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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战争中的赫鲁晓夫：1941—1944
纳粹进攻苏联的前两天，当时赫鲁晓夫就在莫斯科。他一直在那里“无所事事”，他回忆说，但是却得不到斯大林的批准回基辅。他想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他看不出留在斯大林身边有什么意义，只是一次又一次长时间的宴会，“我已经开始厌恶这些宴会了”。
“留下来吧，”斯大林仍是坚持：“为什么这么急着回去呢？再留一段时间。”
最后，斯大林终于发了慈悲，赫鲁晓夫于1941年6月21日，星期六的早上回到了基辅。他从火车站直接来到了办公室，直到晚上才回家。大约一个小时后，估计是晚上十点钟，他又被叫回到了中央委员会，在那里一位情报助理给他看了一份文件，文件说德国人有可能在几天甚至是几小时内发起进攻。几乎就在同时，从西乌克兰的捷尔诺波尔传来消息：根据一个德国叛逃者提供的情报，他们的进攻将在第二天清晨三点开始。赫鲁晓夫一晚上都在办公室里呆着。三点钟刚过，第一缕阳光刚刚从东方的天空升起，他就已经得知德国人的进攻开始了。一个小时后，德国人的飞机开始轰炸基辅机场。
赫鲁晓夫知道苏联还没有做好防御的准备。他的老朋友、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刚刚视察过最西部的军事区，发现各个层次上都存在着严重的漏洞。在1940年12月进行的军事演习中，接替铁木辛哥担任基辅军分区司令的朱可夫领导“蓝军”（装扮成德国军队）对“红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即使赫鲁晓夫不了解大多数的军事秘密，但铁木辛哥与朱可夫肯定向他透露过他们的一些担忧。在1941年4月给斯大林的一份报告中，赫鲁晓夫指出修筑“防御工事”的工作进展很缓慢，并提出大约需要10万名工人，以便在1941年6月1日前完成工事的修筑。
尽管如此，赫鲁晓夫仍然对红军取得最后胜利充满信心。6月22日后，苏联人战争准备不足的后果才完全暴露出来。大清洗已经消灭了军官团体，不光是那些元帅与将军，而且所有的军分区司令，90%的军分区参谋长与助理，80%的军、师指挥官以及90%的参谋军官与参谋长都在大清洗中惨遭杀害。与德国人相比，苏联人在某些型号的坦克与飞机方面有着数量上的优势，但全面的国防现代化进行得太迟了，战斗与人员训练都是按照进攻战略来展开的，前线区的部队都集中于脆弱的前线，装甲部队的组织不够有力，对于大规模机动战也没有经验。此外，弹药与物资的战略储备离边境太近。更有甚者，赫鲁晓夫回忆说：“我们极度缺乏步枪与机关枪。……我简直不敢想象我们的准备不足达到了如此之程度。”
斯大林把三番五次的警告都没有放在心上：1941年4月丘吉尔给他发来电报说德国人正在集结军队；5月22日驻德国大使馆发来电报称德国人定于6月15日发起进攻；来自伦敦使馆的消息警告说希特勒的进攻不会迟于“六月中旬”。在战争开始前几小时，斯大林还告诉朱可夫说，冲突“仍然可以通过和平途径来解决”，“我认为希特勒只是想激我们，他肯定还没有下定战争的决心”。[1]
外界的警告越是不祥，斯大林就越不把它们放在心上。这也就是为什么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在德国人发起进攻后收到的第一个命令是不许反击的原因。6月22日早上，当时战斗已经打响，他们接到了一道指令，命令苏联飞机不许深入敌方领空超过60—90英里处，在“没有接到特别命令前”，部队不许越过边界。
当天下午，他们收到了斯大林的三号指令，命令部队进行反击，粉碎敌人，挺进敌人控制的领土。但是“我们还不知道敌人进攻的确切方向与强度”，朱可夫对副总参谋长尼古拉·瓦图京[2]持反对意见，“到明天早上前摸清前线的具体情况，然后再做出必要的决策，那不是更好吗？”
“我想你是对的，”瓦图京回答说：“但是事情已经决定了。”
几个小时后，朱可夫与赫鲁晓夫来到了捷尔诺波尔；朱可夫已经飞到了基辅，从那里两人乘坐一辆汽车，进行了一次危险的长途跋涉，到达了西乌克兰地区。那天早上，斯大林3点25分就醒了。凌晨政治局委员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了会议。到晚上，已经有大约1200架苏联飞机被摧毁，德国人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同时纳粹军队已经深入苏联领土。尽管战况如此的糟糕，但苏联人又经过了几天才明白了整个事实：西线的苏军遭到了包围或是被击垮，德国军队掌握了完全的行动自由权。只是在西南前线，赫鲁晓夫在那里担任政委，苏军抵抗了一段时间。但是随着德国军队的坦克以每周125英里的速度向东推进，到7月中旬，基辅已经处于德军的威胁之下。
在他们所谓的“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有2700万苏联人失去了生命，这一数字简直让人难以想象，其中包括士兵和平民。那些幸存下来的人面临着难以想象的恐惧，恐惧不仅来自纳粹入侵者，而且也来自苏联的秘密警察，他们甚至在战争即将爆发时还在大肆逮捕军官，杀害或是流放所有斯大林不信任的人，将原来的苏联战俘关进监狱或是处决，他们唯一的“罪行”就是曾经被德国人俘虏过。
然而，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对于很多幸存下来的人而言，战争年代是他们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同时也是最惨烈的岁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于那段岁月的怀旧之情与日俱增。经过如此大规模的清洗“人民的敌人”，他们的国家终于面对着一个真正的敌人。在西乌克兰和其他一些边境地区，普通的苏联人起初将德国军队看成是他们的解放者，表示欢迎，但其他苏联公民都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斯大林将共产主义的理念放到一边，以民族主义，甚至是宗教的名义将俄罗斯人召集起来。人们敢于更为自由地发表言论，希望在战后能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在1956年的秘密报告中，赫鲁晓夫讽刺斯大林是在“一个地球仪”上计划复杂的战争行动。事实上，斯大林是位天才的大战略家，也是动员国家进行全面战争的高手，但是在计划与管理大规模的战役行动方面，他并不擅长，而且完全无视军事战术。他决心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取得战争的胜利，完全不计损失，因此他实施战争的方式使苏联方面遭受了最大程度的损失。不过经过战争的他比以往更加强大：成为胜利的设计师、国家的象征、半个欧洲的占领者。
这场战争改变了赫鲁晓夫。从6月22日开始，他就一直置身于战争最激烈的地方，跟随红军从基辅撤退到斯大林格勒，后来又回到了他的乌克兰党委书记的岗位上。数以千计的人在他的眼前死去，从在计划不周的战斗中牺牲的普通士兵到在他面前自杀的将军，这些将军们唯一感到有愧的就是未能保卫好他们的国家，实际上是保卫斯大林本人。这就是赫鲁晓夫不仅对不必要的损失感到痛惜，而且努力阻止损失的原因。
赫鲁晓夫在一系列的关键战斗中担任总政治委员（尽管这一称呼在1941年后不再使用）。他所在的军事委员会由前线司令、该地区参谋长以及最高政治军官组成。后者的职权与司令一样，没有他的签署不能发布任何命令。实际上，很多司令想要的只是名义上的平等，他们更希望他们的政委能集中精力于提高士气以及向克里姆林宫游说等工作上，以便获得更多的物资与增援。然而，赫鲁晓夫想拥有在作战问题上的发言权，作为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做到了这一点。
他成了他的军事同事与莫斯科权力部门之间的中间人。斯大林利用他牢牢控制着战区司令，而他们也利用他影响着斯大林。莫斯科不可能为所有的前线作战部队提供足够的人员与装备。战场上的军队也不可能达到莫斯科所期望的战果。当然，赫鲁晓夫最终是可以向斯大林交代的，但是在斯大林面前，他总是替指挥官们说话。这种地方观念（苏联人的称谓）是赫鲁晓夫在基辅的作风特点。不过他周围的那些将军们却有着他们自己独特的看法：有些人甚至敢在他面前嘀咕，说士兵们不应该为实际上不属于他们的土地流血牺牲。赫鲁晓夫对此当然表示反对，但是他对指挥官们对莫斯科严重战略失误的抱怨却不加干涉。
在赫鲁晓夫所有的政治局同事中，只有日丹诺夫和布尔加宁有过类似政治委员的经历，但他们对此并不擅长。[3]其他的成员在莫斯科很活跃，也很重要，但却不是在战场上。马林科夫为斯大林掌管着党的机构，他到前线视察过几次，特别是到斯大林格勒，但是历史学家德米特里·沃尔科哥诺夫[4]认为：“由于完全缺乏军事能力，因此他在任何军事领域都没有留下什么值得一提的建树。”莫洛托夫是人民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这一机构与最高总指挥部、苏联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以及国防人民委员部一道负责监控整个战争情况。贝利亚和伏罗希洛夫以及后来的卡冈诺维奇与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5]，一位颇具希望的年轻的经济计划者，也是国防委员会的成员，有权力参加最高总指挥部的会议。
赫鲁晓夫很妒嫉他的莫斯科同事，当他们来视察，对前线将士的不忠与渎职指手画脚，命令他和将军们干这干那时，他表现得十分不满。就像斯大林身边的其他人对他们的看法一样，赫鲁晓夫也逐渐看出他们是些无用之辈。“每当我到克里姆林宫去的时候，”前交通人民委员伊凡·科瓦列夫[6]说：“莫洛托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总是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我过去常常觉得他们很碍事。他们从来不提什么问题，只是坐在那里听着，时不时做点记录。斯大林则忙于发号施令、接听电话、签署文件……那三个人还是继续坐在那里。……”
战争让赫鲁晓夫的精神受到了很大的创伤：他开始抽烟喝酒，在他的回忆录中，战争比几乎其他任何话题都占据了更重的分量，不过他却从来不读其他人在退休后撰写的战争回忆录。但是这场战争也使他的勋章袋子丰满起来。1942年，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建立25周年的纪念仪式上，赫鲁晓夫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颂扬为“抗击敌人的军队里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1943年2月12日，他被任命为中将。直到战争结束，甚至在回到基辅继续担任政府职务后，他还穿着军装。1943年，他被授予苏沃罗夫[7]二级勋章和库图佐夫[8]一级勋章。当时的新闻短片表现了他的志得意满：立正站着，面色严肃地站在等待授勋的人群里，上台时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神采。
这些勋章反映了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格勒与库尔斯克保卫战胜利中所发挥的作用。不过在基辅与哈尔科夫使数以十万计的士兵付出无辜生命的灾难中，他也负有一定的责任。虽然在这些胜利与失败中赫鲁晓夫并非主要的决策者，但不管是胜利还是失败都有他的一份。沃尔科哥诺夫对他的评价也许有失公允，他说“作为一个军事决策者，赫鲁晓夫绝对是一文不值”，不过一份解密的1930年的文件预言了他在战争期间及其战争结束后的缺点。他担任政治委员时所在的预备役部队的一位高级军官认为赫鲁晓夫的总体表现是“令人满意的”，特别是他的“战术素养”。他“判断形势与作出决策的方法没有系统性（这里加了着重说明）”。
赫鲁晓夫后来宣称：“在战争期间曾经与斯大林争论过数次。尽管他可能会将我骂得狗血喷头，但我还是顽强地努力说服他接受我的观点。有几次，我达到了目的。”这也许是真的。斯大林曾经对两位战时的谈话者抱怨：“我能告诉你们什么呢？不管我说什么，你们都会回答：‘对，斯大林同志。’‘那当然，斯大林同志。’‘您的决策很明智，斯大林同志。’只有朱可夫有时会和我发生争论。”[9]朱可夫与莫洛托夫确实与斯大林发生过争执，为了赢得斯大林的尊重，赫鲁晓夫很可能也会与斯大林产生如此的争论。但是赫鲁晓夫还是用了大量的时间对他的主人阿谀奉承，他给斯大林呈送了大量的报告，其中情况报告与讨好的成分兼而有之，他还尽可能抓住一切能与斯大林当面接触的机会，并因自己以各种方式得到的斯大林的夸奖而沾沾自喜。
除了和妻子与女儿拉达的偶尔团聚外（她们去莫斯科看望很少从前线回来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1941年7月至1943年底从来没有见到过他的其他家人。[10]然而就在此期间，赫鲁晓夫一家经历了三场灾难，这对他的精神肯定产生了影响。尼娜·彼得罗夫娜努力不让这些事情影响她的丈夫，但是这些事情是掩盖不住的，不是因为他们正式通知了赫鲁晓夫，就是因为不管如何掩饰，赫鲁晓夫也能发现他妻子所承受的压力。家人的遭遇肯定更加动摇了赫鲁晓夫的信念，因为这和他自身的不安全感也是相关联的，特别是他儿子列昂尼德的去世。
赫鲁晓夫一家于1941年7月2日逃离了基辅。在莫斯科逗留了几个星期后，他们去了古比雪夫，一座位于喀山以南伏尔加河边的中等城市，当时苏联的很多政府机构与外交人员都撤离到了这里。赫鲁晓夫的家庭成员包括尼娜·彼得罗夫娜、她的三个年幼的孩子以及她的侄女与侄子，尼娜与瓦西亚（Vasya）。六岁的谢尔盖是躺在担架上撤离的，他拄着拐杖，身上打着特殊的紧身托架，直到1942年底，他才能重新走路。在此之前，他不是躺在床上，就是坐在马车里到处奔波，需要大人的照顾，他们的一位不希望透露姓名的亲戚说，这“将他宠坏了”。 赫鲁晓夫的姐姐伊日娜·谢尔盖耶夫娜（Irina Sergeyevna）和她的两个女儿罗娜（Rona）和伊尔玛（Irma）也与尼娜·彼得罗夫娜一起撤离了，此外还有他的母亲辛尼娅。在莫斯科，他们的队伍里又增加了列昂尼德·赫鲁晓夫的妻子柳芭和她的两个孩子，一岁半的尤莉娅（她到达古比雪夫时生了痢疾）和托尔亚（Tolya），当时七岁。尼娜·彼得罗夫娜的父母最后在古比雪夫也赶上了他们。1944年在莫斯科，与他们会合的还有赫鲁晓夫第一任妻子的侄子维蒂亚·皮萨雷夫（Vitya Pisarev）和尼娜·彼得罗夫娜表兄的女儿辛娜·邦达丘克（Zina Bondarchuk）。在战争最困难的时期，需要尼娜·赫鲁晓娃照顾的亲戚不下15人。[11]
在德国人发起进攻前，列昂尼德和柳芭一直居住在莫斯科赫鲁晓夫的公寓里，食物从克里姆林宫的供应点定购，经常光顾影剧院，还雇用了一名保姆。列昂尼德于1939年参军，当时正在莫斯科以外的波多利斯克进行轰炸机驾驶员的训练，他经常邀请他的飞行员朋友在他的公寓里过夜，6月21日，他们就呆在他的公寓里，这从另一个角度可以说明当时苏联红军的战备状况。当伊日娜·谢尔盖耶夫娜的丈夫第二天从基辅打来电话说德国飞机正在轰炸基辅时，列昂尼德和他的朋友们才赶紧赶回他们的基地。
