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2012）
第八章
重返莫斯科
这样，在将近二十五年之后，我重返莫斯科。
赖莎和我在莫斯科郊外一座面积不大的乡村住宅——别墅——安顿下来。这样的房屋还有几座，是供刚刚上任的国家领导人临时居住的地方。
我的第一印象是：我们好像轮船遇险之后被困在了荒岛之上。后来，我们会回忆起我们的这个暂住地。1978年——1979年的冬天很冷，温度下降到零下40摄氏度，这样的低温在莫斯科也不多见。
当天晚上，按照习惯，我们穿上暖和的衣服出去散步。冰冷的霜冻令我们感到呼吸困难。我们出去散步的一个原因是要单独分享我们的第一印象。
我认为我熟知“沙皇宫廷”的运作方式。但直到我来到首都之后，才发现其中的情况要比我想象的复杂得多。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才能弄明白“最高层”关系中的复杂和微妙之处。所以，我的心情并不轻松。
那些日子里，赖莎反复问同样的问题：
“我们在这里的情况到底会怎么样？”
为了让她放心，我说道：
“记得我们来到斯塔夫罗波尔生活时的情形吗？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无论未来多么难以捉摸，我都不会拿今天的生活与我们在斯塔夫罗波尔最初十年的生活相交换。”
赖莎同意我的话：
“我也不会。但最近事情都找到你身上来了，你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我本来在安心地写我的博士论文，但现在我不知道我的工作和论文写作会发生什么变化。也许现在的确该抓紧我的论文写作了，你认为呢？”
我实事求是地回答道：
“我的想法不同。我们将有一个新家，你会用很多时间来安顿新家。”
不久，我们就搬到修谢夫大街被称为“缙绅之家”的公寓楼里。我们还分到了另一座别墅。我们不再是新来者，而成为永久居民了。别墅位于索斯诺夫卡，在环线以内，靠近克里拉茨基耶山，跨过莫斯科河就是沙滩湖。当时，这里是一片松树林，现在已经成为了高层住宅区。我去基金会的路上会经过这里，从远处看，就像是曼哈顿的天际线。
我们要搬入的这座别墅，1930年代时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1]曾住过，最近刚刚从这里搬走的是康斯坦丁·契尔年科。这是一座陈旧的，甚至是破旧的木结构房屋，但很舒适，建筑风格也很引人入胜。你能够感觉出来这座房屋的年代，只要踏上通往一楼的台阶，就能听到吱吱作响的声音，好像台阶就快要塌下来似的。
12月底，赖莎去斯塔夫罗波尔接伊琳娜和阿纳托利过来，同时把值得运来的家具运过来。
我的建议是：“东西尽可能扔掉，或送给邻居，图书捐给图书馆。”
她接受了我的建议，运来的家具中包括两把很结实的椅子，是我在赖莎1955年来到斯塔夫罗波尔之前购买的。
我很高兴她把椅子拿回来了。
“干得漂亮，你带回来这些椅子。”
赖莎运回来的另一样东西是一块色彩明快的垫子，这是她妈妈送给她的。那两把椅子后来遗失了，但我依然保存着这块垫子。
赖莎为公寓和别墅选择的都是现代风格的家具和装饰。她不喜欢地毯，因为地毯“吸聚灰尘”。基于同样原因，她也不喜欢厚实的窗帘和厚重的家具，总之不喜欢那些与过时的舒适理念相关的东西。
赖莎与孩子们在新年前夜来到莫斯科。我们一起在家迎接1979年新年的到来。当克里姆林宫大钟敲响的时候，我们举杯共同庆祝乔迁之喜，祝愿大家一切顺利。
从一开始，我就投入到工作中去，每天工作12小时到14小时。伊琳娜和阿纳托利转学到第二医学院。在面谈中，副院长查看了斯塔夫罗波尔医学院的学生成绩册，说道：
“你们只是在这个学院里得到了高分。我不知道你们能否在我们学院学得一样好。”
“我们会看到的。”伊琳娜回答道。
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继续读研究生，完成学业后留校任教。伊琳娜写了一篇有意思的研究论文，包含社会方面和医学方面的内容。她的学位论文题目是《莫斯科市工作年龄段男子的死亡原因》。这个论文题目及论文本身属于保密范围，之后也从未解密。
我忙得一塌糊涂。
赖莎很高兴我喜欢我的工作。她起初忙着安顿家里的事情，然后开始探访我们青年时代喜欢去的地方。首先，她遇到了一生的挚友妮娜·利亚基舍娃。这是我第三次在本书提到她，她就是在我们的婚礼上把她的白色舞鞋（当时的确很漂亮）借给赖莎的那个女生。赖莎走访了哲学系，见到了以前的老师。她对研究工作感兴趣，对我说：
“也许我应当拿博士学位？所有人都知道我到这里来了，而且他们都知道我在社会学方面的研究。”
我的反应是务实的：
“时间将能说明一切。”
赖莎同意我的看法。的确，我们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和重新审视。我的工作很忙，留给家里的时间有限（因为我不仅在工作日很忙，而且星期六也要上班），但我尽力使我们的生活能在首都安顿下来并且建立新的关系。很自然，我想了解我同事们的生活环境，只是为了更多地了解他们。不过，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即使是会见和探望老朋友也受到劝阻。不管怎样，人们从来也不明白……
在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中，勃列日涅夫在家里只会招待很少几位圈内的成员：葛罗米柯[2]和乌斯季诺夫[3]，来得少一些的有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1979年夏初，令我十分意外的是，苏斯洛夫邀请我们全家用一整天时间共度周末，一起到被斯大林废弃的乡间别墅前的庭院里散步。我们一整天都在一起散步、交谈和饮茶。苏斯洛夫是莫斯科的老前辈，欢迎一个来自斯塔夫罗波尔的年轻同事的到来。领导人内圈的关系很有意思。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相互之间用较为亲近的“你”来称呼，在正式会议上也是如此。其他政治局委员称呼勃列日涅夫和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时，则用更为正式的“您”。
