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比尔·麦凯大哥（美国早期汽车业工人的斗争）
第二十一章 五号门战役
通用汽车公司在弗林脱这一环瘫了下来。
接着是克莱斯勒厂。在这个不可抗拒的组织起来的巨浪中，这些庞然大物一个接着一个倒下了去了。
在每一次代表大会上，比尔都会站起来大声疾呼：“我们哪一天才能去把福特工人组织起来啊？”
现在汽车工业的主要部分都已经稳稳地在控制之中了。工人们可以集中力量来对付资产阶级在汽车工业中最后的一个堡垒了。历史终于赶上福特。福特曾经说：“历史全是废话。”可是比尔却要叫福特修正这一看法。
这些斗争他全都参加过：从凯尔斯—海士厂到福林脱厂。他独自一个人就替差不多两千个新会员入会时签署过会员证。他介绍了两百人左右加入共产党。福特工人对他熟悉的程度同另外那个“老家伙”几乎一样——那个“老家伙”现在可不再亲自到工厂里来了，越来越深地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幻想里、博物院里、上层阶级的宴会里和自己的阴谋里。
哈里·班奈脱也知道命运是注定的了。历史在敲动着他的有匪徒把守的大门了。他应付这个问题是有他自己的一套策略的。首先，他通过福特工厂替自己搞到家当，以便到了事情糟透顶的时候，自己不至于在街头求乞。接着他就开始活动起来。他增加了三千名流氓来加强特务部门。全国的流氓听说班奈脱“来者不拒”地收用，便像蝗虫一般蜂拥到底特律来。他到各处监狱里去搜寻更多的匪徒，他每到一处都要布施“自由”。
可是这对他来说，还不是绝对的保证。他把这些人之中一半伪装成车间的工人，派他们打进工会里去。这些匪徒们大多成了正式工会会员。
他不就此为止。现在他又设法贿赂和腐蚀所有他能用这些办法接近的工会领袖；派出一些中间人去摸清他这些对象的底细，打听他们对钱、女人和酒贪爱到什么程度，他们私生活中有什么秘而不可告人的事；另外，最重要的是他们反共反到什么程度。
他对最后这个问题特别感到兴趣。他是个善于操纵别人的感情、弱点和罪恶的厉害的角色。他知道所有职业反共者骨子里都是一家人。“大炮”荷马·马丁曾向全世界宣扬他主张组织一个“美国人的”工会；并声称他是出于爱国热忱而反对“共产主义”，并且要和它们斗争到底。
班奈脱很喜欢这种爱国志士。他自己就是一个这样的爱国志士，为了要把工人们从可怕的共产主义厄运中拯救出来，即使把他们的工会捣毁掉也在所不惜。
班奈脱一开头就看中了荷马·马丁。有相同想法的人，不管他们中间有多少障碍，总是有办法搞到一起来的。产联已采用要和反共宣传作斗争的公开政策，这一武器使工会摆脱开破坏分子的魔掌。亚戴士、汤麦斯、鲍勃·屈拉维斯、温丹·莫铁茂、华尔德·路德全都痛斥过反共宣传，并指出这是资本家用来分裂工会的策略。路德在这一点上说得特别清楚而有力。可是荷马·马丁感到潮流在转变，便紧紧地抓住这一点不放，就像快要淹死的人抓住一根稻草一样。
班奈脱派了一个名叫约翰·吉烈斯比的人去见荷马。
可是班奈脱单依靠这些办法还放不下心来。他接着又使四个组织——美国自由战士团、工人社会公义委员会、独立汽车工人协会和美国福特工厂员工协会——动起来了，并且一个接着一个地“承认”它们是实际上代表福特工人的真正的工会。
他加紧了工厂内部的恐怖统治，突然间暗探像有毒的蕈一样遍处都是。传到比尔耳朵里来的是：工人们吃饭、上厕所、上汽车，都有特务在盯梢。
班奈脱并且还开始虚构事件陷害工人，诬赖他们损坏了工具或零件（其实是他自己事先布置好人弄坏的），然后当场解雇了这些无辜的工人。据佩西·刘威林报道，福特公司后来又把这些被解雇的工人叫回去，问他们道：“你预备拥护荷马·马丁的‘美国人的’工会吗？”要是那个工人表示同意的话，他就重新取回证章，恢复传送带旁的职位。四年之中，有四千个工人受到这样的“甄审”。
