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赫鲁晓夫全传（2003）
第4章 是否成为政党干部：1918—1929
从沙皇于1917年2月在彼得格勒退位至1929年赫鲁晓夫离开顿巴斯前往莫斯科期间，俄国以及后来的苏联经受了一系列严峻的考验。除了世界大战和大革命外，还有内战与饥荒。在顿巴斯，红军、白军、黑军（无政府主义者）和绿军（农民武装）相互冲突，争夺十分激烈，政权至少12次易手。重建工作于1921年开始，但是战争的创伤还没有愈合，布尔什维克就开始了农业集体化与国家工业化的剧烈运动。20世纪20年代末，在消灭了资本家、地主与牧师以及镇压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与像孟什维克和社会主义革命党这样的非共产党政党后，布尔什维克清洗了党内的非共产主义成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是在这些年里，赫鲁晓夫开始相信新的世界即将来临，和平与公正将占据统治地位。赫鲁晓夫在退休后回忆说，他“一直梦想回到的”就是这一时期的“时代与氛围”。当被问及为什么会在斯大林死后“举手反对这位独裁者”时，赫鲁晓夫回答说：“因为我不是30年代的人。”相反，他认为自己是革命后初期时代的产物，他回忆道，就是在这一时期“我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社会等级制度在我眼前土崩瓦解”。
1917年2月，赫鲁晓夫还是一个处于大规模动荡边缘的小人物。11年后，他成为乌克兰共产党组织里的高层干部。不过他选择参加革命政党而不是仅仅做一名钳工是花费了一些时间的。他直到1918年底才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当时布尔什维克已经夺取政权一年多了。内战结束后，他找到了一份在煤矿上担任副经理的工作。在此期间他不是一次而是两次重新学习，希望成为一名工程师或工厂经理，然而每次他的计划总是被他初露头角的政治前途所“打乱”。
如果说赫鲁晓夫对自己是否致力于在共产党机构内谋发展感到犹豫不决的话，那么这部分是由于党的前途还不是很明朗，同时也是由于他感到了自己的局限性。他记得几乎在往上攀升的每一个台阶上他对自己都不是很自信。他拒绝被提升，就是为了能呆在熟悉的地方，周围有对他很尊重的同事与朋友。这部分是由于初入道者的自然紧张情绪所致，但并非全部。
赫鲁晓夫通过充分发挥他的特长来弥补自己的缺点：努力工作的卓越能力以及显得直率、容易亲近的个性。不过还有另一个原因可以解释他的步步高升：他对自己和自己取得成功的机会并没有把握。特别是在血腥的20世纪30年代，不过也包括动荡的20年代，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充斥着形形色色野心勃勃的机会主义者。对于赫鲁晓夫所表现出来的谦虚，他的上司肯定会感到很奇怪。问题是，当时和现在都一样，他所表现出来的单纯与正派都是出于真心，而不是刻意的表现。答案是他所表现出来的单纯与正派是真实的，但是他同时也对其进行了粉饰，并取得了令人吃惊的成功，因为赫鲁晓夫证明他并非是像阴谋家之类的无能之辈。在他自己关于20世纪20年代的回忆中，他的这一面几乎完全没有体现，在当时留存下来的文件中也只是隐约可见，但是这的确是他真实的一面。
甚至在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前，罗曼诺夫（Romanov）王朝[1]的垮台改变了赫鲁晓夫的世界。这个新的彼得格勒临时政府虽然执掌了政权，但并没有能够行使完全的统治权，特别是在帝国的南部地区。由于保守党和自由党以及君主政权相互猜忌，像顿巴斯这样的地区，基本的社会秩序只能由工人代表选举产生的苏维埃（委员会）来维持，但是还是经常会发生无政府主义的骚乱。尤索夫卡煤矿主所谓的工人的过分要求包括实行事实上的八小时工作制。但是也有一些确实过分的要求：侵占或拆毁老板的公寓、打骂、即时逮捕以及袋鼠法庭。[2]
在一段时期内，虽然人们对资产阶级没有好感，很痛恨，但布尔什维克几乎和资产阶级一样不受人们欢迎。矿工们对帝国的爱国热情使得他们在尤索夫卡私刑拷打了几个反对战争的布尔什维克。1917年7月彼得格勒发生了针对临时政府的起义后（起义被镇压后列宁躲藏了起来，托洛茨基被逮捕），顿巴斯的布尔什维克力量更加脆弱了。当列宁在彼得格勒夺取政权时，尤索夫卡的苏维埃通过了孟什维克倡议的谴责布尔什维克政变的决议。只是在强力排挤了他们的对手后，布尔什维克才最终在尤索夫卡苏维埃中获得了不算可靠的多数。“要想挽救布尔什维克”，一位审慎的历史学家评论说，“就可能会引发一场内战”。
在1917年的混乱中，赫鲁晓夫很快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但并不是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在选举参加鲁钦科夫苏维埃的代表时，他是其中的一员；1917年5月29日，他被“无记名”推选为主席。8月他在鲁钦科夫加入了一个保卫革命的政治军事团体，12月他成为矿工与钳工商会委员会的主席，该商会联络着尤索夫卡地区八个煤矿与工厂的工人。就在同一时期，斯大林后来的亲信拉扎尔·卡冈诺维奇[3]在尤索夫卡领导着布尔什维克。苏联的一份文件坚持认为赫鲁晓夫当时也已经是布尔什维克的核心之一。但是他当时还不是一名党员。
“他当时绝对不是革命者，”V.莫洛托夫在差不多70年后说：“他是到1918年才加入共产党的。这就是他的积极程度！ 那时很多普通工人都已经加入共产党了。不过就是这样的人后来成了我们党的领导人！ 这真是太荒谬了！ 荒谬至极！”
虽然我们可以认为莫洛托夫的蔑视带有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意味，但赫鲁晓夫对自己的这段历史却是极力维护的。“人们都知道我是属于那种积极分子之列的，但是我直到1918年才成为党员。”赫鲁晓夫在退休后说：“当人们问我为什么不早一点加入党组织时，我解释说那时加入党组织和现在不一样，没有人搞运动或努力说服你加入。当时有很多不同的运动和团体，你很难完全搞清楚它们的性质。当革命开始时，我就立即决定了自己的立场。”
就像他的自我辩解所说的那样，他的行为也不是特别合适的。没有人说服他加入很难成为一个具有自发动力与坚定信念的革命者的借口。赫鲁晓夫在区分各种不同团体时所遇到的困难与他宣称自己“自觉地与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是矛盾的。此外，他声称在1917年10月后立即确定了自己的思想立场也是与事实不符的。事实上，赫鲁晓夫很可能更倾向于孟什维克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因为孟什维克强调发展经济，而布尔什维克则是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政治权力。毕竟孟什维克的主要支持者是比较富裕的工人，他们害怕在革命中失去一些东西，而赫鲁晓夫就是其中的一个。只要温和派掌握政局，他就可以赢得很多利益。只是在布尔什维克控制了政权，似乎能击败所有的反革命图谋时，赫鲁晓夫才站到了它们一边。
如果说革命引发了秩序的混乱，那么接下来的内战则更为糟糕，特别是在顿巴斯，有三分之一的矿工丢掉了性命。1917年12月，卡列金[4]将军率领的哥萨克分遣队在亚西诺夫卡（Yasinovka）杀害了20名矿工，并将他们的尸体扔进了污水池和粪堆里。在马克耶夫卡（Makeyevka）附近，哥萨克挖矿工的眼睛，割他们的喉咙，并把其他的矿工活活扔进矿井里。作为回应，被称为“红卫军”的工人小分队逮捕了白军军官、煤矿经理和哥萨克武装分子，当场把他们打死，将他们陈尸街头。
在卡列金的部队向尤索夫卡进发时，他们所到之处出现了成群的难民，他们遇到了从彼得格勒派来的红军的抵抗。在几个地方的战斗中，卡列金的部队与据说是在伊凡·达尼洛夫[5]和尼基塔·赫鲁晓夫带领下的鲁钦科夫红卫军发生了遭遇战。
到1918年2月，卡列金已经被打败。4月，另一支反布尔什维克武装，基辅的中央拉达（the Central Lada）也被击溃，基辅当时宣布自己成立了独立的乌克兰政府。至此，布尔什维克面对着一个更加危险的敌人，强大的德国军队，当时德国仍与俄国及其他协约国处于战争状态。[6]当德国和奥地利军队逼近尤索夫卡时，布尔什维克党人都逃跑了，城市主要落入了无政府主义者手中。德国和它们的乌克兰合作者盖特曼·帕夫洛·斯科罗帕茨基[7]恢复了煤矿原来的管理者，他们对政治上有嫌疑的工人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在一个镇上，德国人在他们到达的当天就枪杀了45名矿工。不久以后，那些没有与布尔什维克一起逃亡、加入红军以及向南流亡以躲避饥荒的大多数矿工都回到了他们原来的村子里。
赫鲁晓夫也在逃亡者之列。[8]当人们再次得到他的消息时，他已经回到了农村，然而1918年的农村也爆发了又一轮的暴力。虽然内心对农民抱有怀疑的态度，但布尔什维克为了赢得他们的支持还是承诺让他们拥有土地（以及和平与面包）。然后在重新分配土地时，不仅是地主与教会，而且连富农也被剥夺了土地。1918年春天，布尔什维克开始征收谷物，以供应城市居民和新的红军。当农民抵制时，武装小分队就强行夺走谷物，这使得除了战争的死亡和破坏外，又引发了饥荒。
赫鲁晓夫领导着卡里诺夫卡的贫民委员会。从理论上讲，村民被划分成富农、中农与贫农。事实上，这种界限并不很明显。然而，布尔什维克却通过邻居间相互告发的方式来利用这种“阶级对立”。我们也许无法确定这种兄弟姐妹相互残害的情况在赫鲁晓夫的村庄里有多么血腥，但我们可以肯定赫鲁晓夫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18年底或1919年初，赫鲁晓夫应征参加了红军。当1918年11月停火协议签订后德国人离开乌克兰时，白军在尤索夫卡作威作福。S.V.邓尼索夫[9]命令将每十名被捕工人中的一人绞死，数百具尸体在街道上悬挂了好几天。作为回应，红军枪杀了怀疑与白匪串通的工程师与技术人员。斯科罗帕茨基的警察和纳斯特·马赫诺[10]的无政府主义追随者也对他们的敌人大开杀戒，而不管哪股势力占据上风，犹太人都是血腥屠杀的目标。
再往南，赫鲁晓夫当时与红军第九军驻扎在一起，战斗更加残酷。虽然战争时期的政治委员列昂·托洛茨基禁止杀害俘虏，但“受伤和被抓获的白军军官不仅被枪杀掉，而且还会受到各种可能的残酷方式的折磨。他们会根据白军军官们肩章上星的数量在他们的肩膀上钉上相应数量的钉子；将勋章烙在他们的胸上，并在大腿上划上道道。他们甚至会把白军军官的命根子割下来，塞到他们的嘴里”。
白军将军安东·邓尼金[11]的军队重新夺取了整个库班区（Kuban）和北高加索地区，抓获了大约5万名俘虏。1919年仲夏，俄罗斯南部的红军似乎已经处于溃败的边缘。白军占领了哈尔科夫（Kharkov）、叶卡特林诺斯拉夫（Yekaterinoslav）［后来改称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epropetrovsk）］和察里津（Tsaritsyn）（后来改称为“斯大林格勒”，再后来又称为“伏尔加格勒”）。9月20日，在白军一辆装甲车的攻击下，库尔斯克落入了政变者的手中。但是后来形势发生了逆转。邓尼金未能继续向莫斯科进发，他遇到了困难——兵力不足、组织混乱以及缺乏民众的支持——这导致了形势急转直下。1920年5月，他的志愿军被彻底打垮。到白军将领弗兰格尔[12]的部队11月从克里米亚撤退时，整个内战已经结束。
很显然，有关赫鲁晓夫所在的第九军的记录是毁誉参半的。有一份报道说，第九军“不止一次逃离”战斗现场。不过，第九军也成功地行军620英里，从顿河上游到了黑海岸边，在行军途中，赫鲁晓夫从一名党小组的组织者被提升为营政治委员，后来又成为第九军政治部主任。
