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勃列日涅夫时代（2011）
第5章 苹果通心烂
总书记的亲信之中，拉希多夫广受欢迎。他熟知莫斯科官员们的审美情趣和爱好，任何一位负责官员都不会从乌兹别克空手而归。他从不希求因刚刚为他人效劳就获取回报。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广交朋友，以便万一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时人家能预先提醒他。
勃列日涅夫素来善于交际，平易近人，颇具魅力。他总是避免进行不愉快的交谈，撤人之职时从不说明原因，但也不会致人于死地。也可能大发雷霆，开口骂娘，然而很快便又恢复平静。
勃列日涅夫也并不急于惩处有过失的人。
他来到阿拉木图时，在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全会上严厉批评了卡拉甘达州考温拉德区委书记。次日州委第一书记来见勃列日涅夫，说他要将犯错误的人撤职，而且已经物色到了接替的人。
勃列日涅夫反而感到惊讶。他向第一书记解释说，从批评中得出结论是应该的，但必须给予改正所犯错误的机会。如果这位领导人过而不改，这时候才需要采取极端措施。
曾当过政治局委员兼苏共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佩尔谢多年助手的莫基拉特回忆说：
“勃列日涅夫在位时，总的说来道德要求的水平降低了。酗酒现象大肆泛滥，人性中通常应有的诚实和正派的品德遭到冷落，而各种各样善于拍马钻营和一心假公济私之徒却如鱼得水。而充当这些人的庇护者的可耻角色的，往往正是勃列日涅夫本人及其帮凶波德戈尔内……”
勃列日涅夫对那些违反法律和道德准则、力求个人致富的人礼遇有加，这方面的大量事例已广为人知。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贪污受贿现象具有极其广泛的规模，因为一个人的生活取决于大批官员。今天看来，当时的受贿数额似乎引人发笑，但要知道，那时候的生活水平也全然不同。
据歌唱家维什涅夫斯卡娅说，文化部长福尔采娃就很喜欢接受演员们的礼品：
她更喜欢收受外汇，这我自己便可以作证：1969年大剧院在巴黎演出期间，我塞给她400美元——那是我40天演出的全部酬金，因为我像剧院的所有演员一样，每天仅能收入10美元。
我直接向她行贿，是为了按照我的合同允许我去国外演出（否则常常成了这样：合同是我的，而根据这个合同出国的却是另一个歌唱演员）。我忐忑不安，浑身冒汗，而她却泰然自若、习以为常地顺手收下，说了声：“谢谢……”
情况已发展到这种地步：苏联的全体精英事实上都不顾工作，一心安排自家的生活。
“为什么所有的官员都喜欢勃列日涅夫呢？因为在他手下可以享受生活而不必劳累工作，”中央委员会机关的一位高层干部向我讲述，“不想去上班，你可以给书记处领导人打电话：我今天不能来了——那你就休息吧。勃列日涅夫从来不曾为此处罚过谁。”
上层官员们纷纷出国，将自家的孩子送去那里工作，尽情分享现代文明的物质成果。莫斯科近郊兴建起一批批按当时的标准堪称豪华的别墅，莫斯科街道上出现了崭新的外国品牌的汽车。高官显贵们争先收藏时髦的彩色写生画和古董。
勃列日涅夫不喜欢口角，对下属的小毛病总是采取迁就的态度。
当时的克格勃莫斯科管理局局长阿利金回忆说，中央候补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渔业部长伊什科夫[1]犯下了最大的贪污受贿案之一。
阿利金报告安德罗波夫：侦查材料表明，这位部长受贿23000卢布。安德罗波夫想了想说：“好吧，我一定报告列昂尼德·伊里奇，不过我知道，这对他可是个坏消息。”
过了一段时间，安德罗波夫给阿利金打电话说，伊什科夫的材料已上报总书记：
“不过勃列日涅夫认为，既然是部长、中央候补委员，那么他的问题在代表大会之前便无法解决，那会弄得很难为情。总之，列昂尼德·伊里奇劝我把他叫来谈谈算了。”
很快安德罗波夫重又与阿利金通话。伊什科夫部长承认的确收了钱，但认为那是赠款，请求将他的行为认定为错误，并声明准备将整笔款项缴作国家收入，而且也这样做了。
“他上缴得太少了，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阿利金说。“经侦查查明，他还有一笔受贿款多达29000卢布。”
伊什科夫重又被叫到克格勃。他并无异议，将这笔款项也如数上缴。
伊什科夫1920年代在斯塔夫罗波尔做过不长一段时期的共青团工作，其后终生都从事渔业活动。早在1940年斯大林便让他担任人民委员。由于工业结构无休无止地变动，职务的名称也随之更改，但他活动的领域却一直未变。
勃列日涅夫于1965年为伊什科夫建立了渔业部，他也就在这个职位上干了14年。1979年2月他奉命退休，但仍然是中央候补委员和最高苏维埃代表，死后光荣地入葬新圣母公墓……
