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英国工人运动史（1770-1920）》（1956年）
第七章 工党的起源及其早期的发展
1．雇主的反攻
我们刚才概略地论述了劳工运动的演进过程。雇主们对迅速发展的劳工运动发动反攻的结果，直接促成了工党的出现。高涨的劳工运动使各业的雇主们手足无措，但是他们刚在第一个回合中被打败，就又开始了反攻。
他们的矛头最初指向非熟练工人的新组成的工会。1889年年底，伦敦的“首都南方煤气公司”不惜花费10万镑的代价摧毁了那里的工会组织，取消了八小时工作制。幸而几个月后，里子的煤气工人斗争获胜，使雇主的这场进攻没有蔓延到全国其他地区去。
然而，更严重的威胁系来自资本家中最为殷实的集团——大轮船主们。他们早在1875年就建立起“集团”和确定价格的协会，现在又成立了主要目的在于击破海员和码头工人（他们的初步斗争已经把伦敦、加的夫、赫尔这样一些港口变成了纯由工会会员控制的城镇。）工会组织的“航业联合会”。在加的夫雇主发动的一次闭厂停工摧毁了当地的工会组织。同时在伦敦的一系列的局部进攻迫使工会让步。接着雇主配合1892—1893年间的萧条，发动全面的攻击：赫尔的一次大规模的闭厂摧毁了那里的工会组织。全国各地的大企业同业公会和“集团”以有步骤地利用停工这个武器来打击工会组织。
到了1893年，可以说1889年建立的那些“非熟练工人”和普通工人工会就只剩下了当年风采的一个影子，能够免于全军覆没的已经是十分幸运了。例如，在各大港口的码头工人中的组织实际上已经荡然无存，它们所争取到的权利大部分也丢了，直到1911年的大罢工中才失而复得。不过，幸运的是，非熟练工人的工会并没有全部消灭。无论如何它们还保存了一批富有战斗精神的领导骨干，他们在全国各地奔走，进行组织和宣传的活动，抓住每个机会来建立工会的力量。因此，总有一些地区和产业团体如码头工人和煤气工人仍然是工会的强有力的组织中心。他们从来没有丧失继续前进的基地。
接着，雇主们转向比较强大也更有锻炼的敌人，然而在这里他们碰了壁。例如棉纺工人在历时20星期的罢工之后击退了一次主要的削减工资的进攻。最重要的是，1893年雇主们企图削减工资25％而对“矿工联合会”进行的一次普遍的闭厂也失败了。
1892年矿主们在杜兰郡把工资削减了10％，致使矿工和他们的家局遭受到可怕的困难，但是这件事更加加强了工人们的团结——杜兰郡的矿工们不久都参加了“矿工联合会”。现在，约克郡、兰开夏和密德兰地区的工人们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地把罢工坚持下去，同时，妇女们在合作社的协助下，英勇地担负起维持家计的斗争。饥饿还不是唯一的敌人——警察和军队也被调进了矿区，在约克郡的费特斯顿，军队开枪打死了两个人，打伤了16个人。全国各地掀起了巨大的怒潮：在伦敦有人把自由党内政大臣H.H.阿斯奎特的半身像连同象征死亡的骷髅和交叉的骨头一起抬到特拉法加广场上去。
矿工们顽强的斗争终于迫使政府出面调停：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位主要的内阁大臣罗兹伯利勋爵正式插手来解决这一争端—工人们按照原来的工资胜利地复工了。当时的“大不列愿矿工联合会”的秘书，托马斯·艾希顿，事后回忆道：“事情解决的那天晚上，全国各地都欢欣若狂。在直接受到波及的地区里，工人阶级的男人，妇女和儿童都参加了矿工的狂欢。同他们一道唱歌，跳舞，喊叫，大笑以至高兴得流出了眼泪，有几个区的教堂还为庆祝这件大事而响起了钟声。”（阿诺特著《矿工》第1卷，第252页。）
这个运动已经击退了一次重大的进攻，证实了它的日益壮大的力量和团结。虽然如此，新工会的失败对工会运动内部的力量对比究竟是有所影响的。不受老的技艺工人的同业工会的成见和拘谨所束缚，并且首先掀起了这场波澜的非熟练工人，到90年代中叶还只占这个扩展了的运动的很小一部分——在150多万的总数中只占10万左右；而早已建立起工会组织的采矿、棉纺和机械三大产业的工人则占总数的一半。
于是，正当要求战斗的行动和政治独立的新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充满了自由党主义和阶级调和思想的、特别是在工会领导机构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地位的老工会活动家们却秉承雇主的意旨开始了反击。新的观念已经渗透到了他们自己组织的内部，在1894年的全国职工大会上，汤姆·曼恩竞选书记的时候得到了1／3的票数，据他本人的估计，在370名代表中就有80名是独立工党的党员。
