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比尔·麦凯大哥（美国早期汽车业工人的斗争）
第十九章 “我是华尔德· 路德”
“比尔，我介绍你认识一个刚从苏联回来的小伙子。”
比尔转过身来，向一个红头发、在他看来简直还是个小孩子的青年伸出了手。那年轻人对着他现出孩子气似的微笑，也伸出手来。
“我是华尔德·路德，”他说。
“我是比尔·麦凯，”比尔答道。
可是华尔德对比尔的名字是早已知悉的了。“我知道，”他说。
比尔也听见过一点关于路德兄弟俩的事，他们曾远道去苏联，在高尔基城的一家汽车工厂里工作。华尔德和他的兄弟维克多曾经写过许多信给他们国内的朋友们，告诉朋友们他们在苏联的亲身体验。他们在早期的一封信里这样说过：
“你信里所谈到底特律的罢工运动和工人一般的不能安定的情形，再加上我们从别处所听到的一些情况，使我们非常渴望着能即时回来和你们一同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可是，我们在此地厂里和苏联同志们每天并肩工作所得到的一些启发，再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一定要永远结束人剥削人的制度，我们所建造的不但是为苏联，而且是为全世界的工人阶级的福利和快乐等等，使我们对那些由于短时期离开了美国的斗争而引起的遗憾暂时得到了补偿。要是谁说苏联不是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你们可别相信。要是有人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不是在走向和平、幸福、并富有文化的道路……你们可千万别相信这种谎话。
这里没有那些使工人们生活中充满了恐惧的资本家。没有人逼使工人们去做那些逼死人命的加速工作。这里是工人们当家做主。连车间主任在开会的时候也不可能比别的工人多享受任何权利。我有好几次亲眼见到车间主任讲话讲得太长，会场上的工人们认为他已经占了足够多的时间，于是发言的机会就让给一个车床工，这个车床工谈了他的问题，并且还提出了些建议。你能想象在福特或是布立格斯厂里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吗？这就是目前甚嚣尘上的所谓‘俄国的残酷的独裁’。我告诉你……在我们到过的那些国家里，我们从来就没有见到过这样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民主……
我们在苏联亲身经历着许多伟大的事物。我们看到世界上一个最落后的国家正在迅速地转变成一个最现代化、科学化的国家，同时新的概念和新的理想正在实现着。我们每天看到那些在书架上放着的书本中的社会主义被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谁能不为这事情而有所启发呢？”
比尔倾听着华尔德·路德热情地叙述着他在苏联的经验，对他所流露出来的那种精力充沛、诚挚、甚至于比较急躁的劲儿有深刻的印象。年轻的路德曾经亲眼看见人类的未来如何在苏联体现，并且想把这个未来迅速地带到美国来。由于整个工人运动在大踏步前进，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个未来可能是不远的了。路德要在美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中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比尔愿意和他在一起工作。