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梅杜诺夫[2]，自1973年以来一直是该边疆区的主宰。当勃列日涅夫开始怀念战争岁月和自己的功勋之时，所有的人当中因此而受益最多的便是梅杜诺夫。勃列日涅夫上校曾经战斗过的大名鼎鼎的“小地”，正好在梅杜诺夫所管辖的区域之内。这位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所操心的是，要让勃列日涅夫的功勋名副其实地永垂不朽。勃列日涅夫莅临新罗西斯克时深为感动，不禁拥抱了梅杜诺夫。
梅杜诺夫在党代会上许诺收获一百万吨稻谷。倒是建成了一个人工水库，但淹没了许多村庄，百姓被迁移到外地。整个边疆区都为一百万吨而辛勤劳动，酷暑天在没膝的水中干活，好让梅杜诺夫能够向上司表功。他终于获得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金星奖章。后来表明，他所许诺的一百万吨只不过是徒托空言，耕地却被破坏了。
当年遐迩闻名的“鱼案”是从索契“海洋”商店经理普鲁伊泽被捕开始的。接下来便势如破竹：
索契市党委书记亚历山大·梅尔兹雷伊和公共饮食管理局局长外号“沙赫王后”的瓦连京娜·梅尔兹拉娅（在海滨与一些德国女人搞团伙犯罪，盗窃边防军的武器，侵占公有汽车，无偿修建别墅，虚报成绩，收取商业职工的贿赂，被捕后伪装患有心理疾病，被判剥夺自由15年并处没收财产）；
区委书记塔拉达（主动向审判人员交出价值750000卢布的贵重物品，供认收受100人的贿赂，有三处密室——厨房里、板棚里、鸡舍里各一处，他保证协助侦查，因中风死于列福尔托沃监狱）；
格连吉克市食堂和餐厅联营组织的经理贝拉·博罗德金娜[3]（受贿一百万卢布，被枪决）；
格连吉克市党委第一书记波戈金[4]（失踪）；
霍斯京区执委会主席洛贡采夫（作为证人接受讯问，回家后给儿子写了遗书，用电线缠身，接上电源自尽）……
在索契也大肆进行逮捕。市商业部门和公共饮食部门的领导人供出了他们的庇护者——边疆区党委书记塔拉达。他收受贿金是因为包庇边疆区内存在的隐蔽经济，主要是一些大肆生产非法牟利产品的地下车间。感恩戴德的车间老板给他送钱，他便与其余的人私分。据说，在审讯过程中塔拉达答应供出一些人，但当天夜里他便死在牢房之中。
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明白，侦查必须制止。梅杜诺夫知道，他可以牢牢依靠总书记及其亲信。有一次，梅杜诺夫已经在中央书记处遭到严厉申斥。他刚刚回到克拉斯诺达尔，勃列日涅夫便打来电话：
“你用不着担心，不必太在意所发生的事情。安心工作吧。”
当中央宣传部处长比克宁来到克拉斯诺达尔之时，梅杜诺夫给他看一本大相册，其中有他和勃列日涅夫的合影。用意是，批评一个与总书记如此亲密之人至少是愚蠢的。
《苏维埃俄罗斯报》报道了边疆区的状况。党的领导层、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齐米亚宁都急忙为梅杜诺夫辩护。
“为此，”该报当时的领导人涅纳舍夫[5]回忆说，“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齐米亚宁将多少怒气发泄到总编辑头上，他认为，正如在谈话中所指出的那样，报上所发表的文章考虑不周，背离了苏共中央的立场。”
安德罗波夫当上第二书记之后，他忍无可忍，专门为梅杜诺夫的事找勃列日涅夫诉说。谈话是在电话中进行的。总书记的卫士梅德韦杰夫[6]当时正在他的办公室里。
听罢安德罗波夫的话后，勃列日涅夫问：
“怎么办呢？”
“提起刑事诉讼，”安德罗波夫建议，“逮捕并审判梅杜诺夫。”
“尤拉，不能这样做，”勃列日涅夫说，“他是一个很大的党组织的领导人，可现在却要将他送上法庭？那我们就给一个很好的边疆区抹了黑。”
勃列日涅夫所同意的唯一的一点是，将梅杜诺夫调任不太引人注目的工作，党的办公厅就曾经有过这种委婉的做法。
梅杜诺夫对此的陈述是这样：
“我被戈尔巴乔夫请去，他说：‘现在我们就去见安德罗波夫。谈话可能不太愉快。’安德罗波夫宣布：‘是将你召回由中央分配另外的工作的时候了。部长的空缺没有，您暂时只能任副职。’既没有指责，也没有解释。我内心里十分气愤。‘我要去见列昂尼德·伊里奇’。——‘现在不应当这样做。必须保护列昂尼德·伊里奇’。在克拉斯诺达尔召开了全会，我进行告别……所有的人都得到警告，不让提问任何问题……”
早在1959年3月即已当选乌兹别克中央第一书记的拉希多夫也是一位同样神奇的能人。当时谁都无法设想，他居然创造纪录，稳居这一职位长达24年之久。
拉希多夫将赌注押在棉花种植上，每年都增加供应量。国家非常需要棉花，特别是军事工业，因此拉希多夫获得两枚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金星奖章，十枚列宁勋章，甚至还有列宁奖金。党的领导人全都尽可能收罗多种勋章，已经不知道还能用什么来让自己开心。
