066. Ewart, Feb. 24, 1845; Ibid., LXX, 224, June 22, 1843.
[13] Ibid., Third Series, CXIII, 40. July 19, 1850.
[14] Ibid., Third Series, XCVII, 988. Urquhart, March 24,1848.
[15] Ibid., Third Series, CVII, 1036. Gibson, July 27, 1849.
[16] Ibid., Third Series, XCVI, 1101. Hutt, Feb. 22, 1848.
[17] Ibid., Third Series, LXXXI, 1158-1159. June 24, 1845.
[18] Ibid., Third Series, XCVII, 987. Urquhart, March 24,1848.
[19] Ibid., Third Series, LXXXI, 1165, 1170. Hutt, June 24,
[20] Ibid., Third Series, CIX, 1109. Hutt, July 19,1850.
[21] Ibid,, Third Series, CXIII, 61. Hutt, July 19, 1850.
[22] W. L, Mathieson, Great Britain and the Slave Trade, 1839-1865. (London, 1929), 90n, The phrase is Carlyle's.
[23] Hansard, Third Series, LXXVI, 947,963. Peel, July 16, 1844.
[24] Ibid., Third Series, LXXXII, 1058-1064. July 24, 1845.
[25] Ibid., Third Series, XCVI, 1125. Feb. 22,1848.
[26] Ibid,, Third Series, LXXXII, 550, 552. July 15, 1845.
[27] Ibid., Third Series, XCVIII, 994-996. March 24, 1848.
[28] Ibid., Third Series, L, 383. Aug. 19,1839.
[29] Ibid., Third Series, CIX, 1163. March 19, 1850.
[30] The Manuscripts of J. B. Fortescue…, IX, 14-19. Edmund Lyon to Grenville, Jan. 16, 1807.
[31] Hansard, XXVIII, 349. Lord Holland, June 27, 1814.
[32] Statements, Calculations and Explanations submitted to the Board of Trade…, p. 84. Letter from Keith Douglas, Oct. 30, 1830.
[33] C. O, 137/186. Memorial of Jamaica deputies, Nov. 29,1832.
[34] D. Turnbull, The Jamaica Movement, for promoting the enforcement of the Slave-Trade Treaties, and the Suppression of the Slave Trade (London, 1850), 65, 94-95, 99, 120, 201. 249, 267.
[35] Times, Jan. 30, 1857.
[36] Guedalla, op. cit., 64-66.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