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法〕阿尔蒂尔·阿尔努《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1878）
十五、公社时期的巴黎
公社，公社的行动和公社的斗争迫使我们一度忘记了巴黎和巴黎人民。
让我们对大难临头的巴黎做最后的一瞥吧。从这两个月里巴黎出现的宏伟景象中，我们将吸取足够的力量和希望，将透过行将发生的可怕的大屠杀毫不气馁地面对未来。
两个月中，巴黎出现了真正的专政，而且是最全面、最无可非议的专政，它将永远载入史册。这并非一个人的专政，而是局势的唯一主宰者人民的专政。我们在此之前已经在巴黎和其它城市中看到过这种人民政权，但是，在起义胜利后的混乱和欢腾中，这种政权总是瞬息即逝。
到了公社时期，情况就不同了。
这个专政存在了两个多月，即自3月18日至5月22日，其间未曾中断。
我用了专政这个词，我弄错了。这个词不好，它使人想到暴力、暴政，想到法律废弛，自由而有规律的日常生活被剥夺等等。但是这个词在这里并没有这种含义。巴黎人民七十天内展示的图景，与人们在独裁者随心所欲地摆布人民生活时司空见惯的情景迥然不同。在那种时候，大兵们到处挥舞沾着公民鲜血的大刀，不可一世的警察对受鄙视的、被迫屈从的人民滥施淫威。
被称之为合法的政府已经逃之夭夭。
军队、警察局、行政部门、司法官员也跟着逃跑了。社会机构的官方代表一个都不剩，甚至连一个普通职员都没有了。
政府各部、兵营、警察局、塞纳省政府，到处都空空荡荡。
各级法庭，从最高法院到治安裁判所都空无一人。
各区公所和各邮局行政管理部门不见一个人影。
现金出纳处空空如也，那帮开小差的、那帮逃兵们把现金抢劫一空，揣进了自己的腰包。
一片亘古未见的破败景象！
1789年以来资产阶级政府的一切机构都无影无踪了。
巴黎人民像被送到美国西部平原去的移民一样，孤孤单单地面对着一个有待自己去开创的世界。
社会机构和人一起被吞没了。巴黎人民需要从零开始重建社会，就好像处在历史的第一天。
但是，情况毕竟有所不同。那就是移民们面对着的是尚未开发的大自然，他们只要劳动就可以获得财富。而在巴黎，胜利的人民面对着的是旧世界所积累的财富，是那个多少世纪以来把他们当作贱民、压榨他们、剥削他们的旧社会所积累的财富。这些财富是他们仝部苦难的像征，是他们双手创造的劳动成果，是他们这些苦命人用鲜血为富人铸成的黄金，然而他们却沦为奴隶，一贫如洗，无权享受这些财富。
人们可能以为，人民会冲上去夺取这些财富，就像一个贫穷的继承者那样，由于父母的吝啬和冷酷，长期以来生活困苦，而现在父母双亡，他终于得到了舒适的生活和财产。
错了，人民在放下一切工作去服兵役时所要求的，是继续得到巴黎被围时期所挣的三十苏。他们参加战斗时所要求的，是上火线的士兵人人有份的一块咸肉、一块干粮和一杯酒。他们要求给予帮助，使他们不必担心会被房东抓起来，因为他们一年来没有工作而未缴付房租。
除此以外，人民并不想不经法律程序为自己进行什么报复。他们耐心地、庄严地、不计个人得失地等待着他亲手选出的公社根据法律和正义研究和解决问题。他们一心只管踊跃参加抗击凡尔赛的战斗和重新组织社会的工作。
由于公社只是一种精神上的权力机构，它除了公民们的一致赞同和良好愿望外，并没有其它物质力量。主人，唯一的主人，人民既当自己的警察，又当自己的法官，没有任何一起犯罪事件需要镇压。[1]
在这两个月中，巴黎发生过一起抢劫事件吗？
有一家银行被撬了吗？
除了追查阴谋者，逮捕叛徒或间谍，或解除敌人的武装等政治原因以外，难道有一所住宅受到过侵犯吗？
在第四区，除两三起例外事件，无论是最富有的商店，还是最简陋的小铺，都始终像太平年月里一样照常营业。银号珠宝店和钟表店把财宝陈列在橱窗里；时装店里摆出了许许多多的衣服，好像在讥笑挑逗沿着泥泞的道路冒雨开往前沿阵地的战士们。他们衣衫褴褛，裤子单薄，鞋里灌满了雨水，而这还是特罗胥恩赐的服装呢，当时公社还没有添发新装。
在一些贵族聚居的区里，情形正相反，居民带着恐惧和仇恨逃到凡尔赛去了，商店被主人遗弃，大门紧闭。街道两旁紧闭着的橱窗似乎在向胜利的人民发出诅咒和威胁，但也受到了保护，没有人闯进去。人民虽已掌握着全部权力而且已经忍无可忍，但任何一个橱窗都不曾成为人民的愤怒和报复的对象。
然而人民本来满可以进行报复的！
在凡尔赛被枪杀的战俘正是这样的人民！
在前哨阵地上，由于叛徒泄露口令，深夜里在睡梦中受到突然袭击而惨遭无情杀害的，就是这样的人民！
被敌人无休止的炮击杀死的就是这样的人民。炮弹横飞，击中民房，把摇篮里的婴儿炸死，而母亲此时正守在摇篮旁边，父亲正在纳伊或工事里战斗。
在惊愕的法国和目瞪口呆的欧洲面前被说成是强盗和逃犯的，就是这样的人民。
被说成在保守派的炮弹炸烂的大街上抢劫行凶的，就是这样的人民。
如果人民因你们的挑衅而忍无可忍，因你们卑劣的暴行而怒不可遏，因你们不依照法律对待他们而对自己的行动不加克制，以致干出了你们诬称他们已经干了的事，你们又会说什么呢？你们又会怎么样呢！
他们掌管着整个巴黎。
他们掌管着银行、国库、国家债权人名册和你们全部财产的证书。
他们掌管着你们的宫殿、府邸、住宅、以及各种各样的财富。
如果他们把所有这些都夺走或者毁灭了呢？
如果你们每打出一发炮弹，炸毁一座房子，炸死一个手无寸铁的人，他们就以捣毁你们的一座宫殿作为报复呢？
如果人民用镐头和地雷拆毁你们座落在高贵的市郊的高贵的府邸，以此作为对加里费女士的丈夫和伪证制造者茹尔·法夫尔之流的公报的答复呢？
如果他们在你们谋杀妇女和伤员的时候，用你们的年金证书来装填大炮，用你们钱袋里的金币做炮弹外壳呢？
你们觉得这样做合你们的口味吗？
而他们这样做能冒什么风险呢？
你们已经无所不用其极，还能把他们怎么样呢？
你们总不能杀死他们两次，流放他们两次吧！
你们也只不过可以枪杀他们的父母和孩子吧！
再说一遍，如果他们对你们进行这些打击，如果他们把你们的保险箱撬开，让你们永远留下创伤，那他们又能冒什么风险呢？
他们没有这样做！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他们不这样做当然不是为了你们，而是为了他们自己。
因为他们的道德水平理所当然地高于你们。
因为他们文明，而你们野蛮。
因为他们代表法律，而你们代表暴力。
因为他们代表正义，而你们代表罪恶。
因为他们代表未来，而你们代表过去。
因为他们代表一种原则，而你们代表特权！
在战斗的时刻，这可能成为暂时的劣势，因为在现时的流血斗争中，胜利往往属于最残暴的人，就这点而言，你们应该是胜利者，事实也确实如此。但是，你们的每个胜利都把你们朝最后的灭亡推进了一步，而人民的每次失败都使他们更加接近自己的目标。
你们自己也感到了这一点，这已为你们的狂怒和恐怖所证明。巴黎街头满目皆是死者，但你们才是僵尸，而惨遭虐杀、流放和扫射的人民仍然健在！
