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保证，弗洛伦斯，在你和你心上人结婚以后，你就会从你丈夫的手里受到你今天做梦也想不到的折磨，因为你胆敢在遇到他之前就擅自动用你的阴道。在你嫁给他以前，他会大谈自由，解放，生活与爱（的平等权利）。但是，等着吧，结婚后私有财产意识就会钻进他的脑袋瓜里！……
　　在我认识我丈夫以前，我曾和别的男人有过关系。我结过一次婚。这一切在我们结婚时我都已经告诉过他，以免得以后发生误解。他也和许多女人同居过，而且结婚不止一次，直到今天还是有妇之夫——他的妻子是个英国女人，住在英国……（但是）过了一个月，我丈夫就开始指责我是个水性杨花的女子，因为我和别的男人有过性关系。他说，他“得到的是别的男人用剩的剩货”，一个男人象这样来攻击一个女人，由于事实上他自己也是“别的女人用剩的剩货”，就不仅仅是不道德，而且也违背有关于正派和公平的一切行为准则。但是我正生病，我觉得负疚。他还把我封锁起来不让我和其他印度人接触，不让我参与印度工作，（说）印度人会知道我的性生活经历并因此毁了他。三年来，他一直拒不让我写作……他情绪对立，出言尖刻，因为我想要写作而且说这只是一种“表现”欲。而如果我写，又只能写他告诉我写的东西，以便他判断正确或不正确。所以我就干脆不写。每个月，我的病情都越来越重，直到我开始有了严重的神经病发作，有点象癫痫发作。每当发作起来，我对身体和头脑都失去了控制，我会倒在地上颤抖五到十分钟。我完全丧失了睡觉的能力，一连10个月，我成了一个药罐子，服用越来越强烈的安眠药。后来我想要反抗，也就是在我想要就这些问题回他几句嘴时，他就打我、拆磨我。有三次，他扼住我的喉咙，咬我，经过这种折磨，我就在那种可怕的病症发作中倒在地上。
　　我永远也不能原谅他……如果任何一个别人能够摧残一个人的精神和智力生活，他也就同样可以把刀子插在他的心上使他因此死去。

　　米勒女士（在纽约的一个朋友）是个浪漫主义者。她以为如果这里发生君主派的反动，我就会吃苦头。完全不至于。我认识一些最著名的君主派人士，有些是非常有趣而有教养的人。我不同意他们的政治见解，但是我以他们对我的态度回报他们。如果我遇到了来自君主派方面的麻烦，我就去找这些人，去问他们打算干什么。对革命派人士也一样。当然，我是在和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们一起工作，所以，一旦共产党人掌权，我也许就会被砍掉脑袋，因为在共产党人最恨的所有人中，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名列前茅，甚至还在希特勒和他那一帮人之前。
　　你不必操心去想如果爆发一场革命，我会跑出去站在街垒上，逗引他们向我开枪。谢谢。我已经决定暂时还不要死。如果决定死，也不会死在德国。（1924年2月16日）

