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史沫特莱传（1987）

第二章 婚姻的困境，1912—1916



　　在1912年4月21日那一周，一场全州辩论会在坦佩师范学校举行。第一个题目是：《决定：在亚利桑那州实行妇女参政》。艾格尼丝首先发言，她支持妇女参政，反对以原教旨主义的圣经立场为基础的相反观点。据《师范学生》报道，她辩得很出色。更重要的是，在辩论的这一周，裁判们和学生一起呆在女生宿舍，艾格尼丝把她的房间让给了一位得到哥伦比亚大学学士学位的年轻的菲尼克斯中学教师，她的名字叫索伯格·布伦丁（Thorberg Brundin）。她是次日辩论会的裁判，她们两人是第一场辩论前的那个晚上认识的，当时艾格尼丝正好回房间去拿卷发器（“她有100多个，每天晚上用它们做头发”）。
　　索伯格·布伦丁是一个瑞典移民家庭出身的纽约人，她最近来到菲尼克斯教中学是为了看看美国西部，也为了能离她的弟弟厄内斯特（Ernest）近一点。她美丽异常，端庄而大方，二十五、六岁，无疑是艾格尼丝所见过的最见过世面的女人。而对索伯格来说，她为艾格尼丝感到惊异——一个直言不讳、爱惹是非，激烈异常，带着枪和匕首进进出出，有着阿亚胡这样一个印第安名字的年轻女子。阿亚胡在辩论中的表现又进一步给索伯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一周的辩论之后，索伯格和艾格尼丝开始每星期五晚上见面。星期五晚上索伯格总是从菲尼克斯来看她的弟弟，他也离开他工作的山区到坦佩来度周末。她们喝着两人都很喜欢的巧克力苏打水长谈，亲密的关系迅速加深。史沫特莱谈她想当记者的壮志。她告诉索伯格她是如何被她母亲的死搅扰得心神不宁，她发誓决不愿象她那样死去。她尽力克服自己过去的粗野，努力改正自己的口音、语法，表示看不起喝烈性酒的任何人，谴责庸俗的兽行性行为。史沫特莱也感到了索伯格的弟弟厄内斯特·布伦丁对自己的吸引力。厄内斯特是一个身材瘦高的青年，大约比他姐姐小一岁，中学毕业后曾在纽约市一个测量员办事处工作了一年，然后又在缅因大学读了一年的工程学。在缅因州时，他得了肺结核病，在一座疗养院疗养了一年。后来，他在新泽西建一座养鸡场的短暂努力受挫，于1910年移居亚利桑那州的塔克森。他不断去找那里的一个工程事务所，直到他们给了他一个赶马的工作。1911年他被指派去坦佩东部苏帕斯蒂欣山盐河源头上的罗斯福大水坝工程干一项测量工作。在索伯格来到之后，他们计划带着积蓄移居旧金山，希望能进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从1912年5月开始，厄内斯特大部分周末都与艾格尼丝和索伯格一起在坦佩度过。
　　史沫特莱羡慕布伦丁姐弟所受的教育和成熟老练。在学年结束后，她搬到菲尼克斯去寻找工作。当她因不能继续求学而表现出灰心失望，为了消除她的这种感觉，索伯格和厄内斯特都说那个学校没教学生什么真正重要的东西——史沫特莱对他们的这种态度感到不满。（“他们高高在上才能持这种批评的态度”）
　　回想起来，布伦丁姐弟对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政治、社会和感情上的影响是很难估计过头的。索伯格和厄内斯特都是坚强的社会主义者。艾格尼丝虽然对她所见到的周围的社会罪恶已经发展起一种义愤之心，但还从未遇到过任何自称对这些问题有了进步的政治解决方法的人。此外，厄内斯特虽然信念坚定，但仍是一个态度谦恭言语温和的人，他和他姐姐关系极其亲密。艾格尼丝第一次见到男女之间能有这样一种以共同的爱、理解和同志情谊维系着的关系。她在《大地的女儿》中回忆道，她不知道“人究竟能不能一面温柔一面仍旧保持坚强？妇女究竟能不能一面享受爱情，一面又不致受到威胁或向人屈服？”她自问，厄内斯特果真能尊重一个自由而独立的妇女吗？