胜利的人民多次地表现出无私的品质。有几幅版画传遍了全世界，上面画着一位衣衫褴褛的工人，拿着一支破枪在某个名叫路特希尔德的财主的宫殿门前站岗，他饿着肚子，看守着用自己的工资为别人堆积起来的财富。
但是，在1830年，在里昂，在1848年2月24日，[2]他们所向往的东西还是模糊不清的。他们还不太懂得什么是自己的权利。在他们无私的品质中还夹杂着在他们的原则中对私有制的尊重。人民还没有研究过社会问题。他们只知道肚子饿，只知道自己不幸。虽然他们已经隐约地发觉，从人类博爱的角度看，剥削他们的人是有罪的，但是他们并不知道科学本身已经指明剥削者必然灭亡。
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权利是至高无上、无所不包的。
因此，在他们无私的品质中有着陈腐观念和无知，隐藏着一种逆来顺受的宿命论，对于造成他们痛苦的一切机构和措施，他们都真心实意地予以尊重。
到了1871年，情况就截然不同了。人民受到了教育，至少在巴黎是如此。
这些人是不同流派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在某些无关宏旨的问题上可能有分歧，但目标是一致的，而且在经济方面奉行共同的经济信条。他们无私的品质于是便更加高尚，成了真正伟大的品质。人民不曾在自己的权利及其范围这个问题上有所踌躇。——不。——他们知道该做什么，而且能够做！——他们不愿意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知道虽然自己有这样做的权利，但对在行使权利时使用暴力感到厌恶。
他们坚信自己的道路是正确的，他们决心沿着这条道路走到底，但要像堂堂正正的人，而不是像造反的奴隶。
他们已经非常成熟，可以享受自由、平等，他们具有一个无愧于自由、平等的人民应有的品德：果断而有智慧，刚毅而有耐性，节制而有魄力。
他们从最初的探索中得到了教益，改正了先前的错误，他们懂得，社会革命首先是一场科学的革命。因此，他们不屑于使用武力，以免使问题复杂化，拖延解决问题的时间。他们决定正常地、科学地把新社会的根基建立在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上。在公众集会和社会团体的会议上，他们讨论了新法律的条款，期待着由他们选举的公社能把他们的愿望一一反映在法律条文之中，并在各种可能的解决办法中，选择当时情况和风尚所能允许的最实用、最简便、最有决定性的方法。
他们并没有急于享受安逸，他们甚至没有想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懂得，这些既不值一提，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他们只要求改革劳动组织，以正义取代不公正，以平等取代等级制度，使每人公正地得到自己应得到的公道的一份，让一切事物不再被颠倒。除了绝对权利之外，他们没有任何要求。他们不要享受，但求得到全部劳动所得和社会及政治自治。
以往的被压迫者、如今的胜利者面对着送到他们手下的财富，毫不动心地转过头去，他们只是寻求通过严格实行正义原则和科学地实施真正的经济规律来改善他们的命运，合理地分享财富、福利和幸福。这当然又是这场伟大的运动的一个崇高的侧面。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事实又一次表明，他们和起来反抗但没有明确目标的奴隶毫无共同之处。奴隶们不自觉地保留着对主人的敬畏，尽管他们能够一脚把主人碾得粉碎。而这里有的是成熟的人民的经验和聪明才智，他们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怎样达到目的。
而且，在两个月中，有多少事情等着这伟大的人民去做啊！
首先，他们必须夺取物质上的胜利，而这一点，只有靠枪杆子才能实现。
他们还要暂时重新组织这个小小的世界的物质、政治和社会生活，这个世界便是人口和欧洲某些独立国家一样多的巴黎。
在这方面，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第四区所出现的景象。我要着重谈谈这个区的情况，因为在风暴袭击的那些日子里，我对这个区的情况了解得比较具体，当时我正和两位同事主持那里的工作，亲眼见到了那里的景象。
积极肯干、才智横溢、忠心耿耿的范例举不胜举。
在每个区政府中，公社委员们把区的市政委员会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市政委员会在公社委员领导下，协助他们管理全区。这点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个机构，我们任何人也不能把繁重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几乎在所有的区里，管理机构中大部分是市政委员会的成员，他们确实担负起了全部市政事务。
在委员会中，有许多大公无私、正直热情的人，但也掺杂着几个无知、疯狂的人和阴谋家。
我只谈第四区市政委员会，这是我所看到的不曾中断工作的唯一的一个委员会。这个市政委员会由十二个人组成，他们的名字和音容笑貌我仍记忆犹新。在两个月中，这十二位公民不知疲倦，不计时间，坚守在岗位上，白天在区政府里工作，夜间还轮流值班。他们都是普通工人或小商人，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说，行政管理完全是陌生的工作，事先没有任何训练。他们以令人钦佩的果敢、热忱和无限的忠诚投入了工作。他们并不是不知道，这样抛头露面就等于和我们一起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画押。
对于他们这种极度紧张的工作，我们每天给他们五个法郎的报酬，他们毫无意见。如果给得再少一些，他们也会接受，他们所要求的只是够自己一家人糊口的面包而已。
但是，正如我所提到的那样，他们中有一些人是商人，如果他们继续做买卖，收入本来会多得多。
即便是那些普通工人，原来挣的工资无疑也较高，因为他们都是本行业中的佼佼者。但这又有什么关系？谁想到金钱呢？不应该加重公社的财政负担，首先应该保证国民自卫军和大量穷人的需要。他们绝不会伸手要钱，如果他们有钱的话，反而会掏出钱来。[3]
在我接着叙述别的事情之前，我最后再介绍一个细节。
区的市政委员会每周有一个晚上同公社委员碰头，向我们汇报工作完成的情况和区里各部门的形势，讨论区里工作有哪些应改革和改进的地方。