　　你说……虽然女孩子不应该缺乏坚强的意志，却也不应该企图取代男人符合本性的位置。我对此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女人“符合本性的位置”又是什么，除了在性的方面——那个“位置”是被清楚地标明了的。至于在社会方面，我知道的只是，那种本性已经遭到男人的摧残，而女人则被迫占据并不符合她本性的位置，她被迫占据那种位置只是为了满足男人的虚荣。我认为人类发展的未来，将看到女人占有不同于今日所占的位置。你的论点是危险的：旧时代的大人先生们在这样一些场合就使用这种论点：当他们说女人不该担任教会神职，当女人由于其性别不得出席反对奴隶制的会议，当她们由于性别而不能投票选举，当她们由于性别而被排斥在医务、法律和其他专门职业之外。在那些老反动分子——愿他们的灵魂永受煎熬——来，妇女就是在力图“取代男人符合其本性的位置”。
　　我不反对男人之成为男人，不论其男人气有多强。我讨厌女人气的男人。但是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女人就不应该在适合她们天性的发挥才能和精力的所有出路方面成长和发展，而不论这些出路是什么。还没有人知道男人的工作或活动范围是什么，而在多大程度上，就今天所觉察到的而论，是人为的。有许多男人——象常常在印度人中间可以找到的那一类——是高尚的，而在有了一些常常是归属于女性的品质时就不同了。然而他们是男人，而且是强有力的男人。我不愿意接受我们现今有关于男、女位置的社会标准，因为我不认为现今的社会，无论是对于男人、女人或对于阶级，是合理的，或正常的。我尊重天性，但是我不屈从一种社会制度，因为社会制度的基础是统治阶级的权力欲。那种制度，从家庭和学校开始，败坏着生命的源泉。万千妇女被那种制度所蹂躏而有口难言，绝不可能象她们如果有个适宜的环境就会在其天性驱使下发展起来那样发展她们自己。
　　你说一个“训练有素的护士或是一个革命者可能会为了在她或他看来是更大的事业而放弃自己的个人幸福和繁衍后代，但是为了这种理由他也不必以那种小气的酸葡萄态度来限制自己。”我不知道你说这句话时是否想到了我。我相信我是许多革命者的一个典型。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工作就是我们的个人幸福。就个人而言，我不反对女人愿意有多少孩子就生多少孩子。我憎恶的是男人，特别是男人，以为一个女人没有一大堆孩子围在她身边转就该永远受到诅咒。何况，幸福并不（仅仅）在于繁殖……至于性生活，我当然要随着我的意愿去解决，当我觉得需要的时候。至于孩子，今天已经有太多的妇女在毫无目的地在以生儿育女为专业。按照我的思想方法，我认为生一个孩子是件可怕的事情，除非你知道生命的含义和你为什么要把一个新生命带到人世……
　　你说，“我的观点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最强有力的，如果沿着原本预期于我们的路线行动”。这话在我听来，似乎你已经接受了有关上帝的观念和这位老先生“原本预期”我们成为什么和做些什么的说法。在我看来，生命只是一个发展过程，不存在任何预期于它的意图。因为我生而为女人并不意味着我只能做某些事情而不能做别的。我承认有能有不能仅限于就生理条件而言。
　　我也不否认你关于爱情影响的说法。但是我不能把爱情放在脱离生活太远的前面，因为我自己就有体会，爱情通常和理智是分离的，而且爱情有可能被败坏和扭曲。我现在一如既往认为，爱情只不过是付诸行动的性欲……而从我的观点看来，智力在宇宙中有同等的重要性；对我个人则重要得多……因为在宇宙的谱系中，它是这样一个孩子。感情象生命一样古老；而智力却非常年轻，以至必须加以爱护和培育，而且也非常宝贵而值得爱护和培育。

　　我意识到我说话比写作好。为什么，我不知道。我希望精神分析能使我的脑子摆脱这样一种观念（一种起源很早的观念），那就是：书本上的任何东西都体现着神圣，而我身上的则代表着粗鄙。我需要时间，这就是全部。我有了充分的时间，我就觉得能够胜任一切……正如我的医生所说，我在心胸和性格方面或多或少是支配性的、是男子气的。还说我，在31年之内闯过了三代人的文化，而在此过程中，我隐藏了、忍住了、压制了似乎是属于一种人性底层特性的……每一种倾向。甚至和她，我也争了好几天又好几天才承认我总觉得是卑下的一个事实。即使她在解释的过程中有时也似乎是机械的。我承认我对我父亲的爱恋——这是我早就承认的，我根本不反对这种感情——我还承认不喜欢我的母亲。所有这一类问题我都能无所顾虑、毫不困难地承认。和精神上的渴求相比，这都是些简单的事情。
　　我也不同意你认为我的阉割情结（仅仅意味着）“我一直想要一个男性生殖器，而我使恰托受折磨是因为他有而我没有。”人的精神并不象这样筒单，正象你一定知道的那样，弗洛伦斯。那不是“缺少男性生殖器”，而是一种印象：我剩下了半个人，而我试图以其他方式加以弥补。