　　在一个月白风清的夏夜，艾格尼丝和厄内斯特在沙漠中并辔而行，她的马突然狂奔起来，厄内斯特制服了马并热情地拥抱了她。不久后厄内斯特和索伯格离开她去旧金山时，他们依依惜别不禁落泪。几个星期以后，厄内斯特写信来求婚。艾格尼丝马上坐火车到旧金山，与厄内斯特·索伯格和索伯格的未婚夫罗伯特·哈伯曼住在一起，他们住在奥克塔维亚街624号的公寓里。索伯格有一项半日工作；艾格尼丝找到了当秘书的全日工作。但厄内斯特一直未能找到收入较丰的工作，直到计划把科罗拉多河水引到南加利福尼亚去的美国运河工程表示愿意给他一份工作，他接受了这项工作。1912年8月24日，他乘火车前往帝国谷之前几个小时，市政府的治安推事A·T·巴尼特为他们进行了结婚登记：厄内斯特·乔治·布伦丁、白人，24岁；阿亚胡·史沫特莱，白人，20岁。[1]
　　过了不久，留在奥克塔维亚街的3个人之间的关系就紧张起来了。索伯格对艾格尼丝的肤浅感到不耐烦，例如，当他们去剧院时，如果剧中没有音乐和舞蹈，艾格尼丝就感到厌烦。更重要的是索伯格为她弟弟和艾格尼丝之间达成的协议所震惊：他们一致同意不要孩子，至少在艾格尼丝攒下足够的钱使她自己、她的妹妹、弟弟得以完成学业前不要。尽管索伯格很爱艾格尼丝，她仍认为他们两人在气质上完全不相称，并把她的看法告诉了他们。她也知道厄内斯特是多么希望有孩子。更有甚者，史沫特莱对性生活的极度憎恨，和她天真地相信婚姻可以在“浪漫的友谊”的基础上存在下去的想法，使索伯格惊讶得目瞪口呆。索伯格甚至怀疑史沫特莱和厄内斯特结婚是因为想与她保持亲近。
　　虽然这一切是痛苦的，但史沫特莱发现更难对付的是索伯格的未婚夫罗伯特·哈伯曼（Robert Haberman）的敌对情绪。罗伯特·哈伯曼是一个喜怒无常的美籍罗马尼亚犹太人，他在圣拉斐尔从事药剂工作，是一个忠诚的社会主义者，常常参加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及其他社会主义的和激进的组织举行的会议和示威。索伯格最初遇到他时，他正日甚一日地卷入支持1911年墨西哥革命的活动。他坚持要带索伯格和艾格尼丝到金门公园靠太平洋一端的“游乐园”那样的娱乐场所去，以便和“普通人”打成一片。当艾格尼丝说她不想和“粗俗、下贱、丑恶的人们”打交道时，哈伯曼会暴跳如雷地说，他们的粗俗应归咎于制度——这话常使她无言以对，抑郁不乐。
　　史沫特莱力图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和思想。1913年2月《坦佩师范学生》刊登了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布伦丁写的题为《黄种人》的文章。这是一篇关于旧金山唐人街印象的文章。史沫特莱在文中竭力反对据她所知当时在亚利桑那州十分猖獗的对中国人的种族偏见。她对中国文化的观察理解是幼稚的，浪漫化的，并显然是逃避现实的——这是为她切身体会到难以忍受的白人社会寻求出路的一种早期尝试。
　　奥克塔维亚街公寓里的情况继续使她感到烦躁。她很羡慕索伯格，她成功地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动物学的硕士学位。她也对索伯格总是逃避她应分担的做饭、打扫之类家务感到不满。艾格尼丝受不了乱糟糟的环境，她总是“狠狠地”打扫房子。
　　厄内斯特回家总是停留的时间短而间隔的时间长。据索伯格和厄内斯特的第二个妻子埃莉诺说，这次婚姻直到1913年4月为止是完全没有性生活的。4月，为了逃避奥克塔维亚街，也为了接近厄内斯特，艾格尼丝搬到了南加利福尼亚太阳炙烤的帝国谷的埃尔圣特罗。她希望在这个镇上能做一份秘书工作，这里生活费用低廉，她能省下足够的钱回到学校上学。
　　当厄内斯特去埃尔圣特罗的时候，这起婚姻才有了性的内容，但艾格尼丝对此继续抗拒。她在一家旅馆找到一个当秘书的工作后，许多从洛杉矶来的地产商人粗野地向她提出非分要求的经历无助于改变她对性的态度。到6月初，早晨的恶心呕吐使她意识到她最害怕的事已经变成现实：她怀孕了。这时厄内斯特不在镇上，她的反应是极度恐惧。她相信她和她丈夫的平等关系很快就将消失，孩子的诞生将使她无法继续争取在知识上与他平等。已经为贫困的农村出身背景感到痛苦，并对厄内斯特和索伯格羡慕得嫉妒的艾格尼丝，一心梦想有一天能成为一名成功的记者。她为恐惧所折磨，记忆中的母亲的命运使她心神不宁，她终于去找到药剂师，买了打胎的毒药。