在拉希多夫为国家提供棉花的同时，莫斯科也允许他按照他的需要统治那个共和国。
他建立起了个人专权的牢固体系，将自己的所有亲属安插在最好的职位上。仅仅在共和国中央委员会机关工作的，就有第一书记的14位亲属。
实质上，拉希多夫在共和国内恢复了一个氏族体系，让其控制所有的部门。举凡重要的职务，都只能任命自己人担任。
拉希多夫的力量来自他很善于和尽可能多的位高权重的莫斯科官员保持良好的关系。凡是莅临共和国的人，他都悉心殷勤地接待，务必使其心满意足。
1970年代初期领导中央宣传部的雅科夫列夫讲述：
有一次，我去乌兹别克出差。人家让我入住党的宾馆，以好吃好喝招待。临别时我要求由我付款。他们坚决拒绝。大惊失色的宾馆经理连忙跑来说：“怎么能这样呢？这事我连报告上级也不敢。我们会被撤职的。”我坚持付了款。据我看来，正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与拉希多夫的关系就不融洽了。
列昂尼德·伊里奇喜欢他，仅仅是因为他在棉花种植方面成绩卓著吗？抑或另有原故？
勃列日涅夫酷好奖章和礼品。倒并非他很贪婪。他是对受到关注这个事实本身感到愉悦。拉希多夫善于利用这一点。他去见所有的人都要带礼物——无论去中央农业部还是其他各部，无不如此。每次前往莫斯科，他都要在自己的公馆举行豪华宴会，宴请对他有用的人，这些人则对他不胜感激。
布鲁坚茨回忆说，拉希多夫曾率领代表团出访伊拉克，从那里为勃列日涅夫带回一尊黄金雕像。
所有的共和国都向一国之主及其亲信奉献礼品。但谁也无法将礼品做得比拉希多夫更好，他熟知莫斯科官员们的审美情趣和爱好。任何一位负责官员都不会从乌兹别克空手而归。对特别不可或缺之人，一年到头都要奉送礼品。
苏联克格勃前第一副主席博布科夫将军著文说，拉希多夫曾为政治局委员基里连科制做了一款帝王般高贵的礼品——送给他的夫人和女儿用举世无双的卡拉库里羔皮特制的毛皮大衣。
勃列日涅夫的女婿、苏联内务部副部长丘尔巴诺夫飞抵塔什干时，拉希多夫亲自到机场迎接。他一直都站在飞行场地上恭候这位贵宾，并当即将其送至宾馆用早餐，然后再请到中央委员会他那里，向其汇报共和国的情况，既殷勤又亲切。
拉希多夫与勃列日涅夫并不十分亲近。勃列日涅夫从不将他邀请到自己家里。但在总书记的亲信之中，拉希多夫却广受欢迎。他从不希求因刚刚为他人效劳而获取回报，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广交朋友，以便万一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时人家能预先提醒他。
中央宣传部收到一些来信，其中着重提出乌兹别克国内令人不满的事情——过分颂扬共和国领导人，有民族主义的表现，尤其是在拉希多夫的亲戚、科学院院长穆米诺夫的许多讲话之中。
为此宣传部甚至撰写了一份报告。1972年中央书记处研究塔什干市党组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和领导干部的经济教育问题。市委的工作受到尖锐批评。继此之后，紧接着就应得出组织结论。
看来，拉希多夫的艰难日子到了。然而部里的报告并未引起重视。中央书记杰米契夫召见宣传部副部长梅德韦杰夫，要求停止发表反对乌兹别克和拉希多夫的讲话。杰米契夫说，拉希多夫对批评塔什干市委感到很难过，给杰米契夫打电话时差点儿哭了。
梅德韦杰夫想向杰米契夫弄清楚：“这是劝告还是命令？”
杰米契夫回答说：“您就把这当作指示吧。”
事情很清楚，停止批评乌兹别克的命令并非出自杰米契夫，而是来至勃列日涅夫本人。只有总书记才能宽恕共和国第一书记。
此后数年期间，苏共中央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根本不去乌兹别克。这个共和国完全脱离了批评与监督的范围。梅德韦杰夫本人有时接到共和国中央委员会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前往塔什干的邀请。梅德韦杰夫对他说：
“我倒是打算去，但已经得到拉希多夫同志的同意了吗？”谈话到此结束。
不过当梅德韦杰夫根据中央的决定来到塔什干时，拉希多夫十分热情地会见了他。拉希多夫不惜花费时间，详细讲述乌兹别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说共和国收获了七百万吨棉花，业已开始采金。
拉希多夫在谈话期间没有忘记提及他本人对勃列日涅夫的爱戴和友情。还将自己的书奉送与客人，题词是“赠给亲爱的朋友和兄弟……”。
拉希多夫十分狡诈，谁也不愿和他争吵。
政治局的每一个委员都极有权势，哪怕他并不是生活在莫斯科。搞坏与这个群体的关系是极不明智的。
苏联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前主席梅夏采夫向我讲述：