路德要比尔帮忙让他参加到福特分会里去。这位年轻人如此急急忙忙，却没有想到应该先到福特工厂去工作，然后再到分会里去虚心地在那里协助做点工作。华尔德十分急于要搞到某一个分会会员的资格（除了是苏联高尔基城汽车工人工会会员身份之外）。三个月内，第二次汽车工人代表大会就要在南湾召开了，他想要当上一名代表。
到代表大会召开的时侯，华尔德果然出视了。他的证明文件是盾斯台德分会的会员。可真令人叫绝！这种“劳工政治家手腕”后来还要变得更加典型。人家对他的证件进行了盘问，可是他终于支吾了过去。在一九三六年这次代表大会上，汽车工人工会取得了在劳联内部作为一个自治的、多民族性工会的权利。
在这以前召开的第一次汽车工人代表大会，路德并没有参加。那是在劳联全国委员会官僚们的直接监督下召开的汽车工人工会各分会的联席会议，会议本身一点权力也没有。
这一次是由劳联召开的极为重要的代表大会。汽车工业中每一个联邦分会都派了代表到底特律来，比尔·格林在那里欢迎着他们。主持会议的是比尔·狄龙，他那一套“劳联”的标准，凡是有战斗性的汽车工人无不洞悉。会议厅中挤满了劳联的“屠户们”；可是其中也有与工人朝夕相处的有独立意志的代表，他们一年复一年、毫无结果地用头去顶撞那“劳联”的“行业”挡箭牌，这是用来对付他们要建立产业工会的要求的，因为产业工会是代表同一个工业中的全体工人的组织，它能够去和资本家分庭抗礼。克立芙兰的怀德汽车厂分会的代表温丹·莫铁茂，就是愿为这种新型组织而斗争的代表之一。从坎萨斯城却来了一个以前做过传教士的青年荷马·马丁。
这次会议虽然已经布置成一个像演一场戏那样的会议，所有决议案事先已经安排妥当，并已经填塞到代表们的脑子里，可是这一切都压制不住全国范围内要求表达自己意见的新兴力量。莫铁茂甚至不得不用斗争方式来争取起码的发言权。他抨击劳联领导方面要成立一个由代表大会选出而毫无权力的十一个人组成的“全国理事会”的“决议案”。这个理事会只有在主席要它开会时才能开会，即使这样，会议本身也不过是“顾问咨询”的性质而已。
荷马·马丁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因为起来反击莫铁茂而立下了“大功”。接着他用骂街方式，把组织产业工会的事情说成是只有共产党才提倡的一种理论，目的在于掀起革命。
此次会议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只是使左翼力量下了更大的决心：必须要表现更强大和更勇敢的主动性。工人阶级是一定会组织起来的，不管有没有劳联。
有些分会已经组织起来，但还是分散在全城各处。在底特律东城，汽车工人工会一五五分会已经成立了，它是由汤姆·巴里（他是在煤矿区搞“抢救工会”运动时转到汽车业来的），约翰·安德生和纳特·甘黎组织起来的。另外由于工具制模工厂中有很坚强的基础，同时布立格斯、中部钢丝厂、密西根铸钢厂、安士伍斯等工厂已经开始组织起来，豪吉士·梅逊（有战斗性的黑人领袖）和弗雷德·威廉士正在把鲍恩铝厂一类的工厂组织到二〇八分会里去。
前一个年头，汽车零件厂工人们的持久而坚决的罢工运动（比尔在这次罢工运动中非常积极）虽然失败了，却为汽车工业中最初的那些静坐罢工运动铺平了道路。汽车零件厂那些先驱工人们加入了一五五分会。
南湾区班狄克斯厂的工人在一九三六年首先发动了静坐罢工。罢工运动得到胜利解决。汤麦斯·丁·杰弗斯是该厂分会主席，里奥·科柴基则帮助谈判获得第一次的解决办法。
同年一五五分会在底特律的中部钢铁厂（制造车架的厂家）组织了一次很成功的静坐罢工。主持那次罢工的是约翰·安德生。
中部厂这次罢工迫使浦利茂·克莱斯勒、道奇和林肯几家汽车厂停了工。这次罢工不但赢得了年资权利，也赢得对工会的承认，并且还争取到普遍增加一毛钱工资和有权利去废除计件工。同时，美国铝厂的工人也发动了静坐罢工，史坦利·诺瓦克（后来当选为州议员）和纳特·甘黎在工厂外面组织了罢工工人的队伍。这些初期的静坐罢工运动提出了这样的口号：“黑人白人不分，团结一起斗争！”