另一件事情使我感到吃惊。我在担任边疆区党委书记时，无论什么时候遇见苏斯洛夫，我们相互之间都会用较正式的“您”。对我来说称呼苏斯洛夫为“您”是很自然的事，而他也用正式的“您”称呼我。当我担任中央书记之后，苏斯洛夫开始用较亲近的“你”来称呼我，而我仍然用较正式的“您”称呼他。
被用较亲近的“你”来称呼表明我已经被接纳到内圈。
另一段记忆与此相关。几年之后，我已经是政治局委员，搬到了安德罗波夫隔壁的一座别墅。一次，我自作主张邀请安德罗波夫来吃中饭。我想起这件事时仍然感到窘迫不已。
我打电话给他，请他与他的夫人塔吉扬娜·菲利波芙娜一起到我们家来：
“我们今天准备了斯塔夫罗波尔的佳肴，就像以前的好时光一样。”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以平静和平稳的语气回答：
“是的，那些好时光。但是现在，米哈伊尔，我不得不拒绝你的邀请。”
我大吃一惊：
“为什么？”
“因为只要我们往你们家的方向去，那么明天，事实上是立刻，流言机器就会开动：谁去见了谁，为什么见，他们讨论了什么。”
“哦，不会这样的，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我十分诚恳地回答道。
“事情恰恰就是这样，米哈伊尔。塔吉扬娜·菲利波芙娜和我只要一离开我们家走到你那里去，就会有人报告给列昂尼德·伊里奇。我只是要你知道。”
从那时开始，我们不再邀请内圈的任何成员参加类似活动，也不想被邀请。我们继续会见老朋友和结识新朋友，邀请他们到我家里来，也到他们的家里去，但与我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同事就没有这些来往。
赖莎很难适应这种新的关系模式。她在那个被称为“克里姆林夫人们”的特别群体中从来没有亲近的感受。她与任何一位夫人都没有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夫人们的圈子是她们的丈夫们的等级制度的一种折射，还掺入了一些女性的微量元素。在参加了这样一些女性聚会之后，赖莎对那种氛围感到惊愕：傲慢、粗鲁和谄媚。
这已经到了十分荒谬的程度。1979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政府按照惯例为外国宾客和本国杰出妇女举行招待会。所有领导人的夫人都要来当招待会的主人。赖莎前来参加这次活动，这是她第一次参加正式活动。她到得比其他人早，找了一个空座位坐了下来，没有意识到必须严格遵守的尊卑次序。
当赖莎发现她站在一位重要的夫人——基里连科的夫人身旁时，后者向她转过身来，用她的手指指着说：
“你的位置在那边末尾的地方……”
赖莎事后不断重复一句话：
“真是太怪了。”
在这个“特定的”圈子之外，情况就轻松得多。伊琳娜和阿纳托利与同学们打成一片，很快就结识了很多新朋友。赖莎恢复了与莫斯科大学和哲学研究所的同事们的关系。她开始参加学术会议和社交聚会，还开始学习英语，后来她的英语能力派上了很大用场。
在我们开始新生活的最初几个月里，只要我们有空，就会乘车去游览这座城市。我们最初的游览目的地是我们十分珍视的老地方：莫霍瓦亚、红门、克拉斯诺谢利斯卡亚大街、索科尔尼基及其给人印象深刻的消防塔、卢萨科夫俱乐部，当然还有斯特罗门卡大街……我们跨过亚乌扎河，往普里奥布拉任斯卡亚广场的方向去，在曾经是索科尔尼基区婚姻登记处的建筑前停了下来。
一切都变了。我已经提及大格鲁吉亚街和小格鲁吉亚街是如何变化的。普里奥布拉任斯卡亚广场也变了，列宁山的地貌同样变化很大。我们年轻时，莫大的大楼和莫斯科河边的滑雪跳台在周围的空地和低矮房子的衬托下显得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那里曾经有一个切廖姆什金村，建筑工人就住在那里，我们也到那里的邮局去取家里人寄来的包裹。现在那里是一片现代住宅区。
我们看到这些变化时，心情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因为我们学生时代的那些老房子及其周边环境都消失了。同时，现在人们的居住条件得到了改善，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我们怀念旧时的莫斯科。
离莫大在莫霍瓦亚大街老大楼不远的一条街是著名的老阿尔巴特大街。当时我们经常走过周围迷宫似的小街小巷，现在它们被新阿尔巴特大街取代，街上都是高楼，通往库图佐夫斯基大街。沃兹涅先斯基将新的综合性建筑描述为“莫斯科的假牙”。
我们漫无目的地开车在莫斯科游览，希望更加了解新的莫斯科和老的莫斯科。不久后，我们想到将莫斯科的景观按不同世纪划为不同类别：如14世纪——16世纪、17世纪——18世纪等等。赖莎抓紧时间结识了一些莫斯科历史方面的专家，我们出去游览时通常请一位与我们同行。
后来，我们的教育游览扩大到了莫斯科周边地区。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莫斯科河两岸的景观。我们以前听说过科洛缅斯科耶庄园，但亲眼看到时还是被震慑住了。升天教堂直刺云天，通往上帝之处。法国作曲家柏辽兹[4]就是这样描写这座教堂的。闲暇时间，我不得不说我们最终得以完全沉浸在对于戏剧的旧时激情中了。当然，我们此前来莫斯科短暂停留期间，设法观看了所有有意思的戏剧。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在塔甘卡剧院观看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和《反世界》，以及在莫斯科大剧院观看的芭蕾舞剧《斯巴达克思》。