政治委员制度是1918年4月建立起来的，当时红军对意志坚定的工人积极分子的依赖逐渐减少，而对政治上不可靠的农民的依赖却越来越大。政治委员的任务就是提高部队的战备水平与士气，处理与老百姓的关系，还有部分职责是提高部队人员的文化水平。作为一支革命力量，布尔什维克对这些目标很重视。“鼓动、宣传与教导工作”的任务包括教会文盲士兵如何读写、出版宣传小册子与报纸、排练上演戏剧、筹建图书馆以及维持红军俱乐部。
然而，那些教导同志们的政治委员自身并不比他周围的人有更高的文化。1919年1月，斯大林和安全警察首脑弗里克斯·捷尔任斯基[13]下令对政治委员进行清洗，理由是“政治委员”这一称谓本身已经成为“滥用的术语”。一位于1919年开小差的红军旅指挥官认为，只有5%的政治委员属于“理想坚定的共产党员”，其他的就是工人中的机会主义者、落后的农民以及“其他阶级中的糟粕，大多是年轻人和失败者，当然，大多数犹太人几乎都属于这种情况”。不过，这位开小差的军官也不得不承认，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政治委员有些还是 “工作特别努力、能给人以启发的军官，他们在同志们中间极力鼓动”，他们在保持“广大士兵的阶级对立情绪”中所发挥的作用是“相当巨大的”。
赫鲁晓夫对自己行为的描述同样是自相矛盾的。他声称自己在前线发挥了英雄般的作用：“我们发起攻势，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奋勇向前。……我们将白卫军的匪徒赶下了海。”但是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工兵营里，而不是在步兵部队，有至少两个月的时间他是在参加政治指导员培训班，他后来的很多“战争故事”更多的是与其自己及所在部队的文化落后状况有关，而不是他们的军事战绩。
“我们不是那种过去意义上的绅士。”他回忆道。有一次当他和同志们在一个前贵族的住宅里驻扎两天时，“我们甚至不能进入盥洗室。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人不知道如何正确地使用盥洗室——不是坐在马桶上，这样后面的人还可以使用，而是像老鹰一样蹲在上面，盥洗室里被搞得肮脏不堪。盥洗室被弄得不能再用后，我们就到外面附近的园子（地上和花园）里解决问题。差不多一个星期以后，园子就变得恶臭无比，人都不能从那里经过了”。
还有一次，他与一家知识分子住在一起。女主人毕业于圣彼得堡一所专为贵族人家的女儿设立的学校，家里的其他人包括一位律师、一位工程师、一位教师，还有一位音乐家。赫鲁晓夫记得房子的女主人很勇敢地对他说过：“‘既然你们共产党人已经夺取了政权，你们肯定会践踏我们的文化，将我们的文化扔进垃圾堆里。你们也不可能欣赏到像芭蕾这样高雅的艺术。’她说得没错。我们对芭蕾一无所知。当看到芭蕾舞剧的演出广告时，我们认为它们只不过是些穿着不体面服装的妇女的照片而已。”然而，尽管赫鲁晓夫承认他和他的同志们是“粗野的、没有教养的工人”，但他坚持认为他们“也想接受教育，我们想学会如何管理一个国家，如何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他告诉她的女主人：“你等着瞧好了，我们会拥有所有的一切的，包括芭蕾舞。”
赫鲁晓夫屡次提到这些战争故事，这说明了很多问题。他和旧知识分子之间的文化差距不仅在内战时期，而且在几十年后撰写回忆录时还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叙述他的同志使用盥洗室的事情很显然是为了说明他和他们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努力改变着自己。但是即使如此，为什么还会提及此事呢？赫鲁晓夫就是希望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噢，我的回答是，”他回答说：“这种状况持续很长时间，人们要想改变自己原始的生活习惯需要数十年的时间。”
1921年内战结束后，顿巴斯成了一片废墟，工兵营被重新命名为劳动旅。“这样，你就是一名矿工了？”师部的一位干事问赫鲁晓夫：“很好，你就是我们现在需要的那种人——（劳动旅）政治委员！”
赫鲁晓夫对这一任命表示反对。“我和那位干事互相对骂。‘你以为你是谁呀？’我大声喊道。‘那你以为你是谁呀？’他回击道。”他们当时的口角之争肯定要比这尖刻得多。但是当时赫鲁晓夫的地位还很低，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最后我走开了。”
随着战争的结束，红军失去了有利地位。由于营养不良，战士们大都身体虚弱，抵抗不住癍疹、伤寒和坏血病这样的流行病。“生活和工作条件十分恶劣，”赫鲁晓夫后来说：“我们没有制服和可换洗的衣服。大家不洗澡，不刮胡子，都是超负荷工作，也没有足够的食物。”赫鲁晓夫自己也被迫来到一个农民家里吃住，住在农舍的后院。他就靠农民餐桌上的剩饭剩菜生存了下来。到了1922年已经成为鲁钦科夫煤矿经理的朋友才把他拯救出来，让他当上了负责政治事务的助理主任。就在这时，疾病袭击了他的家庭。
当赫鲁晓夫1918年从尤索夫卡逃往卡里诺夫卡时，他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加入红军时他就让他们与他的父母住在一起。耶弗罗西尼娅第一次离开她的父母和姐妹，由她脾气倔强的婆婆照顾。虽然耶弗罗西尼娅逃过了战争最残酷的日子，但她肯定担心战争会夺去她丈夫的性命。然而意想不到的是，被战争，或者确切地说应该是战争所带来的饥荒和疾病夺去生命的是她自己。她患上了坏血病，当时赫鲁晓夫就在不远的南方前线，当他赶到家时，她已经死了。[14]
“她的死让我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中。”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只是作了简短的叙述，但却满怀着深情。根据卡里诺夫卡当地人的说法，赫鲁晓夫是在耶弗罗西尼娅死后的第二天赶到的。他的父母本来打算在村子里的教堂举行一个葬礼，再把她安葬在墓地里，但是赫鲁晓夫却安排将棺材抬过他家的篱笆，而不是通过村子里的教堂，他家篱笆的后门就通向墓地。他这么做的目的，尼娜·彼得罗夫娜·赫鲁晓娃在赫鲁晓夫死后向她的孩子们解释说，是想在不违反他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原则的同时也不冒犯他那些信奉宗教的亲戚。“这可以典型地反映他后来的行事方式，”尼娜·彼得罗夫娜评论说：“难以预料，有时令人吃惊，反正总是非同一般。当时，村民们都谴责你们的父亲。直到今天，每当想到当时发生的事情时，他们仍会摇头表示难以认同。”他父母的反应肯定比这还要激烈得多。
当赫鲁晓夫1922年回到尤索夫卡时，那里已经是一片破败的景象。煤炭生产已经停止。从食物和住房到煤炭开采所用的炸药和导火索都很紧缺。矿主和经营者都已经逃离，很多矿工也逃走了。物价飞涨更加剧了尤索夫卡的艰难：1922年2月，一袋36磅的面粉需要200万卢布，一磅说不清来源的肉则要卖到37000卢布。
内战结束后，瘟疫开始流行。癍疹、伤寒和霍乱蔓延得很快，同时谷物歉收又造成了大面积的饥荒。从全国范围来说，在1921年和1922年饥荒中饿死的人超过了在世界大战和内战中死亡的总人数。1922年春天，尤索夫卡地区的居民中大约有38%的人处于饥饿状态，在整个顿巴斯地区，大约有40万儿童忍受着饥饿的折磨。一位在马克耶夫卡（Makeyevka）饥荒中生存下来的基督圣母教牧师，奈沃（Neveu）神父，看到的情景“让他想起了弗拉维斯·约瑟夫对耶路撒冷被占领时的描述。母亲们杀死自己的孩子，然后自杀，以结束他们的痛苦。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形容枯槁、全身浮肿的人们，他们几乎无力移动自己的身体，被迫去吃死去的猫、狗和马”。[15]
在沙赫蒂（Shakhty），有人从一位老妇人那里买了煮好的肉，吃了下去，后来人们对老妇人的住处进行了搜查。在她的住处发现了“两只大桶，里面装着小孩尸体的各个部分，被分门别类地腌制着，还有被剥去头皮的头盖骨”。一大群人围到她家，将老妇人和她的丈夫活活打死。
1921年，在列宁的坚持下，苏联实行了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取消了强制征收谷物与相应的赋税政策，允许农民可以在自由市场上处理他们剩余的谷物。虽然新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地区的状况，但顿巴斯并没有能立即感受到它的影响，饥饿迫使成千上万的矿工离开煤矿，外出寻找食物，由此造成的煤炭短缺使得装载供应物品的列车不能到达该地区。莫斯科派遣了150名高层管理者来到顿巴斯，动员所有年龄在18～45岁的男性以及所有年龄在55岁以下的矿工来这里工作，并动员了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平民。但是在尤索夫卡地区，布尔什维克的数量依然很少，也特别不受人们的欢迎。[16]
尽管他们的力量弱小，或者也许正是因为力量弱小，顿巴斯的布尔什维克对他们的“阶级敌人”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仁慈。所谓的革命法庭对“反革命分子”做出了死刑与长期监禁的判决。在共产党看来，顿巴斯的工人“心理上不健全”，“他们的无产阶级觉悟一开始就不高，现在更是完全丧失了”，因此为了使他们工作，共产党制定了严格的纪律。结果引发了大规模的劳工骚动，整个20年代罢工接连不断。[17]
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内部出现大批的持不同政见者只是很正常的现象。1922年5月，列宁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其后除了少数的几个月，他完全丧失了工作和控制局势的能力，直到他于1924年1月21日去世。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内部出现了分裂，以斯大林、格里高里·季诺维耶夫（Grigory Zinoviev）和列夫·加米涅夫（Lev Kamenev）为一派，以托洛茨基为另一派。当时斯大林及其盟友主张无限期延续新经济政策，而托洛茨基则警告说核心社会主义价值正被歪曲，例如工业化优先以及无产阶级先进于农民阶级。托洛茨基还提出了“党内民主”的问题，指责斯大林派别的大权独揽已经凌驾于党之上。1923年10月，莫斯科政治局收到了一份由46名高层布尔什维克党员联名签署的声明，批评党内“领导层的无能”与“完全不能容忍的”政权。
两年后，斯大林在政治上击败了托洛茨基。又过了两年，即1927年，斯大林将托洛茨基流放。但是在20年代初，托洛茨基和其他的持不同政见者在顿巴斯仍然很受人们的欢迎。因此，虽然46人声明遭到了莫斯科党的中央委员会的谴责，尤索夫卡党的委员会投票支持克里姆林宫，但还是有12名尤索夫卡委员会委员（委员人数一共79名）投票支持声明，这是顿巴斯地区支持托洛茨基最多的力量。[18]
这就是赫鲁晓夫1922年回来时的形势。他在鲁钦科夫煤矿的实际工作仅仅持续了几个月，但是这一时期的工作却培养了他从此以后展现出来的精力充沛、事必躬亲的领导作风。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工作（矿主在逃跑时把图纸都带走了），他和其他人“将炼焦炉拆成零件，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生产焦炭副产品都包括哪些程序，以及如何操作这些程序。那时我们没有维修、保养机器的工程师。很多呆在顿巴斯的工程师都反对我们，不愿意出来帮助我们”。赫鲁晓夫穿上他原来做矿工时的全套装备，下到井下视察机械设备。他马不停蹄地与经理以及党和商会的官员进行会面，他视察工人的宿舍，并采购了急需的食品。
