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勃列日涅夫时代（2011）
第3章 试图让经济增速的局部改革
柯西金的改革，党中央机关的一些人暗中抵制，唯恐扩大企业权利会削弱官员们的权力。
有别于勃列日涅夫的是，柯西金无论生前与死后在社会意识中所得到理解基本上是正面的。也许，在20世纪后半叶的苏联所有政治家中，他受到最大的尊敬。
“苏联领导人中的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像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即柯西金）给我留下如此强烈和深刻的印象，”一位著名的苏联情报人员写道，“首先，他并不竭力在自己周围散布神秘的迷雾，行为举止自然而质朴，既不突出自己的重要性，也不显示自己的见多识广和与高层领导的关系密切。”
推翻赫鲁晓夫之后，柯西金成为政府首脑，便着手进行变革时期之前最重大的经济改革的尝试。
赫鲁晓夫也试图建立一个严格的国民经济管理体系，赋予生产单位以巨大的权力。他解散了许多个部，将管理权下放给地方上的企业，多余的官僚主义环节没有了。这在1950年代后半期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全国的经济向前跨进了一步。当然，权力下放也有其消极方面。市场始终未能出现。经济的发展不是由社会的现实需求所决定，而是依靠自上而下的命令。如果说，从前原料和产品归部里分配，那么，现在则由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之间自行协商。
赫鲁晓夫创举的主要反对派，由丧失了权力和影响的部一级的官僚阶层组成。党的机关也感到不满。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获得了自主权，事实上已不再听命于州委。换而言之，党的工作人员失去了对生产的控制。
1962年，赫鲁晓夫扩大了国民经济委员会。如今在一个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区域内有几个州委，结果实际上党的工作人员已经隶属于生产单位。如果赫鲁晓夫的改革能继续进行，党的机关会落得根本无所事事……
赫鲁晓夫去职之后，地方上党的机关力求迅即废除国民经济委员会。这一想法得到柯西金的支持，他将一切统统出自中央的斯大林式的管理体系视为理想。
各民族共和国并不怎么支持撤销国民经济委员会和恢复原有的部，不愿意回到中央集权制，当年每一件琐事它们都必须征得莫斯科的同意。但勃列日涅夫同意柯西金的看法，结果问题事前即已决定。如今各共和国只能想方设法争取拥有加盟共和国的部的权利，以便保住影响工业和经济的杠杆。
1965年8月，拜巴科夫应召去中央委员会晋见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也在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里。
“你还是回国家计委吧。”勃列日涅夫说。
拜巴科夫开始推辞，说他已经担任过这个职务了，并且以不能胜任为由被撤职。
“你就去干吧！”勃列日涅夫又说了一遍，并友好地补充了一句：“至于你的能力，那并不该由你来判断嘛。”
茶送上来了，勃列日涅夫开始大谈加强统一计划的重要，因为当时正在撤销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和恢复各部门的大部，国家计委的作用日益增长。
“不单是我，而且还有其他一些同志，”勃列日涅夫说，同时向柯西金点了点头，“都考虑过您的调动问题。至于当时将您调离，并不是因为不能胜任工作，只不过是您的观点与赫鲁晓夫有分歧罢了。”
早在1962年9月，《真理报》上便发表过教授利别尔曼[1]的文章《计划、利润和奖金》。他第一个说出了勤于思考的经济学家早已有之的想法。无论整个工业或单独的企业以及在其中工作的人，都根本对生产消费者所需要的商品漠不关心。与此同时，工业部门却年复一年地超额完成计划，不断生产那些质量低劣、谁也不需要的产品。利别尔曼建议授权厂长们自己去与合作者签订合同，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优惠的条件，而部分利润则可扣除下来，作为工程师和工人们的奖金。
这是改变经济状况的第一个建议。全国都对这位教授的想法议论纷纷。《真理报》的文章给赫鲁晓夫留下了深刻印象。它正好符合他主张将管理部门的权力交给企业经理的设想。赫鲁晓夫决定进行试验。正当草拟各种文件之际，他却被迫退休了。
柯西金担任政府首脑之后，下令修订试验的各项原则。然而这样的试验，也让官僚们胆颤心惊。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远非所有的人都支持柯西金。
波德戈尔内在一次会议上说：
“我们干吗要改革这个鬼名堂？难道我们还发展得不好吗？”
柯西金回答说：
“改革很有必要，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开始降低。各种各样的方法都试用过了，因此应当鼓励主动精神，提高全体职工对劳动成果的兴趣。”
但波德戈尔内仍然固执己见：
“如果要进行改革，那也需要仔细地做好准备。”
勃列日涅夫热烈支持经济改革的想法。有一天，他闷闷不乐地来到扎维多沃。《真理报》总编辑问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解释说，“政治局会议上严肃处分了两名部长。但处分也无济于事：他们破坏计划是因为，其他的一些部长没有给他们提供原料、枢纽站、配套设施和燃料。而反过来，又有人未能及时向这一些部长提供别的东西。”
“都怪硬性的统一计划体系，”勃列日涅夫说，“中央不可能把一切都预见到。”
1965年9月27日的中央全会上，柯西金作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规划和加强对工业企业的经济刺激》的报告。
他宣称，历史上形成的生产资料工业（A类）与消费品工业（B类）之间有利于第一类的相互关系是不正确的。
除开撤销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主意之外，他的报告中有许多早在赫鲁晓夫当政时即已酝酿的大胆的建议。这位政府首脑提出增强企业的经济独立，减少上级下达的计划指标的数量，给予企业自行处置一部分所挣得的钱和制定人员编制的机会。柯西金希望从物质上激发整个企业和每个工作人员的兴趣，使得他们更好地工作。
9月29日，勃列日涅夫也在全会上发表讲话：
“为了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能力，应当加强经营管理中的经济手段。需要借助于经济刺激制度激发每个企业的工人、技师、技术员、工程师和职员的兴趣，让他们乐于运用新技术，改进工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为每个企业扩大权利则有助于达到这些目的……”