在一次这种会议上，委员会成员提出要求照顾；过去他们从未提过任何要求，这是唯一的一次。这个要求就是让他们每个人轮流休息24小时。让我们看看他们提出这个要求的理由是什么吧。
他们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本区营队的战士，我们的民事职务使我们未服兵役。因此我们要求轮流到靠近火线的营队里渡过这24小时，以便鼓舞士气，分担士兵们的疲劳和危险，亲眼看看士兵们是否得到了所需要的一切，倾听他们的
意见和要求，并转达给你们。”
我承认，这个建议使我很受感动。何况，这个建议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好极了。公社委员不太可能进行这种视察。我们中的一些人巡视前线的时候，总是带着某种特殊任务，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而去，这种巡视不能达到市政委员会所追求的非常明确的、实际的、有益的目的。
这个建议自然被接受了。如果这个建议得到推广，使它成为规定，并早一些付诸实践，我相信，肯定会产生非常好的结果。
除了市政委员会外，每个区政府还有军团委员会和军团参谋部。
关于军团委员会我就不讲了。它受中央委员会控制，给我们在其它区的大部分同事带来了很多烦恼和困难。那里有许多职权范围问题上的纠纷，这些纠纷对于防务的瘫痪起了很坏的作用，破坏了防务上的统一。这种统一是必需的，否则防务工作就不能有效地进行，就要引起一场灾难。但是，说实话，我必须承认，在第四区里，我们和军团委员会的相处中，困难和斗争很少；这些困难和斗争与共说是委员们的主张造成的，毋宁说是这个机构本身所造成的。
我和军团参谋部有过更多的个人关系。在军团参谋部里，有一个中校副司令，他就是基叶塔公民。我必须对此人稍加介绍。
他是一位工人，不过是一位工人艺术家，是那种优秀的、出类拔萃的工人，是巴黎的工艺界视作光荣和财富的那种既是工人更是艺术家的工人。他是一位室内装饰的绘画工。接受外国王子或法国百万富翁的订货，负责设计客厅、卧室、工作室或盥洗室等的就是他。我见过他的彩色图样，都是些既可供欣赏又价值连城的名副其实的杰作。当时他大约28岁，是个年轻的丈夫，两个孩子的父亲，他的男孩5岁，女孩刚学走路。他是纯巴黎人血统。自幼就独自谋生。像所有善良的巴黎人一样，他脸色苍白、憔悴。我想他大概患了肺病，日趋衰弱。我没有见到过比他更好的丈夫，比他更会安排、更节俭的男人。尽管从他的年龄，气质和个性来说他都是个喜欢快乐的人，他却把自己的全部收入都交给自己的小家庭。他和我同住一所房子，他住在我上面一层的两个狭窄得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小阁楼里，艺术家和巴黎工人的屋子里那种杂乱无章的样子在他的房里兼而有之。我和他结下了亲密的友谊。
早在人们高唱马赛曲同帝国斗争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他的积极性和他激烈的革命见解。3月18日，他走进第四区区公所，积极参加选举的准备工作。公社时期，他当上了军团副司令。他虽然身材不错，体质却较弱。这两个月中，尽管他一直病魔缠身，体弱无力，但是，他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时，很少有机会见到他的妻子。当他的妻子到区公所同他会面几分钟时，常常发现他和衣倒在办公室墙角的破草垫子上过夜。他总是一有响动就第一个起身，他总是不停地奔走，过度操劳，毫不吝惜自己的身体，他骑着马把本区各营带到战斗岗位上，他把所有的力量，甚至生命都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了，我每天都从他脸上看到，劳累和疾病在吞噬着他。
有人告诉我，在最后一个星期里，在街垒后面看到了他那被刺刀刺得遍体鳞伤的遗体。
我要在这里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同情。
如果他的儿子还活着，但愿时刻把这位优秀的公民铭记在心，切莫忘记他是为了儿辈们的美好未来而献身的。
至于营队的领导人，我们区的情况就比较糟，这是第四军团的耻辱，他们中间出了叛徒，其中两个临阵逃脱，投奔凡尔赛去了。
队伍能在这种人的指挥下作战，说明战士们心中确实怀有高度的英雄主义。营队常常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自己前进，他们的指挥官有时随便找一个借口躲在后面，有时把部队丢在前沿阵地上。人们逮捕了他们，把他们押送到军事法庭，撤销他们的职务，但前来接替他们的人也是一路货色。凡尔赛分子就在这些人身上加紧行贿。凡尔赛派奸细在这里寻机作祟，而且多次派他们的同谋者打进我们的营队。
但是，有很多令人钦佩的与众不同的人物。许多人在巴黎英勇地履行他们的职责，在第四军团中有许多人值得单独提一下。我只说一个人，那就是和我同姓的阿尔努公民，他也许是我的亲戚，因为我们是同乡。这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勇敢的洛林人，他走上火线时总是嘴角挂着微笑。他很善于同自己的战士们交谈，战士们对他既信任又敬爱。
他在出击时牺牲了。
有人经常谈论公社狂饮暴食。
我可以援引大多数公社委员的个人事例为证，来粉碎对这场运动的全体领导人进行恶意中伤的无耻讲谤。
我只想举几个普通的事实。
尽管大部分公社委员都是没有财产的工人、作家、职员等劳动者，但是，公社在巾政厅里甚至连每个议会都有的那种小吃部也没有。
那里只有一张饭桌。当我们时间紧张不能回家，或事务缠身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付款吃饭。饭菜的价格和花样都是固定的：午餐一法郎五十生丁，晚餐二法郎。每人可以喝半瓶劣质葡萄酒。
总之，一顿马马虎虎的定价份饭，这就是公社的狂饮暴食。
有几个公社委员，尤其是属于地地道道的工人阶级的那几位，他们总是再三斟酌后才因工作需要而乘车外出，而且还要自己掏钱，不在公费中报销。到了万不得已时他们才乘车，而且总是觉得不大自在。这种例子我可以举出好多。
我讲出了所有这些细节，让当今伟大的国务活动家们去深感不快吧。
但是，我并不是硬说没有发生过过火的举动和可笑的事情，我想要说的和申明的是，这些过火的举动和可笑的事情是极个别现象，远不是普遍性的。这类现象出自公社的低级职员居多，因为他们并不是人人都具备担当新任务的条件。
一些人在意想不到的形势面前陶醉了。
这种弊病猖獗的地方主要是国民自卫军各参谋部。参谋部里一度出现了羽饰和饰带热，甚至连一些公社委员也沾染上了这种毛病。主张共和民主派应该艰苦朴素的克吕泽烈将军指出并制止了这种不良现象。