与其他的布尔什维克不同，他们嫌弃在他们看来“地位低下的”工人，赫鲁晓夫对他从前一起工作的弟兄们表现了发自内心的同情。“现在我们已经推翻了君主政权与资产阶级，我们已经赢得了自由，但是人们的生活却比以前还要差。难怪有人会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你们向我们承诺会建立起人间乐园，也许我们会在死后到达天国的乐园，但是我们想在有生之年尝尝人间乐园的滋味。我们没有任何的非分之想，只要给我们一个安身之地就可以了。’”
但是在难以驾驭的矿工们“让我十分难堪”时，赫鲁晓夫回忆说，“即使他们对我十分了解，因为我在革命前就与他们一起在煤矿工作”，他还是给予了恰当的回应。“将你们的双手举起来，让我们看看”，他对那些被认为是“怀有敌意的分子”喊道：“这不是矿工的手，这是商店售货员的手。”
赫鲁晓夫在鲁钦科夫煤矿担任副主任期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于是他不久就被任命到附近的帕斯图赫夫煤矿担任主管。但是他没有接受任命，而是申请去刚刚开办的工人培训班学习，这个培训班后来成为顿涅茨克矿业技术大学。当尤索夫卡党的领导人拒绝他的请求时，他就到顿巴斯主管煤矿的主任那里申辩，这个主任也申请参加这个培训班：“你是有文化的人，你已经高中毕业，现在你又申请去矿业学校里学习。但是你却不让我去，我认为这不公平。为什么你不让我去？我才念了四年书……但是你却不让我继续接受教育。”
赫鲁晓夫对教育的渴望并非完全是个人臆想。布尔什维克理应成为文化与政治上的先锋，党员不仅需要“富于效率地工作”，而且“要有文化素养”。这意味着衣着整洁、在餐桌上表现得体，能阅读俄国古典文学与观看芭蕾舞则更好了。那么为什么赫鲁晓夫的上司拒绝他的请求呢？是因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管理人才，他们离不开他呢？还是因为他们不能想象一两年的学习会对举止粗俗的赫鲁晓夫有多大帮助？然而不管怎么说，最后他们还是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他得以继续学习。
顿涅茨克矿业技术大学的任务就是将首批208名学生培养成工程师，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至少是第二次接受教育，在矿井上呆了十年时间，不是党员就是共青团员。赫鲁晓夫参加的工人培训班目标要低一些。经过两到三年的学习，这实际上起到了补习高中课程的作用，毕业生应能合格地进入矿业技术大学的一年级。赫鲁晓夫是在1922年8月24日填写参加工人培训班的申请的，他在填写参加理由时写道：“获取更有效率地进行工业生产所需的技术知识。”
尤索夫卡工人培训班是更广泛的教育运动的一部分。就像美国的肯定行动一样，苏联的教育运动试图为弱势团体获得更高的教育提供渠道。根据一份西方历史材料，这一努力“包括暂时降低学业标准，是通过一系列的正常行为来达成的，结果遭到了相关教育机构的抵制，引起了中产阶级父母的不满”。[19]
工人培训班的入学要求超乎想象的低。1924年的入学者只要“能很好地掌握所有数字的算术四则运算、能以书面和口头的方式充分表达他们的思想以及拥有达到政治文化初级水平的一般政治教育”就可以了。在政治文化方面，赫鲁晓夫肯定是他班级里最好的。但是，虽然在一份苏联文件里描述他不仅“勤奋”，而且“因为广博的学识而显得与众不同”，但在他一位老师的记忆里却不是这么回事。根据她的记忆，这位后来的苏联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在他刚刚入学时“满是老茧的双手几乎握不住铅笔”。很显然由于缺乏自信，他特别努力地取悦于老师和同学们。她记得他在理解一个语法点时遇到了困难，当他终于理解时，不禁大笑着喊道：“我终于明白了。”然而，尽管他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她认为他还是“一个差学生”。
他成绩不好的一个原因是政治事务缠身。从入学开始他就被任命为工人培训班和整个矿业技术大学的党委书记。这使得他必须为学校的政治健康以及（与学校的主任一道）为学校的物质条件负责。学校所在地在革命前是一所高等商业学校，在1917年的照片上显得很突出，1991年时仍是如此。不过当矿业技术大学第一次开始招生时，学校已经破败不堪了。大多数学生都住在曾经关押哥萨克武装分子的简陋房子里，往往是30～40人住一个大房间。作为党的领导人，赫鲁晓夫享有仅和其他三个学生共用一个小房间的“优待”。
第一批学生在开始上课前必须对建筑进行修缮。在赫鲁晓夫的鼓动下，他们征集了一些生锈的机器，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将校舍修好，他们建起了临时的工作间、实验室以及一个发电站。由于缺乏合适的课本，赫鲁晓夫建议在地下室里用临时拼凑起来的印刷机自己动手印制课本。他“不停地催促我们”，负责排印的学生回忆说：“检查进展情况，给我们以指导。”当党小组出版一份报纸时，赫鲁晓夫审查了出版计划与排版设计。作为党的领导人，他应该负责报纸的思想纯洁性，但是他好像只对报纸是怎么排版印刷出来的感兴趣。他肩负的多重职责要求他到处走动，但是又好像是赫鲁晓夫想获得教育机会的想法就是在新的、学术气氛更浓的条件下从事他一直所做的工作——到处走动、与人接触以及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也似乎是费了如此大的努力获得了教育机会，现在他觉得有很多理由可以帮助他尽量避免艰苦的学习。
1924年9月，赫鲁晓夫是学校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负责对矿业技术大学的首批15名毕业生进行审定，核发毕业证书。不过，他本人从来也没有拿到这个毕业证。虽然他声称完成了工人培训班的学业，但也不是很肯定。[20]即使他真的毕业了，由于他的各科成绩并不理想，加上他在学习上投入的时间有限，这也足以说明他的教育水平并没有得到什么大的提高。
党委书记赫鲁晓夫在驾驭政治事务方面将工厂里的那一套运用到了学生身上。除了对工人培训班的学员拥有权力外，他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任务，这赋予他特别的权力。1923年12月，他代表所在的党小组参加了尤索夫卡地区共产党委员会的第四次会议，同月，他加入了委员会，成为组成当地布尔什维克精英分子的40名党和政府官员中的一员。这样，赫鲁晓夫在尤索夫卡的煤矿、工厂与教育机构里成了大家所熟知的人物。在几乎依靠他自己的力量结束了一个煤矿的罢工后，他被任命进入尤索夫卡共产党委员会的核心集团——政治局。
像这样责任重大的职位是为那些思想上可靠的人预备的。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到赫鲁晓夫对那些年里斯大林简单、初级的马克思主义的追随程度。[21]然而，事实上，他一开始加入的是托洛茨基反对派，反对斯大林主义路线，这一重大的政治错误后来使他的政治前途，甚至性命，处于危险之中。
“1923年，”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在工人培训班里学习时，我在对待托洛茨基派的立场上的摇摆是有过错的。……我受到了哈雷恰科[22]的蛊惑，他是相当著名的托洛茨基派。……我没有冷静分析党内出现的各种不同倾向，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个人，他在革命前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为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而奋斗。”
特罗费姆·哈雷恰科（Trofim Kharechko）是位有名的布尔什维克，曾经联名签署过46人声明。由于党内民主的话题（或者不如说缺乏民主）曾经引起过激烈的争论，因此赫鲁晓夫肯定知道他的行动意味着什么。然而，在斯大林在世时，他肯定不能承认这一点，后来他也从来没有承认过。
当赫鲁晓夫于1922年回到尤索夫卡时，人们经常看到他的后面跟着一群年轻的女性，对于一个在外打仗四年的精力充沛的27岁小伙子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人们到现在还不知道的是他遇到了一位刚从女子学校毕业的17岁女子，并和她结了婚。马鲁西娅，她的姓氏不详，曾经和她父亲不喜欢的一个年轻人私奔，并生下了一个女儿。马鲁西娅的父亲在煤矿上认识了赫鲁晓夫，认为他是个好人，于是就说服他的女儿和他结婚。
由于有自己的孩子，马鲁西娅很显然不愿或是不能与赫鲁晓夫的孩子们相处，此时尤莉娅和列昂尼德已经从卡里诺夫卡来到了赫鲁晓夫身边。由溺爱的祖父母抚养的尤莉娅此时七岁，列昂尼德五岁，两人都不太听话。赫鲁晓夫的母亲指责马鲁西娅这个继母对孩子不好，于是她肯定说服她的儿子离开这个新妻子。赫鲁晓夫在尤索夫卡的一些朋友认为马鲁西娅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据说，她对失去赫鲁晓夫从来也没有感到后悔。不过赫鲁晓夫后来对她继续给予了帮助，特别是在她的女儿生病时，她的女儿不到20岁就去世了。[23]
这段短暂的婚姻不只是填补了赫鲁晓夫20年代个人生活的空白，还给他带来了后来一直折磨着他的第二个负罪感（第一个是赫鲁晓夫对托洛茨基主义的信奉）。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说法，这也许是他的父亲和母亲，赫鲁晓夫的第三任妻子尼娜·彼得罗夫娜，过去常常发生激烈争吵的原因，他们努力不让孩子们知道他们争吵的原因。这或许还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和尼娜·彼得罗夫娜从来不公开登记结婚的原因之一，他们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赫鲁晓夫下台后才登记结婚的。[24]
抛弃马鲁西娅是一个可以说明赫鲁晓夫公开生活模式的显著的私人生活例子，他在公开生活中也愿意违背自己的道德戒律，哪怕是以深深的负罪感为代价。他的孩子们说，赫鲁晓夫对他的家人制定了严格的规定。赫鲁晓夫很少发火，只有在孩子们违反他的规定时才会动怒。一个规定是他的孩子们必须自力更生，自己创造自己的生活。当看到他们无所事事的时候，他会感到很苦恼。如果孩子们没有取得优秀的学习成绩，特别是老师对他们的行为提出批评时，他会心烦意乱。他夸耀自己生活得很有条理、很富效率（尽管从他一些朝三暮四的政策中并不能发现这一点），并坚持认为他们也应该如此。
赫鲁晓夫的另一条准则是过度饮酒是可鄙的。一两杯还可以（但在开车前绝对不能喝酒），根据他的女儿尤莉娅的说法，赫鲁晓夫“不能容忍酒鬼，他十分憎恨酒鬼。他一再坚持一个人必须知道自己的弱点，他对那些不能正视自己弱点的人很鄙视”。
第三条准则与伤风败俗和离婚有关。当他的儿子列昂尼德后来成为一位花花公子以及列昂尼德无法无天的儿子尤里（Yuri）表现出与他父亲一样的德行时，赫鲁晓夫大发雷霆。当他其他的孩子打算，或者更糟的是，办理离婚时，赫鲁晓夫感到很愤慨。尤莉娅说，赫鲁晓夫的首要原则是“当你和一个人结婚后，你就应该将一生奉献给对方。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是比婚姻不和或离婚更大的悲剧了”。由于尤莉娅自己就有几任丈夫，谢尔盖·赫鲁晓夫也离过两次婚，因此令赫鲁晓夫烦恼的事不少。他的一个孩子就为了不触怒这位老人，而维持了将近二十年的不幸婚姻。
在离开马鲁西娅后不久，赫鲁晓夫就遇到了尼娜·彼得罗夫娜·库卡尔晓克。虽然比赫鲁晓夫年轻六岁，但尼娜·彼得罗夫娜却比他接受过更高的教育，甚至是一位共产主义的清教徒，他们十分般配，也就是说，可以成为他的良师益友。