　　再也没有说什么，直到昨天演讲以前，（恰托）问我是否反对，如果他来听讲。我表示可以。对于这类事情他是个苛刻的评论家，甚至他也说，我讲得不错……
　　我的医生在这件事上是个绝妙的好人。如果没有她劝我接受邀请并帮我分析有关一群听众的复杂情绪，我是绝对不可能渡过难关的。那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新奇的事情：站在高高的讲坛上，面对仰望着我的上千名（有教养的）听众，告诉他们一些他们本来是不知道的事情——而且能够直视他们每一个人的眼睛而毫不感到以往经常感到的畏缩。
　　我夜以继日地工作，既是为了演讲，也是为我自己。这次演讲对我意义重大，因为是我在长期患病之后的露面，是我生平第一次作为一个演讲人出现在一批大学听众面前，而我讲的又是这样大一个题目。

　　当我还是个姑娘的时候，西部也还很年轻，暴力和体力的法则处于支配性的地位。女人，当然是男人想要得到的，但是被看重的是粗壮而能劳动的女人，西部的女人，大家庭的母亲之类，常常是高大、强壮、发号施令的女人。而不是这样的女人就会被人瞧不起，因为西部不需要“小姐”。能够赢得男人尊敬的女人常常是能够赤手空拳把他打倒在地再坐在他身上直到他叫救命的女人。至少，我那个阶级的情况是这样的，我的阶级是劳动阶级。当然我的母亲却纤弱、文静而温柔，死在38岁，并没有生什么特别的病，只是由于劳碌过度，精神寂寞和难以忍受的痛苦与饥饿。她不是高大到足够在我父亲不把工资带回家时狠揍他一顿的那种女人，于是我们就得挨饥，而饿得最厉害的是她一——以便省下一口让孩子们有点吃的，而我的父亲，是个喜欢胡思乱想——一个皮尔·京特（Peer Gynt）——生活在梦幻世界里的男人，他只要有了一点钱，一分钟也不耽搁，就会跑去痛饮。在酩酊乡里，没有现实扮演的角色，他却可以梦想自己是个大英雄，成就了不可能成就的业绩，以及诸如此类，等等。
　　现在，作为一个姑娘，我为我的身体，为我的缺乏力量而感到羞耻。于是我竭力要成为一个男人。我打枪、骑马、跑跳，参加男孩子们的每一场打斗。我并不喜欢这样做，（但是）我应该这样做。于是我强迫自己去做，并蔑视一切软弱的适合于女人做的事情。象我的全家和全阶级一样，我认为表现感情是软弱的迹象；被人撞见我在亲吻母亲就会是丢人的耻辱，而向父亲表示感情则会是一场灾祸。所以我记得，我只有在母亲到另一个城镇去看望亲戚时才亲吻她；而我亲吻父亲只不过两次——一次是在他喝醉了的时候，因为我从一本书里读到，曾经有个姑娘吻了她醉酒的父亲而使他从此改过，再也不喝酒了！
　　另一个迫使我对生活采取专横和傲慢态度的因素，是我的丑陋。我的头发稀疏，而所有别的姑娘都有长头发，而且在头发上下不少功夫。因为头发，当然，是一种吸引异性的诱惑物。我的外祖母是个身材魁梧的黑眼睛女人，她会用鞭子抽打她已经长大成人的几个儿子，如果他们不听话。她经常嘲笑我稀疏的头发，而且拿我去和她长着一头美发的女儿作比较。她的嘲笑声从我童年起就伤害了我。所以，作为一个孩童，作为一个姑娘，后来作为一个年轻女人，从不具有吸引男孩子的魅力。我象个穿了一身好看衣服的稻草人，花边（只能）衬托出我的黄脸和我的笨拙。所以，我当然会学父亲的样，到想象的世界里去生活；在那里，我是妩媚的。而且，当然，我要努力发展我的头脑以补偿我容貌缺乏的魅力，模仿我的父亲……当然，当我的父亲有帐要结时我对于他还是有用的，这使我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和我父亲一起工作或是为他工作的男人。而他们把我几乎当作男孩子对待，他们对我怀有敬意，因为我很“棒”——这就是说，我懂得不少东西。而我因此就对父亲有了很大的影响力。我的母亲常常通过我来对付父亲；如果她想要做什么事情，她就要我去让父亲做。当然，父亲并不总是肯做的，因为母亲想要做的都不够浪漫；她想要的无非是几条床单、一张新床、一只新餐桌之类，而他是居住在浪漫世界的高岗上的。于是他非但不去买她需要的东西，反倒找地方喝得烂醉，想象他有一座充满了人世财富的宫殿。我由衷钦佩我的父亲，因为我相信他说的那些故事，而我看不起母亲！但是在外表上，我却装得好象很爱母亲，而不十分关心父亲。