古比雪夫是沙漠之中的一块绿洲，要到达那里并非易事。作家伊尔亚·爱伦堡[12]记得从莫斯科到古比雪夫用了五天的时间，他们挤在一节拥挤的郊区火车车厢里，而“外交人员乘坐的则是卧铺车厢，还有另外一节卧铺车厢被共产国际的人占据着”。赫鲁晓夫一家只得在莫斯科车站等了两三个小时，柳芭回忆说，他们乘坐的特别包厢“就像一个铁路上的家”。
随着大量难民的涌入，古比雪夫笼罩着一种幽怨恐怖的气氛，但是小说家瓦西里·格罗斯曼[13]回忆说：“由于国家权力机构与撤离人员豪放不羁的生活混杂在一起，此时的古比雪夫奇怪地活跃着一种难以言状的东西。”作为苏联的临时首都，古比雪夫不仅接纳着政府与新闻机构和外交使节，而且还有作家、歌舞剧团的负责人以及布尔什维克芭蕾舞团。格罗斯曼写道：
数以千计的人都居住在狭窄的小屋和旅馆里，不过他们还要从事正常的活动。人民委员和重要企业的领导者对经济发展进行计划，对他们的下属发布指令，特命全权大使驾驶着豪华轿车，前去参加苏联外交政策缔造者们举行的招待会；乌拉诺娃[14]、莱蒙谢夫[15]和米哈伊洛夫在芭蕾舞和歌剧院内取悦着观众；美联社的亨利·萨皮罗先生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作家们撰写着广播稿或是为国家和外国报纸撰写文章。但是这些来自莫斯科的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英国大使夫人，克里普斯女士[16]）现在在宾馆饭店里就餐，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使用就餐券，她会将剩下的面包和糖块用报纸包起来，带回房间；国际新闻社的代表们在市场上成群结队的伤员中间穿行，讨论着土制烟草和自制香烟的味道——其他人则是站在那里，排队等着洗澡，不时来回倒换着支撑腿；那些以好客而闻名的作家现在就着一杯家酿的伏特加和一小片黑面包，讨论着世界大事与文学的命运。
与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和谢米扬·布琼尼[17]的亲戚们一样，赫鲁晓夫一家刚开始居住在一处特殊的克里姆林宫东公寓建筑群内，这个建筑群占据了伏尔加河边的整整一个街区。赫鲁晓夫一家得到了一套七居室的公寓。此外还有一个三居室的套间，供柳芭和她的孩子以及赫鲁晓夫的姐姐伊日娜·谢尔盖耶夫娜和她的孩子们居住。后来尼娜·彼得罗夫娜和她的孩子们与马林科夫一家共同居住在伏尔加军分区疗养院的一栋别墅内。附近是一座巨大的石头建筑，下面有精心设计的地下室与通道，这是为防止莫斯科陷落而为斯大林准备的。当德国人向斯大林格勒挺进时，马林科夫一家就向东逃到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但尼娜·彼得罗夫娜拒绝离开，因为她已经精疲力尽，再也难以继续向东撤退了。
在困难与危险的时刻，赫鲁晓夫的家是一块安全的港湾。他们的亲戚都渴望能得到邀请，和他们在一起。如果遭到拒绝，这些亲戚就会报以怨声。尼娜·彼得罗夫娜接纳了她的侄女和侄子，但没有接纳他们的父母，也就是她的兄弟和嫂子。她接受了赫鲁晓夫的姐姐，不过这也是在战争让她走投无路时。根据柳芭的说法，尼娜·彼得罗夫娜瞧不起伊日娜·谢尔盖耶夫娜，伊日娜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她与现在已经是精英阶层的赫鲁晓夫一家显得格格不入，而且伊日娜·谢尔盖耶夫娜也不喜欢尼娜·彼得罗夫娜。伊日娜·谢尔盖耶夫娜的女儿罗娜·科比亚克（Rona Kobiak）补充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几乎从来没有意识到我母亲的存在。我不能原谅他和尼娜·彼得罗夫娜。由于他们对待我母亲的缘故，我的母亲过早地离开了人世。”[18]
苏联文学评论家萨拉·巴比奥尼谢娃（Sara Babyonysheva）曾经在古比雪夫见过伊日娜·谢尔盖耶夫娜，在她的印象里，伊日娜·谢尔盖耶夫娜是一个中等身材、皮肤黝黑的妇女，很健谈，且满腹牢骚。赫鲁晓夫曾经要求他的这位姐姐为他的女儿上钢琴课，并为此给她每月支付100卢布。“他对生活一无所知。”赫鲁晓夫的姐姐抱怨说。“他甚至不知道这点钱在市场上连面包也买不到。他怎么能知道人们是如何生活的呢？他们想要的所有东西都是直接送到他们的家里，而我们得到的只是些残杯冷炙。……看看她的那张脸，”伊日娜·谢尔盖耶夫娜说到她的这位兄弟媳妇时露出蔑视的神情：“简直惨不忍睹！再看看她的两条腿，有这么胖。”她双手撑开比划着。
辛尼娅·赫鲁晓娃对尼娜·彼得罗夫娜的态度也同样是否定的。当时，赫鲁晓夫的母亲很多时间都呆在医院里。尽管仍是个令人生畏的女性，但她与柳芭却很合得来，当柳芭和伊日娜·谢尔盖耶夫娜有了单独的公寓后，她就搬过去与她们住在一起，嘴里唠叨不休的总是他的儿子，但对她称为“傻子”的已故的丈夫则几乎从不提起。尼娜·彼得罗夫娜的侄女尼娜·库赫尔丘克经常去给赫鲁晓夫的母亲送饭，她记得辛尼娅总是痛苦地絮叨：“我是不是要死在这里？你为什么还要挤到这个窝里来？”
起初，他们需要将年幼的谢尔盖和他的塑料托架来回从四楼搬上搬下。“谢尔盖会用舌头舔舔食物，看看是否喜欢，如果不喜欢，就拒绝吃饭。”他的家人回忆说。他是尼娜·彼得罗夫娜最大的负担，但并非唯一的负担。一天，柳芭带着尤莉娅散步。“尤莉娅想解手，”柳芭回忆说：“由于身上没有带手纸，我就撕下一块《真理报》报纸，给她擦了。当我回到家时，尼娜·彼得罗夫娜发现报纸破了，就对我大发脾气：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你是多么的粗俗和没有教养！我也毫不留情地回击了她。”
在古比雪夫，就像在基辅一样，家庭中最紧张的关系还是围绕着列昂尼德展开的。直到战争开始前，他在学校和工作中的记录总是时好时坏。在完成了七年的学业后，加上在一家工厂组织的夏令营里呆过一段很短的时间，他于1933年开始了钳工的工作，这也是他父亲的挚爱。后来，他学习飞行，不过不是在那些精英人物们的孩子所在的声名显赫的莫斯科学院里，而是在沃罗涅日与萨拉托夫之间巴拉晓夫的民用航空学校里。1937年，他从那里转到了乌里扬诺夫斯克的另一所学校里，此后他就在莫斯科和基辅的航空俱乐部里担任飞行教练。列昂尼德加入了共青团，并成为共青团组织的一名组织者，但是他在巴拉晓夫因为“酗酒和纪律松懈”，后来因为不交纳团费而受到过正式批评。赫鲁晓夫的这个儿子从来没有加入过共产党。尽管如此，他还是于1939年7月被任命为第134轰炸机大队的中尉。
列昂尼德1940年5月21日从恩格斯军事航空学院获得的证书证实了他作为飞行员的技能。在战争开始后的一个半月内，他执行了27次飞行任务，大多数时候都没有掩护。1941年7月16日的一份报告推荐授予他一枚红旗勋章，这份报告称他是一个“英勇无畏的飞行员”，在7月6日的一场空中混战中，他驾驶着飞机，就像表演空中芭蕾一样，替换被击落的同志很快回到战斗中。
即使列昂尼德是“一个天才的飞行员”（他的遗孀如此评价），但作为赫鲁晓夫的儿子，他还是得到了一些特殊待遇与称赞。1942年1月9日的一份军事报告形容他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优秀飞行员，可以称得上是他父亲的好儿子”。报纸上对他的英雄事迹进行过多次报道，上面还配有他驾驶着飞机从镜头前一掠而过的照片，《真理报》上就曾经刊登过这样的报道。当列昂尼德被提名授予红旗勋章时，赫鲁晓夫给他发去了一封电报：“我为你和你的战友们而高兴。干得好啊！ 我对你在战斗中取得的成功表示祝贺。继续痛击那帮德国鬼子，不断地粉碎他们。你的父亲，尼基塔·赫鲁晓夫。”大约就是在这一时期，有人曾听到赫鲁晓夫说过：“我的孩子正在英勇地战斗。我原谅了列昂尼德以前的所作所为。”
1941年7月26日，列昂尼德的飞机被德国飞机击中。他只得紧急迫降，他的大腿被严重摔伤，骨头都从破烂的靴子里伸了出来。从那以后直到1942年3月，他都在接受治疗。虽然此次受伤使他的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稍短一点（在当时的一个新闻短片中，当他们于1942年见面时，他拄着拐杖站在他父亲的旁边），他还是按时回到了现役部队里。就在此时，出现了一桩丑闻，赫鲁晓夫的家人觉得这件事太过耻辱，因此他们几十年来从来没有提起过。
列昂尼德是在莫斯科附近受伤的（他家的一个朋友说，一位野战医院医生想给他截肢，但列昂尼德用手枪威胁他，才让他放弃了这一方案），但住院治疗却是在古比雪夫，他的家人当时也居住在那里。这当然是一种特殊待遇，然而由于他的伤势，列昂尼德因为整天无所事事而感到很痛苦。等到能拄着拐杖来回溜达时，他就开始与当时也在那里疗养的鲁本·伊巴卢里[19]［著名的西班牙内战发起者多洛雷斯·伊巴卢里[20]的儿子］混在一起。
在柳芭相册里一张战前的照片上，列昂尼德穿着一件皮大衣，嘴上叼着烟卷，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手里拿着的看上去像一支小手枪（也许是手枪型的打火机）的东西对着伊巴卢里的脑袋。有几次，柳芭就亲眼看见列昂尼德对着距离朋友脑袋不远的酒瓶和酒杯射击。在莫斯科时，他就对这一游戏特别钟爱。在古比雪夫疗养时，在一个喝醉的海军军官的要求下，他第一次开枪将离这位军官脖子不远的酒瓶打碎，但是这位军官坚持要将酒瓶完全打烂，于是列昂尼德又开了一枪，这一枪击中了这位军官的脸，当场将他打死。[21]
列昂尼德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不过他并没有被判处去劳改营，而是被允许进行新的训练，成为战斗机飞行员。他于1942年11月以“良好”的等级通过了飞行测试（而他在轰炸机训练中的成绩是“优秀”），但是他的指挥官一开始却没有让他参加战斗，因为他还没有完全做好战斗准备。不过，他不久就得到了重上战场的机会，第一航空队司令伊万·库迪亚科夫[22]将军后来写信给尼基塔·赫鲁晓夫说：“你的儿子在与敌人作战时很勇敢，会穷追不舍，战后他也感到很兴奋，向我们讲述了战斗的所有细节。”
1943年3月11日中午时分，赫鲁晓夫中尉和其他八名飞行员从莫斯科西南卡卢加省起飞，他们的任务是保护苏联军队的推进，以防遭到德国轰炸机的袭击。当德国战斗机出现时，苏联飞机分成三队，列昂尼德和查莫林（Zamorin）中尉追逐两架敌机一直到了德国占领区上空。查莫林击落了一架敌机，当时列昂尼德在他的右侧，保护查莫林的尾翼。这时另一架德国飞机对列昂尼德的飞机开火了，查莫林看到列昂尼德的飞机以几乎垂直的角度栽了下去。他报告说赫鲁晓夫进行了保护性的尾旋，但列昂尼德没有能够回到基地。
“我们组织了仔细的空中搜索，并派出了地面搜救人员，”库迪亚科夫将军写信给尼基塔·赫鲁晓夫说：“但还是没有找到。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们还保持着希望……但是形势和时间的推移不得不让我们得出了痛苦的结论——您的儿子，列昂尼德·尼基蒂奇·赫鲁晓夫，在与德国侵略者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列昂尼德，一名飞行员，在战斗中牺牲了。”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这就是战争，很多优秀的人都在战争中失去了生命，每场战争都是如此。”在赫鲁晓夫长达2000多页的回忆录中只有两处提到了列昂尼德，这是其中的一处。他儿子的照片接下来悬挂在他家的起居室里，但是赫鲁晓夫很少提及他。他们没有对列昂尼德飞机击落的地方进行彻底的搜索，甚至在苏联军队重新占领那里后也没有。只是到了1960年才进行了一次劳民伤财的调查，但肯定也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实列昂尼德的命运。
关于列昂尼德的命运有很多恶意的谣言：一种传言说列昂尼德在飞机坠落时幸存了下来，被德国人抓获，后来他投靠了德国人，直到斯大林命令苏联军队将他抓获并处死。有人说，尼基塔·赫鲁晓夫曾恳求留他儿子一命，但斯大林拒绝了他的恳求。根据那些传播此谣言的人的说法，这也就是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原因。莫洛托夫后来坚持认为赫鲁晓夫的儿子“是叛徒”，“斯大林不想原谅他”，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怨恨……使他不惜一切手段毁坏斯大林的名声”。好像除此之外，赫鲁晓夫没有别的谴责斯大林的理由！ 如果德国人抓住了列昂尼德，他们肯定会对此大加渲染，就像他们抓住斯大林的儿子雅科夫[23]时一样。研究人员在德国人对苏联战俘的审讯记录中没有找到列昂尼德的任何迹象。[24]查莫林中尉后来也承认他隐瞒了一个事实，就是他看见列昂尼德的飞机解体了，他这么做的目的好像是为了躲避政治局成员的儿子的死亡可能给他带来的责任。[25]
那么为什么赫鲁晓夫对他儿子死亡的反应如此低调呢？也许是因为列昂尼德的死使他太痛苦了，难以承受，或者是因为他儿子在有生之年作孽太多，使他不堪回首。
列昂尼德的遗孀和她儿子的命运使他的悲剧雪上加霜。列昂尼德在战斗中殉难时，柳芭正在外国语学院里学习，当时学院已经从莫斯科撤离到了伏尔加河边上的斯塔夫罗波尔，这里地处古比雪夫下游大约40英里处。当她得知丈夫殉难的噩耗时，伏尔加河仍然封着冻。由于渡船是去古比雪夫的主要交通工具，她和一个朋友只好一直步行到了古比雪夫。一天以后，她和尼娜·彼得罗夫娜飞往莫斯科去和赫鲁晓夫见面。
维拉·切尔奈茨卡娅（Vera Chernetskaya），一位苏联作曲家与指挥的女儿，她的丈夫是在古比雪夫法国领事馆工作的法国人，她已经成功地劝说柳芭学习法语。切尔奈茨卡娅和她的丈夫居住在一家列昂尼德和柳芭经常招待苏联艺术家和音乐家的旅馆里。尽管当时俄罗斯人和西方人已经混杂在一起，对相互之间联系的限制也有所放松，但与外国人交往（更不用说和外国人结婚了）还是很危险的，甚至是在战争期间。在列昂尼德回到前线后，柳芭却敢陪同一位法国军事武官（她描述此人“是个具有非凡吸引力的人”）去剧院。
起初，柳芭将她的孩子们留在古比雪夫，托尔亚和伊日娜·谢尔盖耶夫娜在一起，尤莉娅和尼娜·彼得罗夫娜在一起。1943年6月异常炎热的一天（当时天气的炎热程度简直令人难以想象，托尔亚记得人都不能在柏油马路上走），她接走了她的儿子，乘轮船到了斯塔夫罗波尔，然后又步行几英里到了位于密林中的一个前疗养院所在地，不过当时已经变成了外国语学院的校址。托尔亚和柳芭的法语老师住在一起，而她则住在集体宿舍里。
不久以后，柳芭就被捕了。她认为是赫鲁晓夫家警卫队的头目告发了她，她和列昂尼德对此人都不以为然。另外两名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乘火车将她带到了莫斯科。在没收了她的物品后，其中包括列昂尼德送给她的一块十分珍贵的手表，他们将她和两名其他的犯人关进了卢比安卡的一个牢房里，她记得那间牢房就像个鸽子笼似的。刚开始，她还认为是他们搞错了，但是在维克多·阿巴库莫夫[26]本人亲自审讯了她后，她才明白是自己搞错了，阿巴库莫夫当时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副头目和被人称为特务死亡之地的反间谍机构SMERSH的头目。[27]