“乌克兰拍了一部影片，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的孙子在其中饰演了一个角色。影片很平庸。但有些人打电话来说：应当多播映一些乌克兰影片，现在就有一部新片，你就放映吧。我提出异议：‘影片很差。中央电视台不能浪费金钱播放差劲的不符合需要的影片。’”
这番谈话自然传到了谢列斯特耳朵里。好像故意作对似的，过一些时候电视上播出谢列斯特的讲话，由于技术瑕疵，突然没有了声音。梅夏采夫致电谢列斯特道歉。那是一个星期日，找到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时，他正在别墅里。
梅夏采夫解释说，原因出在技术故障，保证一切都将得到纠正，有过错的人会受到惩处。谢列斯特没有放过申斥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的机会：
“你那里的那些半裸的女孩子演出的时候，从来不出故障。而政治局委员一露面，马上就有故障了。”
随后在政治局会议上，谢列斯特详细述说了播出他的讲话时，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的组织工作如何糟糕。在未来决定梅夏采夫命运的时候，这一事件自有其作用……
谁都不喜欢批评，而拉希多夫对任何批评乌兹别克的只言片语都恨之入骨。他将批评共和国视作对他个人的污辱。在东方，批评被当成解除职务的预兆。苏联一位老新闻工作者回忆说，在乌兹别克，你去区上或集体农庄时，不能对当地领导人说明此行的目的何在，尤其是编辑部让你写批评材料的时候——人家可能往扑劳或伏特加中偷偷撒上大麻末。这样一来，记者醒来时会身在警察分局，明白自己的前途业已终结……
“拉希多夫口蜜腹剑，”《真理报》原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夫着文说，“他具有东方人的机巧，对上层人物阿谀奉承，为此深受勃列日涅夫的尊敬和信任，勃列日涅夫很喜欢视察乌兹别克。拉希多夫无法容忍持有异议的人。”
《真理报》特派记者曾写过几篇描述乌兹别克现状的文章，说保健和教育方面的状况呈现出一片可悲的图景：中小学生和大学生一年中有两三个月被强迫去棉田劳动，而且都是繁重而有害的工作。
拉希多夫怒不可遏，向中央委员会提出申诉，将那位记者称为“乌兹别克人民的公敌”。
戈尔巴乔夫未来的助手博尔金当年是《真理报》农业部的编辑。他回忆了塔什干给他所留下的印象。
在机场迎接博尔金的是主管农业的乌兹别克中央书记。他被送到党的宾馆，然后又径直领去面见拉希多夫。谈话之后，第一书记招待吃饭。他们来到一个专用餐厅，党和共和国的高层领导人在这里整整吃喝了一个小时。
拉希多夫让博尔金和自己坐在一起，对他作了介绍。突然之间，共和国中央第二书记不怀好意地问道：“这就是那家给乌兹别克人民的事业抹黑、对他们大肆诽谤的报纸的代表吗？”
这时所有在场的人都齐声指责博尔金。他被气得面色发紫，正准备起身离席之际，拉希多夫干预了，他责备那些人说：“同志们，我们的客人是来自列宁主义的《真理报》……”
瞬息间气氛为之一变，所有的人都争先恐后的大讲《真理报》是一份多么出色的报纸。博尔金惊讶地瞧了瞧拉希多夫，看见的是他那慈父般的关切的目光。
《真理报》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夫不得不亲自前往乌兹别克，以修复与共和国的关系。“举行了一场场丰盛的酒宴，”他回忆道，“赠送了我几件长袍、几顶吉尔吉斯男帽，几条宽腰带。”这位总编辑并未拒绝这些礼品。他写了一篇赞扬性的文章《乌兹别克的金手》，终于与拉希多夫达成和解。共和国的情况一切依旧，但记者们再已不敢指出哪怕最小的缺点了。
在最高苏维埃民族院的会议上，负责轻工业的俄罗斯部长会议副主席卡尔波娃[7]批评乌兹别克：“大家都知道缝纫制品的质量是何等重要，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料的质量。棉花的供应主要来自乌兹别克。遗憾的是，棉花的质量低劣，而且还在继续恶化。”
午餐休息时拉希多夫来到卡尔波娃身边：“您严重污蔑了乌兹别克。兄弟的乌兹别克人民受到了侮辱，他们决不会原谅您这一点的！”
卡尔波娃去见自己的上级。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是索洛缅采夫，他也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因此在最近一次的最高苏维埃两院联席会议上，他和拉希多夫在主席团中并排而坐。
拉希多夫当即开始向他埋怨卡尔波娃。富有经验的索洛缅采夫取出颇有远见地事先预备好的发言稿，请拉希多夫指出究竟有哪些话使他觉得受到了侮辱。拉希多夫没有接过稿子，但一再说乌兹别克人民受到了欺侮。
下一次会议上，索洛缅采夫带来了有关所收到的乌兹别克棉花的统计资料让拉希多夫看：“色拉夫·拉希多维奇，党一直号召我们正确对待批评，消除缺点。可是您不知为什么对叶夫多基娅·费奥多罗夫娜的发言作出很不正常的反应，不公正地欺负一位妇女。”