福特被工会所控告的一系列对待工人的非法手段，正在等待着全国劳工关系局的审理。可是福特的律师们有本事让案子一直拖延下来没有判决。
同时，恐怖统治达到了最高峰。
令人惊奇的是在三十个年头的恐怖统治之后，在红河以及福特的其他工厂里留下来的工人并不是一些最听话、最胆小、最驯服的工人。有些工人被枪杀了；有些很早就给加速制度赶进坟墓里去了；还有些工人给迫害得失了业，排到领救济面包的行列中去了；还有些工人若干年来一直过着这些充满恐怖的日子，随时都准备会给人家撵走。然而他们还是在厂里，在他们中间有共产党员们，不可征服，不可摧毁。
这就是比尔所宣传的道理得到证实的地方。资本家需要工人，尽管他们经常大量杀害工人，削弱工人的意志，他们还是少不了工人。有工人的地方就会出现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来自他们中间，代表着他们最内心的愿望。
你要想取得在第亚邦镇发传单的权利，必须拿一份传单到市政府去审查，得到了许可后才能散发。
有一次华尔德和比尔一起草拟了一份传单，比尔带了一份到市区去要求官方批准。市政府的一位职员对传单看了一眼就颇不在乎地说：“搁在这里吧。我们要好好审查一下。”
“你这是什么意思，”比尔很生气地说，“好好审查一下？”
“可不是吗，”那个职员说。仿佛他从来没有听见过美国宪法这个东西似的。“这宣传里面也许有福特不乐意听的话呢。”
“这还用你说，谁不知道里面有福特不乐意听的话呀！”比尔火了。
那个职员大为惊讶地抬起头来看着他。他生平从来没有听见过说话说得这样“肆无忌惮”的人！看那样子好像希望天上立刻打个雷把这个异端分子消灭！这家伙准是共产党，除了共产党，还有谁胆敢要求言论自由？
为了希望能“合法地”发传单，比尔还是不得不把传单搁在那里。第二天他来取传单，传单上已经改好了戳子。他带回去给了路德，并且接洽好如何印刷的事宜。然后他们两个人一起到工厂去看看情况。
“你想我们应该怎么办？”华尔德问道。
“我看，”比尔说，心里正在衡量着福特工厂的整个地形（注意着它有这么些年头啦！），“在第三、四、五号门门口都该搞几个人。”
路德抬头看看厂里的天桥。“要是我们设法在四号门那边的天桥上散发的话，可能产生好的宣传效果。”
“我说，华尔德，”比尔说。“别到四号门那座天桥上去。这样很可能会挨福特特务部门的喽啰们揍，并且会叫他们把你从天桥上扔到下面街上去。”
比尔不主张不计较效果地去冒险。
他们和当时在底特律的理查·弗兰根斯汀一起研究出发传单的详细办法。他们知道市政府那个办事员一定给福特特务部捎过信，特务部一定会出动来对付他们。比尔过去的经验已经告诉他用不着存任何幻想。一定要想尽办法来避免暴力冲突。
那天是一九三七年一个明朗的五月天，比尔和几个男女工人一起到五号门去。福特的特务们可以从他们所戴的黑眼睛（为的避免别人辨认）这个标识识别出来。带着照相机的新闻记者（他们当时和以后永远都是路德的盟友）到处都是。
要进五号门，你可以从狄克斯街穿过一条打密勒路通过来的地道，也可以从大路进去。
“由地道去要省劲些，”有人建议道。
“别走地道，”比尔很快地应上来说。“谁也难说是否有什么人在那里埋伏着。跟着大路走吧。”
他向四号门那座天桥上望过去，看见路德和弗兰根斯汀在上面走着。
“那两个大笨蛋上那儿去干吗？”他喃喃自语地说。“他们可能把命给送了！”
他知道路德是非常喜欢出风头的，冒多大的危险都不在乎。但是比尔对他那种风头主义并不赞成。然而现在可没有时间来细细推敲这些了。因为当他们刚一走进五号门，突然有一伙为数四十左右的福特特务向他们扑过来。其中有一个带头的指节上贴着白橡皮胶。他们一直冲进这一小堆人里来，就动起全武行来了。他们看见戴着一顶海外工会帽的汤尼·马里诺维奇就嚷道：“揍那个带工会帽子的杂种！”