和他的主子贝利亚一样，阿巴库莫夫以擅长在肉体上折磨犯人而闻名。柳芭后来了解到，她是因为维拉·切尔奈茨卡娅的一位亲戚的告密而被捕的。不过，对待柳芭，身材高大、宽肩黑发的阿巴库莫夫却显得很友好，甚至有讨好之嫌。坐在一间宽大的卢比安卡办公室里，跷着二郎腿，俊美的脸上挂着笑容，他没有指控柳芭任何罪名。“他没有说我是特务，”柳芭记得：“只是因为我和那位军事武官一起去了剧院，他交给了我一张纸条。”柳芭拒绝交代，“因为我没有什么可说的”。阿巴库莫夫嘲讽地告诉她：“也许你现在不想说，不过如果你想说的时候，还是可以说的。”他威胁将她转到列夫尔托夫监狱。“那里的状况很差，”他警告她说：“可不比我们这里。那里到处都是耗子，到了那里你的牙齿也许都可能被打掉。”当柳芭拒绝供认这些她从来也没有想到的罪状时，另一位审讯人员对她破口大骂，并威胁要对她用刑。最后在将近八个月的时间里，她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利，除了必要的少量睡眠外（与其他所有关在卢比安卡“传送带”的犯人一样），后来又在莫斯科布蒂尔卡监狱被单独囚禁了两个月，最后才被判在莫尔多维亚劳改营里服刑五年。
柳芭在劳改营里的伐木组里劳动，直到后来她累倒了，被送往勉强可以称得上是劳改营诊所的地方。在身体恢复后，她被分配去干卫生员与护士的工作，后来她再一次病倒了，一只眼睛的视力差不多完全丧失了，身子也枯干了，体重下降到了70磅左右。有一次，她躺在木板床上，精神处于虚幻之中，她想象自己骑着一只天鹅，听到尼基塔·赫鲁晓夫在痛声彻呼：“柳芭必须重获自由！”后来她收到了一个匿名包裹，里面有一双靴子、一件粗呢上衣、一顶带有护耳的冬帽，还有其他的一些衣服。她怀疑是赫鲁晓夫的姐姐寄的，因为伊日娜·谢尔盖耶夫娜给她寄过其他一些包裹，而尼基塔和尼娜·赫鲁晓夫却从来没寄过。
1948年从劳改营释放出来后，柳芭在哈萨克斯坦度过了五年的流亡生活，在那里她找到了一份地质方面的工作，并继续充当警察的线人以排解内心的压力。在赫鲁晓夫接替斯大林后，她还继续留在卡拉干达，这部分是缘于她1954年去莫斯科探访时所发生的事情。赫鲁晓夫拒绝让她与尤莉娅见面，尤莉娅当时已经14岁，由尼娜和尼基塔·赫鲁晓夫抚养，而尤莉娅也把他们当作她的父母。尼娜·彼得罗夫娜显然想让她们母女团圆，后来在尤莉娅填写大学入学申请表时，她向她透露了事情的真相。[28]1956年，尼娜·彼得罗夫娜在赫鲁晓夫外出时安排柳芭与尤莉娅见了面。“你长得简直与列昂尼德一模一样！”柳芭见到尤莉娅惊呼道。尼娜·彼得罗夫娜极力劝说她留下来，但柳芭拒绝了，她认为自己并非他们真正需要的人。在后来的岁月里，特别是在下台后，赫鲁晓夫与他的儿媳交谈过，但是他从来没有向家人问起过柳芭的情况，从1943年直到1971年去世，赫鲁晓夫只见过柳芭一次。
赫鲁晓夫也许担心他会失去尤莉娅。柳芭还怀疑他相信对她的间谍指控。“他们一定对他说过一些关于柳芭的很恶毒的话。”尤莉娅说。她还说尼基塔和尼娜·赫鲁晓夫都没有像柳芭在1956年时那么热情地拥抱过她。实际上，他们从来也没有拥抱过她。“尼娜·彼得罗夫娜就是那样。她总是冷冷的，她也没有教给我如何待人热情。”
在斯大林逮捕的政治局成员的亲戚当中，柳芭并非唯一的一个。莫洛托夫的妻子、加里宁的妻子、卡冈诺维奇的兄弟、米高扬的儿子：权力显赫的亲戚也不可能保护他们于无虞。没有将柳芭从监狱里拯救出来，这并不能怪罪于赫鲁晓夫。但是为什么他对柳芭心怀怨恨呢？也许是与列昂尼德一样，柳芭不够检点谨慎的生活方式使赫鲁晓夫感到愤怒。虽然柳芭的儿子托尔亚并不是列昂尼德的孩子，托尔亚1943年时九岁，但他也许遗传有这方面的基因。
“我不是那种能对什么事情都集中精力的人。”托尔亚回忆说：“我总是处于活动之中，总是需要什么东西。列昂尼德来的时候，他带着一个特棒的头盔，我要了过来，我去滑冰时就戴着它。有一次我刮到了一辆汽车上，倒在冰冻的大街上。列昂尼德没有在意，但妈妈却急得快发疯了。列昂尼德有一箱子的左轮手枪和子弹。箱子是锁着的，但当妈妈和列昂尼德去剧院时，我能设法打开它，我拿出了一把手枪和我的朋友玩，他是赫鲁晓夫司机的儿子，他们就住在我们楼下的地下室里。他装上了一颗子弹，他坚持要打出去。子弹没有打中我，不过打碎了一扇窗户，房间里充满了烟雾。我们很害怕，藏在一个毯子下面，生怕有人来找我们。第二天，当列昂尼德问起此事时，我开始矢口否认，不过后来还是承认了。列昂尼德让我站在墙角，不过后来又放我走了。有一次我将一个瓶子扔到窗外，差点砸到从院子里走过的维辛斯基。”
直接砸到斯大林宠幸的清洗审判人也许还可能在日后给托尔亚带来荣耀，但用伊日娜·谢尔盖耶夫娜给他的丝巾试图勒死一条狗就另当别论了。更糟的是，那条狗最后还是设法逃走了。托尔亚个子虽高，但行动笨拙，连一年级的同学都无情地捉弄他，柳芭不得不雇了一个家庭女教师，一位以异乎寻常的严格传统传授沙皇时期文化的老妇人。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母亲很喜欢托尔亚，[29]但马林科夫一家经常告他的状。尼娜·库赫尔丘克回忆说，托尔亚曾对着洗手池撒尿，气得尼娜·彼得罗夫娜哇哇大叫。在柳芭和她的孩子们搬到一个独立的公寓后，托尔亚几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赫鲁晓夫家的其他人。“我觉得我好像断绝了与这个家庭的关系。”他如此说道。
在他母亲被捕时，他们告诉托尔亚的是她“走了”。那天早上，外国语学院的一位管理人员带着他走到了斯塔夫罗波尔，将他放在孤儿院里。苏联的孤儿院在和平时期条件就很差，到了战争时期就更差了。没有人向他提起过关于柳芭或是他的妹妹与其他在古比雪夫的亲戚的情况。“他们把我给扔了。”托尔亚想。一个月后，他逃离了孤儿院，溜进了一艘开往古比雪夫的轮船，来到伊日娜·谢尔盖耶夫娜的公寓时已经衣衫褴缕，身上都长了虱子。他以前的家庭教师从克里姆林宫的特别诊所里要来了药品。但是尼娜·彼得罗夫娜不久又把他送到了另外一家孤儿院里，只告诉他母亲到莫斯科出差去了。
尼娜·彼得罗夫娜给了托尔亚两节香肠。孤儿院的食物太差了（每天的面包不到300克），孩子们就将奶牛角与蹄子做成的小块放在火炉上烤着嚼。有一段时间，孤儿院院长叫托尔亚偷偷地吃带来的香肠，院长的两个孩子在旁边看得直流口水，这让托尔亚觉得很不舒服，于是他就将剩下的香肠给了他们。
像托尔亚这种年龄的孩子可以上一个单独的学校。这使得他再次有机会逃跑。他在火车站偷过糕点，也有人看见他在市场里乞讨。他于1944年2月逃回了古比雪夫，结果发现赫鲁晓夫一家已经搬到莫斯科去了。为了得到买火车票的钱，他偷了一套餐具，想卖掉换钱，但是被抓住了，又被送回了孤儿院。又试图逃跑几次后，孤儿院将他开除了，把他送到了列宁格勒的一所海军候补军官学校里。
托尔亚的其他经历甚至更加令人惊奇。候补军官学校的体检发现他的心脏有问题，于是托尔亚被送到了克罗斯塔德海军基地的印刷厂里。在印刷厂里，未成年的工人呼吸着有毒的雾气，由于食物定量不足，他们只好吃粘墙纸的浆糊来充饥。托尔亚想逃到莫斯科，于是他在晚上穿过芬兰湾的冰面，在被人抓住送到皮斯科夫（Pskov）的孤儿院前爬上了一列火车。经过一番周折，他终于到达了莫斯科，在库尔斯克火车站再次被抓住后，他就前往乌克兰。在基辅，他“居住”在火车站的通风管里，后来被人抓住，送到了一个教养所里，他从教养所里逃跑过三次。最后，由于担心被逮捕判刑，他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后来于1952年参了军。
1955年，托尔亚设法在莫斯科找到了他的同母异父妹妹尤莉娅。她现在是一个尊贵的、享有特权的年轻女人，而他认为自己是个穷困潦倒的可怜虫，连鞋带都老是开着。于是托尔亚又回到了基辅，他母亲最后在那里找到了他。难道他从此就再也没有与赫鲁晓夫家人联系过吗？有人对托尔亚提出过这个问题。“没有。”他苦涩地回答道：“我已经完全忘记了他们。我不想再与他们有任何联系。他们根本引起不了我的兴趣。对于我来说，他们是否存在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把我扔到了孤儿院。”
尼基塔·赫鲁晓夫是否知道托尔亚的遭遇，我们不得而知。如果他知道了，他是否会帮助他，这一点就更不好说了。
在希特勒发起进攻后不久，苏联所遭受灾难的严重程度已经一目了然，斯大林的神经都快要崩溃了。“列宁给我们留下了伟大的遗产，而我们，他的继承者，已经将它挥霍殆尽了。”他对莫洛托夫和贝利亚咆哮道。一连几天，斯大林独自一人呆在他的乡间别墅里。当他的同事们6月29日到他的别墅，希望说服他重返职位时，他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认为自己可能会被逮捕似的。7月底，赫鲁晓夫在基洛夫地铁车站很深的地下最高指挥部里见到了斯大林：“那个人坐在那里，精神已经完全垮掉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甚至连一句我需要的鼓励的话也没有。……我面前看到的是一个士气全无的领导人。他坐在睡椅上，脸上毫无表情……他已经完全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干什么了。”[30]
在斯大林努力重新建立他的自信心时，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正在为保卫基辅而战斗。基辅防御的失败与最终陷落以及随之而来苏联所遭受的重大损失构成了赫鲁晓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第一次重大危机。
7月29日，总参谋长朱可夫在斯大林宽大的用木板镶嵌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长长的由绿布覆盖的桌子上铺开了地图。朱可夫向斯大林建议说，德国人有可能会推迟他们对莫斯科的进攻，首次攻击中部和西南部前线的“最薄弱与最危险的地带”。朱可夫很紧张地继续说道，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他的建议是“放弃基辅”。
“你怎么能想到将基辅拱手让给敌人？”斯大林发火了。
“如果您认为总参谋长除了纯粹的废话外什么也不能说的话，”朱可夫说他回击道：“那么他在这儿就没有什么必要了。”斯大林于是将他打发走了，并下令坚守基辅。9月10日，德国人庞大的坦克楔形编队深入到了西南集团军的腹地，瓦西里·图皮洛夫[31]中将认为：“如果我们再延迟撤退的速度，一场灾难就难以避免了。”但是斯大林禁止部队后撤。图皮洛夫提醒说“在两三天内”“就会有一场灾难”。但是他所有的努力换来的只是他是一个“胆小鬼”的指控和斯大林下令处决他的命令。
9月15日，铁木辛哥对局势很担心，于是在没有得到斯大林的批准的情况下，征求赫鲁晓夫的同意，就下达了口头命令。但是当西南集团军司令米哈伊尔·基尔波诺斯由于不敢采取行动而再次请求斯大林时，他得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命令：“放弃基辅，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从敌人的包围中撤出。”
24小时后，基辅陷落了。基尔波诺斯、图皮洛夫和赫鲁晓夫的前乌克兰党委副书记米哈伊尔·布尔米斯坦科，当时是他们的主要政治军官，都被打死了。德国人吹嘘他们抓获了65.5万名俘虏，根据俄国人的说法，在677085人中，只有150541人突围逃脱。在赫鲁晓夫的司令部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撤离基辅时，他收到了斯大林的一封电报，电报“不公正地指责我的胆小行径，并威胁要对我采取行动。他指控我意图拱手让出基辅。这是恶毒的谎言”。但是斯大林并没有逮捕赫鲁晓夫，而是在他下一次去莫斯科时对他置之不理，让他的政府副首脑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将赫鲁晓夫痛斥了一顿。
这次经历在赫鲁晓夫的记忆里打上了很深的烙印。不过在朱可夫看来，赫鲁晓夫很可能是错怪了斯大林。当朱可夫8月份试图说服斯大林应该撤退时，斯大林“告诉我他刚刚再次与赫鲁晓夫协商过，赫鲁晓夫让他相信，基辅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放弃”。
朱可夫的证词值得怀疑，毕竟赫鲁晓夫在1957年时将他踢出了核心权力集团，并让他蒙羞。不过赫鲁晓夫刚开始确实说过基辅是可以守住的，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的，因为他毕竟不想说他的独裁者不愿意听到的话。斯大林手下人的屈从让他难以了解事情的真相，因此导致后来即使他们拼命想说服他改变主意，他也拒绝他们的建议，并指责他们让他无所适从。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赫鲁晓夫没有出来顶撞斯大林，但是事情也不像他后来所否认的那样，他未能抵抗住斯大林的独断专行。
1942年5月灾难性的哈尔科夫反击战也属于同一类型。1941年秋天，莫斯科受到了威胁，11月28日，包围莫斯科的德国军队离克里姆林宫只有不到20英里的距离。但是苏联人的反击将他们打退了。“我们不能坐在这儿，束手待毙。”斯大林在1942年3月的国防委员会会议上抱怨说：“我们必须在宽大的前线地区发起几次先发制人的进攻。……”斯大林否决了总参谋长对冬季攻势的反对意见，不过到1942年3月，攻势行动已经拖延下来。朱可夫总参谋长的继任，已经一把年纪的沙皇时期的上校鲍里斯·沙波什尼科夫[32]，呼吁在1942年初夏进行“暂时性的战略防御”。但是由铁木辛哥统率的西南战区，伊凡·巴格拉米扬[33]为参谋长，赫鲁晓夫为政治委员，却有着更宏大的计划。
铁木辛哥和赫鲁晓夫想摧毁德国的南部军团，这样苏联军队就可以坚守一条从白俄罗斯的戈梅利经基辅一直到黑海的尼古拉耶夫的战线。他们提议用92个苏联师对抗德国军队64个师，尽管这还远远不足以满足确保胜利所需的决定性优势。巴格拉米扬对此心存疑惑，但由于赫鲁晓夫和铁木辛哥好像确保莫斯科肯定会同意这一建议，因此他也就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34]
总参谋长也反对这一提议。但是在铁木辛哥、赫鲁晓夫和巴格拉米扬陈述了他们的观点后，斯大林同意了旨在重新夺取仅仅哈尔科夫一个地区的有限的反攻计划，并邀请他们共进了晚餐。[35]
争论结束后，准备工作的步伐加快了。铁木辛哥指挥着64万人、1200辆坦克、13000门大炮和榴弹炮以及926架飞机。5月初，赫鲁晓夫、巴格拉米扬和他一起视察了前线部队，他们在1919年赫鲁晓夫所在的红军部队打败白军的一个村庄里停了下来。他们中没有人怀疑德国人已经断定哈尔科夫反攻战即将开始，正在准备编织一个巨大的圈套，等待他们往里跳。
苏联人的攻势于5月12日开始。西南战区司令部起初报告，军队已经从哈尔科夫的北面和南面渗透了德国军队的防线。5月15日的另一份报告甚至带来了更加令人乐观的消息。斯大林很高兴，副总参谋长亚历山大·华西列夫斯基[36]写道，他“严厉批评了总参谋部里那些坚持反对意见的人，使他几乎取消了现在进展得如此顺利的攻势行动”。
然而两天后，形势急转直下。铁木辛哥的部队已经在巴尔文科夫（Barvenkovo）造成了一个明显的凸出部，使他们的侧翼暴露出来。5月17日凌晨3点，德国军队在他们的南翼发动了进攻，到中午，他们已经在苏联第九军的防御阵地中突入了10英里。随着其他德国军队从北面以巨大的钳形攻势源源不断地袭来，苏联军队面临着被彻底消灭的危险。