我们在莫斯科定居之后，成了戏迷。
处于巅峰的勃列日涅夫
当时，对我来说最出乎意料的事还是发生在中央委员会。我的固定工作岗位在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每个星期召开例会，书记处的工作职责就是监督中央决议的贯彻落实和重要干部的选派任命。这是一个强大有效的机制。政治局确定政策指导方针，批准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及各部起草的决议，书记处则是控制所有这一切，特别是与意识形态相关方面的有效机制。
一开始，我在书记处的工作和会上讨论问题时所付出的努力，使我受到了身边同事的冷遇。他们几乎都不拿正眼瞧我，有些人认为我是自命不凡的家伙。但是，我拥有在一个规模较大的党组织工作的经验，所有的决定都经受住了现实生活的考验。
我竭尽全力避免日常工作受阻，但说来容易做起来难。这种行为方式很难推行。我寻求推动符合改革需要的决定，问责废弃重要文件的原因，但这样做的时间还没有到。对那些拥有骄人工作业绩但脱离了新形势的人，我将予撤职。但这是以后的做法。
在书记处的会议上，我时常感到受到约束和不舒服。在斯塔夫罗波尔担任第一书记时，我拥有的自主权比在最高领导层要大很多。
我担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时间为9年，占据了政治的优势。我早期从事政治工作时，有时会有这样的想法：也许我最好从事科学研究方面的工作。但是，我担任边疆区党委书记的经历使我确信我做了正确的选择。政治压倒了我的其他偏好和意愿。
我将最好的年华奉献给政治，品尝到了政治的味道。政治占据了我的全部，但我从来不是政治的奴仆。
回过头来谈我在书记处的工作……我到书记处工作时，苏斯洛夫是书记处的领导。书记处是他的权力范围。只有在苏斯洛夫出差或休假时，基里连科才负责书记处的工作。
我认为苏斯洛夫是负责书记处工作的合适人选。他的经验十分丰富，44岁就在斯大林时期开始担任书记处书记，而且一生都位居党的领导层内。他擅长的领域是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为人谦逊，对钱财丝毫不感兴趣，穿衣着装别具风格。人们称他是“穿橡胶套鞋的人”。他到中央委员会上班，要到楼上的办公室，他在上电梯之前脱下他的胶鞋。
大家都知道苏斯洛夫的那件灰色长风衣。1974年的一天，苏共中央在哈萨克斯坦召开一个庆祝开垦处女地运动20周年的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包括所有参加开垦处女地的地区（不仅有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还有罗斯托夫、斯塔夫罗波尔和其他地区）党委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在皮聪大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5]之后于深夜时分抵达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领导人和地区党委书记们到切利诺格勒机场迎接他。我们这些北高加索的代表站在欢迎队伍的末尾。勃列日涅夫来到每个人的跟前握手。他来到我们面前时问道：“你们过得愉快吗？”
“我们过得很愉快，看了一部在哈萨克斯坦拍的电影。”
“什么电影啊？”
“一部新拍摄的纪录片，展现了您接见处女地人民的许多场面。您穿着一件灰色大衣。”
“就像苏斯洛夫的那件吗？”
所有书记都说像。
说实在的，勃列日涅夫尊重并极为信任苏斯洛夫。在勃列日涅夫为中央全会或其他重要会议准备报告的过程中，报告的初稿会发给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传阅，让大家发表评论或提出修改建议。报告的起草人员熟知勃列日涅夫的不变指令：“米哈伊尔·苏斯洛夫的意见必须百分之百接纳，其他同志的意见需要讨论。”
我来到莫斯科工作时，党的最高领导层已经进行了重组。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得以掌权是由于废黜赫鲁晓夫的不同派别之间妥协的结果。勃列日涅夫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很突出的人物，所有人都认为他将会轻易地受人摆布。结果证明他们是错的。通过精心安排的行动，勃列日涅夫巩固了他的地位，从此无人再能对他形成挑战。
撤换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的举措表明勃列日涅夫此时已经拥有绝对的权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勃列日涅夫的“个人权力”越来越强大时，他却逐渐失去了控制权，他行使实际权力的时间并不长。勃列日涅夫的变化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他比以往更加精力充沛，也更加民主；他喜欢保持正常的人际关系，鼓励辩论和讨论，甚至在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上也是如此。
197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的身体状况变差，他本应当在那个时候就离开领导岗位。这对他本人和国家都有好处。根据安德烈·葛罗米柯的说法，勃列日涅夫本人有好几次提出要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但没有候选人脱颖而出，所以勃列日涅夫只得留在他的岗位上。