克吕泽烈将军特别有权这样做，因为他在部里的一段时间里，就亲自做出了简朴的榜样。这位将军、这位公社军事部长从未穿过军装。他穿着短大衣，戴着软毡帽，拿着手杖，第一个进入被国民自卫军错误地放弃的伊西防御工事，并在那里重新部署了公社部队。
4月3日突围以后，冒着令人恐惧的战火，以令人钦佩的镇静率领公社战士撵走凡尔赛分子，占领阿斯尼埃尔时，他也是穿短大衣，戴软毡帽，手拿拐杖。
但是，我并不否认，发生过一些在这种情况下难以避免的过火举动。不过，我敢肯定，——因为我确信——在这场如火如茶的革命中发生的过火行动，比以往历届普通政府统治期间每天发生的过火行为还要少，也没有那么严重，不管这些政府叫做立宪君主政府，帝国还是凡尔赛专政。我还要肯定的一点是，在任何政府统治下，都没有像这两个月涌现出那么多简朴、忠诚、无私的典范，一般道德水平也没有这么高。
我在区政府期间，虽然身处于许许多多烦恼、悲哀和不安当中，但是，我曾度过一些快乐的时刻，这将永远给我留下愉快的回忆。
如果说，公社的有些法令执行起来比较困难，很费劲，或无法执行。但另一些法令却是每一个诚实的人，每一个善良的共和社会主义者都会心满意足地去实施的。
房租法令就是这样，尽管其中也有一些缺陷，我当时曾经指出。
这条法令给我们增添了很多工作。从中受惠的许多穷人不敢相信法律真正能给穷人以保护，他们行使自己权利的时候犹豫不决。另一方面，房产主习惯于把一切优惠归自己，把一切义务推给房客；长期以来的做法和法典的偏袒使他们坚信，他们的利益和财产是绝对神圣的，是高于任何道德方面和国家安危方面的考虑的，因此，他们反对执行这条法令，甚至对那些拒不缴租的房客进行威胁。[4]所以，有好几个星期，我们必须扮演初级法庭审判员的角色，把争执双方找到我们办公室里来，给他们解释新法律，监督法律的严格执行。
当穷人们知道真的有人为他们着想，第一次可以得到政府官员的实际支持时，他们表现出来的那种惊奇和感激的神情好像至今仍在眼前。当然，这种惊奇是人们对目前又重新恢复的旧社会状况所作的最具有说服力和最辛辣的讽刺。穷人们多少年来总是视法律如虎狼，在与特权者的斗争中，他们总以为自己没理，他们已经如此地习惯于被巨大财富的淫威和冷酷的绝对权力所慑服，以致他们一下子不能明白世道已经变了。
我曾同许多人进行过以下这类谈话。
一位妇女要求和公社委员谈话。她腼腆而惶恐不安地走了进来，她穿着往往是居丧期间才穿的那种最干净的衣服。她等到只剩她一个人的时候才讲话。
“公民”，这时她说，“我可以不付拖欠的房租就搬家，还可以带走我的家具，这是真的吗？”
“一点不错，女公民。您没有看公社的法令吗？”
“看了，可是我怕我弄错了。”
“您缴得起这些房租吗？”
“我哪能缴得起房租啊！我已经有八个月没有工作了。这八个月，一家就靠我丈夫的军饷过活，他在某营当兵（已婚者每天2.25法郎），这点钱要用来养活三个孩子。能当的东西都拿去当了。”
（前来谈话的妇女有的是寡妇，丈夫牺牲在前沿阵地上了。有的丈夫被俘或受了伤，反正都是一样。）
“谁是你的房东？”
“就是某某人！”
（这里提到的往往是某个大银行家、商人、企业家的名字，他们在区里以拥有大量财产而闻名。）
“那么，女公民，您什么时候想搬家就搬吧。”
“人家不会扣留我的东西吗？”
“什么都不扣！”
“我可以带走我的家具、衣服、孩子们的衣服、缝纫机什么的吗？”
“您全可以带走。”
“可是房东会不让的，他狠极了。去年他叫人抓走一位可怜的妇女，她丈夫几个月之前就进老残收容所了。”
“去年，法律替房东说话，他想怎么干都行。现在，法律主持公道了，穷人的财产和富人的财产一样神圣。大伙受的罪，谁都得摊一份。摊到你们头上的，就是失业，冬天没有火取暖，每天挨饿，孩子因吃不饱而生病，母亲的身体被拖垮了。摊到房东头上的，就是稍梢比平常少收入一些。最富有的人想在最穷的人身上榨油水，想把你们的劳动据为己有，想把穷人撵到马路上无家可归，好让他们自己不至于一时感到不便，这些都是道德所不允许的。你们不付房租，房子还是他的，他的经济状况也不会因此而受损失。如果他不让你们走，你就到区公所来。你会得到必要的支持的。”
可怜的妇女常常在表示一番令人感动的惊讶和感激之情以后，热泪盈眶地告辞。
这时，我们就努力让她明白，她不应该感谢我们，这不是一时的行善，不是变相的施舍、恩典和讨好，而是为了恢复公理，主持公正，实现平等所要做的许许多多的事中的一件。
在这种时候，在类似的场合，我们很高兴能够代表政府坚定地、光明正大地向受苦的人伸出援助之手，扶起被压垮的人，让阳光照进贫苦人民绝望地挣扎着的社会最底层，对他们说道：
“兄弟，起来，这里有你的位置！”
这种欢乐是一些坚定无私的人所能得到的唯一的报答，为了履行这个义务，他们献出了自己的前途和生命，像罪犯一样被人枪杀，像野兽一样被人追捕。
应该为公社说句公道话。尽管在开支的节俭和严格方面，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比得上公社，尽管公社没有动用巴黎的不共戴天的死敌所拥有的数不胜数的财富，在它的短暂统治时期，没有一个男人，没有一位妇女，没有一个孩子，没有一位老人忍饥挨饿，流落街头。
从来没有人用这么少的代价做这么多的事情。
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的一份，我指的是大家都有权利得到的保障生活的那一份。然而当我们今天拿到巴黎公社开支的精确帐日，看到公社用如此微薄的收入竟然支持了场为时两个月的战争，并使一年多来没有工作的千家万户免除了饥饿，我们吃惊得目瞪口呆。
这是真正民主的奇迹之一。这些社会革命的工人，这些仍然很贫穷，在他们的政权存在的全部日子里未曾杀过一个人[5]的“血腥的独裁者”，自己只领取一个工人的工资，却找到办法，应付了这么多的需要。
请大家明白这一点，不要忘记！
只有维克多·雨果那样的大作家和天才的大画家才能描绘巴黎这两个月中的情景和特点。
多少动人或壮丽的场面啊！
我此刻仿佛还看见巴黎的那些街道，庄严肃穆，威武雄壮。
大炮和弹片不断地在这座伟大城市的城门前怒吼、呼啸，把不祥的回声一直传到市中心。啪啪的枪声和震耳欲聋的炮弹爆炸声日夜不断。
战鼓敲响了，这是开往前线的一个营队列队而过。战士们的表情严肃而心事重重。在普鲁士人面前奋不顾身时的那种欢笑不见了。那时，人们上战场如同去过节一样，也不去数牺牲了多少人。多几个或少几个人有什么关系，整个法国不就是一个培育人材的广阔天地吗？一个人倒下，十个人继起！倒下的人们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其它人应该接替他们，……至少巴黎就是这样想的。