那些打手们把汤尼围起来的时候，比尔就冲过去援助。他的脚踝骨处给人踢了一脚，嘴巴上也挨了一拳。他看见汤尼在那些职业打手的粗壮的胳臂和肩膀下面倒了下去；他听见和他们一起来的那几个女人的怪叫声和匪徒们的下流、残酷的叫嚣声混杂在一起。
“我们有第亚邦市政府的许可证！”比尔嚷道。
“那玩意儿在此地可算不了一回事！”有一个福特特务举起了像棍子一样的拳头，回答他道。
他们看见一个黑种工人就都向他围上去，“踢他的肚子，揍他头他还感觉不到呢！”
在这同时，在比尔·勃鲁克斯领导之下的第亚邦警察却站在附近袖手旁观。勃鲁克斯因为他在饥饿游行屠杀中的暴行而早已臭名昭著。
桥上的匪徒们已经把路德和弗兰根斯汀打倒在地上，让弗兰根斯汀挨了一顿结实而地道的痛打。“我被他们打倒在地上，可是有一个人从背后抓住了我的外衣，把我拉了起来。他们随后又把我打倒在地上，把我推过来侧卧着，用脚踢我的肚子……就这样揍我揍了五次之多。他们让我在地上躺了一会；在那一段时间内，隔一会儿便有人用脚后跟拼命地在我身上踩。他们把我两腿拉开，然后踢我的阴囊。”弗兰根斯汀后来自己这样作证。打手们的口袋里都有警棍和枪柄突出在外面。他们手上全戴着铜制的指节防卫具。
工人们逃散开来去找掩蔽的地方，而匪徒们却在后面紧追着他们。他们逃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一群乱了的血肉模糊的人群了。汤尼·马里诺维奇上医院去的时候，脑袋已经给打破了。
著名的“天桥战役”（这就是后来为外界所知悉的名称）结果是完全溃败了。福特暂时又安全了。空气中充满了血腥的气味。
可是如果班奈脱以为这一顿大打出手就会使运动受到打击，那就错误得可怜了。当然他袖子里还有一张王牌——马丁已经染指福特的贿赂，并且已在和班奈脱筹划最后出卖的计谋。荷马·马丁已经独断地组成了六〇〇分会，取缔了以前的九八分会，即一九三七四分会的后身。这个分会打开头起就一直在组织福特工人，比尔曾一度当过该分会主席。马丁就这样从这个分会的特许状上抹掉了那些创办人的名字。而新的特许状上现在所列的名字中却有一个名叫诺埃尔的工贼（他后来专靠陷害那些和麦卡伦法令驱逐出境案件进行斗争的人为生）。
那些想组织一个福特分会的人就必须不顾路德的反对去研究一下一七四分会的档案，同时把福特工人和别的工人分开来，以便把他们组织在一起。然后他们就秘密地开会，去开会时都得带着印有号码的卡片，这种卡片只发给经过比尔和其他可靠的领袖们多次审查过的人。他们根据从长期经验中获得的有效办法，在小房间里和礼堂里开会。在这方面比尔的经验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他曾经使狄龙蒙在鼓里而不知所以。他已经策划出一套最完善的组织工会的办法而不会被人发觉。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不使任何一个人被解雇！”
约翰·勒·路易士和汽车工人的领袖们在亚克隆开了一次会，决定派麦克·魏徳门负责把工业界开放工厂主义的最后一个堡垒组织起来的这一运动。魏徳门把脑曼·施密斯带来了，施密斯在别处曾跟福特斗争过，他和比尔在对于如何进攻这个堡垒的方法上，彼此见解完全一致。
他们两个人在工厂外面来回巡视了不知有多少次，在睡梦中甚至都看见这座工厂。施密斯是个大个儿，老是穿着一件敞着领的衬衫，什么也不怕，坚强、实事求是。他私下告诉了比尔他对路德和弗兰根斯汀两个人的估价，看透他们不过是“新闻电讯中的骑士”——那种当狮子已死才冲了进来，好让人家把自己两脚跨在狮子脖子上的雄姿留影的人们！
“这是什么地方？”施密斯问比尔道，当他在一座大门前站住的时候。那座大门前似乎总该有一条护城河和一架吊桥似的。
“四号门。”
“这儿怎么样呢？”
“对，最好放一个纠察队。”