　　厄内斯特回到埃尔圣特罗时发现艾格尼丝已奄奄一息。他惊恐万分，歇斯底里地把她送到当地的一名医生那里，坚决要求大夫帮助艾格尼丝完成堕胎，以免她把自己折腾至死。大夫照办了。史沫特莱在《大地的女儿》中写道：“我苏醒过来的时候，诺德正笑眯眛地坐在我床边。我躺在那里注视着他，我恨他的笑脸——我恨，我恨，我恨！我的身上还有一个没有复原的伤口，我曾经面临着死亡，他怎么还敢笑……从我的身体里刚刚取出了一个胎儿，我现在全身心地需要这个胎儿，他怎么胆敢微笑……我在这茫茫的空间感到寂寞无依，他怎么敢笑……他，怎么敢……他，是一个男人，他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懂！”艾格尼丝不肯让厄内斯特付手术费，她说她不让任何男人为她的身体花钱。
　　史沫特莱和布伦丁的婚姻直到第8个月才算完成。给艾格尼丝堕胎的医生在手术后告诉厄内斯特，由于她的极度恐惧，他怀疑她今后是否会从性生活中得到乐趣，是否能达到性快感高潮。对厄内斯特来说，这是受不了的。他愿意做艾格尼丝的朋友，但他也想要妻子和孩子。
　　在厄内斯特的经济支持和精神鼓舞下，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布伦丁于1913年6月28日作为圣迭戈师范学校的学生注册入学，而把他独自留在埃尔圣特罗。艾格尼丝满怀学习的自信入学了，那自信是她在亚利桑那州养成的。她个人的吸引力和精力即使在学校档案极为有限的记载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她帮助创办了学校的周报《师范消息》，在办报的第一年（1913年11月—1914年8月）她的名字在报头名单上的头衔是业务经理。那年学校很重视戏剧，史沫特莱表现积极。周报报道说艾格尼丝“在我们学校里名叫A·S·布伦丁，她在‘比尔’·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法庭一场扮演了安东尼奥”。她还在斯蒂芬·菲利普斯的《希腊戏剧选段》中扮演角色，并参加了演出后举行的招待会和舞会。《师范消息》还将A·S·布伦丁的名字列在即将在1914年暑期毕业的班级名单中。在1914年6月，史沫特莱被指派为师范学校中级部打字课教员和校秘书。这两个职务她一直担任到1916年，同时还作为校友编辑始终参与《师范消息》的工作。
　　自从到了圣迭戈以后，史沫特莱一直为她的妹妹和两个弟弟担忧。两个弟弟写信来说査尔斯·史沫特莱把他们出雇到了俄克拉荷马，正在那儿受雇主的虐待。艾格尼丝束手无策，但在1914年11月12日，《师范消息》宣布，艾格尼丝的妹妹默特尔·史沫特莱作为一名木工和缝纫旁听学生来到了校园。默特尔本来在新墨西哥一个牧场主家当女佣，艾格尼丝攒够了钱才把她从那里带了出来。据家中传说，默特尔一开始的反应是敌对的，她认为艾格尼丝能够“准确发音”、会用“校正了的语法，”是装腔作势。但到1915年3月，默特尔终于作为正式学生注册，并负责《师范消息》的“校外发行”，《师范消息》还报道说她们姐妹俩1915年春假曾一起去看望厄内斯特。
　　1915年春天，学校里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起源是一位印度改革者克沙瓦·D·沙斯特里博士（Dr. Keshava D. Shastri）获准到校演讲，但是听众只限于教师（包括史沫特莱，她负责管理学校中级部的打字课），因为大部分教师认为他的观点太反英了，因而对学生不宜。他们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有几分担心，圣迭戈仍然生活在1912年爆发的暴力的阴影之中。1912年商人和市民的保安委员会曾用残酷手段对待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德曼（Emma Goldman）的经理人（兼情人）本·赖特曼（Ben Reitman）以阻止她说话。为此，成千上万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会员和他们的支持者袭击了市镇，当时监狱都容纳不下被逮捕的人。以后争论蔓延到了加利福尼亚全州。关于自由言论问题的紧张气氛一直延续到1915年。这就是埃玛·戈德曼在沙斯特里博士演讲前一天到达圣迭戈时的政治气候。她要在校园外作3次公开讲演：一次关于易卜生，二次关于尼釆，另一次关于玛格丽特·山额的节育运动。