“旧集团”长期以来就蓄意重新夺取领导权。经济萧条和新工会的失败加强了他们的地位。使他们得以利用进步领导势力内部的互相猜忌，主要是野心勃勃的约翰·伯恩斯对于基尔·哈第的妒忌来分裂战斗的力量。他们取得了诸如矿工等工会的领导权。采矿工人中的一般群众，在证实了自己的力量之后，对他们领袖们的阴谋活动产生了容忍的倾向。在1895年“旧集团”发动了巨大的攻势。议会委员会利用自己的职权为职工大会制定了新的规章，将战斗的工人群众的据点“各业理事会”排挤出了职工大会。同样受到排斥的还有“不在本企业中工作”的代表—那就是说，像基尔·哈第这种把全部时间用在政治或者政治新闻工作上的人。最后，采取了集体投票的制度，这样就大大加强了专职干部的地位。由于这些强加于大会的反民主措施，“旧集团”，尤其是棉纺工会的保守党人詹姆斯·莫德司雷和锅炉工人工会的罗伯特·奈特，一个极端的阶级调和论者，重新爬上了统治地位。
然而，虽然在工会章程上要的手段压制了基尔·哈第和向着社会主义前进的工人们的声音，从而有效地阻滞着工会运动新生力量的成长，却无法改变经济发展的趋势，也无法遏止雇主们恶毒的、继续不断的进攻。我们在前面业已论述到，在这一世纪的最后几年中，英国刚刚摆脱大萧条，进入了1914—1918年世界大战前的繁荣时期，金融资本家和已经成熟的垄断趋势开始在经济领域中取得统治地位，贸易同盟、公司集团、卡特尔和托拉斯如雨后春笋。虽然这一场繁荣可能给工人贵族带来一线生机，但是重要的工业部门却充分地领略到了技术改革所产生的影响。重新充满了信心的雇主，在美国资本家于90年代初向工会发动凶猛进攻的先例的鼓舞下，现在把攻击目标从新工会，甚至于从那些在工人运动高潮中复活的工会，转向老的技艺工人工会的核心。
在机械制造业中两大势力之间展开了决战。1896年“机器工业协会雇主联合会”成立了，它吸收了北英格兰，北爱尔兰和苏格兰等已存的协会，目的在于“保卫雇主们的权益不受工人组合的侵犯”。阿姆斯特朗·惠特沃斯公司的经理H.戴尔上校被选为联合会的会长。各地发生的纠纷都提交联合会处理，闭厂的威胁一再地在工人们的头上飞舞。另一方面，“混合机器工人协会”的战斗性和会员也都在不断地增长壮大，事态迅速地向着全面决战的方向发展。
主要的争端是雇主要用廉价的，没有组织的工人代替技术工人来掌握新机器，但冲突是由八小时工作制的问题引起的，而且不是由北部而是由伦敦开始的。早在1897年，许多伦敦的企业就在每周四十八小时工作制上作了让步，可是同时雇主联合会已在伦敦建立了据点，设了分会并以德国实业家西门子为会长。工会拒绝承认这个组织、并通知不愿意缩短工时的企业说，假如它们不让步就要举行罢工。雇主联合会于是出面干预，说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如果工人真的举行罢工，全国各地附属于雇主联合会的企业就要对工会会员实行闭厂，每批25％的厂子每周轮流闭厂歇业。这项威胁成为事实之后，“混合机器工人协会”的17，000名会员和其他工会的数千会员罢工了。
这场斗争成为当时主要的全国性的事件之一。在伴随而来的炽烈的论战中，雇主们的中心论点是他们“有权任意处理他们自己的财产（机器）”。西门子甚至于不惜公开宣布，雇主闭厂歇业的目的在于“彻底清除工会组织”，其实这一点工会早就指出了。雇主们在这场向工会的大举进攻中无所不用其极：四年前由雇主们建立的所谓“自由劳工协会”召募了一支破坏罢工的工贼队伍。时间月复一月地过去，工会在经济上感到了困窘，虽然国内外公众和其他工会的捐助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这种困难。大陆和殖民地工会募集了28，000多镑；其中一半以上来自德国。应当特别提到的是艾琳诺娜·马克思对于这件事所给予的协助。到了秋季雇主们扩大了闭厂的范围，尽管有着外界的援助，而且“伦敦各业理事会”又召开了会议来设法组织进一步的支持，但是困难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第二年，工人被迫接受了雇主的条件。这些条件大体上是：工人不得干预企业的管理；每一个雇主都有权采用计件工资制；集体交涉；工会会员不得过问本工会以外的工人的工资；雇主有权雇用任何工人和决定使用机器的条件；最后还建立了防止争执的机构。这是一个真正的失败，但是还没有到十分惨重的程度。事实上，这场斗争的结果有一部分还可以说是胜利——因为消灭工会的企图是完全失败了。
机械工人的斗争是这些年代里最大的一次斗争，但决不是唯一的斗争。在南威尔士，几乎从来没有参加过新工会运动的矿工们，现在在威廉·布雷斯（蒙默斯郡矿工代表，大不列头矿工联合会的骨干分子）的不倦努力的影响下终于开始反对按物价计算工资的办法，并开始组织真正的工会。威尔士矿工们对威廉·阿伯拉罕（“马本”）等人的老观念在内部进行了多年的斗争之后，最后在1897年通知资方要结束按物价计酬的办法，并且要求增加工资10％。矿主们为了想击破这个新的运动，用闭厂歇业相威胁，并且除了一小部分具有全权的工人代表以外拒绝与工人进行谈判。他们不容许工人召开全体会议也不容许全体投票。这个条件在绝大多数人的决定下被拒绝了。尽管他们有“英国矿工联合会”和其他煤矿的支持，但是由于本身缺乏基金，矿工们在被雇主停工5个月后失败了，他们被迫复工，并且不得不仍旧接受了按物价计酬办法。