他们在笔记本上记了下来。
“哪儿呢？”
“你是说那座天桥吗？”
“是的。”
比尔点了点头。
他们往前走去，比尔把凡是要特别留神防备工贼的地方都一个个地指了出来。这个工厂的地形圈在他脑子里已经画了有上千次。他已经在每一扇大门上做个记号，已经上百次地看见成千成万的工人把这些大门堵起来了，看见密勒路上纠察队排得水泄不通，看见——在他自己的心灵中看见——“红河”被成千成万现在正在厂里面传送带旁拼着命赶活的工人包围住了。
现在时间越来越接近了。梦想已从他脑子中跳了出来，并长成脚会自己走路了，真是生气勃勃，准备一显身手。比尔已经掌握了每个细节、对每一步骤都计划了上百遍，在他睡梦中这次罢工已经进行过上千次了。在好多细节还没有形成以前，他早就为这些细节而操心了。
施密斯可以觉察到比尔的丰富的知识和思想。这个老头子列举事实、数字，给他指出战略地区、定出进攻防守和取得最后胜利计划的那种样子，使他有很深刻的感受。
对工厂作事先准备的巡视，使比尔感到万分兴奋。他觉得自己仿佛又是十六岁的少年了。他从来不会太多地动感情，现在他的心却难以控制地跳动着。其实这是他早已知道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十一年前当他发现自己置身于那个争取工作而麇集着的潮水般的人群中就看清楚了这一点。十二个年头该是多么漫长的岁月呀！
十一年前的那些人到哪儿去了呢？那时你简直不可能找到几个人一起来谈谈工会的事儿。当时人们一听到工会这个名词就会谈虎色变！只有很少的人，坚毅的英勇而无畏的人——共产党员们以及和他们在一起工作的人——才聚集着谈论过，并且曾胆敢推测那些只有疯子们在当时才敢预测的事情：不仅仅亨利·福特工厂的工人，整个汽车工业的工人都将组织起来！
他早就知道工人们会来参加的。他知道社会有它运动的规律，在这些规律前面福特是无能为力的。这些规律将不可避免地使他的工人们和他处于分庭抗礼的地位；他们会被那种比任何个人愿望和意志更强大的力量驱使着前来。如果一九二七年在工厂里连一个共产党员也没有的话，那么在一九四一年前好几年，环境也会造出许多共产党员来的。因为他深信大卫反抗歌利亚的故事就是“渺小”的群众反抗巨人的例子。所以他知道即使他留在英国，即使福特工人们从来没有听见过比尔·麦凯这个名字的话，他们还是会和别的比尔·麦凯这样的人迈步向斗争的道路前进。
任何个人都不能够居功自傲。共产党也不能把一切都归功于自己。党贡献了它的领导作用，但是主要应归功于那些普普通通的工人群众，像翻砂间奈尔逊·戴维斯那样的黑种工人，成天害怕给驱逐出境的外国工人，成千成万组成妇女辅助队参加那一直延伸到厨房中去的斗争的家庭妇女们。
那些普普通通的工人群众中，正有像因“笑嘻嘻”而给福特解雇的、日夜奔忙于工会运动中的约翰·盖洛一样的人。或是像打一九二五年起就在福特地狱里做工的保尔·波丁。波丁也像比尔一样，在一九三七年终于因为工会活动被厂方解雇。他也是一个志愿军式的组织者。
年轻的黑种工人戴夫·摩尔也是一个有长期经验的志愿军式的组织者，他要负责使这次罢工的执行取得胜利。预定的时间一到，将把车轴楼的电门关掉而使那一部门瘫痪的就是他和另外的五个工人。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工会工作当作自己飞黄腾达的事业。
艾德·洛克从一九三四年起就是一个像比尔一样积极的普通工人。他异常骄傲地把第一批福特工人获准入会的十张工会会员证之中的一张带在身边。
他从一九三八年起就是福特分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他也是因为工会活动而被解雇的。