华西列夫斯基呼吁取消攻势行动，但是斯大林在与铁木辛哥商谈后拒绝了这一建议。[37]同一天，铁木辛哥和赫鲁晓夫找时间给斯大林送交了一份两页的报告，报告的名称是“哈尔科夫战区西南方面军的成功攻势行动：我们的战利品”，报告说明了他们在5月12—16日之间缴获的战利品。
5月18日，西南战区司令部已经决定取消进攻行动，但是莫斯科方面反对这一命令。赫鲁晓夫正准备睡觉，突然巴格拉米扬在凌晨3时带来了坏消息。“我恳求你亲自和斯大林同志讲讲，”巴格拉米扬请求道：“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能说服他，改变他取消我们命令的决策。……”
当赫鲁晓夫和总指挥部通电话时，接电话的是华西列夫斯基。“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赫鲁晓夫记得他当时说道：“作为一个军人，你熟悉地图，也了解敌人的战略，你知道的情况比斯大林同志知道的要详细得多。请……向斯大林同志说明如果我们继续这次战役将会发生些什么。”
“斯大林现在在近郊别墅里。”华西列夫斯基说。
“那么就到那里去跟他谈。……带一张地图去，指给他看，为什么我们决定取消这次进攻是我们能做的唯一合理的决定。”
“不，赫鲁晓夫同志。斯大林同志已经下了决心。他已经发出了他的命令。”
赫鲁晓夫挂上了电话，后来决定再打电话给他，再试一试，但是华西列夫斯基还是不肯让步。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和斯大林本人谈。“这对我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赫鲁晓夫后来说：“我知道斯大林这时已认为他自己是个伟大的军事战略家。”赫鲁晓夫将电话打到斯大林的别墅里，接电话的是马林科夫。“斯大林肯定在那里。”赫鲁晓夫回忆说：“我对别墅的布局很清楚，我很清楚地知道每个人坐在什么地方以及斯大林需要走几步路去接电话。”但是斯大林还是不愿意和他交谈。“斯大林同志知道你没有得到前线指挥官的同意，就做出了停止进攻的命令。”马林科夫向斯大林汇报后对赫鲁晓夫说：“他知道取消这次战役是你的主意，完全是你一个人的主意，他是反对的。”当赫鲁晓夫挂上电话时，巴格拉米扬当时就站在他的旁边，他“突然哭了起来。他的精神崩溃了。他预见到了将要发生的事情。他是为了我们的军队而哭的”。[38]
赫鲁晓夫的描述具有明显的倾向性。不过，事实果真如此吗？根据朱可夫的说法，到5月18日，斯大林也开始担心起来。但是铁木辛哥仍然在使危险进一步发展，而且赫鲁晓夫是“支持铁木辛哥的”。赫鲁晓夫坚持说他提醒过斯大林没有“考虑客观事实”，朱可夫后来写道：“对此，我可以作证，因为当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通过高频电话通话时，我就在场。”[39]
苏联《军事历史杂志》引用过赫鲁晓夫发送给斯大林的三份电报（两份是他和铁木辛哥分别于5月17日下午5点30分和5月19日上午12点30分发的，还有一份是他于5月19日凌晨2时发的个人电报），这几封电报中没有一封要求停止进攻战役计划。[40]但是赫鲁晓夫坚持说他是打电话而不是发送电报向斯大林请求的（该杂志没有办法接触到电话记录），巴格拉米扬和华西列夫斯基虽然是在赫鲁晓夫已经下台后出版他们的回忆录的，但他们却对赫鲁晓夫的叙述基本上持支持的态度。巴格拉米扬说铁木辛哥催促斯大林继续进攻行动，他还记得赫鲁晓夫试图取消此次战役。华西列夫斯基回忆说赫鲁晓夫曾在18日给他打过电话，报告说斯大林“已经否决了他们立即取消进攻战役的建议，要求我再次向总指挥部表达他们的请求意愿”。华西列夫斯基还对赫鲁晓夫的回忆加以了证实：“与总指挥部的交流是通过G.M.马林科夫来回传达的，此次交流证实了继续实施进攻战役的命令。”
事实是所有的方面都应该为哈尔科夫战役的灾难负责：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开始时过分地兜售他们的想法，然后又怪罪于斯大林；斯大林接受了他们的作战计划，后来又拒绝进行修正；而总参谋部则不敢及时地提出反对意见。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反正部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损失了26.7万人，其中包括被俘的20多万人。[41]此外，华西列夫斯基回忆说，正是由于在哈尔科夫战役中的胜利才使得德国军队突破了苏军的防线，得以向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地区进发。
赫鲁晓夫付出的代价相对较轻，与他的惯常做法一样，斯大林对赫鲁晓夫的惩罚是慢慢的、痛苦的。在解除了巴格拉米扬和铁木辛哥的职务后，他解散了西南战区，并将赫鲁晓夫召回莫斯科。“我的情绪十分低落，”赫鲁晓夫后来指出：“我们损失了数以十万计的士兵。更为严重的是，我们失去了我们一直赖以生存的希望。……更糟糕的是，好像我本人必须为整个事情负责。”因为斯大林“为了逃避承担错误的责任，他是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的。当我乘飞机回莫斯科时，我……只好听天由命。我准备面临一切可能的后果，包括被捕”。
在开始的几天里，斯大林好像是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似的玩弄着他设想的受害者。德国人已经宣布他们俘虏了20多万人，他们是在说谎吗？“不，斯大林同志。”赫鲁晓夫回答道。斯大林继续说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当俄国军队在东普鲁士陷入德军包围后，指挥部队的将军被处以绞刑。“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斯大林同志。”赫鲁晓夫回答说。
赫鲁晓夫强作欢颜忍受着在莫斯科难挨的时刻（他和斯大林在此期间一共吃过好几次饭）。斯大林用如何防御顿巴斯这样的现实问题来掩盖他实际的威胁。赫鲁晓夫呆的时间越长，“在等待处理的过程中，我就越感到厌倦与痛苦。我很怀疑斯大林能否原谅此次失败。他肯定还需要找到一个替罪羊。这是他显示铁面无私的一个很好机会。……我完全懂得斯大林会如何策划他的报复计划。他是这类事情的能手。”
使赫鲁晓夫感到巨大解脱的是，他被允许回到前线。但是他的宽恕也许是个圈套；赫鲁晓夫知道“有很多次，斯大林让一些人带着宽慰的消息离开他的办公室，然后在某一个他们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将他们逮捕。但是在我离开他办公室的当晚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第二天早晨，我就飞回了前线”。
斯大林的怒气并没有消散。那年夏天的晚些时候，当着几位指挥官的面，斯大林划着了一根火柴，点燃了他那著名的烟斗，然后在赫鲁晓夫光秃的头顶上敲打烟斗，落得赫鲁晓夫一脑袋的烟灰。“这和罗马人的传统是一致的。”斯大林看着在座的人的吃惊表情解释说：“如果一个罗马指挥官在战斗中失利，他就会生起一堆篝火，坐在篝火的前面，将火灰撒在自己的头上。在那个年代，这被认为是一个指挥官所能承受的最大的耻辱。”[42]
与巴格拉米扬和铁木辛哥不同，赫鲁晓夫甚至没有被降职，而是被任命去了斯大林格勒前线的军事委员会。但他也是威信大失（“我对严格意义上的军事事务并不是很精通”，他在被要求到莫斯科游说，争取更多的战争物资时说，“因为让我去说服最高指挥部很困难”），而且这种痛苦在他内心一直持续着。“很多年后，”他在退休后说：“这个问题仍然困扰着我。我会时常想起它。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里程碑，一个痛苦的里程碑。”他的女儿拉达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对此都耿耿于怀。”如果他对哈尔科夫战役的警告得到斯大林的重视就好了！ 如果更为果敢的朱可夫处于华西列夫斯基的位置上就好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就是没有承担起他自己应负的责任。[43]
1942年，希特勒的计划是征服苏联的南部地区，包括高加索地区重要的油田，然后再转向北，进攻莫斯科。朱可夫回忆说，首都知道如果斯大林格勒落入敌手，那么德国人“就能切断我国南部与中心的联系。我们也许还会失去伏尔加河，我国最重要的水道。……”
当德国军队于8月份开始进攻以及在接下来形势十分危急的数月里，赫鲁晓夫就在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的每座建筑都变成了战场，”军事历史学家约翰·埃里克森写道：“工厂、火车站、独立街道或是小型广场，最后连一堵墙都变成了防御的堡垒。”斯大林格勒的大型拖拉机厂变成夜间残酷厮杀的场所，车间里到处都堆满了尸体。在几次战斗后，负伤的苏联士兵都爬到了伏尔加河边，其中幸运的伤兵在德国飞机的猛烈轰炸中被渡船送到了河对岸。10月底，苏联人在伏尔加河西岸控制的领土曾一度收缩至1000码。然而到了11月份，苏联红军就已经开始准备突然反攻了，正是红军接下来发起的反攻决定了德国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命运。
赫鲁晓夫的使命就是在斯大林格勒的将军们与莫斯科的最高指挥部之间负责协调。在任命或解除像安德烈·叶廖缅科[44]与瓦西里·崔可夫[45]这样的指挥官之前，斯大林都会与赫鲁晓夫商议。在苏联反攻前，他就在各个前线之间来回穿梭，检查部队的战备与士气情况，亲自审讯德国俘虏，征召战俘中的一些人进行宣传工作，防止其他战俘被处决或是受到苏联抓获者的虐待。
在德国飞机对他的指挥所进行轰炸时，赫鲁晓夫差一点被炸死。当德国人的梅塞施米特战斗机攻击苏联飞往前线的轰炸机时，他正在斯大林格勒以南的地区。飞机拖着烟雾，几位苏联飞行员跳伞逃生，但他们却被苏联步兵误认为是德国人而射杀。赫鲁晓夫记得有一位飞行员大声叫喊：“‘我是自己人！ 我是自己人！’接下来是一阵机枪声，于是什么都完结了。”
数以千计的德国人的尸体从冻土里被挖了出来，然后被一层尸体一层枕木地堆放起来，点上火。“我没有再回去看第二次。”赫鲁晓夫回忆说：“拿破仑或是其他什么人曾经说过，焚烧敌人尸体的味道很好闻。在我看来，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电影制片人多夫仁科当时曾与赫鲁晓夫一道视察过，他描述了他们两人目击的一幕：“一架飞机躺在路上，仍然在燃烧着：由于爆炸，不到半个小时就再难觅其踪影了。在飞机旁边躺着飞行员——失去了双腿，已经被烧成炭黑，露出了森白的头盖骨，身边没有武器。裸露的白骨从他的肩膀处突出出来。副驾驶被抛到了很远的地方。他的脑袋被炸裂了，有一半已经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粉红色的脑浆流了一地，尸体躺在收割后的庄稼地里，上面爬满了硕大的绿头蝇。我掀开盖在他脸上的衣服，看见他的前额有一个血已经变为黑色的窟窿。脑浆就是从这个窟窿里流出来的。”
赫鲁晓夫也许想起了列昂尼德。在战争期间，像这样的情景时时出现在他的面前。不过，他仍能保持镇定。罗吉昂·马利诺夫斯基[46]将军的遗孀当时在前线经营着一处供军官们使用的食堂，她回忆说，有一次德国的炸弹就在离她很近的地方爆炸了，她蜷缩在一个角落里，想着自己可能会被炸死。赫鲁晓夫面带笑容地走了进来。“什么东西这么可怕？”他满不在乎地问道。[47]
与在基辅和哈尔科夫时形成对比的是，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格勒的作用毫无疑问是积极的。不过，他对与其他人相比贡献如何仍很敏感，特别是对斯大林的看法如何更是时常揣度。他后来责备朱可夫与华西列夫斯基，因为他们宣称是他们提议发起了决定性的斯大林格勒反攻：“朱可夫只到过斯大林格勒一次。在斯大林格勒期间，他一直与我们呆在一起，后来他就再也没有在那里出现过。他来的时候发起战役的决策已经做出了。”赫鲁晓夫坚持说。重要的是庆祝“我们人民的胜利”，而不是争论是谁取得这一胜利，但是与往常一样，他违背了自己的原则。他没有宣称自己在斯大林格勒反攻中所起的独特作用，但是他肯定将很大的功劳据为己有。
朱可夫并不比赫鲁晓夫更加谦虚，但是他的描述则更为令人信服。当赫鲁晓夫和叶廖缅科提出反攻计划时，最高指挥部和总参谋部已经于10月6日前拿出一个方案了。根据朱可夫的说法，赫鲁晓夫不知道上面反攻计划的原因是“最高指挥部警告我要对大反攻的初步计划严格保密”。[48]
赫鲁晓夫也想成为莫斯科权力集团活动的一分子——这就是因为他当时还不像他后来自我描述的那样具有影响力。他几次要求华西列夫斯基让斯大林邀请他到莫斯科去。“你为什么自己不给他打电话？”华西列夫斯基问道。但是“赫鲁晓夫总是能够找到不给斯大林打电话的借口，并坚持让我打电话：‘你打电话更方便一些。他总是能随时召见你。’”
“他怎么回事？”斯大林在华西列夫斯基拗不过赫鲁晓夫、为他说情的时候问道。“他为什么想到莫斯科来？有这个必要吗？”不过斯大林最后还是同意了：“好吧。你来的时候带上他，让他飞过来吧。”[49]
赫鲁晓夫对那些比他更有机会见到斯大林的人心怀不满，特别是当他们从他自己的权力所及范围内去见斯大林时。这里的问题部分是由于最高指挥部与前线司令部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斯大林不可能了解前线指挥官所遇到的困境，然而他派到前线的特使却坚持压制野战指挥官们的倡议。当时其中也有自我主义与嫉妒的成分，同时还有赫鲁晓夫的担心，他担心如果自己没有尽可能多的机会出现在斯大林面前，那么这个伟人的想法里也许就会充斥着赫鲁晓夫“不忠”的念头。
“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形势显得很严峻时，”赫鲁晓夫后来说：“马林科夫就会和华西列夫斯基、尼古拉·沃龙诺夫[50]、亚历山大·诺维科夫[51]以及其他总参谋部的代表们飞过来。坦率地说，我从来都不是很高兴见到他们。……这些大人物总是选择错误的时间来到我们这里，当他们出现在我们的司令部里时并不是很受欢迎。司令部里本来已经很拥挤了，几乎就没有可以挪脚的地方。”
当马林科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走到一旁窃窃私语的时候，赫鲁晓夫就感到特别愤怒。“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我感觉到斯大林对我特别的关注，并派马林科夫来监视我。我注意到华西列夫斯基和马林科夫在一起小声嘀咕。马林科夫接着就会回到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为什么战斗进行得如此糟糕，很自然，他想避免为所发生的事情承担个人责任。在他和华西列夫斯基窃窃私语时，马林科夫总是在责备什么人，我知道自己显然就是他们指责的对象。他对军事事务一无所知，但搞起阴谋诡计来，他比任何人都在行。”赫鲁晓夫说，大概马林科夫留在斯大林格勒的唯一有用的东西就是“一个豪华的厕所——不过，说实话，只有在这些大人物在时才能保持清洁，他们走后就变得没法进人了”。