尼娜·彼得罗夫娜的父母也是农民，她后来说，但是她母亲得到了一批嫁妆，包括“几公顷（一公顷相当于2.47英亩，合15市亩）土地、几棵森林里的栎木树、一箱子衣服，还有一张床”。她父亲家“有四分之三公顷的自有土地、一座旧木屋，还有一个小花园，里面有几棵李树和一棵樱桃树”。[25]尼娜·彼得罗夫娜1900年4月14日出生于波兰王国内乌克兰部分的霍尔姆（或称海乌姆）的瓦西里耶夫村，当时还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与她村子里的大多数孩子们一样，尼娜·彼得罗夫娜讲乌克兰语，但在学校里被强制讲俄语——如果在语言方面犯错误，就会受到打手掌的处罚。由于属于乌克兰民族，她讲的乌克兰语要比她的父亲好得多，她的父亲后来成为基辅地区的党委书记。
与赫鲁晓夫一样，他未来的妻子也引起了一位小学老师的关注，告诉她的父亲她应该到城里去学习。1912年，他“把我、一袋土豆还有一块猪肉放到一辆马车上，来到了卢布林，他的兄弟在那里当一辆货运列车的列车员”。在卢布林的学校呆了一年，在霍尔姆的学校又呆了一年（她叔叔搬到了那里）后，尼娜·彼得罗夫娜在1914年8月战争爆发时回到了瓦西里耶夫村的家里休假。当奥地利军队在她们村子里烧杀抢掠时，许多妇女和女孩被他们劫持，尼娜的母亲谎称她患有癍疹伤寒，从而逃过一劫。当俄国军队重新占领了村子，后来又下令撤退时，尼娜的母亲和两个孩子变成了难民。她们最后终于找到了尼娜的父亲，后来就跟在皮昂特里·库卡尔晓克所在的部队后面。部队指挥官为库卡尔晓克写了一封信给霍尔姆的主教，主教安排尼娜在专门的女子学校上学，这所女子学校是从霍尔姆撤离到敖德萨的。“这所学校不收农民的孩子，”尼娜·彼得罗夫娜后来回忆说：“只有那些牧师和官员的经过特别挑选的女儿在这里学习。由于我所说的战争原因，我才得以在这样的学校里就读。”
1919年毕业以后，尼娜·彼得罗夫娜在学校办公室里工作了一段时间，主要是填写毕业证书与抄写文件。她于1920年加入了共产党，那年夏天，当红军向华沙推进，意欲占领波兰时，她作为党的宣传人员在前线附近的乌克兰村庄里工作。当乌克兰西部成立共产党组织时，尼娜·彼得罗夫娜成为其中妇女组织的领导者。在红军被迫从波兰撤退后，她被送到莫斯科，在组建不久的斯维尔德洛夫共产党大学学习了6个月。她后来的任务就是去顿巴斯帮助实施对机会主义者和其他在内战期间混入党内的无赖的清洗（在20年代还是通过非暴力的方式）。接着，她就到一个省党校去“教授革命运动史与政治经济学”，但是还没有开始工作，她就染上了伤寒，差点丢掉了性命。康复后，她在塔甘罗格的一个教师培训班工作了一段时间，并于1922年秋天来到尤索夫卡，在那里的区党校教授政治经济学。
这位未来的赫鲁晓夫夫人还在鲁钦科夫煤矿担任过党的宣传员，在那里她教给矿工“基本的党的文学”，并在俱乐部里发表政治演讲。赫鲁晓夫在煤矿和尤索夫卡的矿业技术大学都听过她的演讲。不管是从纯粹的意义上说，还是从延伸的角度来看，尼娜·彼得罗夫娜都是赫鲁晓夫的老师。根据传统的父权模式，他显然是家里的权威。“他是我们家的首领，”谢尔盖·赫鲁晓夫说：“没有人曾在背后说过他的不是——倒不是因为我们怕他会发火，而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家里真正的权力还是在妈妈手里。她负责收拾屋子，检查我们的学习情况，她努力将我们抚养成人，这样我们就不会走到哪里都认为自己是有权有势人的孩子，能做我们想做的任何事情。我现在才知道，学校的老师本来想给我A等，但却给了我低一等的成绩，只是因为妈妈到学校里说服他们对我要严格一些。不管怎么说，如果这就是她想要的，那么她现在可以放心了。”
与她的丈夫一样，尼娜·彼得罗夫娜在人们眼中的形象就是她后来的体形。身材矮小丰满，挂着一张农民的脸，她让人想起了俄罗斯的马特昂西卡玩具娃娃或是冬天里壁炉边温暖的下午茶。她的冷静沉着正好与她丈夫的暴躁易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尼娜·彼得罗夫娜要比外界所了解的严厉得多。尤莉娅称这位抚养她的女人为“铁夫人”。如果说赫鲁晓夫的家里摆满了书，他们在生活中经常光顾剧院和电影院，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她。她坚持她的所有的孩子都要学习英语，并同时为他们安排了音乐课。
赫鲁晓夫对尼娜·彼得罗夫娜的吸引力与他追求耶弗罗西尼娅时所表现出来的一样。两次他都表现出了对更高的文化与更严格的道德标准的渴望，但他总是在这些方面有所欠缺。
1925年7月，赫鲁晓夫被任命为斯大林诺（以前的尤索夫卡）附近的彼得罗夫—马林斯基区的党委书记。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26年底。该区包括四座彼得罗夫卡煤矿和马林卡的农田以及周围的七个村庄。该区面积400平方英里（大约相当于罗得岛面积的一半），人口由两部分组成，包括1.7万名农民和两万名矿工。赫鲁晓夫就居住在他领地内煤矿与农村交界边缘的一所小房子里，他有一个土豆箱，邻居们有剩余的土豆也可以放到里面。尼娜·彼得罗夫娜在彼得罗夫卡做党的宣传员，（由于宣传员是由莫斯科支付工资，而地区党的领导者是由地方支付工资）她的薪水要比她丈夫多得多。
与前后几年相比较，1925年和1926年的生活还算是不错的。煤炭生产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恢复，新经济政策已经稳定了农村地区的局势。斯大林的盟友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鼓励农民“发家致富”作为使农业恢复繁荣的途径。但是这与布尔什维克对富农的反感相抵触，富农在乌克兰肥沃的土地上积累了很多财富。此外，由于煤矿的工作条件依然没有多大的改善，罢工仍时有发生。
作为地区党委书记，赫鲁晓夫主要依靠共产党员中数量少得可怜的干部来开展工作。他刚到这里时，整个地区只有715名党员，而且90%都集中在彼得罗夫卡，那里也是地区党部的所在地。到1925年底，党员人数也只上升到1108人。当时很多地方党的官员已经沾染上了“资产阶级情调”，变得很腐败。更有甚者，争夺布尔什维克领导权的斗争正日趋激化。在1923年和1924年击败托洛茨基后，1925年斯大林又与他自己的盟友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Kamenev）发生了冲突。他们后来于1926年加入了托洛茨基的联合反对派。
赫鲁晓夫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为无所事事的矿工寻找住房，筹集衣服和食物，总之，就是要通过各种手段迫使他们走上正道，包括使用强制的方式。甚至在他们“怒气冲天，大喊大叫”的时候，有一位矿工40年后回忆说，“他很快就能使他们开怀大笑起来”。但是“他也有很粗暴强硬的时候。如果矿工不愿意工作……他会立即解雇他们”。一位以前和他一起工作的党内同事对赫鲁晓夫的“个人谦虚谨慎”记忆犹新。例如，他会在周日和其他共产党员一道参加“义务”劳动。
至少共产党暂时是与富农和中产阶级和平相处了。“我们想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则来击败他们，”赫鲁晓夫回忆说：“我们努力降低新经济政策分子在国家合作企业中的分量，并努力提供更高的质量与更好的服务。但是我们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功。那些自主经营的商人能更好地陈列他们的商品，给予他们的顾客更好的服务。私人商店对家庭妇女颇具吸引力，她们在买东西时喜欢挑挑拣拣，她们喜欢到处转悠，仔细察看所有的商品。”
这些回忆体现了赫鲁晓夫的一个优点，就是他能清楚地看到与其先入为主的思想相冲突的事物。但是与地位卑下的农民打交道又使他的一个缺点显露了出来，即对任何让他想起自己的农民背景的人和事都感到恼怒。“你们必须忘记所有旧的东西。”他曾经对一群围聚在一辆新拖拉机边的笨拙的农民指示说。我们“跟在它后面走”，一位当时看到这一情景的人回忆说，对它的“力量”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它发出一种奇怪的气味”。农民们于是纷纷摇头表示疑惑。“庄稼再也不会长出来了，”他们说：“这个机器正在给土地下毒。”赫鲁晓夫训斥这些农民：“旧的方法将永远建设不了一个新社会。”[26]
当时的交通和通讯仍处于很落后的状态，铁路还没有通到赫鲁晓夫所在的区，机动车也很少。但他还是经常外出。冬天“我常常去拜访村民。我坐在雪橇里——当时我们只有雪橇，没有机动车——把自己裹在羊皮大衣里，这样风霜就打不到我了”。其他时间他就坐着轻便马车到处视察。“如果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后来说：“你就不可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你也不可能产生任何智慧。”[27]
虽然作为地区党委书记，他的地位并不算高，但就是在这几年，赫鲁晓夫开始步入了更大的政治舞台。1925年底，他代表彼得罗夫卡地区参加了第九届乌克兰共产党代表大会。不久之后，他又作为斯大林诺的几位代表之一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十四届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虽然他是没有表决权的代表，但能够被选举为代表“对我来说已经是极大的荣耀了”。[28]
赫鲁晓夫第一次去莫斯科表现得像一个典型的乡巴佬。他和他的斯大林诺伙伴们把空余时间都用在欣赏这座大城市以及相互交流各自对首都的敬畏之情上。他想乘坐公交车去克里姆林宫，结果却迷了路。迷路让他感到非常生气，因为他想抢先其他代表到达会议场所，这样就可以抢到第一排中间的座位了。他有一次终于坐到了第一排的中间，因为乌克兰代表团被安排到了中区，考虑到斯大林诺小组的无产阶级成分及其在乌克兰共产党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他们被安排到第一排。
由于不再相信公交车，赫鲁晓夫于是每天早上很早出发，步行去克里姆林宫，事先计划好路线（“为了不再迷路”），并一直跑到举行大会的弗拉基米尔厅。“我终于坐到这儿了，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离我们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只有咫尺之遥！我能亲眼看见他们了！”斯大林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不仅因为他发表的讲话，而且还有一件与克里姆林宫摄影师有关的小事。斯大林诺代表团请求与斯大林合影，当传来消息说这位伟人愿意和他们合影时，大家在休息时间都聚集到了凯瑟琳大厅。
“斯大林走了进来，”赫鲁晓夫记得：“我们问他是否能坐在中间，我们都围在他的周围。对，就像你想到的那样，彼得罗夫开始安排我们各就各位，谁应该怎么转头、应该往哪儿看。突然斯大林用所有人都能听见的声音说：‘彼得罗夫同志就喜欢指挥别人干这干那。但是现在这儿是不允许这么做的，再也不允许一个人指挥其他任何人干这干那了！’在我们看来，斯大林真是很民主，他对彼得罗夫的玩笑话其实并非真的是开玩笑，而是他本性的本能体现。”[29]
第十四届党代表大会是斯大林反对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反对派斗争中的里程碑。在大会上，包括列宁遗孀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30]在内的发言者都被压制下去。乌克兰代表团在会议中极尽鼓噪之能事，斯大林诺党委书记康斯坦丁·莫伊谢因科（Konstantin Moiseyenko）更是全力呐喊。如果像赫鲁晓夫这样健谈的人没有加入他们的合唱的话，那显然不符合规律，但是他当时的地位太低了，因此他的言论并没有正式的文件记录。