严格遵守尊卑次序是为了维持微妙的平衡：每一位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都知道自己的位置，并不想有所僭越。有的时候，这种从属次序显得十分荒谬。一个例子就是政治局会议室的坐席排列。我不是在开玩笑。
人们也许认为在同事和同志们开会的时候是没有特权存在的。事情不是这样的，每一个人在桌前都有一个固定的座位。勃列日涅夫的座位在桌首，他的右边是苏斯洛夫，左边是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柯西金退休后是吉洪诺夫[6]。苏斯洛夫旁边是基里连科，再过来依次是佩尔谢[7]、索洛门切夫[8]、波诺马廖夫[9]和杰米切夫[10]。桌子另一侧柯西金以下依次为格里申、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契尔年科，最后是戈尔巴乔夫。
有好几次，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开会时无法集中注意力。起初我感到意外，甚至震惊。但通过观察同事们的行为举止，我也学会了如何去做。
为了来点喜剧效果，放松一下，我讲一个关于勃列日涅夫的笑话。
……一天，勃列日涅夫请他的母亲到他住的地方来看看他的生活情况。他先请母亲到莫斯科库图佐夫斯基大街的公寓，然后到了环线附近扎莱切尔的大院和他的主要住地——别墅。最后，他带她去了扎维德沃的乡间住宅，这是他度过休息时间的地方，常常出去打猎。后来，全家人前往克里米亚度假，住在总书记的南方住宅里。最后，勃列日涅夫问他的母亲对她看到的一切有什么看法。“是的，列昂尼德，我很喜欢所见到的一切。但是我想知道，如果共产党重掌政权，你怎么处理所有这些家产。”
我早期工作的重点是掌握农业方面的情况，以评估解决现存问题的机会并且从总体上制订农业政策规划。
令我感到意外的事情一个接着一个。例如，当时苏联与欧共体的粮食产量持平。但苏联的饲料消耗约为1亿吨——1.1亿吨，欧共体仅为0.74亿吨。欧共体国家生产的畜产品远远多于我国。
原因何在？原因是西方国家除了使用粮食作为饲料外，还使用了0.3亿吨的蛋白质添加剂。这就造成了巨大的差别，饲料的营养平衡，作用明显。在欧共体国家，草场能够满足35%——47%的草料需要，我们的草场只能提供17%——20%。结果，西方国家每头牲畜获得的饲料要多50%——100%。当然，牲畜品种的筛选也有影响。西欧重视培育高产的牲畜品种，我国重视牲畜的数量，而不重视质量。当时，西方国家广泛使用工业技术，这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改善了农民的工作条件。
这些问题的存在，促使苏联在牲畜品种培育方面做出改变，但并不是所有的西方经验都适用于我国的情况。
说实在的，我了解的实际情况越多，对我国农业就越担心，对我们执行的经济政策的合理性就越怀疑。
我必须处理那些错误决定给我国环境造成破坏所带来的后果。建造大型水电站是我们感到自豪的事，却淹没了超过1400万公顷的良田和成千上万的村庄、房屋、教堂和祖坟。不同时期建设的现代工业企业排放未作处理的废水，造成河流的污染。结果，淡水资源和淡水鱼资源大幅度减少。对森林的无序砍伐和其他鲁莽行动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计划经济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应当能够为处理好自然因素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提供很好的机会，并且能够发现解决关键经济问题的途径。实际上，所有的情况都不一样：在这么大的国家里，过于中央化的管理体制造成了许多问题。为适应官僚体制的规则，各个层级的官员都在为自己争取利益。许多财富被侵占或偷盗，金钱不知流到了谁的口袋里（有些情况下知道其流向！）。
我从上任之初就面对着这些问题。1979年的收成比上一年好。通过对情况的分析，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农产品增收目标是不现实的，其中的差距需要通过向国外购买粮食的方法来弥补。我准备好预测和建议，写入一份备忘录，交给政治局委员批阅。
这份备忘录是导致我与柯西金发生第一场冲突的诱因。其发生的环境也不同寻常。国家领导人齐集克里姆林宫，给完成长时间（175天）航天飞行的宇航员V.A.利亚霍夫[11]和V.V.留明[12]颁发奖章。在叶卡捷琳娜大厦的入口处，发生了一次很平常的谈话。与往常一样，勃列日涅夫问我收成的情况。我说需要向哈萨克斯坦派出更多的运粮卡车。突然，柯西金对着我插话道：不要乞讨，你必须自行解决。
我惊呆了。勃列日涅夫打断他的话，赶紧打圆场：
“听着，你不知道农村地区的收成如何。那个问题必须处理。”
柯西金显得越来越暴躁：
“政治局委员从中央委员会农业部门收到一份备忘录，由戈尔巴乔夫签署。他和他的部门只考虑他们自己，我们没有硬通货去购买粮食。与其放任不管，我们更应该下大气力去完成收购目标。”
这些指责的分量很重，我受到了伤害。我说，假如我存在着不足，那么就请部长会议主席告诉他的手下去迫使农民交粮食，去将粮食征收运动进行到底。
顿时陷入了一片沉默……一个活动组织人员来救了场：
“列昂尼德·伊里奇，”他大声说道，“都准备好了，请进去。”
我们都跟随勃列日涅夫进入叶卡捷琳娜大厅。
向宇航员颁奖仪式结束之后，我回到办公室，心情坏透了。不仅仅是由于发生了冲突，还因为是与我十分敬重的柯西金发生冲突。在这样的时刻，我总是设法保持冷静，认真地检查一下我是否出了什么错。15分钟之后，我接到了勃列日涅夫打来的电话。
“感到不开心吗？”他问我。很显然他想让我振作起来，并安慰我。
“是的，”我回答道，“我不能接受我的立场是错的。”
“你做的都是对的，别担心。政府应当更重视农业。”对话就在这里打住。几个小时之后，我接到了另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柯西金打来的，他说话的口气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
