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只为一种思想活着。这比任何其他事情都使我吃惊。我变得越来越政治化（和）理智，感情已被彻底或近乎彻底挤出了我的生活——我是指任何与个人之爱有关的感情。我在这里每天工作18小时，而甚至在你不工作时也不得休息，因为亚洲的贫困……时时从四面八方形成压力……这里有一小撮富有的中国人和外国人生活在难以名状的贫困包围之中，这种贫困直达他们的宅邸窗下——这里有许多国家的巨型战舰锚泊在江心，有来自许多外邦的武装军人和海军陆战队士兵“保卫”着生活优裕的一小撮外国人。这里，在巨大的财富之中，有贫困，有一张由间谍活动、谋杀、绑架、理想主义者的行动、各种各样罪行编织成的巨大的网，有时我几乎要到哲学中去寻找宁静……我总在想着在我死以前一定要写一本书——就写一本，在若干年之后，我要努力在这本书里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在其帝国主义发展阶段上对人类做了些什么——如何把人变成为狼。只有已经变成为狼的缺乏人性的东西才有一刻会企图确保这种陷亚洲于今日处境的制度永世长存。而那些武装力量和兵舰来到这里正是为了这个目的。
中国使我受益不浅。中国已使我成为一个神志清明的女人：精神正常，头脑清楚，意志坚强。我对恰托的屈从，已经一劳永逸地摆脱尽净。回想起和他一同度过的那段生活，对于他、对于我，都是令人不快的一团混乱。再没有一个男人能把他的枷锁加在我的身上了。今后我会有一些男朋友，偶尔也会和一个其智力值得我钦佩、其体魄对我有吸引力的男人同居，而结合的基础必须是胸襟开阔、慷慨无私的友谊。但是现在我是一个神经健全的女人。我隐隐约约总会情不自禁地渴望那种老式的爱、那种胡里胡涂、依附于人的残酷的爱。但是我努力把这种倾向从心里分析出去……我希望能使我这方面的感情全部社会化。但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我就是或会是一个铁石心肠的女人。我可以用中国对我的反应来说明这一点：我有无数朋友，他们对我无限热诚……这是因为我爱中国人和所有的亚洲人，而他们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认识她，“好比看到太空中一道彗星昂然而又悠然逝去。”“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难忘的，不论你喜欢不喜欢她。我们中国人当然喜欢她，非常喜欢。”“她是我所遇到的彻底到家的国际主义者。”“在她身上，又不见半点封建气味，这对我们中国人好比空谷足音，正是最具吸引力的。”她“闪烁着高尚品格的光芒”令人难忘——是“犀利（时或近于刻伤）、绝俗（时或近于愤世）、创新（时或近于纵奇）、嫉恶（时或近于无恕）、利他（时或近于虐己）”的综合。（英译与所引原文颇有出入，引号为译者所加，引号内为原文词句。——译者）
祝寿那天下午，我和两个朋友站在法租界一家荷兰人开的小餐馆的花园门口。从我们所占的位置可以把来宾必经的那条长街看得一清二楚。（他们是在为防避警察和国民党密探而放哨。）鲁迅，由他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子陪伴着，到得很早。……他矮小而孱弱，穿一身米黄色丝绸长衫，一双中国软底布鞋。他没有戴帽子，剪得短短的黑头发象一把刷子，面孔的轮廓是最常见的中国人的模样，然而在我的记忆中，却是我一生仅见的表情最为丰富的面孔，不断流溢着智慧和机警的生动光辉。他的风度、谈吐和每一举手投足，都辐射出一种完美人格的魅力。我突然觉得自己象个傻瓜似地笨拙而粗鲁。
随着客人们走过，我的两位朋友告诉我，他们中间有作家、美术家、教授、演员、记者、研究工作者，甚至还有两名精神贵族圈内的人物。这最后两人的来到，并不是因为和鲁迅在信念上志同道合，而是由于敬重他的正直、勇气和学术成就。
这是一次五光十色、令人兴奋的聚会——集合了一场文化革命的各路先锋。有一群，衣着寒酸，而且显得面有饥色，据他们介绍，是一个新成立的艺术剧团的代表，他们正试着在王尔德的《莎乐美》和《温德迈尔夫的扇子》之间楔进一些社会问题剧。另一群，看上去比较阔绰，是洪深教授率领的复旦大学学生。他们已上演过易卜生的几个剧本和那位教授自己写的一两出戏。这位教授还是中国最早几家之一的一家电影公司的导演。戏剧界的第三一群，由年轻的左翼演员、作家和翻译家组成，他们已演出了罗曼·罗兰、厄普顿·辛克莱、高尔基和雷马克等人的戏剧。后来他们上演《卡门》，演过三场就遭到了警察袭击。有人被捕，戏也被迫停演。观众席里的密探们不喜欢唐·何塞刺杀卡门的最后一幕，卡门把戒指向她所抛弃的情人掷去时所说的台词，使他们想起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分裂！