如今，已非昔日可比。自由神啊，在临死之前向你致敬的英雄已为数不多。没有人接替他们，零落的队伍已得不到补充。如今，不仅仅是人死了，而是火炬熄灭了。每一个死去的革命者都像是革命的一个明亮的火炉；然而它再也不能以它的火焰为人类带来温暖，再也不能用它耀眼的光辉照耀前程了！
这些走向死亡的法国人也在想，他们的子弹将要穿透的是法国人的胸膛。其次，赤手空拳地被杀害的烈士们，还把带着残忍和卑劣的喜悦杀害他们的凡尔赛的兵痞和维努亚的雇佣军视为误入歧途、受纪律约束、控制和被弄糊涂了的兄弟，对他们仍旧怀有一种怜悯和友好之情。他们以为这些人民的子弟，明天就会重新变成人民，除个别人之外，他们虽然身穿制服，但仍保存着一种模模糊糊的互助互爱的本能，这种本能把所有不幸的人，所有被那个丑恶的社会大厦摧残的微不足道的成员团结起来，而这个社会大厦正是野蛮和宗教给我们留下的。他们诅咒、仇恨凡尔赛军队的军官和首领，对于这些人，他们毫不怜悯，而对其余的人，对那群奴隶……
他们不知道，这些士兵都是来自农村的农民，这些人对城里的工人，尤其是对巴黎的主张平分财产的人，心怀仇恨。
他们不知道，这些人由于在军营里久已习惯于那使人精神堕落的消极服从，完全丧失了道德观念，这些人由于目睹将军们因参与12月大屠杀[6]和奥班及里加马莉的枪杀事件而被授予勋章，因而把内战看得无异于任何一场战争，而他们也在这场战争中受到了更多的宠爱，烧酒的定量也增加了两倍。
他们不知道，波拿巴的军队不会饶恕巴黎的，因为在抗击普鲁士人时，巴黎英勇无畏，使战争久久不能结束，拖延了波拿巴军队的疲惫、危险和在胜利者德国人的堡垒里滞留的时间。
这就是军官们对士兵们说的话，这就是士兵们以其农民的愚昧加上士兵的糊涂所能明了的一切。所以，当和平条约签订后，当他们以为再也不用冒着枪林弹雨在帐篷或沟堑里过夜的时候，对于又要打仗这件事他们十分恼火，对这些不可救药的巴黎人，他们毫不留情。
然而，公社的营队在满怀焦虑和同情的人群当中穿过大街小巷。营长骑马走在队伍的前面，后面跟着女伙佚们，这些年轻妇女直到死都是那么俏丽，她们身穿漂亮的军装，显得英姿飒爽，腰间挂着盛烧酒的小木桶，肩上横挎着带刺刀的步枪，身旁佩着一把小马刀，迈着坚定的步伐，带着女性自豪感的微笑中夹杂着奔赴危难的庄严神情，她们简直就像盛开在坟上的鲜花。片刻之后，你将看到她们在战场上镇定自若地跑去抢救伤员、收拾遗体或举枪射击，为她们受伤或被杀死的情人、丈夫、兄弟报仇，她们简直就是救死扶伤的革命修女，她们正在创造忠诚和英雄的奇迹，尽管她们并不相信奇迹。
但是，队伍在市政厅前停住了。他们是来拿他们的旗帜的，红旗上有金黄色的穗子，顶上有一顶弗里吉亚帽，饰带上有军营的番号，中间还绣有四个金色的大字：
巴黎公社
他们不愿意举着破旧的三色旗参加战斗，三色旗曾倒在色当的泥泞里，今天又被人民的鲜血浸透，波拿巴分子把它传给了路易·菲力浦，特罗胥又把这面被玷污了的旗子原封不动地交给了梯也尔。
士兵们在广场上站成正方队形，军官们同军乐队站在中间。公社委员们斜挂着绶带，举着革命的旗帜走了下来。他们把旗帜交给了这些无畏的人，他们的手在劳动中变成了褐色，被火药熏黑了。他们用简短的几句话激励战士们，并讲述了那个许多人曾为之流血、现在正在为之流血、将来还要流血的那个伟大的事业。
公社委员们从队伍前走过，倾听战士们的要求，并同他们亲切握手。出发的战鼓敲响了，旗帜举起来了，人们齐声高呼：
共和国万岁！
公社万岁！
这喊声发自每个人的肺腑，其中有不少人不久就咽了最后一口气。这时乐队奏起了马赛曲，队伍出发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壮年人、满怀激情的青年、脸带笑容的妇女都朝城中那个浓烟滚滚的地方走去，火光不时划破烟雾，爆炸声不断隆隆作响。
有多少回，当看到人们这样离去时，我的心一阵阵紧缩。有多少回，当我与他们谈到因他们的努力而得到的胜利时，我不禁热泪盈眶！虽然胜利越来越成问题，但是，战局既然已经铺开，就必须打到底，必须尽人间的一切可能去争取胜利。然而，这样做有时是多么残酷啊！
又响起来的是什么鼓声？又在市议会厅前集合的是哪些营队？
多么不同的场面啊！
战士们脸色苍白，疲惫不堪，衣服上沾满了尘土。撕成一条一条的，旗子沿着旗杆耷拉下来。人们脸上的表情严肃、悲痛，但没有沮丧。
他们从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了下来！
他们是幸存者！
他们来向公社报告战斗经过，并向公社发誓要再次战斗，直到最后一个人。作为对他们的奖励，他们要求在会议厅里陈列那面裂着大口的旗子，那面他们引以为荣、人人从它面前经过都要脱帽的旗子，那面破烂不堪、像征着他们崇高革命气节的旗子。
公社中断了会议，委员们成群来到这些传播新社会福音的英雄使者中间。他们向军官们询问。
“你们牺牲了多少人？”
很遗憾！总数总是吓人的，每次似乎都在增加。因为，战斗一天天更加迫近，流血更多。
“那些还活着的人呢？”
他们已经作好准备再次参加战斗。让他们休息几天，与妻子、儿女和年迈的父亲团聚一下，鼓声一响，他们便会重新归队。
请你们听听这些话，看看这些人，倘若你们战败了，能做到这样吗？
不但如此，没有一个人想隐瞒阵亡的数字，掩饰损失的情况。公社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是过去任何一个政府都不敢做的。这是因为，尽管公社有过种种过失，犯过种种错误，尽管好几位公社委员实在太不称职，但是，从某些方面来看，公社确实直接来自巴黎人民，它的心始终与这个伟大的城市一起跳动。因此，公社不但没有在夜间悄悄地掩埋死者，反而在大白天抬着尸体游遍了首都人口稠密的街区，以庄严崇高的场面，向他们致以最后的敬意。这同时也是对旧世界的卫道士们一种最高形式的抗议，这些野蛮的卫道士们虐杀了多少最可宝贵的法国人。
只有深刻了解巴黎人民，才敢向他们说出这样充满英雄气概的言词。见到这样长长的送葬行列，任何别的人群在平常日子里都会丧失勇气，但巴黎人民却越发感到自己的使命崇高伟大。
公社把双手浸在自己的血泊中，然后向天空挥动，仿佛要请宇宙来为敌人的野蛮作证，仿佛要请历史记住惨遭反动派疯狂屠杀的人民的鲜明性格；战争中有各种权利可供选择，但人民所接受的只是为捍卫千百万人的正义而死的权利。两个月以来，公社只进行过这样的复仇，这样的报复。
两个月来，公社把它的孩子们的遗体展示在群众眼前，并豪迈地对他们说：
“数一数你们的烈士有多少。他们已经尽了自己的义务。仿效他们吧！”
人们都倾听了，也明白了这些话，所有脱帽致敬的男子，或在死者面前低头默哀的妇女，都没有感到害怕，也没有感到消沉。公社丝毫没有向他们隐瞒危险的形势，而是让他们看得明明白白。他们知道这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但是，他们绝不后退。
最成功、最简朴、最有说服力的还是精心的安排。