不过，在乌克兰共产党的会议上就是另外一回事了。1926年10月，第一届乌克兰共产党大会召开，就在会议召开的当天，六位反对派领导人［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乔治·皮亚塔科夫[31]以及其他两人］发表了一份意见声明，旨在保持在党内的一定影响。除此之外，一位名叫古鲁本科[32]的反对派继续要求更大的党内民主，对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提出批评，并为反对派辩护。
“在斯大林诺，”赫鲁晓夫反驳说：“我很高兴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倾听像古鲁本科这样的同志的意见。”他的发言“有意造谣中伤”。赫鲁晓夫肯定古鲁本科“没有说出任何他内心的想法”。反对派领导人的声明是“不诚实”的，只是他们耍的“花招”而已。反对派只有公开他们的言论与行为，他们所犯的错误才可能得到原谅，否则“我们必须要求党的最高机构对这些顽固不化的反对分子采取最为强制的措施，无条件地，不管他们以前作出过什么贡献，也不管他们以前所持的立场”。
这一言论比斯大林本人还斯大林主义。尽管斯大林出于战术考虑而暂时接受了反对派的意见，但赫鲁晓夫却没有。赫鲁晓夫呼吁的“最为强制的措施”还不像十年后的那么严酷。但是他用讥讽的语调和根据并不算充分的谴责所发表的咄咄逼人的言论让人认为他恨不得马上将反对派处死。
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成为斯大林的忠实追随者之一。卡冈诺维奇1893年出生于基辅省一个犹太人家庭，由于家里太穷，无力支付他接受教育的费用，他曾经做过鞋匠学徒，他于1911年加入布尔什维克。赫鲁晓夫第一次见到卡冈诺维奇是1917年在尤索夫卡。“我认识他时他不叫卡冈诺维奇，而是日罗维奇。我百分之百地相信他，也很尊重他。”“事实上”——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的另一处更正道——“当我第一次见到卡冈诺维奇时，他不姓卡冈诺维奇，而是坎托罗维奇。”然而在第三译本中，赫鲁晓夫记得他姓卡什罗维奇。[33]也许在他听起来所有的犹太人名字都一样。不过即使赫鲁晓夫将名字搞混了，但他肯定很清楚地知道卡冈诺维奇1925年已经是乌克兰党委书记了，要想在党内得到迅速的升迁，就应该追随于他。[34]
卡冈诺维奇也许帮助安排过赫鲁晓夫1926年12月提升为斯大林诺共产党委员会的组织部部长与斯大林诺党组织的副书记职位。组织部是共产党的核心机构，负责党的职业干部的调配与监督以及追踪普通党员的表现。作为党委副书记，赫鲁晓夫帮助他的上司莫伊谢因科监管当地的经济发展，他严惩当地的反对派（例如，他主持过一次会议，呼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耶夫解散他们的派别），他甚至对那些被指控在内战期间站在敌对立场上的人签发过死刑命令。[35]
仅仅九个月后，赫鲁晓夫帮助安排了莫伊谢因科的下台。首先，他告诉他的斯大林诺同事说，乌克兰党委书记已经决定召回莫伊谢因科。其次，他透露他自己就曾参加过乌克兰政治局对此事的讨论。他与卡冈诺维奇的关系肯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样赫鲁晓夫与斯塔尼斯拉夫·科西奥尔[36]的友谊也帮了不少的忙，科西奥尔不久替代卡冈诺维奇成为乌克兰党委书记。内战期间，当科西奥尔担任第九军政治部主任时，他们两人也许见过面。1927年10月，在莫斯科召开了苏联第十五届共产党代表大会，会议的新闻短片显示，赫鲁晓夫就坐在乌克兰代表团的中央，科西奥尔的身边。赫鲁晓夫看上去像一个年轻的海军军校学员，穿着深色的外套和衬衣，头发剪得很短，脸上带着宽厚的笑容。当他转身和身材矮小、已经谢顶、身裹紧身短上衣的科西奥尔交谈时，很显然他们彼此都很欣赏对方。
莫伊谢因科被指控犯有腐败与浪费错误，包括有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参加的“有计划的饮酒比赛”[37]。赫鲁晓夫倾向禁酒的清教徒习性使他对自己的上司产生了反感。40年后他仍然觉得自己是正确的：莫伊谢因科有“很强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因此我们必须推翻他。这引起了一场骚动，一直闹到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那里，他们派了一个调查组下来调查此事。调查组倾听了我们的不满，认为我们的看法是有根据的，于是就把他开除了”。
但是事情还远没有结束。根据卡冈诺维奇的说法，莫伊谢因科不会让赫鲁晓夫忘记他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好感。也许这是因为在他追随托洛茨基的短暂时期里，赫鲁晓夫曾经批评过莫伊谢因科“违反了党内民主”[38]。此外，赫鲁晓夫肯定也希望自己能接替莫伊谢因科。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肯定感到失望了。乌克兰政治局任命V.A.斯特罗冈诺夫[39]接替莫伊谢因科，毫不奇怪，赫鲁晓夫对斯特罗冈诺夫也不以为然：事实证明他很“肤浅”，“他喜欢喝酒，搞阴谋诡计”。
不久以后，斯特罗冈诺夫的下属开始向赫鲁晓夫请求重要事情的指示，而不是他。“对我来说，”赫鲁晓夫后来说：“这可以理解，但是这完全削弱了他的作用。他们找我，因为我从小就在尤索夫卡长大……有很多朋友。……所以我对工业问题很熟悉……而工业问题是当时我们的中心工作。说得粗俗一点，如果一个领导者不知道这些问题，他就会被认为是傻子。这恰恰就是斯特罗冈诺夫的弱点，虽然他并不愚蠢。他也被处决了，这个可怜的家伙。当时我感到很内疚，现在仍是如此。他不应该被逮捕并被枪毙的。”[40]
在斯特罗冈诺夫的毁灭中，赫鲁晓夫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无罪的旁观者。他声称他曾经离开斯大林诺，为了给这个可怜的人一次“翻身”的机会。但是有关赫鲁晓夫于1928年3月前往哈尔科夫以及他后来接连从那里到基辅和莫斯科的举动都让人对他的动机产生了同样的疑问，包括他与他的斯大林诺上司的关系也是如此。
照赫鲁晓夫的说法，是卡冈诺维奇于1928年初将他调到哈尔科夫（当时是乌克兰的首府），并提议他成为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部长的。“我们需要使我们的机构无产阶级化”，赫鲁晓夫说卡冈诺维奇当时对他说过这样的话。
“我认为你说得很正确，”赫鲁晓夫说他当时回答道：“但是我不想以我为代价换来无产阶级化。我很想留在斯大林诺，在那里所有的人和事情我都很熟悉。离开那里对我来说很困难，我将面临一种我不熟悉的全新环境，我想我不会习惯的。”如果他真的去了哈尔科夫，他想那里的同事“不会热忱地欢迎我”，因为他们嫉妒斯大林诺，在斯大林诺“我们是工人、矿工和钳工，我们是人类的精英，或者可以说是，党的精英”。如果他必须离开斯大林诺，那么就去卢甘斯克，他认识并喜欢那里的党委书记，也可以去像彼得罗夫卡—马林斯基区这样的地方担任党委秘书。
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他经过了长时间艰苦的考虑才接受了卡冈诺维奇提出的建议，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一有机会就调到另一个区去。哪个区？‘哪儿都一样’，赫鲁晓夫告诉卡冈诺维奇，‘不过最好是工业区，因为我对农业了解不多，我从来没有在农村地区呆过很长时间。……”
从来没有在农村地区呆过很长时间？那么他生命中的头14年又是在哪里呢？难道去卢甘斯克在他从政生涯中不算是一个倒退吗？赫鲁晓夫怎么会想到拒绝卡冈诺维奇的建议呢？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是他旨在掩盖其赤裸野心的烟幕，还是反映了他发自内心的不安全感？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卡冈诺维奇后来坚持认为赫鲁晓夫恳求他把他安排到哈尔科夫（他曾经秘而不宣地去过那儿几次），虽然他承认赫鲁晓夫好像对自己能否应对中央委员会机构里新的职责心里没底。
“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继续说道——“我不喜欢我在哈尔科夫的工作。都是些文牍工作，所有的事情都是通过文件来处理，根本接触不到现实生活。不过我还是设法成为了一个与土地打交道的人，一个从事具体事务的人，主要是煤炭，还有金属制造和化工，在一定程度上也关注过农业。……所以我在哈尔科夫与从事煤炭和钢铁生产的人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不过还是有很多事分散了我的精力，我的主要工作是文牍，这根本不合我的胃口。从一开始，这就让我感到不适。”
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他催促卡冈诺维奇为他再次调动工作，卡冈诺维奇很快为他在基辅找到了一个位置，他接到通知后当天晚上就出发了：“平生以来第一次，我来到了基辅。这是个多么大的城市啊！……当时，尤索夫卡甚至不能称作是一个城市，与基辅相比，尤索夫卡只能算是一个小村庄。基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下火车，我提着行李就径直来到了第聂伯河边。以前我听到、读到了太多关于第聂伯河的故事，但是现在我就是想亲眼看看这条伟大的河流。”
但是他对于基辅也有一种不祥之兆。就像哈尔科夫一样，“基辅的党组织里没有足够的工人”。另一方面，主要聚集于（乌克兰）科学院里的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基辅很活跃，这里还有一些托洛茨基分子。此外，赫鲁晓夫后来说：“他们对俄罗斯人的态度并不是特别友好，因此俄罗斯人很难在这里工作。我想那些民族主义分子会认为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俄国佬（对俄罗斯人的贬称），我在这里的工作会比较艰难。”
赫鲁晓夫表现出来的谨慎态度再次帮助了他。基辅以它神话般的历史、雄伟的教堂以及一直延伸到宽阔的第聂伯河河边的绿色公园而成为乌克兰的象征，但是这也给斯大林政权带来了问题。20世纪20年代初期，他们支持“本土化”的政策，在苏联统治的整体框架内培育乌克兰语言与文化。但是到了20年代末，他们对乌克兰日益膨胀的民族主义倾向感到越来越震惊，特别是这种民族主义倾向已经开始侵蚀其他忠诚的共产党员以及其他原先同意为苏联政权工作的非共产党人。1928年3月，苏联新闻界宣布逮捕了超过50名顿巴斯工程师与技术人员，指控他们从事“破坏”活动（例如故意导致煤矿井下漏水与破坏设备）与“经济反革命活动”。在5～7月间，在莫斯科举行了所谓的沙赫蒂（Shakhty）审判（得名于顿巴斯的一个同名矿区），审判后有四名被告被判处死刑。
这种形势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赫鲁晓夫对基辅的忧虑。他在1922年填写的工人培训班调查表说明他对乌克兰语的了解“很差”。在俄国统治的乌克兰东部地区斯大林诺，他不需要讲乌克兰语，在基辅他也可以讲俄语对付过去。但是他对乌克兰语了解的缺乏与他有限的正规教育会降低他在当地知识分子中的地位。
后来的事实证明，基辅要比赫鲁晓夫想象的好一些，这部分是因为基辅的党委书记尼古拉·杰米钦科[41]将他的主要精力都集中于知识界，而把工人和农民问题交给赫鲁晓夫。不过，他还是想念顿巴斯。有一次，在各种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反对者的怂恿下，失业工人在市政府门前举行示威活动。当赫鲁晓夫答应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时，他们很高兴，但是当听说是去顿巴斯工作时，他们又表示反对。“他们就在那儿，已经失业了一年，甚至两年，但是他们宁愿在大街上闲荡，也不愿去顿巴斯。‘顿巴斯是个落后的地方’，他们中有人说。……是的，这种话让我很生气，因为我的童年就是在那儿度过的。对于我来说，顿巴斯、尤索夫卡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在那里长大，我对那里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我想念那里。”