　　当然，大多数人都难免要遇到这样的矛盾和冲突。但是，你也许无法理解在20岁以前成了我生活的特征的长年的捉摸不定和目标不明确的奋斗。我渴望着某种东西，是什么，我却又不知道。这就使得我反对一切，而又为了许多事情而斗争。什么也给不了我幸福，什么也给不了我安宁……
　　在结束之前，还有一件事：我对待性的态度是原始的。（结婚以前）我常被一种朦胧的生理上的不满足所折磨，但是当男人们以一种表达性欲的方式，就象在我流浪期间许多男人对我所做的那样，来接近我时，我对性行为的恐惧和愚昧都使得我不能不有一种对一切与性有关的事情都极其厌恶的态度。甚至在我结婚以后，我和我的丈夫也只是在我们结婚8个月以后，才有了这种关系。我认为性行为是可怕的堕落行为，特别会使女人堕落。我对这种问题的态度是导致我第一次婚姻解体的原因。我由于被称作“太太”而自感羞愧。我简直不能正面看人，这种隐秘的羞耻感使我对丈夫产生了一种厌恶的态度，以至他根本无法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离婚后——在西部离婚非常容易——我又觉得洁净了：我觉得象一只展翅的鸟，我觉得和我丈夫非常非常要好，以至可以牵着他的手，出于纯真的欢快和友谊而一起跑一起跳舞。我才第一次把他看作我的朋友，而认为我和他之间的关系是洁净的关系。
　　你一定也知道，在美国，人们总是教导孩子说性行为或任何和性有关的事都是可耻的、不光彩的事，而且，每当这个问题被提出就会在听众中引起一阵战栗，或是无言的静默。这是个猥亵的题目！“性”这个词本身就能使得“正派”的人们陷入一阵僵硬的沉默，而提到它的那个人就会在整个晚上被视为异己而受到冷落。请想象一下，这对一个孩子意味着什么，当她对人生的整个态度正在这一时期形成而以这样一种方式奠定其基础。再想象一下，一个具有这样一种态度的年轻女人，突然间结婚了。两分钟以前，她还被人们假定应该认为性行为是一种堕落的、丢人的、可耻的行为；经过几句话一说她结婚了；于是社会就告诉她，现在可以发生性关系了，每天每个小时都可以，只要她愿意。当然，她早年生活中形成的那种态度是不可能由于某个官员或牧师的几句话而在两分钟内就改变的。于是就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可怕的冲突；这种冲突足可以破坏一个民族的生活。在最好的情况下是发展虚伪。我相信，这种冲突还能找到上千种出路，可怕的出路。如果那个女人是敏感的，她就会在变成精神病人，如果不是在生理上患病的话。一个以这种方式养育成人的正直女人，就除了禁欲，别无选择——或者是，如果离开禁欲的道路而在健康上垮掉。我常常在想，美国这种全民的假正经态度是否也在对黑人的私刑和种族仇恨之类的行为中寻找出路。我不知道。

　　听我告诉你。我常常思念我的同类。明年如果你不到这里来我就回美国一趟。我希望到时候我的钱够我到新墨西哥去，在父亲死以前看看他。我认为一个人有权在自己的创造者死以前看望他一次。把我往回拉的唯一的东西是压在我心上的感情压力。我将不仅去看我自己的父亲，我还要看看我没有能力加以改善的贫困。我童年的记忆在我回去以前也许已经可以理解，但是那些记忆仍将是阴暗的。我常常感到无所适从。我已经离开了一个苦难的世界，一个充满贫困、卖淫、愚昧和污垢的世界。我应该在没有能力加以改善的情况下再回去看看它吗？然后再一次走开，带着重新打开了的伤口，怀着更加尖锐的痛苦？我忘不了，然而又无法把这些东西解释成为合理的，那是我生长其中的土地。