从我在门口所站的位置上，现在看到又有一群人在走过来。一个颀长、瘦削的年轻人急匆匆地走着，不时回头张望；他显然是个大学生。他走过之后，我的朋友低声告诉我，他是《上海报》的编缉。《上海报》是共产党的地下报纸，正在这座城市里开展新闻战线上的游击斗争。不久，又来了一个人，他穿了一身尽是皱褶的西装，满头蓬乱的长发。他曾被关押了几个月，刚从监狱里放出来。他曾被怀疑为中国济难会的代表。指控属实，但是钱能通神。他家里花了一笔巨款买通了逮捕他的人。
暮色开始降临，有一半客人陆续离去。别人来替换我们放哨时，我们便走进餐馆，和别的客人们到一起去。
晚宴过后，演说开始。我的一个朋友替我翻译。餐馆的荷兰老板不懂中国话，所以，并不使我们担心。但是几名华人侍者却聚精会神地听着。当满头乱发的那一位报告狱中见闻时，我们严密地监视着那些仆役的一举一动。随后，是《上海报》那位编缉发言。我生平第一次听到了有关中国红军兴起和农民“秋收暴动”的真实报道：起义的农民在对地主们进行斗争之后，便大批涌入红军，象无数细流汇入不断壮大的江河。
一个矮胖、短发的年轻女人接着谈到发展无产阶级文学的必要。结束时，她吁请鲁迅担当起新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美术家联盟（后来发展成为中国文化总同盟的两个创始组织）的保护人和“导师”。
自始至终，鲁迅都在仔细地倾听着，及时地把专注的目光转向每一个新的发言人，同时，把一只食指沿着茶杯的杯口不停地移动。别人的演说全部完毕了，他才起立讲话，神态安详地谈他亲身经历的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思想动荡的历史——中国从根本上发生变动的历史……
他说，现在有人要他出来领导一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一些年轻朋友在敦促他做一名无产阶级作家。然而，要佯称他是个无产阶级作家将是幼稚可笑的。他的根在农村，在农民和读书人的生活之中。而且，他也不相信，不曾体验过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希望和痛苦的年轻知识分子能够创造出无产阶级的文学。创作的源泉，只能是生活体验，而不是理论。
尽管如此，他仍将继续把西方优秀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介绍给中国青年。他愿意帮助和指导青年，也就是象他们所要求的，充当他们的导师。至于保护他们！在一个把最温和的社会问题文学也称为犯罪的政权统治下，又有谁能做得到呢？作为“导师”，他奉劝受过教育的青年人，要和工人、农民同甘共苦，从生活中撷取素材，学习西方的社会主义文学和艺术以借鉴其形式。
他常同我谈到他要根据他自己的经历写一部历史小说的计划。但是他的国家深陷其中并为之动荡的社会反动，看来已使他无暇顾及。他对“屠杀无辜”和侵犯人权深恶痛绝，以至不久便把他的笔专门用作政治批判的武器——成了真正的匕首。
在所有的中国作家中，他和中国历史、文学和文化的关系似乎是最为复杂难解的一个。他的有些政治性“杂文”要译成英语几乎不可能，因为，在不可能公开抨击反动势力的条件下，他的这类文章便成了有关中国历史最黑暗时期人物、事件和观念的隐喻和典故的镶嵌工艺作品，每一个有知识的中国人都能懂得，他是在将今日之暴政比作古代的暴政。他的政论性杂文，兼有中国和西方的丰富文化渊源——糅合在精致有如蚀刻版画的风格之中。
[5]他把一种又一种文学杂志介绍给公众，却只能眼看着这些杂志逐一遭到查封。这类介绍文字质朴而凝练，象一面面壮丽的旗帜迎风飘扬。他认为，思想和表达思想的自由，是人类得以有所成就的要素。他的文风迥然独异，繁多的化名也不能给他以荫蔽，新闻检查人员开始删削他的文章，直删削到这些文章常常由于过分残缺而不知所云。和他有联系的作家、艺术家和编辑，开始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是他的年龄和声望在保护他免于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