“我想把我们的谈话继续下去。”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13]，”我平静地回答道，“也许在这个最后的阶段您想采取一些举措。对我来说这是第一个丰收年。除此之外，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年头。”
让我意外的是，柯西金说：
“我再次看了你的备忘录。我完全同意。将它提交给政治局。”
他的声音里毫无恼火的迹象，他没有责备我，也没有向我道歉。嗯，我认为……
与柯西金发生冲突这件事却对我产生了意外的影响。一些资深领导人显然认为我在与柯西金的个人关系上固执己见。我之所以想到这点，是因为苏斯洛夫有一次与我聊天时无意中说了这样一番话：
“那天我们讨论了一次。我们就要开中央全会了，曾经有个建议要选举你进入政治局。但我想让你知道：我对此表示反对。我们将推荐你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是更好的选择。有些书记已经在他们的岗位上工作了五年、十年、十五年。为什么要制造不必要的紧张呢？”
他所言极是。
[1] 格里戈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Григор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1886年10月12日——1937年2月18日），昵称“谢尔戈”（Серго）。出身于格鲁吉亚一个小贵族家庭。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过1905年外高加索革命，为建立和武装战斗队做了大量组织工作。1905年12月被捕。1906年5月被保释出狱，8月侨居德国。1907年1月回国继续从事党的工作，任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委员。1907年11月第二次被捕。1909年2月被流放到叶尼塞省，后从流放地逃亡伊朗，在伊朗从事革命工作。1911年返回俄国。1912—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同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彼得格勒，在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工作。十月革命期间积极参与组织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和粉碎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反革命军队的斗争。内战爆发后，于1918年被相继任命为乌克兰特别事务专员和南部地区特别专员。1921—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26年任联共（布）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26年7—11月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0—1932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32—1937年任重工业人民委员。1930—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2月18日自杀身亡，葬于莫斯科红场。
[2]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ич Громы́ко，1909年7月18日——1989年7月2日），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9年任外交人民委员会美洲国家司司长。1939—1943年任苏联驻美国大使馆顾问。1943—1946年任驻美国和古巴大使。1946—1948年任苏联常驻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代表。1946—1949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46—1950年、1958—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3年任驻英国大使。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3—1957年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56—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年支持赫鲁晓夫打倒莫洛托夫“反党集团”。1957—1985年任外交部长。1958—1987年任《国际事务》杂志主编。1964年参与了推翻赫鲁晓夫的活动。1973—1988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3—1985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85年因病放弃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转而支持戈尔巴乔夫。1985—198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88年退休。1989年逝世。