　　卡琳·米凯利斯（丹麦小说家）来信（要我）明天和埃玛·戈德曼一道去见她，再同她一道去参观她的一个做医生的奥地利女朋友为贫穷的艺术家们开设的一个厨房……那位奥地利女医生已经邀请我到她在奥地利的家里去过夏天。我几次三番在想：“我应该把这种生活继续下去么，会见和结识一些在思想界工作的人，参观他们为穷艺术家开设的厨房，而不理睬总是生活在贫困和饥饿之中的那些人的汪洋大海，我从中走出的那个大海？……”
　　我（和恰托）舒适的新家是一个讽刺，因为它由于缺乏某种东西而显得空虚，那东西我认为是成就。我觉得我应该住在一个和我的心灵与成就相称的家里。那样的家就该是一小间卧室，只有一张床，一把椅子，一个放衣服的地方。而我的衣服只有两套——可以轮流换洗的两套。那样，我将能觉得和生活和谐协调。而现在却不能。

　　在站稳脚跟以前，最好不提妇女自由的观点。印度要比你想的反动。但是从改善民族和种族的观点、从儿童卫生的观点，你能够荻得进展。甚至提髙劳动阶级的地位在目前的印度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你还应该提到在日本和中国的（节制生育）中心，和日本政府欢迎这些中心的情况。要记住，印度打算模仿日本——亚洲的一小块独立土地。我们不能十分强调社会问题上的“西方”观点，但是可以努力把亚洲已经在做的事情推向前进。
　　在印度，一切都要以问题提出者个人的品格为转移。

　　柏林大学一个该死的德国教授正在追求我。他以为我是一个Miss，而我就是！他正在作出安排（让我）到柏林大学去开英语课。所以他，作为一个真正的德国人，邀请我每星期二1：30都去和他共进午餐！我们谈论文学，而我竭力避免“正如我丈夫昨天所说……”之类的话脱口而出。这位教授是个讨厌的家伙，讨厌得甚至使我无法恨他。今天是星期二，我在电话里说，我刚在波茨坦消磨了一个星期！我的生活变成了这样一种沉重的负担，由于有个求婚者而这个求婚者是个讨厌的家伙——是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这样一个讨厌的家伙。我知道，不定哪个星期二的2：45，他会掏出手绢，铺在地上，以无可挑剔的姿势跪下去，请求我接受他的求婚！哦，我知道我会打着哈欠告诉他，下星期二的2：45我会让他知道（我的答复）。他是那样一种人：他会就某一部希腊文手稿里的某一处为什么有一个句点写一篇博士论文，而在学位到手之后（他会发现）那个句点是个苍蝇留下的粪斑。他是一个语言学家，正在探索从“a”演变为“o”的过程。这一切都是我的耻辱。我32岁，死气沉沉，而且不漂亮。在我身上还剩下点生气的唯一迹象只是我的起誓和诅咒。

　　恰托于9月1日开始接受分析，由德国最重要的精神分析医师（麦克斯·艾廷贡（Max Eitingon），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的创办人）主持，而且免费——都因为他是这样潦倒而又是个印度人，是他们希望研究的对象。这对于他非常困难，因为他已43岁，他的习惯已僵硬如铁。然而我是再也无法和他一起生活下去了，除非他经过分析洽疗。他自己几乎已经毁掉。由于他加给我身心的压力，他正每天每天在毁掉我。知道他准备接受分析，真使我大大松了一口气。
　　我是否结了婚，你问。是的，这使我烦恼，至少还要再维持六个月。我要等到恰托经过分析治疗不再对我某婴儿似的依赖，才能做任何一点别的事情。如果你的意思是问性的婚姻关系，我可以说很少结婚！我厌恶被粘在一起。我要求有休假期。你还记得易卜生的《夫人来自海上》吗？那就是我，所不同的只是，我一部分是那夫人，一部分是皮尔·京特。那夫人的心理是我的。我要走是因为有人试图拖住我。