“但是这场斗争并不是白费的。在这几个月的苦难的过程中，工会运动的精神在蒙默思和格拉摩根的山谷间完全恢复了。就在这一年（1898年）‘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真正地建立起来了。它现在处理着工资问题，替代了原有的‘按物价计酬委员会’。”（阿诺特著《矿工》，第286页。）第二年年初，威尔士的矿工们被吸收为“大不列头矿工联合会”的成员。
雇主们的法宝还不止闭厂歇业和“自由劳工”这两件。他们还握有法律。在90年代的中期，他们就开始在酝酿修改工会法，到了这一世纪的最后几年，法庭一系列的决定危及了工会在70年代制定的法律中所取得的基本权利。工人建立纠察队的权利或者在某种情况下的罢工权利现在都成了问题。这种倾向到了1901年塔夫谷案件的判决达于顶点。法院判决“混合铁路雇工协会”赔偿“塔夫谷铁路公司”在罢工中遭受的损失2万镑。只要这项判决存在，工会运动就不可能有效地展开。看来雇主们在政府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
但是这个印象是完全错误的。不错，雇主们获得了很大的便宜，但他们想要削弱工会力量和削弱远较微小的社会主义者的力量的企图却完全失败了。另一方面，他们迫使劳工运动的各个方面，“老派”和“新派”，社会主义的和反社会主义的结成一条保卫劳工基本权利的统一战线。生活本身教育了广大的工人群众，使他们认识到必须像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团结起来进行政治斗争。由于事实证明了他们的正确性，社会主义者又恢复了阵地。例如，在南威尔士的巨大的斗争中许多矿工脱离了自由主义而归向独立工党。1900年基尔·哈第当选为墨地尔—梯德菲地区的国会议员。90年代中叶《喇叭报》提出的各行业组成一个战斗组织的运动在全国职工大会中为社会主义者赢得了更广泛的支持。鉴于不久以前机器工人被迫停工的惨痛教训，一个作为互助保险组织的“工会联合总会”在1898年成立起来了。像机器工人工会这样重要的组织也加入了这个联合总会，然而，“旧集团”的破坏使它未能发生作用。
总的形势对工人阶级中各式各样的政治思潮也起着重要的影响。随着不断的殖民战争和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危机而来的军国主义倾向，整个说来，使得社会主义者和激进派携起手来共同防卫敌人。例如，在南非战争期间，基尔·哈第领导着格拉斯哥的码头工人击退了一群好战暴徒，他们企图袭击一个由激进自由派领袖劳合乔治作报告的集会。同时在伦敦，“社会民主同盟”同激进派订有保护反战集会的协议。真正深刻的反帝国主义的思想和研究工作这时开展起来了，J.A.霍布森的著作就是一个例子，这本书曾经获得列宁的好评。可是另一方面，大多数“费边社”不是对这个迫切问题漠不关心、就是事实上支持帝国主义扩张。这时候布拉奇福德也因为支持政府，同绝大多数独立工党分子发生了分歧。
劳工运动的整个形势于是乎越来越有利于哈第和他的朋友们若干年来一直鼓吹的在工会和社会主义团体之间建立某种形式的联盟的主张。“苏格兰职工大会”首先采取了实现这样一个计划的步骤。（苏格兰职工大会是为了抗议全国职工大会的新规章而建立起来的，在它的议会委员会中“独立工党”党员占大多数，其中包括矿工领袖罗伯特·斯迈利。）
1899年4月，“苏格兰职工大会”授权它的议会委员会召集一次特别的代表大会，来“商讨下届大选中工人阶级采取联合行动的问题”。第二年正月，这个由工会，各业理事会，“社会民主同盟”，独立工党以及合作社代表参加的特别会议，成立了一个“苏格兰工人议会委员会”来执行争取工人阶级在议会中的独立代表权的决议。
1899年“混合铁路雇工协会”在哈第和《劳工导报》的强烈支持下向英国职工大会建议采取类似的步骤。并拟了一个决议案要求大会通过：
“大会考虑到过去几年来的决议，并为了在下议院获得能够维护劳工利益的更完善的代表权，特指示议会委员会邀请合作社、社会主义者、工会、和其他工人阶级的组织在相互同意的基础上，共同召集一个由上述机构中愿意参加者的代表举行特别大会，以研究措施争取在下届议会中为劳工议员赢得更多的席位。”
大会经过了冗长而激烈的辩论，在辩论中，矿工和棉纺织工人对这个决议案表示反对。矿工们认为每一个工会应该提出它自己的候选人，而棉纺织工人则认为这个政治步骤将使他们的工会陷于分裂。然而，尽管有着这样强大的反对力量，决议还是在拥护者的欢呼声中以546,000票对434,000票通过了。
