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的思想起源》（1957）
第一章 理性主义
1、理性主义的起源
近代思想是在15世纪的伟大发现的影响下形成的。这些伟大发现极大地开阔了世人的眼界，促进了人们的需求和欲望，形成了一种使生产和流通有更大自由的新的经济社会制度。先前的占优势的封建制度在生产和生活方式中虽有较牢固的基础，但新的制度还是冲破了旧的社会经济形式的束缚，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并使那种静止地看待事物的方法逐渐被能动地看待事物的方法所取代。这种新的看待事物的方法，像新制度本身一样，也受自由、发展和进步这样一些观念的支配。
在新制度逐渐导致社会和经济解放的同时，出现了精神解放。精神解放当时表现在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文艺复兴，二是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反对因循守旧，反对专制统治，向权力的原则提出了挑战，维护思想自由和批判自由的权利。这场旨在解放思想的运动，是使一般的世界观适应新制度的第一个阶段，而宗教改革运动则是对它的完善和补充。宗教改革是当时的一个重要领域——宗教信仰领域——为争取精神自由所进行的一场斗争；它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政治斗争在宗教领域中的反映。
理性主义是上述思想解放运动的继续，它为思想自由增添了发展的概念。它的实质是不断推动资本主义制度向前发展，从而成为使一般的世界观适应新的生活方式的第二个阶段。理性主义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哲学，它在理性的口号下，坚持和维护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及其在经跻、政治和社会方面的目标,它反对把先前的既定制度看作是永恒的、不可改变的东西，主张批判现存的不合理的状况；它提出，要使世界具有与理性相一致的内容和特点，就必须改变这一世界。
由于新兴的资产阶级尚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和社会目标，而当时的经济和科学的发展也不足以对作为总体和发展中的世界作出系统的解释，所以这种早期的理性主义主要是从精神的角度来看待自由，认为进步只限于精神领域，并把世界的进步归结为理性的发展。它还将基督教概念带进哲学领域，认为精神的现实是主要的因素，并把精神和物质、人和自然对立起来。它虽倾向于认为发展只是人的进步，但又把人的发展归结为精神上的进步和道德上的完善。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理性主义也在发展；它没有使进步只停留在道德要求的高度上，而是赋予它以经济社会基础及其内容。因此，理性主义已不完全局限于精神领域了，它在朝唯物主义方向发展，并从观念的角度去揭示具体的物质现实在社会和人类生活的发展中所起的越来越大的作用。
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精神解放，过渡到理性主义所主张的理性的自由进步，在当时最重要的三个欧洲国家（德国、英国和法国）中的发展并不是平行的，表现形式也不一样；其原因就在于这三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程度不同。德国是其中发展得最为缓慢的国家。美洲和印度航路的发现使德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它和意大利曾繁荣一时的贸易被大西洋沿岸诸国所排挤了；它的革命趋势也由于农民战争的失败而受到了挫折，农民战争的失败削弱了资产阶级，加强了贵族的势力；30年战争以及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的签订又造成了破坏，形成了四分五裂的局面。总之，德国在几乎长达200年内都处于落后状态，使它未能实现曾改变英、法两国面貌的那种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墨守毫无新鲜气息的狭隘生活方式的德国人，此时又从内心深处转而把宗教当作自己精神生活的主要支柱。宗教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而理性主义〔似乎只是启蒙运动的微弱形式）却进展缓慢，就证明了这一点。德国的启蒙运动是把理性主义的思想运用于宗教，因而不过是英国和法国理性主义的微弱反光；理性主义在英、法两国却推动了新的生产制度的迅速发展。
英国是新制度深深扎根了的第一个国家。那里的资产阶级通过与君主制度和贵族的和解而获得了掌握权力的入场券。理性主义在英国带有半保守主义的色彩，它倾向于为眼前的现实，为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制度进行辨护。英国的理性主义不是把精神同物质对立起来，也不是把人同自然界对立起来，而是致力于揭示那些把人束缚于自己所处环境的各种关系，因而较快地从唯灵论发展为唯物主义，并表现为经验论和感觉论。
新的经济制度在法国的发展并不是太快,那里的资产阶级未能像英国的资产阶级那样立即掌握权力，他们支持君主政体反对贵族。最初，法国的理性主义也不像英国那样反映资产阶级的具体要求，而是以较抽象、较空洞的观念形态去表述经济社会制度中正在发生的变化，并且揭示理性的行动怎样才能在历史的进程中取得进展。它使进步蒙上了一层基本上是唯灵论的色彩，认为人的作用就在于能通过获得更多的知识和追求更高的道德境界而达到一种使个人和所有的人融为一体的完美阶段。因此，法国最初的理性主义结果表现为普遍的人寓于每个个人之中这样一种抽象的观念。
然而，在18世纪，由于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人同世界日益结合在一起，因而上述最初的法国理性主义也为一种新的慨念所取代了,这种新的概念使精神生活更接近于具体的现实。理性的进步现在被认为不仅取决于精神和道德的完善，而且取决于人对自然界的不断控制。在英国经验论和笛卡尔的机械论的影响下，法国的理性主义逐渐抛弃了唯灵论，而采取了与资产阶级需要相一致的唯物主义.因为资产阶级在其争取政治权力的斗争中，要反对作为君主制和贵族的主要支柱的教会，就得冲破唯灵论的束缚。由于生产的不断发展，这种唯物主义日益强调物质现实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不断增长的作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百科全书派，特别是狄德罗、拉美特利、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等人，才不再从灵魂的观点出发把精神同物质对立起来，而是把精神看作是通过感觉和行动而同一切现实相联系的，这些人都强调科学技术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并力图揭示工业进歩与理性进步之间的联系。