　　你说你使男人反感，并开始对爱情生活的可能性感到绝望。啊呀，我最亲爱的，我真希望我能把我自己的性别属性和你平分——任何一个能走路的男人，从垃圾工往上，都要停下来在我身上试试运气，或是希望能够试试。尽管他什么也不说，我能感觉出他的心愿。所谓“灵魂”有他自己的语言！但是象你一样，我也主张多夫！而多夫的女人不象一夫之妇受人欢迎。我在生活中并不多夫，但是我免不了有这种感情。在说过我这一生对性毫不关心然后又知道我主张多夫，是使我相当难堪的。然而，我得到多夫的欲望仅限于笔下，而不是在床上（请原谅话粗）。

　　然而我必须向你吐露一点秘密，你和我的医生是这个世界上我能够说这种话的仅有的两个人。我的丈夫嫉妒心很重，连我私下的想法（甚至我的医生、还有你）他也嫉妒，因此和他生活在一起十分痛苦，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受到压抑的感情会要寻找而且也找到了一个牺牲品是合情合理的。我说的这个牺牲品是一个比我年轻8岁的年轻人，他不仅由于对我的爱慕，还因为他和我丈夫是以情谊和理想为纽带联结在一起的密友而感到痛苦。想想看，爱上了朋友的妻子——去对他和他妻子这样说！想想看，这妻子说：“我也爱你，我会象爱怀里的孩子一样温柔，然而又象保护自己幼儿的狂人一样猛烈。我的爱不要求有性的关系，却仍然是深沉而温柔的爱。”
　　再想想这种情况下的那位丈夫：郁郁寡欢、容易动怒，对人生的每一行动都极认真，为他对妻子压抑不住的强烈的爱所激动。想想此人的痛苦和他试图控制自己而作的努力；和他的难以做到，以及他和他妻子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徒劳的谈话。再想想更悲惨的事情：那年轻人要离开这个国家了，临行前平静而坦然地把那位妻子抱在怀里亲吻着她，采取一种“此事只与你我有关”的态度。后来写信也一样，就好象在那种关系方面并不存在那位丈夫……
　　我是一个下流女人！你是否记得康蒂妲（Candida）和她对一个比她年轻的男人的爱，或高尔斯华绥的《黑色花》——第一部分？斯特劳斯的歌剧（蔷薇骑士）正在这里上演，所表现的也是相同的主题——一个年长女人对一个年轻男人的爱。象这样一种情况下所有的女人一样，我一直承受着羞耻、内疚、悔恨和不可告人的痛苦的煎熬，而经过了好几个月才终于面对真实。但是所有的角色中最难演的是我丈夫的那个角色。我认为，我会使我对那年轻人的爱“升华”。在进行分析治疗时，我把我对他的感情追溯到我对我最亲爱的弟弟的感情，他比我小得多，我对他几乎象个母亲。那种感情几乎完全一样。
　　你这就明白了，我不是一个高尚的有夫之妇。婚姻的围墙绝包容不下我的爱和欲。愿上帝怜悯一切爱我的男人，尤其是我的丈夫，他指望着婚姻能把我的爱的手脚捆住！在生活中是个流浪者，在感情上也一样，我依然如故！
　　弗洛伦斯，亲爱的。男人将永生永世爱你，如果你痛打他们！你是否记得契诃夫有关一个小俄罗斯男人的故事，此人有两个妻子：第一个，文雅、温柔、满怀着爱、勇于自我牺牲，他几乎把她打死。她爱他；他不需要她。她死后，他又娶了一个女人为妻、她每天打他，把他打得痛不欲生。她死了，我相信是由于意外事故，但是那个男人却为她而在哀伤中度过了全部余生——使她的坟墓永远覆盖着鲜花，时常坐在她墓旁落泪，而近在咫尺的另一个妻子的坟墓则被忘记得一干二净！我经常引起一些男人——大的、小的、瘦的、胖的——最不寻常的爱，那是因为我总是瞧不起他们，或总是给他们充满了厌恶和恼怒的脸色看！这是可悲的，因为他是个有创造才能的人，不应该受我的支配。他会改变的，我相信，因为他已开始接受艾廷贡博士的分析治疗。但是结果却可能是我们的最终分离。