2．劳工代表委员会
“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召集委员会是由“职工大会议会委员会”的4名代表和3个社会主义组织的各两名代表组成的。职工大会的代表是自由工党华尔坦斯多地方议员、“矿工工会”的萨姆·伍兹；“费边社”的驳船制造工人、斯特普尼地方的议员W.G.斯特德曼；“煤气工人工会”的“社会民主同盟”盟员的魏尔·桑恩；以及自由工党的铁路工人领袖理查德·贝尔，他这时还是同情社会主义的。独立工党的代表是基尔·哈第和腊姆齐·麦克唐纳，“费边社”的代表为秘书皮斯和萧伯纳。“社会民主同盟”的发言人是早期的伦敦市议员H.R.泰勒和伦敦的工会领袖、《正义报》的编辑哈利·奎尔奇。[1]
在1900年2月27日这一天，“劳工代表委员会”的成立大会终于在伦敦法林顿街纪念大厅中召开了。处在当时南非战争的战争狂热分子叫嚣声中，这件事几乎没有被人注意。出席大会的代表来自共有会员353，070人的41个工会，7个各业理事会（主要是密德兰和英格兰北部地区的），以及号称有会员22，861人的各社会主义团体。
斯特德曼在开幕词中明确地指出了各种错综复杂的思想能取得一致的主要的共同因素。他说他曾经主张过单纯的工会运动，直到10年前他的行业中发生的一次劳资纠纷才使他认识到主张采取政治行动的先进的工会运动的领袖们是正确的，而他自己则是错误的。他现在比任何人都更坚决地希望看到劳工在下议院获得更多的席位。
但是，既然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已经有很大一部分转向于采取政治行动，有一些困难的问题就必须加以解决。应该支持哪一种人去竞选国会议员呢？新的机构的总政策是什么？它的目前的和长远的政策是什么？这个机构代表谁，在什么基础上产生？它对候选人和国会议员的控制权力应该有多大？必须就这些和类似的问题取得某种实际工作上的安排，否则就会一无进展。因此在劳工代表委员会初期的会议上这些问题就成了重要的讨论中心。
第一次会议很快就在是否只能支持工人阶级的候选人这个问题上作出了明确的决定。在主张只能支持这种人作候选人的决议提出的时候，机器工人工会领袖、独立工党党员G.N.巴恩斯在巴特西亚地区的国会议员约翰·伯恩斯的附议下提出了一个修正案。修正案主张给予“同情劳工运动的目的和要求，并由我会员组织提名作候选人的人士”以支持。即将参加下届自由党内阁的伯恩斯竟在会上发言说：
“我已经开始对工人阶级的皮鞋，工人阶级的火车，工人阶级的房子和工人阶级的人造奶油感到厌烦了。我相信劳工和社会运动的历史，已经到了一个我们不应该作阶级偏见的俘虏而应该在所有阶级组织之外来考虑政党和政策的时候了。”
社会主义者组织也反对这项决议案，原因不仅是由于他们（特别是费边社）本身有非工人的成员，也是由于他们几年以前曾经亲眼见到“必须在本企业中工作”的类似条件被用来将像基尔·哈第这样的社会主义者从全国职工大会排挤出去。再说，不管这种宗派主义的工会观点在别处能够得到多少支持，它自然不会为赞成劳工代表权的工会所支持。巴恩斯的修正案后来扩大到把合作运动（合作运动的支持又是很重要的）也包括进去，这项修正案乃以102票对3票被通过了。
“社会民主同盟”的詹姆斯·麦克唐纳提出了政策问题，他建议“在承认阶级斗争，并以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手段的社会化为最终目标的基础上”组成政党。这个政党应该“制定它自己的纲领以便促进符合劳工利益的实际的立法措施，并且应该准备同任何支持这类指施或者协助反对相反性质措施的政党进行合作。”这项建议遭到了否决，它甚至没有受到社会主义者的支持。同时有人另外提出了一项修正案，提议列一张基本要求的清单，在这些要求的范围之外，各候选人都应该有权采取他个人的主张。
基尔·哈第觉得这样还不够，于是提出了另一件修正案，这件修正案以53票对39票，37票弃权通过。它主张：
“建立一个立场分明的劳工代表的议会党团，它应该有自己的领袖和统一的政策，它必须准备同任何目前从事于促进直接有利于劳工的立法措施的党派合作，并且同样准备同任何党派一道反对与之相背的措施。此外，劳工议会党团的成员不得反对按照第一项决议案提名的候选人。”
“劳工代表委员会”于是由选举产生了，其中有七个工会代表，两个独立工党代表，两个“社会民主同盟”代表和一个“费边社”的代表。而委员会的书记为腊姆齐·麦克唐纳。
劳工运动的发展已经向前走了有历史意义的一步。经过若干年来经济斗争中的蓬勃发展，经过了社会主义先驱者20年来的教导，工会（或者就现阶段来说至少是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终于转向了政治组织和政治行动。在这方面他们同社会主义组织，包括在初期同马克思主义者结成了同盟。