[3] 德米特里·费多洛维奇·乌斯季诺夫（Дмитрий Фёдорович Устинов，1908年10月30日——1984年12月20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18年进厂做工。1922年加入红军。1923年参与镇压巴斯马奇叛乱。1927年加入联共（布）。1941—1946年任军备人民委员。1946—1953年任军备部长。1946—1950年、1954—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8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3—1957年任国防工业部长。1957—1963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军事工业问题委员会主席。1963—1965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65—1976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兼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7—1984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84年任国防部长兼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4年逝世。
[4] 艾克托尔·路易·柏辽兹（Hector Louis Berlioz，1803年12月11日——1869年3月8日），法国作曲家，法国浪漫乐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5] 乔治·让·雷蒙德·蓬皮杜（Georges Jean Raymond Pompidou，1911年7月5日——1974年4月2日），早年曾短暂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40年入伍，法国沦陷后退役。二战结束后，于1946—1949年任旅游委员会主席。1954—1958年期间在罗斯柴尔德银行工作。1959—1962年任宪法委员会委员。1962年加入新共和国联盟。1962—1968年任总理。1965—1969年任洛特市议会议员。1967年加入共和国民主联盟，1967年、1968—1969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69—1974年任总统。1974年去世。
[6]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吉洪诺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Тихонов，1905年5月14日——1997年6月1日），1940年加入联共（布）。1950—1955年任黑色冶金部管道工业总局局长。1955—1957年任黑色冶金部副部长。1957—1960年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经济委员会主席。1960—1963年任部长会议国家科学和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61—196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3—1965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65—1976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66—1985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6—1980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78—1979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9—1985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0—1985年任部长会议主席。1985年退休。1986—198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顾问。
[7] 阿尔维德·亚诺维奇·佩尔谢（Арвид Янович Пельше，1899年2月7日——1983年5月29日），苏联历史学家。1915年加入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随后参加了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六大，参与筹备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8年加入契卡。1919年参加拉脱维亚革命，革命失败后返回苏俄。1919—1929年期间在红军从事教学工作。1941—1959年任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宣传鼓动委员会书记。1946—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9—1966年任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1—1983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6—1983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委员。1983年逝世。