　　恰托最终是会好起来的。他此刻正在萨克森。这星期他只（在柏林）住了几天，其余时间他都在为他的杂志拉广告，以便弄点钱。他每星期只接受两次治疗是太少了一点。他看上去疲惫而又苍老。我的心充满怜悯。我可以改变他那种面容，也能够使他恢复不少生气，如果我愿意回去和他生活在一起，甚至只消告诉他我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不能。我常想，他比我有价值得多；所有的人全都知道这一点——所有你们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所有的印度人，所有同时知道我们俩的人。但是我不能勉强我自己回去……我知道我如果回到他身边，不出一个月就会自杀。而我常常在想，我是不是到头来无论如何也会这样做的，即使并不回到他的身边……
　　整个夏天我将在丹麦和捷克斯洛伐克，我希望，锁链将以这种方式折断，因为他会知道我在欧洲，而他将和我分离而不得不寻找新的朋友、伙伴……我希望，还有女人。

　　我这里是在丹麦，和我的朋友你也许知道的丹麦女作家卡琳·米凯利斯一起在一个小岛上过着非常原始的生活。我是两星期以前来的，而我仍然在希望不久会觉得好些，因为我的健康状况一直很差，而且神经质。但是这里很冷——经常有大风从海上吹来——要过很长时间，才能适应……卡琳要我在这里住到12月1日，写出我的第一部著作。我想我会在这里住下去的，只要我能获得签证的延长，因为我不想和恰托同在一个城市，至少要再过几个月……然而我知道我不可能在三个月内写好我的书。我最多只能拟出大纲，写出初稿。卡琳愿意帮助我完成计划。这部分将以我的生平经历为基础，我打算把它写得直率而真实——这本书将使我失去朋友中的大多数，因为出书后，他们会羞于与我为伍。我不会失去你和卡琳和少数几个象你们这样的，但是大多数我会失去。我不得不以尽可能直白朴素的方式来写这本书，因为我的健康从来靠不住，我的头脑也坏到了我无从知道还能干些什么的地步。我始终是极不愉快，以至我对生活已不十分介意，我想，如果我写这样一本书，也许我的身体往后会好起来，要不就此草草了结，而在这叫做生活的该死过程中我也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事情。这大致就是我所能献出的全部。

　　这里……猜猜看……什么。我根据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写了一本书。已经完成了第一稿。
　　书名是《社会弃儿》或《一个社会弃儿》。我现在还拿不定主意.
　　书里有你，知道吗？你在书里的名字是弗洛伦斯。但是也就仅此而已。
　　卡琳说我的书好极了。（究竟如何）我们会知道的。请注意随信寄上的一章，并请把读后感告诉我。正要请你为了仁慈的爱设法把这倒霉的东西卖出去。因为我将住在亭子间里靠酒精灯做饭过日子，直到能卖出几篇文章和在打字机上把这本书誊清、寄给出版商。
　　我几乎可以断言我这本书的成功……卡琳说，这本书会畅销的。亚历山大·伯克曼目前正在这里作客，她说这本书会立刻就被出版商接受。那样我也许就会阔了！哦，上帝，终于有了个垂头丧气（原文如此，疑为扬眉吐气之误。——译者）的位置。

　　我懂得孤独和渴望的痛苦。我因此同意你的看法，无论男人或女人，都需要有个真正关心（自己）的人。女人的需要更甚，然而在达到一定年龄以后，她会发现要遇到这样一个人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她的悲剧。
　　然而我并不认为这也适用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首先，她有不少男人强烈地关怀着她——恰托，米尔扎（巴卡尔），等等，她已经不再喜欢恰托，却似乎非常爱那另一个。我不明白这算什么；她无疑是个神经质的女人。我自己大部分时间也很痛苦而难以去安慰别人。不过不久，我仍然会不得不写信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