然而，这个新组织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这些缺点主要的根源在于一贯的自由主义倾向——或者说是对于统治阶级的某个阶层的意识和领导权的接受——这种自由主义倾向，正如我们所见，在大多数工会的领导中是根深蒂固的，而且经过费边社进一步以更巧妙的形式加以发挥之后，被政治上受费边派领导的独立工党散播到更为广泛的运动中去。在开始有了独立政治组织的劳工运动中，自由党—费边社改良主义的主要鼓吹者就是劳工代表委员会的第一任书记腊姆齐·麦克唐纳。他是劳工运动中新职业政客的典型代表。过去，这种人只有忠实地为自由党人效劳才能“飞黄腾达”——约翰·伯恩斯就是一个绝妙的好例子——但是现在劳工政治活动范围的扩展给他们提供了新的机会。而对麦克唐纳来说，以其翩翩的风度，动人的声调以及雄辩的口才，正是天赐良机。
正如同几年来费边社认识到的那样，他清楚地认识到工党的出现意味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这个党是进一步采取更鲜明的阶级政策，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在思想意识，目标和行动上“独立自主”呢？还是领导工人阶级倒退回去支持自由党—资本家的政策呢？换句话说，这个广泛的工人阶级政党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还是在统治阶级思想的蒙蔽和欺骗下踯躅不前？麦克唐纳把资产阶级思想用社会主义的言词粉饰起来，使它们显得仍然是可以为工人们接受的。他致力于提出一条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其结果直到现在仍然是工党右翼的“学说”，虽然自从1931年他公开倒向资产阶级以后，他的名字在劳工运动中已经成了叛徒的代名词。
麦克唐纳的基本思想就是否认阶级斗争。他借用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生物学上的比喻，把社会比作类似人体的一个有机体。他在1908年出版的一本书《社会主义和社会》中说，工党之所以建立是由于工会运动根据过去的经验发现阶级斗争毫无结果。社会主义标志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是某一个阶级的兴起。社会主义的基础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观念，一种有效的整体组织，其中不含任何“宗派的”成分。这完全是用社会主义的词句装饰起来的自由主义。
1901年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劳工代表委员会”又谈到了政策的问题。奎尔奇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这项决议案像前一年詹姆斯·麦克唐纳所提出的决议案一样，本可以使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这项决议案由于所有独立工党和工会代表的反对而被否决了。会议反而通过了代表利物浦码头工人的独立工党党员詹姆斯·赛克斯顿提出的决议案。这条决议宣称：
“鉴于资本家形成了集团，雇主组成了联合会，全国工会组织有必要运用它们的政治力量来保卫它们的利益并实现它们的要求。会议虽然并不赞成在工会运动中进行纯党派政治活动，然而工会会员仍必须为下列的目的团结一致采取独立的政纲：（1）保卫集会结社的合法权利。（2）争取在议会中通过法律，以结束这个迫使财富的创造者以租金和利润的形式承当巨大的负担来维持一个庞大的非生产者阶级的制度。”
由于否决了拥护社会主义的决议，发生了这些年代中的真正的悲剧：由于一个严重的宗派主义的错误，“社会民主同盟”从这个新运动分裂出去了。社会民主党人立即失去了克服“劳工代表委员会”中的缺点和扭转不健康的趋势以及在他们内部培养群众领袖的机会。正如列宁在1907年所说，“他们不善于适应在他们周围发生的、理论上虽然很弱但生命力旺盛强大的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约·菲·贝克尔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46页。）这个不幸的错误不止影响到“劳工代表委员会”，而且也影响了“社会民主同盟”本身，它的力量由于内部的分歧而受到削弱。同盟的下层群众对海德门领导集团逐渐感到不满，到了1903年，主要集中在克莱德赛德的一部分盟员分裂出去并组成了社会主义工党。强烈地反对一切政治上的妥协，反对同其他社会主义社团发生任何关系的社会劳工党最后转而主张采取罢工斗争[2]。这样建立起来的战斗传统表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克莱德赛德的斗争中。在这次斗争中社会主义工党的工会会员起了积极的作用。在1920年，“社会主义工党”的最富有战斗性的成员参与了共产党的建党工作。