虽然赫鲁晓夫1928年的其余时间和1929年初都是在基辅度过的，但他大部分的时间却用在往莫斯科的调动上。“到1929年，我已经35岁了，”他后来说：“这是我最后考虑进入更高的教育机构了。以前我所完成的就是工人培训班的学习，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想有机会接受更高的教育。所以我开始努力说服他们把我送回学校。”
赫鲁晓夫的党内同事对此心存怀疑。有些人认为他想离开科西奥尔，跟着卡冈诺维奇去莫斯科。还有些人认为赫鲁晓夫厌恶杰米钦科。赫鲁晓夫向他的同事们保证，他和杰米钦科“关系很好”。他还向科西奥尔解释说：“从人的基本寿命来看，我已经35岁了。‘你必须理解我。……我想进莫斯科工业学院，我想成为冶金学家。’科西奥尔对我表示理解，他倾听我的意见，并同意了我的请求。”
从斯大林诺到哈尔科夫，再到基辅和莫斯科，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完成的。不过，赫鲁晓夫的动机与图谋现在仍不清楚。俗话说，家里不着火，外面不冒烟（莫伊谢因科的下台、与斯特罗冈诺夫的关系紧张、基辅同事对他与杰米钦科和科西奥尔关系不睦的猜测，以及与卡冈诺维奇的关系）。尽管表现得谨慎、直率，但赫鲁晓夫早已经过精心策划。但是如果他的基辅同事认为他对文化追求的渴望只是一种手段，那么这只能算是他们的猜测。他们不相信他渴望接受教育是出于真心，但他自己却对继续接受教育表示出了极大的热忱。
赫鲁晓夫的家位于奥尔金斯卡雅（Olginskaya）大街，一座党的公寓大楼的七层，这条大街位于基辅的主要街道克雷斯查迪克（Kreshchatik）与第聂伯河边占地面积很大的公园之间。按照当时的标准，他们的公寓已经很豪华了。除了一间小的厨房与浴室外，有五个房间。尼基塔和尼娜用一间作为他们的卧室，赫鲁晓夫也在卧室里工作。虽然第二个房间原本是打算作为书房的，但他从来也没有用过。第三个房间既做餐厅，又做尤莉娅和列昂尼德的卧室。虽然还有两个空余的房间，但赫鲁晓夫家不容许孩子们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房间，更不用说他们每人拥有一个房间了。于是剩下的两个房间给了尼娜·彼得罗夫娜的朋友贝拉·高斯丁斯卡娅（Vera Gostinskaya）和她五岁的女儿。[42]
尼娜·彼得罗夫娜是在1926年认识高斯丁斯卡娅的，当时两人都在莫斯科的克鲁普斯卡娅师范学院学习（尼娜·彼得罗夫娜学的是政治经济学，高斯丁斯卡娅学的是历史）。两人都是从波兰的同一地区来的，于是很快成为亲密的朋友。1928年毕业后，两人都被分配到了基辅（尼娜·彼得罗夫娜在基辅党校里讲课，高斯丁斯卡娅则为当地波兰语党校培养教师），当时赫鲁晓夫已经在那里安顿下来。（在1926～1928年尼娜·彼得罗夫娜不在的时候，赫鲁晓夫的孩子再次由他们在斯大林诺的祖父母照料。）当高斯丁斯卡娅决定回到莫斯科，而不是居住在她狭小的宿舍里时，赫鲁晓夫家就邀请她住到他们“空余的两个房间”里。
此时，尤莉娅和列昂尼德分别已经是13岁与11岁了。因为在顿巴斯污染的环境里生活了多年，他们经常生病。更糟的是，他们相处得不好。列昂尼德，贝拉·高斯丁斯卡娅回忆说，“是个无恶不作的小恶棍”。一天，他拿出他父亲放在壁橱里的一把枪，纠集了一帮邻居家的孩子，把他们带到了一些大人们不知道的地方，使得尼娜·彼得罗夫娜整个晚上都在努力向焦急的家长们解释。
尼娜·彼得罗夫娜不久就经常呆在家里，较少去党校了，特别是在1929年4月4日拉达出生后。（还有一个女儿娜迪娅出生于1927年，三个月大的时候就夭折了。）赫鲁晓夫很少在家，即使在家，也几乎总是在工作——只有两三个月例外。高斯丁斯卡娅说，当时他病得很厉害，不得不从德国请来了医生。（“直到那时”，她回忆说，赫鲁晓夫都是“一个英俊的年轻小伙。经过了那次流感以及流感后遗症后，他的体形开始发生了变化，失去了良好的外在形象”。）每次开完中央委员会全会后，赫鲁晓夫都要到工厂和其他的企业里巡回检察，向大家解释、宣传党的路线。在宣讲前，他都会邀请高斯丁斯卡娅通读全会文件，确定文件中哪些应该向工人们宣传，高斯丁斯卡娅是位虔诚的共产党员，1920年当她15岁时就加入了波兰共产党。“他做什么事都喜欢利用大家的力量。”她回忆说。
这并不是说赫鲁晓夫自己不能分析全会材料。相反，虽然他是自学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但高斯丁斯卡娅认为他不仅智商很高（事实上，比他妻子“更加聪明”），而且“文化素养很深”。她和尼娜·彼得罗夫娜“从来没有觉得他比我们低，虽然我们都接受过更高等的教育。也许对纯粹的科学而言，他没有我们了解得多，但是就政治而言，他的水平很高。他还是一个特别风趣的人”。
当他有空闲时，赫鲁晓夫喜欢去电影院和剧院，坐在党的领导人的包厢里。他还喜欢与他的上司杰米钦科和他的妻子（高斯丁斯卡娅认为她是个特别有知识的女性）以及乌克兰军分区司令伊奥那·亚基尔[43]交往。杰米钦科家和赫鲁晓夫家在同一层楼上，亚基尔的公寓也在同一幢大楼里，他们经常相互拜访，闲聊或下棋。赫鲁晓夫肯定很清楚地记得，在不到十年后的会议上，两人被作为“人民的敌人”处决了。
高斯丁斯卡娅还记得赫鲁晓夫第一次提及他想去莫斯科时的情景。“如果我不去，”他说：“他们就会让我去谢普托夫卡（顿巴斯的一个农业区）之类的地方当第一书记，这样我就得了解农业。但是我对农业一无所知。”
“他梦想着成为工厂经理，”高斯丁斯卡娅补充说：“他说：‘我要到莫斯科去，我要努力进入工业学院，如果能进入工业学院的话，我会成为一个出色的工厂经理。我能成为一个好的经理。但要是成为一个农业区的党委书记，我就惨透了！”[44]
[1] 罗曼诺夫王朝，俄罗斯王朝（1613～1917），1917年2月资产阶级革命时被推翻。——译者注
[2] 袋鼠法庭，指非法的或不按法律程序的非正规法庭，也指囚犯在狱内举行的模拟法庭。——译者注
[3] 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Лазарь Моисеевич Каганович，1893年11月22日——1991年7月25日），生于基辅省一个贫苦犹太人家庭。当过鞋匠。1911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期间担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全国工农红军筹建委员会宣传部政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下诺夫哥罗德省委员会主席兼省苏维埃执委会主席等职。1922年5月担任俄共（布）中央书记处组织部部长。1924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年至1928年担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30年至1935年担任联共（布）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兼中央政治局委员。1935年至1942年、1943年至1947年担任运输人民委员，1947年3月至12月再次担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52年10月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兼中央主席团执行局委员。1955年至1956年担任部长会议国家劳动和工资问题委员会主席，1956年至1957年担任建筑材料工业部部长，1957年因组织“反党集团”，被发配乌拉尔当厂长，1961年退休，1991年去世。
[4] 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卡列金（Алексе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Каледин，1861年10月24日——1918年2月11日），生于顿河州的一个军官家庭。1879年参加陆军，担任哥萨克少尉。一战期间，曾任第12骑兵师师长、第4军军长、第8集团军司令等职。二月革命后，积极参加反革命活动，1917年9月1日因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而被捕。十月革命后，大肆组织白军，向苏维埃政权发起了猖狂的进攻。1918年1月，他的白军被红军粉碎，他在绝望中自杀。
[5]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达尼洛夫（Иван Алексеевич Данилов，1895年9月4日——1953年1月27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15年加入俄军。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20年任俄共（布）奥洛涅茨省委书记。1920—1921年任俄共（布）卡累利阿执行委员会书记。1925—1927年任卡累利阿内务人民委员。1927—1929年任彼得罗扎沃茨克工农红军代表委员会主席团主席。1930—1934年任卡累利阿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35—1937年任卡累利阿驻苏联人民委员会代表。1937—1938年任彼得罗扎沃茨克苏维埃主席。1939—1944年任卡累利阿—芬兰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45—1953年任卡累利阿—芬兰驻苏联部长会议代表。1953年逝世。
[6] 从一开始，布尔什维克就谴责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冲突，战争唯一可以利用的好处就是在战争国内部引入无产阶级革命。列宁一上台就立即寻求停火，但拒绝接受德国提出的苛刻条件，包括占领波兰、乌克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西部。在德国和苏联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期间，苏联人民委员会外事委员列昂·托洛茨基让他的德国对手大吃一惊，他提出了“既不要战争，也不要和平”的政策。德国最高指挥部的代表对此不屑一顾：“闻所未闻！”之后德国军队重新发起了攻势，并于1918年4月占领了整个乌克兰。
[7] 帕维尔·彼得洛维奇·斯科罗帕茨基（Павелъ Петровичъ Скоропадскій，1873年5月15日——1945年4月26日），出身于乌克兰一个贵族家庭。1886年入伍。1904—1905年期间参加了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参与东普鲁士战役。1917年1月22日至7月7日任第34军军长，同年7—8月任第8集团军司令，8—11月任第1乌克兰军司令。后反对十月革命。1918年伙同德军推翻乌克兰中央拉达，并于同年4月29日至12月14日担任全乌克兰盖特曼。同盟国战败后，盖特曼政权土崩瓦解，斯科罗帕茨基被迫于12月14日发表退位宣言，流亡德国。二战期间拒绝与纳粹合作。1945年在盟军轰炸中丧生。