在底特律西城，盾斯台德·飞犀车身厂、凯尔斯—海士车轮厂、福特、卡第拉克和劳勃茨铜器厂等厂家全都有分会。比尔在每一个分会的组织工作中都出过一份力量。它们差不多全是用同样的方法建立起来的：积极分子、共产党员和一些首先受到黑名单威胁的忠实的普通工人团结在一起，而这些人又把车间里的伙伴们团结在他们的周围。
在那动荡而重要的一年内所发生的静坐罢工运动，导向一九三七年弗林脱分厂静坐罢工运动中反对通用汽车公司这个王国的主要斗争。温丹·莫铁茂在弗林脱厂进行的顽强的组织工作收到了效果。经过这次残酷斗争的罢工运动之后，他们最大的一家降服了。这次罢工是由鲍勃·屈拉维斯领导的，他是负责这次罢工运动全部战略的汽车工人工会的组织者。巴达·西门士则在飞犀总厂领导着分会的罢工队伍。洛埃·路得在广播车上指挥。在弗林脱区这一次罢工运动中，汽车工人打垮了开放工厂。
在这次著名的罢工运动中，比尔虽然不在场，但是他曾经帮助组织弗林脱的反对通用汽车公司的斗争。他意识到他们只有先把通用汽车公司打垮，才能进入福特。
西城区的那些分会在一九三六年都分散在各处。它们的会员多少不一；作为孤立的个体，它们发挥的作用也很有限。他们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了把现在所有的力量联合成一个大的分会的问题。大家都同意这个意见。于是他们就申请特许证。特许证批下来了，号码是一七四号。它后来就叫做西城分会。
汽车工人工会会员总数一共才几千人，但在劳联的领导之下，连这个数目字都有下降的趋势。因此一定得想办法证明给工人们看：分会是起作用的，它能够产生效果，能够保护工人，使他们不遭到报复。
如果他们现在能取得一些胜利来向各工厂的工人证明他们的确有力量的话，这就可能成为全面组织工作的一个良好开端。他们所考虑到的工厂之中，似乎以凯尔斯—海士厂的条件最好。
比尔更是赞成向凯尔斯—海士厂进攻，因为这个厂除了承造其他东西外，还给福特承造车轮。道理很简单：凡是和福特有关系的事就和比尔休戚相关。
在这家厂里进行工作的共产党员很少，这些共产党员和别的积极工人被召集在一起开了个会，在会上提出来有关这个厂发动罢工的全盘问题。路德有点怀疑是否能成功。工人们会响应吗？怎么样来发动呢？工人们都很怕来开会，他们戒备得连会议都怕来参加，那又怎么能组织他们起来罢工呢？他们会罢工吗？
他们在火车站街和密西根街交叉处开辟了一个小小的办公室。比尔，凯尔斯—海士分会的记录秘书弗兰克·曼福德和华尔德在这里碰头。
凯尔斯—海士厂的工人们跟他们说，“是的，如果主要部门停下工来的话，全厂就都会停顿下来。”“是的，”他们发誓说，“工人们是太愿意罢工了。只要一带动起来就行！”
比尔管写传单。他把传单捆成一札拿到工厂大门口去发给工人们。“我们要聪明一点，”传单上面的口号在大声叫着，“组织起来！”他在散发传单之后又去参加由积极工人组织起来的一些小型秘密会议——这些会议华尔德有时参加，有时不参加。他们在“经济小饭馆”里吃饭——一个是共产党员，一个是身份还不明确、正在尝试第一次斗争滋味的红头发小伙子。两个人坐在凳子上，面前摆着两杯不大吸引人的咖啡（比尔平常是喝茶的），他们讨论着当前的一些重大问题。比尔给这个青年人指出他们这次斗争的意义，给他指出斗争的目标。比尔的谦虚以及没有个人打算的真诚给路德很深的印象。特别是最后谈到的品质最使路德感到不易了解，一个人如果不是为了个人打算，那又有什么东西促使他做这种累死人的工作呢？有的时候当比尔拼命赶印着要带到凯尔斯—海士厂大门口去散发的最新的传单时，华尔德常常用一种奇异的目光在凝视着他，并且摇着头说：“比尔·麦凯这个老头子——他真是个泰山石敢当！”
路德也为另外一些事所感动。他知道单凭一些传单要想打动一个纸做的口袋都很困难，真正把堡垒打垮的是这个老头子和千百个像他一样的人所进行的脚踏实地的、日以为常的、顽强的组织工作。他们这些人为未来的远景所鼓舞，为他们的指明道路的哲学以及保证组织工作得以开展的工人们的忠诚所鼓舞。
