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史沫特莱传（1987）

译序

　　到1950年5月6日客死牛津，只活了58岁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为穷苦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献出了全部青春和毕生精力的伟大女性。她从美国一个穷乡僻壤的村野姑娘，通过刻苦的工读，经历过坎坷曲折的道路，克服了比男性更多一重的重重困难，成长为享誉国际的作家、记者和不朽的战士，为全世界妇女作出了自尊自强的榜样，在人类进步历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足迹。
　　在探索和追求她的理想和目标的奋斗过程中，她参加过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曾为妇女解放运动一部分的节制生育运动积极工作，支持并参与印度独立斗争而忘记了自己不是一个印度人，认同并投入中国人民革命洪流时又忘记了自己不是一个中国人。
　　然而她的大部分活动和主要成就，都和中国相关。除自传性小说《大地的女儿》以外，她的几部传世之作，写的都是中国、中国人民、中国的革命斗争。
　　1928年底来到中国之后不过一年多，在从上海写给一位丹麦女作家，她的好友卡琳·米凯利斯的一封信中，她就写道：“我已经变得非常中国化了。也许因为我已经有了半亚洲式的习惯和思想，中国和中国生活对于我都很容易适应。我可以很容易沉没在中国人的大海之中，穿他们的衣服，吃他们的食物，过他们的生活，全心全意关注他们的问题。他们的问题也就是我的问题。”她还说，“我不知道会在中国多久，就我个人而论，可以永无尽期。”（1930年4月2日）
　　不久，她就写出了第一部从侧面报道中国革命及其斗士的《中国人的命运》（1932），第一部正面介绍中华苏维埃和中国红军的《中国红军在前进》（1934）。抗日战争爆发，她又作为八路军中第一名外国记者和仅有的一名外国女记者写出了八路军抗战现场观察日记《中国在反击》（1938）。回美国后，又写出了被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优秀报告文学著作的《中国的战歌》（1943），以及，在她死后多年才得以出版的第一部经典性中国革命人物传记《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1956）。
　　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笔下熟悉现代中国人形象的英语读者，正是从史沫特莱这类作家的作品中开始对中国人民及其解放斗争有了新的认识并产生了程度不等的同情。而中国读者，则不仅从中看到了自身的问题、弱点、力量和希望，而且，体会到了“洋兄弟”和“洋鬼子”之间的重大差异。
　　史沬特莱一生的活动，从不局限于任何单一领域。如果说她也有一项专业，那就只能是她自己所说的“穷苦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和“在此前提下的中国革命”。1929年5月来到上海，仅在上海一地，她就扮演着多重角色：身为德国报纸的美籍记者，而在文化战线上成了鲁迅的亲密战友，在政治活动中充当宋庆龄的得力助手，并对周恩来领导下保卫中共中央地下组织的特科和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写文章、办刊物，参与合法斗争、从事地下活动；有时是喉舌、有时是桥梁，有时简直是一柄匕首。为追求她所确认的理想，不顾个人安危，牺牲个人幸福，置生死于度外。
　　正是在史沫特莱的身上，中国人民看到了约翰·里德和战斗在马德里前线的国际纵队中美国优秀儿女正直、善良、见义勇为，以天下为己任的高贵品质。
　　而在跨越美、欧、亚三大洲紧紧跟踪她的英国特务心目中，她是大英帝国危险的掘墓人，后来，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视为妨碍侵华政策的眼中钉，在他们的御用报纸上被描绘成年轻漂亮、能歌善舞、精通多国语言的色情间谍，甚至被列入了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谋杀对象黑名单；二次大战结束后，她又被美国军方诬控为“仍然逍遥法外的苏联间谍”。
　　在史沫特莱逝世三十周年的纪念会上，她当年的战友茅盾在书面发言中写道：“史沫特莱是难忘的，无论你喜不喜欢她。我们中国当然喜欢她，非常喜欢。在今天这个集会上我愿意说得更庄严些：我们敬爱她。”又说，“回想她之为作家、记者、革命者、中国之友、妇女运动家、国际主义志士哀乐一生，颇觉其犀利（时或近于刻伤）、绝俗（时或近于愤世）、创新（时或近于纵奇）、嫉恶（时或近于无恕）、利他（时或近于虐己），其中闪烁着高尚品格的光芒，可说是20世纪同辈人物中所罕见的。我静对夜窗，反复细味，感触很多，同时也在精神上获一安慰和启示，好比看到太空中一道彗星昂然而又悠然逝去。再来想想她所眷恋至死的中国和世界人民，就平添了几分勇气和信心。”
　　茅盾还正确地指出：“她写的作品和写她的作品应该是教育青年一代的极好材料。”