[8] Rasskazopochetnomshakhtere 第44页上记载声称，赫鲁晓夫被人向德国的乌克兰合作者告发，他们对他下了追捕令。在一场惊心动魄的好莱坞风格的紧要关头，他下到了一个矿井里，爬过隧道，出现在大草原的边缘，然后向东逃去。但是苏联当时的文件对丢弃战线和煤矿工人与战士的行为提出了批评。其中一份文件说：“最近工人们正在从煤矿上逃离。我们因此宣布，只有那些忘记他们的良知的人，只有那些瞎子、无知的人以及那些为奸细所蒙蔽的人，才会在如此紧要的关头逃离。只有破坏者与反革命分子才会放弃他们的工作。让我们辛勤地工作！每个人都坚守自己的岗位！努力工作！”参阅N. Goncharenko, Oktiabr’v Donbasse（Lugansk：Luganskoe oblastnoe izdatel’stvo, 1961）, 第257—258页。甚至莫洛托夫都谴责赫鲁晓夫的逃亡，这说明对他的离开作出较为温和的解释也许是准确的。
[9] 斯维亚托斯拉夫·瓦尔拉莫维奇·邓尼索夫（Святосла́в Варла́мович Дени́сов，1878年9月10日——1957年4月29日），1898年加入俄军。一战期间历任第4军司令部军需处处长、第2哥萨克联合师代理参谋长、顿河哥萨克第11团团长等。1918年镇压了顿河起义，并担任乌克兰资产阶级政府的代理国防部长。内战期间历任乌军南方集团军司令、顿河军司令、大顿河军海军部长等。1919年被迫退休，先后流亡土耳其和德国。1923年流亡美国。1957年死于美国。
[10] 内斯托尔·伊万诺维奇·马赫诺（Нестор Іванович Махно，1888年10月26日[新历11月7日]——1934年7月25日），乌克兰无政府主义者，十月革命后，在乌克兰组建了代表落后农民的“黑军”，既反对红军，也反对白军。1921年，黑军被红军粉碎后，流亡国外。
[11] 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Антон Иванович Деникин，1872年12月16日－1947年8月8日），1892年和1899年先后毕业于基辅步兵士官学校和总参学院。1905年参与日俄战争。1914年晋升为基辅地区驻军司令，后前往加里西亚指挥作战。1916年指挥第八集团军发动了对罗马尼亚的进攻。二月革命后出任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最高统帅参谋长、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司令，辅佐三任总司令。在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受到牵连，于1917年9月同科尔尼洛夫一同被捕。十月革命后越狱逃往俄国南部，与科尔尼洛夫等在北高加索组织了一支由一部分黑海舰队、“士官生”、顿河哥萨克、高加索各地区、乌克兰军区白军组成的“志愿军”进行反对俄共（布）的军事行动。1918年4月任“志愿军”司令。同年秋，在协约国扶持下担任“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在其盘踞地区建立地主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统治。他率领白卫军从顿河出发由南方北上，大举进犯莫斯科，并几乎攻占莫斯科，但10～11月被红军击溃。进攻莫斯科失败和北高加索白卫军被粉碎后，率部退入克里米亚半岛，领导地位也被迫交给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1920年开始先后流亡到英国，比利时，法国等地。1940年法国沦陷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美国去世。
[12]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Врангель，1878年8月27日——1928年4月25日），苏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白匪军头目之一，曾是沙皇俄国的陆军中将，参加过日俄战争，十月革命后投靠白军，1920年初因与邓尼金不合，被排挤出白军，同年4月初在协约国支持下接任克里木白军总司令一职，当年年底，白军被彻底击溃后，弗兰格尔即逃窜国外。
[13]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
[14] 关于耶弗罗西尼娅死亡的具体日期与当时的情景没有文字记录。
[15] Croghan, Peasant from Makeyevka , p.56.弗拉维斯·约瑟夫是一位犹太牧师和历史学家，犹太人发动对罗马人的起义时，他就在耶路撒冷。他于公元70年定居罗马，写下了关于那次战争的历史。
[16] Friedgut, Yuzovka and Revolution, vol.2, p.398.在整个顿巴斯地区，1919年中的布尔什维克仅有3198人，在1920年的尤索夫卡新俄罗斯工厂，在将近6000名工人中，只有70人是布尔什维克。
[17] 仅在1923年，就有超过6万名矿工参加了差不多200次罢工。参照Kuromiya, Freedom and Terrorin the Donbas,第119—137页。
[18] Freidgut, Yuxovka and Revolution , vol.2,p.456.有传说（见Komsomol’skaia Pravda, May 19, 1989）认为（该传说在顿涅茨克广为人知），在1924年更名为斯大林诺前的1923年，尤索夫卡市起初是更名为托洛茨基的，但是弗雷德加特说，在顿涅茨克的档案里并未发现有如此更名的记录。
[19] Sheila Fitzpatrick, Edu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in the Soviet Union, 1921—1934（Cambridge,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4.后面的讨论引自该书第9—14页。根据菲茨帕特里克的说法，列宁对工人培训班采取了容忍的态度，虽然他对他认为的“特权学校”基本上持反对态度。他自己受过高等教育，与他大多数的追随者相比他属于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但他从来没有为他的背景感到过意不去。无产阶级文化的理念在当时十分流行，但他对此并不满意。俄国的工人和农民群众越早接受传统的教育，变得有文化，他们的革命和国家就会越富裕。但是一开始，与“资本主义”标准的妥协还是必要的。
[20] 在我于1991年和1993年两次访问顿涅茨克时，我看到了一份赫鲁晓夫填写的与他参加1926年的斯大林诺党的会议有关的调查表。在“教育”一栏，他填写的是“工人培训班毕业”。但是博物馆的档案管理者对此表示疑义。由于缺乏文件证据，档案管理者也说不清楚赫鲁晓夫是否真的完成了工人培训班的学业。
[21] 1924年，斯大林宣布了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率先取得胜利的原则，这与托洛茨基（和列宁）的期望相悖，他们认为革命只有在席卷整个世界时才会取得胜利。托洛茨基追随者中的知识分子发现，斯大林的这一口号在概念上自相矛盾（从定义上来说，社会主义是国际性的），实施起来也是荒唐可笑的。（“为什么？”睿智的Karl Radek质疑道：“斯大林是想将社会主义局限于一个国家吗？那么在一个地区甚或是一条街道实现社会主义有什么错呢？”）按照约翰·基普在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October 24, 1986上对Alex De Jonge, Stalin and the Shaping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Morrow,1986）一书所作的评论。
[22] 塔拉斯·伊万诺维奇·哈雷恰科（Тарас Иванович Харечко，1893年？月？日——1937年11月27日），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巴赫穆特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后担任顿涅茨克盆地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兼顿巴斯赤卫队司令部领导人之一。1918—1919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候补委员。1919—1922年任乌共（布）中央委员兼中央组织局委员。1920—1921年任乌共（布）顿涅茨克执行委员会书记。1921—1922年任乌共（布）中央鼓动宣传部部长。此后曾任中央档案馆委员会委员、列宁格勒分馆馆长等职务。1927年因参加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捕并被流放到阿斯特拉罕。1935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纳雷姆。1936年再次被捕，1937年遇害。1989年平反。
[23] 关于赫鲁晓夫和马鲁西娅的故事是1991年6月赫鲁晓夫家的一位老朋友奥列加·科什科（Olga Kesenko）告诉作者的。科什科是赫鲁晓夫儿时朋友的女儿，她声称和马鲁西娅的堂姐以及给马鲁西娅女儿看病的医生交谈过。Zakhar Glukhov也向作者证实过这段故事，他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就在尤索夫卡附近的一个区担任党委书记，一直担任了35年，赫鲁晓夫1925年曾在这里工作过。
[24] 尼基塔和尼娜·赫鲁晓娃的孩子们认为，他们的父母在40年里没有公开登记结婚是因为对这种“资产阶级的道德观”怀有共产主义者的蔑视。［事实证明，阿纳斯塔斯·米高扬（Anastas Mikoyan）和他的妻子也从来没有登记结婚。参照Mikoian, Takbylo,第19页。］但是从其他很多方面来说，赫鲁晓夫家的长辈坚持遵守这些标准。
[25] 这一段叙述是尼娜·彼得罗夫娜晚年向她的孩子们讲述的，她的女婿阿朱别伊的回忆录中收有这段描述。
[26] Martin, “Back to the Beginning,”p.25.在赫鲁晓夫办公所在地，彼得罗夫卡，像这样的农民几乎没有。不过他显然将尽可能多的时间投入到了该区的工业化部分。他说，他这么做是因为矿工们希望他在他们的周围。但是在对待农村生活的态度方面，好像他的表现比文中描述的尤甚。参照Frankland, Khrushchev ,第33页。
[27] 引自Crankshaw,Khrushchev,第37页。1925年10月，赫鲁晓夫给莫斯科《真理报》写了一封信，阐述了他的行动主义/民粹主义方法。在信中他抱怨道，由于报纸需要由马车从大约33英里外的火车站送来，他们几天后才能看到（冬天，由于“道路极其泥泞”，报纸到达彼得罗夫卡的时间就会更晚），因此当地的订阅量已经从1924年12月的500份下降到了1925年10月的285份。如果能利用从哈尔科夫来的火车直接发行《真理报》，能停靠在离彼得罗夫卡更近的地方，那么他不仅能保证500～600份的发行量，而且“可以结束工人们因为这种报纸发行的错误方法而感到的痛苦和愤怒”。
[28] 尼娜·彼得罗夫娜·赫鲁晓娃在“Maminy Tetradi”中回忆说，她丈夫第一次去莫斯科是在1924年1月，去参加列宁的葬礼，但是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并未提及此次行程。
[29] 《赫鲁晓夫回忆录》的原文手稿于1970年传到西方，并被保存在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学院里。