“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前途最初看来并不很光明。还没有来得及作准备，它就投入了1900年的“卡叽选举”[3]。这次选举是在深入劳工运动心腹的侵略主义的混乱之中举行的。这个新党派时运不济，它的15个候选人中只有两个——墨地尔地区的基尔·哈第和达比地区的理查德·贝尔——获得成功。贝尔不久后就回到了“自由党”的队伍里去，只剩下哈第一人是劳工议员；虽然议会里还有两个自由工党和五个矿工的议员，他们也都不向他靠拢。
但是，第二年，由塔夫谷审判事件所引起的强大的群众运动使局势为之改观。由于这个事件，工会最后的自卫武器被剥夺了，而这正发生在物价几十年来长期下跌后开始回升，以至实际工资日趋低落的时候。在这以前一直是半心半意地支持着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工会，现在全力参加政治行动了。到了1903年，委员会所属的工会会员已经增加到百万左右，各业理事会也从7个增加到76个。不久工会日益增涨的力量开始在议员补缺选举中表现出来。1902年，大卫·沙克尔顿在克利特娄当选，第二年维尔·克鲁克斯又在乌尔威治得手，而亚瑟·汉德逊（“翻砂工人工会”会员、“劳工代表委员会”最初的组织者）在巴纳德堡被选上了。
但是，虽然这个新的党派日渐壮大起来，它的组织原则和政策却还是规定得不够明确。各工会存在着这样一种强烈的倾向，就是只推举自己的候选人而不愿支持整个劳工运动的候选人。有一些工会领袖还想排斥社会党人。在1902年的年会上，独立工党的老党员、煤气工人工会的代表彼特·柯伦提出了扩大和加强劳工代表委员会的政治权力的动议。他建议指令委员会考虑解决国会议员候选人竞选和维持当选议员的生活费用问题。劳工议员必须代表所有劳工的利益，而且必须用共同的基金来维持。在与各工会磋商之后，这项基金在1903年的年会上建立起来了。年会同时也作出了决定，要求候选人保证服从工党议会党团的多数决定，并且不得同其他党派勾结。这个决议通过的时候并不是毫无阻碍的。就是在这一次基尔·哈第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要求支持他所说的“劳工主义”。
“他们已经确定了一项公约，那就是当他们在下议院中采取行动的时候，他们既不是社会党人和自由党人，也不是保守党人，而是劳工党人。他们应借助这个决议来防止个别的人破坏整个运动。他们应该提高警惕，以免陷于自由党人的路线，因为自由党人的路线会使他们行动受到束缚，言论遭到钳制，最后把他们变成一群孤立无援、信誉扫地、无能为力的废物。他们应该同自由党、保守党以及任何工党以外的‘党派’断绝关系。他们应该直接为群众树立一种榜样，如果他们真能做到这一点，群众就会拥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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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在英国实际上也是在世界各地，政治和社会形势已经有了改变。不仅工会在大力支持“劳工代表委员会”为争取恢复工人阶级组织的基本权利而斗争。原来暂时被这个世纪末的繁荣景象和南非战争中帝国主义狂热掩盖起来的严重的社会问题现在重新暴露出来了。战后，萧条再度袭来，贫困和失业现象剧增，这与金融资本家对工人的无耻剥削和穷奢极欲适成鲜明的对照。但是人们已经不像从前那样逆来顺受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复兴以及自从80年代以来工人阶级组织的蓬勃发展为消灭这些罪恶提供了条件。1905年1月，在基尔·哈第主持之下的一个特别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失业和供给在学儿童以膳食的决议。它宣称：
“失业并不是由于缺乏土地、资本、国民财富，或者由于缺乏消费能力而引起的，因为在经济恐慌期间，就像我们目前所经历的一样，创造财富的人被迫在物资充裕的情况下挨饿。”保护政策也好，自由贸易也好，都无济于事，罪恶实际起因于“垄断的存在，不劳而食的人过多，劳动阶级负担过重，以及缺乏某种产业上的组织来防止有时使工人工作过度有时又使他们陷于失业的现象。”（W.S.亚当斯著《爱德华的时代遗产》，1919年出版，第218页。）