[8]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门切夫（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ич Соломенцев，1913年11月7日——2008年2月15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33年加入共青团。1940年加入联共（布）。1954—1957年任苏共车里雅宾斯克省委第二书记。1957—1959年任车里雅宾斯克经济委员会主席。1958—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9—1962年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卡拉干达省委第一书记。1961—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1964年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1964年因出轨丑闻被迫辞职。1964—1966年任苏共罗斯托夫省委第一书记。1966—1971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67—1990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71—1983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兼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3—1988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年退休。
[9]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波诺马廖夫（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номарёв，1905年1月4日——1995年12月21日），1919年加入俄共（布）和红军。1932—1934年任红色教授历史党组织研究所副所长。1934—1937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党史研究所所长。1936—1943年任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的政治顾问和执行委员会主任助理。1944—1947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国际信息部部长。1948—1955年任对外关系部第一副主任。1957—1986年任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6—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1962—1985年任苏联科学院科学委员会主席。1972—198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6年退休。
[10] 彼得·尼洛维奇·杰米切夫（Петр Нилович Демичев，1918年1月3日——2010年8月10日），1937年加入红军。1939年加入联共（布）。1956—1958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1959—1960年任苏共莫斯科省委第一书记。1959—1961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60—1962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在此期间主持了将斯大林灵柩移出列宁墓的行动。1961—1974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61—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4—1988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4—1986年任文化部长。1986—198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一副主席。1988年退休。
[11] 弗拉基米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利亚霍夫（Владимир Афанасьевич Ляхов，1941年7月20日——2018年4月19日），苏联宇航员。曾于1979年、1983年、1988年三度乘坐宇宙飞船进入太空。
[12] 瓦列里·维克托洛维奇·留明（Валерий Викторович Рюмин，1939年8月16日—— ），苏联宇航员。197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曾于1977年、1979年、1980年、1998年四次乘坐宇宙飞船进入太空。
[13] 柯西金的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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