　　沙斯特里-戈德曼插曲对史沫特莱来说是一次政治教育。沙斯特里使她开始看到全球性的英帝国主义问题。她一向为她的一个祖先曾在独立战争中对与英国人作战感到自豪，因此沙斯特里的反殖民主义观点与她一拍即合。以后她与沙斯特里谈了话，询问了更多关于他讲演中提到的拉伊帕特·拉伊（Lajpat Rai）的情况。拉伊是当时流亡在纽约的一位重要的印度政治家。史沫特莱也去听了埃玛·戈德曼的讲演，戈德曼支持节育，认为贫穷妇女特别应该节育的观点对她影响很大。这次经历也使她与一个新的组织“公开论坛”取得了联系。在社会党因屈服于压力放弃了原来的立场之后，“公开论坛”成了戈德曼演讲的赞助者，论坛很快成了史沫特莱政治社会生活的中心。她暑假结束回来后，当上了该组织的秘书。
　　1915年6月，艾格尼丝和默特尔到了伯克利，厄内斯特不久也接踵而到。对艾格尼丝来说，能到大学的暑期学校上学等于实现了她的梦想。厄内斯特也渴望着能接受更多的教育。但夫妻共同生活的精神创伤仍旧如阴魂不散，问题还是性，艾格尼丝又一次怀孕了——这导致了同样绝望的反应和又一次人工流产。接下来的事成了布伦丁家的传说：做完人工流产手术后坐车从医生的诊所回家时，艾格尼丝躺在车厢后部的一个边座上，蜷缩着身体，呻吟起来。她显然不想压低呻吟的声音。一些乘客开始窃窃私语，以为她一定是喝醉了，另一些人则跑到后面看看她是否需要帮助。厄内斯特这位极有教养的人也急得发疯，他一心想着如何把她弄回家，而不致被赶下车去。他怒气冲冲地对她说：“坐起来！人家都在看你了——你愿意当众出丑吗？”他从未用这种语气对她说过话，以后也没有，但是在他们努力克制自己的感情时，一个称心如意的共同学习的夏季的梦想也成了泡影。
　　那年秋天，艾格尼丝和默特尔·史沫特莱回到了圣迭戈开始1915—1916学年。在1916年1月厄内斯特回到她身边后，史沫特莱曾试图挽救她的婚姻，而同时，她也越来越象个政治活动家和社会主义者了。厄内斯特在圣迭戈开了一个加油站，和艾格尼丝一起在学校附近租了一处房子，据《师范消息》报道，那里成了一个活跃的社交中心，用牛仔和民间歌谣款待客人是史沫特莱无法抗拒的乐趣。他们俩还买了一辆汽车，取名“扭摆”，艾格尼丝成了“无所畏惧”的驾驶员。
　　作为“公开论坛”的秘书，史沫特莱负责为一些有影响的演说家安排演讲，这些人对她个人显然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他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和专门揭露丑闻的新闻记者。他于1月17日主持了论坛系列演讲的开幕式。他和史沫特莱很快成了朋友，这种私交一直延续到30年代。辛克莱后来回忆道：“史沫特莱是一个年轻的中学教师，很漂亮，为能认识她而感到高兴。”4月，美国最有名的社会主义政治家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来演说。简·亚当斯（Jane Addams）也曾可望前来，但最终未能成行。校内还举办了一些关于墨西哥革命的讲座，史沫特莱曾参加了在墨西哥人居住区组织的一次募捐舞会。
　　到1916年春，史沫特莱成了一名有使命感的社会党成员，主要原因是这个党让妇女分享权力。在党内的重要妇女有工会组织者“妈妈”玛丽·哈里斯·琼斯（Mary Harris Jones）；海伦·凯勒（Helen Keller）；通俗报纸《全国粗齿锯报》的编者兼合作出版人和1916年这个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凯特·理査茲·奥黑尔（Kate Richards O’Hare）；美国节育运动创始人玛格丽特·山额；全国消费者联盟总书记，全国童工委员会创立者之一弗洛伦斯·凯利（Florence Kelly）。无论何处选举中出现了（妇女）选举权问题，社会党就积极为之奋斗。这个党还推荐妇女竞争高级职务，而当选的社会党官员们也指派妇女担任象1912年加利福尼亚第一个女法官那样的公职。到1910年，妇女已在社会党各级机构包括全国执行委员会中分担了责任。例如，1916年全国执行委员会有一位女执委安娜·梅莉（Anna Maley），就曾主持了使汤姆斯·范·利尔（Thomas Van Lear）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竞选市长而获得成功的活动。