不过，此时的理性主义在本质上依然是二元论的，而且无论是唯物主义的理性主义还是唯灵论的理性主义，都把精神同物质、人同自然界对立起来。唯灵论的理性主义就不用说了。即便是唯物主义的理性主义也是如此，它虽认为基本的现实在于物质而不是精神，但它不是使自然界从属于人，而是使人从属于自然界，并得出机械论的、决定论的世界观。
但是，新的制度的发展，却把人同自然界愈来愈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使人更密切地参与自己的经济和社会的活动。因此，把精神和物质、人和外在世界、个人和社会的这种二元论改造为一种认为人同丰富多彩而又具有统一性的世界是结合在一起的有机的世界观，就不可避免了。
然而，社会主义之前的那些力图超越利己主义、消灭个人同社会之间的对立的尝试都失败了，因为这些尝试都把当时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归结为抽象的观念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又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
18世纪中期，卢梭和康德就曾试图在人同自己的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之间，建立起一种较为密切的相互关系。
2、卢梭
卢梭的著述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互对立的两个趋势为依据的：一个趋势是人同自己的社会环境的日益结合，这是生产发展所导致的结果,另一个趋势是利己主义，这是竞争和追逐利润导致的结果。卢梭想超越利己主义，把人同想象的环境——先是理想化的自然界，然后是理想化的社会——结合在一起。
卢梭认为最初的人是孤独的、单个的人,彼此没有什么联系。他从观念形态上对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社会的斗争重新作了阐述,从而指出了人同社会的对立。他指出这种对立虽是人为造成的，但却是现实。他想用理想化的原始自然状态来取代这种现实环境，认为这种自然状态具有一切神所创造的纯洁性，可以通过预先确定的和谐适应所有人的愿望和要求。在他看来，在这种理想化的自然状态中，个人同社会不再对立，人同所有其他的人和万事万物都是和谐的，人可以自由地同自己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从而得到自由发展，
尽管这种看法是虚幻的、空想的，但它至少在原则上可以超越利己主义和二元论。无疑，正是这种想把人同自已的环境完全结为一体的企图，才使卢梭的著作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又前进了一步，摆脱了上述那种颇为天真的想法。他不再把个人同自然状态联在一起，而是把个人同社会的发展联在一起了，卢梭致力于证明，人要从受本能支配的动物阶段过渡到以理性为指导的道德阶段，他就必须使自己的特殊存在适应集体的生活，即适应社会的生活。此时，卢梭不再把社会看作是压迫的工具，而是看作一种有机体，并认为这种有机的社会是以自由平等的人们相互自动确立的社会契约为基础的，而这才是人们的合乎自然规律的社会环境。
卢梭最初关于人同自己的环境结为一体的思想，就像贝尔纳丹·德·圣比埃的《保尔和薇吉妮》这部小说所描述的那样，似乎是梦想回到自然状态，而他的《社会契约论》的思想，却深深影晌了1789年的那些伟大革命家。这些革命家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力图使社会重新恢复活力。他们，特别是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是强调自由原则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像卢梭一样，也想超越那种言必称我的利己主义，使个人从属于社会。不过，他们坚持和维护私有制和利润这样的资产阶级的基本原则，而这一原则恰恰是利已主义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只有以空想的方式，他们才能摆脱利己主义，把个人同幻想的国家结合在一起。这种幻想的国家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古代城市国家。事实证明，在这些革命家失败之后，五人执政内阁就粉碎了他们的黄梁美梦，而代之以建立一种更符合资本主义的利益和需要的国家形式。
3、康德
康德在德国也作了类似的努力，企图把人同他的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结合在一起，后来，歌德和浪漫唯心主义哲学也试图这样做。尽管德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都很落后，但积极参与欧洲总的思想运动的德国思想家们，在走向一元的总体世界观方面却经历了与法国同样的宏展阶段。不过在德国，这种世界观同其经济和社会现实并不适应，因而在这些思想家的著作中表现得比较抽象；这些思想家对英国和法国必须从具体现实出发才能加以解决的问题，只倾向于从观念上去解决。
这些思想家对世界所作的抽象解释，从康德那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康德对世界的解释远不如卢梭那样具体、实在，在他那里，总体的叩统一的概念还未摆脱纯形式阶段，而且正是这种形式主义使他不能克服在认识和行动方面的二元论。
在康德看来，人的活动主要是精神方面的，而具体的现实则被局限于人的认识能力根本达不到的自在之物。与自在之物相对的，是受先验的认识所支配的现象世界。人同自己环境的结合，即人同外部世界的结合，只限于精神加给客观现实的各种形式。
上述形式主义的结合，在道德意识领域，即实际活动中也可以看到。人的行为不是受生活中的现实支配，而是要服从于纯粹义务，即绝对命令；而纯粹义务或绝对命令是先验的，受纯形式规律的支配。
康德的这种形式主义割裂了客观现实同认识的联系，使因果界与自由界之间留下了基本上是二元论的烙印。这种形式主义认为，因果界和自由界都是凝固的，彼此之间不能渗透。然而，尽管有这种形式主义的局限性，康德的著作仍包含了许多有机的、一元世界观的因素。因为在他看来，要把先验的认识形式运用于外在世界，就必须使世界事先适应这些先验的形式；道德意识或实践理性更重要，因而因果界要服从自由界。有了这两个条件，就可以用某种方式把社会和自然界看作是向自由发展的有机体。实际上，康德的历史哲学就曾宣称，人类所以不断走向自由，其原因就在于人们感情的相互作用。他的《判断力批判》也曾指出自然界将通过艺术上升为自由，艺术是自然界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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