所有的死者都一律用黑色的灵车，毫无别的装饰，只有一束红旗，车的四角挂着长长的黑纱。队列的前面走着鼓手，他们也披着黑纱，隔一段时间发出一阵致哀的鼓声。后面的军乐队奏着进行曲，其中由乐队指挥谱写的那几首曲子尤为动人心弦，既悲痛又充满着坚韧的决心，随后便是一长列灵柩，有时多达二三十具。如遇牺牲特别严重，死的人太多时，较大的灵车上就一个压一个地装四至六具棺材，灵车两侧走着一行与死者同一连队的国民自卫军，他们倒背着枪，枪口朝下。跟在灵车后面的是死者的妻子、儿女和双亲，然后是区里的公社委员，或政府机关的代表，以及没有轮到在前线值班的各级军官。亲友、工人代表及一连武装战士走在队伍的最后面。
长长的队伍缓缓地在默默致哀的人群中行进，尽管这种场面在各区每天出现，甚至一天出现多次，但是，人群并未因此而麻木不仁。大部分死者都葬在拉雪兹神甫公墓。因此，队伍要经过巴士底狱广场，绕自由柱一周，所有的人都脱帽致哀，战鼓声咚咚作响。
人民来到这里，告诉1830年7月的先烈们：
“你们的儿子来了！他们参加了战斗，像你们一样，为了孩子们生活得好些而牺牲了。现在他们又和你们在一起了，他们不愧是你们的后代！”
然后，长长的队列进入拉罗盖特街，穿过安托万郊区。
我还记得第四区的第一次葬礼。
这是一个星期天，春光明媚，耀眼的阳光照遍巴黎城，令人对生活充满了强烈的欲望。大街上，人行道上熙熙攘攘地挤满了穿着节日盛装的人群，人们纷纷拥向爱丽舍田园大街。杜伊勒里宫前和协和广场上传来了清晰的枪声，蔚蓝色的天空出现了烟云，这是炮弹和掷弹筒爆炸的烟雾。大自然生机勃勃，空中弥漫着嫩叶的香气。一大群人散布在鲜花盛开的灌木丛中，密密麻麻地盖满了绿色的草坪，一直伸延到工业大厦，其中大多数是身着春装的妇女，她们身上散发着青春和妩媚，她们是欢乐和美好的未来的希望。
远处，一条黑线把爱丽舍田园大街截为两段，这是国民自卫军布置的警戒线，它告诉人们，越过这条线就是死神和残酷的战斗主宰的地方，数以千计的法国人正在那里愤怒地互相厮杀，因为法国有一个城市在梯也尔的高压下奋起反抗，有一部分人虽未能拯救祖国，却想挽救革命，他们拒绝把用德国人的鲜血染红的武器交给与德国人握手言欢的卖国贼，交给一心维护王政的阴谋家。
凡尔赛的炮弹落在离国民自卫军的警戒线几米远的地方，把尘土和死亡的威胁撒在妇孺老弱的脸上，好像某个亲人临终前的丧钟就要在这许许多多手无寸铁的人心中敲响。
在这个春光明媚的节日般的日子里，在这些光辉耀眼而又默默无言的群众的头顶上，只有炮弹刺耳的呼啸声和沉闷的爆炸声。
那天，我们要安葬三位死者。这次葬礼让大家看到了第四军团可怕的实况。三位死者被安放在爱丽舍田园大街工业大厦旁边的救护站里。两点钟，聚集在工业大厦大门前的行列在人流中挤开一条路，开始出发了。只有三个死者，因此，只有三辆灵车，车上的红旗使灵柩在清澈的蓝天下显得轮廓特别清晰。队伍沿着里沃利大街前进，路过杜伊勒里宫、市政厅、七月柱，走上拉罗盖特街，然后进入拉雪兹神甫公墓，那里三个墓穴已经挖好。
第四区的五位公社委员都来给这三位内战中第一批殉难者送葬。队伍所到之处，人们都站立两旁，满怀深情地向三位烈士脱帽致意，历史没有留下他们的名字。
我看到几个妇女偷偷地擦眼泪，她们不是贫苦百姓，贫苦妇女是不会哭的，她们是衣着华丽的少妇，因为，当时几乎整个巴黎对凡尔赛分子渎圣的进攻都深感愤慨。随着我们走进入口稠密的贫民区，人群中迸发出来的愤怒的叫喊和复仇的誓言也越来越多。
我还记得拉罗盖特街上一位贫苦的老年妇女的面容。她那布满皱纹的脸上神情十分严肃，整个面部表情显得刚劲有力。她那焦急不安的目光似乎在寻找什么。突然，她的目光不动了，原来她看到了公社的红色绶带。她脸上的神色改变了，希望和热情使她容光焕发，我从她身边走过时，听到她喃喃地说：
“他们来了！”
与此同时，她那深情的、带着几分慈祥的目光落在了我们身上。那情形就像是她找到了失散多年、期待已久、以为再也见不到面的儿子。
此时此刻，公社宣告成立时我所感觉到的东西——可怕的责任感，又涌上了我的心头。
她怀着纯真、无知的信念，显然相信我们能够拯救革命，这时倘若有人把我们的前景如实地告诉她，肯定会遭到她的白眼。
可怜的妇人！
在长长的整个路程中，有一个家伙没有脱帽。护送队伍中的一位国民自卫军战士不声不响地离开了行列，不动声色地一巴掌把那人的帽子打到水沟里去了。
我还仿佛看到并排放在大墓穴里的三口棺材，前来送花圈的亲戚、朋友和国民自卫军战士们，把鲜花雨点般地掷在棺材上面。
这几位死者得到了特别丰厚的优待，喜爱他们的人知道他们的墓地在哪里，他们是带着必胜的信念死去的。
我再说说另一个葬礼，那是一位炮手的葬礼。
那天，我独自一人来到集合的地方时，看到棺材后面有三个孩子，大孩子也就十岁光景，他们手拉着手；还有一位年轻的寡妇，人们几乎扶不住她，极度的悲痛使她浑身无力，我把她扶上了我乘的马车，因为她已无力跟上送葬的队伍。
这已是将近5月中旬的时候，失败的残酷现实已经变得很明显了。人们已经看到，大量的牺牲已经再也无法挽救巴黎，而只能延长它临终前的痛苦。现在每当我再听到鼓声，看到列队而过的营队时，我就不由得寻思起这些战士的下场来，想到那已为他们安排好的命运，就感到恐怖和绝望。我们已经预感到，死亡已经来到所有这些心中装着革命的战士们的头上。
在这种种激情支配下，我在这个墓前作了一次事先未作准备的讲话，大意是这样的：
“公民们，迄今为止，你们一直在为一种思想的胜利，为了解放和进步的崇高目标而战斗。今天你们了解了你们的对手，你们知道他们心狠手辣，你们战斗也是为了你们自己，为了从反动派的复仇之手中夺回自己的生命，夺回你们妻子、儿女、年迈的父亲的生命。
“你们不要心存幻想，不仅仅是你们的首领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斗争中有掉脑袋的危险。如果敌人胜利了，你们大家都不免一死。请注意，我说的大家不单指那些拿起武器、表现得很坚决的人，不光是他们！凡尔赛恨之入骨的是整个巴黎，是他们可以打败但不能使之麻木不仁的巴黎人民，是可能被捆住手脚，束缚在枷锁之中，但即使遭到失败，也如同身带枷锁那样，仍保持着自由的思想和对压迫者的藐视及仇恨的巴黎人民。对于巴黎人民来说，不可能得到什么宽恕。对于这座城市——现代革命的大脑和臂膀来说，没有什么怜悯，可以指望。他们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击你们，不是因为你们这天或那天做了些什么事情，而是因为你们能够做些什么事情，或者因为你们所想的事情。他们将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官兵地打击你们，因为他们害怕你们每一个人，因为他们知道你们全都是无法贿买的法官，你们都有永不泯灭的良心，你们大家全都犯了思想、希望和愿望的罪。”