本着这种精神，地方政府中的新进的社会主义者代表一直在为失业者进行宣传鼓动，反对吝啬、卑鄙、架子十足的济贫法。这项法律骇人听闻的弊端后来在皮阿特里斯·韦伯于1905年皇家失业调查委员会上作的“少数派报告”中受到彻底的揭露。在这期间不断的骚动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1905年11月由奎尔奇，詹姆斯·麦克唐纳，马格雷特·邦德菲尔德，乔治·兰斯伯雷和国会议员维尔·克鲁克斯向首相引见的伦敦东部贫民区代表团了。为了配合这个代表团的晋见，伦敦各业理事会和其他地方组织安排了几千群众的示威游行。游行者高举着标语，上面写着“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失业者要求工作权利”以及“给我们男人工作—给我们的孩子面包”。
在这个世纪最初的年代中，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都陷入了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中，而工人阶级不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殖民地国家则开始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这一次高潮中最有力的打击是俄国工人1905年的革命，它从根本上动摇了沙皇辽阔的帝国，并且使各处的普通人民受到新的希望和决心的鼓舞。国际的反响是巨大的：奥匈帝国所发生的强有力的示威迫使维也纳政府接受了男子选举权的要求。在德国工人中也发生了深刻的骚动。1906年法国爆发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大罢工。它在殖民地国家中的影响可能更要深远，因为这个帝国主义列强之一已经证明不过是个纸老虎：于是乎开始了行将改变中国和印度亿万人民的命运的伟大的民族革命运动。
俄国1905年的事件，这场反抗世界上最可恨的专制暴政之一的人民革命，在英国激起了包括工人阶级和中等阶级进步阶层的深刻同情。1月24日斯特普尼的失业工人举行集会，第二天（新堡）埃尔威克造船厂的工人又举行了晚餐时的聚会来抗议对圣彼得堡工人的屠杀。1月25日，独立工党在每年一度的劳工代表大会开幕前夕举行了一个群众大会，会议一开始就通过了一项同情俄国人民反抗暴君起义的决议。“当听众逐渐了解到这件决议的重要性的时候，”1月27日的《劳工导报》报道说，“一阵巨大的欢呼声响了起来，最后每个人都表示同意并为之欢呼。”劳工代表大会本身也一致通过了一项类似的决议，并且发出指示，要求建立一项基金“以援助为自由而进行崇高斗争的罢工工人和救济生活困难的寡妇和孤儿”。同一天的《正义报》（当时提奥多·罗斯坦正为这个刊物撰写着有关这些伟大事件的内容至为丰富的评论）宣称：“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在多少世纪的奴役和困苦之后，俄国人民站起来了，沙皇的宝座已经从根本上推翻了。”在伦敦、利物浦和格拉斯哥等大城市里举行了群众大会，它们往往是由“社会民主同盟”、独立工党、“费边社”和工会联合主持的。基尔·哈第在议会中要求就沙皇政府不经审判在华沙枪杀了120名工人阶级领袖一事提出抗议。
俄国革命就这样对工人运动的深刻的思想动荡和不断加强的斗争输入了新的有力的因素。工人运动这时已经在为失业问题和对工会的基本权利受到威胁以及其他社会和经济政策等问题积极地展开了斗争。资产阶级在保守党20年来从未中断的统治期间，对工人一直在执行着镇压政策，但现在碰到了真正的困难：除了“英国困难情况”以外，还有引起激烈争执的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问题，日渐加剧的国际紧张局势和爱尔兰独立问题，而这些还不过是几件最严重的而已。保守党内部在关税问题上的分裂促成了政府的辞职。在1905年年底，曾经因为谴责英国在南非的暴行而遭到保守党人嫉恨的性格倔强的苏格兰激进派人士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组成了新政府并且在新年开始就解散了议会重新进行选举。
自由党人在1906年的大选中获得了巨大的胜利而工党也取得了使当时的舆论界为之震惊的进展。工党（这时“劳工代表委员会”已经被人称为工党）的席位从4个增长为29个，此外还有24个（其中13个矿工工会的领袖）工会的候选人以自由党人的身份当选。