赫鲁晓夫否认他刻意想接近斯大林，不过他并不能自圆其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他总是不断提到他与斯大林的会面，那也是因为“毕竟，我是前线军事委员会和政治局的成员，斯大林对我很了解，能认真听取我的意见。……”
随着战争的进展，赫鲁晓夫再次与斯大林热络起来，这部分是由于他的主人对他的态度也热情起来。随着苏联战况的好转，斯大林的心情也跟着好起来，赫鲁晓夫回忆说，向他汇报也变成了一件“愉快的事情”。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从前线发回的报告好像就是为了取悦斯大林或是让他高兴。他在1942年6月给斯大林发过两次报告，一份是一个已经死去的德国军官的日记节选，还有一份是美国M—3坦克与苏联坦克相比并不占优势的材料。更不用说赫鲁晓夫讲的一位将军和一名上校发生激烈争吵的故事了，这位将军怒吼道：“上校同志，不要忘记你自己的身份！”于是争吵马上停止了。赫鲁晓夫记得很清楚：“斯大林真的很喜欢这个故事。很多年后，他还会笑着说，‘上校同志，不要忘记你自己的身份！’当然，他这么说的意思是地位低的人必须服从他的上级。……”
然而，不管他如何努力，赫鲁晓夫还是不能完全让他的主人满意。朱可夫回忆说，1943年3月，斯大林打电话给在沃罗涅日前线的赫鲁晓夫，“严厉指责他未能对敌人的反扑采取行动。就在那次谈话中，他提醒赫鲁晓夫注意他在1942年夏天西南前线的战斗中所犯的全部错误”。还有一个渠道的材料证实说，“当格利科夫[52]与赫鲁晓夫在别尔哥罗德的沃罗涅日前线对他们的士兵失去控制能力时，最后是朱可夫力挽狂澜的。……”
1943年7月在库尔斯克发生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坦克战，投入战场的苏联坦克有差不多4000辆，而德国坦克也有大约3000辆，此外还有迫击炮。[53]赫鲁晓夫很自然地在描述库尔斯克战役时会选择那些对自己有利的方面，但是他对自己作用的强调肯定还是有夸大的成分的。他声称德军一个开小差的逃兵告诉他德国军队准备第二天发起进攻，于是他打电话给莫斯科，提醒总指挥部：“当我解释情况时，斯大林静静地听着。他没有像过去那样显得粗暴或是不耐烦。这让我很高兴。”[54]赫鲁晓夫说斯大林要求他说说应该怎么办，他的回答是：“我们的防御阵地是牢固的，如果敌人试图突破我们的防线，我们会让他们付出血的代价。尽管我们现在仍然需要增援，但我们能坚守住阵地。与进攻相比，防御所需的兵力要少一些。”
不管赫鲁晓夫是否真的敢向斯大林说明这样基本的道理，或者只是他记得是这样，但这种回忆还是引起他一阵难言的自我意识：“无论何时，每当我说斯大林打电话给我，并不是说他没有同时打电话给指挥官。我不希望人们这样想，‘赫鲁晓夫又在树立他自己的威信了，老是在讲“我——我——我”。不，我尊敬的朋友们，我不想树立我自己的威信。我只是试图告诉你们，从我的角度来看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即使斯大林有时因为自己的过错而把我当作替罪羊……他仍然对我非常相信。他常常打电话给我，征求我的意见。我在斯大林格勒时，在南方前线时，他都曾这样做，在库尔斯克阵地上他也是这样做的。”
德米特里·苏赫诺夫[55]第一次见到赫鲁晓夫是在1940年。在斯大林格勒，赫鲁晓夫给他留下的印象是个“阴谋家”，一个“喜欢批评别人，而不能进行自我批评的人”，一个“喜欢周围有一帮吹捧者”的人，“喜欢享用他的特权。在前线他有属于他自己的厨师；他喜欢吃（斯大林喜欢他这一点），他喝酒也不含糊。在他还是军事委员会的成员时，他有自己的特别保镖，就在前线。”
苏赫诺夫有理由憎恨赫鲁晓夫（作为马林科夫长期的助手，他在他的保护人下台后就被捕了），但是他的证词也并非完全不可信。赫鲁晓夫有他自己的厨师和保镖，这并不奇怪，一个付出如此多精力的人喜欢吃东西，这也不奇怪。但是在战争期间和赫鲁晓夫在一起呆过很长时间的电影制片人多夫仁科也有着类似的印象，虽然他与赫鲁晓夫的关系还不错，他说赫鲁晓夫身边就是围着一帮心中无物、虚情假意的助手。[56]
1943年初，当时赫鲁晓夫已经在为战后乌克兰的管理挑选党和政府的干部，他将共青团干部瓦西里·科斯坦科召到位于密林里的一个指挥所里。他“那小而明亮的眼睛让我觉得好像能看穿我似的”，科斯坦科后来回忆说：“我努力不让自己讲太多的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在他问到我时才回答是或者不是。他很健谈，有时也会跑题。这是一次很正常、很民主的谈话。”但是虽然赫鲁晓夫“看起来显得简单、不复杂，但他不喜欢也不允许别人和他太热乎，如果你在他面前卑躬屈膝，他会很喜欢你。”
原来赫鲁晓夫想让科斯坦科领导乌克兰的共青团。在被问到他是否知道他的共青团领导前任时，科斯坦科想：“他问这样的问题是什么意思？毕竟，不是每一个共青团书记都被清洗了，至少在N.S.赫鲁晓夫本人来到基辅后就有一个共青团书记没有被清洗。”
科斯坦科回答说他知道他们。“都是哪些人？”赫鲁晓夫想知道。科斯坦科回答：“一共12个人。”赫鲁晓夫要求：“给我列一个名单。”
“他的这个要求真的让我很惊讶。”科斯坦科说：“他要这个干什么？不过我还是把名单打出来了，并给他送去。”
“开车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办公室里，”赫鲁晓夫命令道：“以我的名义将这份名单交给他们。让他们通过贝利亚办公室调查一下这个名单中还有哪些人活着。”
科斯坦科照他的吩咐去做了。当两个月后拿到这份名单时，他发现在每个名字后面都有一个红铅笔做的记号。“已经没有人还活着了。”他回忆说。他将这份名单带到赫鲁晓夫那里，发现他的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我告诉他已经拿到他们核实的名单了，已经没有人还活着。他站起来，踱到窗前，向外看着，然后他在房间里来回走着。他突然转向我说：‘他们无缘无故地就将人摧毁了。’”[57]
1943年底，赫鲁晓夫的助手帕维尔·加波契卡[58]给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头头谢尔盖·萨夫琴科[59]送去了另一份48名乌克兰知识分子的名单——有历史学家、作家、音乐家、语言学家和物理学家。萨夫琴科的任务是调查这些人中还有哪些人“回到乌克兰从事科学或文化工作”。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宣称有记录的46人中，26人已经被处以“最高的惩罚措施”（“被执行了适当的制裁”），还有16人已经被囚禁，“至于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没有更多的信息”。
现在没有关于赫鲁晓夫当时反应的记录。但是他准备这两份名单可以说明几层意义：这证实他并不完全清楚当时大恐怖的程度；这证明他宣称在50年代才发现事实真相是在说谎；这表明即使是在战争最紧张的时期，赫鲁晓夫的心里仍然想着文化与创造文化的人。他对在战争期间抽出时间给乌克兰知识分子送交的所有信件与请求都做出回应。他设法让诗人蒂希纳被批准入党；他邀请多夫仁科和他一起在前线参观视察，当时多夫仁科的声望再次得到人们的认同。[60]
赫鲁晓夫很欣赏图片和电影这些宣传工具，并确保他自己在这两种宣传媒介里都能得到体现。他的助手加波契卡也担当他的非正式摄影师，在战争期间经常“抓拍”赫鲁晓夫的镜头。多夫仁科将他的电影拍摄计划呈递给赫鲁晓夫，然后再从他那儿得到建议。就在哈尔科夫灾难的前几天，赫鲁晓夫还抽出时间给他的学生讲述了马克思主义中一些不够完美的观点与民族意识问题，并强调了他对乌克兰的热爱，不过担心乌克兰人已经“忘记了马克思主义与历史”。
他建议“应该编撰一部历史文献，反映乌克兰从纳粹铁蹄下解放的历史。文献编撰得要严肃、有意义，并且还要文笔优美，这样人们在未来才能记住这段历史，这样的文献才能在选集中重印，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才能为人所引用”。“N.S.赫鲁晓夫美好而富有见地的想法，”多夫仁科在他的日记里承认：“必须在这部文献中得以体现。长度在15—20页，也可以更少一些。我必须为这部文献作准备，并需要诗人、作家和作曲家的声明。这里赫鲁晓夫还提出了乌克兰民歌的问题。”
1943年夏天，多夫仁科将他名为《烈火中的乌克兰》的电视脚本呈送给他的保护人：“我在村庄里将电影脚本念给N.S.赫鲁晓夫听，直到凌晨两点钟。N.S.赫鲁晓夫很喜欢这个脚本，他表达了这样一个想法，就是这个脚本可以单独出书，用俄文和乌克兰文两种文字出版。这样人们就可以读懂了，他们就可以了解乌克兰的解放是来之不易的。”
赫鲁晓夫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对一个电影脚本倾注如此的精力是值得称道的，但多夫仁科得到的结果并非全部是喜悦。赫鲁晓夫批准“立即而且是原封不动地”出版电影脚本。但是斯大林对这个电影脚本并不喜欢。“说得轻一点，”他在1944年1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说：“这部作品篡改了列宁主义。……多夫仁科的脚本中包含着严重的反列宁主义的错误。这是对党的政策的公开挑战。任何读过多夫仁科‘烈火中的乌克兰’的人都能看出这就是一种攻击。”
当然，任何人并不包括赫鲁晓夫。也许他对乌克兰在战争期间所蒙受损失的强烈情感让他看不到脚本中的“错误”：脚本主要写的是普通的村民，只有四处提到了斯大林；缺乏非乌克兰化的特征；披露的内容说明苏联统治方式让乌克兰在希特勒进攻面前显得很脆弱。很显然，赫鲁晓夫忽视了多夫仁科认为的他脚本中的要点：“在可恶的希特勒的进攻面前放弃整个乌克兰是错误的，虽然我们解放了乌克兰，但乌克兰还是遭受了重大损失。我们，这些解放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被解放者是有罪的。但是我们却瞧不起那些被解放者，并认为他们对我们是有罪的。”难怪赫鲁晓夫拒绝在1943年12月31日会见多夫仁科了。1944年1月3日，他们之间的会面也是很不愉快的。多夫仁科在他的日记中坦言：“看起来好像他不是N.S.赫鲁晓夫，我也不是我自己。”他好像是个“冷酷无情的无神论者与判官”，而多夫仁科则“是一个道德败坏、身负重罪的罪犯，一个人民的敌人”。赫鲁晓夫说：“我们将重新考虑你的作品。我们不会就这么听之任之的。”多夫仁科在他的日记中继续写道：“主啊，给我力量吧。赐给我智慧，让我原谅看起来身材矮小、善意的N.S.赫鲁晓夫，因为他是一个软弱的人。”
根据斯大林的紧急指示，赫鲁晓夫亲自过问了惩罚多夫仁科一事，他签署命令，解除了多夫仁科基辅电影制片厂艺术主任的职务。这位电影制片人的垮台标志着斯大林已经从利用乌克兰民族主义势力反对德国人转向了再次攻击他们为资产阶级和反动派。但是在私下里，赫鲁晓夫还是努力设法控制反对多夫仁科运动的范围，尽管他的目的也许只是努力避免自己受到牵连。[61]他向斯大林承认他已经读过“烈火中的乌克兰”，但是声称“我四分之三的注意力都被敌人的进攻占据了，因此未能集中精力关注多夫仁科作品的文字。我向斯大林解释了此事。他说我是在努力推脱自己应负的责任。……”[62]
斯大林的判断是对的，赫鲁晓夫是在推诿责任。在斯大林去世后，他亲自过问，给多夫仁科“平反昭雪”。[63]
赫鲁晓夫钦佩那些作战勇敢、不知疲倦、办事认真、为人清廉的军官，他鄙视那些粗鲁、没有教养，或是夸夸其谈的纨绔子弟，特别是那些爱吹牛与酗酒的人。总之，他喜欢与不喜欢的素质也就是他本人看重或是抵触的那些。
在战争的头几年里，赫鲁晓夫与罗吉昂·马利诺夫斯基建立了十分亲密的关系。马利诺夫斯基后来成为赫鲁晓夫当政时期的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的出身甚至比赫鲁晓夫还要低微，但是他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他的命运。“我想他的母亲并没有结婚。”赫鲁晓夫回忆说：“不管怎么样，他从来也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他是由他的姨妈带大的。……”我们很难想象赫鲁晓夫和一脸刚毅的马利诺夫斯基一起回忆他们母亲时的情景。赫鲁晓夫还记得当听到一个与之关系很好的军官自杀的消息时马利诺夫斯基“泪流满面”的样子。就是这位自杀的军官在临死前留下的一张短笺使马利诺夫斯基在斯大林那里遇到了麻烦，在短笺最后签名的一面有一句话“列宁万岁！”由于这张短笺没有说“斯大林万岁！”因此这位独裁者指派赫鲁晓夫“时刻监视马利诺夫斯基的行动。我只得时刻监视着他，甚至在他就寝的时候，看他是不是合上了眼睛，真的睡着了”。在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说出了他当时的使命——结果发现马利诺夫斯基“早就知道为什么我老是跟着他，住在他的隔壁”。幸运的是，赫鲁晓夫继续说，马利诺夫斯基“了解我的为难处境，没有因此怀恨我。他知道只要他在忠实地、胜任地做工作，我不会去干扰他，我在向斯大林汇报时一定会说他的好话的”。
对现在是马利诺夫斯基上司的赫鲁晓夫说出这种话是一种谨慎的做法。但是除了反映马利诺夫斯基的机敏外，这个故事还证实了赫鲁晓夫三件事：他对斯大林的指示感到不满（“我一点也不喜欢干这样的事”）；他还是按斯大林的指示做了；25年后，他仍然存有这样的想法，即是他对斯大林的影响使马利诺夫斯基得以保全性命。“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拯救了马利诺夫斯基，使他不致成为斯大林动辄抓人杀人冲动的牺牲品。也许是战时的实际需要使斯大林忍住了他的愤怒与猜疑。然而，也有可能由于我为马利诺夫斯基讲了好话而救了他。毕竟，我对斯大林的影响不是微不足道的。”
安德烈·格列奇科[64]战后在基辅赫鲁晓夫的身边工作，从1960年开始指挥华约军队，他在解放基辅的战役开始前来到赫鲁晓夫的指挥所。“我记得当时太阳正在西沉，”赫鲁晓夫后来说：“那是一个温暖的黄昏，虽说秋天已经来临了。我们走到户外，我们把外套朝后披在肩上。格列奇科驱车前来，直接向我汇报。我与他结识已久并对他深为敬仰，因此我可以取笑他高得出奇的身材：‘将军同志，请你后退一点，让我好用眼睛看看你。’他笑了。”
赫鲁晓夫喜欢脚踏实地的工作，勇敢的格列奇科能向他汇报真实的情况，那些作战勇敢的人都喜欢和赫鲁晓夫呆在一起，能听从他的意见。“我不是那种没有缺点的人，包括自负。”赫鲁晓夫承认：“能成为军事委员会的成员，我当然很高兴。……”甚至后来在赫鲁晓夫当政期间被迫退休的华西列夫斯基也承认赫鲁晓夫“是个精力充沛、勇敢的人，他经常与部队在一起。他从来不呆在办公室或是司令部里，而总是想与人见面与交谈，我必须承认这些人都很喜欢他”。
有一次，华西列夫斯基与赫鲁晓夫在伏尔加河边的大草原上驱车前行，他们在路边一个废弃的小屋里停下来吃饭。在他们的不远处站着一对年迈的夫妇。“那位老人满脸胡须，面色阴沉。”华西列夫斯基回忆道，当赫鲁晓夫向他们致意并问“生活怎么样”时，那位老人咕哝道：“你说什么，生活怎么样？这算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原来这位老人曾是黑海边一个集体农庄的主席，他过去曾与“尼基塔”见过面并交谈过。那时的乌克兰党委书记现在穿着一件普通的大衣，帽子上没有将军的徽章，也没有其他的标志可以表明他就是赫鲁晓夫。“你难道不认识这个人了吗？”华西列夫斯基问道。