成千成万的工人都知道斐尔·克劳这个人，他个人的历史也就是工人们自己的历史。早在二十年代，他就在火车搬运工人工会开始做组织工作；后来他在福特的翻砂间里找到工作之后，又在那里搞起组织工作来了。他一开头就参加进工会来了，而且是福特工人组织委员会里的积极的一员。被福特发现的日子终于来到，也像其他那些人一样，他被解了雇。可是什么也阻挡不了他。在协议合同签订之后，他还是决心回到车间里去，而不愿靠工会的薪金养肥自己。
这些人和千百个像他们一样的工人都是福特的死对头。当路德自鸣得意地建议把这些人和那些敬爱他们、信任他们的工人们割离开来的时候，路德是在为谁的利益服务呢？
工人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工人们才是英雄。工人们所响应的主要不是动听的演讲，或是华尔德那样的花言巧语的演说，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了不起的行动（不管它多么戏剧化），而是社会中真正的规律，这些不是任何个人所能改变或废除的规律。做领导工作有赖于一个人对这些规律的了解和运用的程度。他不可能发明这些规律。其实是这些规律“发明”了他。
比尔从来没有觉到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他也从来没有把造成他走上领导地位的时代的力量和他自己个人的力量混为一谈。当时的时代是倾向左的，因此路德、亚戴士、弗兰根斯汀和汤麦斯这样的人（这些人当时还在跟着时代前进），看起来也好像是左的。这些人站在时代的锋头上，看上去好像十分巍峨。当时萧伯纳说，“马克思把我教育成了一个人。”这句话他说的很对。有一段极短暂的时期，马克思差不多也要把路德教育成一个人。
在巡视了工厂之后，比尔就跟施密斯分手回家去。他现在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充分的时间和安静的环境来思考。历史就像是一条长链子，要是一个人懂得在什么抓住什么环节的话，就可以一环一环地驾驭着它。这个环节经常出现在我们手边的实际问题中——不是在将来，不是在过去，也不是在理想的情况之下——而经常是在目前！不管时势如何，多么困难，多么绝望，反动势力多么猖獗，马克思主义还是教导我们说总是能有办法，有一些正确而可能的办法去通向胜利的道路。历史上从来没有对人民已濒绝望的时势，而且不可能有！
秘诀在于要能在当前斗争的纷杂动荡的情况里面找出有生气、有活力的东西来，找出与此相对抗的正在死亡和衰败的东西来。然后把握住那有生气的东西，使劲拉！
福特工厂一定得由工人们自己把它攻下来。他们这些成千成万热情的工人们，一定得用他们自己的手，自己的眼睛、耳朵、鼻子、心脏、血液和骨头，来体验他们的斗争和胜利！这种胜利不能由任何工会的大官僚阔豪用银盘子托着来交给他们。胜利一定会来到，因为他们要亲自去取得它！
即将来临的这场斗争一定得为未来打下一个基础，使将来工人们一想起福特，就会想起积极的斗争，团结，工人群众的斗争性，想起忠实而不可能收买的领袖们，自我牺牲的共产党员们，想起打垮反共造谣家们的胜利，黑人和白人的亲密联系，想起那一种无比的忠诚——在十一个满载着英勇地下斗争的悠长的年头里，日日夜夜坚持着思考和梦想，一直到胜利指日可待之际的忠诚。
以后福特这个名词将不仅意味着一辆汽车，而意味着许多工人——战斗的、坚毅的、英勇的工人们，他们在遇到有关工人利益的问题时，不再接受资本家或是资本家的工会头目们的粗暴的答复。这许多工人能够把全国工人的视野开阔起来，使他们越过福特看到更远的境界，看到他们自己的未来。
时机已经来临了。历史在不耐烦地等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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