拉希多夫很不情愿地说：“我会搞清楚的……”
在乌兹别克，靠什么来常常举行豪华的招待会、赠送贵重的礼品呢？党的书记们吃喝玩乐并不需要自己掏腰包。大讲排场的开支对他们来说也是根本不能允许的——没有这样的开支项目。共和国共产党的预算中，对花一分钱都作了安排。
党的领导常常向生产部门领导人勤索礼品，既收取现金，也收受灵缇幼崽。敲诈勒索系统是自上而下的：从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直至农村区委。下级捞钱给上级，上级收了钱再转送更高一级，不过也不会忘了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职位、军衔、勋章甚至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金星奖章，统统都变成了商品。
最大的营私舞弊勾当是在棉纺织工业中揭露出来的。虚报籽棉生产成绩是“乌兹别克案”暴露的主要原因。各种文件中载明的巨大数字仿佛是籽棉的收获量，然而现实中却纯属子虚乌有。而既然棉花比共和国领导人每年所报告的要少，那就是说，受骗的并不是什么人，而是国家本身。
后来查明，每年向国家虚报“出售”将近60万吨的棉花，如此一来，便从国库盗窃了数亿卢布。用这些钱，乌兹别克的上层人物们过着甜蜜惬意的生活，乐于与莫斯科的上司们分享所窃得的赃款。
1974年秋，诺尔德曼少将被任命为乌兹别克克格勃主席。作为临别赠言，安德罗波夫对他说：“你的主要任务就是，以实际行动让乌兹别克的同志们相信，克格勃的工作人员并不是针对他们的。”
乌兹别克的领导人们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在审查他们，但安德罗波夫根本不想让拉希多夫去向勃列日涅夫说他的坏话。
有一次，诺尔德曼在共和国中央全会上发言，讲述了一些行贿受贿的事例。拉希多夫对此感到不悦。安德罗波夫责备诺尔德曼说：
“你跑上讲台上去干吗呀？我需要你在乌兹别克斯坦活下来。”
诺尔德曼在塔什干仅仅工作了三年。1977年夏，克格勃副主席切勃里科夫召见他说：
“你必须离开乌兹别克。”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最好别问。拉希多夫提出了一个问题……”
在塔什干，诺尔德曼前去向共和国第一书记告别，说：
“大家都知道，您惩治了一些已经离开共和国的克格勃主席。”
“您指的是谁呀？”
诺尔德曼列举了几个人的姓名，并警告说：
“至于我，我可不容许任何人将我为祖国服务40年的功绩一笔勾销。我会进行斗争，维护我的名声。斗争就是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不会怜悯任何人，其中也包括您。我像平生行事一样，就老老实实向您直说了吧。”
诺尔德曼将军回忆说，真应当让你们看看拉希多夫——他的脸色白了又红，直冒冷汗……他不习惯如此直言不讳的谈话。诺尔德曼在苏联克格勃驻民主德国代表处机关又工作了五年。
[1] 亚历山大·阿基莫维奇·伊什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Акимович Ишков，1905年8月29日——1988年6月1日），1927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0年任副渔业人民委员。1940—1946年任渔业人民委员。1946—1948年任西部地区渔业部长。1946—1950年、1966—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8—1950年、1954—1957年、1965—1979年任渔业部长，1950—1952年任副部长。1952—1953年任渔业部亚速海—黑海渔业总局局长。1953年3—11月任食品工业部南部盆地渔业总局局长。1953—1954年4月任食品工业部第一副部长。1956—198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7—1960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渔业司司长。1960—1962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渔业总局局长。1962—1963年任部长会议国家渔业委员会主席。1963—1964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渔业委员会主席。1964—1965年任国家渔业生产委员会主席。1979年退休。