他们是有组织的。路德在苏联也看到过同样的情形。在这种组织后面有一种从来不知道失败的、不可征服的意志，它能使整个国家升腾起来。他相信如果人力可以把堡垒打垮的话，那末这些共产党人便也能把堡垒打垮。在斗争中有这些人站在你一边是可靠的。他打算和他们靠拢在一起。
他们指引着华尔德从参加一个小会到另外一个小会。他每天早晨碰到比尔时，总是这样一个口头禅似的问话：“比尔，我们今天要准备去参加的会有哪些啊？”
比尔会把他带到黛尔雷街某一家人家去，介绍给这家的主人。主人的答话常常是这样：“如果你是比尔的朋友，你也就是我的朋友！”
从那里比尔往往又带他去参加另外一个差不多的会；华尔德又将在会上演讲……
可是这种活动进行了一天、一星期、一个月之后，简直就看不出有任何进展，或者是进展很小。对于华尔德来说，事情是进行得太缓慢了，于是他就陷入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的情绪中。他曾在苏联看见过、而看起来在底特律也挺容易来临的美好前途，结果却变得如此缓慢和艰难！他所干的并不是冲向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举起一面旗或是唱起一支歌，而是面对着日常的疲劳而沉重的劳动——艰苦、没有报酬、没人赏识的工作。他开始对那些迟钝而反应缓慢的工人群众怨恨起来了；这些人连什么是对他们有好处的事儿都不懂。他是知道什么是对他们有利的啊！他不是在给他们说这些道理吗？他们为什么不响呢？难道他们竟如此愚蠢？
这些情绪使他泄了气。他往往好几个星期不露面，谁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
比尔继续沉着地坚持着他的工作。他穿的衣服总是弄得干干净净，待人接物总是抱着体谅和殷勤的态度。他在一家人家开完会后，总忘不了和主妇聊聊，并且向她解释他和她丈夫的活动是正当的，好让她放心。他原则上不吃别人家的东西，只肯接受一杯茶水而已。
谁也不给他扣红帽子。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共产党员。他发表意见的时候见解总是很正确；他一举一动朴实而慎重。虽然他并不是那种善于社交的人物，也并不是在酒吧间里作组织工作的人，可是人家却都知道他说什么算什么。他是驳斥报纸上故意歪曲共产党员形象的一个最好不过的活生生的例子。那些被报纸搞迷糊的工人有时把他称为理想主义的共产党员——那就是说，一个真正相信自己的主义的人，以示两者之间的差别。
当火车站街的办公室每天早晨开门的时候，他总是利用那段清静的时间坐下来想一些问题：今天将有些什么事要做呢？有哪些改进工作的办法？什么是解决问题的最好的方法？
好几天不知去向的路德又出现了。他用比较谦虚的态度接受了比尔对他的责备，并解释说他这几天在别处有点事儿挺忙。比尔和路德在当时都没有任何收入。
“我们有工作时间进度表，华尔德。”比尔非常尖锐地向他提出。“如果你不愿干下去，那就请便，我可以另外找个人来！”
路德表示抱歉。老头子的眼睛可冒了火！
这的确是够受的！可是老头子这样做就好像丝亳没有考虑到这些。在前一天夜里，熄了灯好几小时以后他还在办公室里。他还是和平常一样穿着一件蓝色的工作衬衫（打了根领带）、一件熨得很整齐的黑上衣和一条熨过的黑裤子。脸上刮得很干净，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
每天他都要吸收几个工人入会。
华尔德到办公室来的派头可不一样。他开着汽车到办公室的时候，多少总是比别人要迟些。他一蹦一跳地走进屋子里来，用他那对伶俐而和气的眼睛和比尔、曼福德及屋子里其他的人打招呼。这些人，在华尔德看来，可说是又像吉米、黑根斯之流的人物，又像普普通通领导人物的一种奇怪的综合——他们是汽车工业中最使人害怕的人物。他们总是使他费解，他花尽心机想求得解答。
“你难道从来不觉得疲倦吗？”