六个星期之后，警察重新控制了巴黎，他们对我进行搜捕。一位公民营救并收留了我。在我藏身的地方，他告诉我说，宪兵瓦伦廷接替了比埃特里的职务；有人要求瓦伦廷释放一个没有参与任何事件而被错捕的人，瓦伦廷回答说：
“在公社统治时期留在巴黎未走，单单这件事实本身就构成犯罪。所有留在巴黎的人都有罪，如果此事要我来处理，那么，所有的人都要受惩罚。”[7]
宪兵瓦伦廷说对了。
当我在墓地上讲话的时候，我听到背后有人抽泣。
我讲完话，一个满脸洄痕的年轻人走上前来，伸出手来说道：
“我发誓为你报仇！”
这是死者的哥哥。
我不打算描述国民自卫军在敌人面前的战斗姿态。在整个公社时期，我只是间接地参加了真正的战斗，而这次战斗的规模远不如第一次围城期间那么大。同样紧急、同样重要的任务把我留在巴黎市内，不是在公社，就是在我那个区里。因此，我想讲、而且应该讲的只是城墙内发生的一切。至于城墙外所发生的事情，别的人已经讲到一些了。
我只讲几件我认为具有特点的小事。
正如我所讲过的那样，今天也没有人敢否认，巴黎从来没有这样安宁过。在物质方面也没有这样稳定过。既没有警察局，也没有司法机关，既没有宪兵，也没有法官！没有发生一起违法事件！除了区公所、各部、市政厅门口的岗哨以外，大街小巷，近郊区和远郊区，都看不到军人。但是，每个公民都武装起来了，都在卫护自己和别人的安全。
我相信，从来没有一个政府像设在市政厅的公社那样受到守护。人民的关怀全都倾注在那里。不管是什么性质的意外事件都不可能发生。在这方面，我曾多次看到，当国民自卫军明白了命令的重要性时，他们总是不折不扣地、机智地、一丝不苟地执行。我还看到，公社战士多么忠心耿耿，他们刻苦耐劳，毫无怨言，毫不松懈地积极进行监视。
因为阴谋、背叛和袭击总是可能发生的，所以一到晚上十点钟，市政厅周围就禁止通行。没有口令的人谁也不准进出市政厅。
佩带公社委员的绶章，或出示通行证，统统无效。
“人人都可以弄一个绶章，或者偷一个通行证。”哨兵这样回答。
我从来没有发现一个哨兵在这方面出差错，警卫队每天都更换。我特别记得一个夜晚，天很冷，瓢泼大雨下了好几个小时，这是那种糟透了的天气。街道上空空荡荡，看不到一个哨兵。我以为哨兵怕冷，周围空旷无人的景象使他们放心了，因而放松了平日的警戒，认为那是多此一举了。当时已是凌晨两点，我从社会拯救委员会出来，往前走着，以为不会有人来管我。我大错而特错了！每隔十步远就有一个黑影从门道里，从墙根底下，从店铺的橱窗下闪出来，向我喊道：“口令！”没有一个人擅离岗位！纪律最严的部队也不可能达到这样完美的地步。
受到人民的守护，就万无一失！
我再讲最后一件事情，就可结束对巴黎这方面的描述了。
那也是一个夜晚。不到八天之后发生的灾难此时已向我们袭来。白天发生的事情非常残酷。送葬的队伍从四面八方穿城而过，安葬的死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我们失去了许多人。从前沿阵地撤下来的营队伤亡惨重。希望已经开始从大家的心中消逝。孤军奋战的巴黎，力量不断削弱，感到最后关头已经到来，人们以最后决一死战的毅力和决心战斗着。凡尔赛分子继续向前挖掘壕沟，离城墙只有几米远了。火力包围圈逐渐缩小，甚至在市中心也传来了越来越清晰的爆炸声。炮弹的落点向首都中心伸延，眼看就打到市中心了。
那天夜里，我很晚才回到家里，我和衣在床上躺了片刻。那时我住在里沃利街巴士底狱广场的角上。我刚打了一会儿盹，从街上传来的嘈杂的人声和一支人数众多的队伍的脚步声把我突然惊醒。我从床上跳下来，打开窗户，冲到阳台上。
当时是凌晨二、三点钟。夜晚美极了，明净的夜空布满了尾辰，向前方远处望去，越过文森火车站的顶端，可以看到两个堡垒被击中时腾起的烟尘。两三道巨大的闪光一下紧接一下地把天际染红，然后变成火蛇，划破天空，最后化作火球坠落在两个不同的地点，猛烈的炮火表明这两个堡垒的形势危急。一会儿，爆炸声震动了我的窗户上的玻璃，在街道上回响。我俯身向右边望去，爱丽舍田园大街那边，杜伊勒里宫后面的天空更加可怕。在那里，厚厚的烟雾遮断了蓝天，接二连三的闪光混成一片，浓厚的大气中火光熊熊。弹片有节奏地响着，发出可怕的、沉闷的噼噼啪啪声。这声音时而被大炮的轰呜打断——敌人使用了在与普鲁士人作战时未曾使用过的远射程大炮，给巴黎市中心带来了死亡。
这情形就像是一场可怕的风暴袭击了巴黎的一角。这种飓风有时在盛夏酷暑过后，橫扫乡间，所经之处房倒屋塌，一片凄凉。一点不错，正是一场飓风，一场钢铁和石油的飓风，一场由不共戴天的代表过去的那些人刮起的杀人的飓风，这场飓风要掀起巨石，把未来压在底下。那天晚上，与这些闪闪的火光，与这些报丧似的响声遥相呼应的，还有奥诺雷郊区高地上的一座被燃烧弹击中起火，的房屋发出的暗淡的火光。
我低头向我的脚下张望，公社的三个营列队从房前走过，是他们的脚步声把我从梦寐之中惊醒的。除了这些人以外，空荡荡的街上，没有一个人。他们向爱丽舍园大街走去，毫无疑问是前往纳伊门的，他们看到了前面即将吞噬他们的烈火升腾而起，壮丽而恐怖。他们从血红的天空中就能看到，火已经用斗大的字母写出了他们的归宿。那里没有任何人向他们投以鼓励的目光，没有人群欢送他们，没有人在那里激起他们内心那种足以唤起他们的勇气的自尊心。他们前去完成义务，在这充满不祥的威胁和耀眼的恐怖之夜，他们独自行进，唯一的伙伴，唯一能使他们振奋的——就是这个义务！
我看着他们。挎着背囊，身穿大衣，束着腰带，扛着枪，他们边着有节奏的步伐，坚定而刚毅地行进着，队伍稍稍有点乱，因为他们知道没有人看见他们，因为在这场许多人将要一去不复返的战斗之前，他们放任自己在这最后一刻松弛一下。
这些战士一边走，一边唱着歌，为了不吵醒那沉睡的城市，声音很低。这是一首威武和讥讽参半的歌曲，是那种每天在巴黎涌现的群众歌曲，欢快的旋律中透出愤怒，讽刺中掺杂着威胁。
谁能看见他们？谁能听到他们唱歌？他们只不过展现了本性和坚定的信仰在他们身上造就的气质。也许谁都不知道，那天夜里，几百个巴黎人以崇高的心境，嘴角上挂着微笑，走向捐躯的沙场。
我的目光跟随着他们，直到他们消逝在远处。接着我就听到了炮声，于是我数起了闪光。
公社时期的巴黎是一幅人民的高尚美德、革命热情、纯真、欢乐以及幻想的画卷。巴黎人民只有在屠刀之下，才会变得阴郁可怕。当每个人都在尸体垒成的工事后面作战的时候——他们作战不再是为了胜利，不再是为了拯救自由或生命，而是为了替自己和死去的亲人报仇。在临死前的最后挣扎中，革命伸出理智已无法指挥的那双有力的手，把周围那些畅饮着鲜血的刽子手和杀人犯拖进它自己感到正在沉没于其中的那个深渊。公社时期的这样一个巴黎，完全可以写成一本厚厚的书，一本可歌可泣的书。
写这本充满热泪和微笑，充满愤怒和善良的书的作者，如果他善于观察、善于感觉，如果他的心曾和巴黎的心一起跳动，如果他的思想与这些斗争、希望、忠诚和毁灭的日子完全合拍，那么，他将要完成的不仅是一部万古流传的作品、而且是做了一件好事。