　　许多活动在当时一些社会改革宗教团体里的中产阶级妇女也参加了社会党，因为她们觉得社会主义理论中暗含着一种类似于基督教以服务的宗旨的集体主义伦理观念。基督教妇女禁酒协会主席弗兰西丝·韦拉德（Francis Willard）就是这样一个，她在1897年以主席身份发表的一篇演说是这样结尾的：“视爱的伙伴们……社会主义是一条康庄大道；它能使基督福音的伦理准则实现于日常生活。除了社会主义，什么也办不到。”
　　西部有它自己的本地区种类的社会主义。许多西部社会主义者都兼有世界产联即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倾向，强调把移民非技术工人作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到1916年，世界产联作为一个有组织的运动已经失败。但是社会党依旧强大。[2]
　　和玛丽姑妈、蒂莉姨妈一样，史沫特莱也是坚持下来的一个。她的政治信仰主要出于个人对她和她的家庭在西部矿区市镇所受侮辱的愤懑。作为西部严酷的经济状况和强烈的个人奋斗精神在下层的产物，更能吸引史沫特莱的本应是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无政府主义牌号的社会主义，而不应是更接近中产阶级化的社会党。但她个人的愤懑和圣迭戈环境互相作用的特定情况导致她参加了社会党。
　　1916年，史沫特莱个人的当务之急是解决性问题。最新获得的关于节育方面的知识给了她在肉体上处理这个问题的手段。她把个人的气愤纳入政治轨道，谴责不让穷苦妇女掌握解放妇女的节育知识的状况。她的政治觉悟很大程度上是受索伯格和厄内斯特·布伦丁的影响而形成的。因为这两个是她最尊敬和热爱的人，而他们也爱她，而且她在圣迭戈的朋友主要来自“公开论坛”，其中大多数成员是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这就使她自然而然地加入了与他们有联系的社会主义运动。总之，史沫特莱加入社会党更多地是为了满足直接的感情和社会需要，而不是出自对它的理论的认识和对社会主义深入理解，她不是被党的会议所吸引，而是被她个人与社会党和自由派“公开论坛”的领袖们的关系，以及论坛的系列演讲所吸引。象她在《大地的女儿》中所写的那样：

　　当时我还在加利福尼亚，我周围的许多社会主义小组都懂得不比我多。我们经常在一间昏暗的小房间里聚会，讨论战争，研究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社会主义思想。这房间楼下是一间弹子房，前面是一间铺着木块镶嵌地板的四方屋子，屋角里放着一架黯然无光的钢琴。在通往这间屋子的过道上放着一个报架，陈列着各种以很小字体印在很粗糙的纸上的社会主义和激进派的报纸、传单和小册子。这里面所谈论的题目都是学说性的各洲马克思主义理论间题。不时会有一个党员宣告组织学习小组，我便会和十来个男女工人一同去参加。
　　我又参加另外一个小组，组长给我们一本字体极小的小册子，要我们仔细阅读，下回来时准备提问题。那是学说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我一点不懂，也提不出问题。
　　我们的社会党地方组织每月总要举行一两次舞会，试图吸引青年工人加入。我们二三十个人挤在那间有银木地板的阴暗的小房间里，本城那位信仰社会主义的律师也带着妻子和女儿来参加。他们都是聪明和蔼的人，担负着本城社会党的大部分工作。律师的太太特地烤了一个大蛋糕。她的女儿是个大学生，会吹短号。钢琴叮叮咚咚地响起来，短号也嘟嘟地吹响了，我们便围成一圈，尽量装出快活的神气。我和一个中年的机械师跳了第一个舞，跳舞的时候一句话也没有谈。第二个舞的舞伴是位上了年纪的单一税主义者，他来此的目的就是为他的主张争取信徒，我们跳舞时，他不住口地宣传单一税制。