“痕倦？”比尔真是从来不懂什么叫疲倦。是的，身体会疲倦，但是华尔德所问的却是指另外一回事：你难道永远也不感到消沉，失掉希望吗？难道你从来不算计一下你从这里面能得到些什么？在这种令人精疲力竭的斗争中不支薪金，而且将来也没有任何捞钱机会的保证，你消耗尽自己的生命，难道从来没有怨尤吗？
不，比尔从来没有为这些事情操过心。他夜里睡得很好。他既不需要打什么麻醉针，也不需要用酒来提神去做当天的工作。为工人的利益而斗争就是他生命中所需要的一切。
他们那天和盾斯台德厂里的共产党及积极分子开了会，认为“拆榫”的时机到了。路德也在这一伙人中间，他是在和共产党员们打着交道，这一点他心里自然很明白。事实上，他正为此而吹嘘呢。[1]
曼福德说：“我们已准备好了。我们握有一个主要的部门。”
“那么说，我们只要停工就行了！”
他们开会的地方是一个普通工人的家里。
“路德怎么样？”
这是一个经常要问的问题。他们并不太信任他。不过他是个演讲能手，而且还在很慷慨地卖弄他的苏联经验。他表示很愿意干。他的像热火一般燃烧着的野心，在外表上看来就像是一心想把组织工作搞好的巨大热诚似的。事实上，只要是愿意干的工人都可以有一个岗位。
他们把战斗计划拟好。计划是这样：当班的那班工人应该三点下班，接替的那班两点半到厂。上午十一点钟采取行动的部门就该停工；派一些工人去锁大门，不让接班的工人进厂来。然后他们就等着瞧厂方采取什么行动。
同时他们想让路德坐在办公室里守住电话机。他的任务是什么也别管，除了坐在那里守着，一直得守到三点零十分——不管在这段时间内电话响多少次。到那时候他才可以接电话。
其它的人在比尔·麦凯和弗兰克·曼福德指导之下，负责执行罢工实际行动的一切步骤。
他们一起拟定了一份传单。“我们在里面静坐着，”传单这样写着，“你们在外面纠察吧。”
这一天的时间都消磨在无数细节的讨论上，他们全都有点紧张。疑虑开始纠缠着他们，他们说话的声音也变得有些特别了。他们的眼晴全都瞅着那个老头子。
“比尔，你怎么不回家呢？”有一个人问道。
老头子向他狠狠地看了一眼。“你以为我受不了啦，是不是？”他很快地回着话。“我倒要给你瞧一瞧呢！”
这一整天他就像一架发电机似地在不断地开动着，一点也没有想到自己已经发白的头发。夜已经很深了。时间是午夜一点钟。比尔正坐在桌子边写东西。一个疲乏了的工作同伴走过来，隔着他肩膀看了过去。
“你在写什么呢？”他弯下腰去看。纸上写着“做什么？”
“总该有人想一想明天要做的事情啊，”比尔机警地抬头看了对方一眼。然后天真地问道：“这个题目如何——‘做什么？’”
“我从前在哪里听到过。”那个人兴味索然地说。“不管怎样，”他加上一句；“我们并不是要把工厂接受过来啊？”
“你知道，”比尔脸色变得严肃起来说，“我们是在把工厂接受过来啊，这是工人们一生最伟大的日子。你知道这对他们将是多么了不起的一天？再也没有加速制度，没有暗探了！”
他对一直在看着他的华尔德看了一眼。老头子的蓝眼睛里闪耀着一种路德已经热悉了的表情——那种无限的忠诚以及每当比尔投身在斗争浪潮中所流露出来的极大的兴奋。这个老头子平时极少流露出很多的感情——他不可能容许自已浪费太多的感情；他的热情全部贯注在他的工作中。可是现在他们有了胜利的预兆了，不只是在底特律的胜利，而且是在各个地方的胜利。他从这个老头子身上体会到一种使敌人多少感到恐惶，而使朋友们感到无限鼓舞力量的品质——一个忠诚而英勇的共产党员的品质。后来当他用全力来反对他往日的战友时，他常常为这一记忆所扰。
现在，屋子里又冷静下来了。比尔又重新写他的柬西。他列出了一张很细致的单子，上面写着第二天必须要做的一切，如果要保证取得胜利的话，他们必须准备好一辆对工人讲话的广播车——得把它记下来。他们还需要放一张唱片——“永远团结”——这一定得去找来，以便到要用的时候就在手边。一件小事情，但很重要。传单一定要带去，钟表必须再对一下，并且要大家都对准了时间……
这些事情不经安排是不会在那儿等待着你的。