[30]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31] 格奥尔基·列昂尼多维奇·皮亚塔科夫（Георгий Леонидович Пятаков，1890年8月6日——1937年1月30日），又译“皮达可夫”。中学时即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1910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12年被捕并被流放西伯利亚，不久即逃脱，前往瑞士。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乌克兰，内战期间曾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书记、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主席。1922年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参加左翼反对派，在1923年至1927年间是左翼反对派重要成员，期间被开除出党，1928年做了忏悔后被重新吸收入党，担任国家银行副行长，1931年至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至1934年任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4年至1936年任第一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88年平反。
[32]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古鲁本科（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олубенко，1897年？月？日——1937年3月9日），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同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托博尔斯克。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基辅委员会委员。1918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敖德萨暴动委员会主席，同年参加了红军。1921年、1924年5—11月任乌共（布）基辅执行委员会书记。1921—1924年任基辅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1926年任基辅罗姆尼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25—1927年任乌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6年2—11月任敖德萨工会理事会主席。1926年起是左翼反对派。1928年被开除出党，不久恢复党籍。1929—1931年任乌克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1—1932年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彼得罗夫斯基冶金厂厂长。1932—1933年任第聂伯捷尔任斯基冶金厂厂长。1933年1—3月任重工业人民委员会冶金工业总局副局长。1933—1935年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34—1936年任乌共（布）中央委员。1936年被捕。1937年遇害。
[33] 卡冈诺维奇证实他曾用过科什罗维奇的假名。参照拉扎尔·卡冈诺维奇：Pamiatnyezapiski （Moscow：Vagrius, 1996）,第96页。
[34] 赫鲁晓夫与卡冈诺维奇在回忆他们1925年第一次见面的日期与交谈的内容时有一定的出入。参照卡冈诺维奇Pamiatnyezapiski,第565页。
[35] 斯大林诺共产党委员会政治局的秘密会议记录中包括1927年1月11日与1917年7月30日两次批准死刑命令。Rasskazopochetnomshakhtere 第123页中记录了支持开展反对托洛茨基与季诺维耶夫运动的会议。
[36] 斯塔尼斯拉夫·瓦基塔耶维奇·科西奥尔（Станислав Викентьевич Косиор，1889年11月6日——1939年2月26日），1905年参与工人运动。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参与了十月革命。布列斯特谈判期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19—1920年任乌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3—192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28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组织局委员兼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7—1930年任联共（布）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1934年任乌共（布）总书记。1930—1938年任联共（布）政治局委员。1938年1月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监察人民委员。5月被捕。1939年遇害。1956年平反。
[37] 引自Donbas,1991年第2期，第191页。这种腐败行为在当地很流行（斯摩棱斯克发生的类似丑闻导致那里于1928年发起了一场清洗运动），特别是在那些当地官员感到自己受到孤立、处于别人的围攻之中、学会相互包庇各自的过错的地方。
[38] 这里指的是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1957年6月全体会议上所发表的言论，当时他几乎要被赶下台了。
[39] 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斯特罗冈诺夫（Василий Андреевич Строганов，1888年12月24日——1938年4月22日），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19年任坎斯克五金工会主席兼坎斯克苏维埃副主席。1920年任俄共（布）伊尔库茨克市委员会主席。1920—1921年任伊尔库茨克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21—1923年任俄共（布）托木斯克执行委员会书记。1923—1925年任俄共（布）下诺夫哥罗德省委索尔莫沃区执行委员会书记。1925—1927年任联共（布）雅罗斯拉夫尔执行委员会书记。1927—193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斯大林区执行委员会书记。1927—1934年任乌共（布）中央委员兼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30年任乌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任乌共（布）哈尔科夫执行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委员会书记。1930—1932年任乌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兼中央第二书记。1930—1933年任乌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2—1933年任乌共（布）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33—1934年任联共（布）乌拉尔省委书记。1934—1935年任联共（布）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省委第二书记。1935—1937年任北部地区执行委员会主席。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5年平反。
[40] 斯特罗冈诺夫大概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清洗中被处决的。
[41] 尼古拉·涅斯捷洛维奇·杰米钦科（Николай Нестерович Демченко，1896年5月21日——1937年10月30日），191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25—1927年任乌克兰副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27—1928年任乌共（布）中央组织分配部部长。1930—1932年任乌克兰农业人民委员。1931—1937年任乌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2—1934年任乌共（布）基辅省委第一书记。1934—1936年任乌共（布）哈尔科夫省委第一书记。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6—1937年任第一副农业人民委员。1937年4—7月任粮食和畜牧国营农场人民委员。1937年7月22日被捕，10月29日遇害。1954年平反。
[42] 下面的描述主要是根据作者对贝拉·高斯丁斯卡娅的采访。
[43] 伊奥那·埃马努伊洛维奇·亚基尔（Иона Эммануилович Якир，1896年8月3日——1937年6月12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加入红军。内战期间曾参与指挥了西南战线。1921—1923年任基辅军区司令。1924—1925年任红军军事学校总局局长。1925—1935年任乌克兰军区司令。1930—1934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4—1937年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委员。1935—1937年任基辅军区司令兼国防人民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委员。1937年5月10—28日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5月28日被捕，6月11日遇害。1957年平反。
[44] 高斯丁斯卡娅甚至在1937年被逮捕关押在苏联时仍然保持着她的信仰。被释放后，她在50年代与赫鲁晓夫家重续了友谊，她在1964年后也忠实地站在他们一边。在别人不敢时，她仍经常拜访他们家。在后共产主义的波兰，当她八十多岁时，仍然过着简朴的生活（早起、锻炼身体、清扫屋子以及阅读她的书籍和文件，其中包括她编辑出版的有关苏联波兰关系的书籍），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热情仍然一如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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