勃列日涅夫在那个时期并不是改革的反对者，而是拥护者。他当时相信他能改善民众的生活。他做到了每周改为工作五天，将一个休息日变成两个休息日，星期六也可以休息了。这对全国都是一份厚礼。
1965年11月2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改进规划和加强对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决议。就此柯西金的改革启动了，并成为一场相当激烈辩论的导火线。变革的拥护者支持改革；而党中央机关的一些人却暗中抵制改革，唯恐扩大企业权利会削弱官员们的权力。
柯西金是领导层中唯一关注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人，其余的人已习惯于只顾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他按老习惯关心纺织工业，从国外为其购置设备。
人们开始挣到更多的钱，但什么东西也买不到。有一个任务就是将居民手中所积攒的大量的钱回收以投入经济。柯西金与意大利签订合同，在陶里亚蒂（俄罗斯城市，因纪念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2]而得名）建设一座生产小轿车的工厂。这样，在俄罗斯的道路上便出现了“日古利”牌小轿车。
多亏了柯西金，苏联人才品尝到了百事可乐的滋味。
早在1959年，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即曾在莫斯科的美国展览会上请赫鲁晓夫喝过百事可乐。这张照片出现在全世界的报纸上。百事可乐一时名扬天下，最重要的还是，它超过了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可口可乐。
实际上这是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之间又一轮残酷的战争。这场战争并不局限于在生产领域和广告之中进行，而是早已上升到政治层面。
美国的总统向来不仅可分为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而且也分别是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崇拜者。艾森豪威尔威尔、肯尼迪、约翰逊都是可口可乐总统。尼克松则成了第一位百事可乐总统。1968年他当选之后，可口可乐自动售货机被逐出了白宫，它们的地位由竞争者取而代之。总统的手下人开始只喝百事可乐。
美国总统们的美食爱好得到论功行赏的回报。百事可乐公司为尼克松的竞选运动提供资金。为了表示谢意，1970年尼克松派遣一个庞大的美国贸易代表团前往莫斯科时，将百事可乐公司董事会主席兼执行总经理唐纳德·肯德尔[3]列为代表团成员。
柯西金接见了美国人。肯德尔提着一个公文包来到克里姆林宫（那时尚未与恐怖主义进行斗争）。他被介绍给柯西金的时候，取出一个白铁皮可乐罐递给柯西金。苏联政府首脑惊讶地望了望这位美国人。而肯德尔啪地一声扳掉拉手，原来罐子里面是一个已预先调到莫斯科广播电台波段的收音机。
这个新技术产品给柯西金留下了强烈印象。他与肯德尔达成协议：百事可乐公司获得独家授权，在美国销售伏特加并在苏联建设自己的工厂。
当时堪称特例的这份协议，在百事可乐面前打开了巨大的苏联市场。百事可乐的第一家灌装厂于1974年开设在新罗西斯克。
新的思路推动了经济发展，无论产量和劳动生产率都得到提高。第八个五年计划被视为大获成功。然而革新的推动因素迅即消失，改革开始逐渐停息。认真改革经济局面的尝试未获成功。
何以如此？通常人们都说，是政治阻碍了柯西金的改革：勃列日涅夫产生了猜忌心理。寡言少语、冷静沉着的柯西金大得人心。勃列日涅夫嫉妒他的声望。
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的私人关系并不亲密，因为他们是迥然不同的人，无论就智力水平或性格而言都是如此。勃列日涅夫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有一次前往外地期间，傍晚，闲了下来。晚饭时勃列日涅夫无所适从地问：
“这样，我们又干什么呢？”
柯西金回答说：
“没什么，看看书吧。”
他离开后，勃列日涅夫嘲弄地学着说：
“你听，看看书吧。”
这样消磨时间，在他看来最没有意思。如果不是柯西金，而是波德戈尔内或基里连科在身边，他们准会玩多米诺骨牌。据总书记的私人摄影师穆萨埃利扬说，勃列日涅夫很喜欢玩多米诺骨牌，常说：
“这种牌戏极为有益，因为需要精确的算计，巧妙地施展各种招数，领会搭档的意图。甚至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装鱼’——强作镇静。”
柯西金却从来不玩多米诺。
[1] 叶夫赛·格里戈里耶维奇·利别尔曼（Евсе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Либерман，1897年10月2日——1981年11月11日），苏联经济学家。早年在大学任教。1938年被捕。1939年4月被判处15年徒刑，同年年底平反。1962年在《真理报》发表文章，提出社会主义工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建议，并参与了1965年的经济改革。1981年在哈尔科夫去世。
[2] 帕尔米洛·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1893年3月26日——1964年8月21日），生于热那亚，1914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1921年参与创建意大利共产党，1927年至1934年、1938年至1964年担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垮台后，曾于1944年至1945年任副总理，1945年至1946年任司法部长。
[3] 唐纳德·麦金托什·“唐”·肯德尔（Donald Mcintosh "Don" Kendall，1921年3月16日——2020年9月10日），美国商人。1942年加入美国海军，二战期间曾在菲律宾作战。1947年起在百事可乐公司工作。1970年起参与了策划推翻智利总统阿连德的活动。1971—1986年任百事可乐公司首席执行官。80年代参与了改善美苏关系的活动。2020年逝世。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