我就不再多讲了。我只是在一瞬间零零星星地看到了一些事实。我得到了一些印象，我努力写下了其中的一、二件。
因为，其它任务还在等待着我去完成。
但是，在我搁笔不再描述巴黎之前，我不能不谈谈共济会员们的游行。
与公社宣告成立的那一天一样，共济会员的游行也是整个革命这出戏中最辉煌的一天。可以说，后者拉上了这场革命的大幕，就像前者拉开了这场革命的大幕一样。当天空中四面八方聚集起来的厚厚的云层连成一片，像一整块裹尸布将要覆盖在受惊的大自然之上时，这次游行恰像是钻进阴云前的最后一丝阳光。
那天中午，光辉灿烂的阳光洒遍巴黎城。在市政厅广场上聚集着一万名共济会员，他们佩戴着徽章，举着镶着金银边和丝绸的旗帜，鲜艳夺目，五彩缤纷。如果在平时，这些徽章可能显得幼稚，会使人想起过去几个世纪的风尚和神秘色彩而感到不快，然而，这一天它们却显得威武雄壮，令人震惊不已。大师傅们都来了，站在第一排，他们几乎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一个代表团走进以路易十四命名的内院。这个内院有一个玻璃顶棚，周围有一条支撑在红玫石柱上的围廊，院子深处有两部白色大理石楼梯，栏杆是金色的，高处有一个平台。全体公社成员带着红色绶章聚集在这个楼梯上。一面色彩绚丽的大红旗在他们头上飘扬。
公民特里福克是一位心胸开阔有才于的人，是当时在场的共济会员中资格最老、最积极、最忠实的人物之一。他在讲话中宣布，共济会归附巴黎公社。但是，共济会为了阻止流血还要和凡尔赛政府进行最后一次交涉。因为这是共济会义不容辞的责任。
特里福克兄弟接着说：“如果这次交涉失败了，如果有一颗炮弹，一块弹片撕破了我们和平和友爱的旗帜，那么，我们起誓，我们这里所有的人，立即放弃寻求和平和友爱的使命，拿起武器，充当主持正义的战士，戴着共济会的标志，走在各营队之前开赴火线。而今天，我们要把我们的旗帜插到堡垒上。插到所有受到炮轰的地方，然后向凡尔赛进军，让他们听到人道和理性的呼声。”
巴黎公社委员贝雷公民，这位公社和巴黎共济会中年事最高的长者，激动地向特里福克兄弟回答了几句话。费利克斯·皮阿也发言解释说，公社的全体委员都想同共济会员一道奔赴前线，但是，还有其它任务要完成，而任何一位委员又都不愿意主动放弃奔赴前线这个充满危险的荣誉，所以不得不抽签决定谁去前线。
中签者当中有费利克斯·皮阿，他为此感到庆幸。
特里福克兄弟拿着一面白旗，上面写着几个金色的字：
“互相友爱！”
贝雷公民以公社的名义接过这面白旗，特里福克兄弟则以共济会员的名义接受了一面人民的红旗。
这时，开始列队行进，在两位分别举着和平的白旗和革命的红旗的老人后面，跟随着一万名共济会员，每个组都举着自己的旗帜。长长的队伍穿过激动的人群，在上千次“公社万岁”的欢呼声中走上里沃利大街，向巴士底狱广场上的圆柱致敬后，穿过林荫道和奥诺雷郊区，来到堡垒上。在那里，遵守自己诺言的弟兄们把他们的和平旗帜插在惊呆了的敌人面前。
一个代表团一直来到凡尔赛，特里福克兄弟见到了梯也尔，同他谈了话，梯也尔这个行将入土的老头，在另一个老人特里福克面前表现得十分冷酷无情，特里福克的满头银发理应使梯也尔受到感动，理应使他想到，他用以威胁全体人民的死亡，也快要降临到他自己身上了。
梯也尔冷冷地回答说，巴黎必须无条件投降，他一定要惩罚罪犯。
这一天是巴黎人民存有希望和幻想的最后一天。
走在这个长长行列之中的，是一些安分守己、受世人尊敬和公认的正直的人，他们是商人和有地位的人，谁也不能把他们诬蔑为一群乌合之众，指责他们抱有卑贱的贪梦和丑恶的欲望。当巴黎人看到这支队伍时，刹那间闪过了一个念头：也许凡尔赛的决心会在这支队伍前面动摇，也许会认识到它所要对付的不再是一次造反，而是一场伟大的、真正的革命。
我已经讲过，凡尔赛对此是毫不在乎的，或者说这只能使凡尔赛更加恼恨巴黎。
巴黎人还以为，这次共济会声势浩大的游行会推动外省，使外省人擦亮眼睛。他们以为，全法国的共济会人数很多，都会揭竿而起，也会采取类似的步骤或者鼓动各大城市的人民。
结果完全不是这样，也不可能是这样。
共济会长期以来已是有名无实、仅靠它的过去而存在的一个团体，只是对过去的一种回忆而已。会员在那里受到接待，就像在客厅里一样，此外便没有其它重要性和意义了。团结一致，尤其是政治上的团结一致，在会员中再也不存在了。
下令向共济会会旗射击的军官当中，就有共济会员。
归附公社是共济会最后一个有生命力的举动。共济会要采取行动的那天，恰恰暴露了它的无能。它想活下去的那天恰恰证明它已不复存在。
不要替它惋惜了！
它已经死去，它在人民的怀抱中死去。它和巴黎一起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它临终前的痛苦同跌倒在地、但还将爬起来的革命的喘息混合在一起。
共济会虽然不存在了，但是它曾想与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人民始终活着，它在这庄严的时刻所表明的思想是永存的。它对公社做出的贡献证实了公社的意义。如果有人想要一笔写出3月18日的意义和影响，如果有人想如实地说明公社运动，那么，只要让人看看这两面联合在一起，迎着凡尔赛分子的炮弹前进，并一齐被得胜的反动派撕碎和践踏的旗帜就够了，一面是人民的红旗，另一面是共济会的白旗。一面旗子上写着：
另一面旗子上写着：
互相友爱！
[1] 我说错了，发生过几起偷窃事件，那是解除武装后由公社供养的正规军士兵干的。我曾下令抓了一两个。
[2] 指1830年7月革命，1831年和1834年的里昂工人起义和1848年的2月革命。——译者
[3] 在我写了这几行字以后，他们当中有一个名叫杜巴克的工人，年纪轻轻就在流亡中死于伦敦。自从9月4日我们在第四区区政府第一次见面以后，就一直没有分开。他的死，使革命少了一位优秀战士，使我失去了一位朋友。
[4] 这些威胁并非虚张声势，因为在凡尔赛分子进入巴黎之后，警察局在几天内收到的三十万份揭发材料中，无疑有不少出自房产主之手，他们控告因搬家而从公社法令中得到了好处的房客。
[5] 5月22日公社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死刑从5月23日才开始执行。在此后的一个星期里，还能出席会议的公社委员都忙于处理战争之事，没有再过问行政。
[6] 1851年12月波拿巴发动政变后，大量屠杀左翼共和派，镇压巴黎和外省的反抗运动。——译者
[7] 我保证这段话是一字未改的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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