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确取得了重大的发展，然而，要想了解它真正的意义，还必须对产生这个结果的复杂的社会倾向加以仔细的分析。首先，自由党人采取的政策是根据资产阶级面对着不断增长的工人阶级的压力不得不实行战略退却的情况下拟定的。保守党领袖巴尔福在评论选举结果的时候，很清楚地观察到了这一点：
“假如我的观察不错的话，已经发生的事情同近几年来我们所呶呶不休地争吵着的任何事物都没有关系。坎贝尔—班纳曼只不过是一个在他所无力控制的激流上跳动着的软木塞子，而目前此间发生的事件是同引起圣彼得堡的屠杀，维也纳的暴乱和柏林社会党人的游行的同一运动是遥相呼应的。”
自由党人相信，凭着狡猾的妥协政策，激进的言词以及在选举上与工党进行勾结，这场风暴就可以平安渡过。而且这样一来，统治阶级政党可以把权力保持在自己手中而以工人阶级政党为同盟的小伙计。这是他们斗争的最高目标而且他们达到了这个目标。头号政客大卫·劳合乔治在选举结束仅几个月后的一次集会上宣称，他可以告诉他的自由党听众，将来可能“使这个独立的工党运动成为一支巨大而锐不可当的力量”。
“在寻常议会任期届满的时候，如果人们发现自由党议会没有作任何努力来认真地改善人民的生活情况，来扫除在这个充满了财富的土地上存在贫民窟、饥馑穷困的国家耻辱；发现他们不敢大胆地攻击造成这种悲惨状况的主要原因（其中最显然的是酗酒和万恶的土地制度）；发现他们没有制止由于扩张军备而造成的国家富源的浪费，也没有为孤苦的老年人提供妥善的生活条件；发现他们驯顺地让上议院把他们提出的法案中的所有精华剔除净尽；在这种情况下，势必就会有人发出呼吁要求成立新政党，而我们这些在座的人中也会有许多人附和这种呼声的。但是，如果自由党政府采取措施来对付地主，制酒商和贵族，就如同他们曾经对付牧师那样，把这个国家从垄断资本家的魔爪中解救出来，那么工党即使号召英国的劳动人民背弃正在为消灭那些压迫劳动者的罪恶制度而英勇斗争的自由党的主义，那也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M.比尔著《英国社会主义史》第2卷，第388—389页。）
这样一种政策是大多数工党议员—不论他们怎样叫嚷他们的“独立性”—所十分欢迎的。这种政策实际上等于力求改进资本主义制度以使它得以维持下去，或者更坦率地说，等于用帝国主义垄断和殖民剥削的超额利润来收买英国工人阶级。
因此工党在选举上获得的巨大胜利具有了两重性：它是统治阶级为了分化和控制工人阶级争取独立的力量而采取的长远政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这种力量是实在的，并且沿着胜利的道路在不断地发展，同时他们所取得的让步也是真实的。他们迫使“自由党”领导实践诺言，接受了一项使工会免于受类似塔夫谷案件赔偿威胁的法案。其他重要的收获有：又有600万工人享受到劳动者工伤救济的待遇；地方当局供应贫苦学童膳食；根据1908年的煤矿法令矿工赢得了八小时工作制；同年建立了非捐助性的养老补助金；1909年工潮调解法令在消除血汗劳动的弊端方面开始作了一点努力。
另外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在这个政治上一帆风顺，当统治阶级的堡垒在人民的攻势面前将要土崩瓦解的时候，工党的出现简直同自由党的大获全胜同样地引人注目，而工党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它看起来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
[1] 大会之后不久，奎尔奇就把《正义报》的编辑部交给列宁作筹备出版《火星报》之用——这种报纸越过沙皇警察的封锁被偷运到俄国去。
[2] 1905年，“社会民主同盟”再度分裂，这次是主要集中在伦敦的部分盟员组成了大不列类社会党，它是一个宗派主义的团体，它既排斥政治活动又排斥工会行动，以为只要每个人都相信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会实现。50年后它仍是那么个小宗派，主要致力于充当反苏宣传的应声虫。
[3] 利用群众的战争狂热来取多数票的选举。——译者
[4] 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正如赫伯特·格莱斯顿的文件所示，“腊姆齐·麦克唐纳在哈第的默许之下，正在同自由党头目在选举问题上安排一项秘密的谅解。”（H．培林著《工党的起源——1880年至1900年》，第240—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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