“不，我不认识。”
“过来！ 仔细瞧瞧！”
这位老人盯着看了一会儿，然后惊呼起来（他用亲密的第二人称称呼赫鲁晓夫）：“真的是你吗，尼基塔?你也在这儿啊？”
“赫鲁晓夫高兴得简直不能再高兴了，”华西列夫斯基总结说：“他开始拥抱这位老人，这位老人也同样报以热情的拥抱。当然，拥抱过后，赫鲁晓夫就邀请他和我们一起共进早餐了。”
在任何情况下，越过第聂伯河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但是斯大林坚持不得晚于11月5日或6日拿下基辅，以迎接1943年11月7日的苏联革命26周年纪念日。[65]苏联的军队和坦克从位于赫鲁晓夫原来别墅不远处涉水渡过第聂伯河。[66]基辅解放的那天，几辆美国提供的吉普车将苏联的显要人物带到了破败不堪的城市里，朱可夫和他的护卫坐在第一辆车里，赫鲁晓夫和多夫仁科跟在他们后面。“在驱车通往基辅的路上，我简直无法形容当时的心情。”赫鲁晓夫后来解释说：“这是一条十分熟悉的道路，战争前我常常从这里来往于办公室和我的别墅之间。我们通过了郊区，来到了克列夏季克。……”通过中央百货大楼后，他受到了一位身材矮小、满脸胡须的老人的欢迎，他“伏在我的肩上，吻我的双颊。我深受感动”。那天早上，一位摄影师拍摄到了一张照片，照片上赫鲁晓夫正在安慰一位哭泣的妇女，当他拥抱她时也是泪流满面。
后来先头的队列来到了谢甫琴科纪念碑前，赫鲁晓夫在纪念碑前庄严地低头致意。德国人在逃跑前付之一炬的基辅大学仍在冒着火焰。“那些屠夫们应该被烧死！”赫鲁晓夫向朱可夫大喊道。愤怒与狂喜交织在一起，“对我而言，这是个特别高兴的日子。毕竟，我得对乌克兰‘有所交代’，我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这里有我童年和青年时期的足迹。……”
对希特勒的最后胜利更加让人感到欣喜。但是赫鲁晓夫的高兴中也有一种讽刺的意味。如此众多的人民为了苏联制度而浴血奋战，流血牺牲，这更坚定了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胜利的喜悦进一步支撑了他的信仰。赫鲁晓夫甚至记得他当时想起了斯大林。在重新夺回基辅后，他给这位独裁者打去了电话，“因为我只是想让斯大林高兴一下”。在德国投降后，他向斯大林表示祝贺，但受到的只是斯大林的一通责备。“斯大林想向我表达的意思是，”赫鲁晓夫回忆说：“我在浪费他宝贵的时间。他的话简直让我惊呆了。他怎么能有如此反应呢？我感到很恼火，责备自己：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不过，我是了解他的性格的，我应该正确估计到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知道他是想让我相信，他从不怀疑战争的结果将会如何，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他现在已在思考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了。”[67]
[1] 根据米高扬的说法，斯大林认为希特勒不会在1943年前发起进攻，并认为丘吉尔只是想把苏联提早拖入战争。
[2] 尼古拉·费多洛维奇·瓦图京（Николай Фёдорович Ватутин，1901年12月16日——1944年4月15日），1920年加入红军。1937—1940年任基辅军区参谋长。1940—1941年任总参谋部行动处处长。卫国战争期间曾任西北阵线参谋长、远东军区总参谋部副主任、沃罗涅日阵线司令、西南阵线司令、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第1乌克兰方面军司令、1944年牺牲。
[3] 关于日丹诺夫的恐慌与酗酒倾向，请参见米高扬，Takbylo,第562—563页。也可以参照谢尔戈·贝利亚的Beria,My Father：Inside Stalin’s Kremkin（London：Duckworth, 2001）,第75页。谢尔戈·贝利亚为本书提供的很多素材，特别是关于他父亲的，确实有待考证，但是他关于斯大林其他同事的描述，包括关于日丹诺夫的事情，好像还是很可信的。
[4] 德米特里·安东诺维奇·沃尔科哥诺夫（Дмитрий Антонович Волкогонов，1928年3月22日——1995年12月6日），俄罗斯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1949年加入苏军。1951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9—1984年任红军特宣部部长。1984—1988年任苏军冲锋队和海军主要政治局副局长。1985—1991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88—1991年任国防部军事史研究所所长。1990年6—9月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副主席。1991年5月退党。1991年8—12月任苏军废除军事政治机构委员会主席。1991—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国防问题顾问。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4年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国防和安全顾问。1992—1995年任俄罗斯联邦国防、陆军和海军部国家委员会主席。1994—1995年任战俘、被拘留者和失踪问题委员会主席。1995年去世。
[5]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1903年11月18日——1950年10月1日），1919年加入共青团和俄共（布）。1934—1939年任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列宁格勒城市规划委员会主席兼列宁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38—1941年、1942—1949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38—195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1941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1—1946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41—1947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46—1949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47—1949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9年因“列宁格勒案件”被捕并被开除出党。1950年遇害。1954年平反。
[6] 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科瓦列夫（Иван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Ковалёв，1901年6月28日——1993年5月28日），1919年加入红军。1935—1936年任铁路人民委员会高级督察。1941年5—7月任副铁路运输人民委员。1941—1944年任红军军事通信部部长。1944—1948年任铁道部长。1946—195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8—1950年任驻华军事专家组组长兼中共中央首席顾问。1951—1957年任煤炭工业部副部长。1957年起在军事院校任教。1985年退休。
[7]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苏沃罗夫（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Суворов，1730年11月13日——1800年5月6日），俄国军事家。1799年获封为俄罗斯帝国大元帅和神圣罗马帝国陆军元帅。
[8] 米哈伊尔·伊拉里奥诺维奇·戈列尼谢夫—库图佐夫—斯摩棱斯基（Михаил Илларионович Голени́щев-Кутузов-Смоленский，1745年9月16日——1813年4月28日），俄国军事家。
[9] 米高扬也证实过这一点，他认为，特别是在战争期间，斯大林还是能够接受诚恳的建议的。
[10] 这段叙述来源于作者和赫鲁晓夫的家人进行的多次长时间的交谈，其中包括赫鲁晓夫的孩子拉达·阿朱别伊和谢尔盖·赫鲁晓夫；列昂尼德·赫鲁晓夫的遗孀和她的孩子；尼娜·赫鲁晓娃的侄女尼娜以及其他一些人。
[11] 尤莉娅·尼基塔切娜·赫鲁晓娃，赫鲁晓夫第一任妻子的女儿，在战争期间流亡于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和她在一起的是她的丈夫维克多·刚塔尔（Viktor Gontar），他是卡佩拉·顿卡（Capella Dunka）歌舞团的负责人。后来他执掌了基辅的莱西亚（Lesia）乌克兰俄罗斯歌剧院以及后来的基辅歌剧芭蕾舞团。
[12] 伊里亚·格里哥里耶维奇·爱伦堡（Илья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Эренбург，1891年1月14日——1967年8月31日），苏联作家。190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革命活动。1908年流亡法国后脱离革命活动，专心从事写作。二月革命后回国，十月革命后曾在苏维埃政府任职。1921年后以苏联报刊记者的身份长期旅居国外。1936年曾参与对西班牙革命和内战的报导。1939年在法国被捕，后获释返回苏联。1941年参与对卫国战争的报导。1949年被解除一切职务。斯大林死后成为“解冻文学”代表人物。1967年在莫斯科逝世。
[13] 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格罗斯曼（Василий Семёнович Гроссман，1905年11月29日——1964年9月14日），苏联作家、记者。1902年加入崩得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6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36年被捕，被判处3年劳动改造。1941年入伍，作为战地记者报道卫国战争。60年代初遭到苏斯洛夫迫害，他的书被禁止出版。1964年病逝。死后他的书被偷运到国外发行。
[14] 加林娜·谢尔盖耶夫娜·乌拉诺娃（Гали́на Серге́евна Ула́нова，1910年1月8日——1998年3月21日），苏联芭蕾舞演员。
[15] 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莱蒙谢夫（Серге́й Я́ковлевич Ле́мешев，1902年7月10日——1977年6月27日），苏联歌剧歌手。
[16] 伊莎贝尔·克里普斯夫人（Dame Isobel Cripps，1891年1月25日——1979年4月11日），英国慈善家。
[17] 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Семён Михайлович Будённый，1883年4月25日——1973年10月26日），苏俄国内战争时期著名的骑兵统帅，曾参加过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在波兰、德国和奥地利作战。二月革命后曾被选为连士兵苏维埃主席、团士兵苏维埃主席和师苏维埃副主席。十月革命后回乡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建立了骑兵游击队。内战期间曾担任著名的红军第1骑兵集团军司令，为苏维埃共和国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内战后曾任北高加索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工农红军骑兵总监、莫斯科军区司令、副国防人民委员等职。
[18] 谢尔盖·赫鲁晓夫对他表姐妹的说法持有异议，他坚持认为，伊日娜·谢尔盖耶夫娜在战后经常访问尼基塔·赫鲁晓夫的乡间别墅，事实上，她是因为心脏病突发而在赫鲁晓夫家的沙发上去世的。赫鲁晓夫家的其他人也提醒我不要把罗娜·科比亚克的话太当真。我与她的电话交谈也是很奇怪的。她拒绝与我面谈，并且刚开始还拒绝和我在电话里交谈。她说她正在撰写一本关于赫鲁晓夫的书（英文的，因为作为一个资深译员，她觉得更习惯于用英文写作，而不是她的母语）。不过，后来她和我谈了很多，除了旁敲侧击攻击赫鲁晓夫家人外，其中也不乏自我推销的成分（“虽然我没有接受过文学方面的训练，但我在这方面有天赋”）。她说，她的痛苦多多少少与60年代末以后她与赫鲁晓夫一家断绝联系有关系。（他们说她在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后不久就与他们断绝了关系，然后夸大他们家庭之间的矛盾，以表白她做法的正确性。） 不过他们家庭之间的恩怨可以追溯到1941年以及以前的事情。所幸的是，可以说明伊日娜·谢尔盖耶夫娜与她的兄弟一家之间恩怨的只有罗娜一人。
[19] 鲁本·鲁伊斯·伊巴露丽（Rubén Ruiz Ibárruri，1920年1月9日——1942年9月3日），多洛雷斯·伊巴露丽的儿子。1934年流亡苏联。1936年返回西班牙，参加了国际纵队。1939年西班牙第二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苏联。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后参加了红军。1942年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壮烈牺牲。
[20] 伊茜多拉·多洛蕾丝·伊巴鲁里·戈麦斯（Isidora Dolores Ibárruri Gómez，1895年12月9日——1989年11月12日），外号“热情之花”（La Pasionaria），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重要领袖之一，西班牙共产党荣誉主席。生于加利亚尔塔（Gallarta）。参加过1917年大罢工，1918年开始以“热情之花”为笔名给工人报刊写文章。1920年参与创建西班牙人共产党，西班牙人共产党与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合并为西班牙共产党后，1930年任中央委员会委员。1931年担任党报《工人世界》（Mundo Obrero）编辑。内战爆发后，于1937年担任共和国议会副议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苏联。1942年至1960年担任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1960年改任党主席，弗朗哥独裁政权垮台后回国，1989年去世。