　　我参加过一些这样的学习小组和跳舞会，既乏味，又缺乏美感，不足以长期吸引我。学习小组的组长都不懂得那种对于这样的题目说来是十分重要的教学方法……（默特尔）仅仅听过一次课，以后再也没有去。在我的记忆中，这些都是沉闷枯燥的活动。

　　史沫特莱开始接受了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改变既是可能的，也是可取的。在这一点上，她的立场发生了根本变化，而1912年她在旧金山时曾竭力回避和她有同样背景的人。1916年，史沫特莱的妹妹默特尔曾努力隐瞒她们家庭以往的真实，以便能够进入美国中产阶级而摆脱过去。在她们其余的一生中，在如何对待家庭背景的问题上，始终态度不一致。默特尔认为，企图对社会结构作根本性的改变是愚蠢的浪漫主义空想，因而注定要失败，还可能招来更大的痛苦。而艾格尼丝，她永远也不懂为什么默特尔不谴责这样一种制度：政府容忍贫富悬殊、公民机会不均等和大企业造成的不公正；为什么默特尔不象她那样对她们自己母亲由于营养不良、过度劳累和因缺乏适当的医疗照顾而死感到气愤？
　　史沫特莱和布伦丁的婚姻仍艰难地维持着，到1916年6月，厄内斯特·布伦丁的加油站显然无法再经营下去了，他决定回弗雷斯诺去干一项收入颇佳的非全日工作，使他能断断续续到州立大学去上一些课。那年夏天，史沫特莱跟随丈夫到了弗雷斯诺，第一次为一家商业报纸工作，这家报纸是《弗雷斯诺共和晨报》。
　　尽管这是一家保守报纸，对威尔逊总统持批评态度，但史沫特莱在两个问题上同意它的立场。象加利福尼亚最大的报系赫斯特报系的报纸和加利福尼亚整个公众舆论一样，直到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这家报纸一直持强烈的反英立场。虽然它并不亲德，但它的社论却强调美国需要保持中立，并一直对威尔逊当局准备参战的政策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史沫特莱同意这种立场。另一个问题是妇女选举权问题，因为在史沫特莱到报社工作前后这家报纸登载了不少支持妇女选举权的文章。因为文章极少署名，所以史沫特莱究竟在报社干了些什么很难评估，但她承认有一篇报道是她写的。弗雷斯诺是加利福尼亚的印度锡克族人聚居中心，1916年9月被派到那里去报道一次印度人的集会的肯定是史沫特莱。演讲人是《自由印度斯坦》的主编拉姆·昌德拉（Ram Chandra），该刊是旧金山一家主要得到弗雷斯诺附近锡克族农民支持的月刊（那时在美国大约有10000名男性印度移民，妇女数量极小，囱为法律规定印度女人不准移入）。昌德拉那天的目的是作一个关于印度民族主义运动进展的报告，为支持在印度推翻英国统治而筹款。他的报纸意图将英国殖民统治下滋生出来的种种不公平，例如新闻检查和大面积的饥荒公布于众。
　　给史沫特莱印象很深的是演讲者看来得到了在场的500余美籍印度人中大多数的支持。她从而开始认识到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已在印度和全世界站稳了脚跟，它把英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看成是推翻英国在印度统治的黄金时机。加利福尼亚的锡克族农民已经组成了在印度本土外最大的印度政治组织，他们把它称作噶达尔（Ghadar）党即“反叛”党。
　　史沫特莱一方面开始了解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并继续她第一次担任的商业报纸的工作，另一方面她仍生活在精神创伤之中，她的婚姻又一次陷入危机，厄内斯特终于提出了离婚。
　　1916年秋，史沫特莱独自回到了圣迭戈。她业余生活的中心仍然在公开论坛，论坛主持了一次对社会主义演说者的自由大检阅，演讲人有1916年的社会党总统候选人、著名的阿伦·本森（Allan L. Benson），印度民族主义者和诗人拉宾南德拉斯·泰戈尔，讲演墨西哥形势的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和谈论“爱尔兰叛乱”的科内林·利汉（Corneling Lehane）。