　　史沫特莱几部主要的著作，到目前基本上都有了汉译本。《大地的女儿》，早在30年代就由杨杏佛找林宜生译出，于1932年由上海湖风书局出版；《中国人的命运》和《中国红军在前进》，虽然晚了些，但到80年代也算有了汉译本，那是因为《中国红军在前进》一出版，连英文本也立即成了当时中国境内禁止邮递的禁书；《中国在反击》出在国共合作抗战初期，所以立即就有了汉译版；《中国的战歌》第四章的部分内容在1946年曾以《中国之战歌》为书名出过单行本，直到80年代有了适宜的气候才得以在北京出了一个比较忠实的全译本；《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与时代》也在同一条件下出了汉译本。
　　史沫特莱的著作，是中美两国人民共同的财富，是值得世代珍视、常读常新的读物。因此，不仅在始终尊敬她的中国到80年代基本上出齐了她的主要作品，而且在麦卡锡主义一度肆虐的美国，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作为作家的名字也逐渐从强制的遗忘中在人们心头复活，从1956年《伟大的道路》终于得以用它本来的语言出版，继《大地的女儿》于1973年重印之后，50年代初被从所有图书馆彻底清除出去的史沫特莱其他著作，也都陆续有了新版而重新放回到书架上。只是她以英语、德语和汉语分别发表在美、英、德、印和中国各种报刊上的各种性质的文章以及大量私人信件，尚有待于汇编结集。
　　至于写她的作品，当然，写到她的要比专写她的多得多，最早一位满怀钦敬之情写到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是采访西安事变的新西兰记者杰姆士·贝特兰，后来，不少中外人士在写到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回忆录中都对她有所记述和评论，其中包括新闻记者、外交官、学者、作家、政治活动家、军人……他们不能不谈论到她，因为她已经是他们所经历的那一段中国历史时期若干重大事件的一部分，甚至蒋介石也没有忘记提到这位美国女记者，提到她对史迪威的影响。
　　1954年在东京出版的日本女作家石垣绫子所著《回忆史沫特莱》，是写史沫特莱的第一部很有价值的传记性著作，对她自中国返美后的生活、工作、遭受迫害和反迫害斗争，作出了真实感人的近景描绘。1980年在纽约问世的乔伊斯·米尔顿著《中国之友——史沫特莱》，是第一部用英语写成的史沫特莱传记，虽然过于简略，但也有助于廓清三十年间尽管已逐渐淡薄却依旧笼罩着她的麦卡锡迷雾毒氛，为这位在年轻一代心目中被强行陌生化了的伟大女性勾画出了一幅线条明快，比例得当的肖像速写。
　　而麦金农夫妇的《史沫特莱传》，就其反映传主真实生活和性格的宽广、深厚、丰满而论，称得上是迄今所能读到的上乘佳作。这是他们在多方支持和资助下，追踪史沫特莱生前的足迹（苏联除外），访问她的生前好友和旧日对手，罗掘一切可能罗掘的资料，孜孜不倦勤奋工作了十二年的研究和写作成果。
　　麦金农先生是一位历史学家，在其前身为史沫特莱母校坦佩师范学校的亚利桑纳州立大学讲授中国近代史，曾在我国访问和工作两年并多次来华出席学术会议。麦金农夫妇是以治史的精神和方法撰写《史沫特莱传》的，但又有意识避免了一般读者读纯史学著作可能会感觉到的“枯燥”。
　　其实史沫特莱一生坎坷曲折、极富戏剧性的经历本身，无需假借叙述笔墨的文采，便足以强烈吸引读者，一旦翻开封面，不读完最后一页就会不忍释卷。
　　史沫特莱自己认为，对于个性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是意志和环境。两位作者一度强调意志，原拟传记副题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女性”；但是最终改定为：“一个美国激进女性的生平与时代”。他们以翔实的史料，展现出一幅，用她另一位生前老友陈翰笙的话说：“一个在中外历史上无可类比的人物”的独特个性在时代与意志相互作用中形成和发展的全息画卷，解答了一个又一个曾经是迷一样的有关问题：一个穷乡僻壤的村野小姑娘怎样成长为享有国际声誉的记者和作家？一个矢志为穷苦和被压迫人民解放事业献身的斗士何以拒绝加入美共、德共、印共，而为未能被中共接纳嚎啕痛哭？一个美国人为什么会：生，愿为中国人民战斗，死，愿葬身在中国的土地？……
　　这部《史沫特莱传》，不仅写出了她在文化和政治领域内的奋斗和业绩，并且写出了她私人生活中有关婚姻、情爱之类较为隐秘的部分和心路历程，而不必动用“合理想象”的手段，因为除了大胆直言的自传小说和自传体报告文学著作，史沫特莱还在人间留下了大量大有事无不可对人言精神的信札。
　　于是，读者尤其是我国的青年读者，就可以从这个“彻底到家的国际主义者”和比有些中国人更爱中国的美国女性的言行中得到应有的启示。
　　就涉及的广度和深度而论，这是一部相当完整的传记，而完整的传记是一定写不出完美的传主的。史沫特莱也确实并非完人，从这部传记中可以看到，她有缺点和弱点，甚至有些优点也交织着缺点：她是一个凡人，一个伟大的凡人。她之所以值得尊敬，在于她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在于她勇于为自己所选择的正义事业作无私的奉献，终生奋斗，百折不挠，终以身殉。
　　这部传记显然不会是最后一部史沫特莱传，正如几位研究史沫特莱的美国朋友来信所说，史沫特莱丰富多采的一生并没有被他们写尽，仍有许多有待于研究和写出。但是，我相信，任何一位研究史沫特莱的学者或传记作者，都不会不重视这部传记所提供的丰富的资料和线索。而现有的这样一部史沫特莱传，也确实已算得是“教育青年一代的极好材料”，却又岂止是教育“青年”的极好材料。江枫

1990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