[2] 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梅杜诺夫（Серге́й Фёдорович Медуно́в，1915年10月4日——1999年9月26日），1939—1947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2年加入联共（布）。1951—1959年任克里米亚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苏共雅尔塔市委第一书记。1959—1969年任苏共索契市委第一书记。1969—1973年任克拉斯诺达尔执行委员会主席。1970—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3—1982年任苏共克拉斯诺达尔省委第一书记。1976—1983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2—1985年任果蔬部副部长。1985年退休。
[3] 贝拉·纳乌莫夫娜·博罗德金娜（Берта Наумовна Бородкина，1927年6月6日——1985年？月？日），早年在贸易领域工作。1974—1982年任格连吉克市食堂和餐厅联营组织经理，在任期间受贿高达一百万卢布。1982年东窗事发后被捕，1984年4月20日被判处死刑，1985年7月1日经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核准死刑，同年被枪决。
[4] 尼古拉·费奥多罗维奇·波戈金（Николай Фёдорович Погодин，1923年5月9日——？），1941—1945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67—1973年任格连吉克市执行委员会主席。1973—1982年任苏共格连吉克市委第一书记，在任期间大肆贪污腐化。1982年东窗事发后，于6月14日失踪，从此下落不明。
[5] 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涅纳舍夫（Михаил Фёдорович Ненашев，1929年11月10日——2019年12月15日），195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3—1967年任苏共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市委第二书记。1968—1975年任苏共车里雅宾斯克州委专职书记。1975—1978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78—1986年任《苏维埃俄罗斯报》主编。1981—1989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6—1989年任国家出版、印刷和书籍发行委员会主席。1989—1990年任国家电视和广播委员会主席。1989—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90—1991年任国家新闻委员会主席。1991年7—11月任新闻和出版部部长。苏联解体后，于1994—2006年任俄语图书出版社社长。2006—2019年任莫斯科国立印刷大学出版系主任。
[6] 弗拉基米尔·蒂莫费耶维奇·梅德韦杰夫（Владимир Тимофеевич Медведев，1937年8月22日—— ），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62年加入克格勃。1973—1982年期间担任勃列日涅夫的卫士。1985—1991年期间担任戈尔巴乔夫的安全负责人，1991年八一九政变爆发时被停职，1992年退役。
[7] 叶夫多基娅·费奥多罗夫娜·卡尔波娃（Евдокия Фёдоровна Карпова，1923年3月8日——2000年12月5日），195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6—1959年任苏共莫斯科叶戈尔斯克市委第二书记，1959—1961年任第一书记。1963—1965年任苏共中央总务部副部长。1965—1966年任轻工业部副部长。1966—197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6—1987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副主席。1967—1980年、1985—1990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9—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7年退休。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