[21] 参见Stepan Mikoyan的回忆录，柳芭的叙述也与此相同。每当回忆起这件事情时，柳芭都对自己没有试图劝说列昂尼德放弃这种游戏而感到奇怪，实际上，她自己胆子也很大，曾经从飞机的机翼上跳伞，喜欢和她丈夫骑着摩托车飞车兜风。
[22]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库迪亚科夫—汉费尼扬尼（Серг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Худяков-Ханферянц，1901年12月25日——1950年4月18日），1918年加入红军。1924年加入俄共（布）。1938—1941年任空军后勤部队司令。1944—1945年任红军空军参谋长兼副司令。1945年被授予空军元帅军衔。1945年3—12月任第3航空军司令，参与了出兵中国东北的行动，并消灭了伪满洲国政权。1945年12月被捕。1950年遇害。1954年平反。1965年恢复一切名誉。
[23] 雅科夫·约西福维奇·朱加施维里（Яков Иосифович Джугашвили，1907年3月31日——1943年4月14日），斯大林的长子。1937年加入红军。1941年5月加入联共（布），同年7月在卫国战争中被俘并被送往德国关押。1943年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自杀身亡。
[24] 1990年，保守派杂志Voenno-istoricheskiizhurnal 派出了两名调查人员对这些档案进行调查。虽然他们没有发现任何文件可以证明赫鲁晓夫的儿子落入了德国人之手，但他们报告说，有迹象表明有人在此前曾经检查过这些材料，而且德国人的审讯文件中有差不多2000页的材料不见了。
[25] Sergi Ivanov的文章“Priznanie pered smer’tiu”中提到了查莫林的供认，他是在写给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蒂诺夫的信中承认这一事情的。1994年在布里安斯克附近发现了一架飞机的残骸，这里距离查莫林最后看到列昂尼德飞机的地方大约25英里，所说飞机残骸里还有他的尸体，但是如果查莫林的供述是可信的话，那么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可信的。
[26] 维克多·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Виктор Семёнович Абакумов，1908年4月24日——1954年12月19日），生于莫斯科一个工人家庭。1922年参加红军，1923年退伍。1932年进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作。1941年担任副内务人民委员，同年7月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行动部部长，1943年担任国防人民委员部反间谍总局局长。1946年担任国家安全部部长。1951年因卷入“医生谋杀案”而被捕，1954年12月被处决。
[27] 阿巴库莫夫后来在1946—1951年间担任了国家安全部部长。
[28] 实际上，尤莉娅已经从布琼尼元帅的女儿尼娜那里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当时他们两家都居住在莫斯科的同一幢公寓楼里。在柳芭1954年到达莫斯科后，克格勃头目谢罗夫就将她“邀请”到了他位于卢比安卡的办公室里（与阿巴库莫夫审讯她的监狱不是同一个地方），要求她不要与尤莉娅见面，直到尤莉娅长大成人。
[29] “你长大了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谢尼娅·伊凡诺夫娜问托尔亚。“将军。”他记得他当时是这样回答的。“你想在哪里工作，托尔亚？”“克里姆林宫。”“说得好，托尔亚！”她惊呼道：“多好的孩子啊！”这是作者1993年7月与柳芭交谈得知的细节。
[30] 米高扬讲述了斯大林的咒骂、长时间不在莫斯科以及当他的同事们到别墅时他脸上的惊恐神情。贝利亚在1953年被捕后所写的一封信中证实，他和莫洛托夫带头要求斯大林恢复他的职位。拉辛斯基（Radzinsky）推测斯大林也许是假装意志被摧垮，目的是想看看他的手下会有什么反应，但是鉴于当时灾难的程度与斯大林所应负的责任，这种说法好像是不大可能的。
[31]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图皮洛夫（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Тупиков，1901年12月31日——1941年9月20日），1921年加入俄共（布）。1922年加入红军。1939—1940年任哈尔科夫军区参谋长。1940—1941年任驻德国大使馆武官。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后被捕，获释后返回苏联。1941年7—9月任西南方面军参谋长，同年9月20日在试图从基辅突围时壮烈牺牲。
[32]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Борис Михайлович Шапошников，1882年10月2日——1945年3月26日），1903年入伍。1918年加入红军。1921—1925年任红军第一副参谋长。1925—1927年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1927—1928年任莫斯科军区司令。1928—1931年任红军总参谋长。1930年加入联共（布）。1931—1932年任伏尔加军区司令。1932—1935年任伏龙芝军事学院政委兼教授。1937—1940年再次担任红军总参谋长。1937—194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0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40—1941年任副国防人民委员。1941—1942年再次担任红军总参谋长。1942—1943年复任副国防人民委员。1943—1945年任总参谋部军事学院院长。1945年在莫斯科逝世。
[33] 伊万·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巴格拉米扬（Иван Христофорович Баграмян，1897年11月20日——1982年12月2日），1915年入伍。二月革命后支持达什纳克楚琼。1920年加入红军。1941年加入联共（布）。卫国战争期间曾任西南方面军参谋长。1945—1954年任波罗的海军区司令。1954—1955年任苏联国防部总督察。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55—1956年、1958—1968年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1941—1977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1—1982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2年在莫斯科逝世。
[34] 巴格拉米扬觉得赫鲁晓夫的观点既不具有严格的军事意义，也没有一个像赫鲁晓夫这样早年在乌克兰呆过较长时期的人所具有的情感因素。“我们了解，”巴格拉米扬回忆说：“他们指导思想的出发点不仅是纯粹的军事战略目的，而且也有通过重新占领国家的‘炼钢炉’——顿巴斯与哈尔科夫这样的重要工业中心——来增加我们的军事工业潜力的考虑。”
[35] 伏罗希洛夫、朱可夫和沙波什尼科夫也参加了铁木辛哥、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起初陈述他们观点的会议。沙波什尼科夫对此予以特别反对。在主张对他们的计划进行修订后，他仍持怀疑态度，但其他人除伏罗希洛夫赞同外都没有发表意见。在以前的文件中，参加会议者的名单略去了赫鲁晓夫的名字。
[36]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асилевский，1895年9月30日——1977年12月5日），1915年入伍。1919年加入红军。卫国战争期间曾任总参谋部副主任兼行动处处长、红军总参谋长。1942—1945年任副国防人民委员。1944—1945年任第3白俄罗斯阵线司令。1946—1948年任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兼副总司令。1949—1950年任苏联武装力量总司令。1950—1953年任苏联战争部长。1953—1956年任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56—1959年任苏联军事科学部副部长。1957年因病退役。1952—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6—195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6—1958年任苏联退伍军人委员会主席。1977年逝世。
[37] 巴格拉米扬证实了这一点，他说他在17日晚上曾试图说服铁木辛哥取消进攻，但没有成功。
[38] “我现在仍然不能相信铁木辛哥对斯大林说过是我逼迫他做出决策的。”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认为斯大林只是想让我乱了方寸，好让我的观点失去支撑力。”
[39] Zhukov,Vospominaniiairazmyshelniia, vol.2, pp.291—292.朱可夫证言是否符合客观情况，这本身也有待考证。因为尽管朱可夫肯定会在总指挥部里，斯大林5月18日就是在总指挥部里与铁木辛哥通话的，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朱可夫在赫鲁晓夫设法想和当时在近郊别墅里的斯大林通话时就在场，因为他并非斯大林核心集团的成员。
[40] 在1989—1990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军事历史杂志》好像执意想揭露赫鲁晓夫回忆录中的谎言，因为这一系列文章的栏目名称为“关于尼基塔·赫鲁晓夫的事实真相”。这些文章读起来好像那些事后觉得很明显的事情应该在当时也是显而易见的，好像未能事先预见到灾难的发生是由于缺乏“客观”或“严格的科学分析”。
[41] 其他的损失包括652辆坦克、3278门榴弹炮、9053挺机枪、1646件其他枪炮、143226支步枪以及57626匹马（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1942年春天时苏联军事技术的状况）。
[42] 根据朱可夫元帅的女儿玛格丽特的说法，这一段情节是巴格拉米扬将军告诉她的。作者与玛格丽特·朱可娃进行过面谈。1942年6月，在一次凌晨两点的会议结束后，斯大林叫住华西列夫斯基，对他说：“等一下。我想再就哈尔科夫战役的失利谈一谈：那些应该为此负责的人需要受到惩罚。”于是，斯大林以国防委员会的名义向西南战区发了一封信。除了巴格拉米扬的错误外，他写道：“军事委员会也犯有一些错误，特别是铁木辛哥和赫鲁晓夫同志。如果我们告诉全国人民我们前线已经遭受的与仍在遭受的全部灾难，损失了18—20个师，我想人民是会严厉地判决你们的。”在战后不久，当米高扬称赞赫鲁晓夫努力消除哈尔科夫的灾难时，斯大林看起来马上就想当场反驳他。赫鲁晓夫在1957年10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回顾了这一事件，在那次会议上，朱可夫元帅被正式解职。请参照俄罗斯国家档案馆中的最近历史材料。
玛格丽特·格奥尔基耶夫娜·朱可娃（Маргарита Георгиевна Жукова，1929年6月6日——2010年5月13日），俄罗斯教育家，格奥尔基·朱可夫的女儿。
[43] 在他的回忆录中，赫鲁晓夫为自己辩解说：“我忘记了当初是谁发起组织了哈尔科夫战役。……我不否认它也有我的份，但是我问斯大林：‘关于这次战役的指挥官铁木辛哥，又该怎么说呢？’”“不，”斯大林说：“这完全是你的主意，铁木辛哥只是顺从了你。”“那是不可能的，”我回答说：“你必定是不十分了解铁木辛哥。他的意志是非常坚强的，他从不同意一次战役，除非他认为是个好主意。”“事实上，”赫鲁晓夫补充说道：“实际作出反攻哈尔科夫的作战计划的是巴格拉米扬同志。”
[44] 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叶廖缅科（Андрей Иванович Ерёменко，1892年10月14日——1970年11月19日），1913年入伍。一战期间在西南阵线和罗马尼亚阵线工作。十月革命后退役。1918年在卢甘斯克领导游击队与德军和奥军作战。1919年任马尔科夫斯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并参加了红军。1938—1940年任第6骑兵军司令。1939年参加了西白俄罗斯战役。1941年1—6月任远东红旗第一军司令。卫国战争爆发后历任西部阵线司令、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第4突击军司令、东南阵线司令、加里宁方面军司令、乌克兰第4方面军司令等。1945—1946年任喀尔巴阡军区司令。1946—1953年任西西伯利亚军区司令。1953—1958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56—1970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8—1970年任国防部总督察组督察长。1970年逝世。