　　1916年12月的一天，史沫特莱的生活因一件小事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她丢失了她的手提包。手提包被圣迭戈师范学校的校长爱德华·哈代（Edward Hardy）捡到，他发现了一个写着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布伦丁名字的粉红色的社会党党证。他将史沫特莱召来，解雇了她，并建议她为了她妹妹的缘故立即离开圣迭戈：默特尔下一年总还得找一个教师工作，如果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布伦丁还在那里，她找工作要难得多。
　　史沫特莱立即离开了圣迭戈。她宣布她要到纽约去，但她先去了弗雷斯诺，因为厄内斯特仍在那里上学。她恳求他再作一次和解的尝试，然而毫无效果。厄内斯特相信史沫特莱作任何人的妻子都不会感到幸福，她只能在事业中找到幸福。史沫特莱自己并未对她与厄内斯特·布伦丁的婚姻感到长久的痛苦。后来她在一封信中写道：“我是那么地愿意见到厄内斯特并同他谈话。当我要将自己从低水准的思想、生活和文化中拽出来时，他曾是我踩着的‘东西’。他是我的一个支柱。如果没有他，我怀疑我是否会知道还有另一种生活。我不后悔，但我为他受到伤害而难过，因为他爱我。但只有一个爱我爱到能忍受痛苦的男人才能帮助我。我欠厄内斯特的要比他所能想象的更多。”
　　1916年，史沫特莱离开了加利福尼亚，她感到很脆弱，感情上仍依赖着厄内斯特·布伦丁。她中途在科罗拉多停留去探望她的蒂莉姨妈。在离开科罗拉多后，她想必感到极端孤独，因为在去纽约的路上，她曾在一个中西部小镇停留，以看望一位她当教师时曾经与之通信的新墨西哥州的笔友。这位她曾经非常钦佩其书法的男人，是一个矮小而敬畏上帝的商店职员，对妇女有着非常保守的观点——很难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成为志趣相投的朋友。



[1] 艾格尼丝竭力采取的满不在乎的态度在几天之后，即1912年9月6日她从旧金山寄给父亲的一张明信片上有所流露，她在明信片上写道：“亲爱的爸爸：（我）就象蔓越橘商人一样忙碌。不过，身体不错。弗里斯科真是一个相当美好的城镇，但我并不十分喜欢。”没有提到结婚。

[2] 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分支，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成立于1905年，和主流社会主义者不同，看中的是流动性较大、稳定性较小的支持者群，轻视有条不紊、切合实际的纲领而强调“革命的”呼吁和对于编知工时，啬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其领导人和创建人是威廉·海伍德（William D. Haywoad），他的政治哲学是一种社会主义与工团主义的结合物。在整个西部，一种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压力组织便在小块的采矿营地和位于城镇边缘的铁路装卸场内兴起。到1910年，世界产业联合会就在南加利福尼亚有了一支强大的队伍，同时，又是那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来，在1913年1月，由于在自行其是的罢工中使用暴力战术，海伍德被开除出了（尤金·德布斯领导的）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虽然有好几千工团主义分子追随海伍德退出了社会党，但是多数，包括史沫特莱在圣迭戈的朋友们，却留下来了。能看麦尔文·杜波夫斯基，《我们将是一切：世界产联历史》（纽约（1969），和杰姆斯·R·格林，《草根社会主义：西南部的激进运动，1895—1943》，（巴顿卢治，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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