夜愈来愈深。路德已经精疲力尽，身体靠在椅子上。比尔转过头来对他说：“华尔德，记住你明天来的时候我们不给你打开大门。他们不签好协定我们决不开门。你只好——你只好翻大门进来了。”
“翻门进来？”
“是呀，外面的工人会帮你忙的，他们会在下面托着你进来的。我们不管发生什么事也不能打开大门。”他看了一下表，松了一口气说，“我想我现在要回家睡一会儿了。”
睡一会儿。可是第二天清早六点钟，他又回到这间充斥着油墨和纸张气味的小房间里来了。他们四个人又开了一次会，把他们的计划再次检查了一遍。在上午十一点一定得把大门牢牢关起来。比尔和路德将在那里等着。他们离开办公室，坐着路德的汽车到工厂去了。
比尔对一切细节都进行了检查。工人们都在那儿待命行动，准备把工厂接受过来。在这以后该怎么办呢？公司方面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该是什么？他们该如何预先估计到这一点并有所防范呢？这将是又一次的静坐罢工。静坐罢工并非发源在美国，法国和日本的工人早已用过这种办法了。这是用来回答黑名单的最好办法，是一种保护罢工领袖、阻止工贼攻破纠察线的办法。作为一个战略来看，静坐罢工已经动摇了整个汽车工业的基础，因为这种罢工似乎是挺安全而从不失败的。
那天是一个寻常的炎热的日子。公司的总经理凯奈第先生对于这个计划可谓丝毫也不知道。他因为充满自信而早已发福，他的想法是工人们胆子太小，决不敢使他的工厂停工。暗探组织也没有报告过任何消息。何况他是给福特制造零件和车轮的，而福特就是上帝。
在工厂里面有五个工人在紧张地等待着。他们不时地看看表，但还是继续做着工。一切都很平静。从他们身边走过的工头也没有看出任何值得他怀疑的迹象。
突然问，十一点十五分时，“保险丝”拉掉了——电门关上了！所有的机器全发出刺耳的吱吱声而停了下来。
“比尔，停下来了！”路德嚷道。
比尔和路德在工厂大门外一直等了三个钟头。一辆装着扩音器的卡车开了过来。从这辆卡车上，他们对聚集在工厂大门里面的工人们发出号召、指示。两点四十五分路德回到了办公室。
三点十分的时侯电话响了。路德拿起了耳机。说话的是凯尔斯—海士厂的经理凯奈第。“这里发生了静坐罢工的事儿了！”
“发生了吗？”
“你明明知道！他们在厂里停工了！”
“谁啊！”
“到这里来吧！”经理咆哮道。接着路德挂上了耳机，向外面快步走出去，跳上了一辆汽车。他到了工厂，看见工厂的大门紧紧地闭看。
他看了一下就嚷道，“事情发生了！”
比尔瞥了他一眼。
“他要我进去，”路德说。“我怎么跑进去呀？”
他们把他带到大门。将他举起来推了进去。他穿过欢呼的工人群众向办公室走去。
当他高高地出现在那些欢呼着的工人们的肩膀上的时侯，他的微笑是一种胜利者的微笑。他在上面往下看，感到无限愉快，就好像站在世界的最上层，意识到下面有人们强有力的肩膀在支持着他。他爬着站了起来：就在工人们的背上站了起来！这一天对于凯尔斯—海士厂的工人来说是个了不起的日子。
对于华尔德·路德来说，这一天也是个了不起的日子！
[1] 在一九四八年产业工人联合会十一月的大会上，路德集团主张把共产党员从产联清除出去。理由是：共产党员“把对党的忠诚放在对产联和对祖国的忠诚之上”。路德在他的文件中这样说：“共产党党员和走共产党道路的人不肯接受这个民主原则（即拥护莫莱领导集团的政治决议案），因为他们不是工会主义者。他们是殖民主义者的特务，利用工会运动作为活动根据地，为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而服务。”这是路德在认识到凭他当时所骑的几匹马——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都不会赢得胜利之后所写的。——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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