[45]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Чуйков，1900年1月31日——1982年3月18日），1918年加入红军，同年7月参与镇压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7—1929年任驻华军事顾问。1936—1938年任第4机械化旅司令。1938—1940年任第4集团军司令兼国防人民委员会委员。1939年参加了波兰战役。1939—1940年期间参加了苏芬战争。1940—1942年任驻华武官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首席军事顾问。1942年回国。1942—1946年任第8近卫军司令，在任期间参加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白俄罗斯战役、维斯瓦—奥得河战役和柏林战役。1946—1949年任驻德国占领军副总司令兼军事管理局副局长。1946—198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9—1953年任驻德占领军总司令、军事管理局局长兼控制委员会主席。1952—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3—1960年任基辅军区司令。1960—1961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60—1964年任苏军地面部队总司令。1961—1972年任民防部长。1961—1982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2—1982年任国防部总督察组督察长。1982年逝世。
[46] 罗吉昂·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Родион Яковлевич Малиновский，1898年11月22日——1967年3月31日），1914年入伍。1919年加入红军。1937—1938年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卫国战争期间曾任南方阵线部队司令、沃罗涅日阵线副司令、第2集团军司令。1944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47—1953年任远东总司令。1953—1956年任远东军区司令。1956—1957年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1957—1967年任苏联国防部长。1956—196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7年在莫斯科逝世。
[47] 根据这位马利诺夫斯卡娅的说法，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主要指挥官，叶廖缅科、崔可夫和其他人，对赫鲁晓夫的勇敢精神和不知疲倦的精力都很钦佩，甚至在赫鲁晓夫下台后，他们也称赞了他的这些品质，当时说赫鲁晓夫的好话好像是不可取的。
[48] Zhukov,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vol. 2, p. 99.在与作者面谈时，德米特里·沃尔科哥诺夫承认朱可夫的回忆录比赫鲁晓夫的更为可信。在斯大林格勒反攻战役的准备时期，华西列夫斯基记得驱车“从一个军到另一个军，从一个连队到另一个连队，我到哪里，赫鲁晓夫就和我乘同一辆车到哪里。他从来没有乘坐过其他人的车：只要我去哪里，他就去哪里。但是当你们阅读（赫鲁晓夫时代所撰写的战争）历史时，你们会看到‘赫鲁晓夫同志到了什么什么单位’，‘赫鲁晓夫同志视察了什么什么军的指挥部’，‘赫鲁晓夫同志对什么什么人说了什么什么话’，等等。至于总参谋长到哪里去了，则无人提及。”
[49] 与朱可夫一样，华西列夫斯基后来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期也被迫退休了，因此他也有理由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赫鲁晓夫抱有报复心态。这样，这里的事实又显得让人捉摸不透，也许既不像朱可夫与华西列夫斯基所说的那样，也不像赫鲁晓夫本人所标榜的那样。
[50]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沃龙诺夫（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Воронов，1899年5月5日——1968年2月28日），1918年加入红军。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0年在苏波战争中被俘，1921年获释后回国。1935—1937年期间参加了西班牙内战。1937—1940年任红军炮兵司令。1940—1941年任红军炮兵总司令部第一副司令。1941年6—7月任红军防空总局局长。1941—1943年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兼红军炮兵总司令。1946—195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3—1958年任加里宁军事炮兵学院院长。1958—1968年任国防部总督察组督察。
[51]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诺维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Новиков，1900年11月19日——1976年12月3日），1919年加入红军。1921年参与镇压了喀琅施塔得叛乱。1924年参与镇压了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叛乱。1938—1939年任列宁格勒军区参谋长，期间参加了苏芬战争。1939—1940年任第8集团军空军司令。1940—1942年任列宁格勒军区空军司令，期间参加了列宁格勒战役。1942年2—4月任红军空军第一副司令。1942—1943年任副国防人民委员。1942—1946年任红军空军司令。1944年晋升为空军元帅军衔。1946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被判处5年徒刑。1952年获释。1953年平反。1953—1955年任苏军远程航空兵司令。1954—1955年任苏联空军副总司令。1956年转入预备役。1966年退休。
[52] 菲利普·伊万诺维奇·格利科夫（Филипп Иванович Голиков，1900年7月3日——1980年7月29日），1918年加入俄共（布）和红军。1940—1941年任红军主要情报局局长。卫国战争期间曾任第10军团司令、加里宁阵线第4突击军司令、布良斯克阵线部队司令、沃罗涅日阵线部队司令、斯大林格勒阵线副司令。1943—1950年任副国防人民委员。1950—1956年任单独机械化军司令。1956—1958年任苏联陆军装甲部队军事学院院长。1958—1962年任苏联陆海军主要政治局局长。1938—1946年、1954—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1—196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
[53] John Erickson,The Road to Berlin（Boulder, Colo.：Westview Press, 1983）, p. 101.“双方的指挥官都冷酷而麻木地看着战斗疯狂地不断升级，”埃里克森写道：“德国军官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众多的苏联飞机，而苏联指挥官以前也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大规模的德国坦克集群，所有的坦克都涂着黄绿相间的伪装。”在人员与装甲的对决中，“战斗的轰鸣声持续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死伤者堆积如山，成堆的坦克已经被打烂，还在冒着火焰，运送士兵的火车和其他工具散落得到处都是，浓密的烟柱从草原上升起来。每个小时，都有很多血肉模糊、身体蜷曲的士兵被从战斗中抬出来，满是血污的身体上还在流着血”。
约翰·埃里克森（John Erickson，1929年4月17日——2002年2月10日），英国历史学家。
[54] “我不知道他这一次为什么如此冷静，如此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赫鲁晓夫补充说：“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一下子就发怒了。好像是魔鬼在斯大林的主要神经上拴了一根绳子，没有人能够知道魔鬼什么时候会拉一下绳子，使斯大林发怒。斯大林的发脾气也好，他的自我克制也好，都已发展到了高级阶段。”
[55]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苏赫诺夫（Дмит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Суханов，1904—？），1922年加入俄共（布）。1936—1952年期间担任马林科夫的助理。1952—1955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办公厅主任兼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助理。1955—1956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秘书处处长。1956年因卷入“贝利亚案件”被捕并被判处10年徒刑。
[56] 这是乌克兰历史学家Y.萨波瓦尔报告的。当萨波瓦尔当着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的面说出此事时，后者坚持认为强力领导人的助手差不多都是些平庸之辈，他们的任务就是执行命令，而不是对命令提出质疑。不管这是否是一个通用的原则，但赫鲁晓夫很可能还是会选择一个平庸之辈做他的助手的，这样他可以充分显示自己的能力。
[57] 这段文字来源于作者1991年6月和1993年8月与瓦西里·科斯坦科的面谈。科斯坦科在复述这段故事时唏嘘不已，他要求在本书中首先表述的就是这段故事。“像这样的交谈显示，”他说：“这不是发生在赫鲁晓夫看到曙光的第二十届人代会上，而是在斯大林去世前的10年。这并非唯一表露他心情的时刻，这样的时刻还有很多。”
[58] 帕维尔·尼基托维奇·加波契卡（Павел Никитович Гапочка，1908年7月29日——？），苏联哲学家。1928年加入联共（布）。1938—1944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助理。1940—1952年任乌共中央候补委员。1944年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所乌克兰分院科学部副主任。1944—1945年任乌共（布）利沃夫省委第二书记。1948—1949年任乌共（布）中央宣传和鼓动部部长。1953年起在苏联社会科学院任教。
[59] 谢尔盖·罗曼诺维奇·萨夫琴科（Сергей Романович Савченко，1904年6月18日——1966年？月？日），1921年加入契卡。1941—1943年任乌克兰副内务人民委员。1943—1946年任乌克兰国家安全人民委员。1946—1949年任乌克兰国家安全部部长。1949—1951年任外交部信息委员会副主席。1951—1953年任国家安全部副部长。1953年3—9月任内务部第一副部长。1954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55年被转入预备役。
[60] 1941年，多夫仁科因为他拍摄的反映内战的电影Shchors（1939年）而荣获一枚斯大林勋章。1942年8月3日，即在多夫仁科的一个小故事在苏联军队报纸《红星报》发表后的第二天，他得到消息说斯大林本人“因为这个故事告诉了军队和人民他们特别需要告诉的东西而感谢他”。
[61] 参见乌克兰政治局1944年2月12日关于多夫仁科问题的决议文件。赫鲁晓夫声称这份决议尽可能地让惩罚无关痛痒。多夫仁科电影制片厂的档案管理员引述这位制片人的遗孀Yulia Solntseva的话说，多夫仁科从赫鲁晓夫那里得到了少量的保护，而谢尔盖·赫鲁晓夫则声称他的父亲试图通过亲自惩罚多夫仁科来控制局势。
[62] 赫鲁晓夫还声称他在评估“烈火中的乌克兰”时还受到一些事实的误导，斯大林本人当时对多夫仁科的作品一直是称赞的，马林科夫也很喜欢这个脚本。
[63] 甚至在多夫仁科于1956年去世后，他的遗孀还被批准完成电影Poema o more的拍摄。在她的邀请下，赫鲁晓夫自己曾去莫斯科电影院看过这部电影。
[64] 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格列奇科（Андрей Антонович Гречко，1903年10月4日——1976年4月26日），1919年加入红军。卫国战争期间曾任南部阵线第12军团司令、第47军团司令、沃罗涅日部队副司令。1945—1953年任基辅军区司令。1953—1957年任苏联驻东德部队总司令，期间参与镇压了东德1953年6月起义。1957—1960年任苏联武装力量总司令。1957—1967年任苏联第一国防部副部长。1960—1967年任华沙条约组织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1967—1976年任苏联国防部长，1968年参与镇压了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1961—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3—197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6年在莫斯科逝世。
[65] 参见埃里克森的Road to Berlin ,第128、141页。赫鲁晓夫的看法并非如此。虽然“这看起来好像是我们有意安排解放基辅作为苏联革命纪念的贺礼，”赫鲁晓夫说：“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愉快的巧合。”
[66] 此次战役的指挥所设在一块小的高地上。指挥所不远处是一系列的堑壕，当时赫鲁晓夫就呆在其中的一条堑壕里。我曾于1991年6月一个昏暗的雨天造访过那里。当时站在那里的一位纪念碑向导说，直到1985年，在那里展出的照片中还没有赫鲁晓夫的，解说员也不许提到他的名字。
[67] 斯大林还是对赫鲁晓夫的好意有所报答的，他将赫鲁晓夫的祝贺发表在《真理报》上。但是他后来又责备赫鲁晓夫用密码电话向他表达祝贺，致使他们的通话有案可查，虽然赫鲁晓夫坚持说他们的通话根本就不是保密的，而是通过公用的电话线通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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